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民先生出生于茶乡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自幼受茶文化的熏陶，对中国茶有着特殊的情结。工作后，因长期在对外经贸部和商务部工作，曾出任多个国家和地区驻外商务领事(办事处主任)，一直关注着中国茶在国外市场的发展。恰逢第23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又称9·8投洽会)期间举行“2023国际茶业合作发展论坛”，李荣民先生凭借自己的国际视野和对中国茶的深刻理解发表了《海峡两岸携手同行 让中国茶香飘世界》的演讲，引起与会听众的反响。今天特发此文，与业内同仁分享!
——编者
李荣民
商务部经济合作局原局长
海峡两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院顾问
茶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健康饮料之一，目前全球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30亿人喜欢喝茶，这意味着每五个人里面有两个人喜欢喝茶。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大多有喝茶的习惯，茶叶需求依赖于进口，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发展，给中国茶叶出口带来了许多新机遇。中国茶要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应当立足国情，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认清当前中国茶叶出口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茶产业虽然快速发展，茶园面积、茶产量均位居世界第一，但在国际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上还没有太多话语权，相对于古丝路时代的辉煌，目前中国茶叶出口所处的境地颇为尴尬，面临的制约因素主要有：
一是国际知名品牌缺少。中国有1000余个县产茶，茶园总面积和茶叶总产量连续10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但茶园分布广泛，茶叶多为粗放经营，出口茶叶的附加值低，缺少国外消费者喜闻乐见的品牌，难以获得创建品牌的资本支持。
二是茶叶品质标准缺失。标准是贸易运行的基本规则，是个硬条件。由于历史原因，过去红茶、绿茶等茶类的国际标准制定工作都是由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专家发起主导。多年来，经多方努力，我国国际茶叶标准化工作虽然不断得到加强，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三是生产水平亟待提高。中国的茶叶科技投入不足，缺乏高附加值的茶叶产品，出口的茶叶基本是原料、散装为主的初级产品;虽然在原叶茶加工手法上面，我们有更多的手段，但在生产方式上则以传统加工方式和个体经营为主，在茶园基础设施建设、有机化种植、制茶的工业化技术、茶饮精加工水平上面，跟日本、欧洲甚至印度比存在一定的差距。
四是流通方式需要改进。拍卖是国际茶叶市场最主要的交易方式，而当前我国茶叶流通主体以茶农为主，构成复杂，流通渠道多样，有的茶叶直接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有的茶叶需要经过若干中间环节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未形成有市场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流通主体，出口贸易方式单一，一些大型茶叶龙头企业在国际各大区和主要国家缺少工厂与销售网络。
五是消费偏好存在差异。从消费类别来看，中国以消费绿茶为主，出口也是绿茶占大多数，而许多西方国家以红茶消费为主。不同地域喝茶习俗各有千秋，中国消费者追求色、香、味、形的平衡，茶叶叶片相对完整，喝茶是品其最纯正的茶香，而国外消费者更注重汤色和滋味，对外形要求不高，有在茶中加奶、糖、柠檬片或蜂蜜等调味品的习惯。
六是文化认同有待增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接受的文化教育、宗教信仰、语言、生活喜好也不尽相同，除了受中国茶文化影响比较大的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外，其他国家较难接受和理解中国的茶文化，中国人的泡茶方法，在国外大范围推广比较困难，很多国家普通老百姓对中国茶还不了解，没有喝中国茶的习惯。
七是绿色贸易壁垒严苛。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盛行，特别是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以环境和健康保护为由，出台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推行严苛的进口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与检疫标准，给我国茶叶出口企业带来风险，增加了出口的难度，削弱了我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八是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全球有60多个国家产茶，茶叶出口市场竞争激烈。目前，中国茶叶虽然出口至 126个国家和地区，但出口市场比较集中、产品结构单一。中国红茶在国际市场上并不具竞争优势，就具有竞争优势的绿茶出口来看，也面临来自越南、印度尼西亚等茶叶生产国家和地区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竞争，特别是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在绿茶出口方面发展迅速。
讲好中国茶故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茶文化保护传承发展，2020年他在致信祝贺联合国确定的首个“国际茶日”时指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全球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深化茶文化交融互鉴，让更多的人知茶、爱茶，共品茶香茶韵，共享美好生活”。我们应当通过讲好中国茶的故事，展示中国茶文化独特魅力，提升中国茶文化地位，塑造中国茶良好国际形象，扩大中国茶国际影响力。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种植和利用茶的国家，茶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关系向来非常密切，无论是古代文人的“琴棋书画诗酒茶”七大雅事 ，还是平民百姓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茶都是不可缺少的。
中国丰富多彩的自然环境孕育并赋予了茶的丰富性，中国茶叶已形成绿茶、白茶、黄茶、青茶(乌龙茶)、红茶、黑茶六大茶系，成千上万个品种，每一类茶叶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制作工艺，在口感、香气和功效上各具特色。
自古以来，种茶、制茶、泡茶、品茶均被认为需要高度的专业技艺，也就是所说的茶艺，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习俗，它不仅已深深融入老百姓的生活,也体现出中国人谦和礼敬的价值观，对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人喝茶，注重一个“品”字，俗话说：“泡茶可修身养性，品茶如品味人生。”中国茶文化不仅仅是一种饮食文化，更是一种精神文化，内涵极为丰富。
茶具有养生的功效，常喝茶有益健康，这是人们的共知。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曾经说过：“喝茶一分钟解渴，喝茶一小时休闲，喝茶一年健康，喝茶一辈子长寿”;中国工程院刘仲华院士也有个“金句”：“不是你容颜易老，而是你喝茶太少”。
中国茶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清、敬、和、美”，精髓是“和”，代表着和谐、和平、融合、合作。兼容并包、开放交流的中国茶文化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赞誉，在沟通中西文化、增强各国交流、构建和谐世界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江泽民主席、胡锦涛主席都曾经把茶作为国礼赠送外宾。近年来，茶叙外交频频出现于重大国际双边和多边场合，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以茶为媒、以茶会友”，先后多次与外国元首进行茶叙，将“和而不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推广至全世界。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视和推动下，一杯“中国茶”成为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讲中国茶的故事，要讲好中国茶的发展历史和茶文化。中国茶的故事包括茶与生活、茶叶的种类及特色、茶的制作工艺、茶道、茶与健康、茶文化与构建和谐世界。传播好中国声音，要把中国茶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让外国老百姓在了解中国茶文化知识的同时，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讲好中国茶的故事，要让外国老百姓听得懂、能理解、可接纳。要注意找准外国人的关注点、兴趣点和他们喜欢了解的东西，在相互尊重中增进相互了解、增进各国对中国茶文化的认同;凭借丰富题材、新颖视角和独特风格，以纪实影像、新媒体等方式，讲得精彩、生动、鲜活。
讲好中国茶的故事，要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综合运用各种对外传播载体，提高对外传播效果。除了透过国内的媒体、从业人员、专业交流平台、驻外机构和企业人员、海外华侨华人讲，还要培养和通过了解、喜欢中国茶的外国驻华机构、来华的留学生、媒体记者、访问学者、企业界人士,以及其他外国友人，由他们来讲。
促进海峡两岸茶产业融合发展
海峡两岸茶出同源，茶文化一脉相承，茶叶产业在大陆、台湾地区都具备较广泛的产业基础，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和互利性，促进两岸茶产业融合发展，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提升中国茶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台湾茶产区分布很广，由于各产地的气候、土壤、海拔等自然环境不同，以及业者在茶园管理、品种改良、生产技术、加工配备、食安监控、茶品研发制造、经营模式等方面具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和创新能力，茶农做茶功夫深厚，逐渐发展出各地区的特色茶，能够满足不同客户和市场的需求和喜好，在全球市场上有着较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但是，台湾岛内土地资源有限，茶生产规模不大。例如：2021年茶叶种植面积18.45万亩，茶叶产量只有1.5万吨。近年来，台湾地区每年茶叶消费量有3万多吨，茶叶出口在1万吨左右，为弥补不足，需大量从境外进口，每年茶叶进口在3万吨以上，进口大于出口。台湾茶产业属于小农经营型态，面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劳力缺乏、工资和生产资料上涨，以及激烈的国际竞争等因素制约，进一步发展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大陆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合理的土地成本、丰沛的劳动力和广大的内需市场，有政府对两岸农业合作的政策支持等独特优势和有利条件。两岸在茶产业基础、消费需求、创新资源、茶文化弘扬等方面具有较强互补性。近三十多年来，不少台湾业者为突破发展瓶颈、寻求更好发展机会，“登陆”打拼，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取得了丰硕成果。
当前，由于民进党当局对两岸茶叶贸易和投资合作实行限制，大陆业者无法赴台交流，一些大型的活动都在大陆进行，两岸制茶技术交流、茶叶标准研究制定、从业人员培训、茶艺师与评茶师资格认定等方面的合作难以有效开展;尽管台湾地区每年需要从岛外进口大量茶叶，但大陆茶叶除了普洱茶无法销往岛内。
促进海峡两岸茶产业融合发展，要扩大两岸民间交流往来，搭建交流合作平台，针对茶产业相关议题加强沟通、协商解决，排除台湾当局设置的障碍，让台湾业者一起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和成果;要加强两岸茶行业的信息沟通和人才交流，共同开展茶叶品牌建设和茶产业链合作的研究，深化两岸在茶树品种、茶园管理、制茶技术创新、茶叶营销、茶业投融资、茶文化传播、茶叶标准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要携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两岸共同拓展茶叶国际贸易、投资合作市场，共同将中国茶以及茶文化传播到全世界，共同谱写茶产业国际合作发展新篇章。
提升中国茶叶出口国际竞争力
振兴茶产业，拓展茶叶国际市场是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面临的时代机遇与挑战。提升中国茶叶出口国际竞争力，增强中国茶产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扩大中国茶叶出口规模，要在认清中国茶叶出口面临的问题、讲好中国茶故事、促进两岸茶产业融合发展的同时，做到“五个坚持”：
坚持以政策为引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的指示精神，制定、完善促进茶叶出口政策措施，推动茶产业科技、产品、营销创新和绿色转型，发挥相关管理部门和行业组织作用，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培育龙头骨干企业，推进茶叶标准化、品牌化建设和茶叶全产业链发展，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等国家和地区之间标准互认和标准体系相互兼容。
坚持以文化为载体。卖茶叶不单单是卖原料、卖产品，而应提升到推广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层次上。对中国茶企来说，“走出去”要坚持打文化牌、健康牌，用中国茶文化去影响国外消费者，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对生活方式和行为的审美标准的差异，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实行本土化营销，深化茶文化交融互鉴，让国际社会在感受中国茶文化魅力的同时知中国茶、爱中国茶、喝中国茶。
坚持以产品为抓手。形成一个大品牌的基础是产品。在市场竞争加剧和茶产业发展不断成熟的情况下，要秉承匠心精神、实施特色精品战略，强化技术体系支撑，实现产品认证标准与国际接轨，突破绿色贸易壁垒，根据茶产品需求变化，推动企业逐步实现由初级产品加工销售向精深加工转变，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保障出口茶叶适销对路、优质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尊重市场发展规律，加强对国际市场和竞争对手的调查研究，针对出口目的国和地区的技术标准、质量监管和消费者的不同类型、不同消费层次、不同消费习惯和偏好，选择市场目标，实施现代市场营销策略;构建国际化的茶叶营销、贸易平台，探索在海外开设“茶驿站”“茶庄”“茶客厅”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茶体验店和品牌连锁店，建设面向国内外的茶叶交易市场、期货市场和茶叶拍卖市场，促进茶产业由传统农产品经营方式向现代商品营销模式转型升级。
坚持以顾客为中心。秉持“生活方式营销”的品牌建设思路，坚持“客户至上、用心服务”的经营理念，精准分析不同顾客群体的需求，打开思路，处理好产品传承与创新、标准化与个性化的关系，多做广大顾客乐意买喜欢喝的茶，瞄准现代生活需求，借助新媒体的力量，推动跨境电商新媒体运营，与海外顾客建立更便捷、更紧密的联系与合作，让中国茶更快、更好地融入国外老百姓的生活。
出品：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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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第十五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期间召开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五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现场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第十五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正值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在我国唯一以茶为名的湖南茶陵县召开，特别有意义，令人感慨系之。回首40年，岁月峥嵘，天翻地覆，成就辉煌；展望未来，时代鼎新，弄潮逐浪，更上层楼。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中，也饱含着中国茶人的梦想，那就是“复兴中华茶文化，振兴中国茶产业，再创茶业强国辉煌”。如今中国发展的航船驶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茶和茶文化更要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贡献智慧和力量。
▲十二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周国富在第十五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上发言
中国茶人最切肤之深的感慨就是“国运盛则茶运兴”，中国茶和茶文化的发展史证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茶产业和茶文化的蓬勃发展更证明了这一点。
（一）
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兴衰起伏，茶运同此凉热。
中国茶人颇为自豪的口头禅：“唐宋元明清，自古喝到今”；“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茶”。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茶的甜美苦涩其实并不相同。中国茶和茶文化历经数千年，有过辉煌，也曾遭受磨难和衰落。
择其要者，数千年的中国茶和茶文化发展史，曾出现过三个高峰时期，也正好与国运鼎盛的轨迹相合。
第一个是汉唐时期。西汉前期，国运昌盛，继“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极盛之时，茶之饮用在士大夫文人阶层生活中已相当普遍，市场交易已经具有相当规模。西汉《憧约》所载“烹茶尽具”、“武阳买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丝绸之路”。西汉时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一直通达罗马、埃及。“丝绸之路”不仅是国际经济贸易的大通道，也是文化交流的大通道，还是政治外交的大通道。“丝绸之路”同时也是茶之路、瓷之路，它们相依相伴，共同书写了中国文明的光辉篇章，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沟通了亚、欧、非三大洲之间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联系，成为中国人民同中亚、西亚、欧洲乃至非洲人民友好交往的桥梁，为人类文明和进步树立起辉煌的丰碑。至唐，随着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时期的“开元之治”直到中唐，茶叶生产发展迅速，有80多个州产茶，贡茶兴盛。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在浙江长兴顾渚山设立“贡茶院”，专门生产被陆羽称作“紫者上”的“顾渚紫笋”茶。此时，陆羽《茶经》应运而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茶和茶文化发展史上的奠基之作。
第二个高峰期是两宋时期。北宋并没有完成国家统一，南宋更是被逼到江南一隅，虽然宋代疆域不大，军力羸弱，但经济、文化却相当繁荣。以文化论，宋代在教育出版、思想哲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堪称一绝，达到历史的新高度，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硕果和大师巨匠。茶和茶文化也呈现了空前繁荣兴盛的局面，茶叶生产品质化，茶道技艺精致化，文学艺术高峰迭起。两宋时期茶诗词数量空前，书画、瓷器、艺术等都创历史高峰。同时,凭借佛教和民间文化交流、贸易往来，茶和茶文化传播日本等地，尤其是末茶点茶法传至日本，形成日本茶文化独具特色的一个流派——抹茶道。
第三个高峰期是明清前中期。明太宗朱元璋为刺激茶叶生产和普及，颁布法令废“龙团凤饼”制茶，推广散茶，炒青、烘青、晒青大行其道，以沸水冲泡茶叶成为主流茶饮方式，简便、节约，又可得茶真味，极利于茶饮进入“寻常百姓家”。同时，明代还出现了烘青花茶（公元1440年）和红茶（公元16世纪），特别是红茶随海外贸易传入欧洲，丰富了世界人民的茶生活，甚至影响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为世界工业革命和人类的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清代前、中期传承了明代茶和茶文化发展，国家鼓励茶叶生产，特别是宫廷推崇茶和茶文化（乾隆是嗜茶皇帝，嘉庆把茶宴联句定为家法），大大推动了茶叶的生产和消费。在清代产业鼎盛时期，中国茶叶对外贸易额占世界产业贸易总额的80%以上。此时，龙井、碧螺春茶成为贡茶新贵，武夷山乌龙茶在康熙年间（公元1720年前）已经出现，白茶、黄茶也在明清期间显现，普洱茶在清时得到重视，中国茶的六大品类和再加工的花茶已经俱全，茶饮习俗进一步走向世俗化、简约化和功能化，茶消费和茶文化更为丰富多彩，呈现出茶和茶文化的兴旺景象。
中国历史上茶和茶文化的下行轨迹都发生在各个朝代的衰败没落时期，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茶和茶文化自然惨遭厄运。鸦片战争失败后直至民国，政府腐败，战乱不断，是中国茶产业和茶文化的极度衰弱期。此时，英国人最终完成了中国茶叶向印度、斯里兰卡等地转移种植和加工的计划，使中国茶产业经济惨遭严重打击，严重丧失了中国茶和茶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和竞争力。至新中国建立初的1950年，中国大陆（未含台湾）茶叶产量仅为6.52万吨，其中内销4.56万吨，外销1.96万吨。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茶和茶文化进入恢复性发展期，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复兴振兴期。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茶叶商会会长、河南国香茶城董事长姬霞敏女士参加第十五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
从茶产业发展数字看：1980年，中国大陆茶叶产量为30.37万吨，其中茶叶出口为10.79万吨；至2011年茶叶产量上升到162.32万吨，为1980年的5.34倍，其中茶叶出口32.26万吨，为1980年的2.99倍；至2017年，茶叶产量达到261万吨，为2011年的1.61倍，其中茶叶出口35.5万吨，为2011年的1.1倍。2017年是中国茶和茶文化发展值得赞赏的一年：茶叶产量显著提升，干毛茶总产值达到1907.6亿元，比上年增长13.4%；名优茶产量与大宗茶差不多，但总产值达到1427.8亿元，为大宗茶的2.98倍；茶园面积快速增加，已达4500万亩，茶园生产进一步优化，无性系良种面积占58.6%，比上年提升2%，有机茶园占7.2%，提升1%；市场销售额达2353亿元，增幅为9.54%，高端茶价格平稳，中低端茶价格齐升；茶叶安全质量提升，2017年国家食药监总局对全国茶叶及相关制品三个季度抽查合格率平均高于99%，2018年1月达100%。
从茶和茶文化发展成就来看：茶区茶和茶文化已经成为经济产业、民生产业、生态产业、文化产业、富民惠民产业，是我国重要的国计民生。各地党委政府都把科学发展茶产业茶经济提升到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富民惠民、全面小康和健康中国、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高度，重点扶持，推动发展。近年来，中国茶产业发展重心逐步向中西部转移，目前，茶园面积最大的是贵州、云南、四川、湖北、福建五个省，增加最多的是贵州、湖北、陕西、江西四个省。同时，各地对茶的科技教育、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产品开发以及茶文化宣传普及等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涉茶和茶文化的高等院校、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成倍增长，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和成果转化率明显提升，大的茶业龙头企业纷纷设置科研机构，茶和茶文化各类人才后继有人；茶企业跳出茶叶做强产业，从做精做优茶叶六大品类茶走向融喝茶、饮(料)茶、食茶、用茶、玩茶、事茶等为一体的六茶共舞，三产交融，跨界拓展，全价（值）利用形成共识，文化链、科技链、价值链、效益链同长共进，成果丰硕；茶和茶文化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全民饮茶日活动以及斗茶、赛茶等群众性宣传普及活动方兴未艾，茶为国饮，健康消费理念深入人心，认知中国茶的外国朋友越来越多，茶文化事业繁荣兴旺。2011年全国茶消费人群为4亿，2017年底已近5亿；2005年全国年人均茶叶消费量为0.48公斤，2015年达到1.1公斤。可喜的是20-30岁的年轻消费者在稳步增长。茶叶市场经销正向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茶消费方式也正在从传统的品饮方式，走向茶饮料、茶食品，茶生化用品，茶艺术品、茶旅游休闲养生，茶文化艺术活动于一体的多元消费、立体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健康消费时代，全方位、立体式地发挥着茶和茶文化的养心健身、雅俗尚乐的功能和价值。
从茶和茶文化的发展态势看：党中央对我国“三农”以及茶和茶文化工作高度重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党中央先后就“三农”工作发了11个“一号文件”，特别是2017年中央的第11个“一号文件”直接写上了茶产业科学发展的具体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懂茶爱茶，重视茶和茶文化，巧妙运用茶和茶文化治国理政、协和万邦，他在两年多七次出访中八次说道茶和茶文化，还给第一届中国国际（杭州）茶叶博览会发来贺信，给中国茶人以极大的鞭策和鼓舞，是中国茶人学习的好榜样。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是盛世兴茶的好时期。盛世兴茶，中国茶人勇于担当，自强不息，着力弘扬“自信、诚信、匠心、创新”的新时代茶人精神，强品牌、提品质，重安全、求健康，大兴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品质茶，大兴为走好“一带一路”满足世界茶人美好生活需要的中国茶。
大国小农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农情，小农生产方式是我国茶业可持续发展需要面对的现实，探索构建小茶农生产融入现代茶业发展新模式，至关重要。致力培育和扩大新型龙头茶业经营主体，精致培育“小而美”的文化茶业企业群，深入推进以利益链联结融合为基础的茶农组织创新，以科技人才链支撑为核心的茶全产业链科技创新和品牌创新，以新理念和茶文化自信为引领的文化创新和自主创新的探索实践，正在各地积极展开。今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研究重点是总结中国“三安——浙江安吉、福建安溪、湖南安化县域特色发展路径（模式）”，目的就是要用中国智慧、中国气派探索一条中国特色区域发展的茶业可持续发展之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兴了一个产业”，中国茶业科学发展的潜力无穷，中国茶人更要作出积极探索和创新创造。
（三）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茶和茶文化正走在振兴、复兴的大道上，中国已是茶叶大国，但还不是茶业强国，再创中国茶业强国辉煌任重道远，中国茶人尚须努力。
与世界茶业强国比较，中国茶业还是大而不强、大而不精、大而不彰。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茶园面积约占世界茶园面积的50%，但产量约占30%，在世界前八位产茶国中（中、印、斯、肯、印尼、越、日、土）单产是最低的（他们约高于中国的1.5-2.6倍）。二是中国茶叶在国际茶叶市场上品牌不响，以原料茶和低端茶出口为主，缺少国际话语权和竞争力。近年来中国茶叶出口量徘徊在35万吨左右。2017年茶叶出口平均价格仅4.54美元/公斤。三是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程度低，大国小农特征明显，全国名优茶品名超过1500个，但名牌不多，有名牌规模也不大。四是综合利用和深加工程度低。日本茶饮料、茶食品等深加工产品消费达40%，仅茶食产品就有几百种，在食品、医药、化工、服装、饲料、轻工、化妆、油脂、旅游等方面的深加工产品十分丰富，而我国茶叶仅有5%用于综合利用和深加工等。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茶人要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振兴、复兴发展的基础上，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中心，以建设茶业强国为目标，放眼世界，改革创新，重点展开四大新突破，致力盛世兴茶。
1.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在提升茶产业现代化发展程度上有新突破。在政府层面，要全面理顺茶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破解大国小农、管理多头的难题。尤其在壮大茶业发展体制机制上，要着力探索构建小茶农生产方式融入茶产业现代化发展的区域性或跨地域性的特色模式创新，实行文化链、利益链、科技链、营销链等的联动融合发展，使茶和茶文化达到大而强、大而精、大而彰和富民惠民利国的茶业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2.提升文化自信和科技创新，在强健茶业发展双翅（膀）上有新突破。文化兴则茶业兴，科技强则茶业强。坚定坚守茶文化定力，迸发创新创造活力，用信心、诚信、匠心、创新事茶，担当茶业强国重任，做好品质茶、健康茶、文化茶、品牌茶。不要自夸颜色好，只求茶香满人间。从品种到茶园，从加工到营销，从茶资源到美好生活多元需要，科技、人才和文化是制高点、致胜者。创新科技体制机制，培育各类人才，联动相关学科，强化研发开发，做精六大品类，精彩六茶共舞，用文化链、科技链推动产业链、价值链、效益链的联动效应，促使茶业三产交融，跨界拓展，全价利用，造福人类。
3.强化标准和品牌创新，在打造国家级世界级品牌上有新突破。品牌是认知的名片，消费的门牌。中国茶业不仅要有地方的知名品牌，更要打造国家级、世界级的知名大品牌。品牌要重标准、求品质、塑诚信、讲规模，切实解决有品无牌，有牌少量，多而不强的问题。茶业强国必须是品牌强国。应当进行一次品牌革命，用中国智慧、中国气派，着力打造一批国家级和世界级的响亮品牌。
4.创新营销文化，着重在三个营销方向上有所突破。俗话说，种茶不易卖茶难。营销不畅，茶业大国深受其害。营销开路至关紧要。着重在三个营销方向上用心发力：一是主攻内销，继续倡导茶为国饮，大力提升品质消费、健康消费、多元消费。中国人口规模大，是茶的消费大国，消费潜力巨大。
2015年我国年人均茶消费量为1公斤，比2005年增长一倍多，如果到2025年再翻一番到2公斤，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消费业绩。二是拓展外销。文化引领，品牌开路，深入研究世界各消费国的茶饮文化，了解其用茶的口味和消费习俗，把适应消费与引领消费结合起来，在积极扩大原料茶大众茶出口的基础上，创新拓展多元营销渠道，用心营销中国品味茶，努力使中国茶和茶文化走好一带一路，走进世界。三是六茶共舞、三产交融、跨界拓展、全价利用，充分发掘茶资源开发利用优势，大力发挥消费潜力。市场是立体的，创新营销文化可以创造市场，引导消费，促进生产。创新营销文化，综合开拓茶业发展空间，是一篇需要花心思、下功夫做好的大文章。
（五）
中国茶和茶文化，在造福人类的历史上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穿越历史，跨越国界，融入生活，增添情趣，促进健康，传承创新，繁荣兴盛。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洗礼，使它更加容光焕发、魅力无穷。它既具有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富民惠民的经济功能，又具有乡愁绵绵、风情万种、文明传承的文化功能；既具有清敬和美、联谊交往、人际和谐的社会功能，又具有绿水青山、红脉绿韵、绿色发展的生态功能；既具有平静闲适、精神愉悦、健全体魄的养心健身功能，又具有清明政治、协和万邦、茶和天下的治国理政功能，成为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的桥梁纽带，成为走进“一带一路”的文化使者，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促进世界文明进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运盛则茶运兴，我们坚信，新时代中国茶和茶文化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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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的茶叶历史上，似乎没有一种茶能像“熙春”茶那样，产量之大，质量之好，价格之高，出口之多，畅销之广，影响之深远;在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她的踪迹并留下了美好的声誉;也似乎没有一种茶能像“熙春”茶那样，在中国茶叶的出口外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茶叶影响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过程中，还是在引起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里，抑或是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茶叶发展、竞争与变革中;似乎都有“熙春”茶的身影……。所以说，“熙春”茶不仅仅是“绿色珍珠”，更可以说她是璀璨明珠;因为“熙春”茶走南闯北，飘洋出海，不仅成为欧洲贵族争相拥有的珍品并行销各地;同时，“熙春”茶更是以其优异的品质风靡世界、桂冠叠戴并谱写了中国近代茶叶外销史的辉煌篇章!
一、熙春溯源
“熙”，古同“禧”，福，吉祥。《说文》曰：仰熙丹崖，俯澡绿水。熙春，明媚的春天;同“熙春茶”。熙春茶(Hyson)，源自“熙春”(hei1 cên1);也称贡熙茶(Hyson)。“熙春”这个名字，源于晋代文学家潘岳(247~300)的作品，在其《闲居赋》中有“于是凛秋暑退，熙春寒往”之句;意思是冬去春来、茶芽初发于早春采制而成。人们用形容春天的词语来描写熙春茶，是因为春天既是“熙春”茶的采摘季节，更因为春天的新绿也是“熙春”茶的颜色。至于后来“熙春”茶被称为“贡熙”茶，是为了夸耀“熙春”茶的名贵，也是因为“熙春”茶是进贡给皇室的“贡品”。还有一种附会的说法是，“熙春”茶曾进贡给康熙皇帝，所以就有了“贡熙”之名。
“熙春”茶是“屯绿”茶的一种，而“屯绿”茶则是来源于松萝茶;也就是说，“屯绿”茶的前身是松萝茶，当“屯绿”茶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的的时侯，“熙春”茶就自然而然地拔得了头筹。道理很简单，当用毛茶原料进行精制或精加工处理并提取出整齐匀净的成品茶(精制茶)时;无论是提取出长形或圆形的成品茶，在“屯绿”茶的产品结构中，都有“熙春”、“贡熙”等花色品类;这就是“熙春”、“贡熙”茶出类拔萃的先决条件。当然，“熙春”、“贡熙”茶和松萝茶不同的是，松萝茶问世后被人们誉为“绿色金子”，而“熙春”、“贡熙”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后，却被人们誉为“绿色珍珠”。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著名茶学专家陈宗懋先生主编的《中国茶经》记载：松萝茶的采茶技术，早在三四百年前就达到精湛的程度，明代闻龙《茶笺》记载：“茶初摘时须拣去枝梗老叶，惟取嫩叶，又须去尖与柄，恐其易焦，此松萝法也。炒时须一人从旁扇之，以祛热气，否则色黄，香味俱减。予所亲试，扇者色翠，不扇色黄。炒起出铛时置大瓷盘中，仍须急扇，令热气稍退，以手重揉之，再散入铛，文火炒于入焙，盖揉则其津上浮，点时香味易出”。“屯绿”茶的炒制技术，就是在这种规范的基础上而发展完善的。
“屯绿”茶属眉茶，有珍眉、凤眉、特贡、熙春、贡熙等品名，主产地是安徽休宁、歙县、祁门、屯溪以及江西婺源等地;因历史上集中在安徽屯溪加工输出而得名;也是中国外贸出口之极品名茶。
茶叶专家陈宗懋先生在其主编的《茶叶大辞典》中对“屯绿”茶亦有介绍：屯绿，原产安徽省黄山市休宁、歙县、黟县、祁门东乡和屯溪区的长条形炒青绿茶，因历史上与本区相邻的婺源等地生产的炒青多集中于屯溪加工销售，故统称“屯绿”。据王镇恒、王广智主编的“九五”国家重点图书《中国名茶志》记载：南宋以后，安徽江南茶区名茶生产全面崛起，明清时代达到鼎盛……。休宁松萝山松萝茶作为炒青型名茶的鼻祖，创制于明初，到明代中后期已远近闻名;明末清初松萝制法已传播到安徽南北和赣、鄂、闽诸省，成为一大宗茶品。松萝茶出口始于清康熙年间，至嘉道年间，出口兴盛，发明了松萝茶特别技术并逐渐演化为屯绿，分珠茶、雨茶、熙春三类，共10多个花色、品级。
珠茶：以其结构浑圆，形似珍珠而得名;分别按茶的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
雨茶：以其形长似雨点而名，分别按茶型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
熙春：结构为不规则的块状，多由芽头和肥厚叶子叠合而成，结成不规则块状;分别按茶块大小和身骨轻重分4个品级。
清道光年间的“屯绿”茶盛行二十四花色，即“十雨”、“八珠”和“六熙”。“十雨”是珍眉、凤眉、蛾眉、正雨、副雨、茅雨、眉针等;“八珠”为麻珠、宝珠、珍珠、园珠、虾目等;“六熙”指贡熙、眉熙、正熙、副熙等。
清同治年间的“大帮官堆”屯绿茶有“七珠”、“八蕊”和“三熙”。“七珠”是麻珠、宝珠、圆珠、虾目等;“八蕊”是蕊眉、珍眉、凤眉、针眉、香眉、雨前等;“三熙”是指贡熙、眉熙和熙春。
清光绪年间徽州歙县知府何润生在《徽属茶各条陈》中对屯绿茶也有介绍：“绿茶内分三总名，曰珠茶、曰雨前、曰熙春。熙春内分四等：眉正、眉熙、副熙、熙春;雨前内分五等：珍眉、凤眉、蛾眉、副蛾、茅雨;珠茶内分五等：暇目、麻珠、珍珠、实珠、芝珠。皆为洋庄(外销)。均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
“屯绿”茶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很多的花色品种，但基本制法与拼配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是随着国际茶叶市场的需求而变化，在精制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进行花色品种的变化。而“屯绿”茶各花色品种，都是在反复的炒、筛分、风选、拣剔中产生，尤其是通过严格的筛选(园筛、转筛、扣筛、抖筛)、扇、撼等工艺后，才提取出各种花色品种茶，其长短、精细、轻重、形态、整齐匀称，甚至可以称为纯净。
二、熙春演变
“屯绿”茶为什么要从松萝茶中进行分离呢?茶叶专家说“成品茶中各种形态的花色组成，在过去称‘大帮’，就是产品结构”。而外销绿茶产品的结构，主要是指精制厂收购的毛茶原料，需要按其不同形态，通过复制作业(或称精制、精加工处理)，分别大小、长短、粗细、厚薄、轻重，汰除杂劣，并分门别类，提取出来的整齐匀净的成品茶(或称精茶)。而收购的毛茶，顾名思义，是很复杂的，有香气滋味内质优次悬殊的，有形态大小不齐的，有烟焦劣变夹杂的等等。精制的主要目的就是视各类毛茶原料，在分别内质品次、汰除劣异的基础上，整饬形态，提取相应产品，使之发挥最大经济效益。
这就是茶叶业内人士所说的，要“看茶做茶”;而内质特优的茶叶，为使外形整饬并能更好地衬托出产品的优美，就要特别细致的处理，这就是所谓的“好茶精做”。而有些形状粗壮的茶，内质不一定差，就要所谓“粗茶细做”。总之，都是为了发挥毛茶的自然品质优势，以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屯绿”茶从松萝茶中进行分离、创制或改革，是徽州茶商经营理念的体现;从茶叶销售角度来看，也是徽州茶商坚持诚心为质、以义为利的销售理念的体现。如徽州茶商吴荣寿，在茶业经营的过程中就不断地进行革新，他以重金聘请制茶名家汪汉梁为总管，在选料与配方上融婺(源)、歙(县)两家为一体，制成了色香味焕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贡熙”茶，从而在上海一举夺得绿茶评比魁首并誉满沪港等地。徽州茶商在经营茶叶时还注意收集消费者的反馈信息，并根据消费者的不同口味，不断地提高品位，这不仅体现了徽商的人本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徽州茶商经营思路之清晰和经营手腕之灵活。
据中国茶叶专家傅宏镇先生考证：“屯绿”全面创制或者改革是在1820年左右，当时徽州婺源东乡有俞德和、俞德昌、胡源馨、金龙泰等多家茶号，他们精心创制1000多箱高级绿眉茶，直运香港销给东印度公司;因为质量优、销路好、利润高，所以屯溪各家茶号立即仿效并全面经营、精制绿茶外销。
清光绪二十二年，黟县茶商余伯陶在屯溪长干坊设立“福和昌茶号”，以眉茶的制法为基础，精益求精地提取“抽蕊珍眉”运往上海出售，也受到了欧洲消费者交口称赞。而屯溪的一些茶号也在这一启发之下，在茶叶精加工时提取特等“贡熙”茶;而这些“贡熙”茶特别适合俄国消费者的嗜好;此后“珍眉”茶行销西欧，“贡熙”茶行销俄国，都成为了世界茶叶市场的畅销品。于是，在全国茶叶生产开始中落的清朝末年，由于徽州茶商的审时度势，并根据市场需求来不断地改进茶叶制作方法，从而给徽州的茶叶生产和贸易带来了新的生机，而那些大茶商们也从中获得了巨利。如徽州婺源茶商孙友樵，他继承祖业后在屯溪观音山扩大“怡新祥”茶号的规模，他尊重制茶师傅技艺的发挥和创新，他收购优质毛茶精制特珍、抽蕊、珍眉和特贡、贡熙等外销茶出口，所以，他不仅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成为了茶界巨商。
据道光二十六年(1815)的相关资料记载，茶商江有科和其子江文缵，在歙县芳坑江氏祠堂以及漳漂等地租赁厅屋数间收购初加工后的毛茶，经过抖筛、减簸、拣茶、焙茶、风煸等多道工序，加工制作“松萝”、“雨前”、“圆珠”以及“熙春”、“贡熙”茶等品种，将成品茶装入锡罐并密封，外面还用彩画板进行包装，每箱装茶30斤至40斤不等;每年有200多担茶叶通过广州销往世界各地并获利颇丰。也正是由于徽州茶商知书识理，有较高文化素质，因此使他们能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审时度势，在拥有品质优良的徽州茶品的同时还具有十分灵活的经商手段，以至有了松萝茶和“熙春”茶的创新;从而浓墨重彩地写下了徽州茶畅销世界各地的历史，并在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开创了称雄世界茶叶市场的黄金时代。
清代是徽州茶叶辉煌的年代，茶叶种类迅速增加，红茶绿茶并驾齐驱;尤其是在松萝茶制作工艺和贸易兴盛的影响下，徽州遂成名茶荟萃之地;而祁门红茶、黄山毛峰、金山时雨茶等后起茶品之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致出现了祁红屯绿、毛峰称雄的局面。而“熙春”茶则是独树一帜，它以其美好的传说，优异的品质以及适合外国人的口味而畅销世界各地并风靡世界茶坛。有专家指出：徽州茶商能在海外贸易中一度执掌牛耳，除了具有徽商种种的优势，如有着悠久丰富的从商经验，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并讲究商业道德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血缘纽带与地域纽带在茶商的经营活动中发挥了特殊的效用。
正是由于徽州茶商的商业活动促使了地区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促进了徽州茶叶的兴盛和茶叶品种的增多以及茶叶品质的不断提高;所以，“松萝”、“熙春”茶在徽州茶商的贸易活动中频频崭露头角，最终得以行销世界各地。
三、熙春出口
“熙春”茶自诞生后很快就声名远播，她不仅为世人所重，争先恐后地购销于国内外市场，同时也成为世界闻名的茶叶之一。
早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当我国绿茶中的珍眉、珠茶等还没有问世前，“熙春”茶就已经与松萝茶、武夷茶先后出现在欧洲并风靡世界。当时，出口的茶叶还没有经过后来称之为“精制”的工艺过程，但全都是国内已有盛名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产品。所以，如同在国外文献上的松萝茶名被称作(singlo)一样，熙春被称为(Hyson);尤其是在中国茶叶风靡英国直至世界各地以后，有关中国各种名茶的名称，如武夷茶 (bohea)、熙春茶 (hyson)和松萝茶 (singlo)等;也就不断被英语借用;而tea 被英语借用后，就构成复合词如：green tea(绿茶)、black tea(红茶)等多达190 余个。
1610年，荷兰人首先从中国运茶到欧洲，而当地人对中国茶叶惊叹不已，认为茶叶是“灵草”也是“能治百病的药”，甚至把茶叶看成是“贡熙”(进贡给皇帝的佳品);很快，松萝茶和“熙春”、“贡熙”茶等就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
1660年，英国著名茶商托马斯•卡洛韦出版的《茶叶和种植质量和品德》一书说：“茶是很珍贵的一种饮料，价格昂贵，只有王公贵族把它用作赠送客人的礼品”。尽管出口到欧洲的茶叶价钱昂贵，但是当地人只要能买到中国茶叶，也是“其价几何，在所不惜”;尤其是“熙春”、“贡熙”茶在大批出口后，欧美的商人将这种浑圆如珠的茶叶意译为GunPOwd(意为火药枪的子弹);也就是这种形似“枪弹”的茶叶，屡屡成为东印度公司采购单上的紧俏商品，成为西方商人掠取暴利的时髦饮品;所以说“熙春茶”不仅是我国传统的出口茶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传播到国外的名茶。
18世纪初期，“熙春”茶已大量输往国外并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当时，广州销到欧洲的茶叶，有红茶和绿茶两大类，其下名目繁多，常见的有松萝茶、珠茶以及熙春茶等。当时，“熙春”和“贡熙”茶在伦敦市场上售价甚高，“熙春茶”每磅卖价高达10先令6便士，因其茶价之高不亚于珠宝，所以曾被人们美誉为“绿色珍珠”。到了19世纪中后期，“熙春”茶出口达到鼎盛时期，年输出量约1万吨;输出初期以销欧、美为主，20世纪20年代起，以销西、北非为主。茶叶专家程启坤、姚国坤在《绿茶金三角及其优势》中指出;清代以松萝茶为代表的徽州茶出口量很大，清光绪年间其出口量约占全国茶叶出口量的90%;而早期输入欧洲的中国茶，是以绿茶为主。
依据英国东印度公司1702年的订单来看，其中松萝绿茶占了三分之二。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数字也可以看出，在1721—1730年间，东印度公司进口的武夷茶为336万磅，松萝茶为458万磅;因此可以认为，欧洲人早期饮用的茶叶是以松萝茶为主的炒青茶;如“熙春”、“贡熙”茶等。
1740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账目中，就将进口的茶叶分为武夷、小种、松萝和“熙春”、“贡熙”茶等10种;而与松萝茶一同出口的“熙春”茶也是声名鹊起并风靡世界。在英国伦敦茶叶经纪人协会印发的报告中，有一种表格叫“伦敦茶叶进口、存货及提货之非正式估计中所用之平均重量”，就是对各种茶叶进行非正式估计时，所用之每箱平均重量。
如下表所示：
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收购订单中关于红茶绿茶的分类统计，在1741年至1750年间，绿茶中的眉茶进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进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绿茶的进口量分别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过这个分类进口统计，我们清楚地知道“屯绿”茶以及眉茶、珠茶和“熙春”茶其时的贸易情况，同时也表明了它们在茶叶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1750年瑞典“卡尔亲王号” 商船来华，随船牧师为瑞典博物学家彼得•奥斯贝克，他在《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一书中，对于茶叶有着详细生动的记述;他在书中提到了十余种茶叶，并详细地记述了“卡尔亲王号”返航时运载茶叶的清单：如武夷茶(红茶)共 2885箱，1030642磅;工夫茶 1071大箱和288小箱，共96589磅;“熙春”皮茶共140箱，7930磅;“熙春”茶共31桶，2206磅;其他各种茶1720罐，3557磅。由以上资料可见，当时瑞典商船的运输货品中，茶叶所占份量之重。 而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所签订的1778年各船舱货合约中，购茶情况如下：从广州“十三行”潘启官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瑛秀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浩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从石琼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另外，英国东印度公司对1773年3月至1782年9月的10年中，公司在英国市场上所售出的茶叶进行了统计;屯溪茶、松萝茶1832474磅，贡熙茶218839磅。当时，英国市场的茶叶销售价格是：属于红茶的白毫每磅15先令，工夫茶每磅14先令，普通武夷茶每磅12先令;属于绿茶的熙春茶售价为每磅36先令，珠茶售价为每磅18先令，普通绿茶每磅15先令。
1784年，由于英国对茶叶的需求较大，英国东印度公司卖给本国茶商的茶叶价格也开始走高：如武夷茶每磅44便士，松萝、“熙春”茶每磅121便士;此时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的走私茶价是：武夷茶每磅19便士，松萝、“熙春”茶每磅69便士。而在当时英国伦敦的市场上，松萝、“熙春”茶每磅售价十先令六便士。1820年以后，“熙春”茶开始销往英国、俄国和美洲;到了1862至1874年间，“屯绿”和“熙春”茶外销竟多达十万引。
茶学专家陈椽在《茶叶通史》中说：“屯绿”茶自明末开始产生后，就成为主要的外销茶，至1821年至1850年时，“屯绿”茶每岁外销至五、六百万引(每引旧秤120斤)，这还不包括走私茶和贡茶。到了1845至1846年期间，茶叶价格不断攀升，以绿茶“熙春”和小珠最高，每担可售银46两左右(含出口关税);其次是雨前绿茶，每一担约售40两，最低是屯溪茶和工夫红茶，每担约售24至27两。当年，茶叶平均售价为37两，其中“熙春”茶的售价比屯溪茶高出约一倍。
1751年，广州出口茶叶的价格为松萝每担20.66担，贡熙每担41.13两。至177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两艘商船所购的贡熙茶竟然高达每担58两白银。
而到了1790年，英国伦敦皮卡迪利大街212号售茶价格表明，红茶价格已经明显低于绿茶，所售价格最低的“绿茶每磅5先令6便士至6先令”，最低的红茶为“武夷茶每磅4先令4便士”，质量最优的绿茶为极品熙春茶，标价为14先令到16先令。
“熙春”茶在美国也有销售。美国华茶输入早期多为低级的茶，后来发展到输入较高级的茶;尤其是19世纪后，品类高的绿茶，如“熙春”、雨前、副熙茶的输入量开始增加。到了1837年，“熙春”等绿茶占进口茶总数的4/5以上。中美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利益，所以中美茶叶贸易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鼓励，并制定了有利于茶叶输美的税收政策。1789年，美国开征茶税，红茶每磅15分，圆茶及珠茶22分，贡熙、雨茶(珍眉)55分。至1900年，广州尚有一部分“贡熙”及副熙茶输运出口。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登说：“茶叶是驱使我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
清光绪年间徽州歙县知县何润生，在1896年撰写的《徽属茶各条陈》报告中说：“徽属产茶以婺源为最，每年约销洋庄三万数千引(一引为一百斤);歙、休、黟次之，绩溪又次之。这四县每年共计约销洋庄四五万引，均系绿茶。绿茶内分三总名，珠茶、雨前、熙春;皆为洋庄，均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箱分三名：二五双箱、连罐计重不过一十一斛有奇;三七箱，连罐计重不过十二斛有奇;大方箱，连罐计重不过十五斛有奇。三七箱高一尺四寸，阔一尺二寸;二五箱比三七箱小一码，大方箱比三七箱加一码。胥有准式，每箱可装细茶四十余斛，粗茶三十余斛。徽州内销茶不及十之一二，专用篓袋盛储”。
四、熙春美誉
“熙春”茶叶底嫩匀，卷曲嫩绿，茶叶入水慢慢舒展，口感淡雅青涩;而上品“熙春”茶在谷雨前采摘，汤色金亮，色泽绿润，香味醇浓;其内质与相应品级的绿茶相比，具备味厚汤清，汁浓耐泡的特点。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风味和良好的品质，使得“熙春”茶出口到国外以后，不仅是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其身影和名声也在国外的文学作品中屡屡出现，以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文字记录。
“精艳彩瓷播清馥，青翠熙春注享客;诗人浸润玉液里，华堂满飘习习香”。这是爱尔兰每年举行的盛大“诗节”中无名氏的一首“品茶”诗，辑在1752年刊行的诗集中。这首诗出自于美国威廉•乌克斯所著的《茶叶全书》第488页(中译本漏译，是中国茶叶专家钱樑先生翻译的)。从那以后，英国名诗人如霍谷森、拜伦及荷美思等诗人，都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留下了关于“熙春茶”的吟诵和赞美。
1773年，苏格兰浪漫主义诗人费格森在赞誉熙春与武夷名茶时，写道“爱神永其微笑兮，举天国之芳茶而命之，沸煎若风雨而不厉兮，乃表神美之懿微……，女盖为神致尔虔崇兮，彼因胜之甘液，唯熙春与武夷”。而在艾默生的作品《色诺芬尼》第一节中，也有关于“熙春茶”的记载。
1785年，美国人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记载：英国保守党政客Rolle为英国自由党员数人所作的(《THE ROLLIAD》鲁里之流)诗中有一首云：“茶叶本多色，何舌犹能穷?熙春与武夷，此绿彼又红;松萝与工夫，白毫和小种，薰花真芳馥，麻珠更稠浓。”由此可知“熙春”茶在国外的影响。当然，“熙春”茶能作为外国诗人吟咏的对象，可以想见在它们成诗之前，已经是在当地社会流行得相当普遍和久远了。
16世纪末，许多欧洲人写的关于东方的著作中都述及中国茶叶的知识。当时，英国文化艺术界以茶为题材写了许多的作品，如1663年，瓦利向查理二世饮茶皇后卡特琳祝寿时写的一首茶诗，其中有“月桂与秋色，美雅与茶比……物阜称东土，携来感勇士，助我清明思，湛然去烦累”。 1771年，英国爱丁堡发行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版“茶”条下有这样的记载：“经营茶的商人根据茶的颜色、香味、叶子大小的不同把茶分成若干种类。一般分为普通绿茶、优质绿茶和武夷茶3种。其它品种的茶似乎也都可以分成这3种。……“熙春”茶和珠茶等高价优质绿茶都属于此类。武夷茶比以上两种叶子都小，颜色比其它品种更深，有时发黑，口感、香味均宜，口感似乎是涩中带甜，绿茶好象都是紫花地丁的香味，而武夷茶则带有蔷薇花香。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提及的是“熙春”茶、珠茶都是“屯绿”，而文中所指的普通绿茶和优质绿茶，应该是指“屯绿”茶和松萝茶。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经由纽约开往广州，开始中美茶叶的直接贸易，此后华茶源源入美;当松萝和“熙春”茶进入美国市场后，同样也是留下了值得我们回味、重视并研究的茶叶文献史料。
1803年，美国纽约晚报上刊载了一则茶的广告：“新到二百零五箱上等贡熙茶，华脱街182号Elljsuane公司启。”
1816年，在美国纽约报纸上又出现了茶叶拍卖广告，名松萝茶区所产者，由John Hone主持拍卖，地点在自由街Astor码头”。
1817年，清朝廷命官蒋攸锬在奏折中说;“闽、皖南人贩运武夷、松萝茶叶，赴粤省销售，向由内河行走;”禁止“出洋贩运”。
1836年，在美国菲列特尔菲亚市，报纸上又刊出一条关于中国茶叶的广告，全文如下：“茶叶——兹有大帮(文中的“大帮”是指“大帮官堆绿茶”。)茶叶专家钱樑先生说：“成品茶中各种形态的花色组成过去称大帮，就是产品结构”。)各种包装之贡熙、珠茶及圆茶出售，品质优良，如蒙光顾，请至Soutn Front街十三号，Osamuel M.Kempton公司启。”
美国医生、作家赫漠兹在《波士顿茶会谣》中，也写道了“熙春”茶;他说“……犹辨得熙春香气，自由之茶杯依然充沛，满常新之奠灵甘醴……。”
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以至历史学家普里查德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而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徽州“贡熙”茶获得了博览会金奖。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在二十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尤其是徽州的松萝茶和“熙春”茶，在长达几百年的中西茶叶贸易活动中，一直是拥有良好的品质、美好的声誉和绝对的话语权。
五、专家阐述
中国茶叶专家钱樑先生《论贡熙》(兼论外销绿茶的产品结构和发扬品质优势问题)文中，专门介绍了“贡熙”茶的溯源、演变以及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的地位等等。1983年12月，中国茶叶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钱樑先生《论贡熙》这篇文章作为学会提供大会的论文之一;1984年，这篇文章还载于商业部杭州茶叶加工研究所、全国茶叶加工科技情报中心站第2期的《中国茶叶加工》杂志。
钱樑先生在《论贡熙》文中指出：1843年五口通商后，上海外商云集，不久即超越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尤其是因为上海接近产茶省区，就成为了茶叶对外贸易中心，出现了如1886年的空前大发展。经过长期积累的产销实践经验，外销绿茶已大都在生产集散地设立复制茶厂(茶号或称内栈)收购茶农毛茶，通过分类分档装箱后运到口岸，经过洋庄茶栈卖给洋行出口。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外销绿茶的货源已基本形成两大系列：一是路庄系列，称为路庄茶，另一是土庄系列，称作土庄茶，不论是路庄茶或土庄茶，长形茶或圆形条的产品结构中，都有贡熙或熙春、付熙等花色品类。
钱樑先生在《论贡熙》一文中还阐述了“贡熙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的地位”，他明确指出：“这里所指的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主要是指精制厂收购的毛茶原料，按其不同形态，通过复制作业(或称精制、精加工处理)，分别大小、长短、粗细、厚薄、轻重，汰除杂劣，并分门别类，提取出来的整齐匀净的成品茶(或称精茶)。钱樑先生还明确指出：“贡熙或熙春这个花色，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任何地区的毛茶，不论是圆茶或是长茶地区，毛茶总是毛的，不可能纯净的。为整饬好长茶必须分离出团曲的原料;同样做圆茶也必须分离出长扁形和粗松的原料。不然，也用不到“精制”这个环节了”。“例如产制眉茶的皖南地区1938~1939年的路庄大帮构成，整个屯绿为抽珍(特别珍眉)占18%、珍眉占31%、抽贡(特别贡熙)和普通贡熙占33%、正副针眉占18%。祁门枭溪口大帮的构成为抽珍占17%、珍眉占37%、抽贡和贡熙占33%、正副针眉占16%;歙县大帮为抽珍21%、珍眉41%、抽贡和贡熙16%、正副针眉20%、虾目2%;婺源大帮为抽珍14%、珍眉22%、抽贡和贡熙38%、正副针眉26%”。 之所以举这些例子，是因为钱樑先生认为：“解放前的这段时期，因没有上海土庄茶的干扰，茶批最正常，且是钱樑先生在1938~1939年间亲自参加收购评价和在港主持外销的情况。成品茶品质较好的屯婺祁大帮，抽贡、贡熙产品都占30%以上，多到38%;较差的歙县大帮、抽贡、贡熙则只占16%。这说明抽贡、贡熙提取多的，眉茶质量也随之提高，而在总的价格上也有裨益。当时各花色收购价格都分五等九级，抽珍按品质高低中准价为每50公斤95元，高到120元，低限60元，不及格的还可降低;珍眉中准价为65元，高可到90元，低到49元;抽贡中准价为70元，高可到92元，低可到52元;普通熙春中准价为40元，上可到51元，下可到29元，有不少内质好的大帮中的抽贡、熙春价格比内质差的大帮中的抽珍、珍眉价格还要高”。
钱樑先生还根据自己保存的资料，披露了熙春茶在当时的卖价;他说：据我手中存有的资料，“贡熙中上级(抽贡)每50公斤111.25元，中级80.20元、中下级59.50元、普通级42.25元，而珍眉上级140元、中上级111.25元(以上为抽珍价)、中级82.50元(包括部分内质差的抽珍)、中下级71元、普通级53.75元，价格基本与抽珍、珍眉差不多。而当时的平水一号珠茶为60~82.5元，二号、三号珠茶为38~50元，就是说比平水珠茶的价格要高得多”。
钱樑先生说，“贡熙类产品50年代的价格也是最有利的，当时眉茶出口换汇率一般平均已在3元以上，珠茶为2.7元左右，但贡熙类产品都在眉茶、珠茶以下，特贡不到2元，是经济效益最高的出口绿茶品类”。
后 记：
“熙春”茶自诞生以来一直是身价不菲，并和“松萝”、“屯绿”茶一起创造了风靡世界的奇迹。也正是“松萝”和“熙春”茶厚重的历史积淀，让“松萝”和“熙春”茶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名茶，同时也成为了中国茶叶品类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这无疑值得人们借鉴和学习。 对于时今的茶人来说，如何把茶和民族文化、民族感情和民族气节深深地联系在一起，让国饮成为世界之饮，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综观“熙春”茶风靡世界的历史进程和巨大荣誉，我们应该从“熙春”茶中传承什么、得到什么、弘扬什么?想来，一方面是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和敬畏之心，恢复、保护和尊重传统的中国茶叶;另一方面是应该利用人类创造出来的科学技术，瞄准现代生活需求，打开创新思路，理性取舍得失，真正让茶叶这个天地灵物致富茶农、造福人类!
【摘自2016年第4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郑 毅(安徽黄山)，系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