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茶叶正从农产品演变成奢侈品
甚至成为越来越受青睐的雅贿媒介
这些异化现象，集中发生在最近十余年
天价茶乱象背后
本刊记者/周群峰
清明节刚过，一则“10公斤茶鲜叶拍出1068万元”的事件刷爆网络。4月7日晚，由中国茶叶拍卖公司选送的“2021‘锦绣茶尊’10公斤茶青开采权”，以168万元的底价在阿里拍卖平台公开拍卖。最终一位编号为“X8634号”的竞买人，以1068万元的竞价成功夺得该开采权。“锦绣茶尊”古茶树位于云南省临沧市，专家称树龄达3200多年，2015年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评为“最大的古茶树（栽培型）”。
清明前后是新茶上市的季节，但今年的茶叶市场却早已暗流涌动，全国各地的茶城、茶叶市场成了重点“监管对象”。杭州是知名龙井绿茶产地，杭州市区内知名度最高、专卖店最集中的茶叶市场位于上城区解放路附近，最新采摘的2021年龙井新茶已在此上市。3月15日，上城区纪委区监委派驻第二、第三纪检监察组联合市场监管等部门到此开展了专项监督检查。婺源绿茶是江西上饶的特色名茶，截至3月底，上饶全市累计出动执法人员850余人次，巡查茶叶经营单位630余家次，发放告诫书630余份。
各地执法力量“闻风而动”的原因，在于“天价茶”背后的送礼之风、奢靡之风。48万元/斤、45万元/斤、38.8万元/斤……今年春节假期刚过，多款武夷岩茶因惊人的天价再次引发关注。新华社发文称，“天价武夷岩茶”愈演愈烈，少数岩茶被炒作成“办事茶”“送礼茶”，成为热门高端礼品，并滋生回收、代售等变现业务，“天价茶”的背后暗藏“四风”等腐败动向。这已是“天价岩茶”第三次被新华社曝光。
卖茶靠“讲故事”，收益靠噱头炒作，普通茶附上“大师”的签名和照片，价格翻了十几倍。当前茶叶市场一个字：“乱！”在3月10日福建省召开的一场研讨会上，福建省消委会秘书长薛承枫直言，等级乱标、价格乱喊、名字乱取已经成为当前茶叶市场三大乱象，亟须整治。
位于云南临沧市的“锦绣茶尊”古茶树。
“天价茶”并非武夷岩茶独有，云南普洱、安溪铁观音、太平猴魁、西湖龙井等茶叶也都有过每斤数十万元的拍卖价。无论是业内人士、资深茶友还是普通消费者，都有共同的感受，部分茶叶正从农产品演变成奢侈品，甚至成为越来越受青睐的雅贿媒介，这些异化现象，集中发生在最近十余年。《中国新周刊》近日采访了解到，业内苦“天价炒作”久矣，但行业顽疾积重难返。
“一两黄金一两茶”
武夷岩茶产于福建省武夷山市，是具有岩韵（岩骨花香）品质特征的乌龙茶，分为大红袍、水仙、肉桂等产品。武夷山市政府官网上介绍，武夷岩茶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被评为中国十大名茶，武夷岩茶已知品种就有264种。
目前，武夷岩茶的价位绝大多数在每斤数百元到数千元之间。武夷山市大叶岩茶厂法定代表人肖卫财在接受《中国新周刊》采访时，以他自己门店的销售情况分析，大多数消费者购买的茶叶价位都是300～500元/斤，追求生活品质的顾客会选择1000～2000元/斤的茶叶，特别富裕的会购买2000元/斤以上的茶。
但是，随着武夷岩茶知名度的提高，近年来“天价茶”频频出现。福建省茶叶学会原常务副秘书长、教授级高级农艺师姚信恩告诉《中国新周刊》，他进入茶叶行业已经有五六十年，最近几年才知道市场上出现了每斤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的天价岩茶。
2021年1月11日，一份“2019～2020年度武夷岩茶”榜单在网上热传，榜单列举了22款武夷岩茶价格，价格最低的一款为1.8万元/斤，最高则为45万元/斤。其中，价格在6.6万元（含）/斤以上的占了17款。因为该表格为黑底白字，所以在业内被称为“黑表格”。
该表格制作人为陆建强，是上海的一名“岩茶发烧友”。陆建强告诉《中国新周刊》，他是一名武夷岩茶的消费者，也是某武夷岩茶上海茶友群成员。早在2018年，他就制作过一款“黑表格”。当时，他了解到一款名为“远香”的武夷山岩茶，成交价48万元/斤，就突发奇想，想把一些高价的武夷岩茶做个统计。同年4月30日，他制作的“黑表格”发布，共收录了19款岩茶。最低级的一款3万元/斤，最贵的一款为520万元/斤，“远香”岩茶排名次席。其中6.6万元/斤（含）以上的占了15款。“其实，天价茶的‘含水量’也是很高的。所谓天价茶几乎都是茶企自己定价，成本可能只有几千元/斤，但是可能卖到十几万元/斤”。
“黑表格”中那款520万元/斤的茶格外引人关注。2005年4月17日，在第7届武夷山红袍节上，20克武夷山九龙窠“母树大红袍”拍卖出20.8万元的天价，竞买人为新加坡人陈汉民。“我算了下，折合人民币520万/斤”，陆建强称。母树大红袍生长在武夷山九龙窠景区，只有三棵六株，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每年产量不足1斤，且早已停采。2006年，为防止品种种性退化，武夷山市委、市政府决定对母树大红袍进行停采留养。
“黑表格”中一款名为“国宾大红袍”的岩茶，售价9.999万元/斤，该款岩茶由武夷星茶业有限公司推出。公司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周刊》，该款岩茶确实为其公司制作，每年限量100套，每套60克。“每年都能卖完，有的人买了收藏或送人”。
近日，《中国新周刊》记者在福建武夷山、南平、福州等地采访时发现，有的茶企在定价时，按照“一两黄金一两茶”的标准，给一款茶定价十几万元，有的价格甚至远超金价；有的茶企自称制作了一款“非卖品”或“品鉴茶”，但流向市场后，被炒成天价茶；有的茶企为博人眼球，会给某款岩茶起诸如“坑爹”“勾魂夺魄”等恶俗花名。
一款名为“坑爹”的岩茶，由武夷山市永鹏茶叶有限公司推出。与该茶企相关的宣传资料显示，这款茶由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永鹏手工制作，每年产量约为60斤。2017年市价为13.6万元/斤，与当时的实时黄金价格相当，堪称“一两黄金一两茶”。因为制作这款茶的原茶，取材于牛栏坑最早种植的那一批肉桂茶树，是牛栏坑的“爹”，故取名“坑爹”。
在网传的武夷天价岩茶名单中，除了茶企明码标价的一类，还有一类茶企，对外打出“非卖品”“品鉴”等字样，并不标价。武夷山市一位茶企老板称，有的天价茶打上“品鉴”“非卖品”等字样，也是茶企的一种营销手段，会让人觉得更加神秘和珍贵。在这种心理下，能拿到这种茶的，会觉得很有面子。
并非所有高价茶都是炒作。也有受访者认为，对一些真正有高技术含量和品质的茶叶而言，很难用成本价衡量其价值，也为天价茶的出现提供了空间。相比绿茶、白茶等其他茶种，武夷岩茶等茶类制作工艺非常复杂。《福州日报》旗下客户端“掌上福州”曾介绍，以最著名的大红袍茶为例，它工序繁复，涉及采摘、倒青、做青等十多种技艺。需要至少几十个人在短时间内争分夺秒地做茶，任何一个大师根本无法独自完成。此外，由于武夷岩茶剔净茶梗只留叶片，加上足火焙制，所以约8斤武夷岩茶鲜叶才能做成1斤干茶。中国其他茶类，鲜叶和干茶比例大多为4:1，仅为武夷岩茶的一半。
武夷山市茶叶局局长王晓军告诉《中国新周刊》，生产岩茶非常损耗身体，为了生产一桶茶，师傅要不间断地看火候等，需要24小时不睡觉。肖卫财介绍，岩茶制作周期特别长，每年4月中下旬到5月中旬是做茶季，需要经过采青、晾青、做青、炒青、烘干、筛选老叶老梗、焙火（退火）、拼配等程序，一般到了农历八月后，才能喝到当年的新茶。
谁炮制了天价茶？
天价茶是如何进入市场的？2月20日，《楚天都市报》记者在武昌区一家裕昌隆茶行采访，老板称，该店是武夷山瑞泉茶叶有限公司的湖北经销商。店内最贵的“瑞泉圣匠”，为38.8万元/斤，“这个货很少，武汉暂时没有，需要的话付了定金随时给你发货。”武夷山瑞泉茶叶有限公司股东黄圣强接受《中国新周刊》采访时，承认这款茶是出自其公司，但否认该价格是该公司制定。“这是一款‘非卖品’，价格怎么出来的，我们也不清楚。因为这款茶产量太少，我们没有卖。但是我们公司每天接待很多人，有时也会给一些朋友一两泡。”
王晓军告诉《中国新周刊》，天价茶价格并非来自茶企，有些经销商炒作成天价茶后，“茶企（为了商业利益）也只好认账了”。浙江茶文化学者梁宏亮认为，相对来说做茶的思路闭塞一点，卖茶的脑洞大一些，“（他们）联合起来，搞出知名度和暴利何乐而不为？”
多位武夷山茶企老板告诉《中国新周刊》，其实很多天价茶就是个噱头，一些茶企靠着天价打名气，目的其实是卖普通的茶，“还有一类老板比较好面子，他们看到别的茶企推出天价茶，觉得自己没有会低人一等，于是也跟着推天价茶，不在乎能不能卖出去”。
茶企和消费者，是天价茶链条的首尾两端，生产心理与消费心理共同炮制了天价茶。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周刊》，天价茶消费群体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具备极高消费能力的人，买茶的标准往往是“谁贵买谁的，谁知名度高买谁的”；第二类是一些岩茶发烧友或茶企同行，他们听说一款天价茶后，偶尔会高价买一泡（一般8~10克），目的是满足好奇心，或研究好茶的工艺提高自己认知；第三类就是送礼所用，往往是“买的人不喝，喝的人不买”，这类消费也能滋生官场腐败等不正之风。
在“炒茶”江湖中，一些传统的制茶“大师”也成为推手。从事茶行业生产和研究20多年的浙江茶文化学者梁宏亮告诉《中国新周刊》，“大师、非遗传承人”，多为传统工艺即将消失，工业机器即将完全替代人工的产物。
新华社报道称，一款在武夷山当地只卖每斤三四百元的平价茶，在外地企业的包装炒作下，被渲染成“大师”工艺、“大师”水准的高价茶，附上“大师”的签名和照片，价格翻了十几倍。多位业内人士印证，不少“大师茶”并不是高品质茶，也不是“大师”制作的茶，有的就是一些大众茶改头换面而成，有的还打着大师“监制”“封存”“推荐”等擦边球，卖出高价。
2017年12月8日，碧水丹山?岩骨花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系列之王顺明武夷岩茶（大红袍）展在北京举行。图/中新
岩茶是武夷山的特产，由于独特的制作工艺，别的茶叶产区几乎无法模仿。2006年，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被评定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年，刘宝顺、刘峰、王国兴、刘国英等12人成为首批国家级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
王晓军告诉《中国新周刊》，“大师”是民间的称呼，准确的说法应该叫“武夷山茶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目前，武夷山市国家级、省级、武夷山市级的岩茶、红茶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共21人。其中，刘宝顺与王国兴目前在武夷山市茶业局茶科所任职。“刘宝顺的孩子有茶企，王国兴是帮人家制作茶叶，他们的（这个）情况都跟组织和纪委报备了。”王晓军说。
在这些“大师”中，刘国英因一款名为“空谷幽兰”的天价武夷岩茶受到关注，该款岩茶12.8万元/斤。2019年5月20日，武夷山市岩上茶业有限公司发布“声明”称，该公司与刘国英合作研发的“空谷幽兰”，2007年问世。公司将每年所产出的少量“空谷幽兰”作为礼品赠送给优质授权经销商和茶友以供分享、品鉴。刘国英现任武夷山市茶业同业公会会长，他对《中国新周刊》回应：“空谷幽兰”这款茶的确是他指导着（这个茶企）做的，“但这款茶是非卖品，也不是我定的价。”
定价混乱背后的标准之痛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王庆曾公开批评，近年来，市场上天价茶、山寨茶、以次充好、以旧掺新等销售“潜规则”频现，并且茶叶好坏、真假全凭专家一张嘴，这让原本就缺乏科学评判标准的茶叶市场更加混乱。
“天价茶”并非新生事物，也并非武夷岩茶独有。2006年极品信阳拍卖会上，信阳毛尖茶王“蓝天玉叶”以74.5万元/斤的价格成交；2007年，首届“黄山杯”精品名茶拍卖会上，50克汪满田牌极品黄山毛峰以8.5万元的天价成交；2009年，济南“国礼茶安徽太平猴魁名茶拍卖会”上，100克太平猴魁拍出了20万元；2011年，在都匀毛尖新茶拍卖会上，贵州“都匀毛尖特制珍品茶王”二号（150g装）最高成交价格达10万元；2012年，中国海峡名器名茶春拍上，安溪茶王赛清香型铁观音以6.7万元/100克价格成交……
“当前存在一个怪象是，茶叶包装昂贵精美，只装一泡、两泡，包装的费用都超过茶叶本身。”在3月10日福建省的一个研讨会上，有业内人士指出。
肖卫财称，茶叶圈水分大得很，有些茶企铺天盖地地做各种虚假宣传。比如，金骏眉最快4月初才开始陆续采摘制作，但每年3月初就有人在网上放出视频说，武夷山的金骏眉新茶上市了。“这不明摆着就是欺骗消费者吗？”再比如，金骏眉的茶青最低是200元/斤，按照4斤茶青出一斤茶来算，生产一斤金骏眉的茶青成本得800元左右。现在市场上充斥着两三百元的“金骏眉”，甚至有人在抖音上打出“99元/斤包邮”的金骏眉广告，则必定是假的。
在茶叶圈，为了借势抬价，冒名顶替、虚假宣传等都是一些茶企的惯用手段。武夷山瑞泉茶叶有限公司股东黄圣强告诉《中国新周刊》，该公司做出一定影响力后，曾被人冒用品牌。“我们即便发现，也找不到根源。他们的包装做得和我们一模一样，连包装上的电话都留的是我们的。甚至我哥黄圣辉（瑞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姓名都被人注册过，后来经过沟通，他们才把名字改过来了。”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因炒作而身价倍增的“顶流”，是这几年红透业界的大益茶。从2015年到2020年，连续6年，大益茶都位居“双十一”天猫、淘宝茶叶销售排行榜第一。其火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自己做成了“金融茶”。
大益茶是由云南大益茶业集团推出的普洱茶，由该茶企开始，将普洱茶赋予了期货模式。红星新报道称，在这种独特的模式下，只要有货单，就可以找茶客缴纳定金，但不做实际交易，等茶叶价格攀升后，由上一个茶客再卖给下一个茶客，如此循环往复、“击鼓传花”。在这样的模式下，用“自己卖，自己买”来抬价的手法一度非常普遍，导致普洱“期货单”交易量异常活跃的同时，普洱茶的价格也飞涨，于是又被形象地称为“金融茶”。
有人用“一夜暴富一夜赤贫”来形容普洱茶金融化的特点。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秘书长梅宇告诉《中国新周刊》：普洱茶可以长期存放，这是其能被炒出来金融化特点的原因之一。这种炒作背离了茶文化，但这种现象不具有普遍性，只有极少数品牌、极少数品种被市场炒作。
天价茶虽是极端例子，但定价体系混乱、标准复杂却是长期痼疾，导致了茶叶价格的不透明。与咖啡等饮品相比，茶叶的标准化更难，导致茶饮价格体系长期比较混乱。梅宇介绍，我国现行茶业国家标准166项，行业标准171项，还有茶业地方标准826项。不过，全国茶标委制定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均是推荐性标准，不具有强制性。同时，标准内容中只明确规定了产品品质特征和基础理化指标，并不涉及价格。现在茶叶的定级与定价都是茶企的自主行为。
天价茶事件整顿后，福建武夷山市天心村打出的关于依法经营的宣传横幅。摄影/本刊记者周群峰
在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王庆看来，标准是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秩序规范管理的基本起点，也是政府现代治理体系和现代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只有实现了标准化，中国的茶叶才能有快速的发展”。
“官方标准没有正岩、半岩、洲茶之分，更没有细化山场，正岩茶、山场茶的标注属于企业行为。”武夷山市茶业局相关领导曾对媒体说。2006年，武夷岩茶国标取消了山场划分，但也并没有扼制住商家宣传山场、消费者追逐山场的风向。被坊间戏称为“牛肉”的牛栏坑肉桂，来自名为牛栏坑的山谷，一斤售价数万元乃至一二十万元不等；被称为“马肉”的武夷山马头岩肉桂，一斤价格数千元至上万元不等。
中粮集团中茶福建公司总经理陈金春最近建议，对武夷山岩茶“三坑两涧”的茶场实行认证，从源头做好监管。“一年产多少茶，严格认证，不能一年只产500斤茶，却满市场充斥着几百吨的‘马肉’（马头岩肉桂），‘牛肉’（牛栏坑肉桂）。”
陆建强称，现在，应该重点打击那些有价没有品质的“天价茶”，有价又有品质的茶太稀缺了。他认为，武夷岩茶要想卖高价，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产区可精确追溯（采摘、制作、包装全程监控），结合价格严格控制产量，行业联合盲品审评认定其高品质，连续若干年品质稳定，销售可追溯，各类指标检测合格等。
《中国新周刊》在武夷山市茶业局采访时，看到该局公示栏上贴有多份茶企老板签订的“承诺书”，上有茶企老板个人亲笔签名与公司盖章，落款时间为2021年2月6日。这些老板包含武夷山市祥岩茶厂法定代表人王昇等多人，他们在承诺书中称，坚决反对“天价茶”，不参与虚标茶价、炒作天价，不变相销售非卖品和赠品，茶叶每500克定价不超过6万元，不过度包装、不起恶俗名字等等。
3月上旬，《中国新周刊》记者在武夷山、福州等地暗访了多地茶店，门店负责人纷纷表示天价茶已下架，不再销售6万元/斤以上的岩茶。比如武夷星茶业有限公司、武夷山瑞泉茶叶有限公司、武夷山市手尚工夫茶业有限公司称目前价格最贵的一款分别为5.5万元/斤、5.8万元/斤、6万元/斤。
针对最高定价不超过6万元的说法，业界反应不一。武夷山市茶业同业公会会长刘国英表示，以目前的岩茶行情而言，好的岩茶原料每斤成本高达大几千元，所以，经过合理的测算，武夷山市茶业同业公会将武夷岩茶的上限定为6万元/斤。姚信恩对此认可，以目前的岩茶行情来看，好的岩茶原料每斤成本高达几千元甚至一万多元，所以，将武夷岩茶的上限定位在每斤6万元合情合理。
天价茶引发的舆论风暴，在今年新茶上市前，引发了对整个行业的监管风暴。福建省多部门已开始开展针对天价茶的整治活动。2月21日，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出整治通知。两天后，福建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关于涉及“天价茶”等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问题信访举报方式的公告》。福建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仰哲到安溪县专题调研和督促“天价茶”整治工作。
武夷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连永忠告诉《中国新周刊》，2月19日一早，武夷山市市场监管局、税务局、公安局等就组成茶叶市场调查工作组，赶赴福州核实处置，后期又两次组织人员去福州、厦门、泉州等地暗访了50多家茶叶门店，市场上没有发现销售“非卖品”“品鉴茶”及超过6万元每斤的茶叶。
天价茶长时间以来缘何屡禁不绝？中新网报道称，武夷山是武夷岩茶主产地，主要消费市场却在武夷山辖区外，存在跨区域执法的难题。连永忠称，武夷山虽是茶叶主产地，但从检查情况看，所谓榜单上的茶叶都是在武夷山辖区以外市场销售。他表示，因为不能跨地域执法，所以到福州等地时，只能暗访。
王晓军称，2018年至2021年，网传销售过天价茶叶的武夷山茶企有26家。武夷山市安排26位市领导一对一、点对点地服务和引导。“我们不是整治它，是服务它。帮助这些茶企健康发展，因为茶产业对武夷山太重要了”。
茶叶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武夷山市作为福建省茶叶主要产区，现有茶山面积14.8万亩。武夷山市委书记江建华说，全市将通过三年努力，到2022年，实现规模以上茶企100家、规模以上茶企产值100亿元、产值亿元以上茶企30家以上、产值5亿元以上茶企6家、茶产业税收3亿元的“11363”发展目标。肖卫财称，计划经济年代，武夷山市只有一个崇安县国营茶厂（注：1989年8月，撤县建县级市即武夷山市），改革开放后，武夷山茶企越来越多，很多茶农都注册了茶企，自产自销。“我作为茶农，也注册了自己的茶企”。
茶叶对当地经济的意义显而易见。王晓军告诉《中国新周刊》，武夷山市总人口24万，从业人员大约有12万。截至目前，武夷山市注册茶企5100多家。可以说茶产业是武夷山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精准扶贫的重要产业，养活了武夷山市半数人口。
多位受访的业内人士分析称，不仅仅是武夷山，全国很多地方的茶叶主产区，茶产业都是当地主要经济支柱，而真正能推出天价茶且有市场的茶企，都是规模较大、也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茶企，这类企业对当地经济贡献率也较大。“因此，政府整治‘天价茶’的时候，也会投鼠忌器”。价格被炒高后，对茶农也带来了冲击。福建省政协常委、民建省委主委吴志明曾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表示，一些茶企过度炒作、过度包装，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岩茶的信誉度有持续下降趋势。近两年以来，中低端岩茶滞销率达40％以上。
武夷山市也在通过多条途径，力图管住“天价茶”。官方表示，将加快健全茶叶质量可追溯体系，组建茶叶交易中心，全面梳理“天价茶”乱象背后涉及的违规违法问题，形成“问题清单”。
“这次事件所引起的政府关注度和整治力度，在武夷岩茶产业中前所未有。”成立于福建的海峡两岸茶叶交流协会在一篇文章中评价，非健康的发展模式无法长远，茶产业看似风光，实则虚弱不堪，专项整治的一把火也可能灭不了天价茶，更重要的是武夷岩茶产业的发展如何“借由此次事件真正走上正轨”。
天宝十三年（754年）起，陆羽离开竟陵，四处考察，沿途采茶品茶、访问笔录、钻研茶事，先后经过8个道、73个州，涉及今天的14个省156个县和地区，包括鄂西、川东、川南、豫南、鄂东、赣北、皖南、皖北、苏南等地。
当时的行政区分为15个道（相当于今天的“省”，但比省大），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岭南道、剑南道、京畿道、都畿道。而陆羽列出的产茶区的道是：山南道、淮南道、江南道、黔中道、岭南道、剑南道。
陆羽所在的家乡竟陵郡属山南东道管辖，他的茶事考察自然是由近及远，首先考察古老的山南道茶区和淮南道茶区。着名茶史专家朱自振先生认为：“在安史之乱以前，陆羽为撰写《茶经》和其他一些着作，就考察了剑南和山南的有关地方；安史之乱时，陆羽正好在金州（今陕西安康）或光州（今河南潢川）调查。”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得老百姓流离失所，人口大量往四川、湖北等地迁移，陆羽也不例外，为了躲避祸乱，他顺着长江而下，一路上北折南转。
“八之出”叙述茶区的顺序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似乎有点乱，很有可能是陆羽按照自己访茶路线时间的先后来记录的。从中可以看出，陆羽在做名茶排位时，他是参照最熟悉的茶区，即自己故乡所在的湖北区域山南道为中心的这个半径。这与他755年（甚至更早）至760年之间的主要活动范围有关。
由此看来，陆羽没有将蒙顶山茶写进《茶经》，并不是因为他的疏漏导致，而是由于当时“天宝战争”、“安史之乱”爆发的历史原因，使陆羽未能进入当时的雅州，从而没有品到蒙顶山茶，以致对雅州茶的评价很不客观。
土贡是中国古代经济制度中，一项历史悠久而又具有自然经济特色的制度，也称“民贡”。按照《尚书》的说法，土贡起自夏禹：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物土贡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贡之也”。为满足对物质的需求，特别是对于奇珍异物的需求，上层统治者要求各地土特产纳贡。而各地官员为了升迁进阶获得君主欢心，自然乐于上贡。税赋制度建立后，土贡制度并没有消失，而是一直保留下来。进入唐代，随着国力强盛，饮茶之风日渐普及，宫廷御内、皇族贵胄茶叶消费量日益增大，对茶叶的数量及品质要求也随之增加。唐代茶叶“民贡”始于武德二年（619年），即唐立国的第二年。欧阳修等所撰“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是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有载：“析变州之姊归，巴东置。土贡：纻葛、茶、蜜、蜡”，可见归州巴东郡实开唐代“民贡”先河。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朝廷在湖州长兴顾渚山设立“贡茶院”，从产茶地直供茶叶。唐代贡茶院之所以设在湖州，与“茶圣”陆羽和当时（759年-761年）常州刺史李栖筠以及一大批文人的极力推崇密不可分。
唐代有17个郡向朝廷贡茶40多种，蒙顶山茶独占鳌头，很了不起。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计有怀州、峡州、归州、夔州、金州、兴元府、寿州、庐州、薪州、申州、常州、湖州、睦州、福州、饶州、溪州、雅州等十七州贡茶，名目约四十余个，其地域相当于现在的苏、浙、院、湘、鄂、赣、闽、川、豫、陕等10个省。
而雅安茶入贡，最早有记载是在唐天宝元年（742年）：“雅州芦山郡……土贡麸金、茶、石菖蒲、落雁木”（ 出自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当时蒙山属雅州芦山郡管辖，蒙山茶是以芦山郡的名义上贡的。这是蒙山茶最早入贡的具体时间，从此进入正史，绵延不断。
历史上的行政区域，州县名称及隶属关系是随时代变化的。西魏废帝2年（553年）平蜀以后，始移民垦殖，始设蒙山郡（治所今雅安多营），领辖始阳（县治在今雨城区多营镇），蒙山（今名山蒙阳镇）2县。隋仁寿4年（604年）废郡置雅州，治所在严道（今雅安），炀帝大业3年（607年）废雅州置临邛郡，领有芦山、名山、始阳（州治）等县。唐武德元年（618年）推行州、县两级制，复雅州，领4县（芦山、名山、严道、百丈），之后略有增减，并有57个羁縻州；到唐天宝元年，雅州改称芦山郡。
为什么历史悠久的蒙顶山茶入贡时间相对晚于当时其他茶区呢？如薪春郡（今湖北薪春县）、义阳郡（今河南信阳市）、都阳郡（今江西都阳县）及湖州吴兴郡（今浙江吴兴县）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进贡；长乐郡（今福建闽侯县）于武德六年（623年）；新定郡（今浙江建德县）于武德七年（624年）进贡；灵溪郡（今湖南龙山县）于唐则天顺圣皇后天授二年（691年）向朝廷进贡茶……，都比蒙顶山茶早。
这与雅安的地理位置有关。唐初，雅州为戍边之地，唐蕃屡征战于此，《资治通鉴 卷二百二十六》记载：“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冬十月丁酉，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唐德宗十七年（796年），韦皋（四川节度使）遣兵十万，破吐蕃于雅州。又廿二年（801年）韦皋奏，大破吐蕃于雅州。”由于唐蕃战乱，作为前线的西蜀地区农业发展深受限制，蒙顶山茶发展自然深受影响。加之，9世纪以前的贡茶，按当时规定，不仅是自愿上贡珍奇名贵物产，还是一种定额实物税，纳贡以行政单位郡为单位，不记具体产地和茶名，初唐，蒙顶山茶入贡只附属雅州地名，并没有确指蒙顶山茶。
因此，陆羽写《茶经》时，蒙顶山茶仅以“雅州芦山郡”之名上贡，尚未成名。蒙顶石花“号为第一”时，陆羽已经仙世。
794年（唐贞元十年），袁滋出师南诏，途径雅安，写成的《云南记》首提蒙顶山茶：“名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联延数十里，在县西南，按拾道志、尚书所谓蔡蒙旅平者，蒙山也。凡蜀茶尽出此。”
而出现蒙顶山茶入贡的明确史料大约在811年前后，晚唐宰相裴汶在其《茶述》中写到：“今宇内土贡实众，而顾渚（浙江长兴）、蕲阳（湖北蕲春）、蒙山为上”。
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李吉甫撰唐代地理志代表作《元和郡县志》曰：“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
825年（唐敬宗宝历元年）李肇撰《唐·国史补》记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
856年（唐宣宗大中十年），巢县县令杨晔所撰的《膳夫经手录》讲得更加明确：“蒙顶（自此以降，言少而精者）。始，蜀茶得名蒙顶也，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竟栽茶以窥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虽非蒙顶，亦希颜之徒。今真蒙顶，有鹰嘴牙白芽，供堂亦未尝得。其上者，其难得也。如此又尝见书品，论展陆笔工，以为无等，可居第一。蒙顶之列茶间，展陆之论，又不足论也。”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蒙顶茶当时的产量减少，但做得精致。最初，蜀茶出名也是因为蒙顶茶。元和年（806年——820年）以前，一束锦帛﹙捆起来的五匹帛﹚还交换不到一斤早春蒙顶茶（价格很高）。所以蒙顶附近的人都争先恐后地种茶，来获取丰厚的利益。没有数十年的时间，使当地农村市场上，每年出现千万斤（形容数量多）的销售；还发生了虽然不是真正的蒙顶茶，却有人冒充蒙顶茶去销售的情况。真正的蒙顶茶有鹰嘴、芽白茶（不研膏茶、露芽饼茶），就是提供给当地官府，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其难得的情况就是这样。又经常见到书上评议、讨论陆羽的观点，认为不可比拟，没有可以与蒙顶茶同时并列第一的。蒙顶茶和其他茶排列起来比较，再看陆羽的观点，是不足以论的。
可见，当时蒙顶山茶好、价高、量大，无人超越，说明当时蒙顶茶的知名度很高，已经誉满天下。
蒙顶茶之外，杨晔的《膳夫经手录》还对湖州的顾渚茶也有好评：“湖（指太湖）南紫笋茶，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从而形成了唐代的俗谚：“蒙顶第一，顾渚第二”。
从此，蒙顶山茶因为“天下第一”，而声名远扬。五代称“尤佳”，宋代称“最佳”、“独珍”，明代称“最上”，清代称“最佳”“最好”“均佳”。这里的“第一”、“最”、“尤”都是至好的意思，都是“含金量”百分之百的“足赤”。
在唐代，官贡在地位上自然高于土贡，而蒙顶山贡茶虽作为土贡，品质却不逊于当时的顾渚官焙，加之蒙顶山茶无论质量及数量在蜀地乃至全国都是出类拔萃，因此唐宪宗元和年间蒙山茶正名入贡后，迅速受到皇室官员们的追捧，成了蜀茶的代表，顶着“天下第一”的头衔，荣耀无比，以致后来历代文人墨客写下许多咏赞蒙顶山茶的诗词歌赋，留下不少传世佳句、名言，尤以唐宋诗词最为脍炙人口。
自号“别茶人”的白居易不由感慨：“琴里知闻惟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孟郊称道：“蒙茗玉花尽，蜀山饶芳从”；刘禹锡诗将蒙山茶与顾渚茶并提：“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韦处厚感叹：“顾渚吴商绝，蒙山蜀信稀。千丛因此始，含露紫英肥”；郑谷描写到“蒙顶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文彦博指出“旧谱最称蒙顶味，露芽云腋胜醍醐”；文同评价“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苏轼想到“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明代黎阳王王越更直言不讳：“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蒙顶山茶声名远播，尤其到了宋朝、明代，因其多用于茶马贸易，作为贡茶更是难得一见，文人墨客愈加神往。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五杂志二》中说：“古人论茶，唯言阳羡（江苏宜兴），顾渚（浙江长兴），天柱（安徽舒城），蒙顶之类”。范镇在《东斋记事》中云：“蜀之产茶凡八处：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之罗村。然蒙顶为最佳也”。明代顾起元在《茶略》里写到：“蜀蒙山顶茶，多不能数斤，极重于唐，以为仙品”。明代的钱椿年、顾元庆在《茶谱》这样写到：“茶之产于天下多矣，若剑南有蒙顶石花，湖州有顾渚紫笋……品第之，则石花最上，紫笋次之，又次则碧涧明月之类是也。惜皆不可致耳。”晚明杭州最着名的茶人许次纾在《茶疏》中说：“古人论茶，必首蒙顶。蒙顶山，蜀雅州山也，往常产，今不复有，即有之，彼中夷人专之，不复出山。蜀中尚不得，何能至中原、江南也？”
此诗句出自北宋卓越的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得雷太简自制蒙顶茶》。梅尧臣（1002年—1060年），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曾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用的主将之一，与欧阳修齐名，并称“梅欧”。曾参与编撰《新唐书》。诗现存2800多首，其中茶诗有55首。
该诗全文为：“陆羽旧茶经，一意重蒙顶。比来唯建溪，团片敌汤饼。顾渚及阳羡，又复下越茗。近来江国人，鹰爪奈双井。凡今天下品，非此不览省。蜀荈久无味，声名谩驰骋。因雷与改造，带露摘牙颖。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顷。汤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初分翰林公，岂博士冷。醉来不知惜，悔许已向醒。重思朋友义，果决在勇猛。倏然乃于赠，蜡囊收细梗。吁嗟茗于鞭，二物诚不幸。我贪事事无，得以似赘瘿。”
梅尧臣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茶文化开始兴起的时代。上层社会崇尚佳茗，与欧阳修同为诗友的梅尧臣，与欧阳修、苏东坡相比，则更垂青蒙顶茶。梅尧臣是一位地道的茶客，他咏茶喜用长诗，大多在二十韵以上，可见其对茶的感受是很深的，尤其是对蒙顶茶更加器重。这首诗叙述了唐宋期间天下名茶的变化，说的是唐代蒙顶茶天下第一，到了宋朝今日，就是建州茶的天下了，江南一带的顾渚、阳羡、浙江茗茶，都要甘拜下风。
他这首诗与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叙述“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顷。汤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的过程。不同的是，梅尧臣在夸赞雷简夫改造并亲自自制的蒙顶山茶后，反而觉得有点不配饮用这样的好茶，自己的身份有点对不住如此高贵的茶叶和隆厚的情义。
此诗句出自明代中期诗人、政治家黎阳王（王越）的《蒙山白云岩茶诗》。黎阳王是指王越（1426年-1499年），黎阳人，即大名府浚县（今天的河南省浚县，浚县古名黎阳），明代成化、弘治时期西北着名军事统帅，曾官至兵部尚书、巡按四川。谥号襄敏，追赠太傅。着有《黎阳王襄敏公文集》和《黎阳王太傅诗文集》。
该诗全文为：“闻到蒙山风味佳，洞天深处饱烟霞。冰绡剪碎先春叶，石髓香粘绝品花。蟹眼不须煎活水，酪奴何敢问新芽。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这首诗直抒胸臆，盛赞了蒙山白云岩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及所产茶叶的品质，令人心生向往。首句高度赞扬蒙山茶品质优异，称赞其好喝，且生长深山；接着描绘其形状：“冰绡剪碎”、“石髓香粘”、“蟹眼”、“酪奴”。其中，蟹眼是煮茶沸腾前的水泡、水花，酪奴则是茶的别称。蒙顶山茶既少且贵，“束帛不易一斤蒙顶先春”，只有少数王公贵胄可以品尝到，作为平民的陆羽，也就只有听到而未品到了。总之，王越品尝蒙山茶后，对茶圣陆羽撰写《茶经》时未对蒙山茶作出客观评价，没有将其评为世上最好的茶而打抱不平，特以此诗为蒙顶山茶正名：“应是人间第一茶”。
茶圣虽然没有到过雅安，但陆羽还是陆羽，《茶经》还是《茶经》，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电脑时代的到来，而否定了毕升的活字印刷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一样。
假如陆羽在世，能够一品天下第一的蒙顶山茶，不知，他又会有着怎样的惊喜呢？……
陈开义，男，46岁，现任四川省雅安市茶办副主任、雅安市名山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主任（先后担任过名山县文体局局长、名山区文联主席）。先后在《中华茶文化》、《茶博览》、《茶周刊》、《中国茶叶市场》、《中国茶业》、《走遍中国》、《星星诗刊》、《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四川人大权力报》、《四川政协报》、《调查与决策》、《四川三农》、《农村建设》、《四川茶叶》、《四川省情》、《四川文学》、《四川旅游》、《四川文艺》、《县域经济》、《茶缘》、《四川水利报》、《深圳特区报》、《天天快报》和今日头条、北京茶叶网、亚太茶业网、凤凰网四川、中华名茶网、茗边、手机搜狐网、手机新浪网、新茶网、茶旅世界等50余家媒体发表各类文章400多篇（件）。参与主编名山抗震救灾专着《撼魂》，参与编辑《茶祖故里行》、《吴之英评传》、《丰碑》等着述，作品曾多次入选《蒙山雅韵》、《蒙山春来早》、《撼魂》、《茶祖故里行》、《品味》、《蒙顶山》、《二郎山》等专辑，着有个人文集《杯中岁月》。先后有10多篇作品在省市各级征文比赛中获奖，先后参与主编《蒙顶山茶文化读本》、《蒙顶山丛谭》》等茶文化书籍，主编名山区文艺刊物《蒙顶山》和《雅安日报。今日名山》蒙顶文苑文艺副刊和编辑《蒙顶山茶》刊。
天宝十三年（754年）起，陆羽离开竟陵，四处考察，沿途采茶品茶、访问笔录、钻研茶事，先后经过8个道、73个州，涉及今天的14个省156个县和地区，包括鄂西、川东、川南、豫南、鄂东、赣北、皖南、皖北、苏南等地。
当时的行政区分为15个道（相当于今天的“省”，但比省大），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岭南道、剑南道、京畿道、都畿道。而陆羽列出的产茶区的道是：山南道、淮南道、江南道、黔中道、岭南道、剑南道。
陆羽所在的家乡竟陵郡属山南东道管辖，他的茶事考察自然是由近及远，首先考察古老的山南道茶区和淮南道茶区。着名茶史专家朱自振先生认为：“在安史之乱以前，陆羽为撰写《茶经》和其他一些着作，就考察了剑南和山南的有关地方；安史之乱时，陆羽正好在金州（今陕西安康）或光州（今河南潢川）调查。”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得老百姓流离失所，人口大量往四川、湖北等地迁移，陆羽也不例外，为了躲避祸乱，他顺着长江而下，一路上北折南转。
“八之出”叙述茶区的顺序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似乎有点乱，很有可能是陆羽按照自己访茶路线时间的先后来记录的。从中可以看出，陆羽在做名茶排位时，他是参照最熟悉的茶区，即自己故乡所在的湖北区域山南道为中心的这个半径。这与他755年（甚至更早）至760年之间的主要活动范围有关。
由此看来，陆羽没有将蒙顶山茶写进《茶经》，并不是因为他的疏漏导致，而是由于当时“天宝战争”、“安史之乱”爆发的历史原因，使陆羽未能进入当时的雅州，从而没有品到蒙顶山茶，以致对雅州茶的评价很不客观。
土贡是中国古代经济制度中，一项历史悠久而又具有自然经济特色的制度，也称“民贡”。按照《尚书》的说法，土贡起自夏禹：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物土贡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贡之也”。为满足对物质的需求，特别是对于奇珍异物的需求，上层统治者要求各地土特产纳贡。而各地官员为了升迁进阶获得君主欢心，自然乐于上贡。税赋制度建立后，土贡制度并没有消失，而是一直保留下来。进入唐代，随着国力强盛，饮茶之风日渐普及，宫廷御内、皇族贵胄茶叶消费量日益增大，对茶叶的数量及品质要求也随之增加。唐代茶叶“民贡”始于武德二年（619年），即唐立国的第二年。欧阳修等所撰“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是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有载：“析变州之姊归，巴东置。土贡：纻葛、茶、蜜、蜡”，可见归州巴东郡实开唐代“民贡”先河。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朝廷在湖州长兴顾渚山设立“贡茶院”，从产茶地直供茶叶。唐代贡茶院之所以设在湖州，与“茶圣”陆羽和当时（759年-761年）常州刺史李栖筠以及一大批文人的极力推崇密不可分。
唐代有17个郡向朝廷贡茶40多种，蒙顶山茶独占鳌头，很了不起。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计有怀州、峡州、归州、夔州、金州、兴元府、寿州、庐州、薪州、申州、常州、湖州、睦州、福州、饶州、溪州、雅州等十七州贡茶，名目约四十余个，其地域相当于现在的苏、浙、院、湘、鄂、赣、闽、川、豫、陕等10个省。
而雅安茶入贡，最早有记载是在唐天宝元年（742年）：“雅州芦山郡……土贡麸金、茶、石菖蒲、落雁木”（ 出自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当时蒙山属雅州芦山郡管辖，蒙山茶是以芦山郡的名义上贡的。这是蒙山茶最早入贡的具体时间，从此进入正史，绵延不断。
历史上的行政区域，州县名称及隶属关系是随时代变化的。西魏废帝2年（553年）平蜀以后，始移民垦殖，始设蒙山郡（治所今雅安多营），领辖始阳（县治在今雨城区多营镇），蒙山（今名山蒙阳镇）2县。隋仁寿4年（604年）废郡置雅州，治所在严道（今雅安），炀帝大业3年（607年）废雅州置临邛郡，领有芦山、名山、始阳（州治）等县。唐武德元年（618年）推行州、县两级制，复雅州，领4县（芦山、名山、严道、百丈），之后略有增减，并有57个羁縻州；到唐天宝元年，雅州改称芦山郡。
为什么历史悠久的蒙顶山茶入贡时间相对晚于当时其他茶区呢？如薪春郡（今湖北薪春县）、义阳郡（今河南信阳市）、都阳郡（今江西都阳县）及湖州吴兴郡（今浙江吴兴县）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进贡；长乐郡（今福建闽侯县）于武德六年（623年）；新定郡（今浙江建德县）于武德七年（624年）进贡；灵溪郡（今湖南龙山县）于唐则天顺圣皇后天授二年（691年）向朝廷进贡茶……，都比蒙顶山茶早。
这与雅安的地理位置有关。唐初，雅州为戍边之地，唐蕃屡征战于此，《资治通鉴 卷二百二十六》记载：“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冬十月丁酉，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唐德宗十七年（796年），韦皋（四川节度使）遣兵十万，破吐蕃于雅州。又廿二年（801年）韦皋奏，大破吐蕃于雅州。”由于唐蕃战乱，作为前线的西蜀地区农业发展深受限制，蒙顶山茶发展自然深受影响。加之，9世纪以前的贡茶，按当时规定，不仅是自愿上贡珍奇名贵物产，还是一种定额实物税，纳贡以行政单位郡为单位，不记具体产地和茶名，初唐，蒙顶山茶入贡只附属雅州地名，并没有确指蒙顶山茶。
因此，陆羽写《茶经》时，蒙顶山茶仅以“雅州芦山郡”之名上贡，尚未成名。蒙顶石花“号为第一”时，陆羽已经仙世。
794年（唐贞元十年），袁滋出师南诏，途径雅安，写成的《云南记》首提蒙顶山茶：“名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联延数十里，在县西南，按拾道志、尚书所谓蔡蒙旅平者，蒙山也。凡蜀茶尽出此。”
而出现蒙顶山茶入贡的明确史料大约在811年前后，晚唐宰相裴汶在其《茶述》中写到：“今宇内土贡实众，而顾渚（浙江长兴）、蕲阳（湖北蕲春）、蒙山为上”。
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李吉甫撰唐代地理志代表作《元和郡县志》曰：“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
825年（唐敬宗宝历元年）李肇撰《唐·国史补》记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
856年（唐宣宗大中十年），巢县县令杨晔所撰的《膳夫经手录》讲得更加明确：“蒙顶（自此以降，言少而精者）。始，蜀茶得名蒙顶也，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竟栽茶以窥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虽非蒙顶，亦希颜之徒。今真蒙顶，有鹰嘴牙白芽，供堂亦未尝得。其上者，其难得也。如此又尝见书品，论展陆笔工，以为无等，可居第一。蒙顶之列茶间，展陆之论，又不足论也。”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蒙顶茶当时的产量减少，但做得精致。最初，蜀茶出名也是因为蒙顶茶。元和年（806年——820年）以前，一束锦帛﹙捆起来的五匹帛﹚还交换不到一斤早春蒙顶茶（价格很高）。所以蒙顶附近的人都争先恐后地种茶，来获取丰厚的利益。没有数十年的时间，使当地农村市场上，每年出现千万斤（形容数量多）的销售；还发生了虽然不是真正的蒙顶茶，却有人冒充蒙顶茶去销售的情况。真正的蒙顶茶有鹰嘴、芽白茶（不研膏茶、露芽饼茶），就是提供给当地官府，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其难得的情况就是这样。又经常见到书上评议、讨论陆羽的观点，认为不可比拟，没有可以与蒙顶茶同时并列第一的。蒙顶茶和其他茶排列起来比较，再看陆羽的观点，是不足以论的。
可见，当时蒙顶山茶好、价高、量大，无人超越，说明当时蒙顶茶的知名度很高，已经誉满天下。
蒙顶茶之外，杨晔的《膳夫经手录》还对湖州的顾渚茶也有好评：“湖（指太湖）南紫笋茶，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从而形成了唐代的俗谚：“蒙顶第一，顾渚第二”。
从此，蒙顶山茶因为“天下第一”，而声名远扬。五代称“尤佳”，宋代称“最佳”、“独珍”，明代称“最上”，清代称“最佳”“最好”“均佳”。这里的“第一”、“最”、“尤”都是至好的意思，都是“含金量”百分之百的“足赤”。
在唐代，官贡在地位上自然高于土贡，而蒙顶山贡茶虽作为土贡，品质却不逊于当时的顾渚官焙，加之蒙顶山茶无论质量及数量在蜀地乃至全国都是出类拔萃，因此唐宪宗元和年间蒙山茶正名入贡后，迅速受到皇室官员们的追捧，成了蜀茶的代表，顶着“天下第一”的头衔，荣耀无比，以致后来历代文人墨客写下许多咏赞蒙顶山茶的诗词歌赋，留下不少传世佳句、名言，尤以唐宋诗词最为脍炙人口。
自号“别茶人”的白居易不由感慨：“琴里知闻惟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孟郊称道：“蒙茗玉花尽，蜀山饶芳从”；刘禹锡诗将蒙山茶与顾渚茶并提：“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韦处厚感叹：“顾渚吴商绝，蒙山蜀信稀。千丛因此始，含露紫英肥”；郑谷描写到“蒙顶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文彦博指出“旧谱最称蒙顶味，露芽云腋胜醍醐”；文同评价“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苏轼想到“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明代黎阳王王越更直言不讳：“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蒙顶山茶声名远播，尤其到了宋朝、明代，因其多用于茶马贸易，作为贡茶更是难得一见，文人墨客愈加神往。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五杂志二》中说：“古人论茶，唯言阳羡（江苏宜兴），顾渚（浙江长兴），天柱（安徽舒城），蒙顶之类”。范镇在《东斋记事》中云：“蜀之产茶凡八处：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之罗村。然蒙顶为最佳也”。明代顾起元在《茶略》里写到：“蜀蒙山顶茶，多不能数斤，极重于唐，以为仙品”。明代的钱椿年、顾元庆在《茶谱》这样写到：“茶之产于天下多矣，若剑南有蒙顶石花，湖州有顾渚紫笋……品第之，则石花最上，紫笋次之，又次则碧涧明月之类是也。惜皆不可致耳。”晚明杭州最着名的茶人许次纾在《茶疏》中说：“古人论茶，必首蒙顶。蒙顶山，蜀雅州山也，往常产，今不复有，即有之，彼中夷人专之，不复出山。蜀中尚不得，何能至中原、江南也？”
此诗句出自北宋卓越的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得雷太简自制蒙顶茶》。梅尧臣（1002年—1060年），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曾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用的主将之一，与欧阳修齐名，并称“梅欧”。曾参与编撰《新唐书》。诗现存2800多首，其中茶诗有55首。
该诗全文为：“陆羽旧茶经，一意重蒙顶。比来唯建溪，团片敌汤饼。顾渚及阳羡，又复下越茗。近来江国人，鹰爪奈双井。凡今天下品，非此不览省。蜀荈久无味，声名谩驰骋。因雷与改造，带露摘牙颖。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顷。汤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初分翰林公，岂博士冷。醉来不知惜，悔许已向醒。重思朋友义，果决在勇猛。倏然乃于赠，蜡囊收细梗。吁嗟茗于鞭，二物诚不幸。我贪事事无，得以似赘瘿。”
梅尧臣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茶文化开始兴起的时代。上层社会崇尚佳茗，与欧阳修同为诗友的梅尧臣，与欧阳修、苏东坡相比，则更垂青蒙顶茶。梅尧臣是一位地道的茶客，他咏茶喜用长诗，大多在二十韵以上，可见其对茶的感受是很深的，尤其是对蒙顶茶更加器重。这首诗叙述了唐宋期间天下名茶的变化，说的是唐代蒙顶茶天下第一，到了宋朝今日，就是建州茶的天下了，江南一带的顾渚、阳羡、浙江茗茶，都要甘拜下风。
他这首诗与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叙述“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顷。汤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的过程。不同的是，梅尧臣在夸赞雷简夫改造并亲自自制的蒙顶山茶后，反而觉得有点不配饮用这样的好茶，自己的身份有点对不住如此高贵的茶叶和隆厚的情义。
此诗句出自明代中期诗人、政治家黎阳王（王越）的《蒙山白云岩茶诗》。黎阳王是指王越（1426年-1499年），黎阳人，即大名府浚县（今天的河南省浚县，浚县古名黎阳），明代成化、弘治时期西北着名军事统帅，曾官至兵部尚书、巡按四川。谥号襄敏，追赠太傅。着有《黎阳王襄敏公文集》和《黎阳王太傅诗文集》。
该诗全文为：“闻到蒙山风味佳，洞天深处饱烟霞。冰绡剪碎先春叶，石髓香粘绝品花。蟹眼不须煎活水，酪奴何敢问新芽。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这首诗直抒胸臆，盛赞了蒙山白云岩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及所产茶叶的品质，令人心生向往。首句高度赞扬蒙山茶品质优异，称赞其好喝，且生长深山；接着描绘其形状：“冰绡剪碎”、“石髓香粘”、“蟹眼”、“酪奴”。其中，蟹眼是煮茶沸腾前的水泡、水花，酪奴则是茶的别称。蒙顶山茶既少且贵，“束帛不易一斤蒙顶先春”，只有少数王公贵胄可以品尝到，作为平民的陆羽，也就只有听到而未品到了。总之，王越品尝蒙山茶后，对茶圣陆羽撰写《茶经》时未对蒙山茶作出客观评价，没有将其评为世上最好的茶而打抱不平，特以此诗为蒙顶山茶正名：“应是人间第一茶”。
茶圣虽然没有到过雅安，但陆羽还是陆羽，《茶经》还是《茶经》，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电脑时代的到来，而否定了毕升的活字印刷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一样。
假如陆羽在世，能够一品天下第一的蒙顶山茶，不知，他又会有着怎样的惊喜呢？……
陈开义，男，46岁，现任四川省雅安市茶办副主任、雅安市名山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主任（先后担任过名山县文体局局长、名山区文联主席）。先后在《中华茶文化》、《茶博览》、《茶周刊》、《中国茶叶市场》、《中国茶业》、《走遍中国》、《星星诗刊》、《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四川人大权力报》、《四川政协报》、《调查与决策》、《四川三农》、《农村建设》、《四川茶叶》、《四川省情》、《四川文学》、《四川旅游》、《四川文艺》、《县域经济》、《茶缘》、《四川水利报》、《深圳特区报》、《天天快报》和今日头条、北京茶叶网、亚太茶业网、凤凰网四川、中华名茶网、茗边、手机搜狐网、手机新浪网、新茶网、茶旅世界等50余家媒体发表各类文章400多篇（件）。参与主编名山抗震救灾专着《撼魂》，参与编辑《茶祖故里行》、《吴之英评传》、《丰碑》等着述，作品曾多次入选《蒙山雅韵》、《蒙山春来早》、《撼魂》、《茶祖故里行》、《品味》、《蒙顶山》、《二郎山》等专辑，着有个人文集《杯中岁月》。先后有10多篇作品在省市各级征文比赛中获奖，先后参与主编《蒙顶山茶文化读本》、《蒙顶山丛谭》》等茶文化书籍，主编名山区文艺刊物《蒙顶山》和《雅安日报。今日名山》蒙顶文苑文艺副刊和编辑《蒙顶山茶》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