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茅普洱

清朝200多年间，普洱茶的生产加工中心在澜沧江以东的六大茶山，普洱茶的交易中心主要在普洱、思茅。

普洱府成立时(1729年)清政府改土归流的计划没有推行到澜沧江西岸，勐海仍在车里宣慰司的自治范围内，汉人进勐海经商有很大的阻碍，直到清朝结束的两年前汉人一直未能在勐海建起茶庄加工经营茶叶。

1910年石屏籍汉人张棠阶进勐海建起第一个茶庄——恒春茶庄，张棠阶能第一个在勐海建茶庄是仰仗其岳父大人为缅甸大土司，勐海、勐遮各土司不敢对其任意刁难。

从柯树勋的改土归流说起

民国2年，云南省督府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于车里(今景洪)辖今西双版纳州全境，柯树勋任总局长，负责治理西双版纳，柯公任职十六年直到1926年去世。

西双版纳澜沧江以西的改土归流，是从柯树勋开始，1913年澜沧江西岸的六个版纳才开始进行实质性的改土归流，柯树勋乃广西人，带兵驻云南多年，他深知西双版纳与内地的差距，他的改土归流计划推行得稳步而慎重，柯公总结了清代澜沧江以东改土归流的经验教训，对车里宣慰司贵族采取了团结、引导、限制、适当保护其利益的政策与措施，使西双版纳在从清朝进入民国这一重大历史转变时期没有发生动乱，平稳地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柯树勋一边进行政治改革，一边抓紧发展经济，行政总局成立后，首先组织人疏通驿道、修整渡口、清剿劫匪、增加哨汛，使普洱至勐海的道路畅通无阻，为外地人进澜沧江以西经商创造条件。

柯树勋在他的治边条例中提到要恢复发展勐海地区茶业，柯公任职期间江东岸六大茶山茶号老板及思茅、元江的茶商常年进勐海购原料。

柯树勋在西双版纳修驿道时，英国人为了争夺西双版纳的茶也在缅甸大修公路、铁路，使缅甸到印度更为方便，也使勐海茶销往西藏路更近，云南各地的商人们也看上了这个商机。

1924年腾冲富商董耀廷携资进勐海建洪记茶庄，1925年玉溪商人周培儒也紧随其后，来勐海建可以兴茶庄，勐海茶叶原料从此以后运往思茅和易武的越来越少。

柯树勋任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局长时期乃民国刚建立，柯树勋对西双版纳澜沧江以西的改土归流只能缓慢而稳步地进行，他的许多开发计划都未能实现，1926年5月柯树勋病逝，柯公去世后不久，普思沿边行政总局撤销。

1927年西双版纳澜沧江以西6个版纳划分为车里、佛海、南峤三个县，县的成立也就是改土归流的结束，从此以后西双版纳的政权组织与内地完全一致，车里宣慰司对西双版纳已没有掌控权，西双版纳几百年的割据、封闭状况彻底结束，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快，汉人可以自由地进入车里、佛海、南峤地区。

佛海之崛起

1928年实力雄厚的鹤庆商人张静波入驻佛海，开办恒盛公茶庄，张还高薪请来思茅师傅来茶庄做紧茶，至此，云南的四大商帮石屏帮、玉溪帮、腾冲帮、鹤庆帮全都聚集佛海，这种经济成分的组成其优势与竞争力已胜于易武，1928年至1937年间又有省内外一些实力不等的商人相继入驻佛海办茶庄，1937年佛海私人茶庄已达20多家与易武已不分高下，成为澜沧江西岸最大的茶叶加工基地和出口基地。

如果说几十个私人茶庄在佛海还算小打小闹，那么1938年云南的地方财团陆氏集团办的思普企业局南糯山试验茶厂便是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开发佛海茶业的大手笔，而1939年南京政府财政部控制的中茶公司办的佛海茶厂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官僚资本集团孔宋财团在西双版纳的强势亮相。

车、佛、南的10多万亩古茶园吸引着私人老板、地方财团、中央财团的眼球，三股势力汇集佛海办茶业，佛海的天时、地利、人和使其他地方无法与之竞争。1939年至1942年佛海成为云南省最大的茶叶加工中心和出口基地，易武的地位日趋式微。

为什么民国时期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僚到私人商户都汇集到佛海加工发展茶叶，一是佛海当时拥有云南省面积最大的茶园(至1950年仍有10万亩);二是因为英国人在缅甸修了铁路、公路，使勐海茶叶运往东南亚和西藏缩短了路程;

三是因为抗战爆发国家需要外汇，而销往东南亚和西藏的茶都能换取外汇，四是佛海废除了近千年的封建领主统治，建立了与内地一样的政府管理机构，为各种经济成分的进入提供了社会条件。有原料，有销路，有官方保护，道路也畅通，只要加工出产品钱就滚滚而来，各路诸侯奔佛海办茶就不为奇。

普洱茶生产交易中心的转移

历史上，普洱、思茅在明、清时期的繁盛皆因茶叶，西双版纳的茶叶明清时期大都在普洱、思茅交易，清咸丰五年(1856年)大理杜文秀起义占领滇西十八年又攻占普洱3年多。

普洱南部的六大茶山的茶叶从清咸丰年间起就开始折向，绝大部分往东南亚、广东、香港方向销，普洱、思茅茶市因乱战从咸丰年起走向衰落，同治末年(1874年)杜文秀起义虽被平息，但从光绪年至民国26年，六大茶山各茶号将茶叶销往东南亚、广东、香港等地的走势却一直没有改变，普洱、思茅未能恢复到咸丰年以前的景象。

澜沧江西岸的勐海光绪初年已有汉人进入收散茶，一部分销缅甸，一部分销江东的易武、倚邦，一部分经澜沧、双江、凤庆、巍山运往大理，而不从普洱、景谷、景东方向走，到1930年以后勐海运西藏的茶全部改道由打洛出境经缅甸、印度入西藏，勐海茶已不走普洱、思茅。

普洱茶的生产交易中心在民国期间逐渐转移到勐海地区。我们来看一下思茅从光绪年至1940年的情况。1880年至1920年间，思茅、普洱没有再发生战乱，社会较安宁，思茅茶业曾一度有所恢复，最好时思茅曾有20多家茶号，加工的茶叶一部分送东南亚，一部分送思茅海关(1896年思茅设海关)，送到普洱交易的已非常少(1913年普洱府撤销)。

正当思茅茶业出现兴旺时，天降大祸于思茅，1921～1924年思茅发生了严重的瘟疫，致使思茅十室九空，人口急剧减少，1926年疫情更威逼得1914年迁入思茅的普洱道署又从思茅迁回普洱，因瘟疫不退，1926年以后思茅商业一落千丈，私人茶庄全部倒闭，1931年，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将思茅从一等县降为三等县。

1937年，法国人又在越南作祟，阻挠易武、倚邦的茶进入越南，澜沧江东岸的六大茶山茶叶销路受阻，1938年普洱、思茅、易武、佛海四个地区，仅剩佛海还有路可出，那就是经打洛出境销往缅甸和西藏，1928年至1938年佛海私人茶庄已增至20多家，这是佛海私人茶庄的黄金岁月，以1936年来比(1936年易武尚未受挫)，当时能与易武比高下的便只有佛海。

易武让位给佛海，也许是历史的安排，范和钧的到来开始了佛海制茶工艺从传统到现代的全新起点。

1939年4月范和钧奉财政部经济委员会之命来佛海建厂后，为了垄断经营，范通过缪云台、郑春鹤向孔祥熙建议，茶叶出口要由政府专营，孔祥熙对范和钧的建议心领神会，1939年6月孔祥熙以财政部的名义下文，禁止私人运茶出境，茶叶外销权归中国茶叶公司，孔部长的这道命令，使澜沧江以东的易武、倚邦的私人茶庄动弹不得，这些茶庄占领东南亚、香港市场已近百年，尤其是光绪年后易武、倚邦的茶80%销往东南亚、香港。

孔部长一纸命令，使他们从今后不能再从六大茶山的各个山口驼茶出境，范和钧不露声色，一纸电文将六大茶山的几十个茶号控制住。不得已易武的百年大号纷纷向江对岸佛海的范和钧俯首称臣。易武、普洱、思茅从普洱茶加工中心、交易中心、出口中心的舞台上退下。

再把目光移一下，回到民国初年，我们还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普洱茶加工中心、交易中心、出口中心的转移与国外势力也有一些关系。

民国成立后，洋人在思茅海关失去了昔日的威风，海关形同虚设收不到税，但洋人的眼睛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云南的茶叶，他们知道巴黎、伦敦需要云南茶，西藏更是离不开云南茶，从1912年至1926年英国人在缅甸大修公路、铁路，1930年公路修到了景栋，这里离勐海打洛仅几十公里了。

从打洛→景栋→仰光→加尔各答→葛伦堡→西藏，比从普洱→大理→丽江→芒康→拉萨方向缩短约一个月的路程，云南的马帮竞争不过英国人的火车、汽车。英国人在思茅海关收不到税，修条公路接打洛，便在缅甸、印度坐收渔利，洋人也在其中拨了杠。

来源：普洱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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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李晓文

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曾塑造和改变了一个古老国家的形象。

在世界文明史、风俗史、社会史和商业史上，特别是茶叶，那是天地造化的一种伟大植物，它所酝酿出来的特殊香气、香味和色泽，成了人类在视觉、嗅觉、味觉乃至触觉上与大自然建立起来的一种最亲密也是最神秘关系的直接载体。

其中，普洱茶是这种文化中的“王者”。几年前的美国《时代》周刊，曾出现一种让人惊讶的新观点——正在热销世界的中国商品普洱茶，已成为象征当代中国的又一个重要文化符号，正如法国有香槟，墨西哥有特奎拉、意大利有帕尔马一样，中国也有普洱茶。

帮崴古茶树 I 李晓文

普洱茶的外形，有的像砖，有的像饼，有的像沱，有的像球，色泽乌润或褐红，当地老百姓也称猪肝色。

最神奇的是这种茶可以储存数十或百年，在时间中“熔炼”成文物古董级的饮料，而它的芳香也具有了“魔性”，人们在享受这种“魔性”饮品的同时，开始关注云南之南的那个古老的城邦——这里曾是云南先祖濮人居住的地方，“普”在哈尼族语言中是“寨子”之意，而“洱”表示“水湾”之地。

早在1729年，清代就在这个“水湾之寨”设置普洱府(今宁洱县)，管辖着原来的思普地区、包括现今的西双版纳州全境和部分临沧、保山地区等，直至印度支那半岛等广大部落土司属地。

清代思茅城一景

由此可说，茶出云南不仅是顺理成章的事实，而且这种从温暖湿润环境中生长出来的亚热带山地常绿乔木，已成了普洱府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里的茶叶，经过特定的加工方法和长时间的自然发酵之后，饮用起来就能在茶叶的苦涩之中，回甘生津，生发出蜜香、兰香、枣香、荷香、梅子香等各种香气和香味。同时还可从视觉上感受到这种茶汤的美妙之处，桔黄晶莹，透亮迷人。

这种奇妙的茶，从清代雍正年间开始，正式入册上贡清廷御用，从此成为我国封建社会进贡时间最早、最长、数量最多的皇家“奢侈品”，也成为那个时代王公贵族争相追捧的“宠物”，甚至成为“国礼”。

清乾隆57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出一个使团，前来北京祝贺乾隆皇帝80大寿。在使团返回时，乾隆皇帝回赠乔治三世的礼品中，就有普洱茶团茶。

旧时思茅城

由于普洱茶蜚声海内外，南北客商云集思普地区，使这里既形成了名副其实的茶城，又从这里延伸出了一条连接滇藏、滇川，抵达缅甸、尼泊尔和印度的“茶马古道”。越南、泰国、柬埔寨也有商人来此购茶。

特别是那些来自西藏的商人，一路风餐露宿，历经艰辛，就是为了得到这里的茶。他们用马驮着藏毯和氆氇，又沿途采购一些麝香、熊胆、虎骨、粉丝、乳扇、布匹、皮货、珠宝等等，拿到普洱思茅城交易之后，再用所得银子购买大量的茶叶，运往藏区，甚至达到印度的加尔各答，那里逐渐成为普洱茶销往世界各地的中转站。

普洱(原思茅)作为“茶马古道”的源头，也由此成了一个茶叶加工、贸易的大型集散地。在清代中期，从这里外运的茶叶，最多时达到每年10万担，一般年份则在8万担左右。城里南正街一带，聚集了恒和源、雷永丰、大有庆、金玉祥、鼎春丽等20余家茶庄。

这里的茶商们还成立了茶叶商会，统一定价，统筹安排大宗采购者与各个茶庄的交易额。他们还在商会会堂里雕塑了“茶圣”陆羽的泥像，一年两次举行祭拜活动。清政府也在这里增设了“思茅厅”“官茶局”，管理茶叶交易事务。

图 I 莫理循

因为这里已成为云南的“茶都”， 法英两个殖民帝国也开始盯住了这里，他们分别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商务专条》和《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等不平等条约，允许两国在普洱设置了最早的海关。大量的白银从此进入了法英两个帝国的囊中。思茅城里也出现了租界，那里渐渐矗立起一幢幢神秘莫测的小洋楼，出出进进的是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

这种屈辱的印记，客观上也让一个近乎蛮荒之地的边陲小城，成了一道引人瞩目的“民族自然之窗”，“金腾冲银思茅”，这里也因此成为云南最早的三大海关重镇之一。

普洱这个古老的城邦也才开始在人们的“崇拜”中，露出了真容。在东南亚人们的心中，朝拜当年的普洱府，就是朝拜“大清”，朝拜中华。

也就是在那个恰到好处的时候——2007年4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把原来曾经是普洱茶中心源头城邦的思茅市，改称普洱市，从而让这座城市回归到它本来的历史文化的渊源之中。

当然，它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茶名和地名，更代表了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一种回归心灵和大自然的生活方式。

来源：普洱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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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普洱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