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祁门物华天宝，属于古徽州的一府六县之一。它不仅是景德镇高品位瓷土的供应地，而且有屯绿中最著名的凫绿、红茶中最香的祁门红茶，还有一度曾销声匿迹、少为人知的安茶。
祁门安茶，原产于祁门县的芦溪乡一带。它的起源和消失，与祁红的创始人余干臣的后半生一样神秘，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记载，竟然谜一样的消失了。
走进芦溪，我在做过充分的安茶调查，查阅过大量的有关史料以后，猛然醒悟，要想真正看穿安茶的真面目，一定要如实地把它还原到产生它的时代中去，有必要把它与同时期的同类茶细心比对，如此，便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要想明白安茶是怎样起源的，首先，必须探讨清楚它是怎样消失的。
关于安茶的凋敝消亡，共同认可的准确时间，应在 1940 年之前。如果把祁门安茶和梧州六堡茶做一对比，便会惊奇地发现，安茶的销运路线艰难而漫长，其运输行程，大约要历时 3~4 个月。安茶在祁门的芦溪制作，由阊河运至饶州，出鄱阳湖后，入赣江而达赣州。更换小船后，逆水在大庾(南安)登陆，穿越大庾岭(梅岭)，入粤界南雄，而至广州、佛山一带销售。
从安茶的销运过程可以看出，祁门人只是完成了茶的制作，然后运输到广东佛山等地。这点与六堡茶的销售类似，原产地的茶农根据要求做完茶后，只是批发给了广东茶商，并没有解决成品茶的零售问题。而广东茶商买到批量的茶以后，经过存放陈化，又转手把茶零售到两广地区，但大部分的安茶，还是销售到了港澳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侨手里。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后，战火纷飞，安茶的运输路线变得更加艰难，茶运之路充满着更大的凶险，这就意味着安茶的运输成本，必然会成倍地提高了。而此时的安茶，又同时面临着与六堡茶的同质化竞争问题。更令安茶雪上加霜的是，当安茶的批发价格不能提高到可以抵消巨大的运输成本与生命风险赔付的时候，远在祁门的安茶生产商只能被迫停产，这是最合乎情理的推断。此起彼伏，在安茶衰亡的同期，也就是 1935 年，我们还能查到一组重要的数据，梧州六堡茶的销量，就在这一年创了历史新高，达到了 80 万斤的产量。这个突然出现的产量，是否可以合理地解释为：当安茶停产以后所形成的产量缺口，是由相类似的六堡茶来弥补的?这个论断，显然是成立的。何况在安茶的身边，品质优异、馥郁高香的祁门红茶已经兴起，在红肥绿瘦的产业窘境中，当地的很多茶号纷纷开始绿改红，这也是符合历史的客观经济规律的。
枝上小虫，助茗瓯春色。
茶实嘉木英，其香乃天育。
通过安茶的消亡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安茶和六堡茶收购以后的销售路线与消费群体，是高度重合的，都是由广东人完成收购，然后再由广东茶商完成茶的仓储、陈化、拼配甚至是再包装，最后销售到同一个地方，即两广、港澳和东南亚地区。安茶的突然消亡，消亡得很绝情、很彻底，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在当时，安茶是全部外销的，产茶之地的祁门人，并不习惯品饮安茶。假如在祁门或周边地区，存在着安茶的稳定消费群体，那么，一定会有一两家安茶的老字号，能够苟延残喘地活下来。然而，残酷的历史现状，也同时证明了这一结论的可靠。
明清俗话说「无徽不成镇」，早在东晋时期，徽人就已远赴异乡，其后，在盐、茶、木、典四业中，叱咤风云。尤其是明清时期，茶叶贸易已经成为徽商经营的巨业。从上文的历史事实可以推测，安茶的起源应该是模仿了六堡茶的制作工艺。当时，在广东经商的安徽茶人，从六堡茶的制作和经营中，管窥到了巨大的商机，他们联想到家乡芦溪有着与六堡镇相似的地理结构，都具备群山连绵、两河汇聚这样适宜茶树生长的良好条件，并且，芦溪特有的槠叶种洲茶叶厚味浓，枝粗叶大，价格低廉，尤其在春尾以后，茶梗依然持嫩、柔软，非常适合陈化。正是兼具了这些得天独厚的制茶条件，勤劳精明的徽州人，从粤商手里拿到订单之后，便开始模仿六堡茶了。
令人更为吃惊的是，《六堡志》里记载：「六堡镇的文记茶号，曾根据市场需求，生产过六安篮茶和普洱茶。」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匮乏，我目前无力再去做进一步的考证。如果能够证明，作为六堡茶中五大茶号之一的文记第一个生产了六安茶，那么，祁门安茶仿制六堡茶的历史疑问，马上会迎刃而解。如果暂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去证明这一点，也至少说明广西梧州的六堡茶商在历史上是生产过一定数量的祁门安茶的。并且，二者之间的工艺、设备、技术、包装、成品茶的滋味等，都具备了一定的相似性。
六堡茶的初制情况，也是如此。茶农只是完成了毛茶的制作，在六堡茶的后期制作中，关键的渥堆、陈化、仓储、拼配等环节，基本是由不同的茶号自主完成的。因此，当时的六堡茶生产，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产品标准。在祁红问世之前，以生产绿茶为主的祁门，是无法接受发酵茶的，之前，也不可能具备生产发酵茶的技术和条件。拿到了产品订单的芦溪人，为了做出汤色黄红的发酵茶，便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他们在春尾完成了毛茶的杀青、揉捻和干燥后，到了白露节气，把毛茶堆在室外，采取夜露的方法，以提高茶叶的含水率。为了使茶叶发生氧化红变，在白天，他们又把茶叶薄摊晒干。茶农们在反复的堆放、薄摊过程中，无意识完成了茶叶的渥堆过程。当堆温升高后，他们就会去翻堆降温，如此反复的夜露日晒，通过湿热作用，破坏了茶叶中的叶绿素，待茶坯变软，色泽呈黄褐色，便进入干燥环节。在包装上，也仿制了六堡茶的竹篓装。毛茶在装篓前，也像六堡茶一样，用木甑蒸软，压入箩筐，然后晾置、陈化，烘干后，运出祁门。因为安茶的运输路线漫长，需要多环节的船载、车运和人扛，所以，过去安茶的小竹篓，每篓重 3 斤，每大篓装 20 小篓，总重 60 斤。其重量，便于装卸，明显小于六堡茶 100 斤的大筐装。
老茶的醉人汤色。
按照以上工艺做出的茶，茶的汤色加深了，滋味浓厚醇和，苦涩味降低，其产品质量自然能够达到粤商提出的要求。当然，在那个时代，六堡茶和安茶的主要消费群体，还是中下层的劳苦人民，基本用于解渴祛暑之用，消费者对这类价廉耐泡的粗茶，也不可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不仅如此，茶在渥堆的湿热条件下，产生了大量的微生物群，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茶汤由苦涩逐渐开始向醇滑甜厚转变，并有独特的槟榔香产生。独特的槟榔香，后来成为品质优异的安茶的审评标准之一。1988 年，安徽省名优茶评审委员会对安茶的鉴评标准为：「色黑褐尚润，香气高长，有槟榔香。「2015 年 11 月，在安茶的传承人汪镇响先生的办公室，我见到一个他珍藏的早年老安茶的竹篓，竹篾已红变，体积明显大于现在安茶的茶篓。其中的茶叶虽在近几年喝完了，但细嗅一下，竹篓里剩余的老箬叶上，还保留着淡淡的槟榔香气。
在 1949 年之前，还没有六大茶类的分类标准，所以，当地人习惯性地把安茶作为绿茶，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我们明白了安茶的制作原理，及其需要陈化的后发酵事实之后，把祁门安茶归类为黑茶，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六安和祁门虽然同属安徽，但在交通不甚发达的古徽州，山路弯弯，感觉还是相距甚远。因此，祁门产的安茶与六安茶，根本就是品质殊异的两种茶类，风牛马不相及。但是，为什么祁门安茶又能被刻意称为六安茶呢?
个人认为，是因为当时的六安贡茶名气太大了，茶商们售茶攀龙附凤，沾点名气，也在常理之中，古今亦然。六安茶，从唐代到明代名扬天下，妇孺皆知，清初又贵为贡茶。
明代屠隆《考槃余事》记载：六安茶「品亦精，入药最效」。农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里写道：「六安州之片茶，为茶之极品。」嘉庆九年，《六安州志》云：「天下产茶州县数十，惟六安茶为宫廷常进之品。」清代李光庭的《乡言解颐》里，也多次提到过六安茶，「金粉装修门面华，徽商竞货六安茶」，「古甃泉逾双井水，小楼酒带六安茶」，所以，身在祁门的茶商，为了提高安茶的身价，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便称他们的安茶产自著名的六安贡茶之乡，故意把安茶和六安茶搅和在一起，鱼目混珠。因为当地人不喝安茶，也不会在意茶票上究竟印了什么。
当时的安茶，价格低廉，购买和消费安茶的人，大部分为流落南洋打工的下层劳苦华侨，他们更不会去深究茶的产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安茶大号，如孙义顺、胡矩春、汪厚丰等，茶票上均明确标注了「六安采办雨前上上细嫩真春芽蕊」，「惟我六安茶独具一种天然特质」，「在六安拣选雨前上上芽蕊，不惜成本」，等等强调之语。另外，还有「六安贡品、六安名茶」等字样，这些类似的虚假夸大宣传，无非都在假借六安之名头，多赢一份利润而已。
当我们明白了安茶的出现是在两广茶商的商业需求以及安徽茶商的利益驱动下，共同催生的仿制茶品之后，对于安茶在包装和宣传上，自称为六安茶，就会更容易理解。他们普遍假托六安茶，是因为六安茶与六堡茶，都具备一个共同的「六」字，从读音上和功效上，更靠近与之相似的六堡茶。
一个冬日的清晨，我与合一园茶业的晓辉和旺鑫，从祁门县城驱车 40 公里，来到群山深处的芦溪乡。在孙义顺茶厂，就安茶的有关疑惑采访了对于安茶振兴功不可没的汪镇响先生。
汪老开明健谈，他说：「1918 年以后，黟县古筑乡孙家村的孙启明，带着茶叶和制茶技术来到芦溪，用谷雨以后的成熟茶青，与芦溪人合作生产安茶。孙启明看重的是芦溪有成片的原生槠叶种的洲茶，土地肥沃，不用施肥。」
当我问到「软枝茶」的时候，汪老的回答，印证了我的思考，他说：「软枝茶，不是一个品种，曾在孙义顺老茶号工作过的汪寿康告诉过我，所谓软枝茶，就是茶农完成鲜叶杀青后，把揉捻过的茶青摊晾在竹席上，晒至半干状态，然后卖给芦溪的茶号。很多茶农或背或挑，翻山越岭，一路上，那些半干柔软的茶青，在太阳下、在皖南湿热的天气里、在布袋里，在人体有温度的肩背上，自然会完成部分的湿热发酵，茶青的枝梗，便会变得更加柔软。当路人问起背的什么茶时，茶农们常常会说：『这是软枝茶』，天长日久，『软枝茶』的称谓，便约定俗成了。也就是说，杀青揉捻后晒至半干的茶青，才是各茶号的收购标准。若太干了，肩挑背扛，茶青容易挤碎;太湿了，茶青的含水率高低不一，茶号不好定价。类似的收购行规，在其他的红茶产区，也同样存在着。各茶号每天收完茶青之后，便立即在自己的作坊里，集中完成毛茶的干燥，以及后续的日晒夜露、蒸压、包装等关键工序。祁门的秋冬季，是深山里的枯水期，临近过冬才能制作完毕的安茶，要堆在山里，自然陈化半年，等春天来临，小溪里涨满春水时，安茶始可借着水流，用船运出芦溪和祁门。」
从汪老的谈话中，我们能够进一步印证，安茶的制作技术，确实是从外地传过来的，这也基本符合上文、我对安茶起源的考证。孙义顺老茶号的创始人，应该详细考察过，芦溪的茶园与六堡镇的相似性，当时，孙启明不只是引进了茶的制作技术，同时，也带来了六堡茶的成品茶、和竹制包装，以供参照。因此，传统的老安茶，从出生开始，身上总有抹不掉的六堡茶的历史印痕。
在孙义顺茶厂，我看到了一份珍贵的手稿资料，它是解放前负责运送最后一批安茶的程世瑞先生的口述笔记，程世瑞先生也是早期成批量安茶的最后见证人。他笔记中写道：「安茶，是一种半发酵的红青茶」，陈化了八年的王德春号安茶，「呈青黑色，没有发霉变质，尚有清香味」。
当他把茶运到佛山的兴业茶行，用开水冲泡这款茶的时候，程世瑞口述说：「味稍苦涩，茶汁乌红色，叶底呈青色，另具一种茶香味，不同于祁门的红茶和绿茶，与六安茶的差别更大。」这段话，是在安茶消失之前，前人留下的唯一的文字记录。从口述中可以读出，陈化八年的安茶，茶汤呈乌红色，而不是橙黄色或橙红色，它是黑红浓醇的典型的黑茶类汤色。这种汤色，是只有经过了前期渥堆，在湿热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的汤色。
现在的安茶工艺，存放八年后，是不可能出现乌红汤色的，这又说明了什么呢?叶底呈青色，这里的「青」，应该是深绿偏黑，说明这批茶的活性很足。一款良好的陈茶叶底，随着冲泡次数的增多，其色泽会黑中泛青，慢慢变得新鲜而明润，而非做旧茶的碳化与胶着不散。程世瑞描述的安茶，既不同于绿茶，也不同于红茶，另具的一种茶香应该是渥堆与后发酵产生的醇和陈香。如果当年的老安茶工艺与现在的安茶工艺近似，那么，陈化八年后的安茶，其汤色是不会醇厚黑红的。
这些珍贵的信息，反而证明了现在的安茶制作与 1940 年之前是不尽相同的。在老安茶的核心工艺断代以后，现在的大部分安茶厂家，尚停留在相互模仿阶段，还没有真正把握安茶的传统工艺。
程世瑞先生的口述笔记原稿。
在芦溪，我参观过几个安茶生产厂，也品过数款不同类型、不同年份的安茶，说实话，我找不到黑茶类所具备的醇、厚、甘、爽、滑、红、浓的特点，大部分的安茶，仍偏苦涩，青味重，还保留着绿茶的火香，以及陈年绿茶的绿豆汤味道。个别的茶，会有淡淡的箬叶香和竹青味，这与安茶的箬叶竹篓包装有关，并不是安茶陈化后真正的醇厚滋味。
现在的安茶工艺，基本选择谷雨至立夏前后的茶青，杀青、干燥后做成毛茶。等白露过后，白天在竹甑中，把毛茶烘干，等晚上把干燥后的毛茶摊匀到竹席上，承接秋夜的露水。露过一夜的毛茶，次日在太阳下晾晒一天，然后蒸软，压入衬有新鲜箬叶的竹篓，最后烘干和陈化。
安茶在历史上素有「圣茶」之名，茶性温凉，清热祛湿，可作药用。因此，安茶的复兴和传承，显得尤为必要。作为一个爱茶之人，我希望更多的祁门人能从旧时安茶兴盛的大背景里，结合黑茶的制茶原理，去追寻和探索安茶最初的制作技术。果真如斯，安茶的未来不可限量。
内容提要：在近代中西茶叶贸易中，中俄茶叶贸易具有鲜明的特色。中俄茶叶贸易主要通过陆路进行，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界，恰克图和汉口分别成为两国茶叶贸易的中心。俄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主要是砖茶和红茶，是唯一在中国设厂加工砖茶的国家，从而建立了对茶叶加工和茶叶贸易的全面控制。到19世纪末，中俄茶叶贸易在中西茶叶贸易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近代中俄茶叶贸易恰克图汉口
作者：张应龙，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
一
广东十三行
当茶叶飘洋过海进入欧洲的时候，从中国北部入俄国的陆上茶叶贸易也逐渐发展。海上茶叶贸易以广州为中心，陆上茶叶贸易以恰克图为中心，广州与恰克图成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外销茶南北两大门户，中国茶叶通过海路和陆路这两条动脉源源不断地输向外部世界。
万里茶路
虽然古代兴盛的西北茶马贸易在清代前期渐趋衰亡，但饮茶习俗早已深深扎根于西北诸民族的生活之中。“塞外不用银线，专喜黑茶蓝青梭布，往往牵牛羊马驼来交易，宜多带以为盘缠”。茶叶不但是商品，而且还是交易的价值尺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往的扩大，饮茶习俗从中国西北地区向更西更北地方传播。1638年，奥利维（Olearius）发现波斯人喝的茶叶是通过乌兹别克（Uzbak）商人从中国贩运来的。中俄两国陆地接壤，受中国饮茶习俗的影响也是自然之事。根据有关材料，1616年哥萨克什长彼得罗夫在卡尔梅克汗尝到茶叶这种“无以名状的叶子”。1640年俄使瓦西里·斯达尔科夫（VasiliStarkaff）从卡尔梅克汗带回200袋茶叶（每袋重三俄磅），被称为茶叶首次入俄。
直至18世纪以前，中俄茶叶贸易处于非经常化的初始阶段。与同时代海上茶叶贸易发展水平相比，中俄陆路茶叶贸易显得较为迟缓些。所不同的是，中俄两国官方交往比其它欧洲国家更加密切，茶叶时常被用于招待俄国使臣和作为清廷馈赠俄国的礼品。1658年俄使阿勃林收到的清廷礼物中，有茶叶十普特。1676年，在清廷给俄使斯帕法里的礼物清单中，有送给俄皇的茶叶12箱，给他本人的茶叶2箱，另有4箱茶叶给俄国贵族。但在这个时候，茶叶还不是俄国人追求的商品，所以阿勃林在北京时就将十普特茶叶全部卖掉，换成红蓝宝石。虽然如此，在17世纪后期，在托波尔斯克市场已有少量茶叶上市，而在莫斯科，1674年茶叶每磅售价达30戈比。
《尼布楚条约》:满清开国前的重大外交胜利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此后俄国经常派庞大的商队来北京贸易。在商队贸易中，俄国商人也采办一些茶叶回国，但数量不多。直至恰克图开市时，俄国商队在北京购买的茶叶只250担。
恰克图条约
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次年恰克图正式开市。“恰克图名初不著，以互市故，始大显”。开市初期，恰克图贸易受北京商队贸易的影响还不很活跃，到18世纪40年代后才有起色。1755年俄国停止派商队到北京贸易后，中俄贸易便集中到恰克图。至此，“百货云集，市肆喧闹，恰克图遂成漠北繁富之区”。
俄国的饮茶在18世纪已很盛行。1764年俄国六等文官米勒在一篇报告中写道：“茶在对华贸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喝中国茶，很难戒掉。中国茶往往比从海外进口的茶要好些，也便宜些。只是希望能从中国向外国转售得更多些”。米勒这段话基本概括了茶叶对俄国的作用和意义，它反映出饮茶是“很难戒掉”的生活一部分。从陆路输入茶叶之所以比欧洲转来的强，“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叶反佳，非自海船经过南海暑热致茶味亦减”。同时，直接进口比从欧洲转买要便宜得多，有更大的商业利润。以18世纪80年代为例，直接进口的茶叶每普特11卢布，而从欧洲转售来的茶叶每普特高值52卢布。俄国进口的茶叶不仅用于本国消费，而且还向波兰等东欧国家出口，从中获取更多的利润。因此，茶叶自然是俄国“必不可少的商品”，而更多进口茶叶也是俄国的“希望”。
18世纪中俄茶叶贸易有较大的发展，在18世纪前半期，每年输入俄国的茶叶不过1万普特，到18世纪末便增加至每年56，000普特，增长5—6倍。恰克图茶叶贸易发展很快。1750年，经恰克图入俄的砖茶7，000普特，白毫茶6，000普特，从1762年至1785年，每年从恰克图输入俄国的白毫茶是8，000普特，红茶4，000普特，绿茶400普特，砖茶17，000普特，其它茶叶100普特，合共近3万普特，约占俄国进口中国货物总值15%。在恰克图互市中，由于俄国经常挑衅滋事，清朝多次下令关闭互市贸易，其中以1785－1792年这次闭市时间最长。俄国商务部于1788年3月写的一份报告沮丧地承认，这次闭市“不但毁坏西伯利亚的商业而且损害俄国所有的商业”。俄国被迫高价向欧洲列强购买茶叶，结果导致卢布汇率的削弱。1792年中俄订立《恰克图市约》，之后，恰克图茶叶贸易得到较快的发展。1792年茶叶贸易量是24，568普特，到1798年增加到46，977普特，1799年是52，313普特，1800年达69，850普特（参见上表）。俄国进口的茶叶主要分为砖茶、绿茶和白毫茶。西伯利亚人比较喜欢砖茶，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卡尔梅克人比较喜欢绿茶，白毫茶则在全俄都有销售，价格较贵。“茶渐渐成了每一个俄国家庭必备的饮料”。
19世纪前半期是恰克图贸易的繁荣时期，茶叶成为最大宗贸易商品。茶叶贸易在中俄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在1802—1810年是42.3%，1812—1820年上升到74.3%，1821—1830年占88.5%，1831—1840年占93.6%，1841—1850年更是高达94.9％。在19世纪40年代，俄国经恰克图进口的中国茶叶有三分之二是白毫茶，三分之一是砖茶。白毫茶主要行销中央俄罗斯地区和西伯利亚各大城市，砖茶主要行销中亚和西伯利亚农业区。饮茶不但在俄罗斯得到普及，而且在恰克图的贸易中茶叶贸易已到了绝对重要的地步，所谓恰克图贸易实际也就是茶叶贸易。
福鼎白毫银针
二
20世纪初的中俄边境口岸重镇恰克图，可见其市集之繁华
恰克图是中俄陆路茶叶贸易的中心。恰克图互市场所分二部分，在俄国境内称恰克图，在中国境内称买卖城。二城相距一百四十码，中间立有分界标柱。恰克图为正方形，设三门，内有教堂、官衙、税局、兵营、货栈、房舍，用木筑成。买卖城成矩形，设四门，十字街道横贯城中，18世纪末有房舍200余间，人口1，200人。
今恰克图全貌
恰克图老照片
清朝对买卖城的贸易活动采取类似广州公行制度的管理方式。“商集分设八行，选商良善殷实者为首，与众商会同估定货价。该司官按各商到集日期先后，令以次交易”。而在俄方恰克图，俄国命“萨那特衙门咭那喇尔监察，与俄商划一价格”。中俄双方的商人欲买对方货物须进入对方市场才可交易，即中国商人需进入恰克图，而俄商须来买卖城。互市活动在严冬季节，时间为每年“十一月开卡，来年二月闭卡”。
整装待发的骆驼商队
清朝理藩院统辖中国商民在买卖城的活动，中国商民须持有理藩院发的院票方能前往贸易。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规定：“凡各商到库伦恰克图者，皆给以理藩院院票。由直隶出口者，在察哈尔都统或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票。由山西出口者，在绥远城将军衙门领票。以该商姓名货物及所往之地、起程之期，书单粘合院票，给与其已至所往之处。又欲他往者，许呈明该处将军大臣札萨克改给执照。其各商领票后至库伦者，由库伦办事大臣理藩院司官稽查。至恰克图者，出卡伦时由卡伦上会哨之札萨克稽查。至商集由恰克图理藩院司官稽查。凡票商，令以现银现货交易，定限一年催回，不准藉索欠为名，滞留各部落，取妻立产，不准取蒙古名字。无票者，即属私商，查出照例治罪逐回，货物一半入官”。理藩院颁发的茶票与户部颁发的茶引性质相同，都是专卖的形式，只是颁发机关和行销对象不同而已。
工人将采摘的茶叶进行烘焙
工人将制好的茶砖进行打包
但是，院票制度日久生弊。清朝一向允许持有茶引的商人到西北边地卖茶，“至行销口外蒙古地方茶引，过关截角，至崇文门又复截去中间，给商随茶出口”。到边地卖茶的商人为谋厚利，不免出境私自贸易。地方官员贪图私利，也让商人以茶引代院票，从而破坏院票制度的执行。因此，嘉庆四年（1799年），清朝订立章程，规定“未及支领部票，由别衙门支领路引为凭贸易，一经查出，照无部票例治罪”。
行进在大漠中的运茶驼队
“彼以皮来，我以茶往”是中俄贸易的形象概括。到恰克图贸易的中国商民大都是著名的晋商。“其内地商民至恰克图贸易者，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种皮张、毡片等物”。中国茶商“向由张理厅开造请领茶票姓名字号，前经理藩院领取印票来口”。茶商领票出茶，除“交纳正税之外，到恰克图后，复交票规每张五十两”。按清朝的规定，每张茶票的准运量如按茶箱计算，每张茶三百箱。以武夷茶为例，“每茶一匝（箱），榖中国库平五十五斤，连包计算共榖八十斤”。如按骆驼计算，“每票一张，行商驮货以二百驼为率”，“每驼一只驮载茶斤，总以二百五十斤以下”。1850年，清朝发给茶商的茶票是268张，1851年至1855年在张家口的60家大茶商每年出票4至5百张。茶叶贸易无疑被大茶商所把持，在乾隆时，领有茶票的山西大茶商约60余家，依附的小茶商约80余家，未能取得茶票的小商只好附搭票商出口贸易，他们被称为“朋票”或“朋户”。到19世纪中期，张家口依然是60余家大茶商的天下，加上小商家，“有西帮茶商百余家”。而在买卖城，19世纪中期有商户100家，其中90家有铺面，但只有37家与俄商做批发生意，其余都是小商。
输往俄国的茶叶大都来自福建。据衷干《茶市杂咏》所述，“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至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福建茶叶输俄的历史，直至太平天国起义后因茶道梗塞，茶商改用两湖茶取代福建茶才有所改变。
太平天国起义
毛皮是俄国在恰克图换取中国茶叶的主要商品。俄国政府起初禁止私商贩卖毛皮，1762年始解禁。到1792年时，恰克图已形成六大商帮，即莫斯科帮、土拉帮、阿尔扎马斯克和伏洛格达帮、托波尔斯克帮、伊尔库茨克帮、喀山帮。俄美公司在恰克图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起初委托他人代理在恰克图的事务，1799年俄美公司正式成立后，遂派董事驻扎恰克图。俄国的毛皮来自北美、西伯利亚等地。仅俄美公司在1797年至1842年从北美等地掠夺来的各种毛皮达2453426张。这些毛皮除部分卖给美国人转至广州出售和部分送至莫斯科外，大部分被运至恰克图互市。
在皮茶互市中，俄商施展浑身解数，拼命压低交换的比价，以获取巨额商业利润。伊尔库茨克总督在1794年11月给女皇的报告中就盛赞俄美公司祖师爷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舍利霍夫（GrigoriiIvanovichShelikhov）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和“支持”。俄美公司利用手中掌握大量皮货，欺行霸市，抬高价格。在18世纪末的恰克图，一张海豹皮卖5卢布。一张海獭皮价值近100卢布，一张银狐皮值20卢布。到19世纪初，俄美公司通常用一张海獭皮换2箱茶叶或4匹土布，10张海豹皮换1箱茶叶。一张海獭皮换茶叶可赚110—124卢布，l张海豹皮换茶叶可赚5卢布13戈比至7卢布20戈比。俄美公司将换来的茶叶输往下诺弗哥罗德市场和莫斯科，售卖后扣除各种费用、运费、税收，一箱茶叶获利150—180卢布。到19世纪50年代，当毛皮已是销路不畅时，俄商在恰克图出售毛皮仍可获得暴利200%－300%。
清末运茶的“鸡公车”队伍
根据藏于列宁格勒档案馆一份写于十八世纪末的文件，“中国人带来的[商品]……，以及数量可观的绿茶。这种茶叶的质量远远胜过欧洲经过长途航海收到的茶叶，因此俄国人不得不以高达每斤二十法郎的价格收购，而他们转售时的价格很少超过十五或二十法郎。为了补这项损失，他们从不错过机会抬高皮货的价格，这几乎是他们唯一能为中国人提供的货物。不过政府在这个花招中比商人得到更多：俄国政府对每笔交易抽取百分之二十五的税”。
旧时万里茶道上的商人和“川”字青砖茶
茶叶贸易是俄国一大利源，俄国对进口茶叶采取高关税政策，税率达75%。单俄美公司1821—1841年间在恰克图缴纳茶叶关税达2365340卢布61戈比，占同期俄美公司总收入的61%。从1842—1849年俄美公司年均售茶6700箱，获利很多。另据披露，1839年俄商在恰克图用700万元买下的茶叶，一运至下诺弗哥罗德市场出售，便可卖到1800万元，得利一倍半。与这种巨利相联系必然是茶价高昂。以1830年为例，每磅花茶在伦敦的售价是4先令9便士到5先令3便士，而在圣彼得堡是7先令3.5便士到11先令11便士，差价达一倍。俄国茶市的厚利，引起欧洲其它国家眼红，他们以走私的方法向俄国西部和黑海沿岸贩卖茶叶。
俄国的毛皮贸易在19世纪30年代已趋疲软，俄国代之以毛呢和棉织品来交换茶叶。至50年代初，毛呢及棉织品已占俄国出口货65%，而毛皮只占27%。俄国向中国推销的毛呢和棉织品都属亏本经营，中国商人也不喜欢，因为销售呆滞。但俄国从茶叶贸易利润中补回这方面的损失，从而促进本国工业发展。“很显然，俄国对华出口贸易的利润以及俄国毛呢在中国市场上与英国及其它国家竞争的能力，完全依赖于茶叶的销售”。
尽管俄国从恰克图互市中捞到最大的商业利益，但这并不能满足其日益膨胀的胃口。俄国老早渴望能到中国沿海港口贸易，还在1787年4月，舍列霍夫向西伯利亚总督进言，要求派几只“挂某种合适的旗帜”的船到中国海港。1805年，俄美公司的涅瓦号和希望号终于驶进广州，并买走了2105箱茶叶。由于清政府的禁止，加上俄国也尚未具备强行打开中国沿海门户的能力，因此俄国到中国沿海口岸贸易的梦想迟迟未能实现。鸦片战争后，俄国人混水摸鱼，俄船多次驶至上海买茶。但对俄国来说，陆路贸易利益更大。1851年，俄国迫使清朝签订《伊犁塔台条约》，取得在这两个地方免税自由贸易的特权。次年，通过伊犁、塔台入俄的茶叶已有660000磅。伊犁、塔台成为陆路茶叶贸易又一重镇。到1858年，俄国强迫清朝签订《天津条约》，从此，俄国越过边界深入中国内地茶区买茶，以恰克图互市为特征的早期中俄茶叶贸易时代宣告结束。
1851－1860年中俄茶叶贸易统计
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中国对外茶叶贸易的格局因此发生重大的变化。位于长江腹地的汉口在1862年开埠后茶叶出口便显出蓬勃发展的势头。汉口茶叶或顺江而下至上海出口欧美市场，或经上海至天津改用陆路入蒙古和俄国，或溯汉水经樊城至大同入蒙古和西伯利亚，或南下达广州出洋。1861年汉口出口茶叶8万担，次年增至216351担，1870年达369166担。进入70年代，汉口年均输出茶叶50万担，到80年代更是达到60－70万担。汉口的突出特征，便是它是中国红茶和砖茶出口中心和中俄茶叶贸易的中心，中国80％的红茶和90％的砖茶是从汉口输出的。汉口从80年代末后便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输出港。
汉口俄商新泰大楼是俄商新泰砖茶厂的办公大楼,初建于1874。
英俄是汉口茶市最大的主顾。英国最先进入汉口，而俄国也于1863年在汉口设立顺丰洋行（S.W.Litvinoff&Co,）。英俄两国为控制汉口茶市进行激烈的竞争。俄国除通过中间商购买茶叶外，还直接到茶区设点收购，当茶叶还在树上时便从茶农手中买下。俄商在汉口常常出好价抢购质优的头春茶，英商起初与俄商竞争，终因无利可图而退出，转向质次价廉的二、三春茶。从总体上看，英国从汉口运走的茶叶多过俄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80年末。随着英属殖民地印度和锡兰茶业的发展，英国逐步退出中国市场，汉口茶市便成俄国一统天下。除英俄之外，其他国家在汉口茶市上微不足道，德国虽然也从汉口进口茶叶，但它是通过英国采购的。俄国从汉口输出的茶叶有红茶和砖茶，当中国外销茶在19世纪80年代未逐趋衰落时，汉口因中俄茶叶贸易而一枝独秀，因此中俄茶叶贸易对汉口茶市具有特殊的意义。
1863年，俄国商人在汉口设立顺丰砖茶厂，以手工制砖茶。到1865年，俄国商人在汉口一带共有三个砖茶厂。1873年，砖茶厂开始使用蒸汽机生产砖茶
中俄茶叶贸易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在恰克图进行，60年代开始便转以汉口为中心。俄国政府大力扶持在汉口的俄商，对从汉口输入的茶叶予以税收上的扶持。虽然1861年俄国为解决俄国欧洲边境的走私茶问题开放这段边境的茶叶贸易，但在1862年将设在恰克图的税卡迁至伊尔库茨克，并对贝加尔湖以东西伯利亚地区免征茶叶税，从而刺激陆路茶叶贸易的发展。1864年俄国又宣布禁止从欧洲边境地区进口茶叶，以保护陆路茶叶贸易。俄国政府还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清政府从1866年4月15日起免除俄国经天津转口缴纳的子口半税，此举使华商在中俄茶叶贸易中更处于劣势，而俄商的地位则进一步得到加强。俄商进入汉口后，一方面在茶区设立行口收购茶叶，排挤广东茶商，一方面建立茶叶加工厂自行制造砖茶，从而形成对茶叶贸易过程的全面控制，结果，“俄国人彻底地改变了茶叶贸易的结构”。
1863年间,俄国派俄商李特维洛夫来华投资,在羊楼洞兴办了“顺丰砖茶厂”,开创了中国近代第一个茶厂。
从汉口至俄国的茶路有三条。一条是汉口－樊城－大同－归化－蒙古；一条是汉口－天津－张家口－恰克图－西伯利亚；一条是汉口－敖德萨。第一条是传统运茶路线，第二条是汉口开埠后新辟的，习惯上将这二条路线称为陆路。汉口至敖德萨的海路是19世纪70年代才开通，1800年后俄国义勇舰队（RussianVolunteerFleet）经常川行敖德萨至汉口之间，汉口的小京砖茶全部由其运到俄国，而俄商阜昌洋行（Molchanoff，Pechatnoff&Co．）则充当其总经纪。此外，还有汉口至海参崴的海路，创于1873年，次年使停止。
在这几条运茶路线中，陆路是中俄茶叶贸易主干线。从1871－1880年，陆路茶叶贸易年均20.6万担，而海路年均2.6万担。1881年－1890年，陆路平均36万担，海路平均9.8万担，直至1890年，敖德萨海路的运茶量才首次超过陆路。在陆路贸易中，汉口樊城道在70年代后便衰落下去。以樊城道有海关统计的1871年为例，是年经此线运贩的茶叶是202185担，而天津道是100223担。1875年樊城道贩运量降为147019担，天津道增至197796担，樊城道至1879年起也被敖德萨海路所超过。在樊城道上贩运茶叶的是中国商人，它的衰落是俄国对华经济侵略的结果。天津道是中俄茶叶贸易大动脉，自1866年免除子口半税之后天津道的发展很快。天津道采用水路联运，从汉口至天津用船运载，从天津入俄用驼队，天津至恰克图的运费每筐砖茶3至3.7银两。俄国乌拉尔山下的伊尔比特（Irbit）大市场每年2月举行交易会，汉口茶必须尽早运出才能赶得上，否则就得等待来年。汉口茶一到天津，俄商首先将红茶运走，然后才运砖茶。正因赶时间，俄商才在汉口拼命抢购头春茶。天津由于这条运茶道的兴旺而成为中俄茶叶贸易最重要的中转站。
俄国所进口的茶叶主要是砖茶和红茶。1871年俄国进口的砖茶是83695担，红茶31698担，1880年砖茶340826担，红茶124135担，1890年砖茶307433担，红茶282919担。砖茶比红茶重要得多，而中国的砖茶几乎全部出口到俄国。
砖茶是17世纪末才开始行销西伯利亚。用工夫红茶做的砖茶销往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斯坦，用较粗的绿茶和茶梗做的砖茶销往蒙古和俄国的喀山及阿斯特拉罕（Astrakham）。1863年俄国顺丰洋行在汉口附近茶区设砖茶厂制造砖茶，1866年俄国新泰洋行（TokmakoffCo．）也在茶区设厂。俄国控制砖茶制造的步伐很快，1865年时经天津入恰克图的砖茶有一半是俄商制造的，到1866年则全部都是俄商制造了。
1866年俄商开设的砖茶厂增至3家，这些砖茶厂均设在汉口附近的崇阳、羊楼峒，它们沿用中国传统手工制作方法。1869年俄商从汉口运走的砖茶达73758担。随着砖茶贸易的扩大，手工生产已不能满足俄国的胃口，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俄商着手建立以蒸气机为动力的机器砖茶厂。
约1874－1875年，俄国在汉口租界内建立2家机器砖茶厂，次年又在租界外筹建第3家。俄商开始将设在茶区的砖茶厂转移至汉口，并以机器制作代替手工制作，每家机器砖茶厂的投资在100至200万元之间。但机器制作比手工制作优越，手工压机每天出茶砖60筐，废品率20％，而机器生产每天出砖茶80筐，废品率只有5％，每筐生产成本比手工省银一两，即每天可省80两。故19世纪80年代后，机器生产完全取代了手工生产。1893年俄国又新建一间机器砖茶厂。
汉口最著名的俄国机器砖茶厂有顺丰、新泰、阜昌三家。顺丰创办最早，年产砖茶150000筐，雇佣工人800－900人，日夜开工。阜昌规模最大，雇有工人约2000人。汉口4家俄国工厂共有15架砖茶压机，7架茶饼压机，日产砖茶180担，茶饼26担。在19世纪90年代10年间，俄商从汉口输出的砖茶总值26415574两。
福州俄商砖茶厂旧址
俄商还将砖茶制造扩张至福州和九江。1872年新泰洋行首先在福州开设第一家砖茶厂，接着在1873年和1874年分别在建宁和西芹创办2家砖茶厂。到1876年，新泰、阜昌等三家洋行在福州的南台（3家）、建宁的南雅口（2家）、太平（1家）、三门（1家）、延平的西芹（2家）等地共开了9家砖茶厂，出产砖茶53624担，俄国在福建的砖茶厂规模比汉口小，而且其扩张活动受到当地人民的反对。随着福州茶叶贸易在19世纪80年代末逐趋衰落，俄商在福建的砖茶厂也陆续歇业。在九江，新泰率先于1875年建立砖茶厂，几年后顺丰也在九江开厂。这两家砖茶厂产量约23000担。俄商在九江建厂的结果使九江砖茶出口大量增加，1882－1891年九江出口砖茶259268担，1892－1901年增至342760担。九江成为另一砖茶制造中心。
除了控制茶叶贸易和建立茶叶加工厂之外，俄国还逐步侵蚀中国的传统茶叶市场。1862年俄国与清朝签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使俄商拥有在中俄边境百里内“均不纳税”的特权，蒙古成为俄国“小本营生”的自由贸易区。同时，俄商运砖茶回国，每担只纳税银六钱，约等于一般茶税的四分之一。1869年，俄国又迫使清朝签订《修订陆路通商章程》，取消原来只准“小本营生”的俄商在蒙古自由贸易的限制。蒙古这块市场逐步落入俄商手中，导致华商“生计日穷，渐行萧索”。19世纪70年代后，俄国加快侵略新疆的步伐，出兵占领伊犁达10年之久。1881年，俄国通过《改订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将新疆变成俄商贸易免税区。俄商深感茶叶贸易的条件“很不错”。与华商受到清朝政府茶叶专卖政策的控制和沉重苛捐杂税的情况相比，俄商在“就地做茶叶生意”方面“有较多的自由”。到1906年《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签订后，“俄商贩运华茶在伊塔境内洒卖，此外影射偷运者，更不知凡几。私茶充斥，销场疲滞”。
俄国对中国外销茶的扩张和控制是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中国茶业的一个典型。俄国除了没有在中国划地种茶之外，对中俄茶叶贸易中的茶叶加工和贸易均建立全面的控制。在俄国的打击排挤下，原来从事中俄茶叶贸易的中国商人衰落下去，而中国边疆茶叶市场也被俄商所占领。
中俄茶叶贸易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发生重大的变化，战火纷飞造成的社会动乱使贸易活动难以为继，中俄茶叶贸易立刻落入低谷，而原来在中国设立的砖茶厂也歇业。1916年中国出口俄国的茶叶有634，999担，但在1918年便减为57，907担，到1920年只有6，995担。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中俄茶叶才有新的发展。
文章来源：李庆新主编：《学海扬帆一甲子——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
来源：福茶之心，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茶船古道寻迹》分“概貌”、“轨迹”、“余音”三个篇章，将通过对亲历者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尽可能拨开笼罩在“茶船古道”上的历史迷雾， 重新找到这条古道逐渐模糊的轨迹……
——编者的话
6月9日上午，苍梧六堡镇，一队头戴斗笠、肩挑茶竹箩的茶农，迈着坚定的脚步，朝着合口码头广场走来。到达码头，茶农们虔诚地祭拜茶神，之后，便将一担担六堡茶有序地放到竹排上。在茶农们满是憧憬与期盼的目光中，竹排缓缓驶离码头……
《广西通志稿》记载：“六堡茶在苍梧，茶叶出产之盛，以多贤乡之六堡及五堡为最，六堡尤为著名，畅销于穗、佛、港、澳等埠。”
清末时期，两广茶产区使用当地的妇人分拣出口的茶叶。
清代，妇女们上山采茶。85岁的陈式才久居塘平大山中的黑石村，世代种茶。对于他来说，上述画面再熟悉不过。“童年时，我看到父母经常举‘松节’（用松枝扎成的火把）半夜上山采茶，回家炒茶，赶茶圩。”
81岁的李育恒现居六堡镇,从16 岁起就在六堡至梨埠段的水路上撑排走船，一干就是20多年。对于这段水道上的滩险，他深有体会：“水道狭窄，茶叶只能用尖头船运载。每艘尖头船能装一两吨茶叶，每船配备船工三人。为了能相互照应，每次起行，总是三四只船一起‘打帮’（结队）出发。”
遇到滩险，船上的船工们要全部下水拉纤。 
“茶船古道”线路图
六堡镇风景 网友：莞尔/摄
六堡镇景色 网友：莞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