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是谁发明

近期茶圈热度话题，无疑是一年一度的“大益论茶”大赛正在接受报名中。通过全国各地举办的“大益论茶热身赛”，不少“茶小白”首次接触和体验到论茶，益信君近期也收到了“茶小白”们发来的各种提问——“论茶”是谁发明的？为什么要以这样一种形式进行比赛？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参加“大益论茶”？

不管几点，饮杯茶先。

每当问起，哪一种饮料最能代表中国，答案毋庸置疑是茶。

中国茶园面积约 4900 万亩，相当于种出了一个海南岛。茶叶年产量超过 300 万吨，相当于 14 亿人每人 2.1 公斤。

大半个中国都跃动着它的绿意。

中国代表性名茶分布示意，本图综合海内外多次“十大名茶”评比结果，制图@陈志浩&王申雯/星球研究所

它源起西南，蜿蜒于青翠山峦之中。

云南普洱景迈山茶园，摄影师@柴峻峰

它席卷江南，依偎于粉墙黛瓦之间。

安徽黄山的徽派民居与茶园，摄影师@方托马斯

它点缀华北，排列于碧海蓝天之际。

它甚至冲上高原，与雪山苍穹为伴。

请横屏观看，四川贡嘎山下的茶园，摄影师@喜谦

两千年来，这样一种看似普通的植物是如何一步步“征服”中国人，并扩展到全世界的?

早期扩张

数百万年前，野生茶树从西南地区起源，这里雨热丰富，山势起伏、森林广布。

请横屏观看，云南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摄影师@张钊海

野生茶树高逾十米，树干粗壮、树叶宽大，是为“乔木型大叶种”。

云南普洱景迈山的晨曦，摄影师@子涵

云贵川地区，地势陡峭，落差巨大，为茶树演化创造条件，树型叶型逐渐多样化。

其中的灌木型小叶种在更加抗寒的同时，也更易于人类栽培。

茶树树型与叶种示意，由于篇幅所限，图中仅展示乔木型与灌木型、大叶种与小叶种的对比，制图@王天怡&王申雯/星球研究所

在上古时代，神农就发现了茶叶的药效。春秋时期‍‍，人们将茶叶当作蔬菜食用‍‍‍，用沸水煮成汤菜称为“茗菜”。

贵州平坝樱花茶园，摄影师@屈文犇

在神秘的古巴国，也就是川东重庆一带，有人开始用茶叶煮水喝‍‍‍‍‍‍‍‍，茶氨酸减压益思，咖啡碱提神醒脑，令人欲罢不能。

后来秦国攻占巴地，茶开始以饮料的身份‍‍‍‍‍‍‍‍‍‍‍‍‍‍‍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清·顾炎武《日知录》，“自秦人取蜀之后，始有茗饮之事”

四川成都蒲江成佳茶园，摄影师@王进

长江中下游丘陵广布，云雾天气多，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积累氨基酸，盛产优质小叶种。

从汉代到晋代，趁着南方饮料市场的空白，饮茶之风从巴蜀吹到江浙，攻下江南可谓轻而易举。

‍‍请横屏观看，浙江杭州西湖龙井茶园，摄影师@朱露翔

然而‍，在晋代之后，将近五个世纪，为何茶叶未能在北方掀起潮流‍，因为这时盘踞北方的是它的两位劲敌，乳酪与浆。

一统江湖

南北朝‍‍‍‍‍‍‍‍‍‍‍‍‍‍‍‍时期，乳酪是风靡中原的胡人饮料‍‍‍‍‍‍‍‍‍‍‍‍‍‍‍，它不是如今的奶酪，而是酸奶的羊奶版本，是当时饮料中的贵族。

公元 493 年，从南朝投奔北魏的琅琊王氏王肃，被孝文帝询问饮食起居，王肃干脆声言，茶叶只配做乳酪的奴隶。

东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惟茗不中，与酪作奴”‍‍‍。

北魏石童子牵羊，现藏于洛阳博物馆;北朝时期，羊在中原畜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图中石童子残损严重，较难辨认，摄影师@李琼，制图@王申雯/星球研究所

除了乳酪‍‍，彼时中原还有一种泰斗级饮料‍‍‍‍，浆。它种类繁多，米浆、果浆、蜜浆都属于它的范畴。

米酒，米酒可被视为米浆进一步发酵的产物，摄影师@陈荣

贵族营养丰富，泰斗酸甜可口，茶叶开拓市场可谓困难重重，只好等待北上时机‍‍‍‍‍。安史之乱之后，时机终于显现。

当时，连年战乱造成粮食减产，以谷物为原料的浆和酒开始变得昂贵。“以茶代酒”之风日盛，北方茶叶需求猛增。

请横屏观看，唐代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明代摹本(局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中萧翼在与僧人论辩，一旁的两位仆人在煎茶，摄影师@柳叶氘，制图@王申雯/星球研究所

一项制茶技艺的发明，也为茶叶从南方长距离运输到北方创造了条件，即唐代的“蒸青团茶”，俗称茶饼。

采摘鲜叶后，先是蒸青，高温会抑制发酵，为运输争取时间。

然后捣茶，将蒸好的散叶捣碎成末，以便拍茶更易成形。

继而拍茶，将茶末倒入模具，在石承上拍打成饼状，节省运输空间。

最后焙茶，串连茶饼，置于炉上焙烤。

唐代蒸青团茶制作流程，制图@王天怡&王申雯/星球研究所

隋唐大运河的开通，更使茶叶如虎添翼，产自江南的茶叶‍‍‍‍‍‍‍‍‍‍‍‍‍‍‍‍‍‍，通行中原，直抵塞下‍‍。

相比之下，乳酪难以储存‍‍‍‍‍‍‍，浆则不易运输‍。它们的弱点‍‍正是茶叶的强项。

京杭大运河杭州段，隋唐大运河早已废弃，故以与隋唐大运河重叠的京杭运河杭州段示意，摄影师@陈剑峰

其次，唐代是气候史上的温暖期，气温升高，易感困乏。

饮茶提神醒脑，不仅为大众所喜爱，也引起了僧人的注意，毕竟坐禅容易困倦。

浙江杭州灵隐永福寺，茶园位于图片下方，摄影师@肖奕叁

更重要的是，茶叶受到了文人的认可，这要归功于“茶圣”陆羽。他对煎茶法的大力推广，让饮茶变得更讲究。

首先煎烤茶饼，研磨成末，而后将水煮沸，一沸加入食盐，二沸投放茶末，三沸即可饮用。

唐代煎茶法饮用过程，在唐代，“一沸”“二沸”与“三沸”是指茶水的不同沸腾程度，制图@王天怡&王申雯/星球研究所

为了让饮茶更讲究，人们在茶具上没少费工夫，浙江越窑名震南北，青色瓷器映衬绿色茶水相得益彰。

唐·陆羽《茶经·四之器》，“越瓷青而茶色绿”。

唐代越窑秘色瓷盏托，现藏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秘色瓷是青瓷极品，而陆羽在《茶经》中认为越窑乃全国青瓷之首，摄影师@川后，制图@王申雯/星球研究所

与此同时，在温暖的唐代，北方人也已经能喝上当地的茶。这是因为气温上升，降水增加，茶区大幅北扩。

盛唐至晚唐的茶区扩张示意，唐代茶区北扩程度令人咋舌;现代茶农凭借现代技术，才将耐旱品种引种至山东蓬莱，地图@陈志浩&王申雯/星球研究所

在如今的北方，部分产地在唐代就已崭露头角，譬如河南信阳。

‍河南信阳的茶园，摄影师@焦潇翔

至此，起源于西南的小小茶叶终于在中唐一统南北‍‍‍‍，完成了“中古饮料革命”‍。

不辱使命

刚坐上第一把交椅，茶叶就被赋予重要使命“以茶固边”，这要从茶叶的一个伙伴说起。

马作为冷兵器时代的战力核心显得格外重要，而此时的唐帝国最缺的恰恰是马。

陇西养马历史悠久，然而吐蕃东侵，将这一地带纳入麾下，唐帝国失去了国营军马场。

唐帝国如此需要战马，北方的回纥又需要什么呢?游牧民族长期食肉饮乳，茶多酚正好能解腻去脂。

唐代绢画《弈棋仕女图》局部，该画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187号墓，左侧女子手持茶盏，说明开元年间茶叶便已传到西域;墓葬所在位置在中唐时期位于回纥与吐蕃的边界，摄影师@柳叶氘，制图@王申雯/星球研究所

这样一来，两边一拍即合。从民间到官方，茶马互市渐兴，既能换得马匹，又能安抚外族，小小一片茶叶，堪比塞上长城。

把目光转向东方，茶叶还扮演着促进中日交流的角色，在彼时的文化使者中除了东渡日本的鉴真，还有来华探求佛法的“学问僧”。

请横屏观看，日本镰仓时代《东征传绘卷》卷一(局部)，现藏于日本奈良唐招提寺，展示了日本画师想象中的遣唐使抵达中国的情景;日本饮茶起源众说纷纭，一说认为唐代跟随遣唐使来华求法的最澄和尚是将饮茶风气传入日本的第一人，图片来源@日本岐阜市历史博物馆，制图@王申雯/星球研究所

公元 805 年，最澄和尚返回日本，不仅带回 127 部佛经，还带回一些茶籽并把它们栽种在京都比叡[ruì]山下，日本第一座茶园由此诞生。

他为嵯[cuó]峨[é]天皇煎茶，热衷中国文化的嵯峨大喜，在贵族阶层掀起“弘仁茶风”。

后来茶叶在日本一度沉寂，到了两国关系回暖的宋朝，茶叶再次代表中国对日本进行了一波“文化输出”。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抹茶道，就是这一波文化输出的产物，而它的源头则是宋代的“点茶法”。

先将茶末注水调成糊状，然后用茶筅[xiǎn]“击拂”茶汤，无论是器具还是动作都很像搅拌蛋液，由于具有竞技意味，因此也叫“斗茶”。

谁打出的白色茶沫更多，茶沫就破灭得更晚，茶汤边界就显露得更晚，谁就能赢得比赛。

宋人还玩出了新花样，趁茶沫还未消退，“绘制”诗意图案是为分茶。

南宋·陆游《临安春雨初霁》，“晴窗细乳戏分茶”

也就是说，现代欧美发明的咖啡拉花，其实在中国早就有了。

茶器审美同样走出国门，为了映衬击拂产生的白色茶沫，宋人推崇黑釉茶盏。

北宋·蔡襄《茶录》，“茶色白，宜黑盏”。

一众黑釉之中，“曜变天目釉”更是茶器至尊，异彩迸发，光鲜夺目，传世茶碗仅存三件，日本至今奉为国宝。

南宋油滴天目茶碗，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如今全球仅存三件半，除了出土于浙江杭州的半件之外，传世三件皆位于日本，摄影师@苏李欢，制图@王申雯/星球研究所

但是，千年来无论工序如何繁复，中国人都在饮用单一的绿茶。

如果茶叶口味过于单一，那么这款饮料难免消亡。唯有不断突破口感才是长久制霸市场的王道。

多彩蜕变

在风潮迭起的明代，抓住每一次偶然，茶叶实现了多彩变身奠定了现代茶类格局。

而这变身的关键就是发酵。

六大茶类发酵程度示意，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黑茶，其他茶类的制作过程中所惯称的“发酵”并非生物学意义上所指的微生物参与的发酵，而是氧化酶所催化的氧化作用，制图@王申雯/星球研究所

说到发酵，要先提到绿茶制作技艺的一次突破。16 世纪下半叶，徽州僧人创制松萝法。将鲜叶放在锅里翻炒，空间更为开放，水分更易散失，茶香更为浓郁。

在炒青的同时，对茶叶进行揉捻，破坏细胞结构，促进芳香物质的释放“炒青+揉捻”，至今仍被多数绿茶所沿用。

日照绿茶的炒青工序，除了上述优势之外，相对于置于蒸屉之中的蒸青过程，实现可视化的炒青更容易掌控火候，摄影师@高兴建

后来炒青法传入福建，明代后期，传说某次军队进驻武夷山桐木村，茶农慌忙躲入山林，采摘后竟忘记将鲜叶及时炒青，夜间茶叶已然发酵，这一绿茶制作中的致命错误，竟成为红茶诞生的灵感起源。

福建武夷山市的正山小种茶园，正山小种是中国红茶始祖;关于萎凋工艺的起源，历来有多种说法，上文是其中比较流行的一种，摄影师@吴永烨

随着鲜叶细胞的水分蒸发，水解酶活性增强，部分糖类分解为单糖，甜味物质显著增加，塑造红茶的独特口感。

红茶制作的萎凋工序，“萎凋”工序可被认为是广义“发酵”工序的第一环节，图片来源@天福茗茶

当地茶农继续摸索，未经炒青直接揉捻，压力促使细胞破碎，在氧化酶的催化下，茶多酚氧化为茶红素，造就红茶的标志性色彩。

‍红茶制作的发酵工序，图片来源@天福茗茶

茶农不会想到甘甜香醇的红茶，经由海路在地球另一端大受欢迎。

17 世纪中叶，红茶售至英国，从王室贵族到平民百姓，饮茶风气渐盛。

停放在伦敦格林尼治的“卡蒂萨克”号帆船，它是中英茶叶贸易史的象征;在它建成的 19 世纪，正是中国红茶行销欧洲之时，摄影师@张震

除了海路，红茶还横穿亚欧大陆，直抵圣彼得堡。

武夷茶农的创意不止于此，清代中期，介于红茶与绿茶之间，他们还创制了一种新茶类，乌龙茶。既继承了红茶的萎凋，也保留了绿茶的炒青。

福建武夷山市的武夷岩茶茶园，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一种;相较于红茶在东亚和南亚的广泛种植，乌龙茶的主要产区仅限于福建、广东和台湾三省，摄影师@茶小二

独有的创新也不能少，萎凋之后 炒青之前，加入了摇青环节，将茶叶放入圆筛，左右慢摇。

乌龙茶的摇青工艺，机械的使用显著提高摇青效率;摇青可以理解为发生于叶片边缘的缓慢发酵过程，图片来源@天福茗茶

通过叶片之间的碰撞，加速叶片边缘的酶促反应，然后炒青，阻止发酵区域向叶片中心扩展，从而形成“绿叶红镶边”。

铁观音茶叶，铁观音是乌龙茶的代表性品种;“绿叶红镶边”不仅意味着独特的外观，还赋予了乌龙茶独特的果香气味，摄影师@邱道岑

与此同时，西部人民也没闲着。唐代以后，茶马贸易逐渐拓展至西藏，川滇与西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兴起。

西藏林芝易贡茶场，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茶场;如今青藏高原也能种茶，摄影师@万瑞

在长途运输茶叶的过程中，日晒雨淋营造湿热环境，再加上人畜体温的影响，有利于微生物的繁殖。茶叶发酵，口感反而愈加醇厚。

云南香格里拉虎跳峡，茶马古道上的人背马驮，摄影师@卢文

后来川湘马帮发明了渥堆工艺，也就是人为控制下的霉变过程，作为唯一由微生物参与发酵的茶类，黑茶在明代始有文献记载，但实际历史显然更早。

为了方便运输和交易，西北边民改造了产品外形，用高温蒸汽紧压成砖是为砖茶。

但是，茶叶面临着一个致命问题。唐宋传统固然精致，但饮用起来着实麻烦，而想要提升国民度就得化繁为简。

化繁为简

不知你是否察觉，古今饮茶的不同，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它的外观，这决定了茶叶的饮用方式。

破除这一切繁琐的猛男，名叫朱元璋。农民出身的他深感制茶饮茶之不便。

1391 年，他下旨停止进贡团茶“废团改散”杀青焙干的茶叶，不再碾磨成末，直接端上茶桌。

制茶的精简推动了饮茶的现代化，今天直接冲泡的饮茶方法，在明代显露雏形，时称“瀹[yuè]饮法”。

瀹饮法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中国饮料的阶级隔离，无需精美器具、无需熟稔技艺，劳作一天，农民也能轻松喝茶。

成都彭镇老茶馆，现代冲泡方法与明代瀹饮法相似，摄影师@郭冀华

由此一来，茶馆遍布大小城镇。在明清中国，化作城市的公共空间，饮食、信息、社交、娱乐几乎无所不能。

北京人粗犷豪爽，早上出门遛鸟，晌午口渴了，寻个茶摊猛灌一气，明末“大碗茶”应运而生，小贩们经常在此打听消息，茶馆被他们称作“攒[cuán]儿上”。

“早上皮包水”饮食精致的扬州人将茶叶与早餐相结合，也就是早茶。

扬州富春茶社，不止扬州，南方多地都有历史悠久的早茶传统，摄影师@杨诚

天府之国慵懒富足，“头上青天少，眼前茶馆多”，在常年阴雨的成都，躲进茶馆搓盘麻将，不可谓不惬意。早在清末，成都茶馆就已名冠天下。

四川成都的陈锦记茶铺，摄影师@蒋小翼

在潮湿溽热的岭南，消暑祛湿尤为重要，做事讲究的潮州人，将民风融入茶礼之中。

自明代始，工夫茶风靡闽粤，在潮州话中“工夫”意即“讲究”。

潮州工夫茶，摄影师@丁俊豪

更进一步的饮茶突破，偶然发生在大洋彼岸，在喜饮红茶的欧美，为了增加茶叶与沸水的接触面积。从而使茶汤更为浓郁，不惜以观赏性为代价，将茶叶揉切成碎茶。

1904 年，纽约茶商汤姆斯·沙利文将红碎茶装入小巧的丝织袋，当作样品寄给客户，客户不知如何拆封，只得直接冲泡丝袋，却发觉颇为方便。

沙利文灵机一动，改用廉价的薄纱袋包装碎茶，“袋泡茶”畅销欧美，彻底挣脱器具的束缚，随时随地，想喝就泡，有个杯子就行。

袋泡茶，虽然袋泡茶牺牲了观赏性，但其卫生便捷的特点广受欢迎，摄影师@melo

至此，作为传统饮料，茶叶已精简到极致。但要想征服现代市场，还需强强联合，而茶叶的结盟对象，正是千年前的敌人乳制品。

古饮新生

迈入现代，饮料选择日益多元，茶叶的弱点再次放大苦涩，通过发酵工艺，只能减轻，无法消除。

牛奶的香醇恰恰能遮盖苦涩，于是乎，一对千年前的冤家握手言和。

现代奶茶的远祖很可能是西藏酥油茶，藏民们从牦牛乳中提炼酥油，再用酥油熬煮茶叶，摄入消化两不误。

藏民正在制作酥油茶，据说酥油茶经由印度传入英国，演变为风靡一时的英式奶茶;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英式奶茶是由荷兰商人从广州传入欧洲的，摄影师@丁嘉一

借道印度，奶茶成为欧洲女性的心头好。在战后的香港，茶汤经过棉纱过滤加入炼奶熬制，是为“丝袜奶茶”。

香港丝袜奶茶的制作，摄影师@一碌蔗

在 1980 年代的宝岛台湾，白色粉圆加入奶茶，由于形似珍珠，得名“珍珠奶茶”。

后来，更多食材加入队伍，茶叶来者不拒，在 21 世纪的今天，呈现“新中式”茶饮的盛景。

湖南长沙，茶饮店门前熙熙攘攘，摄影师@任俊豪

千年回首，无数饮品被岁月湮没，唯独茶叶从未被时代所淘汰，反而始终引领潮流。

佛家常说“茶禅一味”，以茶叶寓意人生沉浮，正所谓“关关难过关关过，前路漫漫亦灿灿”，一如茶叶本色，灼灼而富有生机。

请横屏观看，恩施鹤峰茶园，摄影师@曹明雄

来源丨星球研究所

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中国茶在欧洲早期的传播主要通过航海家、传教士、商人、医生、植物学家、贵族等多元主体在东方探索中的茶事活动展开，总体上呈现出闻茶、食茶、识茶的历史进路。在此过程中，人们对茶的印象主要发轫于各类通信游记的文献传播和口口相传的见闻想象，一度存在着对茶的神圣化和污名化的认知偏差与误读，茶叶成为东方想象和集体记忆下的意向符号。随着茶叶商品进入欧洲，精英阶层在饮茶消费时尚的形成中发挥了引领作用，普通大众基于身体关切的茶健康需求日益扩大。在各国对中国茶的认知需求不断深入的情况下，茶作为异域文化的他者误读被逐渐澄清，并在茶植物学、茶医学、茶化学等方面得到了在地化发展。

关键词：中国茶文化;欧洲茶文化;文明互鉴;茶文化共同体;茶文化全球化

引言

当今世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与张力始终存在，并伴随着不确定性风险频发，给人类文明发展带来诸多挑战，如何增进全球文明交流对话、如何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时代命题。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的文明发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挑战，增进各国信任与合作、增强理解与包容、凝聚文 明共识成为 这一时代命 题的新内涵。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中国茶文化由于具备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文化和精神生活文化等不同层次面相[1]，在向西方世界的传播过程中便被赋予浓郁的文明互鉴与融通意涵，推动了“世界共饮一杯茶”的茶文化共同体建构。

在中国茶文化的全球传播历程中，欧洲是东方树叶进入西方世界的首站。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以英国、葡萄牙、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茶文化为主题的成果已经较为丰富，但大多是基于各国本土茶文化发展史来梳理，呈现出分散的点状文化史研究样态，缺乏对中国茶文化作为一种东方“异文化”如何在欧洲从陌生到熟悉、从偏差误读到清晰认知、从污名排斥到广泛认同的整体性研究分析。对于中国茶文化在欧洲早期传播中的本土化转变而言，其本身就是文明互鉴的融合过程，对于当下尊重全球文化多元、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现实观照意义。因此，围绕中国茶在欧洲的早期传播进行整体性溯源考古和研究分析，成为本文聚焦问题域所在。

一、

闻茶：东方想象与集体记忆下的意象符号

费孝通先生曾言：“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2](P441)。归根结底，文化是人类 社会实践的产物，文化的传播与演进亦是人类拓展自身实践广度和深度的结果。中国茶文化向欧洲世界的传播，便是得益于大航海时代欧洲各国的探险家、传教士、商人等多元主体开展东方探索的群体性行动。据威廉·乌克斯考证， 茶最早由荷兰人在1610年传入欧洲，而欧洲文献上最早记录茶叶的书籍则是1559年威尼斯作家拉姆西奥所著的《中国茶》和《航海旅行记》两部著作[3](P19)。也就是说，茶来自中国，自一开始就是欧洲人对茶这一新奇事物源起的最初记忆。事实上，拉姆西奥作为马可·波罗的第一位传记作者， 其对中国茶的描述大多是在与东方探险者交谈时的对话记录，这些记录带有浓郁的故事色彩。讲故事的人在搜寻自身东方之旅的记忆库时，会掺杂较多的个体主观想象和夸张描述以增强自身经历的传奇性。这就使得欧洲早期对中国茶的初印象也掺杂着一种神秘的距离感，成为多元主体东方想象与集体记忆建构下的产物。比如，作为第一批接触到茶的欧洲人，葡萄牙人在日本 首次见到了中国茶。商人区华利(Jorge A' lvares)曾多次航行到过中国，并在日本鹿儿岛待了数月。1547年， 区华利用西班牙语写下了欧洲人对茶的第一个含糊其辞的提法，从他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并不完全清楚茶是什么。

他们喝大米酿制的烧酒，还有一种不管老少人人都喝的常见饮料……在夏天是大麦水、冬天是加入某种草药的热饮。不过，我从来没有找出它们是什么草药。他们在冬天和夏天都不喝冷水(只喝这种草药热饮)。[4](P113-115)

在欧洲商旅的集体记忆中，茶被视为是一种东方草药，对许多疾病具有神奇的疗效。在拉姆西奥的《航海旅行记》中，记录了波斯商人查吉·梅梅特的东方记忆，梅梅特在分享东方记忆时把茶称为“Chiai”。

他告诉我一些新奇又令人愉快的事情。他说，在整个中国，人们用另一种药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使用它的叶子， 这些叶子被称为 “中国茶叶”(Chiai)……他们把这种药草，不管是干的还是新鲜的，都放在水里煮。空腹喝一到两杯这种汤可以缓解发烧、头痛、胃痛、腰疼或关节痛……此外，这种草药水对无数其他的疾病都有疗效[5](P248)。

由于13世纪末马可·波罗(Marco Polo)口述东方游记的出版， 欧洲对东方世界充满向往;而随着中国茶的见闻故事进入欧洲，作为消息灵通人士的知识精英们更是成为继探险家和商人之后助推中国茶传播的又一重要群体。16世纪时，意大利作家乔瓦尼·博特罗 (Giovanni Botero)在其著作《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中写道：“既然中国最接近于世界上任何部分的东方，因此她享有所有那些归因于东方的完美。” 博特罗特别指出中国茶的神奇功效，并与欧洲饮酒习惯进行对比：“他们还有一种草，可榨取精美的汁液代替酒供其饮用。它也能保持他们的健康，使其避免由于像我们一样过度饮酒而导致的所有罪恶 (疾病)。”[6](P70) 博特罗此时还不知道茶的准确名称，却坚信茶具有治病健康的功效。可以看出，中国茶具有神奇药用价值已经成为欧洲精英阶层基于长期以来口述媒介、文字媒介下历史想象的集体记忆。如果说探险家和商人发现了中国茶， 那么，欧洲耶稣会士们的东方传教之行则给茶融入了更多的神圣化意涵。据荷兰语言学家乔治·范·德瑞姆(George van Driem)考证，跟随商旅和探险者从海上航线进入东方世界的耶稣会士们，最早在岛国日本见到了中国茶，尽管他们或许并不知道日本的“抹茶”源自中国。1564年，在葡萄牙耶稣会士路易斯·阿尔梅达(Luís d’Almeida)与同僚的通信中写道：“这种细细磨碎的草药粉末放在一个陶瓷容器里，把它和非常热的水混合，然后喝它。”[5](P239)1565年， 阿尔梅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再次对日本上流阶层中流行的茶饮生活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

沉浸在名流和财富交际中的日本人有一个习俗， 就是用最昂贵的装备来款待尊贵的客人，这些装备包括用一种名为茶(Chia)的甜味药草酿造的饮料所需的每一种器具……这种草药粉本身的价格相当高，他们在隆重的宴会上才会提供这种粉末制成的饮料[5](P268)。

与航海探险家与商人通常以向人口述的形式留下对茶的只言片语不同，耶稣会士对茶的描述大多见于私人通信之中。由于欧洲前往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加之宗教信仰的虔诚敬畏心，其对茶的描述相对传奇故事更为真实可信。与此同时，由于这一时期的耶稣会士大多在东方世界游历多年，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到不同地域的饮茶习俗，这就使得耶稣会士群体成为向欧洲介绍中国茶的最佳信源之一。比如， 葡萄牙多明我会士加斯帕·达·克鲁兹(Gas-par da Cruz) 比马可·波罗都要早几十年到过中国， 是目前比较公认到达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克鲁兹在广东喝过茶，他以亲历者视角描述了中国人家庭生活中的茶饮习俗，并再次提及了茶的药用功效。

每当一个人或几个人来到一个有地位的人的家里，他们都有这样的习俗:给他们每人一个可爱的盘子和一个瓷杯，每人都会被提供一种他们称之为“茶”的温暖的饮料，这种饮料是淡红色的，具有药用功效，他们习惯喝这种用草药浸泡的有点苦的饮料[5](P271)。

实际上， 基督教传教士们在接触茶的过程中，也逐渐关注到茶在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度所蕴含的权力关系、伦理秩序乃至宗教化的神圣意涵。比如，16世纪末，西班牙传教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对传教士们的东方记录做了资料考证和整理，出版了著名的《中华大帝国史》，在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就记录了中国当时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茶礼茶俗。

(主人)请他喝好酒或一种全国普遍饮用的饮料，这种饮料是用草药制成的，对心脏很有好处，饮前要加热。这样的礼节在邻里互访时也使用。[7](P84)

同样，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Frois)曾在中国澳门和日本传教生活多年，也观察到了日本茶室在当地人心中的神圣洁净感，甚至建议耶稣会士们应该利用这一点在茶室里举行弥撒接待当地基督徒，以提升传教仪式感和神圣性。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东方耶稣会会长范礼安(Alexandro Valignano)甚至向他的同僚们传授经验，专门介绍了应该如何结合茶道仪轨来做弥撒。为了利用中国和日本对茶的挚爱和对茶礼的尊崇，传教士们甚至生发奇思妙想，将中国本土宗教中的观音和基督教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合二为一，发明了“玛利亚观音”(Mariya Kannon)雕像。一方面供在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们供奉，另一方面通过尊重东方偶像崇拜的风俗来更好地融入当地文化、传播基督教。

为了向天父显示他的知足和喜乐，他整日待在他的茶室里，基督徒和外邦人都非常珍视这个地方，以便在这个洁净的地方消遣娱乐，这里也是基督徒聚集和做弥撒的地方。[5](P272)

综上可见，基于探险家、商人、传教士乃至文化精英等多元主体的东方想象和集体记忆建构，中国茶逐渐成为一种东方意象和文化符号。尽管绝大多数欧洲人并没有真正见到过中国茶，但却已经在口口相传、游记手稿、文艺作品中形成对茶作为一种异域文化的听闻、传闻、奇闻的初印象。正是由于这种“闻茶”印象的广泛传播，才使得其后欧洲海外贸易拓展将茶叶作为重要的东方商品成为可能;而随着茶叶贸易的繁盛，从茶树种植、茶叶生产、茶化学机理、茶医学功效、茶生活方式等各个方向的茶事活动不断丰富，推动了欧洲对中国茶的全面深入了解，消除了一度存在的对中国茶的认知误区，也促进了欧洲茶文化的本土化发展。

二、

食茶：从精英消费时尚到大众身体关切的转向

自14世纪到17世纪，欧洲各国相继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大航海时代的兴起更是助推了各国海外殖民和贸易的繁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通过组建各类大型海外贸易公司争夺东方市场，茶叶也成为各国争夺的重要战略商品。茶叶在欧洲上流社会精英阶层中的流行，带动了一定的饮茶消费时尚，但如何进一步推动茶叶的销量、形成更为广泛的消费群体?则需要从茶叶本身有利于健康的身体关切上深入挖掘。在欧洲早期传播中，从精英消费时尚到大众身体关切的转向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继葡萄牙首开东方之旅后，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相继加入了航海探险的行列。由于当时明王朝一度实施海禁政策，各国通常以东印度群岛及日本诸岛为海外贸易中转站，建立各类商馆据点。由此，一般跟随商船抵达东方的欧洲人也首先观察到了日本抹茶的饮用。比如，荷兰传教士范·林索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常年在东方收集各类商业情报信息，他在日记中描述了在各国的饮茶见闻，“这种草药在这些国家受到高度重视，所有有钱或有社会地位的人都将这种被称为‘茶’的草药保存在某个秘密的地方，有地位的绅士们甚至自己制备这种饮料，他们随时可以提供这种热水来款待任何客人或朋友”;英国东印度公司合伙人理查德·威克姆(Richard Wickham)于1615年写信给在日本京都的朋友伊顿，恳请他为自己代为购买一罐最好的茶叶，“请您为我买一罐京都最好的茶叶，两箱火药和箭头，用大约六个京都镀金方盒子装好以便放入木桶中，不管它们花了您多少钱，我都会从您那买下它们”[5](P291-293)。茶在东方世界作为上流阶层日常社交重要饮品的信息传入欧洲后，也迅速在欧洲精英群体中掀起了效仿之风。葡萄牙凯瑟琳公主把茶叶作为与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结婚的嫁妆，英国安妮女王在早餐时以茶来代替麦酒，荷兰诗人皮耶特·科内利松·霍夫特、康斯坦丁·惠更斯等定期组织“穆登文化圈”茶沙龙，法国塞维涅侯爵夫人向女儿介绍牛奶配茶的创新做法，在欧洲各国，来自东方的茶叶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消费时尚。

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认为，一个时代的流行元素往往充满了符号化的隐喻，而最后指向的都是“人类意识中最严肃的主题(我是谁)”[8](P286)，人们对流行元素的推崇正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努力追求和回答 “我是谁”这一问题的自我确认。茶在欧洲上流社会的传播，一方面源于几个世纪以来对东方世界的心驰神往、对异域文化的想象追逐，另一方面也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消费文化的一种时代符号选择。换言之，茶叶消费逐渐成为一种资本主义新兴消费方式在欧洲的典型时尚景观，也逐渐自上而下开始影响 到大众消费 者群体。当然，对于大众群体而言，早期昂贵的茶叶商品并非人人可得之物，在各国茶叶贸易不断扩大的前提下，欧洲市场茶叶的价格也逐渐下沉，不同品质茶叶走向不同价位，也使得大众化的茶叶消费得以可能实现。比如，在英国上流阶层，流行在下午茶围着较矮的茶桌悠闲品饮着昂贵的高品质茶叶，这些茶叶被称为“低茶”;下层大众阶层在进行了一天的工厂劳作之后，则在傍晚围着较高的餐桌喝上廉价粗制的茶叶， 这些茶叶被称为“高茶”[1]。与上流社会以消费茶这一东方神叶来彰显身份地位不同的是，普通大众更多的开始关注饮茶本身对健康的作用，呈现出从单纯的茶消费时尚向茶健康身体关切的转向。这种转向，在欧洲早期茶文化传播过程中， 推动了茶植物学、茶化学、茶医学等茶科学的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欧洲对中国茶的全面认知。其中，影响最为深远和持久的是关于茶健康的争论探讨。

荷兰医生雅各布·德·邦德 (Jacob de Bondt)曾在巴达维亚生活多年，他曾记录了对茶的近距离观察，指出茶“叶子边缘有效的凹痕”“喝起来味道有点苦”“有利尿排液的作用， 能提神除困，还能消除从胃部上升到大脑的气体，从而减轻哮喘”[9](P95-97)。另一位著名的荷兰医生尼古拉斯·杜普(Nicolaes Tulp)撰写了《医学法典》一书，在当时极具权威与流行， 这本医疗手册专门介绍了“草药茶”，记录了杜普了解到的来自东印度群岛当局对茶的描述，指出茶“有长而尖的叶子，有锯齿状的边缘和微小的纤维根，以及它不仅生长在中国和日本，而且也生长在暹罗”;杜普对茶极其推崇，在医疗手册中用了大两篇介绍茶的健康功效，指出“没有什么比这种药草更有益健康的了，因为它能延年益寿，对抗任何可能妨碍身体健康的疾病，茶也不仅仅使身体更强壮，而且还能减轻结石的疼痛……茶还可以缓解头痛、 感冒、眼睛或胸部发炎、呼吸急促、胃痛、肠胃不适、乏力和困倦，这些(症状)都可以 通过茶得到 强烈抑制”[10](P400-402)。杜普既是当时著名的外科医生，又因担任阿姆斯特丹市议员活跃于政商界，甚至在从职业医生退休后当选为阿姆斯特丹市市长并连任了四届，其《医学法 典》不断再版 并广泛传播，喝茶能治百病的说法也在荷兰全国乃至欧洲各国不断高扬。为此，甚至有人猜测杜普之所以盛赞茶叶的药用功效可能存在背后的既得利益，或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那里收到了一笔称颂茶叶的润笔费，因为该公司是当时欧洲茶叶的唯一供应商。不管怎样，在杜普等人的大力倡导之下，普罗大众出于对维护身体健康的关切，也纷纷开始了饮茶生活。

由于欧洲普通大众对茶的需求日益扩大，街头茶店也开始出现，以茶健康为噱头进行宣传推广也成为茶店常见的营销手段。比如，在1658年9月30日的《政治快报》上刊登了一则茶广告：

这个已为所有医生认可的优秀的中国饮品，被中国人称为Tcha， 其他国家称之为Tay或Tee，在英国皇家交易所附近斯威廷出租屋的“苏丹王妃”咖啡屋售卖[5](P388)。

鉴于茶有益健康的广泛美誉度，人们也不断发明食茶新方式，将茶融入日常饮食之中。比如，1669年，凯内尔梅·迪格比(Kenelme Digbie)爵士在他的食谱著作中向人们推荐了“配合鸡蛋一道享用的茶”，因为当时英国工厂集体劳动普及，许多工人在结束一天劳作下班回家时经常已经是饥肠辘辘，而“鸡蛋茶”快速便捷又健康迎合了大众需求。

对于接近一品脱的饮料，需要取两个新鲜鸡蛋的蛋黄， 配上适量精制糖和足量的汤并打匀，当这些和好之后， 把茶倒在鸡蛋和糖上搅拌均匀，趁热喝了。这适用于人们从外出差回来非常饥饿但又不方便马上吃上一顿好饭的情况。当下就能驱散胃的夹生感和疲乏，顿时穿过整个身体并进入血管之中……[11](P155)

1685年，法国作家菲利普·西尔维斯特·杜福尔(Philippe Sylvestre Dufour)在一篇谈论咖啡、茶和巧克力的论文中指出， 茶可以缓解中风、昏睡、瘫痪、头晕和癫痫、白内障、眼睛酸痛、耳鸣和其他许多类似的症状，并且认为荷兰人之所以有嚼食茶叶的习惯，主要是为了吸取茶叶的全部营养成分，“如果他们(荷兰人)吃茶叶是为了吸收茶叶的所有营养，他们当然就会以拌沙拉的方式吃下整片茶叶，就像在东印度的荷兰海员一样加上油和醋然后食用茶叶”[12](P217)。综上可以看出，欧洲早期茶消费从上流社会向普通大众的广泛深入， 真正的原因并非是为了追逐流行消费时尚，而是在于对饮茶有益身体健康的确信，相信饮茶可以有助于消除许多常见的疾病。

三、

识茶：作为异域文化的他者误读与澄清融合

随着茶的神奇功效的广泛渲染传播以及各个阶层饮茶生活的日益深入，欧洲人对中国茶的消费需求也日益增加。自17世纪初中国茶首次传入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近150余年的东方神叶故事在欧洲各国流传，但普通大众却从未真正见到过中国茶树的种植栽培、从不了解茶叶是如何加工生产的，中国茶文化作为一种异域文化成为欧洲人眼中的“他者”而一度被误读乃至污名化。比如，在18世纪初的英国就曾一度出现将女性饮茶者视为长舌妇、将男性饮茶者视为同性恋者的文学作品，甚至一度在欧洲植物学家群体中也存在着对中国茶的认知误区。从欧洲早期中国茶的传播来看，各国在闻茶、食茶之后也在不断增加对茶的深入认知和研究，经历着廓清误读的澄清融合过程。

比如，由于欧洲贸易商在引进中国茶时同时进口了绿茶和武夷茶， 这两种茶的颜色口感不同，一些欧洲人由此被误导，认为绿茶和武夷茶来自两种不同的植物。荷兰传教士弗朗索瓦·瓦伦汀(Fran ois Valentyn)曾到东印度群 岛传教，就宣称绿茶和武夷茶为完全不同的植物种类，认为“主要(不同)品种的茶来 自于不同的茶树种类，它们之间很容易区分;正如这些茶树长出可以显著区分彼此的叶子”[13](P14-15)。1756年，英国作家乔纳斯·汉威(Jonas Hanway)在《论茶》中再次呼应了瓦伦汀的观点，指出“绿茶的灌木丛和叶子与武夷茶非常相似，这需要植物学家的学识才能区分它们”[14](P5)。1759年，英国植物学家和药剂师约翰·希尔(John Hill)对从中国采集的茶叶标本进行研究，认为武夷茶的样本有更小的深色叶和六瓣花，而绿茶的样本则有更长的浅色叶子和九瓣花，由此得出了所谓支持瓦伦汀和汉威观点的植物学佐证[15](P21-22)。

瓦伦汀对茶树物种的错误认知，甚至影响到瑞典著名植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林奈曾在荷兰哈德维克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并常去莱顿大学游学，由于在莱顿大学读到了瓦伦汀关于东印度群岛和远东的文稿记录，由此开始质疑不同茶叶来自于同一植物物种的说法。在此后与希尔的书信交往中，林奈进一步被希尔的植物学佐证所误导，最终在1762年出版《植物种志》第二版时，将茶分为两个不同的物种，区分了武夷茶和绿茶，认为武夷茶有六个花瓣而绿茶有九个花瓣。英国植物学家约翰·埃利斯(John Ellis)与林奈保持着大量的书信联系，1768年埃利斯给林奈写信说，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托马斯·菲茨胡格(Thomas Fitzhugh)在中国生活多年，可以证明绿茶和武夷茶是来自于同一种植物，并推测林奈“一定是被希尔博士蒙蔽了”[16](P232)。但显然，林奈并未听取埃利斯的意见，没能回到采用第一手茶树资料来研究判断的正轨上来。实际上，18世纪60年代，英国已经有人把茶树从广州带回英国作为观赏植物，而由荷兰从日本带回欧洲的茶种也在英国得以种植。然而，尽管中国茶已经进入欧洲本土， 但对茶叶的正确认知依然充满曲折。例如 ，1789 年 ， 英国皇家植物园的威廉·艾顿(William Aiton) 将武夷茶进一步分成窄叶类茶种和宽叶类茶种两大类[17](P230-231);1790年，葡萄牙耶稣会士和植物学家若昂·德·洛雷罗(Joao de Loureiro)凭借自身在越南、中国澳门和广东等地近40年的长期生活见闻，认为茶的物种可以分为南圻茶、广东茶和油茶三大类[18](P338-340)。

真正推动欧洲各国对中国茶有全面准确认知的，依然是活跃在东方探索一线且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传教士们，其中很多传教士同时也是医生、商人、植物学家、博物学家。由于长期在东方各国传教和旅居，这些传教士们深入了解当地的人文风土，见到过茶树、观察到过茶叶制作的过程、品饮过不同品质的茶叶，对各国社会生活中的茶礼、茶仪、茶俗也都做了较为深入的第一手记录。比如，意大利传教士马蒂诺·马尔蒂尼(Martino Martini)1640年从里斯本出发，1642年抵达中国澳门，此后多年一直在杭州居住，1651年乘荷兰船只返回欧洲，他绘制的反映中国风土人情的地图绘本被荷兰出版人琼·布莱欧(Joan Blaeu)收录进1655年出版的《新地图集》第六部分，记录了他在中国对茶详细的一手见闻。

这种小小的叶子与西西里漆树的叶子很相似。但是，我相信它们不是同一个种类。它不是野生的，而是栽培的，不是普通树木，而是一种可以分枝成许多枝干的灌木，它的花与西西里漆树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白色中略偏黄……为了制作这种饮用的“茶”，他们小心翼翼地逐一用手采摘春天的第一片嫩叶。然后他们把叶子放在铁锅里，用慢火把它们轻轻地加热，随后把它们放在一块质地好的平滑的垫子上，用手把它们揉卷起来。而后，他们再次开火，并再次滚动茶叶，直到它们卷曲和完全干燥[19](P106-107)。

应该说，马尔蒂尼的一线报告涉及了茶树种植和茶叶制作， 已经十分详尽且具有说服力，对欧洲全面把握茶叶的植物学特性提供了丰富有力的素材。此后，为了进一步澄清欧洲大众对不同茶叶是否出于同一种植物的疑惑和误解，也为了不断增加对茶科学的知识储备，应对日益增长的大众饮茶渴求， 各国也都不断派出植物学家、医生、博物学家等专业人士前往东方深入考察。

荷兰医生和植物学家威廉·滕·赖恩(Willem ten Rhijne)曾被荷兰东印度公司雇用前往日本，他在长崎对茶进行了第一次长期的近距离植物学研究。赖恩撰写了《论茶树》一文，被收入至另一 名荷兰植物学家雅克布斯·布雷内(Jacobus Breyne)于1678年出版的两卷本植物汇编的附录中。赖恩明确指出，日本茶和来自中国厦门的茶出自同一种植物，即使在日本，从贵族们喝的精制茶到平民喝的较为粗糙的不同品级的茶也都来自同一种茶树;赖恩还对茶树的解剖结构进行了描述，证实了荷兰医生们认为茶叶有益健康的观点[20](附录)。1682年至1686年期间，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德国医生安德烈亚斯·克莱耶(An-dreas Cleyer) 与他的园丁乔治·梅斯特(George Meister)在日本出岛带走了活的茶树种，并在荷兰巴达维亚殖民地花园中种植了茶树，还将包括茶树在内的许多东方植物运回了荷兰。此后，另一名德国医生 和博物学 家恩格尔伯 特·卡姆弗(Engelbert K mpfer)也来到巴达维亚，并在日本居住了两年多， 对茶树进行了植物学解剖研究，在1712年出版的关于日本的五卷本著作中再次明确重申了日本的茶树与中国的茶树属于同一类物种[5](P376)。1698年，英 国皇家学会会员、植物学家、外科医生詹姆斯·郭明翰(James Cunning-ham)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往厦门， 此后长期在舟山群岛考察，于1702年报告了他在东方一线对茶树的研究报告，并将茶叶标本寄回了英国。相关报告被刊登在《哲学汇刊》上，在报告中郭明翰明确指出，“英国人常喝的三种茶叶都来自同一种植物，只是由于一年的季节和土壤不同才造成这些差异”“武夷茶是用三月初最早一季被采集的幼芽并在树荫 下阴干制作 的，绿茶是在4月制作的，最后一季的松萝茶是在5月和6月制作的”[21]。正是在各国深入探索中国茶的真实面相的不断努力下， 欧洲大众对中国茶长期存在的错误认知得以澄清纠正， 东西方文化交流也得到进一步深化与融合。

四、

结语

总的来看，中国茶在欧洲早期的传播，呈现出闻茶、食茶和识茶的历史进路，符合主体文化认知的基本逻辑发展过程。在闻茶阶段，欧洲处于对茶单纯的“道听途说”式的文字阅读与口述传递之中，整体上是一种想象与记忆互动建构的茶印象;在食茶阶段，欧洲各国从中国、日本等地引入茶叶商品，逐渐在本土形成饮茶群体，乃至掀起茶叶消费的时尚;而大众化的饮茶习俗的养成则有赖于人们对茶有益健康的身体关切;在识茶阶段，人们迫切希望能够对茶有真正近距离的接触和清晰认知，此前中国茶作为一种异域文化的他者误读也在这一阶段得以澄清，各国还在发展茶植物学、茶医学、茶化学等方面实现了茶文化的本土化。

应该说，欧洲早期对茶树种植、茶叶加工制作以及茶商品品质区分等茶知识、茶技艺、茶科学的渴求， 是中国茶融入欧洲各国社会生活的历史渐进结果。一方面欧洲对茶的喜爱不断增加，逐渐成为重要的日常生活饮品， 普通大众开始有着从闻茶、食茶到识茶的认知需求;另一方面欧洲精英阶层面对茶这一异域事物， 也迫切需要在新兴事物上掌控专业话语权。欧洲各国除了需要争夺茶叶贸易的垄断权之外， 更需要在认知层面上形成对茶的种植栽培、生产加工、药用功效、品饮技能等专业知识的体系化建构，从而争夺对东方世界的对话权、 文化解释权。这就使得欧洲各国的传教士、植物学家、医生、文学家、贵族阶层等群体在中国茶向欧洲早期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时代角色，推进了欧洲各国对茶的全面系统认知，对中国茶文化的欧洲本土化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统观中国茶文化在欧洲早期的传播，是茶文化融入本土主流文化由“一”到“多”实现全球在地化的过程，呈现出不同的在地化向度[22]。对于欧洲各国而言，中国茶文化最初是一种东方异域文化，从贵族精英到普通大众，都需要对茶有听闻、亲见、品饮乃至探究茶的物性的认知过程，在此期间，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得以逐渐推进深入， 最终实现中国茶文化在欧洲各国的本土化融合中发展。对中国茶在欧洲早期传播历史进路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更好地倡导世界文化多元、深化文明互鉴、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国家。

来源：茶贵人

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