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陆羽《茶经》之前，有关茶的记载多是只言片语，记载茶功茶效的更少，综合各种文献，仅有《本草经》、《神农食经》(原书已散佚)、《桐君录》、晋张华《博物志》、陶弘景《杂录》、三国华佗《食论》、唐苏敬《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孟诜《食疗本草》、陈藏器《本草拾遗》等数种，唐代宁波籍大医学家陈藏器编撰的《本草拾遗》，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承先启后称巨著
陈藏器(681[一作687]-757)，唐代四明(今浙江鄞州区)人。医学家、药物学家、方剂学家。开元中(713-741)为京兆府三原(今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县尉，县尉系县令以下分管治安的官员。平时爱好医道，专心攻研药学，喜读《本草》一类书籍。他认为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虽有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苏敬《新修本草》、孟诜《食疗本草》等名家的集注补释，尤其是由苏敬主编，在唐高宗显庆四年(659)，由朝廷颁布的第一部官方药典《新修本草》，载药844种，但遗存尚多。而且在《新修本草》成书之后的70多年，民间又涌现出大批单方、验方。于是，他广集诸家方书及当时所用新药，以寒温性味华实禽兽为类，在开元二十七年(739)，撰成《序例》一卷、《拾遗》六卷，《解纷》三卷，总名《本草拾遗》。《新修本草》新增药物114种，《本草拾遗》比《新修本草》新增药物多6倍。此书将中药的药物性能归纳为10类：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言其“宣可去壅”、“通可去滞”、“补可去弱”、“泄可去闭”、“轻可去实”、“重可去怯”、“滑可去着”、“涩可去脱”、“燥可去湿”、“湿可去枯”，后世发展成“十剂”方剂分类法，至今仍为中医界应用。又载“罂粟”可入药。该书对祖国医药学有承先启后的重要意义。
由于时代局限，该书亦有荒诞之处，如所记以人肉疗羸疾，助长了后世愚孝风俗割肉疗亲的恶例，虽然他非始作俑者，而影响极坏。后人因此讥诮其搜罗怪僻，受到历代医家的批评，从而也影响到对《本草拾遗》的评价。
但瑕不掩瑜，明代大医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陈藏器和《本草拾遗》作了高度评价：
其所著述，博极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肤谫(浅薄之意)之士，不察其详核，惟诮其僻怪，宋人亦多删削。岂知天地品物无穷，古今隐显亦异，用舍有时，名称或变，届可以一隅之见，而遽讥多闻哉!如辟虺雷、海马、胡豆之类，皆隐于昔，而用于今。仰天皮、灯花、败扇之类，皆万家所用者。若非此书收载，何从稽考?此本草之书，所以不厌详悉也。
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谢弗，在他的汉学名著《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称赞陈藏器是“八世纪伟大的药物学家”，并将他与“相对保守一些的药物学者”相比较，认为“陈藏器详细而又审慎地记录了唐代物质文化的许多方面的内容，这些记载虽然与医药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有很高的价值。”
2003年，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医史学专家，本草文献学专家和本草文献整理研究奠基者尚志钧辑释的《〈本草拾遗〉辑释》，这本46万字的力作，对《本草拾遗》作了全面解读、注释。据尚志钧研究，《本草拾遗》引用的文献达127种，可见陈藏器的采集之广和研究之深。
首次记载茶瘦身
《本草拾遗》原书散佚，今本根据宋元丰五年(1082)唐慎微编撰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医心方》等书收录，才得以传世。
该书有关茶的文字，有如是记述：
茗、苦茶：寒，破热气，除瘴气，利大小肠，食宜热，冷即聚痰。茶是茗嫩叶，捣成饼，并得火良。久食令人瘦，去人脂，使不睡。
早期记载茶效茶功的，大多只有一两句话，著名的如被陆羽引入《茶经》、已经散佚的《神农食经》的记载：
茶茗久服，令人悦志有力。
陶弘景《杂录》载：
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 黄山君服之。
华佗《食论》载：
苦茶久食，益意思。
比较而言，苏敬《新修本草》与孟诜《食疗本草》，已开始记载茶的多种功效，《新修本草》所载即陆羽《茶经·七之事》所引《本草·木部》内容：
茗，苦荼，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春采之。
苦荼，主下气，消宿食。作饮，加茱萸、葱、姜良。
《食疗本草》所载内容为：
茗叶利大肠，去热解痰，煮取汁，用煮粥良。又茶主下气，除好睡，消宿食，当日成者良。
可见，《本草拾遗》综合了《新修本草》与《食疗本草》的内容，不同的是，《本草拾遗》在其它本草记载消食、消宿食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久食令人瘦，去人脂”的观点。这一观点非常科学，即如今广为宣传的茶的减肥功能。古代食物短缺，居民大多营养不良需要增肥，与当代发达地区富裕人群营养过剩需要减肥不同，提醒人们要注意不宜多食、久食。这说明陈藏器的记载，是经过仔细观察研究的。
似茶非茶皋芦木
在《本草拾遗》中，陈藏器还记载了一种似茶非茶的皋芦木，并先后转引东晋裴渊《广州记》、南朝陈代沈怀远《南越志》对皋芦的记述：
皋芦叶，味苦平。作饮止渴，除痰不睡，利水明目，出南海诸山。叶似茗而大，南人取作当茗，极重之。《广州记》悦：新平县出皋芦。皋芦，茗之别名也，叶大而涩。又《南越志》曰：龙川县出皋芦，叶似茗，味苦涩，土人为饮。南海谓之过罗，或曰物罗，皆夷语也。
皋芦，《茶经》称瓜芦，很多古籍记载产于广东、四川、贵州等地，似茶非茶，近代少有记述，至今没有定论。一说即是大叶茶，一说是一种大叶冬青。当代苦丁茶一般指指大叶冬青，属冬青科植物，叶片大而厚，味较苦。笔者以为与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记相吻合：
皋芦，叶状如茗，而大如手掌。捼碎泡饮，最苦而色浊，风味比茶不及远矣。今广人用之，名曰苦登。
这一记载中“叶状如茗”不符合。
多种文献记载皋芦“叶似茗”，《茶经》也说它“似茶，味苦涩”，显然不是苦丁茶，应该与茶相似。据吴觉农主编的《茶经述评》介绍，今日本就产有与茶相似的皋芦，该书还配有照片，叶片小而略圆，与茶叶相似，与苦丁茶则完全不同。
笔者以为，皋芦是有别于苦丁茶的，两者究竟是否同一植物，尚待专家进一步研究确认。
《茶经》未录留遗憾
在唐代《食疗本草》、《新修本草》、《本草拾遗》三种著名本草中，《茶经》仅引录了官方颁布的《新修本草》，引文分别见于《茶经·七之事》“本草·木部”、“本草·菜部”。
笔者原来以为《茶经》对茶事古文献的搜罗，已经相当全面，很少遗漏，由此可见并不尽然。这三种当朝本草，陆羽应该看到的，可见他是有选择的。如果说《食疗本草》与《新修本草》的记载大同小异，那么，《本草拾遗》记载的“久食令人瘦，去人脂”的内容，是《茶经》所有引文中所没有的，未能收录实为一大憾事。包括笔者曾经写到的虞世南《北堂书钞》中记载的12则茶事，个别也未被《茶经》引用。这仅是笔者涉及到的个例，说明茶史还大有研究余地。
“万病之药”待考证
“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很多茶书都写到，该语出自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尤其是2008年，解放军总医院营养科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央保健委员会预防保健会诊专家赵霖教授，以《茶为万病之药，勿忘饮茶健身》为题，在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健康大讲堂》宣讲后，被多家报刊、网站转载，影响极大。另说“贵在茶也，上通天境，下资人伦”之语也出自该书。但笔者查阅尚志钧的《〈本草拾遗〉辑释》，并未发现上述文字。笔者曾通过电子邮件请教赵霖教授，询问出处，未见回音。
笔者不排除《本草拾遗》其它版本可能有此一说，但在未见到出处之前，无法消除怀疑。如流传更广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之语，很多专家、学者都说出处是《神农本草经》，事实是《神农本草经》根本没有此语，目前查到该语的最早出处是在清代。
虽然茶之功效甚多，但说它是“万病之药”未免夸张。身为名医的陈藏器，记述的茶功、茶效不过五六种而已，应该不会如此夸大。再说《茶经》也未引录。笔者以为，很可能是后人伪托陈藏器之语。
总之，“茶为万病之药”是否出自《本草拾遗》，尚待考证,未找到出处之前,不能随便采信。
【摘自2014年第1期《吃茶去》杂志;作者：竺济法(浙江宁波)】
摘要：
“茶”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自然之物、人造之物、药物、食蔬、饮品等复杂的角色演变过程，以及各种历史事件对人们的品味与消费的社会性建构。茶叶在帝制中国的财政税收、华夷互动、族群认同、朝贡体系的维系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茶是无论在中国的起源，还是近代以来在西方的传播，人们在消费茶的使用价值的同时，也将其编织进了社会的价值系统和文化实践当中。
关键词：茶;物质文化;朝贡体系;农耕与游牧
茶，为今天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其栽培及消费网络遍布全球。在绝大部分人的认知里，茶似乎就是一种具有提神作用且略带嗜瘾性的大众饮料，并且在文化上具有东方(oriental)、中国的(chinese)的以及神秘宗教主义的属性。野生茶树(camelliasinensis)很早以前在喜马拉雅山东麓的丛林中被发现。当地人咀嚼这些树叶，将其视为一种药物内服外用，刺激或者舒缓身体。中国人将这些野生茶树带回到中国西南地区并进行培植，从而将这种野生植物逐渐转化为一种矮小的可采摘的灌木，并且在唐代时候开始在中国各省传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茶叶被压制成坚硬的茶砖，即便今天依然在西伯利亚高原和中亚地区传播和饮用。而将茶叶浸泡在沸水中则是今天最普通的饮法。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初期，来自中国的特有商品——茶叶，可以说是最早进入全球贸易网络的大宗商品。自16世纪开始至19世纪末叶为止，世界上有两条主要的“茶路”将茶叶从中国运到西方：一条向南，由中国南部贸易港口沿海路运到欧洲;另一条向北，由陆路(茶叶之路)穿越蒙古和西伯利亚到达欧洲。由海路运送的茶叶被称为“TEA”，由陆路运送的茶叶则被称为“CHAI”。这两种发音随着中国茶的对外传播被吸收进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中。tê源自于厦门港的闽南话发音，也有人认为这一种发音源自于古代的梌(tú)或者荼(tú)。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中国茶叶大多自福建口岸运出，因此都按照当地闽南语发音tê拼写成“TEE”，拉丁文释成“THEE”，后来英语拼成“TEA”。这条海上茶叶传播路线影响到了英语世界及欧洲各国。比如法语系叫“THE”，德语系叫“TEE”，西班牙语系叫“TE”，都是由厦门的“tê”音和英语的传音演变而成。另一个发音是普通话体系chá以及讲粤语的广州、香港和澳门。在古代，“CHA”音首先传往中国的四邻，如东邻日本和西邻古波斯语都称为“CHA”，南邻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孟加拉的僧伽罗语也叫“CHA”。近代大规模的茶叶国际贸易展开以后，主导中俄陆上茶叶之路的晋商以及广州等出口城市流行的粤语发音“CHA”则影响了茶在其他欧亚国家的发音。
然而，无论是从神秘主义的东方还是实用主义的西方来看，无论是“tea-derived”还是“cha-derived”发音的国家，今天的“茶”无疑都代指的是一种饮品，其背后复杂的文化印痕和辗转的语义变迁已逐渐被人遗忘。若我们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知识考古”，就会发现今日之“茶”乃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经过了自然之物、人造之物、药物、食蔬、饮品等复杂的演变过程，以及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不同族群的语境中经过意义重塑之后而形成的结果。
一、茶之名：对“茶”的名物考证
在植物分类系统中，茶树属被子植物门(Angiospermae)，双子叶植物纲(Dicotyledoneae)，山茶目(Theaceae)，山茶属(Camellia)。瑞典科学家林奈(CarolusvonLinne)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将茶树的拉丁学名订为Theasinensis,l.，后又定为CamelliasinensisL.，“sinensis”在拉丁文中是“中国”的意思。这是因为野生山茶最早发端于中国西南云贵川地区。
“茶”在古代最早写作“荼”，明朝杨慎对此进行了梳理总结：“荼即古茶字也。《周礼》纪荼苦，《春秋》书齐荼，《汉志》书茶陵。颜师古、陆德明虽已转入茶音，而未易其字文也。至陆羽《茶经》、卢仝《茶歌》、赵赞《茶禁》以后，遂以荼为茶。”一般认为，“茶”字的称呼与书写是在唐以后才正式确立的。在这之前，从“荼”到“茶”的名称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陆羽在《茶经》中考据了“茶”字的“字”与“名”的问题，如下：
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从草，当作木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从木，当作，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荼，其字出，《尔雅》)】。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周公云，槚，苦茶。杨执戟云：蜀西南人谓茶曰蔎。郭弘农云：早取为茶，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耳。】
荼、槚、蔎、茗、荈为上古时期茶的名称，但其所代表的意涵和所指却与今天的“茶”相去甚远。“荼”在《辞海》中有四种解释：一指苦菜;二指苦味，如“荼毒”;三指茅、芦之类的白花;四通“涂”，如“涂炭”。据史料查证，“荼”字最早出现在《诗经》里。《诗·邶风·谷风》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芥。”《幽风·七月》曰“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这两处的“荼”指的都是苦菜，它的对立面是芥，荼苦而芥甘。而“荼”则是一种谈不上味美却是农人赖以为生的食物来源。农人七月吃的瓜和菜，八月采葫芦，九月拣些麻子，采些苦菜打些柴才能开锅。在中国人的文化系统里，形而下的感官体物往往也是形而上的道德价值判断的隐喻，“荼”的苦味自然而然被引申为道德品行的卑劣和社会地位的低下，因而古人又分别以“荼”与“荠”喻小人与君子。另《诗·郑风·出其东门》曰“出其闉闍，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这里的“荼”指的就是茅、芦之类的白花，用来比喻众多女子美好皎白的模样。这大概是上古时期不多见的关于“荼”的美好一面。
“荼”与“茶”相通最早出现在《尔雅》里，称“损，苦荼”。从后世几本重要的对《尔雅》进行注释的典籍中，可见荼最早发端于西南山区(蜀)。《尔雅注》曰：“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尔雅正义》曰：“槚，一名苦荼《释文》云荼，《埠苍》作(木十荼)，今蜀人以作饮，音真加反，茗之类……”“汉人有阳羡买茶之语，则西汉已尚茗饮，《三国志·韦曜传》：曜初见礼异，密赐茶荈以当酒。自此以后，争茗饮尚矣……荈、茗，其实一也。”《尔雅义疏》曰：“掼与梗同。荼苍作。今蜀人以作饮，音直加反，茗之类。按，今茶字古作荼”。
从以上对“荼”字的略有分歧的解释中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从“荼”到“茶”的一个发展脉络：一是“荼”是蜀人对茶的称呼，很有可能最早发源于蜀。这也从史料上印证了茶学界通过实地科考判定的中国西南山麓为茶的起源地的说法。二是“荼”与“茗”之间有细微区别：以采摘时间为标准，早上采摘的称为“荼”，晚上采摘的称为“茗”。但东汉许慎据老嫩程度进行区分，称芽茶为“茗”。《魏王花木志》也将“荼”的老叶谓之“荈”，嫩叶谓之“茗”。在今天，“茗”多用于文人雅士中，大约也是受到此“嫩芽”概念的影响。三是“荼”与“茗”乃同物异名，二者都是“茶”的古称。四是茶最早是煮食的。
二、茶之用：对茶的药理性价值的认识与再发现
“茶”最早是以其药理价值而为人认知和接受的。《说文解字》对“药”的解释为“能够治病的草”。然而，拉丁语中，西方药(Medicine)的语源是“治疗技术”。东方是草，西方是技术，语源是不同的。中国古代第一本医药著作《神农本草》中记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可见，早在传说中的神农氏时期，人们就发现了茶具有解毒的功效。秦汉时期的《神农食经》中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在茶文化初步形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两篇极为重要的关于茶的文献：一为杜育的《荈赋》，一为《桐君采药录》。《荈赋》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茶叶从种植到品饮的全过程，最终以茶具有“调神和内，倦解慵除”的功效为结尾。《桐君采药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制药学专书。其中，茶与麦门东、檀药、大皂李、瓜芦木、当归、辛细、知母、虎掌、人参、丹参、房葵、委萎等中草药并列，在“苦菜”条目下详细阐释了其生长特点及药性，并特别强调了茶能使人“通宵不寐”的刺激作用。苦菜、茗、真茶、瓜木芦似是因地理和方言差异而形成的各种茶的“别名”，但大致可视为同一种植物。如“东人正作青茗”“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中国古代医书中关于各类中草药的记载一般是按照其名称、别名、性味、产地、生长情况、外部形态、采集时间、加工情况、药物畏恶等程序来编写，既有系统，又合乎科学，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类”。唐朝陆羽《茶经》大致也是按照这种医书的写作手法来记载“茶”的：“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南朝梁陶弘景在编纂《神农本草经集注》时，将茶收录进了菜部上品苦菜条下。唐代再次修改编纂本草时，一方面在菜部对于陶弘景的错误做了纠正，另一方面在木部为茶设置了独立条目。《新修本草》总结道：“茗，苦，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秋采之。苦，主下气，消宿食、作饮加茱萸葱姜等良。”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以辩证的观点指出了饮茶不当可能引起的副作用：“若虚寒及血弱之人，饮之既久，则脾胃恶寒，元气暗损，土不制水，精血潜虚，成痰饮，成痞胀，成痿痹，成黄瘦，成呕逆，成洞泻，成腹痛，成疝瘕，种种内伤，此茶之害也……人有嗜茶成瘾者，时时咀啜不止，久而伤营伤精，血不华色，黄瘁痿弱，抱病不悔，尤可叹惋。”
在中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茶可以防治疾病的记载，有的甚至说茶可治百病，为“万病之药”(见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有的说饮茶可以长寿(见宋代钱易《南部新书》)，而《茶经》提了6种功用，即可治“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和“百节不舒”。至明代，茶除了“止渴”“明目”“除烦”与《茶经》所提类似外，又加上了“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益思”“去腻”等6种，这样，仅《茶经》和《茶谱》两书就列出了12种功效。此外，在其他古籍中，还提出“轻身”或“令人瘦”“去人脂”“醒酒”或“解酒食毒”、除“瘘疮”治“伤暑”“能诵无忘”等效用。对茶的药用价值的认识，不独为中国人所特有。包括唐朝时期在文化、政治、经济方面全方位受到中国影响的日本，茶的神奇药效也被普遍颂扬：冈仓天心认为“茶以消除疲劳、悦志有力、宁神明目等功效著称，不仅仅可用于内服，还常常外敷于患部，用以对付风湿症状。”荣西禅师更专门撰文讨论“吃茶”与“养生”之间的关系，他称赞道：“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而茶之所有具有这种神奇功效，其理论依据在于茶能“安心”。因为“心脏是五脏之君子也，茶是五味之上首也，苦味是诸位之上味也，因兹心脏爱此味。心脏兴，则安诸脏也。”
此外，从文化比较的视野来看，法门寺出土的一套唐朝皇室所用茶具为“茶最早为药用”提供了物质证据。全套茶器中包括一套专门用于碎茶的鎏金银碾槽及银碾轴，由槽身、槽座、辖板所组成，槽身置于槽座之上，在造型上几乎与中药店里用的药碾子无异，底部錾有“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廿九两”字样。《茶经》中记载的称量茶的器具为一寸大小的四方形勺子。一勺茶注入一升水。这一勺大小的方形勺又名“方寸勺”，原本是称量药的器具。日本镰仓时代期末，在店门前和街角，出现了“一服茶一钱”的卖茶方式。其是指茶作为药“一服”所需的量是一钱，也就是按照用药的剂量和称量方式来卖茶。
从茶在西方的传播过程来看，茶最初也是以其药效和有益健康而为欧洲人所认知。最早出口到欧洲的绿茶，因为其苦涩的味道及其所宣传具有治疗功效，被认为是一种药饮。但与中国人将茶本身视为一种药不同，西方人是通过“茶能净化水，而水是身体健康的根本”这一逻辑建构茶的药理价值的。
茶叶、咖啡和可可可谓目前西方世界最为流行的几种饮料，实际上它们都是很晚才出现在西方的消费文化中，不过两三百年的历史。这些饮品毫无例外地全都源自于亚非拉等非西方国家，它们的“发现”与流行是随着17世纪以来欧洲帝国的殖民扩张以及全球贸易网络的建立而实现的。茶叶被西方人所“发现”和“认知”，也跟西方的园艺学、植物学、医学等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这之前，它们在各自的原产国实际上已经被当地人消费了千百年了，但是真正的“发现”是西方人将茶叶、咖啡、可可等植物从各种“有毒”的植物中区分看来，而通过科学知识“证明”茶叶等饮品是能够有益于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情绪状态等，由此促进了茶叶在西方被大量消费。
对西方文献中的“茶”进行梳理，可见其最早也是引用和吸收中国人对于茶的认识。目前的西方文献最早可上溯至出版于1559年的一本航海小说，其中一位波斯旅行者转述了中国人对茶的药性的利用：“空腹饮用一两杯茶汤，能缓解发烧、头痛、胃痛、关节痛，茶应该趁热喝，越热越好。”1598年，在伦敦翻译出版了一部荷兰航海家和地理学家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的作品，其中详细描述了他在东印度的见闻以及日本人是如何泡茶和品茶的。到了17世纪，有关茶的论著迅速增加，1638年，31岁的荷兰医生科内利斯·邦特克用荷兰语撰写了面对大众的《茶——优异的草药》，对于茶的普及有很大的影响。此书第一部分的序言着重论述了“饮水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对于茶的担心、怀疑、错误认识”逐一加以驳斥、解释;第三部分按照身体部位讲“茶的效用”。最后是本书的主体“茶”，列出诸如茶是什么、应该怎样饮茶、最好的茶、茶的性质、适合于茶的水、可否长时间沸煮、煮水的工具、沏茶的工具、沏茶的方法等。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也指出，茶叶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大举进入英国并遍及许多人，这正好是由水传播的疾病消失，不再是人们死亡主要原因的时间点相契合。用煮沸的水来泡茶可以杀死水中大部分有害的细菌，它为大众提供了安全的饮用水。自英国16世纪开始对红茶推崇倍至并将其引种到其殖民地印度、锡兰以后，欧洲人习惯于在这种红色液体中加奶加糖再进行饮用。这种饮用方式使得茶的神秘属性减弱，而其极富营养、杀菌、廉价却给予人饱足感的实用性特征却大大提升，并在欧洲现代化工业革命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推动作用。
三、茶之味：“环境—人—物”的互动结果
从生长于山间的植物到杯盏中待人们品饮的茶汤，“茶”经历了漫长的自然生长周期与极为复杂的加工过程。“茶之味”的“呈现”(present)，是茶树所提供之物质材料(鲜叶)与人工技艺的相互作用。其中，土壤、阳光、朝向、温度、湿度、植株密度、雨水等自然环境因素是决定鲜叶质量的关键，而将“鲜叶”转化为“茶叶”则要靠人所持有的“技术”对“物”进行操纵和把握，茶叶的制作实际上是“环境—人—物”相互作用的结果。
对茶青特点的准确定位与处理赖于人们对本土环境的感知，这是一种在地化的(localized)、具身化的(embodied)、手工艺人的“经验世界”，并且这种经验性知识也只能与处于同一社区空间中的群体共享。因此，茶叶制作技艺一方面毫无疑问是属于储藏于茶工身体内的“个体知识”，以身体为技艺之储存载体，不能为外力所转移或剥夺;另一方面又是内嵌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及被环境所吸纳的，通过建立于共同的物质环境之上的共同经验与感官触觉，只有当地人才能够领会。
品茶，就纯粹文化上的意义而言，是一种完全个性化和实时性的行为。人们对茶的感知(perception)存在于身体器官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中，不仅不同的主体对同一款茶会有不同的感受(sensation)，即使同一主体在具体情景下对某一款茶的感官经验也是不可复制的。因此，品茶实际上是一个指向差异化和个性化的过程，人们在此过程中被鼓励表达各自差异性的感受。对于品茶的主体而言，当人们在消费和品评茶的味道时，实际上已经包括了两个阶段的“感知”过程：第一阶段是吸收与接受了前人及周围的人对于茶香的特殊感官经验解释——这种“吸收”通过多次饮茶实践已经转化为一种储藏于身体中的嵌入知识(embedded knowledge);第二阶段为运用这一套集体性的感官经验与语言逻辑表达个体在品茶时的独特身体感受。就茶这一客体而言，其“香味”的呈现也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茶工们通过技术手段作用于当地的自然环境与物质，从而使一种自然属性的植物叶子转化成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之茶叶，这是茶味之初现(present)，是“环境—人—物”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二阶段的过程则更为复杂，包括物质环境、身体器官、话语、市场价值、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调适互动。品茶，不仅仅是茶香传达给人体感觉器官的客观化的生物刺激，同时还包括着能动者身体经验通过一套给定的文化图标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这是茶味的再现(represent)，它是真实世界的反映(reflection of the real world)。
四、茶之博弈：宗教、战争与商贸活动
对茶叶消费的影响
从宗教信仰与茶饮的关系来看，饮茶习俗在中国的兴盛与道教和佛教的推动也有莫大的关系。魏晋南北朝饮茶的兴盛与道教服食丹药寻求精神刺激有关，因饮茶能带来使人精神振奋的直接生理反应，故将茶视为“多服、久服不伤人”的“上药”，而未提及饮茶过多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在寺院庙旁、山谷间遍种茶树。此后，饮茶的习俗与佛教的普遍流行相得益彰。关于茶树的来历，佛教教义系统中甚至有一个美妙的神话故事来建构饮茶与参禅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佛教传说故事中，佛祖菩提达摩禅定时竟然睡着了，羞愤交加的达摩割下了自己的眼皮，而那些落地的眼皮后来就变成了茶树。而此后参禅的僧人之所以能入定不寐，就靠了饮用这达摩眼皮化生的茶树制成的茶饮，并由此建构起“禅茶一味”的佛家饮茶哲学。
在医药治疗尚未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上古时期，具有治疗功效的茶很容易被神化且被视为珍品。周武王伐纣时(公元前1135年)就有将茶叶作为供品的记载。据《礼记·地官》记载，“掌荼”和“聚荼”以供丧事之用。到了春秋时代(公元前722年至前491年)，茶叶产量增加，茶的作用开始由祭品向食品过渡，即由祭祀祖先和神明的食品向日常食用的食品过渡。《晏子春秋》说：“婴相(公元前514年左右)齐景公(公元前547年至前489年)时，食脱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茗菜耳。”可见公元前6世纪初，茶叶已发展到既是极品又是菜食了。三国魏华佗《食论》说：“苦茗久食，益思意。”《诗疏》云：“椒树、茱萸，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其中以为食。”晋人傅咸《司隶教》说，“蜀妪作茶粥卖”。东晋郭璞注释《尔雅》：苦荼“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广雅》说，“饮茶时，用米汤浇覆之”。《广志》说，或以米和膏煎之。杨华《膳夫经手录》中云：“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
隋唐两代，茶叶逐渐从社会上层社交饮料和方外思禅之物转变为大众饮品，为社会广泛接受，茶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经济和文化作用凸现。西汉以降，国内茶业市场不断壮大，茶商人数随之不断增长。茶叶贸易的兴盛始于唐宋，至明清达到空前规模。唐代茶商的力量骤强，茶商的人数、资本和活动区域大大扩张。白居易《琵琶行》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之句，浮梁(今景德镇)就是当时国内茶商汇聚之地，而琵琶女之夫就是搞长途贩运的茶商。茶叶贸易的兴起也为唐朝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茶叶在唐代被列为与盐铁并重的专卖品，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开始征收茶税，从此茶税成为唐朝的重要财政来源，想来颇似今天烟草的地位。
从地理空间的分布来看，茶树的自然习性决定了其一般只能生长于南纬33°以北和北纬49°以南的地区。在中国，茶树最早发源于西南山区，制茶技术、饮茶习俗也最先发端兴盛于南方经济较繁荣地区。唐朝以前茶饮习俗的这种南北之分既是地理空间上的区分，也表现为族群空间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对峙。在传统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围绕着“十五寸雨量线”，南北方的对抗持续了两千余年。期间，或是游牧民族跨越长城，侵略和入主中原，或是卫青、霍去病、李靖等驰骋征战于漠北、阴山，双方虽不能以原有之文化形态去统一“他者”，但均未放弃文化和经济上的交往，而是形成了一种纷争其表，共存其内的密切关系。在梁任公所谓“中国之中国”形成过程中，原本作为经济作物的茶叶所起作用远远超出了作为单纯日用饮品，在文化涵化和传播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并成为文明发展的两大力量之纽带。茶叶贸易的繁荣，将南北方紧密地联系起来，双方的频繁互动，使南北方在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系突破政治和疆域的限制，为大一统的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助力。茶叶贸易作为古代中央王朝边疆政策一枚重要的棋子，为双方均势提供了平衡点。
然而，在没有茶树分布的北方，茶叶这一“南方之嘉木”在游牧民族中的待遇却经历了从“水厄”“酪奴”到“仙茗”，从被视之为一种灾难到最终成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之饮品的戏剧性转变过程。
《世说新语》载：“晋司徒长史王濛好饮荼。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王濛时任司徒长史，嗜茶，每逢家中有客人到，必劝人饮茶。但客人中很多是从北方南迁而来的士族，并不习惯南方的饮茶习俗，因而每次要去王濛家之前，都背地里苦笑说“今天又要遭水灾了”。从“水厄”一说中也可以看出，虽然在当时的江南地区，饮茶早已成为一种习俗并且有像王濛这样的“茶痴”，但却并不能为从北方迁来的人普遍接受。“水厄”因此成为茶的一种贬称和戏语。据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正觉寺》记载：(刘缟)专习茗饮，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讲的是彭城王元勰讽刺刘缟“为什么不像王侯将相那样喜好山珍海味，却偏好南方奴才喝苦水呢!”
(大明太祖第十七子朱权所著的《茶谱》中列出10种茶具)出自：中科绿华绿色建筑
茶在南方被不喜爱饮茶之人贬称为“水厄”，而在北方，北魏尚书令王肃更为茶戏贬为北方人经常食用的奶酪的奴隶——酪奴。《洛阳伽蓝记》云：“(王)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以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这段记载给了我们丰富的信息，一是可以看出当时南方和北方饮食殊易极大，但南北之间有交融，南方才学之士北上寻求施展政治抱负;二是北方人传统饮食为羊肉及奶酪，但此时茶尚未成为游牧民族消解油脂的必不可少的饮料;三是饮食与政治的关系。喜欢吃什么，怎么吃，如何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其实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关。因而，王肃的一番以食物对各国势力进行比喻的讨好回答起到了预期效果，引得孝文帝哈哈大笑并赞赏其才思敏捷。
但是没有多久，随着国内茶叶种植的扩大和饮茶之风的日益盛行，茶叶逐渐传入西部和北部边境，调整了游牧民族的饮食结构，“酪奴”“水厄”转而变成了“仙茗”。边境游牧民族长期以肉类和奶制品为主食，而茶叶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茶碱等，能补充游牧民族所缺少的果蔬营养成分，并能化解油脂。此外，饮用滚开的热茶，可以杀灭细菌，也就减少了肠道以及血液寄生虫感染的机会。因此，中原汉族作为生活调剂品的茶叶，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却像粮食和盐巴一样，成为生活必需品。一方面，由于北方的自然生态环境限制，不可能种植及加工茶叶，因而必须依靠从南方生产的茶叶。另一方面，自战国赵武灵王效仿游牧族群胡服骑射后，灵活机动的骑兵开始在战场上取代了笨重的战车，马匹在古代战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中原汉人建立的政权要想与北方游牧族群的骑兵部队相抗衡就必须获得马匹。但是对汉人政权而言，马匹这种如此重要的战略物资却多产于西部和北部边疆的少数民族聚居的牧区。南北双方相互的需求由此产生了茶马互市制度。“茶马互市”初始多使用金帛。有唐代，茶业贸易成为唐朝廷充实边防，“以茶制边”的重要物资。两宋期间，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辽、金、西夏战事频仍，军队对马匹的需要更为迫切，以茶易马成为关系到宋朝存亡之要务，故宋设茶马司专司其职。据记载，宋代每年与边境民族易马达两万匹。蒙元政权统治中原时期，原本出于军事需要的茶马贸易暂时中断。明代，蒙古政权虽被逐，但其在北疆的势力仍然强大且当时西北诸蕃尚多观望的情况又使得明王朝不得不恢复茶马贸易。明初，中央政府在西北设茶马司，并参唐宋茶法，制较完善茶法。“明茶法有三，曰商茶，曰官茶，曰贡茶。商茶输课给引略如盐制，官茶贮边易马若征课钞，贡茶则上供同也。”可见，商茶和官茶乃是茶马互市的重心所在。
结语
茶叶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之物”，在人们消费其使用价值的同时，也被编织进社会的价值系统和文化实践当中。茶之名、茶之用、茶之味无一不是茶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在接纳茶叶的各社会群体中，随时间的流逝，茶叶承担了不尽相同的社会功能。茶叶在帝制中国的财政税收、华夷互动、族群认同、朝贡体系的维系等方面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它既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也成为近代中国进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各国竞相追逐的重要物资。宗教、战争与近代商贸活动对今天茶叶在全球范围内的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
(来源：《民俗学论坛》，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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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皇：炎帝神农氏。
周：鲁周公旦，齐相晏婴。
汉：仙人丹丘子，黄山君，司马文园令相如，杨执戟雄。
吴：归命侯，韦太傅弘嗣。
晋：惠帝，刘司空琨，琨兄子兖州刺史演，张黄门孟陽，傅司隶咸，江洗马统，孙参军楚，左记室太冲，陆吴兴纳，纳兄子会稽内史俶，谢冠军安石，郭弘农璞，桓扬州温，杜舍人毓，武康小山寺释法瑶，沛国夏侯恺，馀姚虞洪，北地傅巽，丹陽弘君举，安任育，宣城秦精，敦煌单道开，剡县陈务妻，广陵老姥，河内山谦之。
后魏：琅琊王肃。
宋：新安王子鸾，鸾弟豫章王子尚，鲍昭妹令晖，八公山沙门谭济。
齐：世祖武帝。
梁：刘廷尉，陶先生弘景。
皇朝：徐英公勣。
（主要罗列了唐代及以前的饮茶名士。）
三皇： 炎帝，即神农氏。
周代：鲁国周公，名旦；齐国国相晏婴。
汉代： 仙人，丹丘子，黄山君；文园令（官职）司马相如，执戟郎（官职）扬雄。
吴国（三国时代）： 吴归命侯，太傅（官司职）韦弘嗣。
晋代： 惠帝，司空（官职）刘琨，琨侄兖州刺史（官职）演，黄门（官职）张孟阳，司隶（官职）傅咸，洗马（官职）江统，参军（官职）孙楚，记室（官职）左太冲，吴兴太守（官职）陆纳，纳侄会稽内史（官职）俶，冠军（古时将军的名号，魏晋以至南北朝皆设冠军将军）谢安石，弘农郡太守（死后追赠的官职）郭璞，扬州牧（官职）桓温，舍人（官职）杜育，武康小山寺和尚法瑶，沛国（地名）的夏侯恺，余姚（地名）的虞洪，北地（地名）的傅巽，丹阳（地名）的弘君举，新安（地名）的任育长，宣城（地名）的秦精，敦煌（地名）的单道开，剡县（地名）的陈务妻，广陵（地名）的老姥，河内（地名）的山谦之。
南北朝后魏： 琅琊（地名）的王肃。
南北朝宋： 新安王（封爵）刘子鸾，鸾弟豫章王（封爵）刘子尚，鲍昭妹令晖，八公山和尚潭济。
南北朝齐： 世祖武帝。
南北朝梁：廷尉卿（官职）刘孝绰，陶弘景先生。
唐朝：英国公徐勣。
《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
《神农食经》中记载：“常常饮茶，使人精力充沛，身心舒畅。”
周公《尔雅》：“槚，苦茶。”
周公《尔雅》中记载：“槚就是苦荼。”
《广雅》云：“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灸，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广雅》说："荆州（湖北西部）、巴州（四川东部）一带地方，采茶叶做成茶饼，叶子老的，制成茶饼后，用米汤浸泡它。想煮茶喝时，先烤茶饼，使它呈现红色，捣成碎末放置瓷器中，冲进开水。或放些葱、姜、橘子合着煎煮。喝了它可以醒酒，使人兴奋不想睡。”
《晏子春秋》：“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灸三戈五卯茗莱而已。”
《晏子春秋》中记载：“晏婴担任齐景公的国相时，吃糙米饭、三、五样荤食以及茶和蔬菜。”
司马相如《凡将篇》：“乌啄桔梗芫华，款冬贝母木蘖蒌，芩草芍药桂漏芦，蜚廉雚菌荈诧，白敛白芷菖蒲，芒消莞椒茱萸。”
司马相如《凡将篇》记载的药名，有：“乌啄、桔梗、芫华、款冬、贝母、木檗、蒌、苓草、芍药、桂、漏芦、蜚廉、雚菌、荈诧、白敛、白芷、菖蒲、芒硝、莞椒、茱萸等。”
《方言》：“蜀西南人谓茶曰葭。”
《方言》中记载：“四川西南部的人把茶叫做蔎。”
《吴志·韦曜传》：“孙皓每飨宴坐席，无不率以七胜为限。虽不尽入口，皆浇灌取尽，曜饮酒不过二升，皓初礼异，密赐茶荈以代酒。”
《吴志·韦曜传》中记载：“孙皓每次设宴，座客至少饮酒七升，虽不完全喝进嘴里，也都要斟上并亮盏说干。韦曜的酒量不过二升，最初，孙皓对他优礼相待，就暗中赐给他茶来代替酒。”
《晋中兴书》：“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常欲诣纳，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羞必具，及安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柰何秽吾素业？’”
《晋中兴书》中记载：“陆纳任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常要去拜访他。陆纳的侄子陆俶埋怨他的叔父不作准备，但又不敢去问他，于是私下准备了十几人吃的菜肴。谢安来了，陆纳只以茶果招待客人。陆俶就摆出了丰盛的筵席，山珍海味，样样倶全。客人走后，陆纳把陆俶打了四十棍，并且说：‘你既不能给叔父增光，为什么却要沾污我一向所保持的朴素作风！’”
《晋书》：“桓温 为扬州牧，性俭，每燕饮，唯下七奠，拌茶果而已。”
《晋书》中记载：“桓温任扬州牧时，由于秉性节俭，每逢请客宴会，只有七盘茶、果。”
《搜神记》：“夏侯恺因疾死，宗人字苟奴，察见鬼神，见恺来收马，并病其妻，著平上帻单衣入，坐生时西壁大床 ，就人觅茶饮。”
《搜神记》中记载：“夏侯恺的同族人叫做苟奴的，能看见鬼神。夏侯恺因病死亡，他看到夏侯凯来收取马匹，并使他的妻子也得了病。还看到夏侯恺裹着往常的发巾，穿着单衣，坐在生前所用的靠西墙的大床上，向人要茶喝。”
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云：“前得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溃闷，常仰真茶，汝可置之。”
刘琨在给他的侄子南兖州刺史刘演的信里说；“前收到你寄来的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都是我所需要的。我感到昏乱气闷时，常靠喝真正的好茶解除，你可购买一些。”
傅咸《司隶教》曰：“闻南方有以困蜀妪作茶粥卖，为帘事打破其器具。又卖饼于市，而禁茶粥以蜀姥何哉！”
司隶校尉傅咸在教示中说；“听说南市有个四川老妇做茶粥出卖，被警官打破她的器具，后来她又在市上卖饼，为什么要作难四川老妇，禁止她卖茶粥呢！”
《神异记》：“馀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
《神异记》中记载：“余姚人虞洪上山采茶，遇见一们道士，牵着三头青牛。这个道士带着虞洪到了瀑布山，对他说，‘我是丹丘子。听说你很会煮饮，常想请你送给我品尝。这山里有大茶，可以给你采摘，以后你有多余的茶，请给我一些。’虞洪就用茶来祭祀，后来经常叫家人进山，果然采到了大茶。”
左思《娇女诗》：“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有姊字惠芳，眉目粲如画。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适。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钅历。”
左思所作的《娇女》诗：“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小字为执素，口齿自清历。有姊字惠芳，眉目粲如画，驰鹜翔园林，果下皆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适；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钅历。”
张孟陽《登成都楼诗》云：“借问杨子舍，想见长卿庐。程卓累千金，骄侈拟五侯。门有连骑客，翠带腰吴钩。鼎食随时进，百和妙且殊。披林采秋橘，临江 钓春鱼。黑子过龙醢，果馔逾蟹蝑。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
张孟阳《登成都楼》诗云：借问扬子舍，想见长卿庐；程卓累千金，骄侈拟五侯。门有连骑客，翠带腰吴钩；鼎食随时进，百和妙且殊。披林采秋橘，临江钓春鱼；黑子过龙醢[hi]，果馔踰[yú]蟹蝑[x]。芳茶冠六清，溢叶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卿可娱。”
传巽《七诲》：“蒲桃、宛柰、齐柿、燕栗、峘陽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极石蜜。”
傅巽的《七海》中记载了八种珍贵物品：“蒲地的桃，古大宛国的苹果，山东的柿子，燕地的栗子，峘阳的黄梨，四川巫山的红橘，南中的茶子，天竺的冰糖。”
弘君举《食檄》：寒温 既毕，应下霜华之茗，三爵而终，应下诸蔗、木瓜、元李、杨梅、五味橄榄、悬豹、葵羹各一杯。
弘君举在《食檄》一文中说；“客来寒暄以后，应该用鲜美的茶敬客。喝完三杯，就应该敬以蔗、木瓜、元李、杨梅、五味、橄榄、瓠、葵所做的羹各一杯。”
孙楚歌：“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姜桂茶荈出巴蜀，椒橘、木兰出高山，蓼苏出沟渠，精稗出中田。”
孙楚歌：芳香的茱萸生长在树梢之颠，鲜肥的鲤鱼产在洛水深渊。雪白的食盐产在山西，美味的豆豉出自山东。姜、桂、茶、茗产在巴蜀，椒、橘、木兰出自高山。蓼苏长在沟渠旁边，白米出自良田中间。
华佗《食论》：“苦茶久食益意思。”
华佗的《食记》中记载：“长期饮茶，能增进思维能力。”
壶居士《食忌》：“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 重。”
壶居士的《食忌》中记载：“长期饮茶，使人瓢瓢欲仙，和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
郭璞《尔雅注》云：“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今呼早取为茶，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蜀人名之苦茶。”
郭璞的《尔雅注》中记载：“茶树小如栀子，冬天不落叶，叶可以煮作羹饮。现在把早采的叫做茶，晚采的叫做茗，或叫做荈，四川一带的人叫作苦荼。”
《世说》：“任瞻字育长，少时有令名。自过江 失志，既下饮，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人有怪色，乃自分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
《世说》中记载：“任瞻，字育长，少年时很有名望。过江之后，很不得志。在饮茶的时候，问人说：‘这是茶？还是茗？’当他感觉到对方露出奇怪的神色时，就再申明说：‘我刚才是问这茶是热的还是冷的。’”（下饮是为任瞻准备茶的意思。）
《续搜神记·晋武帝》：“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遇一毛人长丈余，引精至山下，示以丛茗而去。俄而复还，乃探怀中橘以遗精，精怖，负茗而归。”
《续搜神记》中记载：“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常到武昌山采茶，遇到了一个身高一丈多的毛人，引他到了山下，把茶丛指给他看，随即离去了。过了一会儿，这个毛人又回转来，把藏在怀里的橘子送给秦精，秦精很害怕，便背了茶回家了。”
《晋四王起事》：“惠帝蒙尘，还洛陽，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
晋代四王政变时，惠帝出走避难，后来回到洛阳，黄门用瓦碗盛茶献给他喝。
《异苑》：“剡县陈务妻少，与二子寡居，好饮茶茗。以宅中有古冢，每饮，辄先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冢何知？徒以劳。’意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其夜梦一人云：吾止此冢三百余年，卿二子恒欲见毁，赖相保护，又享吾佳茗，虽潜壤朽骨，岂忘翳桑之报。及晓，于庭中获钱十万，似久埋者，但贯新耳。母告，二子惭之，从是祷馈愈甚。”
《异苑》中记载：“剡县人陈务的妻子，年轻守寡，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很喜欢喝茶。因为住宅里有一个古墓，她每次在喝茶之前，总是先用茶祭祀。她的两个儿子很讨厌她这样做，对她说：‘古墓能知道什么，这么做还不是白化力气。’就要把古墓掘掉，经母亲苦苦劝阻，方才作罢。那一夜她梦见一个人对她说：‘我在这古墓里已有三百多年，你的两个儿子常想把它毁掉，仰赖你的保护，又请我喝好茶，我虽是深埋在地下的朽骨，怎能忘掉你的恩施而不答报呢！”天亮后，她在院子里发现十万铜钱，好像是很久以前埋在地下的，只是穿钱的绳子是新的。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两个儿子，他们都感到很惭愧。从此后后，祭奠得更加虔诚了。”
《广陵耆老传》：“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所得钱散路傍孤贫乞人。人或异之，州法曹絷之狱中，至夜，老姥执所鬻茗器，从狱牖中飞出。”
《广陵耆老传》中记载：“晋元帝时，有个老妇，每天早晨独自提着一个盛茶的器皿，到市上卖茶，市上的人争着购买，从早到晚，她那个盛器里的茶始终不见减少。她还把卖茶所得的钱都散给了路旁孤苦贫穷的乞丐，有人感到很奇怪。州里执法的官吏便把她抓进监狱囚禁起来，到了夜间，这个老妇却拿着卖茶的器皿，从监狱的窗口飞越而出。”
《艺术传》：“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余茶苏而已。”
《艺术传》中记载：“敦煌人单道开，不怕冷也不怕热，常常吃小石子，所服的药，有松脂、肉桂和蜂蜜的气味，所喝的仅仅是紫苏茶。”
释道该说《续名僧传》：“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 遇沈台真，请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永明中敕吴兴礼致上京，年七十九。”
释道该说《续名僧传》中记载：“南朝宋代的僧人法瑶，本姓杨，河东人。晋代永嘉年间到江南，遇见沈台真，请他到武康的小山寺。法瑶已年老，吃饭时饮些茶。到了南朝齐代永明年间，齐武帝曾传旨吴兴的地方官请法瑶上京，那时他已经七十九岁了。”
宋《江氏家传》：“江统，字应元，迁愍怀太子洗马，常上疏，谏云：‘今西园卖醯、面、蓝子、菜、茶之属，亏败国体。’”
南朝宋《江氏家传》中记载：“江统，字应元，当转任晋朝愍怀太子洗马时，曾上书规劝说：‘现在在西园出卖醋、面、蓝子菜和茶叶等类东西，实在是败坏国家的体统。”
《宋录》：“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
《宋录》中记载：“南朝宋代的新安王刘子鸾和他的哥哥、豫章王刘子尚，同往八公山拜访昙济道人，道人以茶茗招待，刘子尚在品尝时说：‘这真是甘露呀，怎么能说是茶呢！’”
王微《杂诗》：“寂寂掩高阁，寥寥空广厦。待君竟不归，收领今就槚。”
王微所作的《杂诗》：“寂寂掩高阁，寥寥空广厦；待君竟不归，收领今就槚。”
鲍昭妹令晖著《香茗赋》。
鲍昭的妹妹令晖曾作过一篇《香茗赋》。
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乾饭、酒脯而已。”
南朝齐世祖武皇帝在他的遗诏里说：“我死后，在我的灵前千万不要用牲畜来祭祀，只要供上糕饼、水果、茶、饭、酒和果脯就可以了。”
梁刘孝绰《谢晋安王饷米等启》：“传诏李孟孙宣教旨，垂赐米、酒、瓜、笋、菹、脯、酢、茗八种，气苾新城，味芳云松。江潭抽节，迈昌荇之珍；疆场擢翘，越葺精之美。羞非纯束野麏，裛似雪之驴；鲊异陶瓶河鲤，操如琼之粲。茗同食粲酢，颜望楫免，千里宿舂，省三月种聚。小人怀惠，大懿难忘。
梁刘孝绰呈《谢晋安王饷米等启》中说："李孟孙君带来了您的告谕，赏赐我米、酒、瓜、笋、菹（酸菜）、脯（肉干）、酢（腌鱼）、茗等八种食品。酒气馨香，味道淳厚，可比新城、云松的佳酿。水边初生的竹笋，胜过菖荇之类的珍羞；田头肥硕的瓜菜，超越好上加好的美味。白茅束捆的野鹿虽好，哪及您惠赐的肉脯？陶侃瓶装的河鲤虽好，哪及您馈赠的鲊鱼？大米如玉粒晶莹，茗荈又似大米精良，酸菜一看就令人开胃。（食品如此丰盛）即使我远行千里，也用不着再筹措干粮。我记着您给我的恩惠，您的大德我永记不忘。
陶弘景《杂录》：“苦茶轻换膏，昔丹丘子青山君服之。”
陶弘景的《杂录》中记载：“喝茶能使人轻身换骨，从前丹丘子和黄山君就常饮茶。”
《后魏录》：“琅琊王肃仕南朝，好茗饮莼羹。及还北地，又好羊肉酪浆，人或问之：茗何如酪？肃曰：茗不堪与酪为奴。”
《后魏录》中记载：“琅琊王肃在南朝做官时，喜欢饮茶和喝莼菜羹。后来回到北方，又喜欢羊肉和奶酪。有人问他：‘茶比奶酪怎样？王肃回答说：‘茶不能居于奶酪之下的。”
《桐君录》：“西陽武昌庐江 昔陵好茗，皆东人作清茗。茗有饽，饮之宜人。凡可饮之物，皆多取其叶，天门冬、拔揳取根，皆益人。又巴东别有真茗茶，煎饮令人不眠。俗中多煮檀叶，并大皂李作茶，并冷。又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至苦涩，取为屑茶，饮亦可通夜不眠。煮盐人但资此饮，而交 广最重，客来先设，乃加以香芼辈。
《桐君录》中记载：“西阳、武昌、庐江、晋陵一带，都喜欢饮茶，客来，主人都用清茶招待。茶的沫饽，饮了对人体很有益。凡是可饮用的东西，大多采取它们的叶子，但天门冬和菝葜则采用它们的根，饮了都对人有益。又巴东另有一种真正的茗茶，煎饮后能使人不睡。当地人还有用檀木叶和大皂李煮了当作茶冷饮的。又南方有一种瓜芦木，也很像茶，味很苦涩，搞成碎末后煮饮，也可使人通夜不睡。熬盐的人就依靠喝这种饮料，特别是交州、广州一带的人饮用最多，客人来，先要敬这种饮料，煮时，一般都要加入些香料调制。”
《坤元录》：“辰州溆浦县西北三百五十里无射山，云蛮俗当吉庆之时，亲族集会，歌舞于山上，山多茶树。”
《坤元录》中记载：“在辰州溆浦县西北三百五十里的无射山，少数民族的风俗，每逢吉庆时日，亲族都到山上集会歌舞。山上茶树很多。”
《括地图》：“临遂县东一百四十里有茶溪。”
《括地图》——即《括地志》，唐萧德言等人著，已散佚，清人辑存一卷。临遂——晋时县名，今湖南衡东县。
山谦之《吴兴记》：“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 山，出御荈。
山谦之的《吴兴记》中记载：“乌程县（今浙江吴兴）西二十里有温山，出产御茶。”
《夷陵图经》：“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
《夷陵图经》中记载：“黄牛、荆门、女观以及望州等山都产茶。”
《永嘉图经》：“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
《永嘉图经》中记载：“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
《淮陰图经》：“山陽县南二十里有茶坡。”
《淮阴图经》中记载：“山阳县南二十里有茶坡。”
《茶陵图经》云：“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
《茶陵图经》中记载：“茶陵的意思，就是出产茶茗的陵谷。”
《本草·木部》：“茗，苦茶，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渴热，令人少睡。秋采之苦，主下气消食。注云：春采之。”
《本草·木部》中记载：“茗就是苦荼，滋味苦中带甜，略有寒性，无毒。主治瘘疮，利尿，去痰，解渴散热，使人少睡眠。秋天采摘的味苦，能通气，帮助消化。原注说：春天采摘。”
《本草·菜部》：“苦茶，一名荼，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傍，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注云：疑此即是今茶，一名荼，令人不眠。本草注。”按《诗》云“谁谓荼苦”，又云“堇荼如饴”，皆苦菜也。陶谓之苦茶，木类，非菜流。茗，春采谓之苦[木茶]。
《本草·菜部》中记载：“苦荼，也叫做荼，也叫做选，还叫做游冬，生在四川一带的川谷、山陵和道路两旁，过严冬也不会死，三月三日采制焙干。原注说：这或者就是如今所说的茶，也叫做荼，饮后能使人不睡。《本草注》：按《诗经》中‘谁谓荼苦’和‘堇荼如饴’两句所说的荼，都是苦菜。陶弘景说苦荼是木类，不是菜类。茗，春天采摘的叫做苦木荼。
《枕中方》：“疗积年瘘，苦茶、蜈蚣并灸，令香熟，等分捣筛，煮甘草汤洗，以末傅之。”
《枕中方》中记载：“治疗多年的瘘疮，用苦荼和蜈蚣烤炙，使其发出香气，取相等的分量 ，捣碎筛过，成为细末，另煮甘草汤擦洗患处，然后用末敷上。”
《孺子方》：“疗小儿无故惊蹶，以葱须煮服之。”
《孺子方》中记载：“治疗小儿无故惊厥，用苦荼葱须煎者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