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以来我一直以为，古人喝茶的方法庶几与今相近，且不曾生疑。终是因为浅陋与粗疏。待到认真留意了一番，愕然良久，方知相去甚远矣。今人是喝茶，古人是吃茶;今人是清饮，古人是杂饮;今人是冲泡，古人是煎煮。一盏茶饮讲述着古往今来品茗赏茶的变化。
要讲古人怎样喝茶，一般从唐代说起。原因大抵有二。一是茶饮之风至唐大兴。举凡王公朝士、三教九流、士农工商，无不饮茶。“穷日竟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封演.《封氏闻见记》)陆羽有句话讲的很形象，很接地气，叫“比屋之饮”。你想想看，寻常巷陌、竹篱茅舍，家家茶香醉人，茶气氤氲，该是一幅多么温馨的场面!茶饮之风盛兴，茶饮之法必孕育其中。二是《茶经》问世。“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梅尧臣.《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陆羽所倡导的煎茶法，风行于世，被后人奉为煎茶道，开我国品茶艺术之先河。既为先河，自当由此说起。
几年前，我在《九州大戏台》看过一出越剧《陆羽问茶》。戏中陆羽献给唐皇(代宗)的茶，唤“羽儿茶”。它的另一个名字叫“渐儿茶”。因陆羽，字鸿渐，昵称“渐儿”而得名。据说，他的救命恩人智积禅师(陆羽是个弃儿，被智积拾得收养)，是个嗜茶、“别茶”的和尚，只一口啜饮，便知是否“渐儿茶“，且非“渐儿茶”不饮。我在一些茶书中，也读到过类似的记载。每每惊叹于禅师鉴茶之明，陆羽“渐儿茶”之妙。
唐代赵璘《因话录》中记载，陆羽 “始创煎茶法”。此即“渐儿茶”，又称“陆氏茶”。因文人雅士纷纷效法，亦名“文士茶”。这种茗饮方式，在唐代十分盛行。简言之：喝茶时先取一块茶饼(唐代的茶是紧压制作的饼茶、团茶)，在火上烤，然后用茶碾研成细末，过箩，用水煎至三沸，将茶末、茶汤舀到茶碗，一起喝下。
煎茶依然遗存着“吃茶”的习俗。古代识茶之初，人们尚不谙制茶，多是直接咀嚼鲜叶。汉魏以迄初唐，出现了一种半制半饮的煮茶法：“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芼之。”(三国.张揖.《广雅》)就是将茶与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煮成粥吃。晚唐杨晔《膳夫经手录》有同类记载：“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这种茶杂饮式的煮茶法，迨至中唐以后，为煎茶法所取代，新的茶饮方式遂“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俞间”。(陆羽.《茶经》)
按《茶经》记述，煎茶的程序有备器、选水、取火、侯汤、炙茶、碾茶、箩茶、投茶、搅茶、酌茶等。过程颇为繁复，且每一道程序都很有讲究：譬如，炙茶，素常叫烤茶。一定要烤到呈“虾蟆背”状时，方可逼出香气，煎出好茶来。《茶经》云：“持以逼火,屡其翻正,候炮出培塿状,虾蟆背”，此之谓也。遥想火光明灭，映红了夜色，此时，邀两三友人，静坐凉台，汲泉煮茶，饮一杯仙茗，那一刻，该是何等的清逸超然。
烤好的茶要趁热包好，以免香气散失，至饼茶冷却再研成细末。煎茶需用风炉和鍑作烧水器具，以木炭和硬柴作燃料，再加鲜活山水煎煮。接下来就是投茶和侯汤。侯汤意为等待煮茶的水开，唐代煎茶用鍑(即敞口锅)，可以直接观察到水沸的全过程。
侯汤是最富煎茶特色的一道程序。水烧至“沸如鱼目，微有声”(《茶经》，下同)，为第一沸，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并除去浮在表面的水膜，否则“饮之则其味不正”。再烧至“缘边如涌泉连珠”，为第二沸，此时要舀出一瓢水备用，随即用“则”(茶匙)量茶末，投入水涡里。再烧至“腾波鼓浪”，为三沸。此时加进“二沸”时舀出的那瓢水，使沸腾暂时停止，以“育其华”(培育茶汤使表面出现更多的汤花)。这样茶汤就算煎好了。烧开水这样的日常细事，在煎茶中被演化为一种令人瞩目的茶艺。茶因水而重生，水因茶而清香，水与茶实现了一次完美的“行为艺术”。
最后一道程序是酌茶：即分茶入盏。这是煎茶最出彩的时刻，煎好的茶汤会浮出许多汤花，此时茶的香气达到最佳状态。汤花有三种：看起来细而轻的叫“花”;薄而密的叫“沫”;厚而绵的叫“饽”。唐代认为汤花是茶叶“精华”，“茗有饽，饮之宜人”。(《桐君录》)。酌茶就是把三种汤花分均匀，否则，每盏茶的味道就会不同。
茶汤嫩绿中带着黄色，似雪的汤花浮于其上，相互映衬，别具趣味。诗人品茗之时，兴之所至，常有吟咏，以遣情怀。唐代赞美煎茶汤花的诗句，不胜枚举。如白居易的“白瓷瓯甚洁，红炉炭方炽。沫下曲尘香，花浮鱼眼沸。”(《睡后茶兴忆杨同州》)刘禹锡的“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西山兰若试茶歌》)皇甫冉的“旧知山寺路，时宿野人家。借问王孙草，何时泛碗花。”(《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元稹的“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一字至七字茶诗》)曹邺的“碧沉霞脚碎，香泛乳花轻。”(《故人寄茶》)等。
陆羽在《茶经》中说过一句很动感情，又颇“伤人”的话。认为加上葱、姜、橘皮等调料，煮成的茶杂饮，“斯沟渠间弃水耳”，斥言这样的茶无异于倒在沟渠里的废水。每读至此，我仿佛看到他一脸鄙薄，乃至不屑的神情。转而一想，也难怪其声色俱厉，似有失大度。唐初那种粗粝的煮茶，与精益求精的唐煎相比，着实是蓬头垢面，难登大雅。
唐煎结束了粗放的饮茶方法，开创了细煎慢啜的品饮方式，这一变化在饮茶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把沏茶的技艺提升为茶艺，把简单的喝茶升华成美好的艺术享受，创造出清逸脱俗，高尚幽雅的品茗意境，使人们在碧沉香泛，细饮浅酌之中，陶醉于一种恬静、淡泊、忘我的禅境，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慰藉。
倘若有某个茶艺团体，要演绎一场回味唐朝的晚会，我想，几乎无需任何改动，只管按唐煎的程式，一场场走下来，便是一曲引人入胜的大唐遗风流韵。
(摘自2014年第6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袁振生)
普洱茶的紧压茶，始于宋元时期，明朝朱元璋废弃龙团凤饼，改饮散茶。但是云南位处边远山区，政令执行不到，从而得以保留，把紧压茶技术，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一、普洱茶的发轫时期（三国一1733年）
普洱茶的雏形始于汉朝末期。三国魏时张揖《广雅》一书关于紧压茶的描述。“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这里所说制作法，就是饼茶制作的最早萌芽。这虽然不是普洱茶，但其雏形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到唐朝将饼茶的紧压工艺技术发扬开来，陆羽《茶经》中所载的制茶工艺方法已经很完整了。要强调的是，这时的饼茶和团茶都是绿茶，不是现今的普洱茶。
公元861年，唐代樊绰《蛮书》记：“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茶出银生的银生，就是今天的思茅地区景东县，即唐代时期南诏国的银生节度府，主要管辖现在思茅到西双版纳这一带地区。
红楼梦63回曾有普洱茶记载
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说：“该沏些个普洱茶吃。”袭人晴雯二人忙笑说：“沏了一{吊皿}子女儿茶，已经吃过两碗了。大娘也尝一碗，都是现成的。
明代谢肇棚所著《滇略》言：“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明朝太祖朱元璋，诏令取消紧压茶，改为散茶。紧压茶被取消，云南边远，政令不畅而得以保留。
唐代散收，尚没有出现紧压茶，到明代取消紧压茶，所以，普洱茶的兴盛期就必然是在宋代至元代。普洱茶的紧压茶成于宋元时期，明代废弃龙团凤饼改饮散茶，故明代称之为普洱茶的发轫阶段。
二、普洱茶“号级茶”的历史时期（1733年一1949年）
1729年，普洱府成立。1733年，普洱府成立后的第四年，清王朝第一个茶号，同兴号茶庄在普洱府成立，商标为：同兴号。这一时期的特征：一是、各种商号相继成立。如雷永丰，同庆号、陈云号、车顺号、兴顺祥、江城号、敬昌号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二是、以石模和木模为压制工具。散装形普洱茶已逐渐退出主导地位，而团茶和饼茶开始主导产品形态。三是、商标品牌标识已强烈凸显。同兴号、杨聘号、宋聘号、福元昌号等，不仅在茶内压有内飞，整筒还有大票一张，光绪20年（1895年），同兴号（向质卿）进贡宫廷时，还包有荷花纸。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几乎所有的大票文字都有“以此票为证，谨防假冒”的字样。四是、普洱茶已成为进贡皇宫的重要贡品。宫廷在普洱府思茅厅成立采购普洱茶的专门机构，“每年进贡之茶，列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1干两由思茅厅领取转发采办。”贡茶马队享有“过州吃州，过府吃府”的特权。五是、普洱茶成为普洱府各族人民的主要收入。六是、普洱茶跨出国境，出口国外。
>清政府将普洱茶作为国礼，赠予外国元首和使节。
>1855年，香港成立“同兴茶庄”，并从此成为普洱茶的主要消费区和仓储地。
>1740年前后，使节将普洱团茶随哥德堡带到瑞典等欧洲国家。
2006年10月，我访问瑞典时，瑞典仿古帆船哥德堡号中国区联络主任扬-鲁迪克向我介绍说：“1739至1743年，哥德堡号先后三次往返瑞典哥德堡和中国广州，带回了大批的瓷器、茶叶和丝绸等中国物品，最有意思的是，还带回来个用普洱茶压制的哥德堡号船模给了国王，因此，可以说至迟在260年前，你们的普洱茶就到了瑞典”。
三、普洱茶“印级茶”的历史时期（1950一1972年）
1949年以后，号记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印记茶的历史大幕渐次拉开。原来的号记茶是用石模和木模压制的，而印记茶是用机械压制加工的，红印、蓝印、七子“、黄印等皆为此时期的主要产品。这个时期从1950年延续到1972年。
四、七子饼阶段（1972年一1989年）
1972年以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云南分公司正式成立为标志；在这个时期，上面都印有“云南七子饼”的字样；多用人工厚纸包装，手工制造；普洱茶分为生、熟两种；在生茶部分，七子小黄印开创了普洱茶拼配的先河。
五、新生代普洱茶（1990年至今）
新生代普洱茶，从时间上看，跨度应该从1990年至今。1990年在普洱茶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9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茶叶企业由公私合营，中茶公司、国营茶厂一统天下的时代到此结束，各家私营的股份制企业开始出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茶人必须了解的一个特点是，之前的手工厚棉纸包装的茶叶从1990年以后大多数呈薄纸包装；从那时候起有了定制茶的出现；开始有了古树茶概念的出现。由于当时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国营厂向私营厂的过渡阶段，私营茶厂商标出现了。
还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1986—1987年云南省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大概种了100万亩的新品种台地茶，大概从90年开始逐渐采摘，国营厂茶品里面，就用了这些86年代、87年代种下的茶叶，刚刚能够采摘就使用进产品里，有点薄。也就是说89年以前的茶叶主要是老茶园的，89年以后的茶叶多为新茶园。89年以前是厚纸、89年以后是薄纸；89年以前是国营厂，89年以后是多元性的。这些特点就是新生代的出现。
我们发现，“新生代普洱茶”生产制作工艺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国营计划时期的传统经典唛号拼配。多为茶园茶，稳定的配方、口味一致，相同的包装不同批次区分，如7542青饼101、102、103。指2001年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
第二阶段：1996年随着计划经济的深化改革，多种所有制和多元化包装形式出现，其制作为唛号拼配，但在包装上有不同的形式出现。如96年勐海紫大益，出现了第一批紫“大益”商标，如橙中绿，在外包装上把传统绿色茶字改为橙红色。
第三阶段：到了1996年，野生茶、野放茶、大树茶概念出现，代表为96年云南省公司9682野生青饼，多为混拼，只追求概念，不太讲求口味。这一时期，普洱茶加工制作还出现了新的方法，用放旧的青毛茶来压制，市场称为翻压茶。同时也出现了生熟配，不同程度拼配的概念，代表为8972砖、8892饼等。
第四阶段：到1999年，山头纯料茶的出现，代表了野放茶的混拼向地区纯料及山头纯料概念的转变。
第五阶段：到2004年，名山古树纯料茶开始渐渐崭露头角，市场上开始出现大量老班章、易武等区域山头名山古树纯料概念、包装的茶品。
从此，普洱茶概念分为两派：一是纯料山头为王概念；二是拼配为王概念。
从仓储来看，“新生代普洱茶”的存放经历了由传统港仓—人为湿仓—绝对干仓—自然天然仓—人为控制、专业陈放仓的转变过程。
新生代普洱茶有如下特点：
第一，该时期生产厂家由中茶公司属下四大国营茶厂（1昆明茶厂、2勐海茶厂、3下关茶厂、4普洱茶厂）统一的中茶商标到国营茶厂改制为集体后出现多种商标。直至1999年，多个私营茶厂出现，多元化包装及商标形式的出现，使普洱茶进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期。
第二，该时期饼茶包装多为机器薄棉纸，到1996年出现仿手工厚棉纸，2002年出现高档韩国厚棉纸包装。这区别于80年代的手工厚棉纸包装。有人忽悠我，拿了个薄纸的茶来说这是86年的8582，我笑着说86年还没有用这么薄的纸在包装茶叶呢！要知道这些知识就能够辨别真伪了。
第三，90年代以后野放茶的概念回来了，在89年以前，国营厂是不收野放茶、古树茶的，没有古树茶的概念的，90年代以后，古树茶、纯料茶的概念慢慢出现，易武的、景迈山的、勐库的，一座山的茶叶有，拼配的茶叶也有，这是这个时期的又个特点。
“先将茶叶放到火上，烤到水分完全蒸发，烤干后趁热放进纸袋，冷却研末后开始烧泡茶水，水至初沸放入盐巴，二沸时一边搅水，一边放茶末，等茶汤泛起泡沫时即可盛出饮用。”
以上这段泡茶指导，正来自于唐朝著作《茶经》的作者陆羽，自古以来，陆羽就被茶行业奉为“茶圣”，中国茶道第一人，乃至引领中国茶行业兴盛的领导人。
其实，如果我们能更全面地看待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中国的茶行业，并不来自于一个人，一部书，乃至一类文化，而是与其他商业一样，起源于“枯燥”的供需关系、政府规划与税收。
今天这篇文章，陆离就来聊聊一个可能有些敏感的话题：唐朝著作《茶经》的作者陆羽对茶行业的真正贡献，以及中国古代茶产业的兴起与繁盛。
客观看待陆羽的贡献与不足
要客观看待一位历史人物的贡献，首先要清楚他所在的时代背景，陆羽生于733年，卒于804年，正是中国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兴盛时期。
《封氏闻见记》记载：“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的之我之甚，穷日竞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道出了唐代饮茶“穷日竟夜”的兴盛情景。
唐代国力强盛，文化发达，催生了非常多的杰出文学家和诗人，而社会饮茶风俗的流行，茶行业的兴盛，又促进了很多茶文化典籍的诞生。
公元780年，自小得龙盖寺(今西塔寺)住持智积禅师收养，在饮茶习俗浓厚的寺庙长大的陆羽，创制了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构筑了一个气度恢弘、无体不备的茶文化体系。
陆羽这部《茶经》里，有手法精湛的茶艺，相对科学的概括，异常丰富的理论思维，其最大成就和贡献，大致可以概况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陆羽创造型地提出了“天然煎烹法”。首次明确把茶叶从“瀹蔬式杂煮”中分离出来，使茶从“汤菜类杂食”向单一饮品发展。
此前，茶集生食，熟吃，药用等功能于一身，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等，主流的饮用方法是把茶与各种调料一起煮饮，即张揖《广雅》记载的“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来膏出之。欲煮艺饮，先炙令赤色，捣未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髦之....
而陆羽对这些饮茶方式提出了明确的反对，认为这样做使茶汤变成了沟渠间的废水。他主张先要烤茶，待冷却后研成细末备用，要喝时先将水烧到初沸，放入适量盐调味，再沸时一边搅动一边倒烤好的茶末。
陆羽也对茶具提出了改进方案，认为煮茶的燃料最好用木炭，其次用硬柴，以保证火力稳定；煮茶用水则追求活水，山水为上，江水次之，井水为下。
陆羽认为自己这套“天然煎烹法”，茶汤“香如兰芷，滋味甘芳”，饮后“润肌涤虑、洗尽尘心”，虽然带有一些时代局限性和部分谬误，不过相比与“瀹蔬式杂煮”，依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其次，《茶经》首次系统性总结了此前近千年的茶叶产地历史和生产加工状态，完善了茶类的加工，储存和品饮，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尤其是在饼茶上，陆羽认为当时的饼茶品质层次不齐，工艺上不够尽善尽美，造型粗疏简陋，并提出了详细的改进方法，即以“畏其流膏”(不损失茶汁)为核心的采、造、穿、贮等系统性理论，此后被沿用了数百年。
最后，《茶经》大力倡导廉俭茶道，规范并指导了中国千年茶事和茶文化发展，并直接影响了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茶文化发展。
总之，《茶经》一书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受限于时代的发展，其中也有个别谬误，并不值得照盘全搬，客观看待陆羽的功绩与功效，才是对茶圣最大的尊重。
与许多伟大作品的境遇相似，《茶经》问世后，并没有立刻产生巨大的反响，对当时的茶产业贡献更是平平，推动“茶兴于唐”的，其实“另有其人”。
从嗜酒如命到人人饮茶
“茶兴于唐”，首先取决于时代发展。自汉朝至唐的800多年中，中国经历了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隋末农民起义的长期动乱，民不聊生，社会凋敝。
改朝换代之初，唐王朝农业采取均田、减赋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隋代开凿的运河，更是大大促进了南北交流，茶的生产、贸易和消费迅速发展。
白居易《琵琶行》里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封演《封氏闻见记》的“其茶至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都反映了当时茶叶贸易的繁荣景象。
“茶兴于唐”，其次是因为唐朝禁酒和世风转变的影响，自魏晋以后，酒作为一种成瘾性的饮品，一直备受不同阶层的喜爱，并被视为“文人雅事”。
比如“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曹操，“竹林七贤”中终日醉酒的阮籍、嵇康等人，世风沿袭至唐朝，李白自称“酒中仙”；杜甫更是“嗜酒终身”...
然而，古代农业并不发达，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而酒的酿造又需要消耗大量粮食，饮酒的人越多，消耗的粮食也就越多，农业兴盛，才有富余的粮食用以制酒。
初唐的农业虽然得到很大发展，但土地要养活的人也更多了，自贞观元年(627年)至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的一百多年间，人口更是成倍增长，给农业带来很大的压力。
安史之乱期间，战祸重起，农民破产逃亡的很多，粮食锐减，饥荒连年。此时国家再不出台政策对饮酒加以限制，就真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了。
由此，在乾元元年(758年)，唐肃宗宣布“廪食方屈(屈:表示用尽)”，规定在京城长安，除朝廷祭祀燕食外，任何人不得饮酒；广德二年(764年)，唐代宗又严格限制了全国各州的卖酒户数，除此以外，一律不准卖酒。
严格的限制，粮食的短缺，也让酒的价格不断飙升，嗜酒的杜甫就曾无奈地表示：“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禁酒的规定与昂贵的酒价，共同促进了世风的转化，不少爱好饮酒的人，开始寻找新的饮品，此时，同样有着悠久饮品历史和群众基础的茶就成为了新的国饮。
茶税与官民的产业推动
“茶兴于唐”，背后是茶叶深厚的群众基础，自三国时期，部分南方地区就出现了“坐客竞下饮”、“比屋皆饮之”的尚茶之风；四川蜀地的饮茶习俗，更是如张载《登成都白苑楼》诗里描述的“芳香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人生带安乐，兹土聊可娱”。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很多文人士大夫都喜欢用茶待酒，客来敬茶，以此标榜“养廉、雅志、修身”的美德，被粉饰为著名的“魏晋风度”。
如《晋中兴书》中任吴兴太守的陆纳招待卫将军谢安时，“所设唯茶果而已”，再如《晋书》上说，东晋权臣“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燕饮，惟下七觉，伴茶果”。
与此同时，南方的饮茶习俗，也借助隋代开凿的运河向中国北方推进，使一开始讥讽嘲弄，视茶为“水厄”，“酪奴”的王公贵族逐渐接受并喜欢上了茶叶，南北茶业交流兴盛。
“茶兴于唐”，离不开朝廷的茶税政策与茶商的努力，安史之乱后，唐朝失去了山东、河北的盐税，为维持经济体系运转，只能更加依赖江淮的财富。
唐朝开元年间，朝廷开始收盐税，后来发现茶和盐是同样的道理，茶的运输也离不开可从扬州到九江间上下往来的大船，水路设卡方便，于是又想收茶税，茶叶半官营后，朝廷还可以向茶商出售昂贵的专卖券。
不过当时的统治者认为，收税这件事需要先有一个已经能正常运转，日进斗金的行业，然后在通要道设卡收税，才不会被看做苛捐杂税，引发民怨。
而此时茶行业虽有一定发展，但还不算繁荣，政府需要先对茶行业早期开发，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府先“三通一平”，才有商人愿意入驻投资。
后世的陈师道还曾在《茶经序》探讨过这个现象：“夫茶之著书自羽始，上自宫省，下治邑里，外及戎夷蛮狄，宾祀燕享，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
陈师道认为茶行业兴起后，朝廷有税收了，山里的茶农脱贫了，有远见的茶商也发财了，这个多赢的局面，全都仰仗了陆羽的智慧。但“山泽成市，商贾起家”，绝非一部《茶经》能办到的，这背后离不开朝廷的“产业推动政策”。
“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茶行业始兴后，朝廷打通了从偏远茶山到各地茶肆的障碍，茶商负责精细化买卖，茶行业由此迅速发展，这才是最真实的茶行业早期发展史。
而茶行业的不断发展的茶行业，日益增长的茶税，使茶逐渐成为中国封建君主制度下的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也带来了“税天下茶”的局面。
此后为进一步收取茶税，唐代探索了植茶制度，将很多民间茶园作价收归官办，实行了茶叶专卖制，种茶逐渐成了“我为非我思，我事非我愿”的劳苦行业，终于激起民商共怨，成为“甘露事变”的导火索。
在这场动荡中，唐朝宰相王涯的全家都被诛杀，而王涯的好友，《七碗茶歌》的作者，有“茶亚圣”之称的卢仝也受牵连，死于王涯家中，令人无比惋惜。
于此同时，此时的云南也是战火连天的局面，在唐王朝的扶持下，今巍山县一带的“蒙舍诏”皮罗阁攻打五诏，统一洱海，吞并滇东，割据云南，建立南诏国。
南诏国在今景东县一带设立银生府，在今之普洱设“步日睑””，属银生府节制。此后，樊绰出使南诏，他所著的《蛮书》卷七记载“茶出银生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合烹而饮“。
此后，才有了那句著名的“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普洱茶首次登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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