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顶山:茶圣陆羽与蒙顶山茶 下

    四、《茶经》没有提及蒙顶山的茶原因分析

  (一)陆羽考察线路分析

  天宝十三年(754年)起,陆羽离开竟陵,四处考察,沿途采茶品茶、访问笔录、钻研茶事,先后经过8个道、73个州,涉及今天的14个省156个县和地区,包括鄂西、川东、川南、豫南、鄂东、赣北、皖南、皖北、苏南等地。

  当时的行政区分为15个道(相当于今天的“省”,但比省大),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岭南道、剑南道、京畿道、都畿道。而陆羽列出的产茶区的道是:山南道、淮南道、江南道、黔中道、岭南道、剑南道。

  陆羽所在的家乡竟陵郡属山南东道管辖,他的茶事考察自然是由近及远,首先考察古老的山南道茶区和淮南道茶区。着名茶史专家朱自振先生认为:“在安史之乱以前,陆羽为撰写《茶经》和其他一些着作,就考察了剑南和山南的有关地方;安史之乱时,陆羽正好在金州(今陕西安康)或光州(今河南潢川)调查。”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得老百姓流离失所,人口大量往四川、湖北等地迁移,陆羽也不例外,为了躲避祸乱,他顺着长江而下,一路上北折南转。

  “八之出”叙述茶区的顺序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似乎有点乱,很有可能是陆羽按照自己访茶路线时间的先后来记录的。从中可以看出,陆羽在做名茶排位时,他是参照最熟悉的茶区,即自己故乡所在的湖北区域山南道为中心的这个半径。这与他755年(甚至更早)至760年之间的主要活动范围有关。

  由此看来,陆羽没有将蒙顶山茶写进《茶经》,并不是因为他的疏漏导致,而是由于当时“天宝战争”、“安史之乱”爆发的历史原因,使陆羽未能进入当时的雅州,从而没有品到蒙顶山茶,以致对雅州茶的评价很不客观。

  (二)蒙顶山茶自身原因分析

  土贡是中国古代经济制度中,一项历史悠久而又具有自然经济特色的制度,也称“民贡”。按照《尚书》的说法,土贡起自夏禹: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物土贡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贡之也”。为满足对物质的需求,特别是对于奇珍异物的需求,上层统治者要求各地土特产纳贡。而各地官员为了升迁进阶获得君主欢心,自然乐于上贡。税赋制度建立后,土贡制度并没有消失,而是一直保留下来。进入唐代,随着国力强盛,饮茶之风日渐普及,宫廷御内、皇族贵胄茶叶消费量日益增大,对茶叶的数量及品质要求也随之增加。唐代茶叶“民贡”始于武德二年(619年),即唐立国的第二年。欧阳修等所撰“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是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有载:“析变州之姊归,巴东置。土贡:纻葛、茶、蜜、蜡”,可见归州巴东郡实开唐代“民贡”先河。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朝廷在湖州长兴顾渚山设立“贡茶院”,从产茶地直供茶叶。唐代贡茶院之所以设在湖州,与“茶圣”陆羽和当时(759年-761年)常州刺史李栖筠以及一大批文人的极力推崇密不可分。

  唐代有17个郡向朝廷贡茶40多种,蒙顶山茶独占鳌头,很了不起。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计有怀州、峡州、归州、夔州、金州、兴元府、寿州、庐州、薪州、申州、常州、湖州、睦州、福州、饶州、溪州、雅州等十七州贡茶,名目约四十余个,其地域相当于现在的苏、浙、院、湘、鄂、赣、闽、川、豫、陕等10个省。

  而雅安茶入贡,最早有记载是在唐天宝元年(742年):“雅州芦山郡……土贡麸金、茶、石菖蒲、落雁木”( 出自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当时蒙山属雅州芦山郡管辖,蒙山茶是以芦山郡的名义上贡的。这是蒙山茶最早入贡的具体时间,从此进入正史,绵延不断。

  历史上的行政区域,州县名称及隶属关系是随时代变化的。西魏废帝2年(553年)平蜀以后,始移民垦殖,始设蒙山郡(治所今雅安多营),领辖始阳(县治在今雨城区多营镇),蒙山(今名山蒙阳镇)2县。隋仁寿4年(604年)废郡置雅州,治所在严道(今雅安),炀帝大业3年(607年)废雅州置临邛郡,领有芦山、名山、始阳(州治)等县。唐武德元年(618年)推行州、县两级制,复雅州,领4县(芦山、名山、严道、百丈),之后略有增减,并有57个羁縻州;到唐天宝元年,雅州改称芦山郡。

  为什么历史悠久的蒙顶山茶入贡时间相对晚于当时其他茶区呢?如薪春郡(今湖北薪春县)、义阳郡(今河南信阳市)、都阳郡(今江西都阳县)及湖州吴兴郡(今浙江吴兴县)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进贡;长乐郡(今福建闽侯县)于武德六年(623年);新定郡(今浙江建德县)于武德七年(624年)进贡;灵溪郡(今湖南龙山县)于唐则天顺圣皇后天授二年(691年)向朝廷进贡茶……,都比蒙顶山茶早。

  这与雅安的地理位置有关。唐初,雅州为戍边之地,唐蕃屡征战于此,《资治通鉴 卷二百二十六》记载:“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冬十月丁酉,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唐德宗十七年(796年),韦皋(四川节度使)遣兵十万,破吐蕃于雅州。又廿二年(801年)韦皋奏,大破吐蕃于雅州。”由于唐蕃战乱,作为前线的西蜀地区农业发展深受限制,蒙顶山茶发展自然深受影响。加之,9世纪以前的贡茶,按当时规定,不仅是自愿上贡珍奇名贵物产,还是一种定额实物税,纳贡以行政单位郡为单位,不记具体产地和茶名,初唐,蒙顶山茶入贡只附属雅州地名,并没有确指蒙顶山茶。

  因此,陆羽写《茶经》时,蒙顶山茶仅以“雅州芦山郡”之名上贡,尚未成名。蒙顶石花“号为第一”时,陆羽已经仙世。

  五、《茶经》之后盛赞蒙顶山茶的文集和诗句

  (一)代表性文集

  794年(唐贞元十年),袁滋出师南诏,途径雅安,写成的《云南记》首提蒙顶山茶:“名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联延数十里,在县西南,按拾道志、尚书所谓蔡蒙旅平者,蒙山也。凡蜀茶尽出此。”

  而出现蒙顶山茶入贡的明确史料大约在811年前后,晚唐宰相裴汶在其《茶述》中写到:“今宇内土贡实众,而顾渚(浙江长兴)、蕲阳(湖北蕲春)、蒙山为上”。

  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李吉甫撰唐代地理志代表作《元和郡县志》曰:“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

  825年(唐敬宗宝历元年)李肇撰《唐·国史补》记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

  856年(唐宣宗大中十年),巢县县令杨晔所撰的《膳夫经手录》讲得更加明确:“蒙顶(自此以降,言少而精者)。始,蜀茶得名蒙顶也,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竟栽茶以窥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虽非蒙顶,亦希颜之徒。今真蒙顶,有鹰嘴牙白芽,供堂亦未尝得。其上者,其难得也。如此又尝见书品,论展陆笔工,以为无等,可居第一。蒙顶之列茶间,展陆之论,又不足论也。”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蒙顶茶当时的产量减少,但做得精致。最初,蜀茶出名也是因为蒙顶茶。元和年(806年——820年)以前,一束锦帛﹙捆起来的五匹帛﹚还交换不到一斤早春蒙顶茶(价格很高)。所以蒙顶附近的人都争先恐后地种茶,来获取丰厚的利益。没有数十年的时间,使当地农村市场上,每年出现千万斤(形容数量多)的销售;还发生了虽然不是真正的蒙顶茶,却有人冒充蒙顶茶去销售的情况。真正的蒙顶茶有鹰嘴、芽白茶(不研膏茶、露芽饼茶),就是提供给当地官府,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其难得的情况就是这样。又经常见到书上评议、讨论陆羽的观点,认为不可比拟,没有可以与蒙顶茶同时并列第一的。蒙顶茶和其他茶排列起来比较,再看陆羽的观点,是不足以论的。

  可见,当时蒙顶山茶好、价高、量大,无人超越,说明当时蒙顶茶的知名度很高,已经誉满天下。

  蒙顶茶之外,杨晔的《膳夫经手录》还对湖州的顾渚茶也有好评:“湖(指太湖)南紫笋茶,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从而形成了唐代的俗谚:“蒙顶第一,顾渚第二”。

  从此,蒙顶山茶因为“天下第一”,而声名远扬。五代称“尤佳”,宋代称“最佳”、“独珍”,明代称“最上”,清代称“最佳”“最好”“均佳”。这里的“第一”、“最”、“尤”都是至好的意思,都是“含金量”百分之百的“足赤”。

  (二)代表性诗词

  在唐代,官贡在地位上自然高于土贡,而蒙顶山贡茶虽作为土贡,品质却不逊于当时的顾渚官焙,加之蒙顶山茶无论质量及数量在蜀地乃至全国都是出类拔萃,因此唐宪宗元和年间蒙山茶正名入贡后,迅速受到皇室官员们的追捧,成了蜀茶的代表,顶着“天下第一”的头衔,荣耀无比,以致后来历代文人墨客写下许多咏赞蒙顶山茶的诗词歌赋,留下不少传世佳句、名言,尤以唐宋诗词最为脍炙人口。

  自号“别茶人”的白居易不由感慨:“琴里知闻惟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孟郊称道:“蒙茗玉花尽,蜀山饶芳从”;刘禹锡诗将蒙山茶与顾渚茶并提:“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韦处厚感叹:“顾渚吴商绝,蒙山蜀信稀。千丛因此始,含露紫英肥”;郑谷描写到“蒙顶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文彦博指出“旧谱最称蒙顶味,露芽云腋胜醍醐”;文同评价“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苏轼想到“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明代黎阳王王越更直言不讳:“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蒙顶山茶声名远播,尤其到了宋朝、明代,因其多用于茶马贸易,作为贡茶更是难得一见,文人墨客愈加神往。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五杂志二》中说:“古人论茶,唯言阳羡(江苏宜兴),顾渚(浙江长兴),天柱(安徽舒城),蒙顶之类”。范镇在《东斋记事》中云:“蜀之产茶凡八处: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之罗村。然蒙顶为最佳也”。明代顾起元在《茶略》里写到:“蜀蒙山顶茶,多不能数斤,极重于唐,以为仙品”。明代的钱椿年、顾元庆在《茶谱》这样写到:“茶之产于天下多矣,若剑南有蒙顶石花,湖州有顾渚紫笋……品第之,则石花最上,紫笋次之,又次则碧涧明月之类是也。惜皆不可致耳。”晚明杭州最着名的茶人许次纾在《茶疏》中说:“古人论茶,必首蒙顶。蒙顶山,蜀雅州山也,往常产,今不复有,即有之,彼中夷人专之,不复出山。蜀中尚不得,何能至中原、江南也?”

  六、历代文人抒写陆羽与蒙顶山茶关系的诗作欣赏

  (一)陆羽旧茶经,一意重蒙顶

  此诗句出自北宋卓越的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得雷太简自制蒙顶茶》。梅尧臣(1002年—1060年),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曾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用的主将之一,与欧阳修齐名,并称“梅欧”。曾参与编撰《新唐书》。诗现存2800多首,其中茶诗有55首。

  该诗全文为:“陆羽旧茶经,一意重蒙顶。比来唯建溪,团片敌汤饼。顾渚及阳羡,又复下越茗。近来江国人,鹰爪奈双井。凡今天下品,非此不览省。蜀荈久无味,声名谩驰骋。因雷与改造,带露摘牙颖。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顷。汤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初分翰林公,岂博士冷。醉来不知惜,悔许已向醒。重思朋友义,果决在勇猛。倏然乃于赠,蜡囊收细梗。吁嗟茗于鞭,二物诚不幸。我贪事事无,得以似赘瘿。”

  梅尧臣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茶文化开始兴起的时代。上层社会崇尚佳茗,与欧阳修同为诗友的梅尧臣,与欧阳修、苏东坡相比,则更垂青蒙顶茶。梅尧臣是一位地道的茶客,他咏茶喜用长诗,大多在二十韵以上,可见其对茶的感受是很深的,尤其是对蒙顶茶更加器重。这首诗叙述了唐宋期间天下名茶的变化,说的是唐代蒙顶茶天下第一,到了宋朝今日,就是建州茶的天下了,江南一带的顾渚、阳羡、浙江茗茶,都要甘拜下风。

  他这首诗与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叙述“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顷。汤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的过程。不同的是,梅尧臣在夸赞雷简夫改造并亲自自制的蒙顶山茶后,反而觉得有点不配饮用这样的好茶,自己的身份有点对不住如此高贵的茶叶和隆厚的情义。

  (二)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此诗句出自明代中期诗人、政治家黎阳王(王越)的《蒙山白云岩茶诗》。黎阳王是指王越(1426年-1499年),黎阳人,即大名府浚县(今天的河南省浚县,浚县古名黎阳),明代成化、弘治时期西北着名军事统帅,曾官至兵部尚书、巡按四川。谥号襄敏,追赠太傅。着有《黎阳王襄敏公文集》和《黎阳王太傅诗文集》。

  该诗全文为:“闻到蒙山风味佳,洞天深处饱烟霞。冰绡剪碎先春叶,石髓香粘绝品花。蟹眼不须煎活水,酪奴何敢问新芽。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这首诗直抒胸臆,盛赞了蒙山白云岩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及所产茶叶的品质,令人心生向往。首句高度赞扬蒙山茶品质优异,称赞其好喝,且生长深山;接着描绘其形状:“冰绡剪碎”、“石髓香粘”、“蟹眼”、“酪奴”。其中,蟹眼是煮茶沸腾前的水泡、水花,酪奴则是茶的别称。蒙顶山茶既少且贵,“束帛不易一斤蒙顶先春”,只有少数王公贵胄可以品尝到,作为平民的陆羽,也就只有听到而未品到了。总之,王越品尝蒙山茶后,对茶圣陆羽撰写《茶经》时未对蒙山茶作出客观评价,没有将其评为世上最好的茶而打抱不平,特以此诗为蒙顶山茶正名:“应是人间第一茶”。

  茶圣虽然没有到过雅安,但陆羽还是陆羽,《茶经》还是《茶经》,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电脑时代的到来,而否定了毕升的活字印刷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一样。

  假如陆羽在世,能够一品天下第一的蒙顶山茶,不知,他又会有着怎样的惊喜呢?……

  作者简介

  陈开义,男,46岁,现任四川省雅安市茶办副主任、雅安市名山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主任(先后担任过名山县文体局局长、名山区文联主席)。先后在《中华茶文化》、《茶博览》、《茶周刊》、《中国茶叶市场》、《中国茶业》、《走遍中国》、《星星诗刊》、《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四川人大权力报》、《四川政协报》、《调查与决策》、《四川三农》、《农村建设》、《四川茶叶》、《四川省情》、《四川文学》、《四川旅游》、《四川文艺》、《县域经济》、《茶缘》、《四川水利报》、《深圳特区报》、《天天快报》和今日头条、北京茶叶网、亚太茶业网、凤凰网四川、中华名茶网、茗边、手机搜狐网、手机新浪网、新茶网、茶旅世界等50余家媒体发表各类文章400多篇(件)。参与主编名山抗震救灾专着《撼魂》,参与编辑《茶祖故里行》、《吴之英评传》、《丰碑》等着述,作品曾多次入选《蒙山雅韵》、《蒙山春来早》、《撼魂》、《茶祖故里行》、《品味》、《蒙顶山》、《二郎山》等专辑,着有个人文集《杯中岁月》。先后有10多篇作品在省市各级征文比赛中获奖,先后参与主编《蒙顶山茶文化读本》、《蒙顶山丛谭》》等茶文化书籍,主编名山区文艺刊物《蒙顶山》和《雅安日报。今日名山》蒙顶文苑文艺副刊和编辑《蒙顶山茶》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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