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地处北纬29-33度，是世界公认的优良茶树生长黄金地带。湖北茶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是“万里茶道”重要的茶源区和集散地，也是茶圣陆羽的故乡。陆羽是唐朝复州竟陵人，即今湖北天门人。他一生嗜茶，精于茶道，著有世界上第一本茶叶专著《茶经》，其本人也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陆羽的《茶经》是唐代茶文化滋养出的硕果和菁华，其非凡成就和崇高地位，反过来又助推唐代茶文化迈入“灼灼其华”的繁盛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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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其人
陆羽，名疾，字鸿渐，又字季疵，唐代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其事迹在《新唐书》《文苑英华》《唐才子传》《全唐文》等文献中有所记载。陆羽的著作颇丰，据陆羽《陆文学自传》上元辛丑(761年)之时所录，其诗词作品有《四悲诗》《天之未明赋》，书稿有《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湖州刺史记》一卷、《茶经》三卷、《占梦》三卷等。不过以上作品大部分已散佚只存部分内容，唯有《茶经》三卷完整存世。
从陆羽活动的地域空间范围来看，其人生轨迹大致可以分为湖北竟陵、浙江湖州和隐居周游三个阶段，分别对应陆羽的成长时期、创作旺盛期和晚年时期。
陆羽原是孤儿，被弃置于竟陵西门外西湖畔，被当地寺庙智积禅师抚养长大。他在自传中记录了自己的这段经历，并解释了自己的姓名来源：“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诸水滨，畜之。既长，以《易》自筮，得‘蹇之渐’，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取鸿雁在陆地上空盘旋、开始着陆之意，故自名陆羽，字鸿渐。
陆羽成长于寺庙，到9岁时从智积禅师处获得一些佛经，智积禅师希望他学习。虽然陆羽本人成长期受到佛教寺院影响很大，不过当时的陆羽对佛教相对而言表现得不是特别热衷，他更想要去学孔孟之道。智积禅师对此起初是不理解的，就安排陆羽做一些杂役，希望这些工作能够锻炼陆羽的心性。陆羽早期学书缺纸，就以竹子在牛背上写写画画来练习写字，并向周围一些有学问的人请教。到了10岁时，陆羽离开了寺庙，去参加演出，主要是四处游走，表演为市井社会喜闻乐见的木偶、参军、藏珠等戏，主要以插科打诨、玩笑戏谑为特征。虽然此行在当时被视为贱业，但是陆羽做这一行仍旧十分认真，他曾著《谑谈》三篇，不过这些内容也失传了。后来智积禅师找到了陆羽，“今从尔所欲，可捐乐工书”，也认可了陆羽的选择。虽然陆羽的人生轨迹跟智积禅师所希望的有较大不同，但是陆羽对收养他的智积禅师始终有感恩之心。多年之后，智积禅师去世消息传到隐居江南的陆羽处，他作《六羡歌》以怀之，《唐国史补》载：“羽少事竟陵禅师智积。异日在他处闻禅师去世，哭之甚哀，乃作诗寄情，其略曰：‘不羡白玉盏，不羡黄金罍，亦不羡朝入省，亦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到了公元746年，曾任河南尹的李齐物被贬谪到竟陵。李齐物在竟陵参加郢人的沧浪酺会(唐人在春日的一种宴饮活动)，其时遇到任“伶正之师”的陆羽。李齐物对陆羽极为赏识，捉手拊背，亲授诗集，后介绍陆羽到竟陵之北的火门山邹夫子处读书，从此陆羽结束了流浪生活，也由此正式开始系统地学习儒家经典著作。后世学者推测，陆羽在这一段学习期间也走访了附近的茶区，了解茶的生产、饮用等方面的信息和资料，研究品评当地水质。
经过此后大约六年的学习，公元752年，陆羽又结识了贬谪竟陵的礼部郎中崔国辅。崔国辅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文士，陆羽与其相谈甚欢。随后三年时间里，两人在竟陵周边地区的义阳(今河南信阳一带)，西至巴山、峡川(今湖北宜昌)等地周游，我们推测陆羽在这一时期可能对当地产茶区的情况有深入了解。
青年时期的陆羽可谓磨砺多艰，同时也逐步发展了其儒释道合一的文化思想，而且也是他认知和习茶的肇始。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战乱波及之下陆羽也离开竟陵。至德初年(公元756年)，陆羽沿长江而下，途经鄂州、黄州等地，流落到吴兴(今浙江杭州)，这一时期他作《四悲诗》，对自己的命运转折和唐王朝的由盛转衰表达了隐忧。当时江南有众多来自北方及中部地区的士子文人来此避难，他们在江浙一带汇集并形成了新的文化中心，身处其中的陆羽，其交游空间也得到大大拓展，这成了他重要的人生转捩点。据不完全统计，陆羽这一时期在湖州交往的人士，在典籍中可查到的有60人之多，间接交往的人达上百之多。我把陆羽的交往圈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宗教人士，以皎然、张志和、李冶等为代表;二是隐居高洁之士，包括顾况、孟郊、怀素等人;三是士大夫文人，代表人物包括颜真卿、皇甫冉皇甫曾兄弟、袁高、刘长卿等。他们在湖州地区举办过很多次茶会，通过扩大自己的“朋友圈”，陆羽得以扩展了知识渠道;同时江浙地区也是核心产茶区，这对陆羽的茶叶知识积累也是非常重要的。
到了唐肃宗上元年间，陆羽“结庐于苕溪之湄，闭关对书”，终日道家打扮：“随身惟纱巾、藤鞵、短褐、犊鼻”，纵情于山水之间，“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
《茶经》何以为开创之书
陆羽的《茶经》是一部开创之书，唐末诗人皮日休在《茶中杂咏序》中评价《茶经》“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认为《茶经》分清了饮茶的源流，确定了制茶基本工具，教导人如何制作高品质茶叶，设定了饮茶整套器具，还确立了煮茶的方式。《茶经》因此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唐代及唐代以前有关茶事的综合性茶学著作，而且是最早、最全和最完整的。《茶经》同时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百科全书，对我国乃至世界茶叶的开发以及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茶经》全书7000余字，分为上中下3卷，共10章节。《茶经》系统地总结了唐代中期以前茶叶发展、生产、加工、品饮等方面的情形，并深入发掘饮茶的文化内涵，从而将饮茶从日常生活习惯提升到了艺术和审美的层次。
具体来说，上卷三节分为“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一之源”，主要论述茶的起源、名称、品质，介绍茶树的形态特征、茶叶品质与土壤的关系，指出茶叶的栽培方法、品质鉴别、颜色与形状、生态环境以及饮茶的生理保健功能等。比如今天大家看到的“茶”字，实际在陆羽之前多被古人写作“荼”字，自唐朝开元年间开始，时人逐渐开始使用“茶”字，陆羽在此基础上撰写《茶经》，其中行文全部使用“茶”字，由于《茶经》的影响力广泛，从此“茶”字的地位被确定了下来。而且陆羽在这一节中提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认为茶能够涵养人的品格，“精行俭德”从此成为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思想。“二之具”，主要介绍采茶的19种用具，详细说明制作饼茶所需各种工具的名称、材质、规格和使用方法等。“三之造”主要讲茶叶的种类和采制方法，说明了采茶的具体要求，逐一分析了茶叶制作蒸、捣、拍、烘、穿、封等6道工序，并提出饼茶按外形和色泽等不同等级分类的依据。在陆羽之前，古人很长时期里喝茶采取的方式是混饮式的羹饮，在茶叶里放入葱、姜、蒜、桂皮之类再煮成羹状。而陆羽在《茶经》里提出要把茶叶本身当作单独的品饮对象来饮用，不要混饮。当然他这一时期的饮茶法跟现在我们的冲泡法还有很大不同。
中卷一节，为“四之器”。该节主要论述风炉(灰承)、筥、炭挝、火筴、鍑、交床、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筴、鹾簋、碗、熟盂、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都篮等煮茶和饮茶器皿的材质、尺寸、功能及使用方法等。
下卷六节，分别为“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五之煮”，主要介绍煮茶的方法，品评各地水质宜茶情况的优劣，叙述茶汤调制，讲述烤茶的方法和烤炙、煮茶的燃料，剖析泡茶用水和煮茶火候，观察煮沸之法对茶汤色香味的影响，提出茶汤的精髓和神味。“六之饮”，叙述饮茶风尚的起源、传播和饮茶习俗，提出饮茶的注意事项和各种禁忌。“七之事”，叙述茶的故事、产地和功效，系统地搜集整理了唐代以前与茶有关的历史资料、传说、掌故、诗词、杂文、药方等。“八之出”，评价各地所产茶之优劣，将唐代全国茶叶生产区域划分为八大茶区，又对每一茶区茶叶的等级做了详细区分。“九之略”，是对之前煮茶饮茶器皿的一个补充，之前所列是正常情况下应使用的器皿，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哪些煮茶、饮茶器皿是可以省略的。
第十节“十之图”体现的是陆羽的自信，陆羽认为自己所撰《茶经》必然在后世不朽，所以他提出人们应该把《茶经》所述内容以白绢绘成图，悬挂于墙上便于观看，这说的是《茶经》的传播方式和途径。
关于《茶经》的成书时间，学界素有争论，大致有四种说法。第一说公元761年，这一年陆羽上元辛丑作《陆文学自传》，其中提到“茶经三卷”。第二说是公元764年，因为《茶经》中提到陆羽自制风炉，其足铭文有“圣唐灭胡明年铸”，这里提及的历史事件是公元763年唐军讨灭了“安史之乱”的最后一股势力史朝义。根据铭文判断，此风炉铸于“安史之乱”平叛的次年，即公元764年，因此有人认为《茶经》最早成书于同年，不过我推测这也可能说明《茶经》成书之后在公元764年经历过一次修订。第三说是公元775年。年代推断依据源自唐代笔记《封氏闻见记》中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遇陆羽著《茶经》一事之记载。第四说是公元780年，认为《茶经》最终刊刻付梓成书应是在公元780年前后。我们该如何理解《茶经》成书时间的“四说”呢?唐代书籍印刷方面虽有了雕版印刷，不过在陆羽生活的年代，《茶经》成书后的传播仍以抄书为主，无论是公元761年、764年还是775年，都可能确实存在过陆羽自撰版本、修订版本，以及不同人对《茶经》的手抄版本，而在公元780年前后，《茶经》的最终印刷版本终于确定下来。根据中国社科院沈冬梅研究员对《茶经》的考证，《茶经》在中国古代先后刊刻出版过60多个版本。
《茶经》在海外的传播也十分广泛。在日本，据京都大学森鹿三教授《中国茶书的日本传入》一文称，公元1191年7月荣西从宋国携带其手写的《茶经》入日本，是为《茶经》引入日本之开端。大阪大学布目潮沨教授认为明代万历年间日本开始出版《茶经》的单行本，公元1692年的《广益书籍目录》录有春秋馆发行的《茶经》两册，这是最早的日语版本《茶经》。截至目前，日本《茶经》版本已达20多种。日本之外，《茶经》流传最广的国家是韩国。韩国有茶文化本、崔凡述韩国之茶道本、韩雄斌茶文化之研究资料本、徐延柱茶经本、金荣学韩国茶文化本、李圭正茶经刊本、金明培茶经刊本等。另外，美国有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本、弗朗西斯·卡朋特(Francis Carpenter)的《茶经》本(Little & Brown Company，1974年)，英国有大百科全书本，意大利有马克的《陆羽茶经》本，另外法国和德国也有《茶经》译本。由此可见，《茶经》在国际上也很受欢迎。
“茶神”“茶仙”
陆羽及所著《茶经》在唐代就已经有很大影响，唐人笔记中也记载了一些相关的故事。中唐张又新著《煎茶水记》中有一段记载：
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维扬，逢陆处士鸿渐。李素熟陆名，有倾盖之欢，因之赴郡，至扬子驿。将食，李曰：“陆君善于茶，盖天下闻名矣。况扬子南零水又殊绝，今日二妙千载一遇，何旷之乎!”命军士谨信者，挈瓶操舟，深诣南零，陆利器以俟之。俄水至，陆以杓扬其水曰：“江则江矣，非南零者，似临岸之水。”使曰：“某棹舟深入，见者累百，敢虚绐乎?”陆不言，既而倾诸盆，至半，陆遽止之，又以杓扬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骇，驰下曰：“某自南零赍至岸，舟荡覆半，惧其尠，挹岸水增之。处士之鉴，神鉴也，其敢隐焉!”李与宾从数十人皆大骇愕。
此故事说的是当时的官员李季卿在江南遇到陆羽，两人商量着要喝好茶，又久闻当地扬子江南零水煮茶最好，于是李季卿派一名军士前去打水。军士乘舟到南零处打水，返程时舟近岸处遇到波涛颠簸，南零水洒了近半，军士既恐任务有失，又惫懒不愿返回补水，于是就在近岸处舀水充数。军士携水返回后陆羽以勺扬水观之，说这是扬子江水，却不是扬子江南零水，军士自然强辩，不肯承认。陆羽直接把水盆倾倒一半，然后又以勺观之，说这些才是南零之水。陆羽所断，与军士所为严丝合缝，军士大惊之下只好坦白了自己的过错。如果从史实来判断，我认为这个故事有80%以上概率是假的，这是唐代流传的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陆羽“段子”。这个故事是为了显示陆羽的“鉴水”神通。但是这个故事的流传，也说明了唐人对陆羽茶之贡献的认可程度。
唐人对陆羽的推崇，还体现在唐代流传的陆羽成神传说。唐人李肇《唐国史补》记载了一则神事：
江南有驿吏，以干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曰：“驿中已理，请一阅之。”刺史乃往，初见一室，署云“酒库”，诸酝毕熟，其外画一神。刺史问：“何也?”答曰：“杜康。”刺史曰：“公有余也。”又一室，署云“茶库”，诸茗毕贮，复有一神。问曰：“何?”曰：“陆鸿渐也。”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库”，诸菹毕备，亦有一神。问曰：“何?”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这个段子说的是当时的江南以杜康为酒神、陆羽为茶神、蔡邕为菹神。这说明陆羽在唐代后期不仅地位很高，甚至被奉为茶业图腾。陆羽在唐代的这种神化趋势，在历史文献中也得到了印证：
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新唐书》)
巩县陶者，多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唐国史补》)
羽嗜茶，造妙理，著《茶经》三卷，言茶之原、之法、之具，时号“茶仙”，天下益知饮茶矣。鬻茶家以瓷陶羽形，祀为神，买十茶器，得一鸿渐。(《唐才子传》)
值得注意的是，《唐国史补》中记录的给陆羽瓷像浇灌茶水的做法，似为今日茶宠的原型。《唐才子传》中的陆羽像更是成为茶业买卖的促销赠品，侧面也说明陆羽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还有一个关于陆羽“神通”的段子。北宋董逌在《陆羽点茶图跋》中说：
竟陵大师积公嗜茶久，非渐儿煎奉不向口。羽出游江湖四五载，师绝于茶味。代宗召师入内供奉，命宫人善茶者烹以饷，师一啜而罢。帝疑其诈，令人私访，得羽，召入。翌日，赐师斋，密令羽煎茗，遗之师。捧瓯喜动颜色，且赏且啜，一举而尽。上使问之，师曰：“此茶有似渐儿所为者。”帝由是叹师知茶，出羽见之。
这个故事说的是唐代宗邀竟陵智积禅师入宫供奉。代宗命宫中善茶者奉茶，智积禅师接过来只喝一口就不喝了。原来智积禅师嗜茶虽久，但是以前都是他所抚养的陆羽给他煮茶，陆羽离开竟陵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够提供满足智积禅师口味的茶了。代宗得知此事后并不相信，于是派人访来陆羽入宫。又一天奉茶时，密令陆羽煮茶，茶上来之后，智积禅师表现与以往大不同，他捧着茶看了看就兴高采烈起来，一边观赏一边喝，全都喝掉之后说，这茶很像我家陆羽所煮。这个段子也是与史实相悖，之前我们说过，陆羽离开竟陵之后，与智积禅师再未相见。但是通过这样的故事，不仅显示了智积禅师陆羽师徒情深，也强调了陆羽煎茶是独一无二的。这也说明，唐人对陆羽的推崇，延续到了宋代。
不仅至宋，延至明清，古人对陆羽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明代陈文烛《茶经》序有云：“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稷树艺五谷而天下知食，羽辨水煮茶而天下之饮。羽之功不在稷下，虽与稷并祀可也。”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言茶者莫精于羽，其文亦朴雅有古意。”
随着《茶经》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陆羽之于茶的地位也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日本美术评论家冈仓天心曾评价陆羽：“我们的第一个茶的改革家是八世纪中叶的陆羽。他生于释、道、儒三教寻求相互融会贯通的时代。那个时代泛神论的象征主义教人们从一个特殊的现象中寻求整个宇宙的反映。诗人陆羽从饮茶的仪式中看出了支配整个世界的同一个和谐和秩序。在他的伟大著作《茶经》中，他制定了茶道。从那时起，他就被崇拜为中国茶商的保护神。”美国茶学专家威廉·乌克斯则评价说：“自此陆羽成名，其所成就，在其国内实属罕见，茶业界崇奉其为祖师，……无人能否认陆羽之崇高地位。”
唐代茶文化生活
我认为，唐代已经形成了茶文化的范式。这个范式的形成，得益于唐代饮茶的风行。唐代饮茶风气遍及南北，流于边疆塞外，并向域外传播。
唐人封演的笔记《封氏闻见记》中记载：“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当时唐代社会各阶层饮茶的风气都很兴盛，上至宫廷、官员、文人，下至城乡百姓，均热衷于饮茶。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记载，当时黄河流域一带关西、山东等地，闾阎村落之百姓皆吃茶，甚至超过了对食物的欲望，“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当时唐朝皇宫中饮茶之风也是如此，唐朝诗人张文规《湖州贡焙新茶》有云：“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描述的就是吴兴新产紫笋贡茶被快马加鞭送来京城的情景。大家如果未来有机会去陕西法门寺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出土的唐僖宗供奉的全套御用茶具，这套茶具金银质地，极其精美。唐代君主为了巩固君臣关系，也经常赐茶给大臣，大臣获赐要写表谢茶，当时有武官自己完成不了谢表，还要请人代写。唐代文人也经常互赠新茶，举行茶会。
茶风的盛行也带来了城市乡村中的茶业兴起。中晚唐时期日本和尚圆仁入中土求佛法，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录其行迹，其中就记载他进入一个村庄后村里人会供茶给他饮用，而这样的村庄在他的行记中出现了将近十个。而城市中的茶馆也出现了。不仅在当时的中原地区，茶叶在回鹘、吐蕃、南诏等地也广受欢迎，一些地方甚至到了“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程度。当时的朝鲜、日本、越南以及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开始接受饮茶风俗。饮茶风尚的传播为茶叶的生产和贸易提供了发展动力。
唐代早期及之前，人们最普遍饮用的是野生茶，大家认为人工培育的不如野生的茶。随着茶风在唐代的流行，野生茶的产量较少，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而人工培育的茶不仅产量充足而且滋味更加醇厚，因此获得了更多人的青睐。陆羽《茶经》在“八之出”中载茶叶产地共8道43州44县，这反映了唐代中期茶叶生产情况。根据后世学者考证，唐代最多时有98个州郡，也就是说，接近总数1/3的地方都有产茶，我们现在的茶叶生产格局基本在唐代就已经成型了。
唐代的茶叶贸易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茶叶作为消费品具有特殊性，它的产地和消费地不是重合的，当时北方饮茶消费人口更多，而南方产茶剩余较多可以输送，遂形成了“南茶北运”的商贸格局，出现了行商和坐商、官商和私商等群体。由于茶叶的单位价值较高，成为当时理想的长途大宗贸易商品，于是唐代浮梁、歙州等地成了国际性的茶叶交易中心，形成了茶区贸易市场、草市贸易市场、城市贸易市场、边疆贸易市场等不同层级市场，并各自承担相应功能，共同构成了唐代茶叶贸易流通网络体系。茶叶贸易可以获得巨额利润，一些茶商因此成为富商大贾。
在茶艺的定型化方面，陆羽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将茶艺定型化：通过采、蒸、捣、拍、焙、穿、藏等七个工序制作团饼茶，讲究“采时精，造时洁”;烹茶有取水、炙茶、碾茶、罗茶、取火、烹煮等环节，各节皆有法度和规矩;品茗则赏汤形、观茶色、识茶香、品茶味、赏茶具、悟意境，处处充满美感。在频繁的茶艺活动中，唐人逐渐摆脱了前朝茗饮原始粗糙的习气，用艺术气息点缀于日常生活，以达到物与我的交融、天与人的合一。茶道思想初步形成，为茶文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唐代儒、释、道各家繁荣鼎盛，茶文化浸淫于诸家思想并充分地汲取了滋养。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最早提出茶道思想：“孰知茶道全而真，惟有丹丘得如此。”之后，裴汶《茶述》、元稹《茶》、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诗文中又进一步阐发了茶道。
茶不仅融入唐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还激发了唐代士子文人的情思和审美，中唐以后，越来越多的诗歌、小说等把茶作为主角来抒写。从统计来看，唐代以前的茶诗寥寥无几，而在唐代，这种情形为之一变。就数量而言，《全唐诗》诗名中含有“茶”或“茗”的有109首，多是以茶为歌咏对象的诗歌。而从诗歌内容分析，含有“茶”字的诗歌394首，含有“茗”字的诗歌153首，两者共计547首。从历史发展序列来看，茶诗呈现快速增多的趋势，唐代前期无人写茶诗，唐代中期共58人创作158首茶诗，唐代后期共55人创作233首茶诗。这一时期的茶诗，不仅数量上实现了突破，创作质量也颇为上乘，不仅种类齐全，在不同时期风格也多有变化。盛唐茶诗以五言律诗为主，中晚唐古诗、绝句、律诗兼备，体裁广泛，五言、七言、杂言等句式并存。从诗歌旨趣方面看，唐代茶诗呈现的是攒天地于尺牍、容时光于瞬间，体现的是轻松、细腻、活泼、自由且易于亲近的气氛。
这一时期，茶也与小说戏剧进一步结合。记录唐人事迹的作品中，冯贽的《云仙杂记》、尉迟偓的《中朝故事》、刘肃的《大唐新语》、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苏鄂的《杜阳杂编》、王定保的《唐摭言》、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佚名的《玉泉子》等，都记载了不少唐人茶事。在唐代，茶还与绘画、书法、碑文、雕绘等艺术门类深度融合。比如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佚名《宫乐图》和周昉《调琴啜茗图》、草书书法家怀素《苦笋贴》等，进一步增加了艺术气息。
小结
综上所述，陆羽《茶经》是唐代茶文化滋养出的硕果和菁华，因其非凡成就和崇高地位，反过来又助推唐代茶文化迈入“灼灼其华”的繁盛景象。我认为陆羽和他的《茶经》为茶文化带来了三重“革命”：首先是学理“革命”，他把前人在产茶、制茶、煮茶、饮茶等各领域的经验加以总结，并上升到了系统的知识和理论层面;其次是程式“革命”，陆羽的贡献让茶叶的采摘、制作、品饮等都有了规制可循;最后是茶人“革命”，陆羽促进了茶与人的品性和道德气脉相通，至今我们都可以通过茶来修身养性。
最后我想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所见所闻，分享自己的一个想法：千年之前，出生于湖北的年轻人陆羽开启了中国茶的一个全新时代;而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历史悠久的中国茶，它值得期待的未来落在了在座各位年轻人身上。
作者 | 宋时磊
来源 |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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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达斋 录 原创作者：余悦
中国国际茶文化创始会长王家扬先生关于《大美中国茶》"图说"系列的序言推送后，引起了读者对这套丛书的极大兴趣。现征得丛书主编余悦研究员同意，特转发《图说中国茶》一书。该书出版于2014年，却写作完成在10多年前。今天推送的是该书第一章第二节："唐代：茶文化的定型"。这节用简洁的文字，介绍了唐代茶文化的盛况与特点，阐述了为什么把这个时期称为"茶文化的定型"时代。
唐代：茶文化定型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前行的轨迹，茶文化也有其嬗变的历程，诸如酝酿期、萌芽期等。而茶文化的定型，则在中国文化呈现万气象的唐代。
唐开元年间，由唐玄宗作序而颁行的《开元文字音义》正式确定了“茶”字。唐代茶叶及茶文化的兴起，和整个唐代经济、文化昌盛是紧密相关的，当然也离不开茶事的普及、茶艺的提高、茶学的繁荣等这几个前提条件。
茶事兴盛的客观条件，是茶叶种植业的扩大发展。唐代茶树的人工栽培种植技术得到普遍的推广，茶叶的加工技术也有较大发展。从陆羽《茶经》和唐代其他文献记载来看，当时，全国种植茶树的地方为八大茶区，遍及43个州郡，即今天的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14个省区，几乎相当于我国近代产茶地区。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产量也随之大幅提高，据陈椽《茶业通史》估算，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全国产茶200万担，人均达3.64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同时，制茶工艺有了突破，发明了蒸青绿茶，而且规定了严格的制茶工序，如“采、蒸、捣、拍、焙、穿、封”等。唐时，随着制茶工艺的提高，出现了许多色香味俱佳的名茶，诸如剑南蒙顶山茶、东川的神泉小团、峡州的碧涧明月等，甚至出现了贡品湖州紫笋茶和常州阳羡茶。
茶叶产量的巨增，茶叶制作的突破，也和当时饮茶习俗的普遍化有关，茶不再单纯作为药品、祭品的形式出现，也不再是贵族士大夫所特有的享受品，此时饮茶已蔚然成风，出现了“比屋之饮”的局面。封演《封氏闻见证》写得更详细：“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雾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由此可见，唐代饮茶已经普及全国南北各地，成为具有文化意味的嗜好。
随着饮茶风尚的日益传播，饮茶的方法也有较大的改进，开始注意茶叶的质量，讲究水的选择，同时对烹煮方法和烹煮环境也越来越讲究。
比如：唐人已开始追求茶的形、色、香、味，按陆羽《茶经》中对八大茶区的评定，天下茶分上、中、下三等;而且根据土质、气候、生长条件的优劣，明确指出“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还具体到“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
水的讲究主要在清、洁、轻、甘、冽这几个方面，《茶经》中就界定“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和陆羽生活时代稍后的张又新著有《煎茶水记》，列有天下二十名水的次第。虽然后来有人对这二十次序有所质疑，认为与陆羽《茶经》观点不符，但无论如何，《煎茶水记》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加深了对茶艺中水的作用的认识。
唐以前，茶具与食具是混用的，即使有饮用的器具也不甚讲究，形制并不统一，是陆羽创造性地提出了“香茶配佳器”的要义。他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发明、制作和规范茶具为“二十四器”，包括煮茶、饮茶、炙茶、贮茶等用具及其附件，还详细介绍了每件器具的作用，以及用材、尺寸、式样等。《茶经》中所记述的专门茶具，是中国茶具发展史上最早、最完整的记录，也是对全国茶具的一次统一，还是对茶具的一次划时代的提高和发展。
唐代茶文化从形成到定型，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征：
一是唐诗中出现了一批脍灸人口的茶诗。唐代饮茶之风的兴盛，也进入了文人雅士的生活，反映到文学上，就是茶诗的大量出现。像陆羽、皎然、皇甫皇、颜真卿、皇甫冉、刘长卿、钱起、卢纶等著名茶人，都写下了咏茶诗篇。就是当时许多彪炳诗坛的大家，如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杜牧、温庭筠、皮日休等，也留下不少茶诗佳构。
《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其中有“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诗中通过饮茶七碗茶不同的感受，把茶提神醒脑，激发文思，净化灵魂，与天地宇宙交融、凝聚万象的功能描绘得淋漓尽致。
大诗人白居易也把茶引为知己，作过五十多首咏茶诗。他的人生追求在茶诗中也得以体现：“雾通行止长相伴”，无论雾通行止，皆以琴茶相伴;“尽日一餐茶两碗，更无所要到明朝”，这才是闲居生活的境界。茶为诗助兴，诗为茶扬名，成为唐代茶文化的一大奇观。
二是出现了文化属性不同的饮茶圈，大致分为文人、僧侣、大众以及宫廷这四个圈子。文人茶文化圈的主体，是活跃在文坛的诗人和文学家，包括画家、书法家、音乐家等，茶能形成一种文化，能成为众人喜爱的饮品，饮茶习俗的流行，这些文人士大夫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僧侣茶文化圈的主体是生活在寺庙中的僧人。
唐代饮茶风气的盛行，与寺院的倡导与践行是分不开的。僧人吃斋念佛、青灯苦修，饮茶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体悟佛性的“方便法厅”。大众茶文化圈的主体是平民百姓，贩夫走卒等。流汗出力，粗茶淡饭，融进了他们的生命。正是大众率真、率性的表露，使茶文化有了坚实的基石和活力的朴素。
宫廷茶文化圈的构成是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以及围绕在他们周边的达官贵人。在他们追求茶的高贵、器的价高、水的名珍、品的华彩的作用下，茶文化既走向精致、精彩、精当，又以其过度的表现成为穷奢极欲的祸害，以至进贡茶的朝廷命官袁高也发出了“茫茫沧海间，丹愤何由申”的慨叹。
谈及唐代茶文化，作为定型期的标志之一，就是出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陆羽，以及他所著的中国茶学的开山之作，也是世界上第一本茶书的《茶经》。因为只有这时，中国茶文化的基本架构并借助文字的载体向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久远的时间传播。
陆羽(公元733—804年)，唐代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字鸿渐，自称桑苎翁，又号竟陵子。时隔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有关他的身世早已湮没难辨，留给我们的只有极少数的史料。但是，对陆羽为茶学所作的巨大贡献，人们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我国历史上的茶人，无论文人、释道，达官显贵、甚至帝王，无不知陆羽之名，民间也尊称他为“茶神”、“茶圣”、“茶仙”。
而《茶经》自问世以来，在唐代即为人注目，《封氏闻见记》中有“楚人陆鸿渐为<茶论>……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的记录;北宋诗人梅尧臣诗中也有“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的句子;宋代陈师道在《茶经》序中说：“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国外学者也有这方面的评述，英国人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说：“中国学者陆羽著述第一部完全关于茶叶的书籍，于是在当时中国农家以及世界有关者，俱受其惠……故无人能否认陆羽的崇高地位。”
时至今日，《茶经》仍然是一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茶人最爱的茶书。除中文本外，《茶经》还有英文、日文、韩文等多种译本，受到世界的欢迎。
《茶经》成书的时间，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比较普遍的意见是：为避“安史之乱”，唐至德元年(公元756年)，时年24岁的陆羽背景离乡，流落江南，最后定居浙江湖洲。他研究茶事，积十年心得，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至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撰写《茶经》初稿，后补充修订，于唐化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刻印问世。分3卷10节，约7000余字。
第一卷：一之源，讲茶的起源、茶的性状、名称和品质;二之具，谈采茶、制茶的用具;三之造，谈茶叶的种类和采制方法。卷中：四之器，介绍煮茶、饮茶的器具;卷下：五之煮，讲煮茶的方法、各地水质的品第;六之饮，介绍饮茶风俗和饮茶方法;七之事，汇录唐前历代文献有关茶的故事和药效;八之出，介绍全国名茶产地和茶叶品质高低;九之略，论述在特殊环境下可以省略一些制茶工具和饮茶器具;十之图，提出把《茶经》所述的内容抄在素绢上张挂起来，以便日常学习记用。
《茶经》虽然文字不多，内容却广泛而精当，对生产和饮茶风气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虽然一千多年来，茶叶生产和茶文化状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陆羽《茶经》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最完备的综合性茶学著作，成为历代和当今必读的经典。
唐代茶政和宫廷茶俗
的形成与发展
唐代前期，茶业还没有多大发展，茶利也不显著，所以官府对茶也没有课税和形成什么固定的政策。中唐以后，随茶叶生产和贸易的空前发展，不但在茶叶文化和饮茶习俗上有不少发展，且在原来所没有的茶政、茶法上，也获得了一系列的建设和发展。
首先从茶的赋税制度来说。在唐·大历（766-779）以前，我国茶叶还只有土贡而没有赋税。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贡茶的州郡，主要有怀州河内郡（治位今河南济源），峡州夷陵郡（今湖北宜昌），归州巴东郡（今湖北秭归）、夔州云安郡（今四川奉节）、金州汉阴郡（今陕西汉阴）、兴元府汉中郡（今陕西南郑）、寿州寿春郡（今安徽寿县），庐州庐江郡（今安徽合肥）、蕲州蕲春郡、常州晋陵郡、湖州吴兴郡、睦州新安郡、福州长乐郡、饶州鄱阳郡、溪州灵溪郡（今湖南龙山）、雅州庐山郡（今四川雅安）等地。
这里都是用的州名，但实际往往是该州某一二个县产茶，州治所在地和其他多数县并不产茶。如常州晋陵郡，其茶实际就主要出在宜兴。另外，这些地区的贡茶，多数始于大历以前，但可能也有一些是贞元税茶以后入贡的。如《通典》载，安康郡贡茶一斤，夷陵郡贡茶二百五十斤，灵溪郡贡茶芽二百斤；其所说安康、夷陵和灵溪的贡茶，就当是天宝以前的事情。
这种贡茶，有的虽有定额，但似乎在唐代前期，还未形成一种定制。据研究，关于贡茶的一些制度和规定，是随贡焙建立以后才逐渐严格和完善起来的。开元以后，在北方饮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我国宫廷用茶的数量，也日增一日，已非一般地方贡献所能满足，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生产皇室用茶的场所，这样，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专门贡焙-——常州义兴和湖州长兴间的顾渚贡焙。
关于顾渚贡焙的缘起，《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有这样一段记载：
“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徵献渐广，遂为任土之质。”
茶舍是顾渚贡焙之前宜兴采办贡茶之处。长兴“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宜兴）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
这就是说，顾渚贡焙，是大历五年长兴县与当时义兴均贡才专门设立的。义兴贡茶，最初只进“万两”，后来愈贡愈多，以至如有的史籍所载，“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贡额一多，所付劳役也多，所以《元和郡县志》中又载：
“贞元已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
顾渚贡茶，是加在长兴和宜兴先民身上的一项沉重负担。曾任浙西观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亲自督造贡茶的过程中，体察到贡茶的艰辛，一次在起贡时，袁高专作《茶山诗》一首，力陈贡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谏君。其诗中有“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造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等悲愤凄凉之句。
关于揭露贡茶严酷的诗作，还有如李郢的《茶山贡焙歌》等，其诗句“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等句，这些从另一个角度，诉说贡茶限时限刻，必须在清明前三天贡到京城的艰难。唐代茶叶，有“蒙顶第一，顾渚第二”之说，那么，贡焙为什么不设在蒙顶而设在顾渚呢？蜀道难行，这可能主要是为清明前要赶送到京城的关系。
贡茶，实质上也是一种赋税。如上面《新唐书》记及的贡茶，就是一种实物税；而顾渚贡茶，则是带有一种劳役性质的赋税。但是，真正课收茶税，还是德宗李适统治期间的事情。
建中三年（782），为筹措常平仓本钱，赵赞上言“收贮斛斗匹段丝麻，候贵则下贾出卖，贱则加估收糴，权轻重以利民。从之”。于是赵赞“乃於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
这也是我国文献中最早的税茶记载。课征茶漆十一税的第三年，朱乱，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为减轻百姓负担，诏罢商货税。但不久，如《文献通考》所说，贞元九年正月，盐铁使张滂以水灾两税不登，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由此重又恢复茶税，并自此把税茶作为一种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入不超过四十万贯，还不算太重。但是至穆宗长庆元年（821），因“两镇用兵，帑藏空虚”，又加“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于是盐铁使王播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使每年的茶税一下增加到六十万贯以上。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取茶利，他进一步提出了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自兼榷茶使，于大和九年颁令榷茶。强徙民间茶树于官场，并焚其积旧；商人只能购买官场的茶叶，而且大增茶税，一时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诛，榷茶也随之中辍。
武宗会员元年（841），崔珙任盐铁使，“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当时茶叶贸易由于中央榨取，地方搜括，结果，只会使“私贩益起”。大中初年，斐休任盐铁使，针对当时茶税混乱的情况，立茶法十二条，严禁私自贩运和销售茶叶。如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引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
对于这样一个苛法，颁行后不但减少了私茶，官府增加了税收，百姓也仍然“以为便”。所以至此，唐代茶叶的税法，才相对稳定一些。茶叶从不税到税，除反映其时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以外，它虽然是强加于园户、茶商和广大消费者的一种沉重负担，但另一方面，同时也说明这时的茶业，也已成为国家赋税所赖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生产事业了。
由于唐代广征各地名茶，贡焙的贡额也不断增多，宫廷中的用茶和茶货积存也愈来愈多，于是茶在朝中如《苕溪渔隐丛话》所载，顾渚紫笋“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开始又出现了皇帝以茶赏赐勋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种习惯和制度。如“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上每赐御馔汤物。……其茶则缘华紫英之号。”
唐朝以茶分赐臣僚的例子很多。这里可以刘禹锡代人书写的二张谢赐茶表为例。其一是代武中丞所书：
“中使窦国宴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恭承庆赐，跪启缄封。伏以方隅入贡，株撷至珍，自远贡来，以新为贵，……既茶凡口，倍切丹心，无任。”
另一张写称：
“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贡自外方，珍珠众品，……实惭于虚受，无任。”
这种由皇帝遣官宦专赐，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谢的颁赐茶叶之风，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几乎流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隆重礼遇。十分明显，一旦茶叶成为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帝王将相自然也就会用之作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一策了。唐代颁赐茶叶的主要对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边将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可因各种原因而获得颁赐。如韩翃《为田神玉谢茶表》载：
“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诏，兼赐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给将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无阶。”
皇室对臣下，表现为赐茶，反映在社会一般群众之中，则为相互馈赠；两者比较而言，民间相互馈赠茶叶的风气，比赐茶出现的时间更早。如大诗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表明社会上在李白之前，特别在士人中间，赠茶酬诗和以诗谢寄的风气，就相当普遍了。
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谢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简自采新茶见赠》等寄答茶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更是随处可见。近见一种说法，唐代的茶道和一些茶俗，是先起之于宫廷，然后由宫廷再传及民间的。由唐宋皇室赐茶这点来看，适恰是本末倒置了，实质上宫廷的茶文化，一般都先起于民间，是民间茶叶文化的一种宫廷化。
不过，也应附带指出，社会茶叶文化一旦宫廷化，它至少在物质和礼仪等等方面，即上升为当时最高规格的一种文化。这一点，可以从1987年4月3日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宫廷茶具得到说明。这套茶具，是晚唐僖宗李儇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作法器用的，据地宫《物账碑》记载，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由茶碾、茶罗子等器物的錾文看，这套茶具不少是咸通九至十二年期间制造的；并且在鎏金飞鸿银则和长柄勺等器物上，还有用硬物刻划的“五哥”二字。“五哥”是僖宗幼时的称呼，说明僖宗自己用过或很喜欢这套茶具。
就出土实物来说，《物账碑》所言“七事”，大致是指“茶碾子、茶锅轴、罗身、抽斗、茶罗子盖、银则、长柄勺”这样七件东西。当然，除此地宫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如瓷器、琉璃等饮茶用具。对这套茶具，学者们称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华贵的系列茶具”。
但是，不论是金银制的“七事”茶具，还是“七事”之外地宫中出土的其他宫中饮茶用具，其名物全部没有超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茶器内容。这就有力证明，民间百姓用的茶具形制，不是从宫廷中流传出来的；适恰相反，宫廷茶具，倒是大都源于民间寻常用具。因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27件茶器和饮茶用物，都是根据民间用具所总结和设计出来的。
(馆长/ 世界茶文化图书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