《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是道的物质载体，道是器的精神属性，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现象。茶文化也是如此，在人们采茶、制茶、运茶、储茶、饮茶等物质活动与其中蕴含的精神文化相互作用下，经历了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为后人留下了各种实物资料，也形成了丰富的典籍文献。
茶器具始终伴随着茶文化的发展而演进。茶文化的考古遗存和传世实物中，有相当一部分为茶器具。茶文献中也有很多涉及茶器具的典籍史料。
茶器具始终伴随着茶文化的发展而演进。茶文化的考古遗存和传世实物中，有相当一部分为茶器具。茶文献中也有很多涉及茶器具的典籍史料。我们提及茶文献，一般认为是各类茶书(目前收录茶书最多的为《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共114种，其中一些实为茶文，不足以成书)，对于凡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的茶文、茶诗词的搜辑，也形成了一些成果(目前收录较多的为《中国茶典》，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这为我们搜辑茶器具文献，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基本资料。
茶器具因人们采茶、制茶、运茶、储茶、饮茶的需要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成为高雅艺术品和世俗生活用品的结合体，在中华民族物质和精神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与文化紧密相联，又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物品，兼具了道与器的性格。同时，茶器具因人们不断变化的需求而不断发展，每个时期的茶具呈现出鲜明的个性。我们透过茶器具，可以了解每个时期的茶文化特性，窥见当时社会的文化、思想、风俗、习惯。历史上的茶器具，形态各异、品种丰富，我们既可以通过相关文献的记载了解其发展的历史，也需要借助传世藏品、考古发现获知其形制、用途、特性等信息。当然，作为一种主要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茶器具中还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艺术内容。历史上每个时代遗留下的茶具都能使人窥见当时的社会文化。
早在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茶就开始被作为药用、祭品，并且开始转为饮用。但当时茶食不分，茶、酒、食器往往一器多用，并没有形成专门的茶器具。到了汉代(前206—前220)，饮茶风气已十分普遍，茶已开始成为商品。文献关于饮茶的记载，见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王褒的《僮约》，其中的“烹茶尽具”“武阳买荼”，说明“荼(茶)”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饮食之一，饮茶已开始在社会中上阶层流行。但此时茶器具仍未从食器中分离出来。魏晋南北朝时，茶器具依然借用炊、煮、饮器。随着饮茶推广和人们对茶的认识的深入，到了六朝时期，专门化的茶具从食具、酒器中独立了出来，且种类大大增加。但此时相关文献中关于茶器具的记载仍然较少。
隋唐时期茶具的品种更多，较之前更为完善，就陆羽《茶经》所列，就有28种。以陶瓷茶具为主，同时贵族、富家也出现了金、银、铜、锡等金属茶具。由于各地风尚不同，唐朝社会生活中使用的茶具远比《茶经》所载复杂，这从法门寺等出土的相关文物及唐诗的记载可以看出来。据《茶经》记载，这一时期的饮茶之法已十分强调茶、器、水的选择以及烹煮的技巧讲究，不断精细化，已经从解决口渴之需发展成为更高层面的品茶文化。文人雅士甚至借“具”之美来烘托“茗”之佳，而“类玉”“似冰”的越窑青瓷茶碗与茶汤相得益彰，从而受到人们的喜爱。而随着饮茶方式由煎茶向点茶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器具，比如偏提和茶托子的出现。这一变化也成为唐代文人吟诵的重要题材。
宋代，随着制茶和饮法的改变，加上这时斗茶、品茶的风尚，使这一阶段的茶具也产生了若干显著变化。首先，宋代茶器具与唐代相比，数量更加精简，形制更加小巧。其次，因为斗茶的需要，黑釉茶盏在宋人饮茶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再次，宋朝出现了许多论述茶具的著作，以蔡襄的《茶录》、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及南宋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最为著名。
元代茶器具相关记载较少，但我们可以通过诗词、书画等零星的记载与考古发现找到一些有关元代饮茶与茶具的信息。元代既有采用点茶法饮茶的，也有采用沸水直接冲泡饮用的，这可以从元人的诗作和相关考古发现中找到依据。饮茶方法的过渡性直接影响了元代茶器具。
明代茶器具出现了一些重大改进，比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罢造龙团”，促进了散茶的改进与流行。由于皇帝的倡导，明代饮茶即以冲泡为正宗，并沿用至今。可以说随着饮茶方法的改变，人们在饮茶观念、审美取向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斗茶已经基本绝迹，因此黑盏自然就不再符合时代的要求，白色茶盏再一次流行，江西景德镇的白瓷茶具广受欢迎，并逐渐发展成为当时全国的制瓷中心。总体上来说，明代的茶器具比较简便，但明人高濂《遵生八笼》中，列举了16件，另有总贮茶器具7件，合计23件。有学者认为，这是明代文人在现实抱负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借茶器具表达清节励志的一种方式。茶壶、茶杯是壶泡法中最重要的器具，因此紫砂壶艺应运而起，发展为一门极富艺术性的陶艺产业。另外就是明代茶具在盏上加盖，一盏、一托、一盖的三合一茶盏成为明代茶具的基本格式。清代随着茶的品种不断增加，饮茶方式在前代基础上更加完善和讲究，但茶器具的类型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近代以后，随着茶业的发展以及工业和技术的进步，茶器具也不断改进，乃至出现了机械化，如为适应长途运输的篦、箱和精密的揉茶具、焙茶具，等等。
茶器具因人们采茶、制茶、运茶、储茶、饮茶的需要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成为高雅艺术品和世俗生活用品的结合体，在中华民族物质和精神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上通过对茶文化与茶器具发展史的简要回顾，主要还是想说明，茶文化与茶器具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关于茶文化与茶器具关系的探究，相关文献记载、传世文物、考古遗存等都是我们要关注的重要资料。这些方面前人已经有很多成果，但对文献的搜辑仍有一些扩展空间。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凡经、史、子、集中涉及的茶器具文献以及成果尽可能搜辑完备，并进行合理编排，不仅可以使读者更为全面的了解茶器具的相关知识，更可以更为充分的领略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凡经、史、子、集中涉及的茶器具文献以及成果尽可能搜辑完备，并进行合理编排，不仅可以使读者更为全面的了解茶器具的相关知识，更可以更为充分的领略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因此，本书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在前人整理茶书，陶瓷、紫砂等文献的基础上，对茶器具文献尽可能多地搜辑，其中时代较早的是西晋左思：《娇女诗》应该说是目前较为充分的。第二，茶文献的数量丰富，但存在改编因袭的问题。我们在搜集过程中注意到此问题，对明清文献中转录唐宋典籍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尽量使之有合理的安排。第三，茶器具文献有一个特点，就是内容驳杂，往往一段之中包含多个器具。我们在对茶器具文献进行分别、归类的过程中，充分借鉴古代类书(如《白孔六帖》《渊鉴类函》《古今图书集成》等)对茶文献的分类方式以及当代类书整理(《中华大典》“工业典”“艺术典”)的成果，对茶器具文献进行初步分类，使之成为一部可以翻检的茶器具文献工具书。虽然这些分类仍稍显粗疏，但也可以使读者概览历代茶器具文献的情况以及特点。第四，在搜辑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文献内容已经被相关研究成果所引用、研究，这一方面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指引，同时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有一些新的发现。第五，新中国成立以后，学界对于茶历史、考古、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本书第四章内容即是关于茶器具的著作、论文、考古资料等。我们搜集的信息基本按时间排序，可以使读者既能有所借鉴，同时也能了解学术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第六，茶器具文献相对于其他典籍来说，往往比较零散。这不仅表现在茶器具文献往往为只言片语，而且不成体系。但从另外一个长时段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有一些发现。如虽然明清时期的饮茶方式和茶器具相对于唐宋显得更为简化，但明清时期的茶书数量较之唐宋增加不少。据学者统计，现在初步确认的茶书为188种，其中完整的茶书96种，辑佚28种，佚书书目64种。其中，唐和五代为16种，宋元47种，明代79种，清代42种，另有明清间未定朝代4种。但从茶诗词方面来看，本书对唐宋元明清茶诗词的整理说明，唐宋时期涉及茶器具的诗词数量又远远多于明清时期。这也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有趣现象。
(本文摘自《中华茶器具通鉴》第二卷《茶器具古今文献及论著概览》之前言。)
明 时大彬 雕漆四方执壶
明朝万历年间，一代紫砂大师时大彬开宜兴紫砂壶艺之先河，将工艺装饰运用于紫砂壶，使紫砂壶在实用的同时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继而进入宫廷得到皇家青睐。故宫现藏有四百多件紫砂藏品，皆是皇家御用紫砂器，件件华美精巧，端庄大气！
清乾隆 御制紫砂描金山水诗文圆壶
故宫藏太湖石钮三叉提梁
“宫廷紫砂”这个名词，
最先由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学者提出，特指皇帝御用的高档而又精美的紫砂器。其来源有两种渠道，一是由宫廷造办处出样在宜兴定制；二是由宜兴地方官员向宫廷进献。皇家御用之紫砂器选料严格，工艺精湛，在造型与装饰上更是体现了皇家审美情趣，雍容尊崇，极富气象。
故宫藏太湖石钮三叉提梁 段泥款
明代宫廷紫砂
根据现有的清宫旧藏实物推断，紫砂进入宫廷的时间最迟不晚于明万历年间，但当时进入宫廷的紫砂都经过了“包装”处理。
明 时大彬款紫砂漆包壶
一种是以紫砂为胎，外饰雕漆；另一种是以紫砂为胎，里外挂釉，明中叶宜兴更盛行生产此种产品。其釉色乳浊而富于变幻，与宋代河南钧窑窑变釉有某些相似之处，明人称之为“宜钧”。
高档次的宜钧制品能够达到宫廷御用的标准，皇家便将宜均用作文房陈设瓷。
明 吴经提梁壶 南京市中华门外大定坊马家山吴经墓出土
明 宜兴窑紫砂雕漆提梁壶 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康雍乾时期宫廷紫砂
清代宜兴紫砂受到皇家的重视，清初的紫砂精品较明代有了质的飞跃，泥质细腻，色泽温润，完全脱离了粗糙的土砂气。
宜兴紫砂进贡内廷，备受帝王和宫廷人员的青睐，一时间成为风靡宫廷的艺术品。不仅如此，宜兴紫砂器独特的造型艺术，也在影响着帝王的审美情趣。于是乎，许多紫砂器物的造型甚至成了官窑瓷器的祖本。
· 康熙喜欢的紫砂壶：紫砂胎上画珐琅
清康熙 紫砂胎珐琅五彩花卉茶壶
康熙初年，西洋传教士带来“画珐琅及珐琅物品”，引起皇帝的极大兴趣。康熙命造办处仿欧洲花纹作珐琅装饰，试于金、银、玻璃、锡及紫砂胎上画珐琅。
宜兴胎珐琅彩的制作过程是：由宫中造办处出样图，派专人送到宜兴烧好素胎后呈进宫廷，造办处珐琅作再根据御用画家的画稿画珐琅彩，然后用小炉窑烘烤而成。
清康熙 紫砂胎珐琅彩万寿长春海棠式茶壶
此种紫砂壶的烧制，将珐琅融入了紫砂制壶工艺，大大增强了紫砂壶的艺术性，令其拥有了和瓷器一样色彩魅力，色泽单一的紫砂壶从此也能开出美艳的花朵。
故以真正的宫廷紫砂是以康熙时宫中创烧成功的“康熙御制”款紫砂胎珐琅彩为开端，其代表了康熙朝紫砂制作的最高水平，色彩艳丽，制作精良。
胎画珐琅四季花卉方壶
紫泥彩绘花鸟图笠帽大壶
· 雍正喜欢的紫砂壶：本色泥绘最古雅
雍正皇帝的艺术品位极高且喜好茗饮，他特别欣赏宜兴紫砂壶造型的美妙和其泥质的天然肌理之美，崇尚紫砂固有的古雅质感且讲究材料的配制。
这一时期的宫中紫砂器即使有花纹也是本色泥绘，画面隐约凸起，有如绢画般柔滑爽利。
清雍正 柿蒂起花扁壶
故宫藏品中有许多紫砂壶、茶叶罐、水盂等器物，既不像康熙朝紫砂器那样厚重端庄，又有别于乾隆朝紫砂器的繁缛富丽，体现了雍正朝器物优美灵秀的时代风尚。
宜兴紫砂菊瓣茶壶
霁红釉瓷胎菊瓣茶壶
雍正端把壶
五彩堆泥绘礼佛壶
· 乾隆喜欢的紫砂器：装饰手法最丰富
在所有的宫廷紫砂器中，乾隆紫砂器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不仅形式多样，装饰手法也丰富多彩。这一时期在紫砂器上已能熟练地运用堆绘、描金、上漆、彩画、刻、剔等工艺，集诗、书、画、印为一体，色彩艳丽，制作精良，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
清乾隆 紫泥金彩山水诗文壶
乾隆帝的嗜茶习惯更增添了他对紫砂器的喜好，零星的进呈已满足不了实际的需要，因此宫廷开始向宜兴定烧茶具，同时烧制文房用具、花盆、鱼缸等。
这些宫中使用的宜兴茶具都是成套或成对地烧制，当中一些是先在宜兴烧内胎，然后进呈宫廷由造办处进行再加工，如上漆、描金、彩画、书款等。
清乾隆 黑漆描金菊花图紫砂胎茶壶
此外，紫砂胎粉彩描金器物，如紫砂绿地描金瓜棱壶则呈现出比官窑粉彩瓷器更加强烈的装饰效果，存放于养心殿内，是乾隆皇帝最喜爱的御用品之一。
清乾隆 紫砂绿地描金瓜棱壶
清中后期的宫廷紫砂
清乾隆以后，国力日衰，宜兴窑宫廷紫砂的制作大不如前，简单实用替代了精美典雅的风格，但仍然保持着不同于民间紫砂的特殊地位。
清嘉庆 飞鸿延年壶
· 嘉庆、咸丰时期：扁圆、提梁者居多
壶形偏小，以扁圆、提梁、圆形刻花者居多，此时名家款壶较多地进入宫廷，以弥补皇家使用的不足。
道光、咸丰年带有“行有恒堂”款的紫砂茗壶都是由朝廷统一设计，统一出样，派人到宜兴专门定制的。
· 同治、光绪时期：喜爱秀巧形式
同治、光绪时期带款的器物较多地带有“客斋”款，喜作各种秀巧的形制，变换各种不同的泥色。
“客斋”是金石家吴大澂的号，他与当时的制壶名手俞国良、黄玉麟合作，选出精品进呈宫廷。
清光绪 黄玉麟觚棱壶
· 宣统：最后带有帝王年号款的紫砂壶
宣统年款的茗壶不少，这是酷爱紫砂艺术的端方于宣统年出任大臣之时亲自指导设计的，底款均为单长方框内竖排篆书款“宣统元年正月元日”，盖内均钤两方椭圆形篆书印章，气孔左边为“匋斋”，气孔右边为“宝华庵制”。
清宣统 紫砂犁形壶
这批小型茶壶质光色美，光素无纹，突出砂质泥色的天然肌理，此为清末制作的最后一批带有帝王年号款的紫砂茗壶。
皇家御用紫砂和民间壶有很大不同，民间壶一般小巧精致，而皇帝御用紫砂壶器型更大气而端庄，是权力、正气与霸气的体现，可谓不同反响！而且件件不惜工本，盖世超群，就砂质的精炼和工艺手法以及技巧装饰上看，都是顶级之作，绝非一般“文人壶”、“民间壶”所能比。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茶道慢慢在我国复兴，我们在挑选茶壶的时候，一般都首选紫砂壶，紫砂良好的透气性加之综合的泡茶表现使得它成为茶器之王。看了这些皇上的爱壶，是否打开了您对于紫砂壶的新审美视觉呢？相信新一年打点的茶桌好物上，又有新灵感了吧！
来源： 茶道传媒
文丨宋时磊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文化的发源地。茶叶之所以能够从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与咖啡、可可相并列的最受欢迎的三大无酒精饮料，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符号象征，离不开长江的滋养。长江与茶叶相伴相随，茶文化是长江文明中璀璨的“绿色明珠”，长江和茶文化丰富了世界文明样态。时至今日，长江流域的茶文化仍有蓬勃生命力。
一、南方嘉木：长江流域的茶叶经济地理
茶是山茶科山茶属植物，其生长需要一定的自然条件。一般认为，经济栽培茶树的地理环境不能过于寒冷，年平均气温要在13℃以上;雨水应充足，年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上;土质以酸性土壤为宜，唐代陆羽《茶经》认为以烂石(风化土壤)、栎壤(砂粒多、粘性小，有机质和矿物质丰富，透水和透气性好的土壤)为上，黄土最下;空气要湿润，相对湿度80%-90%最适宜;风速不能过大，光照不能太强烈，以较多的漫射光为宜，即《茶经》所言“阳崖阴林”;海拔要适中，宜多山、多云雾。
在中国版图之上，同时具备这些气候条件的地区，非长江流域莫属。长江流域以北纬30度为横贯中轴，大部分地区属副热带季风区，热量资源丰富，四季较为分明，春季万物萌发，最适宜采茶，夏秋也可采，这就确保了采摘周期和产量。地势以山地、盆地、峡川、平原为主，交错起伏，小气候较多;有蒙顶山、巫山、巴山、峨眉山、大别山、霍山、天柱山、天目山等名山，这些山区既适合茶叶生产，又在儒释道各家中享受特殊地位，实现山、茶、人的精神文化融合。长江流域的另一特点是面积大，干支流遍及19个省市区，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8.8%，容易形成茶叶经济带，产生聚集效应。
▲多云雾的产茶山区(宋时磊摄于湖北恩施市)
长江最裨益茶叶的是水。首先是降水，长江流域雨量充足、丰沛，这给茶叶生长提供了足够的水源，确保了茶叶湿润的生长环境。其次是水运，长江有岷江、赤水、沱江、嘉陵江、乌江、清江、汉江、湘江、沅江、赣江等众多支流，流域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的支流有49条，丰富的支流和水系给航运带来了便利，茶叶从茶山取水路以经济便利的方式运输到干流上的重庆、宜昌、武汉、九江、上海等大商埠交易。早在唐代人们就借助长江水系运茶，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言：“或乘负，或肩荷，或小辙，而陆也如此。纵有多市，必将大川，必先以轻舟寡载，就其巨蝗。”水运促进了商品和商人的群体流动，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三是水质，“水为茶之母”，长江给茶叶品饮提供了优质用水，唐代张又新《煎茶水记》出笼了两个天下之水的“排行榜”(一为刘伯刍版、一为陆羽版)，陆羽所列举的20种水，分布在长江流域的有15种。
借助长江，茶叶实现了物种的扩散和文化的传播，上演了一部“东游记”。茶树原产于中国西南，但因地处边陲，交通和人员往来有限，不为外界所知。自秦惠王兼并巴蜀后，这一带的饮茶习俗开始向外传播，顾炎武在《日知录》云：“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茶叶有两种传播方式。一是自然扩散，即通过雨水冲刷、河流漂流、鸟兽携带等，茶树种子可以从原产地云南传播到很远地方。二是人为传播，即茶树或茶籽通过人口的迁移被带到了新的生长地。这两种扩散方式，有不同的路线，其中较为主要的是从云南经四川、重庆、湖北、安徽到江苏、浙江，或者是从云南经贵州、湖南、江西、福建到台湾。两条传播路线都不同程度地借助长江水系的力量传播，从西向东传播。
茶叶的栽培和种植经历了从野生到人工的驯化过程，最早开始这项工作的或许是西南一带的边民，但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唐代在长江流域劳动的人民。晋代诗人杜育《荈赋》描绘，茶叶成片野生于山岗和山谷之中，“灵山唯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太平御览》引《续搜神记》，称晋时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采茗，王浮《神异记》也有“山中有大茗”的记载。可见，晋代长江中下游地区野生茶树比较常见，甚至不乏大茶树。即便到唐代，陆羽还指出在巴山峡川之中，有两人合抱的大茶树。到中唐时期，在人们的观念中，野生茶品质最高，茶园种植的茶要次之，这反映出一个问题：唐代人工茶园数量在增加，产量在提升，故野生茶物以稀为贵。根据文献资料判断，中晚唐时期唐代出现了众多茶园，类型包括官办茶园、寺庙茶园、私人茶园、小农茶园等，茶树也从数十尺的高大乔木被培育成一尺两尺的低矮灌木。这说明人类对茶叶的认识和驯化能力有了实质性提升，也反映出唐代茶叶消费不断扩大的社会现实，采摘野生茶的原始生产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于新型饮品日益扩大的需求。据万美辰等统计，唐代长江上游地区共66个州，其中有25个州及南诏地区产茶，共计60种茶;唐代长江中游地区共43个州，其中有27个州产茶，共计42种茶;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共28个州，其中有20个州产茶，共计47种茶。这大致可反映出茶叶沿着长江自上游向下游、自西向东的传播轨迹。
茶是“南方之嘉木”，是长江流域这片钟灵毓秀土地所奉献的绿色饮品。
二、绿色黄金：技术、器具和贸易
长江流域的劳动人民以茶为业，开山辟园，种茶、制茶、运茶、贩茶、饮茶，从生产到消费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衍生出了一套技术手段和管理制度。
茶叶本是一片普通的树叶，是中国人发现了其对人类身心健康的莫大价值，走上加工利用之路。从树叶到茶，需要一定的技术和工艺。魏晋南北朝时期，茶叶的加工方式比较原始，主要是制成茶饼或者混煮羹饮，并未有一套成熟的加工技术。这种方法处理的茶叶有着浓重的青草味，茶本身的香味并没有得到挖掘。唐代，长江流域的茶农创造出锅釜蒸汽杀青、拍压成饼的工艺，陆羽将其总结为“七经目”——采、蒸、捣、拍、焙、穿、藏。宋代延续了唐代的蒸青工艺并有所发展：北宋时期变饼为片，皇室崇尚蒸青片茶;南宋时期变片为散，开始流行蒸青散茶。明初罢造团茶，化繁为简，人民群众更注重追求茶叶的自然本真之味，元代初步兴起的炒青绿茶变得盛行。杀青工艺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已经掌握了控制发酵程度的奥秘，从蒸汽或锅炒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杀青工艺的提升：进一步降低青草气，激发和提升了茶叶内在香气。
明代后期，在绿茶杀青的基础上，安徽霍山的茶农发现增加闷黄工艺可出现“黄叶黄汤”的品质，创制出了黄茶(许次纾《茶疏》)。16世纪末期，又出现渥堆的后发酵工艺，创制出黑茶;人们又发现茶叶不杀青，先萎凋发酵，再后期处理还可以创制出不同的茶叶类型，于是在16世纪末期出现了黑茶，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出现了红茶，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了白茶和乌龙茶。新的茶类的纷纷创制，既说明长江流域劳动人民茶叶加工技术在不断进步，同时也不断丰富和满足着人民群众对丰富口感的需求。
加工茶叶需要一定的工具。蒸青工艺的七个环节，会用到采茶、蒸茶、捣茶、成型、焙茶、穿茶、藏茶等19种工具。宋代有所简化，常见的有甑、榨、布帛、竹皮、柯、盆、磨、棬模、笪等9种制茶工具。这些制茶工具多从长江流域盛产的竹、木等中取材。除了生产工具，茶叶的消费过程中还要用到“器”，即品饮茶叶的茶器(宋代后茶具和茶器已不严格区分)。唐代盛行煎茶饮法，在取水、炙茶、碾茶、罗茶、取火、烹煮等环节，要用到陆羽记录的“二十四器”。宋代盛行点茶之法，审安老人在《茶具图赞》中用白描手法绘出十二件茶器图形，称之为“十二先生”。明清以后，壶泡法流行，白瓷茶瓯、紫砂壶使用广泛。尽管品饮茶叶的器具互有出入，但都要用到茶碗、茶壶、茶则、茶夹、茶巾等，这些器物同样多用长江流域的陶土、矿泥、竹木、丝织品等制成。
▲《茶具图赞》中的“茶具十二先生”
随着饮茶风气的不断普及和扩散，茶叶消费“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到了“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封演《封氏闻见记》)的程度。茶叶的核心产区位于长江流域，而消费地遍及全国甚至海外，茶叶生产和消费地域的不匹配性带动了茶叶贸易的崛起。茶叶比较轻便、货值高，便于长途运输，于是大宗贸易快速发展。早在汉代，茶叶就被携至西藏阿里地区，唐代向边疆塞外贩卖茶叶的茶马贸易得到发展;宋代和明代茶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大量外销;清代万里茶道兴起，茶叶向俄罗斯等地售卖。借助这些贸易网络，长江流域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及世界各地。
以稻米为食，以茶叶、桑蚕等换取日用物资，是长江流域百姓安身立命的手段和理想化的生活方式。风俗所及，明清时期珠江流域也以这种生活为风尚，士大夫阶层则往往在山中构筑精舍讲学，茶叶收入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中有稻田茶丘十余亩，旁有人居七八村，皆衣食于茶”(屈大均《广东新语》)。茶叶贸易利润丰厚，早在敦煌文献《茶酒论》中就描述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茶商靠茶叶流通成为巨贾，“舒城太湖，买婢买奴。越郡余杭，金帛为囊”。茶叶是长江流域业者发家致富的“绿色黄金”。
产业和贸易的发展，又促进了政府推出茶叶行政管理及课税政策。唐朝政府创制了贡茶、茶税、榷茶等茶政制度。宋代茶政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出现了交引法、折中法、贴射法、现钱法等，在边疆设立了榷场贸易，设置了买马司等机构。长江流域出产的茶叶在换取战马、巩固边疆、促进民族融合等方面长期承担着独特的历史使命。
三、以茶为媒：族群、生活与艺术
人类学者肖坤冰曾以闽北山区的茶叶产业为例，研究了清朝到新中国成立前“茶叶流动”下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事。以大历史、长时段的视野观察，这种“流动”的故事不仅仅发生在闽北，整个长江流域皆以茶为媒介，促进了族群、生活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和变迁。
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得到充分开发，南方和北方发展呈现均衡之势。安史之乱后，北方藩镇割据、杀伐不断，大量人口被迫南迁，中国经济重心日益南移，形成了早期的“长江经济带”，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盛况。随着民族的融合和时代的发展，目前长江流域共同生活着汉族、土家族、苗族、彝族、侗族、藏族、回族等50多个民族，人口和生产总值双双超过全国的40%。在传统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下，这些人群多聚族而居，茶叶是他们的重要产业。茶叶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日益结合，孕育出丰富多彩的茶文化生活。
以茶为饮、为食，茶在长江流域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唐代的煎茶茶艺、宋代的点茶茶艺、明清以来的泡茶茶艺等，在长江流域孕育和诞生，并向全国传布。除了主流的品饮方式外，长江流域还有富有地域特色的饮茶文化，杭嘉湖一带有青豆茶、元宝茶等;西南有侗族、瑶族有打油茶，白族有三道茶，藏族有酥油茶等;华中有湖南擂茶，土家族的油茶汤等。
以茶为会，举办茶宴和茶事雅集活动，长江流域的人文往来频繁。唐代可稽考的茶会有刘长卿惠福寺茶会、武元衡资圣寺晚春茶会、钱起长孙宅茶会、李群玉等人的私人茶会。特别是浙江湖州多次举办茶会，主要参与成员有颜真卿、皎然、陆羽等。明清以后茶馆兴起，普通百姓有了日常的公共文化生活空间，可在其中从事下棋、听书、看戏等休闲活动。特别是在长江上游的四川，茶馆文化蔚为大观，这在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 1900-1950》书中有细致入微地呈现。
以茶为礼，人们寄茶、谢茶、赠茶、品茶等，都要赋诗，出现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李白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白居易的《萧员外寄蜀新茶》《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元稹的《一至七字茶》，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皇帝还会将从顾渚贡茶院得来的新茶，分赐群臣，以示恩宠;臣子上表申谢，谢茶表名篇纷出，较有代表性的是武元衡《谢赐新火及新茶表》。
以茶为俗，茶叶在长江流域的岁时节令、诞生礼仪、乔迁新居、婚丧嫁娶、宗教礼仪等生产和生活中，被赋予了多重功用。男女以借茶为由邂逅、以茶排遣忧思、以茶代酒凭吊逝者、以茶求子、以茶礼求婚，聚会饮茶并以茶事笑话取乐，僧人以茶待客、以茶筵作为宗教仪式还愿等。
以茶为娱，长江流域的茶农将茶与舞蹈、歌曲等结合，创造了劳动号子、采茶歌、采茶戏等娱乐形式。安徽皖西地区有《采茶》《锄茶歌》，黄山地区有《请茶歌》;浙江有建德有《顺采茶》《倒采茶》灯调曲目;湖北鄂西山区有劳动茶歌、抒情茶歌、仪式茶歌等;湖南辰溪茶山号子;茶歌在江西民歌中占有很大比重，并发展成了风格多样的采茶戏，演员多手执茶篮灯、扇子等道具，载歌载舞，劳动和欢愉尽在其中。
以茶为艺，茶是文学、书法、绘画、陶瓷等艺术形式热衷表现的对象。除诗词曲赋外，小说、散文等也经常描绘茶叶，如《三国志通俗演义》《红楼梦》《老残游记》等。当代作家王旭烽著有“茶人三部曲”，以家族叙事的方式勾勒了以杭州为中心的长江流域茶文化在近现代社会转型和发展的生动图景，并摘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桂冠。书法方面，唐代书僧怀素的《苦笋帖》、北宋名臣蔡襄的《十咏诗帖》等皆是茶与书法结合的名篇;茶画更是名品、名家频出，唐代的《宫乐图》、宋徽宗的《文会图》、明代唐寅《事茗图》等，都被视为珍品。茶与陶瓷艺术结合的典范是茶具，景德镇、宜兴等地出产了众多融实用与艺术为一体的茶碗、茶壶等，至今不衰。
以茶为媒，长江流域的茶叶和茶文化连接了个体与族群、物质和精神，是长江文明皇冠上的“绿色明珠”。
参考文献
陈文华：《长江流域茶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刘礼堂、万美辰：《唐代长江流域的茶叶种植与饮茶习俗》，《江汉论坛》2019年第11期。
刘礼堂、吴远之主编：《中华茶文化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宋时磊：《唐代茶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宋时磊：《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影响》，《人民论坛》2022年第19期。
吴觉农：《茶经述评》，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
袁祯清、宋伟：《宋元时期制茶工具考略》，《安徽史学》2022年第3期。
康健主编：《祁门红茶史料丛刊》，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黄柏权：《挖掘长江流域茶文化资源推进乡村振兴》，《新华日报》2022年9月6日第13版。
(作者简介：宋时磊，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汉语写作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阶段性研究成果)
来源： 澎湃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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