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当然还可前溯到更早一些时候，新疆人无论民族，凡待客，多用砖茶。尤其冬季，家家或每座蒙古包、哈族毡房，必生火炉，炉上一把提壶，飘着煮沸的茶香，绝对不离奶茶香。单是纯茶，三番五次添水，后来茶色自然由暗红转黑，又浅红，至发青。
砖茶属六类茶中的黑茶，后发酵而成。百年前，黑茶还是边销茶之一。西南市场之外，在西北尤其是新疆，维吾尔以及哈萨克、蒙古等民族须臾不可离，常年特供。
经常食用牛、羊肉，奶酪等高脂肪食物和缺少蔬菜、水果等高维生素、微量元素的人们，砖茶对其健康的作用十分明显。故西北有谚：“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痛;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早年不甚了解这一历史和习惯的人们，一度称其为“丝绸之路上的神秘之茶”。
煮砖茶时，须得先把茶砖掰碎，小块地投入座在火炉上的壶水中，待熬煮得茶汁变色，再渗进鲜奶、奶皮奶酪伴煮，有的还加进酥油、食盐或白糖，把奶茶煮的稠稠的让家人或亲朋饮用。一家人饮用，不只是当饮料，而是一口奶茶，一口馕地当饭吃。满满饮下一碗，忙不迭伸出大拇指，维吾尔族会说一句“亚克西(好)”，哈萨克族会说上一句“加克斯(好)”，蒙古族会说上一句“赛恩(好)”，然后心满意足地抿抿嘴唇。这是一种调饮法。
无它，西北之地生活的汉族人，几乎人人都会这种调饮法。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北京求学，寒假道远，买火车卧铺票殊为不易，要返疆，得三天三夜，坐硬座，双脚都会发肿，更不堪的是，如一站误点，便要一再误点。极嫌麻烦，兼欲省钱，我们三位新疆同学便留在了校园，有一云南同学家贫，便相伴而留。闲来无事，各景点跑跑之外，就变着法子自己弄吃的，为了煮奶茶喝，还专门到珠市口买了块砖茶。
当年我家也经常煮这种砖茶，牛皮纸包的，多出自湖南安化。但我家用的是清饮法。砖茶饮用，一般只有这两类法子。
清饮多用以待客。将少许捣碎的砖茶放入壶中，先用滚锅沸水冲泡，轻轻晃动一番，随之将茶水倒出，经此一番洗茶，茶叶得以充分舒展，很利于茶汁浸出。然后再用水温稍降的开水冲泡，片刻后将茶汤注入杯中，敬送给客人品尝。没有什么复杂技巧，全凭汤色的深浅来均匀茶汤的浓淡，以适合不同的口感滋味。
早年父亲在市区百十公里处开外的乌尔禾小镇工作过近十年，那里在石油开发之前，是传统的牧区。每年的年根上，父亲回家，总爱买上数包砖茶返归，每包一公斤重，价三五元钱。原来父亲此举是为了同哈萨克、蒙古族牧民换野兔、野鸡。有回换回的野兔中，有一只雪兔，个大于寻常野兔，通体雪白，唯耳尖有一撮黑毛。野物多是哈萨克、蒙古族牧民在数天大雪后，骑马用棍棒追打的。有时父亲也会买只精铝提壶，十五六元，一只可换两只羊。那精铝提壶，维吾尔族及哈萨克、蒙古族牧民家庭最喜欢，放置在火炉上煮奶茶，随时可喝滚烫又清香的心灵之爱。
与绿茶不同，砖茶在一般情况下，绝对是陈放年代越久香味越浓，茶汤之佳味也越易冲泡出来。而且越是陈茶的汤色，色泽越是红艳清亮，宜加诱人。
“茯茶”，因在伏天加工，故又称“伏茶”。又以其效用类似土茯苓，进一步被人们美称为茯茶、福砖。由于系用官引制造，交给官府销售，又叫官茶、府茶。
这一历史可上追至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帝国大唐年代，那时起，茶叶已由官方统制，贮存于边地府库，以便与境外游牧民族交换马匹，由此而转身成为了“官茶”。在这一过程中，茶商只能把由产地贩运而来的茶叶交售给茶马司，同时向户部纳税并请领一份执照，这就是“请引”。每“引”规定可贩茶100斤，纳税200钱。来不及请“引”的，称之为“畸零”，得另发“由贴”。反之就是“私茶”了。
似大禹治水，当时的朝廷，也不是一味地堵。为了鼓励茶商们大量地由南向北贩运茶叶，还在每次将茶运到茶马司并交割后，都必会大加奖励茶商。当时有规定，上引附茶700斤，中引560斤，下引420斤，作为酬劳，任由其自行出售或换马。因这种酬劳是在正茶(即交割的茶)之外附发的，故称“附茶”。以后用谐音“茯”代替“附”，便出现了“茯茶”。这是茯茶之称由来的另一种说法。
史载，北宋神宗熙宁年(1068年—1077年)左右，陕西咸阳(泾阳)出现了茯茶(散茶)，而其真正的形成，则在明洪武元年(1368年)之际。咸阳(泾阳)由此成为了茯茶加工制作的发源地。
明末清初，顾炎武将他所发现的有关茶在西北的起源及普及记在了《日知录》中：“自秦人取蜀后，始知有茗饮之事”。悠久的茶文化历史，因之从茶马古道连接到了丝绸之路，咸阳全程见证了这一历史。建国后，咸阳进一步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茯茶集散地和加工地。
茯砖茶的出现则更晚，约在1860年前后问世。当时用湖南所产的黑毛茶踩压成90公斤一块的篾篓大包，运往泾阳筑制茯砖，便有了“泾阳砖”。不过近代湖南安化白沙溪茶厂经过反复试验，1953年，终于使安化就地加工茯砖茶获得了成功。随之，湖南益阳及其白沙溪两茶厂，经过压制法，又产生了高端的湖南益阳茯砖。
饮茶之时，这一段历史也不能忽视。清末光绪年间，左宗棠挥师收复新疆，驱逐了侵略者阿古柏时，相随大军西进的赶大营的天津杨柳青的商贩们的货物里，就有茶，而且这茶，必以茯砖为主。新疆各族人民在箪食壶浆地出门来迎接大军时，奉上的也必有以茯砖煮成的奶茶。
茯茶有一很奇特之处，是其它类的茶里所没有的。时间久了的茶砖内，会产生一种独特的金黄色颗粒。一度母亲对其便没有认知，以为是因久放受潮发的霉，还专门剔除掉了。其实，这些金黄色颗粒俗称“金花”，学名为“冠突散囊菌”，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体，能有效调节人体新陈代谢，并有降脂、降压、调节糖类代谢的功效。茯茶中的金花含量与茶叶品质呈正相关，并有“茶好金花开，花多茶质好”之说。近日茶友相聚，始知茯砖收藏者中，二十年以上的金花，已是千金难求。
干嗅金花，散发出的，是一种淡淡的黄花以及清香的味道。而将带有金花这种特殊菌类的茯茶泡饮时，那种花香便融入茶汤之中，化作茶的滋味后，令人经舌尖，之间顿觉醇厚微涩，清纯不粗、口感强劲。
风俗日久，现在新疆许多民族风味的小饭馆里，依然有茶供应，一张桌上一把或铜、或不锈钢的小提壶，泡的就是茯砖茶，如同内地饺子馆供应饺子汤一样自然。
又值冬夜，心念陡起，翻出茯砖，用一把日本铸铁壶，在天然气炉上煮酽，手捧一杯，顿然心意昂扬，宛若相守一壶老酒。
回甘老砖茶，更多的只是为了缅怀岁月的味道。
【摘自2016年2月第1期《吃茶去》杂志;作者：李显坤(新疆克拉玛依)】
在中国近代的茶叶历史上，似乎没有一种茶能像“熙春”茶那样，产量之大，质量之好，价格之高，出口之多，畅销之广，影响之深远;在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她的踪迹并留下了美好的声誉;也似乎没有一种茶能像“熙春”茶那样，在中国茶叶的出口外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茶叶影响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过程中，还是在引起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里，抑或是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茶叶发展、竞争与变革中;似乎都有“熙春”茶的身影……。所以说，“熙春”茶不仅仅是“绿色珍珠”，更可以说她是璀璨明珠;因为“熙春”茶走南闯北，飘洋出海，不仅成为欧洲贵族争相拥有的珍品并行销各地;同时，“熙春”茶更是以其优异的品质风靡世界、桂冠叠戴并谱写了中国近代茶叶外销史的辉煌篇章!
一、熙春溯源
“熙”，古同“禧”，福，吉祥。《说文》曰：仰熙丹崖，俯澡绿水。熙春，明媚的春天;同“熙春茶”。熙春茶(Hyson)，源自“熙春”(hei1 cên1);也称贡熙茶(Hyson)。“熙春”这个名字，源于晋代文学家潘岳(247~300)的作品，在其《闲居赋》中有“于是凛秋暑退，熙春寒往”之句;意思是冬去春来、茶芽初发于早春采制而成。人们用形容春天的词语来描写熙春茶，是因为春天既是“熙春”茶的采摘季节，更因为春天的新绿也是“熙春”茶的颜色。至于后来“熙春”茶被称为“贡熙”茶，是为了夸耀“熙春”茶的名贵，也是因为“熙春”茶是进贡给皇室的“贡品”。还有一种附会的说法是，“熙春”茶曾进贡给康熙皇帝，所以就有了“贡熙”之名。
“熙春”茶是“屯绿”茶的一种，而“屯绿”茶则是来源于松萝茶;也就是说，“屯绿”茶的前身是松萝茶，当“屯绿”茶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的的时侯，“熙春”茶就自然而然地拔得了头筹。道理很简单，当用毛茶原料进行精制或精加工处理并提取出整齐匀净的成品茶(精制茶)时;无论是提取出长形或圆形的成品茶，在“屯绿”茶的产品结构中，都有“熙春”、“贡熙”等花色品类;这就是“熙春”、“贡熙”茶出类拔萃的先决条件。当然，“熙春”、“贡熙”茶和松萝茶不同的是，松萝茶问世后被人们誉为“绿色金子”，而“熙春”、“贡熙”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后，却被人们誉为“绿色珍珠”。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著名茶学专家陈宗懋先生主编的《中国茶经》记载：松萝茶的采茶技术，早在三四百年前就达到精湛的程度，明代闻龙《茶笺》记载：“茶初摘时须拣去枝梗老叶，惟取嫩叶，又须去尖与柄，恐其易焦，此松萝法也。炒时须一人从旁扇之，以祛热气，否则色黄，香味俱减。予所亲试，扇者色翠，不扇色黄。炒起出铛时置大瓷盘中，仍须急扇，令热气稍退，以手重揉之，再散入铛，文火炒于入焙，盖揉则其津上浮，点时香味易出”。“屯绿”茶的炒制技术，就是在这种规范的基础上而发展完善的。
“屯绿”茶属眉茶，有珍眉、凤眉、特贡、熙春、贡熙等品名，主产地是安徽休宁、歙县、祁门、屯溪以及江西婺源等地;因历史上集中在安徽屯溪加工输出而得名;也是中国外贸出口之极品名茶。
茶叶专家陈宗懋先生在其主编的《茶叶大辞典》中对“屯绿”茶亦有介绍：屯绿，原产安徽省黄山市休宁、歙县、黟县、祁门东乡和屯溪区的长条形炒青绿茶，因历史上与本区相邻的婺源等地生产的炒青多集中于屯溪加工销售，故统称“屯绿”。据王镇恒、王广智主编的“九五”国家重点图书《中国名茶志》记载：南宋以后，安徽江南茶区名茶生产全面崛起，明清时代达到鼎盛……。休宁松萝山松萝茶作为炒青型名茶的鼻祖，创制于明初，到明代中后期已远近闻名;明末清初松萝制法已传播到安徽南北和赣、鄂、闽诸省，成为一大宗茶品。松萝茶出口始于清康熙年间，至嘉道年间，出口兴盛，发明了松萝茶特别技术并逐渐演化为屯绿，分珠茶、雨茶、熙春三类，共10多个花色、品级。
珠茶：以其结构浑圆，形似珍珠而得名;分别按茶的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
雨茶：以其形长似雨点而名，分别按茶型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
熙春：结构为不规则的块状，多由芽头和肥厚叶子叠合而成，结成不规则块状;分别按茶块大小和身骨轻重分4个品级。
清道光年间的“屯绿”茶盛行二十四花色，即“十雨”、“八珠”和“六熙”。“十雨”是珍眉、凤眉、蛾眉、正雨、副雨、茅雨、眉针等;“八珠”为麻珠、宝珠、珍珠、园珠、虾目等;“六熙”指贡熙、眉熙、正熙、副熙等。
清同治年间的“大帮官堆”屯绿茶有“七珠”、“八蕊”和“三熙”。“七珠”是麻珠、宝珠、圆珠、虾目等;“八蕊”是蕊眉、珍眉、凤眉、针眉、香眉、雨前等;“三熙”是指贡熙、眉熙和熙春。
清光绪年间徽州歙县知府何润生在《徽属茶各条陈》中对屯绿茶也有介绍：“绿茶内分三总名，曰珠茶、曰雨前、曰熙春。熙春内分四等：眉正、眉熙、副熙、熙春;雨前内分五等：珍眉、凤眉、蛾眉、副蛾、茅雨;珠茶内分五等：暇目、麻珠、珍珠、实珠、芝珠。皆为洋庄(外销)。均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
“屯绿”茶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很多的花色品种，但基本制法与拼配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是随着国际茶叶市场的需求而变化，在精制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进行花色品种的变化。而“屯绿”茶各花色品种，都是在反复的炒、筛分、风选、拣剔中产生，尤其是通过严格的筛选(园筛、转筛、扣筛、抖筛)、扇、撼等工艺后，才提取出各种花色品种茶，其长短、精细、轻重、形态、整齐匀称，甚至可以称为纯净。
二、熙春演变
“屯绿”茶为什么要从松萝茶中进行分离呢?茶叶专家说“成品茶中各种形态的花色组成，在过去称‘大帮’，就是产品结构”。而外销绿茶产品的结构，主要是指精制厂收购的毛茶原料，需要按其不同形态，通过复制作业(或称精制、精加工处理)，分别大小、长短、粗细、厚薄、轻重，汰除杂劣，并分门别类，提取出来的整齐匀净的成品茶(或称精茶)。而收购的毛茶，顾名思义，是很复杂的，有香气滋味内质优次悬殊的，有形态大小不齐的，有烟焦劣变夹杂的等等。精制的主要目的就是视各类毛茶原料，在分别内质品次、汰除劣异的基础上，整饬形态，提取相应产品，使之发挥最大经济效益。
这就是茶叶业内人士所说的，要“看茶做茶”;而内质特优的茶叶，为使外形整饬并能更好地衬托出产品的优美，就要特别细致的处理，这就是所谓的“好茶精做”。而有些形状粗壮的茶，内质不一定差，就要所谓“粗茶细做”。总之，都是为了发挥毛茶的自然品质优势，以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屯绿”茶从松萝茶中进行分离、创制或改革，是徽州茶商经营理念的体现;从茶叶销售角度来看，也是徽州茶商坚持诚心为质、以义为利的销售理念的体现。如徽州茶商吴荣寿，在茶业经营的过程中就不断地进行革新，他以重金聘请制茶名家汪汉梁为总管，在选料与配方上融婺(源)、歙(县)两家为一体，制成了色香味焕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贡熙”茶，从而在上海一举夺得绿茶评比魁首并誉满沪港等地。徽州茶商在经营茶叶时还注意收集消费者的反馈信息，并根据消费者的不同口味，不断地提高品位，这不仅体现了徽商的人本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徽州茶商经营思路之清晰和经营手腕之灵活。
据中国茶叶专家傅宏镇先生考证：“屯绿”全面创制或者改革是在1820年左右，当时徽州婺源东乡有俞德和、俞德昌、胡源馨、金龙泰等多家茶号，他们精心创制1000多箱高级绿眉茶，直运香港销给东印度公司;因为质量优、销路好、利润高，所以屯溪各家茶号立即仿效并全面经营、精制绿茶外销。
清光绪二十二年，黟县茶商余伯陶在屯溪长干坊设立“福和昌茶号”，以眉茶的制法为基础，精益求精地提取“抽蕊珍眉”运往上海出售，也受到了欧洲消费者交口称赞。而屯溪的一些茶号也在这一启发之下，在茶叶精加工时提取特等“贡熙”茶;而这些“贡熙”茶特别适合俄国消费者的嗜好;此后“珍眉”茶行销西欧，“贡熙”茶行销俄国，都成为了世界茶叶市场的畅销品。于是，在全国茶叶生产开始中落的清朝末年，由于徽州茶商的审时度势，并根据市场需求来不断地改进茶叶制作方法，从而给徽州的茶叶生产和贸易带来了新的生机，而那些大茶商们也从中获得了巨利。如徽州婺源茶商孙友樵，他继承祖业后在屯溪观音山扩大“怡新祥”茶号的规模，他尊重制茶师傅技艺的发挥和创新，他收购优质毛茶精制特珍、抽蕊、珍眉和特贡、贡熙等外销茶出口，所以，他不仅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成为了茶界巨商。
据道光二十六年(1815)的相关资料记载，茶商江有科和其子江文缵，在歙县芳坑江氏祠堂以及漳漂等地租赁厅屋数间收购初加工后的毛茶，经过抖筛、减簸、拣茶、焙茶、风煸等多道工序，加工制作“松萝”、“雨前”、“圆珠”以及“熙春”、“贡熙”茶等品种，将成品茶装入锡罐并密封，外面还用彩画板进行包装，每箱装茶30斤至40斤不等;每年有200多担茶叶通过广州销往世界各地并获利颇丰。也正是由于徽州茶商知书识理，有较高文化素质，因此使他们能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审时度势，在拥有品质优良的徽州茶品的同时还具有十分灵活的经商手段，以至有了松萝茶和“熙春”茶的创新;从而浓墨重彩地写下了徽州茶畅销世界各地的历史，并在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开创了称雄世界茶叶市场的黄金时代。
清代是徽州茶叶辉煌的年代，茶叶种类迅速增加，红茶绿茶并驾齐驱;尤其是在松萝茶制作工艺和贸易兴盛的影响下，徽州遂成名茶荟萃之地;而祁门红茶、黄山毛峰、金山时雨茶等后起茶品之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致出现了祁红屯绿、毛峰称雄的局面。而“熙春”茶则是独树一帜，它以其美好的传说，优异的品质以及适合外国人的口味而畅销世界各地并风靡世界茶坛。有专家指出：徽州茶商能在海外贸易中一度执掌牛耳，除了具有徽商种种的优势，如有着悠久丰富的从商经验，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并讲究商业道德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血缘纽带与地域纽带在茶商的经营活动中发挥了特殊的效用。
正是由于徽州茶商的商业活动促使了地区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促进了徽州茶叶的兴盛和茶叶品种的增多以及茶叶品质的不断提高;所以，“松萝”、“熙春”茶在徽州茶商的贸易活动中频频崭露头角，最终得以行销世界各地。
三、熙春出口
“熙春”茶自诞生后很快就声名远播，她不仅为世人所重，争先恐后地购销于国内外市场，同时也成为世界闻名的茶叶之一。
早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当我国绿茶中的珍眉、珠茶等还没有问世前，“熙春”茶就已经与松萝茶、武夷茶先后出现在欧洲并风靡世界。当时，出口的茶叶还没有经过后来称之为“精制”的工艺过程，但全都是国内已有盛名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产品。所以，如同在国外文献上的松萝茶名被称作(singlo)一样，熙春被称为(Hyson);尤其是在中国茶叶风靡英国直至世界各地以后，有关中国各种名茶的名称，如武夷茶 (bohea)、熙春茶 (hyson)和松萝茶 (singlo)等;也就不断被英语借用;而tea 被英语借用后，就构成复合词如：green tea(绿茶)、black tea(红茶)等多达190 余个。
1610年，荷兰人首先从中国运茶到欧洲，而当地人对中国茶叶惊叹不已，认为茶叶是“灵草”也是“能治百病的药”，甚至把茶叶看成是“贡熙”(进贡给皇帝的佳品);很快，松萝茶和“熙春”、“贡熙”茶等就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
1660年，英国著名茶商托马斯•卡洛韦出版的《茶叶和种植质量和品德》一书说：“茶是很珍贵的一种饮料，价格昂贵，只有王公贵族把它用作赠送客人的礼品”。尽管出口到欧洲的茶叶价钱昂贵，但是当地人只要能买到中国茶叶，也是“其价几何，在所不惜”;尤其是“熙春”、“贡熙”茶在大批出口后，欧美的商人将这种浑圆如珠的茶叶意译为GunPOwd(意为火药枪的子弹);也就是这种形似“枪弹”的茶叶，屡屡成为东印度公司采购单上的紧俏商品，成为西方商人掠取暴利的时髦饮品;所以说“熙春茶”不仅是我国传统的出口茶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传播到国外的名茶。
18世纪初期，“熙春”茶已大量输往国外并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当时，广州销到欧洲的茶叶，有红茶和绿茶两大类，其下名目繁多，常见的有松萝茶、珠茶以及熙春茶等。当时，“熙春”和“贡熙”茶在伦敦市场上售价甚高，“熙春茶”每磅卖价高达10先令6便士，因其茶价之高不亚于珠宝，所以曾被人们美誉为“绿色珍珠”。到了19世纪中后期，“熙春”茶出口达到鼎盛时期，年输出量约1万吨;输出初期以销欧、美为主，20世纪20年代起，以销西、北非为主。茶叶专家程启坤、姚国坤在《绿茶金三角及其优势》中指出;清代以松萝茶为代表的徽州茶出口量很大，清光绪年间其出口量约占全国茶叶出口量的90%;而早期输入欧洲的中国茶，是以绿茶为主。
依据英国东印度公司1702年的订单来看，其中松萝绿茶占了三分之二。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数字也可以看出，在1721—1730年间，东印度公司进口的武夷茶为336万磅，松萝茶为458万磅;因此可以认为，欧洲人早期饮用的茶叶是以松萝茶为主的炒青茶;如“熙春”、“贡熙”茶等。
1740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账目中，就将进口的茶叶分为武夷、小种、松萝和“熙春”、“贡熙”茶等10种;而与松萝茶一同出口的“熙春”茶也是声名鹊起并风靡世界。在英国伦敦茶叶经纪人协会印发的报告中，有一种表格叫“伦敦茶叶进口、存货及提货之非正式估计中所用之平均重量”，就是对各种茶叶进行非正式估计时，所用之每箱平均重量。
如下表所示：
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收购订单中关于红茶绿茶的分类统计，在1741年至1750年间，绿茶中的眉茶进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进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绿茶的进口量分别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过这个分类进口统计，我们清楚地知道“屯绿”茶以及眉茶、珠茶和“熙春”茶其时的贸易情况，同时也表明了它们在茶叶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1750年瑞典“卡尔亲王号” 商船来华，随船牧师为瑞典博物学家彼得•奥斯贝克，他在《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一书中，对于茶叶有着详细生动的记述;他在书中提到了十余种茶叶，并详细地记述了“卡尔亲王号”返航时运载茶叶的清单：如武夷茶(红茶)共 2885箱，1030642磅;工夫茶 1071大箱和288小箱，共96589磅;“熙春”皮茶共140箱，7930磅;“熙春”茶共31桶，2206磅;其他各种茶1720罐，3557磅。由以上资料可见，当时瑞典商船的运输货品中，茶叶所占份量之重。 而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所签订的1778年各船舱货合约中，购茶情况如下：从广州“十三行”潘启官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瑛秀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浩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从石琼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另外，英国东印度公司对1773年3月至1782年9月的10年中，公司在英国市场上所售出的茶叶进行了统计;屯溪茶、松萝茶1832474磅，贡熙茶218839磅。当时，英国市场的茶叶销售价格是：属于红茶的白毫每磅15先令，工夫茶每磅14先令，普通武夷茶每磅12先令;属于绿茶的熙春茶售价为每磅36先令，珠茶售价为每磅18先令，普通绿茶每磅15先令。
1784年，由于英国对茶叶的需求较大，英国东印度公司卖给本国茶商的茶叶价格也开始走高：如武夷茶每磅44便士，松萝、“熙春”茶每磅121便士;此时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的走私茶价是：武夷茶每磅19便士，松萝、“熙春”茶每磅69便士。而在当时英国伦敦的市场上，松萝、“熙春”茶每磅售价十先令六便士。1820年以后，“熙春”茶开始销往英国、俄国和美洲;到了1862至1874年间，“屯绿”和“熙春”茶外销竟多达十万引。
茶学专家陈椽在《茶叶通史》中说：“屯绿”茶自明末开始产生后，就成为主要的外销茶，至1821年至1850年时，“屯绿”茶每岁外销至五、六百万引(每引旧秤120斤)，这还不包括走私茶和贡茶。到了1845至1846年期间，茶叶价格不断攀升，以绿茶“熙春”和小珠最高，每担可售银46两左右(含出口关税);其次是雨前绿茶，每一担约售40两，最低是屯溪茶和工夫红茶，每担约售24至27两。当年，茶叶平均售价为37两，其中“熙春”茶的售价比屯溪茶高出约一倍。
1751年，广州出口茶叶的价格为松萝每担20.66担，贡熙每担41.13两。至177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两艘商船所购的贡熙茶竟然高达每担58两白银。
而到了1790年，英国伦敦皮卡迪利大街212号售茶价格表明，红茶价格已经明显低于绿茶，所售价格最低的“绿茶每磅5先令6便士至6先令”，最低的红茶为“武夷茶每磅4先令4便士”，质量最优的绿茶为极品熙春茶，标价为14先令到16先令。
“熙春”茶在美国也有销售。美国华茶输入早期多为低级的茶，后来发展到输入较高级的茶;尤其是19世纪后，品类高的绿茶，如“熙春”、雨前、副熙茶的输入量开始增加。到了1837年，“熙春”等绿茶占进口茶总数的4/5以上。中美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利益，所以中美茶叶贸易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鼓励，并制定了有利于茶叶输美的税收政策。1789年，美国开征茶税，红茶每磅15分，圆茶及珠茶22分，贡熙、雨茶(珍眉)55分。至1900年，广州尚有一部分“贡熙”及副熙茶输运出口。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登说：“茶叶是驱使我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
清光绪年间徽州歙县知县何润生，在1896年撰写的《徽属茶各条陈》报告中说：“徽属产茶以婺源为最，每年约销洋庄三万数千引(一引为一百斤);歙、休、黟次之，绩溪又次之。这四县每年共计约销洋庄四五万引，均系绿茶。绿茶内分三总名，珠茶、雨前、熙春;皆为洋庄，均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箱分三名：二五双箱、连罐计重不过一十一斛有奇;三七箱，连罐计重不过十二斛有奇;大方箱，连罐计重不过十五斛有奇。三七箱高一尺四寸，阔一尺二寸;二五箱比三七箱小一码，大方箱比三七箱加一码。胥有准式，每箱可装细茶四十余斛，粗茶三十余斛。徽州内销茶不及十之一二，专用篓袋盛储”。
四、熙春美誉
“熙春”茶叶底嫩匀，卷曲嫩绿，茶叶入水慢慢舒展，口感淡雅青涩;而上品“熙春”茶在谷雨前采摘，汤色金亮，色泽绿润，香味醇浓;其内质与相应品级的绿茶相比，具备味厚汤清，汁浓耐泡的特点。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风味和良好的品质，使得“熙春”茶出口到国外以后，不仅是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其身影和名声也在国外的文学作品中屡屡出现，以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文字记录。
“精艳彩瓷播清馥，青翠熙春注享客;诗人浸润玉液里，华堂满飘习习香”。这是爱尔兰每年举行的盛大“诗节”中无名氏的一首“品茶”诗，辑在1752年刊行的诗集中。这首诗出自于美国威廉•乌克斯所著的《茶叶全书》第488页(中译本漏译，是中国茶叶专家钱樑先生翻译的)。从那以后，英国名诗人如霍谷森、拜伦及荷美思等诗人，都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留下了关于“熙春茶”的吟诵和赞美。
1773年，苏格兰浪漫主义诗人费格森在赞誉熙春与武夷名茶时，写道“爱神永其微笑兮，举天国之芳茶而命之，沸煎若风雨而不厉兮，乃表神美之懿微……，女盖为神致尔虔崇兮，彼因胜之甘液，唯熙春与武夷”。而在艾默生的作品《色诺芬尼》第一节中，也有关于“熙春茶”的记载。
1785年，美国人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记载：英国保守党政客Rolle为英国自由党员数人所作的(《THE ROLLIAD》鲁里之流)诗中有一首云：“茶叶本多色，何舌犹能穷?熙春与武夷，此绿彼又红;松萝与工夫，白毫和小种，薰花真芳馥，麻珠更稠浓。”由此可知“熙春”茶在国外的影响。当然，“熙春”茶能作为外国诗人吟咏的对象，可以想见在它们成诗之前，已经是在当地社会流行得相当普遍和久远了。
16世纪末，许多欧洲人写的关于东方的著作中都述及中国茶叶的知识。当时，英国文化艺术界以茶为题材写了许多的作品，如1663年，瓦利向查理二世饮茶皇后卡特琳祝寿时写的一首茶诗，其中有“月桂与秋色，美雅与茶比……物阜称东土，携来感勇士，助我清明思，湛然去烦累”。 1771年，英国爱丁堡发行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版“茶”条下有这样的记载：“经营茶的商人根据茶的颜色、香味、叶子大小的不同把茶分成若干种类。一般分为普通绿茶、优质绿茶和武夷茶3种。其它品种的茶似乎也都可以分成这3种。……“熙春”茶和珠茶等高价优质绿茶都属于此类。武夷茶比以上两种叶子都小，颜色比其它品种更深，有时发黑，口感、香味均宜，口感似乎是涩中带甜，绿茶好象都是紫花地丁的香味，而武夷茶则带有蔷薇花香。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提及的是“熙春”茶、珠茶都是“屯绿”，而文中所指的普通绿茶和优质绿茶，应该是指“屯绿”茶和松萝茶。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经由纽约开往广州，开始中美茶叶的直接贸易，此后华茶源源入美;当松萝和“熙春”茶进入美国市场后，同样也是留下了值得我们回味、重视并研究的茶叶文献史料。
1803年，美国纽约晚报上刊载了一则茶的广告：“新到二百零五箱上等贡熙茶，华脱街182号Elljsuane公司启。”
1816年，在美国纽约报纸上又出现了茶叶拍卖广告，名松萝茶区所产者，由John Hone主持拍卖，地点在自由街Astor码头”。
1817年，清朝廷命官蒋攸锬在奏折中说;“闽、皖南人贩运武夷、松萝茶叶，赴粤省销售，向由内河行走;”禁止“出洋贩运”。
1836年，在美国菲列特尔菲亚市，报纸上又刊出一条关于中国茶叶的广告，全文如下：“茶叶——兹有大帮(文中的“大帮”是指“大帮官堆绿茶”。)茶叶专家钱樑先生说：“成品茶中各种形态的花色组成过去称大帮，就是产品结构”。)各种包装之贡熙、珠茶及圆茶出售，品质优良，如蒙光顾，请至Soutn Front街十三号，Osamuel M.Kempton公司启。”
美国医生、作家赫漠兹在《波士顿茶会谣》中，也写道了“熙春”茶;他说“……犹辨得熙春香气，自由之茶杯依然充沛，满常新之奠灵甘醴……。”
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以至历史学家普里查德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而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徽州“贡熙”茶获得了博览会金奖。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在二十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尤其是徽州的松萝茶和“熙春”茶，在长达几百年的中西茶叶贸易活动中，一直是拥有良好的品质、美好的声誉和绝对的话语权。
五、专家阐述
中国茶叶专家钱樑先生《论贡熙》(兼论外销绿茶的产品结构和发扬品质优势问题)文中，专门介绍了“贡熙”茶的溯源、演变以及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的地位等等。1983年12月，中国茶叶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钱樑先生《论贡熙》这篇文章作为学会提供大会的论文之一;1984年，这篇文章还载于商业部杭州茶叶加工研究所、全国茶叶加工科技情报中心站第2期的《中国茶叶加工》杂志。
钱樑先生在《论贡熙》文中指出：1843年五口通商后，上海外商云集，不久即超越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尤其是因为上海接近产茶省区，就成为了茶叶对外贸易中心，出现了如1886年的空前大发展。经过长期积累的产销实践经验，外销绿茶已大都在生产集散地设立复制茶厂(茶号或称内栈)收购茶农毛茶，通过分类分档装箱后运到口岸，经过洋庄茶栈卖给洋行出口。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外销绿茶的货源已基本形成两大系列：一是路庄系列，称为路庄茶，另一是土庄系列，称作土庄茶，不论是路庄茶或土庄茶，长形茶或圆形条的产品结构中，都有贡熙或熙春、付熙等花色品类。
钱樑先生在《论贡熙》一文中还阐述了“贡熙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的地位”，他明确指出：“这里所指的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主要是指精制厂收购的毛茶原料，按其不同形态，通过复制作业(或称精制、精加工处理)，分别大小、长短、粗细、厚薄、轻重，汰除杂劣，并分门别类，提取出来的整齐匀净的成品茶(或称精茶)。钱樑先生还明确指出：“贡熙或熙春这个花色，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任何地区的毛茶，不论是圆茶或是长茶地区，毛茶总是毛的，不可能纯净的。为整饬好长茶必须分离出团曲的原料;同样做圆茶也必须分离出长扁形和粗松的原料。不然，也用不到“精制”这个环节了”。“例如产制眉茶的皖南地区1938~1939年的路庄大帮构成，整个屯绿为抽珍(特别珍眉)占18%、珍眉占31%、抽贡(特别贡熙)和普通贡熙占33%、正副针眉占18%。祁门枭溪口大帮的构成为抽珍占17%、珍眉占37%、抽贡和贡熙占33%、正副针眉占16%;歙县大帮为抽珍21%、珍眉41%、抽贡和贡熙16%、正副针眉20%、虾目2%;婺源大帮为抽珍14%、珍眉22%、抽贡和贡熙38%、正副针眉26%”。 之所以举这些例子，是因为钱樑先生认为：“解放前的这段时期，因没有上海土庄茶的干扰，茶批最正常，且是钱樑先生在1938~1939年间亲自参加收购评价和在港主持外销的情况。成品茶品质较好的屯婺祁大帮，抽贡、贡熙产品都占30%以上，多到38%;较差的歙县大帮、抽贡、贡熙则只占16%。这说明抽贡、贡熙提取多的，眉茶质量也随之提高，而在总的价格上也有裨益。当时各花色收购价格都分五等九级，抽珍按品质高低中准价为每50公斤95元，高到120元，低限60元，不及格的还可降低;珍眉中准价为65元，高可到90元，低到49元;抽贡中准价为70元，高可到92元，低可到52元;普通熙春中准价为40元，上可到51元，下可到29元，有不少内质好的大帮中的抽贡、熙春价格比内质差的大帮中的抽珍、珍眉价格还要高”。
钱樑先生还根据自己保存的资料，披露了熙春茶在当时的卖价;他说：据我手中存有的资料，“贡熙中上级(抽贡)每50公斤111.25元，中级80.20元、中下级59.50元、普通级42.25元，而珍眉上级140元、中上级111.25元(以上为抽珍价)、中级82.50元(包括部分内质差的抽珍)、中下级71元、普通级53.75元，价格基本与抽珍、珍眉差不多。而当时的平水一号珠茶为60~82.5元，二号、三号珠茶为38~50元，就是说比平水珠茶的价格要高得多”。
钱樑先生说，“贡熙类产品50年代的价格也是最有利的，当时眉茶出口换汇率一般平均已在3元以上，珠茶为2.7元左右，但贡熙类产品都在眉茶、珠茶以下，特贡不到2元，是经济效益最高的出口绿茶品类”。
后 记：
“熙春”茶自诞生以来一直是身价不菲，并和“松萝”、“屯绿”茶一起创造了风靡世界的奇迹。也正是“松萝”和“熙春”茶厚重的历史积淀，让“松萝”和“熙春”茶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名茶，同时也成为了中国茶叶品类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这无疑值得人们借鉴和学习。 对于时今的茶人来说，如何把茶和民族文化、民族感情和民族气节深深地联系在一起，让国饮成为世界之饮，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综观“熙春”茶风靡世界的历史进程和巨大荣誉，我们应该从“熙春”茶中传承什么、得到什么、弘扬什么?想来，一方面是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和敬畏之心，恢复、保护和尊重传统的中国茶叶;另一方面是应该利用人类创造出来的科学技术，瞄准现代生活需求，打开创新思路，理性取舍得失，真正让茶叶这个天地灵物致富茶农、造福人类!
【摘自2016年第4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郑 毅(安徽黄山)，系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吃茶去》杂志)了解茶和茶文化，不能仅仅出于一种民族自尊心，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将五四以来中国人抛弃的儒道禅等国粹、国学重新拾起，这样很容易成为文化沙文主义，应该视野开阔一点，或者毒辣一点，认清楚当下的社会生活现实和茶本身的现实。
一、社会生活现实
我们正处于一个不同于以往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大审美经济时代，信息与知识已成为经济的核心驱动力，甚至有人对物质生产公然宣战，提出精神经济的概念。人们购买产品除看使用功能之外，还十分重视其审美功能。如果农业经济时代主要靠体力取胜，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被视为偶像，工业经济时代的大机械化生产已经将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击得溃败，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将科技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人的物质力量、体力已经异化为火车、挖掘机和生产流水线上永不停息的机械运动。人的耐力、毅力、体力、持续工作能力比不上机器。但是目前，知识已经不再是万人追捧的皇冠，人的知识已经异化为计算机、电脑，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计算速度、储存容量远远比不上电脑。大审美经济时代的人还剩下什么，人们面对那些永不停息的固定的物质性活动和刻板的逻辑思维活动，痛定思痛之后，才开始觉悟，才开始回到人的核心竞争力上，不再去和机器比力量，和电脑比速度，回到精神和情感本身，于是精神和情感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唯一标识。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唯一目的就是还乡。还到何处?何处是乡?其实是精神之乡，目前世界人口流动迅速，人类已经没有传统农耕时代一般意义上的故乡。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经济社会已然不再，市场经济大潮将世界上的每一种存在都变成可交换的商品，人也是一种商品，商品需要流动才能实现价值，人类再也无法于同一个地方封闭起来，终老一生。海德格尔生活的时代面临着技术大爆炸，他将诗人的目的定义成还乡，其实是还精神之乡，灵魂之乡。尼采大呼“上帝死了”之后，诗人就承担起填补上帝空缺的重任，为人类寻找另一种寄托，另一种超越技术主义和欲望主义的精神归属。
服务业、休闲产业的崛起将精神消费、心理消费和情感消费提至前台。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的文化含量、注重自身的精神生活。这种优雅生活不是曾被建国初期人们所嘲讽的小资情调。小资情调建立在剥削劳苦大众血汗的基础上，大审美经济时代的到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意识形态越来越趋同化，阶级对立的鸿沟逐渐抹平。公共政治比庙堂政治更有影响力。精神体验和情感体验越来越成为人们的追求。我曾经问一个朋友，你觉得什么是安逸的生活，她说，安逸就是幸福快乐的感觉。我又问，什么是幸福快乐，你又怎么能保证你的感觉不出问题。她说，幸福快乐就是真心地笑，笑过之后，觉得充实有能量，而不是空虚无着落，这就是一种安逸的，幸福快乐的生活。
我们的精神始终没有着落，灵魂依然四处游荡。真正的幸福生活是当你舍弃一切世俗烦扰，独自面对灵魂时，还能问心无愧地说，我尊崇了我的自由意志，我很幸福。我始终固执地相信茶是一个可以寄放灵魂的场所。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纯精神的物质来平衡社会上大行其道的纯物质的精神，不止一人将精神比作灯的火焰，我也曾相信人死如灯灭，只要灭掉肉体，精神也随之消亡。但是物质不灭定律早已宣称，精神也有永存不朽的品格，这是一个从信仰精神向消费精神转换的时代，实在不该再对其大加鞭挞。从杯中一片片起落浮动的茶叶身上，可以看到时代的转型，这是茶的荣幸。
二、茶本身的现实
茶作为一个文化元素，是自然人化的一种表征，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完美展现，茶已经超越了完全客观的植物性，成为一个庞然大物，没人能撂倒它，没人能完全忽视它。当我们坐下来沏上一壶茶和三五知己谈天交心的时候，当日本茶道师毕恭毕敬、谨小慎微地点上一碗茶的时候，当滇桂地区土著居民在高耸入云的大茶树下焚香祭拜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茶已非一片叶子这么简单，它是一个承负文明的载体，一种表达情感的语言，一个抵达智慧的通道，一个最草根，也最精英的文化元素，甚至可以连贯整个人类文明史，从茶叶这条线索出发，能够深入历史的腠理，探寻民族的兴旺与衰朽，追溯文明的起源和流向。从南方嘉木到灵魂之饮，茶叶经历了无数次蜕变，终于从一片叶子跃升为一片人的叶子，当茶进入人的审美视野，茶也就开始承负某种专属于人的意义。陆羽写下“南方有嘉木”的时候，茶第一次与山野间屈从于自然规律的其他植物相区别，获得了道德意义。千利休将冰冷的武士刀刺入腹部的那一刻，茶开始与信仰称兄道弟。目前，茶成为休闲产业的助推器之一，成为一种优雅生活的象征，当精神也成为商品的时候，道德和信仰也就扯下陆羽和千利休时代的神秘面纱，和生活本身一同起舞。
对于茶人来说，茶就是生活，是存在，是一切可见与不可见。茶是一个与我们生活密切关联的，无限延展，并继续膨胀的文化符号。可以明确地说，不了解茶，不知茶为何物，我们可以生活，并且能够生活得很好，但是如果深入了解茶之后，我们则可以更加容易抵达生活的幸福之域，智慧的澄明之境。在日益注重生活质量，幸福指数的今天，茶也许是一条捷径。茶是精神化最成功的物质符号，是一条通向优雅生活的可资选择之路。
无论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中国，是中国人，要弘扬国粹，认祖归宗，还是因为我们生在21世纪，一个科技发达，物质财富空前膨胀，灵魂急需安顿的时代。我们都应该认识茶，了解茶，认识茶文化，了解茶文化。茶是什么?有人说它是一片叶子，叶落归根，腐烂成朽，有人说它一次修行，平凡的生活因茶而充满高蹈的意义，还有人将其当作神灵，视为祖先。茶究竟是什么?
三、茶成为茶本身
这种说法来源于一个朋友，我后来思忖良久，发现它已经完全超越质料之茶和精神之茶。我是在一场茶文化讲座之后向他抛去这个问题的。“你认为茶是什么?”
他当时有些迟疑，稍微酝酿一下说道，“茶就是茶本身”。
听了之后，我立马笑喷，好像他说了一句废话敷衍我。其实不是，仔细辨别就会发现，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并且有至理名言的潜质，茶应该成为茶本身。真正的至理名言通常是些无关痛痒的说辞，它们舍弃现实之中非此即彼的价值思维模式，进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本体世界，本体可以诞生价值，价值却无法回到本体。一般意义上的名言都是某些二流知识分子站在本体世界对现实世界的一次划界，并很快受到追捧，比如《你不懂我，我不怪你》这篇享誉网络的文字，当年余秋雨大红大紫之时，其作者就是余秋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名声大噪，于是网上又流传出几个署名莫言的版本。他们希望在灰暗的现实中画出一些线，让黑成为黑，让白坚守白，为大众也为自己指明道路，当然这种工作很重要，这样的文本语言确实具有蛊惑力和实践力，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之言是坚守概念本身，为事物本身划出界限，不是盲目去断言，将事物局限在某个范围之内。
《道德经》有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看来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下士。几乎所有的作家对茶都十分热爱，觉得茶不应该是叶子这么简单。著名学者葛红兵的新书《上海地王》出版后，有一个篇访谈，他说到：
饮茶，是一种修炼。写官场、情场、钱场，我都用茶来做暗喻，有人习惯铁观音，救世度人的感觉，有人习惯大红袍，红袍加身的感觉，茶道里有真正的人生道理。我现在也到了这样的年龄，说话不愿意说满，读者能体会多少，是多少。所以，有的读者看了网上或者报上的连载版，就说，我看完了。我说，不对，小说是文字，是禅悟，真正的曼妙在这些被“情节”连载删掉的部分。越是写茶，我就越佩服庄子，他的行文方式，用树、鸟、水等为材料，构筑一个丰满的哲学世界，我写茶，写藏族少年等，都是这个意思。
意识繁盛的作家和文人是爱茶的物质性，精神领域工作的以臧否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将茶当成一种语言。他们觉得茶应该是一种修炼，一种特殊的语言，能言人不能言，道人不能道。但是，茶毕竟不是神，也不是叶子，茶就是生活本身，存在本身，茶就是茶本身。李曙韵说，茶之谓道，无非生活。这里的生活并不是物质生活，也不是精神生活，而是一种超越精神与物质二元对立模式的一种更为本质的生活，就是存在本身。
茶具体是什么应该取决于当下的社会现实。你说茶是一种信仰，其实和当下的启蒙潮流相悖逆，你说茶只是一片叶子，也与目前社会上甚嚣尘上的国学热，茶文化热格格不入。总之，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你既可以将茶当成一片叶子，也可以将其视为神灵，顶礼膜拜。自由、多元是时代的主题。无法为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只好用一种批判的姿态去姑且为其划定范围。茶是茶本身，这句话本身包含着批判思维，隐含着另外两句话，即茶不是神灵，茶也不只是叶子。茶就是生活本身。就像这么一句话一样，人不会上天堂，也不会下地狱，人只会在人间，因为人间本身已经包含地狱和天堂。
【摘自2015年第2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陈升毕(湖南长沙)，系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茶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