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之源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栟榈，蒂如丁香，根如胡桃。
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
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
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岁可采。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掇，性凝滞，结瘕疾。
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乏、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茶之为害，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饮之成疾。
茶为累也，亦犹人参。上者生上党，中者生百济、新罗，下者生高丽。有生泽州、幽州、檀州者，为药无效，况非此者，设服荠苨，使六疾不瘳。知人参为累，则茶累尽矣。
二之具
籝，一曰篮，一曰笼，一曰筥。以竹织之，受五升，或一斗、二斗、三斗者，茶人负以采茶也。
灶无用<穴犮>者，釜用唇口者。
甑，或木或瓦，匪腰而泥，篮以箪之，篾以系之。始其蒸也，入乎箪，既其熟也，出乎箪。釜涸注于甑中，又以谷木枝三亚者制之，散所蒸牙笋并叶，畏流其膏。
杵臼，一曰碓，惟恒用者佳。
规，一曰模，一曰桊。以铁制之，或圆或方或花。
承，一曰台，一曰砧。以石为之，不然以槐、桑木半埋地中，遣无所摇动。
檐，一曰衣。以油绢或雨衫单服败者为之，以檐置承上，又以规置檐上，以造茶也。茶成，举而易之。
芘莉，一曰羸子，一曰篣筤。以二小竹长三赤，躯二赤五寸，柄五寸，以篾织，方眼如圃，人土罗阔二赤，以列茶也。
棨，一曰锥刀，柄以坚木为之，用穿茶也。
扑，一曰鞭。以竹为之，穿茶以解茶也。
焙，凿地深二尺，阔二尺五寸，长一丈，上作短墙，高二尺，泥之。
贯，削竹为之，长二尺五寸，以贯茶焙之。
棚，一曰栈，以木构于焙上，编木两层，高一尺，以焙茶也。茶之半干升下棚，全干升上棚。
穿，江东淮南剖竹为之，巴川峡山纫谷皮为之。江东以一斤为上穿，半斤为中穿，四两五两为小穿。峡中以一百二十斤为上，八十斤为中穿，五十斤为小穿。字旧作钗钏之“钏”，字或作贯串，今则不然。如磨、扇、弹、钻、缝五字，文以平声书之，义以去声呼之，其字以穿名之。
育，以木制之，以竹编之，以纸糊之，中有隔，上有覆，下有床，傍有门，掩一扇，中置一器，贮煻煨火，令煴煴然，江南梅雨时焚之以火。
三之造
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茶之笋者生烂石沃土，长四五寸，若薇蕨始抽，凌露采焉。茶之牙者，发于丛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选其中枝颖拔者采焉，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茶有千万状，卤莽而言，如胡人靴者蹙缩然，犎牛臆者廉檐然，浮云出山者轮菌然，轻飚拂水者涵澹然。有如陶家之子罗，膏土以水澄泚之。又如新治地者，遇暴雨流潦之所经，此皆茶之精腴。有如竹箨者，枝干坚实，艰于蒸捣，故其形<?丽>簁然；有如霜荷者，至叶凋，沮易其状貌，故厥状委萃然，此皆茶之瘠老者也。自采至于封七经目，自胡靴至于霜荷八等，或以光黑平正，言嘉者，斯鉴之下也；以皱黄坳垤言佳者；鉴之次也。若皆言嘉及皆言不嘉者，鉴之上也。何者？出膏者光，含膏者皱，宿制者则黑，日成者则黄，蒸压则平正，纵之则坳垤，此茶与草木叶一也，茶之否臧，存于口诀。
四之器
风炉：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厚三分，缘阔九分，令六分虚中，致其圬墁，凡三足。古文书二十一字，一足云“坎上巽下离于中”，一足云“体均五行去百疾”，一足云“圣唐灭胡明年铸”。其三足之间设三窗，底一窗，以为通飚漏烬之所，上并古文书六字：一窗之上书“伊公”二字，一窗之上书“羹陆”二字，一窗之上书“氏茶”二字，所谓“伊公羹陆氏茶”也。置墆?臬于其内，设三格：其一格有翟焉，翟者，火禽也，画一卦曰离；其一格有彪焉，彪者，风兽也，画一卦曰巽；其一格有鱼焉，鱼者，水虫也，画一卦曰坎。巽主风，离主火，坎主水。风能兴火，火能熟水，故备其三卦焉。其饰以连葩、垂蔓、曲水、方文之类。其炉或锻铁为之，或运泥为之，其灰承作三足，铁柈台之。
筥：筥以竹织之，高一尺二寸，径阔七寸，或用藤作，木楦，如筥形，织之六出，固眼其底，盖若利箧口铄之。
炭挝：炭挝以铁六棱制之，长一尺，锐一丰，中执细头，系一小钅展，以饰挝也。若今之河陇军人木吾也，或作锤，或作斧，随其便也。
火筴：火筴一名箸，若常用者圆直一尺三寸，顶平截，无葱台勾锁之属，
鍑
以铁或熟铜制之。
鍑：鍑以生铁为之，今人有业冶者所谓急铁。其铁以耕刀之趄炼而铸之，内摸土而外摸沙土。滑于内，易其摩涤；沙涩于外，吸其炎焰。方其耳，以正令也；广其缘，以务远也；长其脐，以守中也。脐长则沸中，沸中则末易扬，末易扬则其味淳也。洪州以瓷为之，莱州以石为之，瓷与石皆雅器也，性非坚实，难可持久。用银为之，至洁，但涉于侈丽。雅则雅矣，洁亦洁矣，若用之恒而卒归于银也。
交床：交床以十字交之，剜中令虚，以支鍑也
夹：夹以小青竹为之，长一尺二寸，令一寸有节，节已上剖之，以炙茶也。彼竹之筱津润于火，假其香洁以益茶味，恐非林谷间莫之致。或用精铁熟铜之类，取其久也。
纸囊：纸囊以剡藤纸白厚者夹缝之，以贮所炙茶，使不泄其香也。
碾：碾以橘木为之，次以梨、桑、桐柘为臼，内圆而外方。内圆备于运行也，外方制其倾危也。内容堕而外无余木，堕形如车轮，不辐而轴焉，长九寸，阔一寸七分，堕径三寸八分，中厚一寸，边厚半寸，轴中方而执圆，其拂末以鸟羽制之。
罗合：罗末以合盖贮之，以则置合中，用巨竹剖而屈之，以纱绢衣之，其合以竹节为之，或屈杉以漆之。高三寸，盖一寸，底二寸，口径四寸。
则：则以海贝蛎蛤之属，或以铜铁竹匕策之类。则者，量也，准也，度也。凡煮水一升，用末方寸匕。若好薄者减之，嗜浓者增之，故云则也。
水方：水方以椆木、槐、楸、梓等合之，其里并外缝漆之，受一斗。
漉水囊：漉水囊若常用者，其格以生铜铸之，以备水湿，无有苔秽腥涩。意以熟铜苔秽、铁腥涩也。林栖谷隐者或用之竹木，木与竹非持久涉远之具，故用之生铜。其囊织青竹以卷之，裁碧缣以缝之，纽翠钿以缀之，又作绿油囊以贮之，圆径五寸，柄一寸五分。
瓢：瓢一曰牺杓，剖瓠为之，或刊木为之。晋舍人杜毓《荈赋》云：“酌之以匏。”匏，瓢也，口阔胫薄柄短。永嘉中，馀姚人虞洪入瀑布山采茗，遇一道士云：“吾丹丘子，祈子他日瓯牺之余乞相遗也。”牺，木杓也，今常用以梨木为之。
竹筴：竹筴或以桃、柳、蒲、葵木为之，或以柿心木为之，长一尺，银裹两头。
鹾簋：鹾簋以瓷为之，圆径四寸。若合形，或瓶或罍，贮盐花也。其揭竹制，长四寸一分，阔九分。揭，策也。
熟盂：熟盂以贮熟水，或瓷或沙，受二升。
碗：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晋·杜毓《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越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畚：畚以白蒲卷而编之，可贮碗十枚。或用筥，其纸帕，以剡纸夹缝令方，亦十之也。
札：札缉栟榈皮以茱萸木夹而缚之。或截竹束而管之，若巨笔形。
涤方：涤方以贮涤洗之余，用楸木合之，制如水方，受八升。
滓方：滓方以集诸滓，制如涤方，处五升。
巾：巾以絁为之，长二尺，作二枚，玄用之以洁诸器。
具列：具列或作床，或作架，或纯木纯竹而制之，或木法竹黄黑可扃而漆者，长三尺，阔二尺，高六寸，其到者悉敛诸器物，悉以陈列也。
都篮：都篮以悉设诸器而名之。以竹篾内作三角方眼，外以双篾阔者经之，以单篾纤者缚之，递压双经作方眼，使玲珑。高一尺五寸，底阔一尺，高二寸，长二尺四寸，阔二尺。
五之煮
凡灸茶，慎勿于风烬间灸，熛焰如钻，使炎凉不均。持以逼火，屡其翻正，候炮出培塿状，虾蟆背，然后去火五寸，卷而舒则本其始，又灸之。若火干者，以气熟止；日干者，以柔止。其始若茶之至嫩者，茶罢热捣叶烂而牙笋存焉。假以力者，持千钧杵亦不之烂，如漆科珠，壮士接之不能驻其指，及就则似无禳骨也。灸之，则其节若倪，倪如婴儿之臂耳。既而承热用纸囊贮之，精华之气无所散越。候寒末之其火用炭，次用劲薪。其炭曾经燔灸，为膻腻所及，及膏木败器不用之。古人有劳薪之味，信哉！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瀑涌湍漱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颈疾。又多别流于山谷者，澄浸不泄，自火天至霜郊以前，或潜龙畜毒于其间，饮者可决之以流其恶，使新泉涓涓然酌之。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初沸则水合量，调之以盐味，谓弃其啜余，无乃而钟其一味乎？第二沸出水一瓢，以竹筴环激汤心，则量末当中心，而下有顷势若奔涛，溅沫以所出水止之，而育其华也。凡酌置诸碗，令沫饽均。沫饽，汤之华也。华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者，若绿钱浮于水渭，又如菊英堕于鐏俎之中。饽者以滓煮之。及沸则重华累沫，皤皤然若积雪耳。《荈赋》所谓“焕如积雪，烨若春艹敷”，有之。第一煮水沸，而弃其沫之上，有水膜如黑云母，饮之则其味不正。其第一者为隽永，或留熟以贮之，以备育华救沸之用。诸第一与第二第三碗，次之第四第五碗，外非渴甚莫之饮。凡煮水一升，酌分五碗，乘热连饮之，以重浊凝其下，精英浮其上。如冷则精英随气而竭，饮啜不消亦然矣。茶性俭，不宜广，则其味黯澹，且如一满碗，啜半而味寡，况其广乎！其色缃也，其馨也。其味甘樌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
六之饮
翼而飞，毛而走，去而言，此三者俱生于天地间。饮啄以活，饮之时，义远矣哉。至若救渴，饮之以浆；蠲忧忿，饮之以酒；荡昏寐，饮之以茶。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间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俞间，以为比屋之饮。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茶。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于戏！天育万物皆有至妙，人之所工，但猎浅易。所庇者屋屋精极，所着者衣衣精极，所饱者饮食，食与酒皆精极之。茶有九难：一曰造，二曰别，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饮。阴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别也，膻鼎腥瓯非器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飞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内生非炙也，碧粉缥尘非末也，操艰搅遽非煮也，夏兴冬废非饮也。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已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
七之事
三皇炎帝。神农氏。周鲁周公旦。齐相晏婴。汉仙人丹丘子。黄山君司马文。园令相如。杨执戟雄。吴归命侯。韦太傅弘嗣。晋惠帝。刘司空琨。琨兄子兖州刺史演。张黄门孟阳。傅司隶咸。江洗马充。孙参军楚。左记室太冲。陆吴兴纳。纳兄子会稽内史俶。谢冠军安石。郭弘农璞。桓扬州温。杜舍人毓。武康小山寺释法瑶。沛国夏侯恺。馀姚虞洪。北地傅巽。丹阳弘君举。安任育。宣城秦精。敦煌单道开。剡县陈务妻。广陵老姥。河内山谦之。后魏琅琊王肃。宋新安王子鸾。鸾弟豫章王子尚。鲍昭妹令晖。八公山沙门谭济。齐世祖武帝。梁·刘廷尉。陶先生弘景。皇朝徐英公绩。
《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
周公《尔雅》：“槚，苦茶。”《广雅》云：“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灸，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晏子春秋》：“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灸三戈五卯茗莱而已。”
司马相如《凡将篇》：“乌啄桔梗芫华，款冬贝母木蘖蒌，芩草芍药桂漏芦，蜚廉雚菌荈诧，白敛白芷菖蒲，芒消莞椒茱萸。”
《方言》：“蜀西南人谓茶曰葭。”
《吴志·韦曜传》：“孙皓每飨宴坐席，无不率以七胜为限。虽不尽入口，皆浇灌取尽，曜饮酒不过二升，皓初礼异，密赐茶荈以代酒。”
《晋中兴书》：“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常欲诣纳，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羞必具，及安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柰何秽吾素业？’”
《晋书》：“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燕饮，唯下七奠，拌茶果而已。”
《搜神记》：“夏侯恺因疾死，宗人字苟奴，察见鬼神，见恺来收马，并病其妻，着平上帻单衣入，坐生时西壁大床，就人觅茶饮。”
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云：“前得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溃闷，常仰真茶，汝可置之。”
傅咸《司隶教》曰：“闻南方有以困蜀妪作茶粥卖，为帘事打破其器具。又卖饼于市，而禁茶粥以蜀姥何哉！”
《神异记》：“馀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
左思《娇女诗》：“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有姊字惠芳，眉目粲如画。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适。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钅历。”
张孟阳《登成都楼诗》云：“借问杨子舍，想见长卿庐。程卓累千金，骄侈拟五侯。门有连骑客，翠带腰吴钩。鼎食随时进，百和妙且殊。披林采秋橘，临江钓春鱼。黑子过龙醢，果馔逾蟹蝑。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
《传巽七诲》：“蒲桃、宛柰、齐柿、燕栗、峘阳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极石蜜。”
弘君举食檄：寒温既毕，应下霜华之茗，三爵而终，应下诸蔗、木瓜、元李、杨梅、五味橄榄、悬豹、葵羹各一杯。孙楚歌：‘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姜桂茶荈出巴蜀，椒橘、木兰出高山，蓼苏出沟渠，精稗出中田。’”
华佗《食论》：“苦茶久食益意思。”
壶居士《食忌》：“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郭璞《尔雅注》云：“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今呼早取为茶，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蜀人名之苦茶。”
《世说》：“任瞻字育长，少时有令名。自过江失志，既下饮，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人有怪色，乃自分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
《续搜神记·晋武帝》：“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遇一毛人长丈余，引精至山下，示以丛茗而去。俄而复还，乃探怀中橘以遗精，精怖，负茗而归。”
晋四王起事，惠帝蒙尘，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
《异苑》：“剡县陈务妻少，与二子寡居，好饮茶茗。以宅中有古冢，每饮，辄先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冢何知？徒以劳。’意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其夜梦一人云：吾止此冢三百余年，卿二子恒欲见毁，赖相保护，又享吾佳茗，虽潜壤朽骨，岂忘翳桑之报。及晓，于庭中获钱十万，似久埋者，但贯新耳。母告，二子惭之，从是祷馈愈甚。”
《广陵耆老传》：“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所得钱散路傍孤贫乞人。人或异之，州法曹絷之狱中，至夜，老姥执所鬻茗器，从狱牖中飞出。”
《艺术传》：“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余茶苏而已。”释道该说《续名僧传》：“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请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永明中敕吴兴礼致上京，年七十九。”
《宋江氏家传》：“江统字应迁，愍怀太子洗马，常上疏谏云：‘今西园卖酰面蓝子菜茶之属，亏败国体。’”
《宋录》：“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
王微《杂诗》：“寂寂掩高阁，寥寥空广厦。待君竟不归，收领今就槚。
鲍昭妹令晖着《香茗赋》。
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
梁刘孝绰、谢晋安王饷米等，启传诏：李孟孙宣教旨，垂赐米、酒、瓜、笋、菹、脯、酢、茗八种，气苾新城，味芳云松。江潭抽节，迈昌荇之珍；疆场擢翘，越葺精之美。羞非纯束野麏，裛似雪之驴；鲊异陶瓶河鲤，操如琼之粲。茗同食粲酢，颜望楫免，千里宿舂，省三月种聚。小人怀惠，大懿难忘。陶弘景《杂录》：“苦茶轻换膏，昔丹丘子青山君服之。”
《后魏录》：“琅琊王肃仕南朝，好茗饮莼羹。及还北地，又好羊肉酪浆，人或问之：茗何如酪？肃曰：茗不堪与酪为奴。”
《桐君录》：“西阳武昌庐江昔陵好茗，皆东人作清茗。茗有饽，饮之宜人。凡可饮之物，皆多取其叶，天门冬、拔揳取根，皆益人。又巴东别有真茗茶，煎饮令人不眠。俗中多煮檀叶，并大皂李作茶，并冷。又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至苦涩，取为屑茶，饮亦可通夜不眠。煮盐人但资此饮，而交广最重，客来先设，乃加以香芼辈。《坤元录》：“辰州溆浦县西北三百五十里无射山，云蛮俗当吉庆之时，亲族集会，歌舞于山上，山多茶树。”
《括地图》：“临遂县东一百四十里有茶溪。”
山谦之《吴兴记》：“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荈。《夷陵图经》：“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
《永嘉图经》：“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
《淮阴图经》：“山阳县南二十里有茶坡。”
《茶陵图经》云：“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本草·木部》：“茗，苦茶，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渴热，令人少睡。秋采之苦，主下气消食。注云：春采之。”
《本草·菜部》：“苦茶，一名荼，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傍，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注云：疑此即是今茶，一名荼，令人不眠。本草注。”按《诗》云“谁谓荼苦”，又云“堇荼如饴”，皆苦菜也。陶谓之苦茶，木类，非菜流。茗，春采谓之苦?茶。
《枕中方》：“疗积年瘘，苦茶、蜈蚣并灸，令香熟，等分捣筛，煮甘草汤洗，以末傅之。”
《孺子方》：“疗小儿无故惊蹶，以葱须煮服之。”
八之出
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
淮南以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寿州下，蕲州、黄州又下。
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
剑南以彭州上，绵州、蜀州次，邛州次，雅州、泸州下，眉州、汉州又下。
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
黔中生恩州、播州、费州、夷州，江南生鄂州、袁州、吉州，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其恩、播、费、夷、鄂、袁、吉、福、建、泉、韶、象十一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
九之略
其造具，若方春禁火之时，于野寺山园丛手而掇，乃蒸，乃舂，乃以火干之，则又棨、朴、焙、贯、相、穿、育等七事皆废。其煮器，若松间石上可坐，则具列，废用槁薪鼎枥之属，则风炉、灰承、炭挝、火筴、交床等废；若瞰泉临涧，则水方、涤方、漉水囊废。若五人已下，茶可末而精者，则罗废；若援藟跻嵒，引絙入洞，于山口灸而末之，或纸包合贮，则碾、拂末等废；既瓢碗、筴、札、熟盂、醝簋悉以一筥盛之，则都篮废。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
十之图
以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则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
茶如人生，人生如茶
茶为神、水为体、汤为色、味为骨、香为魂
水漂香、香入水、水含香、水生香、水即香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
茶圣陆羽认为国人饮茶历史，可以推溯到史前时代。
神农日遇七十二毒以茶解之，可以见在神农、炎帝时代茶由单纯的果腹转为药食兼用，再由药食转升为药饮当在战国或秦以后，至汉时饮茶已在民间兴起。
“烹荼尽具”、“密赐荼荈以代酒”等记载佐证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茶已经呈文化面貌开始出现。
唐开元后，贵族官僚文人间茶道盛行。茶经、大观茶论等传世后，更让茶道文化在宫廷朝野逐渐普及，并远传塞北惠及海外。
从各类茶著、茶诗、茶画中，可以看出宋承唐风，上至九五至尊下至黎民百姓，饮茶日益普及。
知识
知识：学而知之，知而识之，识而用之。
把学到的知识并用在自身防范，现世那些无孔不入的忽悠、行骗之事将成行为可笑的表演，谁还能受骗上当？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陆羽，因茶经一书被誉为茶圣。
茶经，业内人人皆知，看过此书的人多于过江之鲫。从事茶业的人论茶若不说几句陆羽茶经言，都会觉没面子，也会被大方贻笑为不懂茶的小白鼠。
说实话，若论真能静下心通研究此书的怕也呈寥若晨星数：
充竽显摆、哗众取宠者多；
学以研理、古为今用者少。
茶经
一之源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
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栟榈，蒂如丁香，根如胡桃。
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
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
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栎壤，下者生黄土。
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岁可采。
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
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掇，性凝滞，结瘕疾。
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饮之成疾，茶为累也。
亦犹人参，上者生上党，中者生百济、新罗，下者生高丽。有生泽州、幽州、檀州者，为药无效，况非此者！设服荠苨，使六疾不瘳。知人参为累，则茶累尽矣。
茶经首开论述的就是茶之源。
可以看出陆羽在认知源头茶是否适合人类品饮方面，秉持着明晰重要的指导思想。
因茶寒性：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人在草木间，合而为茶字；一片叶中孕育了天地灵气和能量精华。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茶都适合饮用呢，陆羽在这一章节也明显地告诉世人：非也。
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掇，性凝滞，结瘕疾。
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饮之成疾，茶为累也。
古为今用
《茶经》一之源，学而知之，知而识之，识而用之。
我们不单能说：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
上者生烂石，中者生栎壤，下者生黄土。
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这些话。
更要知道
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掇，性凝滞，结瘕疾。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饮之成疾，茶为累也是什么意思。
“野者上、紫者上、叶卷上”，三个上字已经造就了野茶、紫芽茶及小叶猫耳朵的市价飞涨。仅余的“笋者上”是不是也得跟上去呢？
除了四个上，一之源还有四个次，更有着重点出的不适、不精、杂卉之精髓被后人刻意忽略，鲜见评说。
茶经之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句与宋徽宗大观茶论中植产之地，崖必阳，圃必阴契合。但皇帝所著茶论中缺少了纯生态的野生，注重了阳崖阴圃，可见徽宗皇帝喝的茶已经出于人工培育的茶圃。
以此观之，宋时贡皇之茶与唐时追求阳崖阴林，紫、野者上相比处于下风。
茶经一之源明确告诉我们，那些生长在照不到阳光的背阴山坡或深谷的茶不适合世人饮用；也明确告诉世人即是有了好茶源，若因采摘不适时、制造艺不精、源料受到污染的茶都是不能喝的。
在陆羽认为的禁忌环境中生长的茶不适合饮用，即使生长在好源头的茶，制茶过程中任一环节出问题都会成为损害健康的劣茶，人喝了就要得病。
现在几乎所有茶都被借以健康之名大力推行，殊不知很多劣茶名为保健实为损康。
只要历史上稍出点名的茶地，无论目前生长环境如何都能被吹捧夸大到历史贡茶之列，言下之意皇帝喝过茶能是劣茶吗？
无贡不茶、无贡不贵，这就是目前遍地贡茶园泛滥的根之所在。
君不见中国皇帝已经消失百多年，那些十几、几十年的茶树那棵有幸贡奉过皇帝？
更多的所谓历史名茶其传统制茶工艺早已断代失传，也并不阻碍从业不久的制茶大师们，仅看过只言片语的传说，就能脑洞大开臆制出的所谓历史贡茶！
本期1号聊茶着重要说的是茶经里“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这段话。
野者上，园者次：纯自然生态环境中的茶树，尤其是需要数人合抱之大茶树吸收着天地日月精华，内含物质丰富能量充足；而在同样环境中用人工干预培育的茶园茶比不过那些自然生长的茶。
阳崖阴林紫者上：在山坡朝东南的阳面，周围有丰富植被的环绕遮阴、果木花草滋熏环境中生长的茶是好茶，其新芽若呈紫色则成就稀有的上之上品。
目前对各类茶很多人的认知是“高山云雾出好茶”，问题来了，那些生长在高山阴坡西北面或谷底的茶，它们也在高山上云雾环境中还算不算好茶呢？
针对“高山云雾出好茶”，一号聊茶认为应该接上一句：好茶长在阳崖上！
山之阳面茶要优于山之阴面茶。
1号聊茶以为，世上任何事情都有相对的一面，在同一大环境下，缩小范围去比较就会出现高低优劣之分。
一座大茶山，若整个阳崖面是核心茶区的大环境；在阳面坡崖的沟脊则又会构勒出阳崖面中的阴崖坡谷的小环境。
核心茶区的茶，相对而论也有高下之分优劣之别。
很可惜在核心茶区的市场，已经没有人去运用陆羽论述的这些知茶、识茶、辨茶理论选茶，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到不被加塞添料的核心茶区茶，就已成烧高香的万幸之事，更不用去考量什么园者次、绿者次、牙者次、叶舒次之类的内容了。
对利益的追逐促成盲目的狂热，让茶集天地之灵的精髓本性丧失殆尽。
那些张口陆羽兄闭口茶经言的人们，早已把“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以及“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掇，性凝滞，结瘕疾。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饮之成疾，茶为累也”忘到了九霄云外。
撇开茶需纯净的本质却声嘶力竭去妄谈健康早晚必成世人笑柄。
摘要：
“茶”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自然之物、人造之物、药物、食蔬、饮品等复杂的角色演变过程，以及各种历史事件对人们的品味与消费的社会性建构。茶叶在帝制中国的财政税收、华夷互动、族群认同、朝贡体系的维系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茶是无论在中国的起源，还是近代以来在西方的传播，人们在消费茶的使用价值的同时，也将其编织进了社会的价值系统和文化实践当中。
关键词：茶;物质文化;朝贡体系;农耕与游牧
茶，为今天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其栽培及消费网络遍布全球。在绝大部分人的认知里，茶似乎就是一种具有提神作用且略带嗜瘾性的大众饮料，并且在文化上具有东方(oriental)、中国的(chinese)的以及神秘宗教主义的属性。野生茶树(camelliasinensis)很早以前在喜马拉雅山东麓的丛林中被发现。当地人咀嚼这些树叶，将其视为一种药物内服外用，刺激或者舒缓身体。中国人将这些野生茶树带回到中国西南地区并进行培植，从而将这种野生植物逐渐转化为一种矮小的可采摘的灌木，并且在唐代时候开始在中国各省传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茶叶被压制成坚硬的茶砖，即便今天依然在西伯利亚高原和中亚地区传播和饮用。而将茶叶浸泡在沸水中则是今天最普通的饮法。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初期，来自中国的特有商品——茶叶，可以说是最早进入全球贸易网络的大宗商品。自16世纪开始至19世纪末叶为止，世界上有两条主要的“茶路”将茶叶从中国运到西方：一条向南，由中国南部贸易港口沿海路运到欧洲;另一条向北，由陆路(茶叶之路)穿越蒙古和西伯利亚到达欧洲。由海路运送的茶叶被称为“TEA”，由陆路运送的茶叶则被称为“CHAI”。这两种发音随着中国茶的对外传播被吸收进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中。tê源自于厦门港的闽南话发音，也有人认为这一种发音源自于古代的梌(tú)或者荼(tú)。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中国茶叶大多自福建口岸运出，因此都按照当地闽南语发音tê拼写成“TEE”，拉丁文释成“THEE”，后来英语拼成“TEA”。这条海上茶叶传播路线影响到了英语世界及欧洲各国。比如法语系叫“THE”，德语系叫“TEE”，西班牙语系叫“TE”，都是由厦门的“tê”音和英语的传音演变而成。另一个发音是普通话体系chá以及讲粤语的广州、香港和澳门。在古代，“CHA”音首先传往中国的四邻，如东邻日本和西邻古波斯语都称为“CHA”，南邻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孟加拉的僧伽罗语也叫“CHA”。近代大规模的茶叶国际贸易展开以后，主导中俄陆上茶叶之路的晋商以及广州等出口城市流行的粤语发音“CHA”则影响了茶在其他欧亚国家的发音。
然而，无论是从神秘主义的东方还是实用主义的西方来看，无论是“tea-derived”还是“cha-derived”发音的国家，今天的“茶”无疑都代指的是一种饮品，其背后复杂的文化印痕和辗转的语义变迁已逐渐被人遗忘。若我们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知识考古”，就会发现今日之“茶”乃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经过了自然之物、人造之物、药物、食蔬、饮品等复杂的演变过程，以及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不同族群的语境中经过意义重塑之后而形成的结果。
一、茶之名：对“茶”的名物考证
在植物分类系统中，茶树属被子植物门(Angiospermae)，双子叶植物纲(Dicotyledoneae)，山茶目(Theaceae)，山茶属(Camellia)。瑞典科学家林奈(CarolusvonLinne)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将茶树的拉丁学名订为Theasinensis,l.，后又定为CamelliasinensisL.，“sinensis”在拉丁文中是“中国”的意思。这是因为野生山茶最早发端于中国西南云贵川地区。
“茶”在古代最早写作“荼”，明朝杨慎对此进行了梳理总结：“荼即古茶字也。《周礼》纪荼苦，《春秋》书齐荼，《汉志》书茶陵。颜师古、陆德明虽已转入茶音，而未易其字文也。至陆羽《茶经》、卢仝《茶歌》、赵赞《茶禁》以后，遂以荼为茶。”一般认为，“茶”字的称呼与书写是在唐以后才正式确立的。在这之前，从“荼”到“茶”的名称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陆羽在《茶经》中考据了“茶”字的“字”与“名”的问题，如下：
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从草，当作木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从木，当作，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荼，其字出，《尔雅》)】。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周公云，槚，苦茶。杨执戟云：蜀西南人谓茶曰蔎。郭弘农云：早取为茶，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耳。】
荼、槚、蔎、茗、荈为上古时期茶的名称，但其所代表的意涵和所指却与今天的“茶”相去甚远。“荼”在《辞海》中有四种解释：一指苦菜;二指苦味，如“荼毒”;三指茅、芦之类的白花;四通“涂”，如“涂炭”。据史料查证，“荼”字最早出现在《诗经》里。《诗·邶风·谷风》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芥。”《幽风·七月》曰“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这两处的“荼”指的都是苦菜，它的对立面是芥，荼苦而芥甘。而“荼”则是一种谈不上味美却是农人赖以为生的食物来源。农人七月吃的瓜和菜，八月采葫芦，九月拣些麻子，采些苦菜打些柴才能开锅。在中国人的文化系统里，形而下的感官体物往往也是形而上的道德价值判断的隐喻，“荼”的苦味自然而然被引申为道德品行的卑劣和社会地位的低下，因而古人又分别以“荼”与“荠”喻小人与君子。另《诗·郑风·出其东门》曰“出其闉闍，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这里的“荼”指的就是茅、芦之类的白花，用来比喻众多女子美好皎白的模样。这大概是上古时期不多见的关于“荼”的美好一面。
“荼”与“茶”相通最早出现在《尔雅》里，称“损，苦荼”。从后世几本重要的对《尔雅》进行注释的典籍中，可见荼最早发端于西南山区(蜀)。《尔雅注》曰：“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尔雅正义》曰：“槚，一名苦荼《释文》云荼，《埠苍》作(木十荼)，今蜀人以作饮，音真加反，茗之类……”“汉人有阳羡买茶之语，则西汉已尚茗饮，《三国志·韦曜传》：曜初见礼异，密赐茶荈以当酒。自此以后，争茗饮尚矣……荈、茗，其实一也。”《尔雅义疏》曰：“掼与梗同。荼苍作。今蜀人以作饮，音直加反，茗之类。按，今茶字古作荼”。
从以上对“荼”字的略有分歧的解释中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从“荼”到“茶”的一个发展脉络：一是“荼”是蜀人对茶的称呼，很有可能最早发源于蜀。这也从史料上印证了茶学界通过实地科考判定的中国西南山麓为茶的起源地的说法。二是“荼”与“茗”之间有细微区别：以采摘时间为标准，早上采摘的称为“荼”，晚上采摘的称为“茗”。但东汉许慎据老嫩程度进行区分，称芽茶为“茗”。《魏王花木志》也将“荼”的老叶谓之“荈”，嫩叶谓之“茗”。在今天，“茗”多用于文人雅士中，大约也是受到此“嫩芽”概念的影响。三是“荼”与“茗”乃同物异名，二者都是“茶”的古称。四是茶最早是煮食的。
二、茶之用：对茶的药理性价值的认识与再发现
“茶”最早是以其药理价值而为人认知和接受的。《说文解字》对“药”的解释为“能够治病的草”。然而，拉丁语中，西方药(Medicine)的语源是“治疗技术”。东方是草，西方是技术，语源是不同的。中国古代第一本医药著作《神农本草》中记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可见，早在传说中的神农氏时期，人们就发现了茶具有解毒的功效。秦汉时期的《神农食经》中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在茶文化初步形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两篇极为重要的关于茶的文献：一为杜育的《荈赋》，一为《桐君采药录》。《荈赋》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茶叶从种植到品饮的全过程，最终以茶具有“调神和内，倦解慵除”的功效为结尾。《桐君采药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制药学专书。其中，茶与麦门东、檀药、大皂李、瓜芦木、当归、辛细、知母、虎掌、人参、丹参、房葵、委萎等中草药并列，在“苦菜”条目下详细阐释了其生长特点及药性，并特别强调了茶能使人“通宵不寐”的刺激作用。苦菜、茗、真茶、瓜木芦似是因地理和方言差异而形成的各种茶的“别名”，但大致可视为同一种植物。如“东人正作青茗”“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中国古代医书中关于各类中草药的记载一般是按照其名称、别名、性味、产地、生长情况、外部形态、采集时间、加工情况、药物畏恶等程序来编写，既有系统，又合乎科学，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类”。唐朝陆羽《茶经》大致也是按照这种医书的写作手法来记载“茶”的：“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南朝梁陶弘景在编纂《神农本草经集注》时，将茶收录进了菜部上品苦菜条下。唐代再次修改编纂本草时，一方面在菜部对于陶弘景的错误做了纠正，另一方面在木部为茶设置了独立条目。《新修本草》总结道：“茗，苦，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秋采之。苦，主下气，消宿食、作饮加茱萸葱姜等良。”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以辩证的观点指出了饮茶不当可能引起的副作用：“若虚寒及血弱之人，饮之既久，则脾胃恶寒，元气暗损，土不制水，精血潜虚，成痰饮，成痞胀，成痿痹，成黄瘦，成呕逆，成洞泻，成腹痛，成疝瘕，种种内伤，此茶之害也……人有嗜茶成瘾者，时时咀啜不止，久而伤营伤精，血不华色，黄瘁痿弱，抱病不悔，尤可叹惋。”
在中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茶可以防治疾病的记载，有的甚至说茶可治百病，为“万病之药”(见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有的说饮茶可以长寿(见宋代钱易《南部新书》)，而《茶经》提了6种功用，即可治“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和“百节不舒”。至明代，茶除了“止渴”“明目”“除烦”与《茶经》所提类似外，又加上了“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益思”“去腻”等6种，这样，仅《茶经》和《茶谱》两书就列出了12种功效。此外，在其他古籍中，还提出“轻身”或“令人瘦”“去人脂”“醒酒”或“解酒食毒”、除“瘘疮”治“伤暑”“能诵无忘”等效用。对茶的药用价值的认识，不独为中国人所特有。包括唐朝时期在文化、政治、经济方面全方位受到中国影响的日本，茶的神奇药效也被普遍颂扬：冈仓天心认为“茶以消除疲劳、悦志有力、宁神明目等功效著称，不仅仅可用于内服，还常常外敷于患部，用以对付风湿症状。”荣西禅师更专门撰文讨论“吃茶”与“养生”之间的关系，他称赞道：“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而茶之所有具有这种神奇功效，其理论依据在于茶能“安心”。因为“心脏是五脏之君子也，茶是五味之上首也，苦味是诸位之上味也，因兹心脏爱此味。心脏兴，则安诸脏也。”
此外，从文化比较的视野来看，法门寺出土的一套唐朝皇室所用茶具为“茶最早为药用”提供了物质证据。全套茶器中包括一套专门用于碎茶的鎏金银碾槽及银碾轴，由槽身、槽座、辖板所组成，槽身置于槽座之上，在造型上几乎与中药店里用的药碾子无异，底部錾有“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廿九两”字样。《茶经》中记载的称量茶的器具为一寸大小的四方形勺子。一勺茶注入一升水。这一勺大小的方形勺又名“方寸勺”，原本是称量药的器具。日本镰仓时代期末，在店门前和街角，出现了“一服茶一钱”的卖茶方式。其是指茶作为药“一服”所需的量是一钱，也就是按照用药的剂量和称量方式来卖茶。
从茶在西方的传播过程来看，茶最初也是以其药效和有益健康而为欧洲人所认知。最早出口到欧洲的绿茶，因为其苦涩的味道及其所宣传具有治疗功效，被认为是一种药饮。但与中国人将茶本身视为一种药不同，西方人是通过“茶能净化水，而水是身体健康的根本”这一逻辑建构茶的药理价值的。
茶叶、咖啡和可可可谓目前西方世界最为流行的几种饮料，实际上它们都是很晚才出现在西方的消费文化中，不过两三百年的历史。这些饮品毫无例外地全都源自于亚非拉等非西方国家，它们的“发现”与流行是随着17世纪以来欧洲帝国的殖民扩张以及全球贸易网络的建立而实现的。茶叶被西方人所“发现”和“认知”，也跟西方的园艺学、植物学、医学等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这之前，它们在各自的原产国实际上已经被当地人消费了千百年了，但是真正的“发现”是西方人将茶叶、咖啡、可可等植物从各种“有毒”的植物中区分看来，而通过科学知识“证明”茶叶等饮品是能够有益于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情绪状态等，由此促进了茶叶在西方被大量消费。
对西方文献中的“茶”进行梳理，可见其最早也是引用和吸收中国人对于茶的认识。目前的西方文献最早可上溯至出版于1559年的一本航海小说，其中一位波斯旅行者转述了中国人对茶的药性的利用：“空腹饮用一两杯茶汤，能缓解发烧、头痛、胃痛、关节痛，茶应该趁热喝，越热越好。”1598年，在伦敦翻译出版了一部荷兰航海家和地理学家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的作品，其中详细描述了他在东印度的见闻以及日本人是如何泡茶和品茶的。到了17世纪，有关茶的论著迅速增加，1638年，31岁的荷兰医生科内利斯·邦特克用荷兰语撰写了面对大众的《茶——优异的草药》，对于茶的普及有很大的影响。此书第一部分的序言着重论述了“饮水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对于茶的担心、怀疑、错误认识”逐一加以驳斥、解释;第三部分按照身体部位讲“茶的效用”。最后是本书的主体“茶”，列出诸如茶是什么、应该怎样饮茶、最好的茶、茶的性质、适合于茶的水、可否长时间沸煮、煮水的工具、沏茶的工具、沏茶的方法等。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也指出，茶叶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大举进入英国并遍及许多人，这正好是由水传播的疾病消失，不再是人们死亡主要原因的时间点相契合。用煮沸的水来泡茶可以杀死水中大部分有害的细菌，它为大众提供了安全的饮用水。自英国16世纪开始对红茶推崇倍至并将其引种到其殖民地印度、锡兰以后，欧洲人习惯于在这种红色液体中加奶加糖再进行饮用。这种饮用方式使得茶的神秘属性减弱，而其极富营养、杀菌、廉价却给予人饱足感的实用性特征却大大提升，并在欧洲现代化工业革命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推动作用。
三、茶之味：“环境—人—物”的互动结果
从生长于山间的植物到杯盏中待人们品饮的茶汤，“茶”经历了漫长的自然生长周期与极为复杂的加工过程。“茶之味”的“呈现”(present)，是茶树所提供之物质材料(鲜叶)与人工技艺的相互作用。其中，土壤、阳光、朝向、温度、湿度、植株密度、雨水等自然环境因素是决定鲜叶质量的关键，而将“鲜叶”转化为“茶叶”则要靠人所持有的“技术”对“物”进行操纵和把握，茶叶的制作实际上是“环境—人—物”相互作用的结果。
对茶青特点的准确定位与处理赖于人们对本土环境的感知，这是一种在地化的(localized)、具身化的(embodied)、手工艺人的“经验世界”，并且这种经验性知识也只能与处于同一社区空间中的群体共享。因此，茶叶制作技艺一方面毫无疑问是属于储藏于茶工身体内的“个体知识”，以身体为技艺之储存载体，不能为外力所转移或剥夺;另一方面又是内嵌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及被环境所吸纳的，通过建立于共同的物质环境之上的共同经验与感官触觉，只有当地人才能够领会。
品茶，就纯粹文化上的意义而言，是一种完全个性化和实时性的行为。人们对茶的感知(perception)存在于身体器官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中，不仅不同的主体对同一款茶会有不同的感受(sensation)，即使同一主体在具体情景下对某一款茶的感官经验也是不可复制的。因此，品茶实际上是一个指向差异化和个性化的过程，人们在此过程中被鼓励表达各自差异性的感受。对于品茶的主体而言，当人们在消费和品评茶的味道时，实际上已经包括了两个阶段的“感知”过程：第一阶段是吸收与接受了前人及周围的人对于茶香的特殊感官经验解释——这种“吸收”通过多次饮茶实践已经转化为一种储藏于身体中的嵌入知识(embedded knowledge);第二阶段为运用这一套集体性的感官经验与语言逻辑表达个体在品茶时的独特身体感受。就茶这一客体而言，其“香味”的呈现也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茶工们通过技术手段作用于当地的自然环境与物质，从而使一种自然属性的植物叶子转化成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之茶叶，这是茶味之初现(present)，是“环境—人—物”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二阶段的过程则更为复杂，包括物质环境、身体器官、话语、市场价值、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调适互动。品茶，不仅仅是茶香传达给人体感觉器官的客观化的生物刺激，同时还包括着能动者身体经验通过一套给定的文化图标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这是茶味的再现(represent)，它是真实世界的反映(reflection of the real world)。
四、茶之博弈：宗教、战争与商贸活动
对茶叶消费的影响
从宗教信仰与茶饮的关系来看，饮茶习俗在中国的兴盛与道教和佛教的推动也有莫大的关系。魏晋南北朝饮茶的兴盛与道教服食丹药寻求精神刺激有关，因饮茶能带来使人精神振奋的直接生理反应，故将茶视为“多服、久服不伤人”的“上药”，而未提及饮茶过多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在寺院庙旁、山谷间遍种茶树。此后，饮茶的习俗与佛教的普遍流行相得益彰。关于茶树的来历，佛教教义系统中甚至有一个美妙的神话故事来建构饮茶与参禅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佛教传说故事中，佛祖菩提达摩禅定时竟然睡着了，羞愤交加的达摩割下了自己的眼皮，而那些落地的眼皮后来就变成了茶树。而此后参禅的僧人之所以能入定不寐，就靠了饮用这达摩眼皮化生的茶树制成的茶饮，并由此建构起“禅茶一味”的佛家饮茶哲学。
在医药治疗尚未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上古时期，具有治疗功效的茶很容易被神化且被视为珍品。周武王伐纣时(公元前1135年)就有将茶叶作为供品的记载。据《礼记·地官》记载，“掌荼”和“聚荼”以供丧事之用。到了春秋时代(公元前722年至前491年)，茶叶产量增加，茶的作用开始由祭品向食品过渡，即由祭祀祖先和神明的食品向日常食用的食品过渡。《晏子春秋》说：“婴相(公元前514年左右)齐景公(公元前547年至前489年)时，食脱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茗菜耳。”可见公元前6世纪初，茶叶已发展到既是极品又是菜食了。三国魏华佗《食论》说：“苦茗久食，益思意。”《诗疏》云：“椒树、茱萸，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其中以为食。”晋人傅咸《司隶教》说，“蜀妪作茶粥卖”。东晋郭璞注释《尔雅》：苦荼“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广雅》说，“饮茶时，用米汤浇覆之”。《广志》说，或以米和膏煎之。杨华《膳夫经手录》中云：“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
隋唐两代，茶叶逐渐从社会上层社交饮料和方外思禅之物转变为大众饮品，为社会广泛接受，茶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经济和文化作用凸现。西汉以降，国内茶业市场不断壮大，茶商人数随之不断增长。茶叶贸易的兴盛始于唐宋，至明清达到空前规模。唐代茶商的力量骤强，茶商的人数、资本和活动区域大大扩张。白居易《琵琶行》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之句，浮梁(今景德镇)就是当时国内茶商汇聚之地，而琵琶女之夫就是搞长途贩运的茶商。茶叶贸易的兴起也为唐朝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茶叶在唐代被列为与盐铁并重的专卖品，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开始征收茶税，从此茶税成为唐朝的重要财政来源，想来颇似今天烟草的地位。
从地理空间的分布来看，茶树的自然习性决定了其一般只能生长于南纬33°以北和北纬49°以南的地区。在中国，茶树最早发源于西南山区，制茶技术、饮茶习俗也最先发端兴盛于南方经济较繁荣地区。唐朝以前茶饮习俗的这种南北之分既是地理空间上的区分，也表现为族群空间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对峙。在传统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围绕着“十五寸雨量线”，南北方的对抗持续了两千余年。期间，或是游牧民族跨越长城，侵略和入主中原，或是卫青、霍去病、李靖等驰骋征战于漠北、阴山，双方虽不能以原有之文化形态去统一“他者”，但均未放弃文化和经济上的交往，而是形成了一种纷争其表，共存其内的密切关系。在梁任公所谓“中国之中国”形成过程中，原本作为经济作物的茶叶所起作用远远超出了作为单纯日用饮品，在文化涵化和传播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并成为文明发展的两大力量之纽带。茶叶贸易的繁荣，将南北方紧密地联系起来，双方的频繁互动，使南北方在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系突破政治和疆域的限制，为大一统的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助力。茶叶贸易作为古代中央王朝边疆政策一枚重要的棋子，为双方均势提供了平衡点。
然而，在没有茶树分布的北方，茶叶这一“南方之嘉木”在游牧民族中的待遇却经历了从“水厄”“酪奴”到“仙茗”，从被视之为一种灾难到最终成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之饮品的戏剧性转变过程。
《世说新语》载：“晋司徒长史王濛好饮荼。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王濛时任司徒长史，嗜茶，每逢家中有客人到，必劝人饮茶。但客人中很多是从北方南迁而来的士族，并不习惯南方的饮茶习俗，因而每次要去王濛家之前，都背地里苦笑说“今天又要遭水灾了”。从“水厄”一说中也可以看出，虽然在当时的江南地区，饮茶早已成为一种习俗并且有像王濛这样的“茶痴”，但却并不能为从北方迁来的人普遍接受。“水厄”因此成为茶的一种贬称和戏语。据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正觉寺》记载：(刘缟)专习茗饮，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讲的是彭城王元勰讽刺刘缟“为什么不像王侯将相那样喜好山珍海味，却偏好南方奴才喝苦水呢!”
(大明太祖第十七子朱权所著的《茶谱》中列出10种茶具)出自：中科绿华绿色建筑
茶在南方被不喜爱饮茶之人贬称为“水厄”，而在北方，北魏尚书令王肃更为茶戏贬为北方人经常食用的奶酪的奴隶——酪奴。《洛阳伽蓝记》云：“(王)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以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这段记载给了我们丰富的信息，一是可以看出当时南方和北方饮食殊易极大，但南北之间有交融，南方才学之士北上寻求施展政治抱负;二是北方人传统饮食为羊肉及奶酪，但此时茶尚未成为游牧民族消解油脂的必不可少的饮料;三是饮食与政治的关系。喜欢吃什么，怎么吃，如何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其实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关。因而，王肃的一番以食物对各国势力进行比喻的讨好回答起到了预期效果，引得孝文帝哈哈大笑并赞赏其才思敏捷。
但是没有多久，随着国内茶叶种植的扩大和饮茶之风的日益盛行，茶叶逐渐传入西部和北部边境，调整了游牧民族的饮食结构，“酪奴”“水厄”转而变成了“仙茗”。边境游牧民族长期以肉类和奶制品为主食，而茶叶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茶碱等，能补充游牧民族所缺少的果蔬营养成分，并能化解油脂。此外，饮用滚开的热茶，可以杀灭细菌，也就减少了肠道以及血液寄生虫感染的机会。因此，中原汉族作为生活调剂品的茶叶，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却像粮食和盐巴一样，成为生活必需品。一方面，由于北方的自然生态环境限制，不可能种植及加工茶叶，因而必须依靠从南方生产的茶叶。另一方面，自战国赵武灵王效仿游牧族群胡服骑射后，灵活机动的骑兵开始在战场上取代了笨重的战车，马匹在古代战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中原汉人建立的政权要想与北方游牧族群的骑兵部队相抗衡就必须获得马匹。但是对汉人政权而言，马匹这种如此重要的战略物资却多产于西部和北部边疆的少数民族聚居的牧区。南北双方相互的需求由此产生了茶马互市制度。“茶马互市”初始多使用金帛。有唐代，茶业贸易成为唐朝廷充实边防，“以茶制边”的重要物资。两宋期间，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辽、金、西夏战事频仍，军队对马匹的需要更为迫切，以茶易马成为关系到宋朝存亡之要务，故宋设茶马司专司其职。据记载，宋代每年与边境民族易马达两万匹。蒙元政权统治中原时期，原本出于军事需要的茶马贸易暂时中断。明代，蒙古政权虽被逐，但其在北疆的势力仍然强大且当时西北诸蕃尚多观望的情况又使得明王朝不得不恢复茶马贸易。明初，中央政府在西北设茶马司，并参唐宋茶法，制较完善茶法。“明茶法有三，曰商茶，曰官茶，曰贡茶。商茶输课给引略如盐制，官茶贮边易马若征课钞，贡茶则上供同也。”可见，商茶和官茶乃是茶马互市的重心所在。
结语
茶叶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之物”，在人们消费其使用价值的同时，也被编织进社会的价值系统和文化实践当中。茶之名、茶之用、茶之味无一不是茶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在接纳茶叶的各社会群体中，随时间的流逝，茶叶承担了不尽相同的社会功能。茶叶在帝制中国的财政税收、华夷互动、族群认同、朝贡体系的维系等方面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它既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也成为近代中国进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各国竞相追逐的重要物资。宗教、战争与近代商贸活动对今天茶叶在全球范围内的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
(来源：《民俗学论坛》，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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