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Vol. 46, No. 4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主办：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本期亮点👇
🔹2023年，我国茶园面积、产量、产值稳定增长，内销总量基本持平。本期刊出《2023年我国茶叶产销及进出口形势分析》，基于2023年中国茶叶产销数据，从不同茶叶品类的生产、国内销售、进出口等角度对当前全国茶产业的产销形势进行了全面梳理。
🔹养分管理技术提升是推动国家“双碳”战略和茶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2023年茶园养分管理技术研究进展》从茶树养分高效利用的生物学基础与茶园养分的土壤循环过程及其环境效应方面，综述了2023年茶树营养理论与养分管理技术的最新研究进展。
🔹茶园生产全程机械化及数字化管理是我国茶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茶园生产全程机械化研究进展》和《北方茶园数字化研究与实践》为茶园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研究与体系建立及茶园数字化管理提供参考。
🔹在龙井茶生产如火如荼之际，新版浙江省地方标准《龙井茶加工技术规程》针对当前龙井茶生产现状，提出了龙井茶机械加工需把握的技术要点，为龙井茶生产提供参考；《西湖龙井茶“狮、龙、云、虎、梅”字号的历史形成及其分布》则通过对老字号的历史演变、产地细分及各字号茶叶风格特点的介绍，提出对西湖龙井茶老字号的传承与保护的现实意义。
2023年茶园养分管理技术研究进展
龙俐至，倪康，马立锋，杨向德，李海涛，阮建云*
摘要：养分管理技术提升是推动国家“双碳”战略和茶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文章从茶树养分高效利用的生物学基础与茶园养分的土壤循环过程及其环境效应方面，综述了2023年茶树营养理论与养分管理技术的最新研究进展，并结合当前农业背景与科技发展趋势，预测茶园养分管理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后续茶园养分管理技术研究与应用提供借鉴。
茶园生产全程机械化研究进展
陈佳，蒋清海，韩余，占才学，陈彬，任彩红，宋志禹*
摘要：茶园生产全程机械化是我国茶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推广选用合适的机械装备与建立适宜的全程机械化生产作业模式可提高茶园生产管理效率，节本增效。文章对近年茶园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与装备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归纳总结茶园生产全程机械化发展瓶颈与挑战，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势，为茶园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研究与体系建立提供参考。
2023年我国茶叶产销及进出口形势分析
梅宇，梁晓
摘要：2023年，我国茶园面积、产量、产值稳定增长，茶类结构基本稳定，内销总量基本持平。18个主要产茶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茶园总面积343.31万hm²，干毛茶总产量为333.95万t，总产值3 296.68亿元。全国茶叶内销总量240.4万t，内销总额3 346.7亿元。2023年，我国茶叶出口总量36.75万t，出口额17.39亿美元，均出现小幅回调。文章基于2023年中国茶叶产销数据，从不同茶叶品类的生产、国内销售、进出口等角度对当前全国茶产业的产销形势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今后一段时期中国茶产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判，就当前产业存在的问题给出了相关建议。
浅析茶旅融合发展的共同富裕机制
——以浙江苍南为例
吴小川
摘要：茶旅融合发展是茶文化旅游的升级版，是一项系统工程，其融合依赖于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源远流长的茶文化历史、市场活跃的区位环境、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和良好的市场影响力等有利条件。茶旅融合发展要突出生态、创新、共享的特点，在融合中需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保护机制、“多位一体”的利益协调机制、以“茶产业+旅游业”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机制、茶旅融合发展的共富机制，全面提升综合经济效益，增加茶农收入和就业机会，促进共同富裕。
新版浙江省地方标准《龙井茶加工技术规程》（DB33/T 239—2023） 解读
陆德彪，龚淑英，范方媛，黄伟红
摘要：研究介绍了新版浙江省地方标准《龙井茶加工技术规程》（DB33/T 239—2023）修订的背景，解读了新旧版标准在内容上的异同，特别是新版标准基于鲜叶档次细化了机械加工工艺流程，优化调整了部分机制工序与参数，增加了模式图；针对当前龙井茶生产现状，提出了根据鲜叶档次选用合适的工艺流程，鲜叶摊放要兼顾摊放时间、失水速率和含水率，以及应把握好机械加工配套技术等措施和建议。
四种采茶机的名优茶采摘效果综合比较研究
倪康，石元值，郑生宏，马伟，阮建云
摘要：为给名优茶机采作业提供设备选型依据，测试比较了4款浙江茶区常见的采茶机的名优茶采摘作业效率、采摘质量与作业成本。测试结果表明，双人采茶机在机采作业中具有最快的作业速度与采摘效率，但是其名优茶采摘质量不佳，一芽一二叶得率为22.5%；单人采茶机作业效率不如双人采茶机，但采摘效果好，一芽一二叶得率为40.7%；电动便携采茶机则具有经济性优点，每667 m²采摘成本为14.69元，其一芽一二叶得率不如单人采茶机，但优于双人采茶机；手持式名优茶采摘机采摘质量最好，但采摘效率最低。综合机采速度与采摘质量，实际生产中可考虑传统的单人采茶机作为名优茶机采装备。
10个茶树品种在宜宾地区的引种表现
肖罗丹，张利萍，李顺宇，许艳艳，王玮，刘娜，刘云，黎明勇，刘明丽，王沙凝，曾旭*，刘跃云*
摘要：对引种至宜宾地区的10个茶树品种的生理指标、主要生化成分含量及所制成茶感官品质表现进行了研究。生理指标调查表明，10个茶树品种在宜宾地区具有较强适应性，其中天府茶28号、春雨1号、巴渝特早、中茶102、黔茶8号、湘波绿2号春季萌发时间早。生化成分含量检测结果表明，各品种生化成分含量各有差异，其中黔湄601、湘波绿2号、槠叶齐、天府茶28号氨基酸总量均在5%以上，具备制优质绿茶的生化特点。感官品质结果表明，槠叶齐、湘波绿2号、天府茶28号制宜宾早茶和川红工夫品质表现优异，中茶111、春雨1号和黔茶8号制宜宾早茶品质更突出，鄂茶1号、黔湄601制川红工夫品质更独特，而中茶102和巴渝特早制茶香气表现较优。10个品种制茶品质表现存在差异，为适制宜宾早茶和川红工夫的茶树良种提供了多种选择。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所制成茶感官审评总分与茶多酚、咖啡碱、氨基酸含量呈正相关。研究通过多角度分析，为适制宜宾早茶和川红工夫的良种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助于推动宜宾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新式茶饮行业现状调查与未来趋势分析
袁思怡，彭金艳，杨晨，司利奇，侯如燕*
摘要：近年来，新式茶饮行业迅速发展，已成为现代饮品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传统瓶装茶所强调的标准化和便捷性，新式茶饮更加注重创新、个性化和社交性，符合当代消费者的品牌和社交需求。然而，随着行业的不断扩张，饮品配方同质化现象愈发严重，行业标准化程度相对较低，且潜在的健康问题逐渐凸显。通过文献综述，并采用消费者问卷调查方法，分别对112份学生和203份全体消费群体的匿名问卷数据进行了分析。调查内容涵盖了对饮品口味和品牌的喜好、饮用频率、健康担忧及价格接受度等方面的问题，旨在全面了解消费者对新式茶饮的接受程度及相关偏好情况。同时结合文献综述，深入剖析新式茶饮行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了产品创新、消费者市场偏好、健康需求、行业标准的制定及数字化趋势等方面的情况。综合以上因素，探究了新式茶饮行业未来的可能发展方向和创新潜力，并就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北方茶园数字化研究与实践
王梓清，王武闯，田国强，王林政，毕国宇，王林军*
摘要：在北方茶园中应用数字化技术，能够针对制约北方茶产业发展的诸多不利因素提供技术和管理方案，推动北方茶叶产业高质量发展。文章阐述了北方茶区发展数字化茶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介绍了北方数字化茶园的技术研究与应用现状，包括茶园气象灾害预测、病虫害智能监测预警、茶园可视化实时监控系统，以及数字茶叶等方面，并提出了北方数字茶园今后的发展趋势。
信阳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融合发展路径初探
张清改
摘要：信阳是毛尖之都、河南省茶叶的主产区，也是我国江北茶区中规模较大的茶叶产销基地，种茶历史悠久，茶产业发展成绩骄人，但同时也存在着茶文化氛围不足、茶园基础薄弱、茶叶品质参差不齐、科技支撑能力不足、产业结构失衡等突出问题。通过强化科技赋能、文化铸魂及优化产业结构，加强“三茶统筹”，可以助推信阳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文章提出了信阳茶区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融合发展的路径，对其他茶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哀牢山楚雄片区野生种古茶树生存现状分析与管护探讨
徐萍，罗文富，张志强，苏家红，李根会，覃忠义*，李函*
摘要：通过对哀牢山楚雄片区野生种古茶树生存现状分析，探讨该片区野生种古茶树管护经营模式，提出科学可行的对策建议，以改善野生种古茶树生存现状。调查结果表明，云南哀牢山国家级保护区楚雄片区野生种古茶树均为大理茶种，以单株分散生长为主，资源总量较少；天然和天然萌生各占一半，生长前期茶树主干遭受损坏，生长情况一般，生长势主要处于中等状态，幼树更新旺盛，但较大树木较少，竞争后期可能出现衰退的趋势。研究区的野生种古茶树生存现状不够理想，除自然因素干扰以外，管护措施也不到位，仍需加强资源保护力度，注重宣传保护和科研开发协调平衡，破除制约野生种古茶树生存发展障碍，实现地区野生种古茶树资源发展最大化。
西湖龙井茶“狮、龙、云、虎、梅”字号的历史形成及其分布
姜新兵，丁长庆
摘要：历史上“狮、龙、云、虎、梅”老字号产区是西湖龙井茶核心产区，茶园主要分布在龙井、翁家山、杨梅岭、满觉陇、梅家坞等村落，其字号大致形成于清末民国期间，尤其是民国期间其产地细分已较为详细和明确。1949年后，老字号进行归并，形成了“狮峰龙井”“梅坞龙井”“西湖龙井”3个品类，目前加上后来新增的产地品类，统称为西湖龙井茶。
来源：中国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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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时期，在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主要角色的中英茶叶贸易中，有着悠久历史且品质优良的徽州茶，不仅积极参与了国际市场的竞争，而且以较高的价格赢得了市场并占有了相当的出口外销份额，以致徽州茶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大舞台的同时，也进入了一个空前兴盛以及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
一、英国公司采购徽州茶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第一次从厦门采购茶叶，这也可以视作是英国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的开始。到了18世纪早期，当中英茶叶贸易趋于正常时，徽州“Singlo”(松萝)与“Imperial”(大珠茶)以及福建“Bohea”(武夷)成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采购进口的三大茶类。
徽州松萝茶出现在英国人的采购货单上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据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当时，来广州采购茶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麦氏里菲尔德”(Macclesfield)号商船，准备以每担25两的价格，预购160担最优等的松萝茶。据资料显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广州的皇商”章节里，记录有英国东印度公司“肯特”(Kent)号商船的投资命令，文件中提到了“松萝茶，大珠茶，武夷茶”等等。当时，“肯特”(Kent)号商船先是以每担23两白银预购松萝茶，实际是成交是购买了470担茶叶，价值14000两白银。但是，“肯特”(Kent)号商船所采购的茶叶只占其船货价值的11%，而所采购的丝绸价值则是达到了80000两白银。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英国商船“达特莫斯”(Dartmonth)号也来到了广州，英国商人携带了52069镑资本。但是，也仅有5000镑用于了茶叶投资。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采购茶叶的清单上频频出现了徽州熙春茶、雨前茶以及屯溪皮茶等等。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与此同时，东印公司的两艘商船从广州携回3000担茶叶，价值达到35085镑，占运输总货值的80%。康熙六十年(1721年)，随着英国以及欧洲各国对于茶叶消费需求的持续增加，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茶叶的采购量首次突破了百万英磅。到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整个英国的茶叶销售金额是125万英镑，每磅茶叶的价格从2先令6便士到20先令之间，茶叶的平均售价约5先令。当时，输往英国的茶叶售价几乎是每个英国人都能够负担或者承受的，所以，英国史学家哈蒙德(Hammond)认为，茶叶至18世纪中叶已成为英国大众的饮料。在中英茶叶贸易的开始阶段，从广州运往英国的茶叶主要是福建武夷茶、工夫、小种茶以及徽州松萝茶、屯绿茶以及熙春等等。乾隆五年(1740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账目中，进口的徽州茶叶有松萝、屯绿以及熙春和贡熙等花色品种。
乾隆二十六(176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格里芬”(Griffing)号商船从广州载货出发返回英国，行至菲律宾南部海域时不幸触礁并沉没海中。根据“格里芬”(Griffing)号商船的装货记录显示：当时船上一共装载了六至七种茶叶，这些茶叶分别是100箱的武夷茶，40箱小种茶和74箱工夫，还有510箱的屯绿茶，1621箱的松萝茶，405箱的熙春皮茶以及270箱熙春茶。
此后，通过广州出口英国的10多种茶叶品种，不仅有广东、福建的茶叶，更多的绿茶是徽州的松萝茶、屯溪绿茶以及珠兰、雨前、珠茶、熙春以及皮茶等等。在英国伦敦茶叶经纪人协会印发的报告中，有一种表格叫“伦敦茶叶进口、存货及提货之非正式估计中所用之平均重量”，就是对各种茶叶进行非正式估计时，作为每箱平均重量的参考。如贡熙半箱，每件58磅，(盒)每件17磅;副熙半箱，每件65磅，(盒)每件25磅;珠茶半箱，每件60磅，(盒)每件34磅;麻珠半箱，每件66磅，(盒)每件37磅。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收购订单中关于茶叶的分类统计，在1741年至1750年间，徽州眉茶进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进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绿茶的进口量分别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过这个分类进口统计，可以了解徽州绿茶中的屯绿茶、熙春茶以及珠茶等在清代中英茶叶贸易中的大致情况。
二、徽州茶外销途径
清时，朝庭对茶叶贸易的路线也有着明确的规定：“闽、皖商人贩运武夷、松萝，赴粤省销售，向由内河行走。”但是，从嘉庆元年(1796年)开始，商人“因洋面平靖，希图迅速，渐改海运”。清政府对茶叶贸易的路线实行管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征收关税。二是清政府“恐洋面辽阔，漫无稽查”，以致同外商“私行售卖”。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开关并制定了“十三行”的职责：“凡外洋夷船到粤海关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至外洋夷船出日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可以说，“十三行”的行商凭借封建政府给予的特权，基本垄断了广州的对外贸易。也就是说，世界各国商人来广州采购中国茶叶业务，均要通过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才可以完成交易。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开始实施只准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因此，海关需要监督并禁止全部低级商人或者不是公行的商人与外人来往或贸易。同时，还强制茶叶贸易的中间商必须缴付40%的税。这样，茶商只能将茶叶运到广州交由“十三行”来进行交易。尽管许多都是不合理的规定或要求，但是，无可奈何的英国商人也只得同“十三行”签订合约，然后再根据合约来进行茶叶交易，一般是在上一年的年底，东印度公司采购茶叶的所有商船离开以后，“十三行”就同留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的大班，签订下一年关于茶叶的数量、等级、价格等交易内容的合约。英国商人同意签订合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的中国商人认为，即使没有英国人也会有欧洲其他国家的船只来购买茶叶，因此他们不担心自己的茶叶销售不出去。所以，他们经常囤积大量的茶叶，等到有自己满意的价格和条件再出售，从而使茶叶价格逐步上升。来自欧洲的第一艘船和最后一只船所购的茶叶之间的差价经常超过50%，通过同中国商人签订合约一般价格都是偏低的。二是随着茶叶在英国的流行，茶叶已经被视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所以，英国“国会的法令要限定(东印度)公司必须经常保持一年供应量的存货”。
在这种大量需求的前提下，要想使茶叶数量和价格保持稳定就必须同中国商人签订关于下一年茶叶贸易的合约。尽管这种合约必须缴付一定的预付款，尤其是在英国商人每年进口的茶叶量大约为1500-20000担的时候，是在船到后签订合约，3个月后交货，必须要按合约价格付款50%-80%。
例如，英国商人在1779年就预付行商潘启官60155两白银，到后来投资茶叶量达到157000担的时候，是在3月间签订11月至次年1月间交货的合约。因此，为了争夺茶叶的货源，行商往往会将这些预付款的大部分预付给茶商，让他们到安徽和福建产茶区定购茶叶，在春节前后向茶农贷款，等到新茶上市的清明前后就前去收茶，这样就可以及时地得到好茶。另外，还需要一笔款项使小茶商能够以现金缴付他们的税捐。
三、徽州茶出口数额
18世纪后期，在中英茶叶贸易总量中，输往英国的徽州绿茶数量较多，因此，占出口茶叶贸易总额的比重也高。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茶叶共1768900磅，其中采购徽州松萝茶、屯溪茶571900磅，占东印公司采购总额的32%。乾隆三十年(176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收购茶叶9518544磅，其中有1664495磅松萝茶和屯溪茶，占收购茶叶总额的17%。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东印度公司从广州采购茶叶1439459磅，其中采购了徽州松萝茶、屯溪茶共计5829656磅，占东印公司购买茶叶总额的25%。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英国东印公司从广州采购茶叶2632469磅，其中购买了9037350磅松萝茶和屯溪茶，占采购茶叶总额的29%。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东印公司从广州收购了1367240磅茶叶，其中采购了松萝茶、屯溪茶共计4793320磅，占采购茶叶总额的29%。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东印公司从广州收购了1832740磅茶叶，其中购买了3678115磅松萝茶、和屯溪茶，占出口茶叶总额的50%。在这一段时间里，英国东印度公司采购的中国茶叶中，徽州绿茶占有相当的额度，而这些徽州绿茶大部分是松萝茶，小部分是屯溪茶。
嘉庆十六年(181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进口茶叶2904000磅，其中徽州松萝茶、屯溪茶共计15339000磅，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9%。嘉庆十八年(1813年)，英国东印公司从广州采购了2880000磅茶叶，其中有12130000磅是屯溪绿茶和贡熙茶，占进口茶叶总额的24%。嘉庆十九年(1814年)，英国东印公司从广州进口了3760000磅茶叶，其中屯溪绿茶和贡熙茶共计27074500磅，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4%。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英国东印公司从中国进口了36800002磅茶叶，其中采购了4742000磅屯溪绿茶和贡熙茶，占进口茶叶总额的15%。道光二年(1822年)，东印公司从广州进口了4000000磅茶叶，其中有屯溪绿茶、贡熙茶共计23601600磅，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7%。道光三年(1823年)，东印公司进口茶叶4000000磅，其中有屯溪绿茶、贡熙茶27558400磅，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5%。道光七年(1827年)，东印度公司从广州采购了4800000磅茶叶，其中采购了28355039磅屯溪绿茶和贡熙茶，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7%。道光十三年(1833年)，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进口了4960000磅茶叶，其中有45624000磅屯溪绿茶、贡熙茶，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1%。以上是道光十四年(1834年)以前，徽州绿茶在中英茶叶贸易中的出口外销的数额。在1778年以前主要是松萝茶，少量是屯溪茶，在此之后一直到1809年这段时间中，是既有松萝茶又有屯溪茶。到了嘉庆十四年(1809年)以后，出口英国的茶叶，大部分都是屯溪茶了。但是，依然有少量的松萝茶外销茶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和地区。
因此可以说，徽州绿茶在中英茶叶贸易中既占有相当多的份额，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徽州茶外销价格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麦士里菲尔德”号来到广州，准备以每担25两白银预购松萝茶。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英国“肯特”号以每担23两白银预购了松萝茶。但是，在雍正七年(1729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松萝茶的价格出现了下跌，一般是降至每担19两白银，有时低至每担16两白银。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英国对茶叶征收重税所致。当时，英国茶叶入口税每磅征收5先令，而在当时对从中国进出的茶叶每磅只需要缴纳16便士。因此，欧洲其他国家纷纷将从中国购回的茶叶，大部分都走私到了英国销售。这样，不仅使英国东印度公司所购的茶叶很难销售出去，同时也导致了英国进口的松萝茶价格下跌。在雍正八年(1730年)前，松萝茶的价格只能维持在每担售价15-16两白银左右。所以英国人一方面要坚决地打击这种茶叶的走私，另一方面还想继续“垄断在广州市场上出售的松萝茶”，以谋取更多的利益。因此，大量的松萝茶又被英国东印度公司购进。这样，市场上的松萝茶价格由于受到英国商人的人为干扰，因此就出现了松萝茶价格忽高忽低的现象。但是，英国的走私茶并没有消失，相反却是愈发嚣张。即使是到了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英国国内市场上走私茶与合法茶叶的价格依然是相差很大，如合法的进口普通绿茶或松萝茶，每磅价格为72-144便士，而走私茶价格是每磅42-46便士，如合法的进口熙春(屯绿茶)，每磅价格为126-240便士，然走私茶价格也只有每磅66-108便士。但是，从整个市场的总体销售情况来看，松萝茶的价格还是处于每担23-25两白银的较高价位。
雍正八年(1730年)在当年的中英茶叶交易中，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签订的合约显示，松萝茶的销售价格仍然是达到了每担24两白银。雍正九年(1731年)，松萝茶的价格又跌至每担15-16两白银。乾隆元年(1736年)，英国“诺曼顿”(Normanton)号商在回程投资茶叶账目中，清晰地记载了从中国采购的茶叶以及其价格。贡熙茶390担，总价19163两;贡熙细茶24担，总价1317两;贡熙(二级)393担，总价10193两;松萝茶482担，总价10646两。根据这个记录，可以知道乾隆元年(1736年)徽州松萝、贡熙等徽州绿茶的出口外销价格为贡熙茶每担(约)49.14两，贡熙细茶每担(约)54.86两，贡熙(二级)每担(约)25.94两，松萝茶每担(约)22.09两白银。由此可知，出口外销的松萝、屯绿以及贡熙等徽州绿茶在当时的价格以及价值。但是，雍正十年(17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十三行”行商康官、秀官那里收购的二级松萝茶，其价格又升为每担22两白银。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东印度公司所签订的各船舱购货的一份合约中，记录了在“十三行”行商那里购茶的情形，从行商潘启官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行商瑛秀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行商浩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从行商石琼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另外，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有一组关于当时采购茶叶的价格表，这份资料显示，屯溪茶价格从每担24两白银到每担40两白银不等，其中以价格在每担25-28两白银的茶叶销售量最大。
后记：19世纪70年代，国际茶业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印度、锡兰和日本等国的茶叶出口日益增加，中国茶叶的垄断地位开始受到挑战。据《中国茶叶外销史》载：“1890年后，受英国宣传作用，美国人口密集的区域，对绿茶的嗜好，为红茶所替代，茶叶贸易遂大变动，随后输入英国殖民地出产的红茶，更助于宣传广告和游行运动，使中国绿茶销路大受打击，这种新茶(指印度红茶)渐次普及”。另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资料显示：1836-1837年，输往英国的屯溪熙春茶有2631600磅;然在1837-1838年，输往英国的熙春茶下降至1464267磅，而在1838-1839年，熙春茶又下降至1309600磅，到了1839-1840年，出口英国的熙春茶也只有1537487磅。与此同时，屯溪皮茶输往英国的情形也同样是不容乐观，1836年，输往英国的屯溪皮茶有359733磅，然1837-1838年，却突然下降至238933磅。到1838-1839年间，输往英国的屯溪皮茶只有519066磅，而在1839-1840年，只输出了116969磅。由此可见，在中国茶叶衰败的大背景下，徽州绿茶的出口外销亦是难逃衰落乃至失败的命运!
事实上，中国的茶叶外销出口在1886年达到历史最高峰后便急遽下滑，而由盛转衰的危险处境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暴露无遗了——由英国人从中国移植到印度的茶叶打破了中国人对国际茶叶市场上的垄断。所以，尽管晚清时期出口茶叶输出总量仍在增长，但华茶的危机却是在继续发酵并不断扩大。当然，徽州茶的衰败也是在所难免，因为茶叶种植技术的落后、茶叶产品的劣质、以及毫无章法的管理模式是19世纪70年代以前，徽茶乃至华茶所存在的三大根本问题。
总之，清代时期，中英茶叶贸易中徽州茶出口外销的努力和业绩，不仅值得探究和研究，也值得借鉴和思考!
【注释及参考文献】
[1](美)马士(Morse,H.B)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东印度公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一、二卷[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89.135.254.
[2]萧一山.清代通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
[3]庄国土.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03.
[4]刘章才.十八世纪中英茶叶贸易及其对英国社会的影响[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11.8.
[5]汤后彘.清前期中英之间的绿茶贸易[J].贵州文史丛刊，2005.03.
[6]李竹雨.外销茶-“小种”浅析[J].茶叶，2018，44(4).
[7]戴鞍钢等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131.
[8]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2.1475.
[9]柴彬.英国近代走私贸易问题刍论[J].历史教学高校版，2013.3.
[10]艾瑞丝•麦克法兰，艾伦•麦克法兰.绿色黄金[M].杨淑玲，沈桂凤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11]杨仁飞.前期广州的中英茶叶贸易[J].学术研究，1997.5.
[12]张燕清.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心从厦门转向广州的原因[J].学术研究，1998.5.
[13]许地山.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14]The Management of Monopoly，转引自吴建维.清前期中西茶叶贸易[J].清史研究，1998.3(19).
[15]王红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现代商贸工业，2018.10.
文/郑 毅
(来源/《徽茶》2021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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