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三年（754年）起，陆羽离开竟陵，四处考察，沿途采茶品茶、访问笔录、钻研茶事，先后经过8个道、73个州，涉及今天的14个省156个县和地区，包括鄂西、川东、川南、豫南、鄂东、赣北、皖南、皖北、苏南等地。
当时的行政区分为15个道（相当于今天的“省”，但比省大），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岭南道、剑南道、京畿道、都畿道。而陆羽列出的产茶区的道是：山南道、淮南道、江南道、黔中道、岭南道、剑南道。
陆羽所在的家乡竟陵郡属山南东道管辖，他的茶事考察自然是由近及远，首先考察古老的山南道茶区和淮南道茶区。着名茶史专家朱自振先生认为：“在安史之乱以前，陆羽为撰写《茶经》和其他一些着作，就考察了剑南和山南的有关地方；安史之乱时，陆羽正好在金州（今陕西安康）或光州（今河南潢川）调查。”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得老百姓流离失所，人口大量往四川、湖北等地迁移，陆羽也不例外，为了躲避祸乱，他顺着长江而下，一路上北折南转。
“八之出”叙述茶区的顺序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似乎有点乱，很有可能是陆羽按照自己访茶路线时间的先后来记录的。从中可以看出，陆羽在做名茶排位时，他是参照最熟悉的茶区，即自己故乡所在的湖北区域山南道为中心的这个半径。这与他755年（甚至更早）至760年之间的主要活动范围有关。
由此看来，陆羽没有将蒙顶山茶写进《茶经》，并不是因为他的疏漏导致，而是由于当时“天宝战争”、“安史之乱”爆发的历史原因，使陆羽未能进入当时的雅州，从而没有品到蒙顶山茶，以致对雅州茶的评价很不客观。
土贡是中国古代经济制度中，一项历史悠久而又具有自然经济特色的制度，也称“民贡”。按照《尚书》的说法，土贡起自夏禹：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物土贡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贡之也”。为满足对物质的需求，特别是对于奇珍异物的需求，上层统治者要求各地土特产纳贡。而各地官员为了升迁进阶获得君主欢心，自然乐于上贡。税赋制度建立后，土贡制度并没有消失，而是一直保留下来。进入唐代，随着国力强盛，饮茶之风日渐普及，宫廷御内、皇族贵胄茶叶消费量日益增大，对茶叶的数量及品质要求也随之增加。唐代茶叶“民贡”始于武德二年（619年），即唐立国的第二年。欧阳修等所撰“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是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有载：“析变州之姊归，巴东置。土贡：纻葛、茶、蜜、蜡”，可见归州巴东郡实开唐代“民贡”先河。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朝廷在湖州长兴顾渚山设立“贡茶院”，从产茶地直供茶叶。唐代贡茶院之所以设在湖州，与“茶圣”陆羽和当时（759年-761年）常州刺史李栖筠以及一大批文人的极力推崇密不可分。
唐代有17个郡向朝廷贡茶40多种，蒙顶山茶独占鳌头，很了不起。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计有怀州、峡州、归州、夔州、金州、兴元府、寿州、庐州、薪州、申州、常州、湖州、睦州、福州、饶州、溪州、雅州等十七州贡茶，名目约四十余个，其地域相当于现在的苏、浙、院、湘、鄂、赣、闽、川、豫、陕等10个省。
而雅安茶入贡，最早有记载是在唐天宝元年（742年）：“雅州芦山郡……土贡麸金、茶、石菖蒲、落雁木”（ 出自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当时蒙山属雅州芦山郡管辖，蒙山茶是以芦山郡的名义上贡的。这是蒙山茶最早入贡的具体时间，从此进入正史，绵延不断。
历史上的行政区域，州县名称及隶属关系是随时代变化的。西魏废帝2年（553年）平蜀以后，始移民垦殖，始设蒙山郡（治所今雅安多营），领辖始阳（县治在今雨城区多营镇），蒙山（今名山蒙阳镇）2县。隋仁寿4年（604年）废郡置雅州，治所在严道（今雅安），炀帝大业3年（607年）废雅州置临邛郡，领有芦山、名山、始阳（州治）等县。唐武德元年（618年）推行州、县两级制，复雅州，领4县（芦山、名山、严道、百丈），之后略有增减，并有57个羁縻州；到唐天宝元年，雅州改称芦山郡。
为什么历史悠久的蒙顶山茶入贡时间相对晚于当时其他茶区呢？如薪春郡（今湖北薪春县）、义阳郡（今河南信阳市）、都阳郡（今江西都阳县）及湖州吴兴郡（今浙江吴兴县）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进贡；长乐郡（今福建闽侯县）于武德六年（623年）；新定郡（今浙江建德县）于武德七年（624年）进贡；灵溪郡（今湖南龙山县）于唐则天顺圣皇后天授二年（691年）向朝廷进贡茶……，都比蒙顶山茶早。
这与雅安的地理位置有关。唐初，雅州为戍边之地，唐蕃屡征战于此，《资治通鉴 卷二百二十六》记载：“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冬十月丁酉，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唐德宗十七年（796年），韦皋（四川节度使）遣兵十万，破吐蕃于雅州。又廿二年（801年）韦皋奏，大破吐蕃于雅州。”由于唐蕃战乱，作为前线的西蜀地区农业发展深受限制，蒙顶山茶发展自然深受影响。加之，9世纪以前的贡茶，按当时规定，不仅是自愿上贡珍奇名贵物产，还是一种定额实物税，纳贡以行政单位郡为单位，不记具体产地和茶名，初唐，蒙顶山茶入贡只附属雅州地名，并没有确指蒙顶山茶。
因此，陆羽写《茶经》时，蒙顶山茶仅以“雅州芦山郡”之名上贡，尚未成名。蒙顶石花“号为第一”时，陆羽已经仙世。
794年（唐贞元十年），袁滋出师南诏，途径雅安，写成的《云南记》首提蒙顶山茶：“名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联延数十里，在县西南，按拾道志、尚书所谓蔡蒙旅平者，蒙山也。凡蜀茶尽出此。”
而出现蒙顶山茶入贡的明确史料大约在811年前后，晚唐宰相裴汶在其《茶述》中写到：“今宇内土贡实众，而顾渚（浙江长兴）、蕲阳（湖北蕲春）、蒙山为上”。
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李吉甫撰唐代地理志代表作《元和郡县志》曰：“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
825年（唐敬宗宝历元年）李肇撰《唐·国史补》记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
856年（唐宣宗大中十年），巢县县令杨晔所撰的《膳夫经手录》讲得更加明确：“蒙顶（自此以降，言少而精者）。始，蜀茶得名蒙顶也，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竟栽茶以窥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虽非蒙顶，亦希颜之徒。今真蒙顶，有鹰嘴牙白芽，供堂亦未尝得。其上者，其难得也。如此又尝见书品，论展陆笔工，以为无等，可居第一。蒙顶之列茶间，展陆之论，又不足论也。”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蒙顶茶当时的产量减少，但做得精致。最初，蜀茶出名也是因为蒙顶茶。元和年（806年——820年）以前，一束锦帛﹙捆起来的五匹帛﹚还交换不到一斤早春蒙顶茶（价格很高）。所以蒙顶附近的人都争先恐后地种茶，来获取丰厚的利益。没有数十年的时间，使当地农村市场上，每年出现千万斤（形容数量多）的销售；还发生了虽然不是真正的蒙顶茶，却有人冒充蒙顶茶去销售的情况。真正的蒙顶茶有鹰嘴、芽白茶（不研膏茶、露芽饼茶），就是提供给当地官府，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其难得的情况就是这样。又经常见到书上评议、讨论陆羽的观点，认为不可比拟，没有可以与蒙顶茶同时并列第一的。蒙顶茶和其他茶排列起来比较，再看陆羽的观点，是不足以论的。
可见，当时蒙顶山茶好、价高、量大，无人超越，说明当时蒙顶茶的知名度很高，已经誉满天下。
蒙顶茶之外，杨晔的《膳夫经手录》还对湖州的顾渚茶也有好评：“湖（指太湖）南紫笋茶，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从而形成了唐代的俗谚：“蒙顶第一，顾渚第二”。
从此，蒙顶山茶因为“天下第一”，而声名远扬。五代称“尤佳”，宋代称“最佳”、“独珍”，明代称“最上”，清代称“最佳”“最好”“均佳”。这里的“第一”、“最”、“尤”都是至好的意思，都是“含金量”百分之百的“足赤”。
在唐代，官贡在地位上自然高于土贡，而蒙顶山贡茶虽作为土贡，品质却不逊于当时的顾渚官焙，加之蒙顶山茶无论质量及数量在蜀地乃至全国都是出类拔萃，因此唐宪宗元和年间蒙山茶正名入贡后，迅速受到皇室官员们的追捧，成了蜀茶的代表，顶着“天下第一”的头衔，荣耀无比，以致后来历代文人墨客写下许多咏赞蒙顶山茶的诗词歌赋，留下不少传世佳句、名言，尤以唐宋诗词最为脍炙人口。
自号“别茶人”的白居易不由感慨：“琴里知闻惟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孟郊称道：“蒙茗玉花尽，蜀山饶芳从”；刘禹锡诗将蒙山茶与顾渚茶并提：“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韦处厚感叹：“顾渚吴商绝，蒙山蜀信稀。千丛因此始，含露紫英肥”；郑谷描写到“蒙顶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文彦博指出“旧谱最称蒙顶味，露芽云腋胜醍醐”；文同评价“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苏轼想到“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明代黎阳王王越更直言不讳：“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蒙顶山茶声名远播，尤其到了宋朝、明代，因其多用于茶马贸易，作为贡茶更是难得一见，文人墨客愈加神往。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五杂志二》中说：“古人论茶，唯言阳羡（江苏宜兴），顾渚（浙江长兴），天柱（安徽舒城），蒙顶之类”。范镇在《东斋记事》中云：“蜀之产茶凡八处：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之罗村。然蒙顶为最佳也”。明代顾起元在《茶略》里写到：“蜀蒙山顶茶，多不能数斤，极重于唐，以为仙品”。明代的钱椿年、顾元庆在《茶谱》这样写到：“茶之产于天下多矣，若剑南有蒙顶石花，湖州有顾渚紫笋……品第之，则石花最上，紫笋次之，又次则碧涧明月之类是也。惜皆不可致耳。”晚明杭州最着名的茶人许次纾在《茶疏》中说：“古人论茶，必首蒙顶。蒙顶山，蜀雅州山也，往常产，今不复有，即有之，彼中夷人专之，不复出山。蜀中尚不得，何能至中原、江南也？”
此诗句出自北宋卓越的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得雷太简自制蒙顶茶》。梅尧臣（1002年—1060年），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曾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用的主将之一，与欧阳修齐名，并称“梅欧”。曾参与编撰《新唐书》。诗现存2800多首，其中茶诗有55首。
该诗全文为：“陆羽旧茶经，一意重蒙顶。比来唯建溪，团片敌汤饼。顾渚及阳羡，又复下越茗。近来江国人，鹰爪奈双井。凡今天下品，非此不览省。蜀荈久无味，声名谩驰骋。因雷与改造，带露摘牙颖。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顷。汤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初分翰林公，岂博士冷。醉来不知惜，悔许已向醒。重思朋友义，果决在勇猛。倏然乃于赠，蜡囊收细梗。吁嗟茗于鞭，二物诚不幸。我贪事事无，得以似赘瘿。”
梅尧臣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茶文化开始兴起的时代。上层社会崇尚佳茗，与欧阳修同为诗友的梅尧臣，与欧阳修、苏东坡相比，则更垂青蒙顶茶。梅尧臣是一位地道的茶客，他咏茶喜用长诗，大多在二十韵以上，可见其对茶的感受是很深的，尤其是对蒙顶茶更加器重。这首诗叙述了唐宋期间天下名茶的变化，说的是唐代蒙顶茶天下第一，到了宋朝今日，就是建州茶的天下了，江南一带的顾渚、阳羡、浙江茗茶，都要甘拜下风。
他这首诗与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叙述“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顷。汤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的过程。不同的是，梅尧臣在夸赞雷简夫改造并亲自自制的蒙顶山茶后，反而觉得有点不配饮用这样的好茶，自己的身份有点对不住如此高贵的茶叶和隆厚的情义。
此诗句出自明代中期诗人、政治家黎阳王（王越）的《蒙山白云岩茶诗》。黎阳王是指王越（1426年-1499年），黎阳人，即大名府浚县（今天的河南省浚县，浚县古名黎阳），明代成化、弘治时期西北着名军事统帅，曾官至兵部尚书、巡按四川。谥号襄敏，追赠太傅。着有《黎阳王襄敏公文集》和《黎阳王太傅诗文集》。
该诗全文为：“闻到蒙山风味佳，洞天深处饱烟霞。冰绡剪碎先春叶，石髓香粘绝品花。蟹眼不须煎活水，酪奴何敢问新芽。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这首诗直抒胸臆，盛赞了蒙山白云岩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及所产茶叶的品质，令人心生向往。首句高度赞扬蒙山茶品质优异，称赞其好喝，且生长深山；接着描绘其形状：“冰绡剪碎”、“石髓香粘”、“蟹眼”、“酪奴”。其中，蟹眼是煮茶沸腾前的水泡、水花，酪奴则是茶的别称。蒙顶山茶既少且贵，“束帛不易一斤蒙顶先春”，只有少数王公贵胄可以品尝到，作为平民的陆羽，也就只有听到而未品到了。总之，王越品尝蒙山茶后，对茶圣陆羽撰写《茶经》时未对蒙山茶作出客观评价，没有将其评为世上最好的茶而打抱不平，特以此诗为蒙顶山茶正名：“应是人间第一茶”。
茶圣虽然没有到过雅安，但陆羽还是陆羽，《茶经》还是《茶经》，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电脑时代的到来，而否定了毕升的活字印刷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一样。
假如陆羽在世，能够一品天下第一的蒙顶山茶，不知，他又会有着怎样的惊喜呢？……
陈开义，男，46岁，现任四川省雅安市茶办副主任、雅安市名山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主任（先后担任过名山县文体局局长、名山区文联主席）。先后在《中华茶文化》、《茶博览》、《茶周刊》、《中国茶叶市场》、《中国茶业》、《走遍中国》、《星星诗刊》、《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四川人大权力报》、《四川政协报》、《调查与决策》、《四川三农》、《农村建设》、《四川茶叶》、《四川省情》、《四川文学》、《四川旅游》、《四川文艺》、《县域经济》、《茶缘》、《四川水利报》、《深圳特区报》、《天天快报》和今日头条、北京茶叶网、亚太茶业网、凤凰网四川、中华名茶网、茗边、手机搜狐网、手机新浪网、新茶网、茶旅世界等50余家媒体发表各类文章400多篇（件）。参与主编名山抗震救灾专着《撼魂》，参与编辑《茶祖故里行》、《吴之英评传》、《丰碑》等着述，作品曾多次入选《蒙山雅韵》、《蒙山春来早》、《撼魂》、《茶祖故里行》、《品味》、《蒙顶山》、《二郎山》等专辑，着有个人文集《杯中岁月》。先后有10多篇作品在省市各级征文比赛中获奖，先后参与主编《蒙顶山茶文化读本》、《蒙顶山丛谭》》等茶文化书籍，主编名山区文艺刊物《蒙顶山》和《雅安日报。今日名山》蒙顶文苑文艺副刊和编辑《蒙顶山茶》刊。
天宝十三年（754年）起，陆羽离开竟陵，四处考察，沿途采茶品茶、访问笔录、钻研茶事，先后经过8个道、73个州，涉及今天的14个省156个县和地区，包括鄂西、川东、川南、豫南、鄂东、赣北、皖南、皖北、苏南等地。
当时的行政区分为15个道（相当于今天的“省”，但比省大），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岭南道、剑南道、京畿道、都畿道。而陆羽列出的产茶区的道是：山南道、淮南道、江南道、黔中道、岭南道、剑南道。
陆羽所在的家乡竟陵郡属山南东道管辖，他的茶事考察自然是由近及远，首先考察古老的山南道茶区和淮南道茶区。着名茶史专家朱自振先生认为：“在安史之乱以前，陆羽为撰写《茶经》和其他一些着作，就考察了剑南和山南的有关地方；安史之乱时，陆羽正好在金州（今陕西安康）或光州（今河南潢川）调查。”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得老百姓流离失所，人口大量往四川、湖北等地迁移，陆羽也不例外，为了躲避祸乱，他顺着长江而下，一路上北折南转。
“八之出”叙述茶区的顺序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似乎有点乱，很有可能是陆羽按照自己访茶路线时间的先后来记录的。从中可以看出，陆羽在做名茶排位时，他是参照最熟悉的茶区，即自己故乡所在的湖北区域山南道为中心的这个半径。这与他755年（甚至更早）至760年之间的主要活动范围有关。
由此看来，陆羽没有将蒙顶山茶写进《茶经》，并不是因为他的疏漏导致，而是由于当时“天宝战争”、“安史之乱”爆发的历史原因，使陆羽未能进入当时的雅州，从而没有品到蒙顶山茶，以致对雅州茶的评价很不客观。
土贡是中国古代经济制度中，一项历史悠久而又具有自然经济特色的制度，也称“民贡”。按照《尚书》的说法，土贡起自夏禹：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物土贡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贡之也”。为满足对物质的需求，特别是对于奇珍异物的需求，上层统治者要求各地土特产纳贡。而各地官员为了升迁进阶获得君主欢心，自然乐于上贡。税赋制度建立后，土贡制度并没有消失，而是一直保留下来。进入唐代，随着国力强盛，饮茶之风日渐普及，宫廷御内、皇族贵胄茶叶消费量日益增大，对茶叶的数量及品质要求也随之增加。唐代茶叶“民贡”始于武德二年（619年），即唐立国的第二年。欧阳修等所撰“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是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有载：“析变州之姊归，巴东置。土贡：纻葛、茶、蜜、蜡”，可见归州巴东郡实开唐代“民贡”先河。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朝廷在湖州长兴顾渚山设立“贡茶院”，从产茶地直供茶叶。唐代贡茶院之所以设在湖州，与“茶圣”陆羽和当时（759年-761年）常州刺史李栖筠以及一大批文人的极力推崇密不可分。
唐代有17个郡向朝廷贡茶40多种，蒙顶山茶独占鳌头，很了不起。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计有怀州、峡州、归州、夔州、金州、兴元府、寿州、庐州、薪州、申州、常州、湖州、睦州、福州、饶州、溪州、雅州等十七州贡茶，名目约四十余个，其地域相当于现在的苏、浙、院、湘、鄂、赣、闽、川、豫、陕等10个省。
而雅安茶入贡，最早有记载是在唐天宝元年（742年）：“雅州芦山郡……土贡麸金、茶、石菖蒲、落雁木”（ 出自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当时蒙山属雅州芦山郡管辖，蒙山茶是以芦山郡的名义上贡的。这是蒙山茶最早入贡的具体时间，从此进入正史，绵延不断。
历史上的行政区域，州县名称及隶属关系是随时代变化的。西魏废帝2年（553年）平蜀以后，始移民垦殖，始设蒙山郡（治所今雅安多营），领辖始阳（县治在今雨城区多营镇），蒙山（今名山蒙阳镇）2县。隋仁寿4年（604年）废郡置雅州，治所在严道（今雅安），炀帝大业3年（607年）废雅州置临邛郡，领有芦山、名山、始阳（州治）等县。唐武德元年（618年）推行州、县两级制，复雅州，领4县（芦山、名山、严道、百丈），之后略有增减，并有57个羁縻州；到唐天宝元年，雅州改称芦山郡。
为什么历史悠久的蒙顶山茶入贡时间相对晚于当时其他茶区呢？如薪春郡（今湖北薪春县）、义阳郡（今河南信阳市）、都阳郡（今江西都阳县）及湖州吴兴郡（今浙江吴兴县）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进贡；长乐郡（今福建闽侯县）于武德六年（623年）；新定郡（今浙江建德县）于武德七年（624年）进贡；灵溪郡（今湖南龙山县）于唐则天顺圣皇后天授二年（691年）向朝廷进贡茶……，都比蒙顶山茶早。
这与雅安的地理位置有关。唐初，雅州为戍边之地，唐蕃屡征战于此，《资治通鉴 卷二百二十六》记载：“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冬十月丁酉，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唐德宗十七年（796年），韦皋（四川节度使）遣兵十万，破吐蕃于雅州。又廿二年（801年）韦皋奏，大破吐蕃于雅州。”由于唐蕃战乱，作为前线的西蜀地区农业发展深受限制，蒙顶山茶发展自然深受影响。加之，9世纪以前的贡茶，按当时规定，不仅是自愿上贡珍奇名贵物产，还是一种定额实物税，纳贡以行政单位郡为单位，不记具体产地和茶名，初唐，蒙顶山茶入贡只附属雅州地名，并没有确指蒙顶山茶。
因此，陆羽写《茶经》时，蒙顶山茶仅以“雅州芦山郡”之名上贡，尚未成名。蒙顶石花“号为第一”时，陆羽已经仙世。
794年（唐贞元十年），袁滋出师南诏，途径雅安，写成的《云南记》首提蒙顶山茶：“名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联延数十里，在县西南，按拾道志、尚书所谓蔡蒙旅平者，蒙山也。凡蜀茶尽出此。”
而出现蒙顶山茶入贡的明确史料大约在811年前后，晚唐宰相裴汶在其《茶述》中写到：“今宇内土贡实众，而顾渚（浙江长兴）、蕲阳（湖北蕲春）、蒙山为上”。
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李吉甫撰唐代地理志代表作《元和郡县志》曰：“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
825年（唐敬宗宝历元年）李肇撰《唐·国史补》记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
856年（唐宣宗大中十年），巢县县令杨晔所撰的《膳夫经手录》讲得更加明确：“蒙顶（自此以降，言少而精者）。始，蜀茶得名蒙顶也，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竟栽茶以窥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虽非蒙顶，亦希颜之徒。今真蒙顶，有鹰嘴牙白芽，供堂亦未尝得。其上者，其难得也。如此又尝见书品，论展陆笔工，以为无等，可居第一。蒙顶之列茶间，展陆之论，又不足论也。”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蒙顶茶当时的产量减少，但做得精致。最初，蜀茶出名也是因为蒙顶茶。元和年（806年——820年）以前，一束锦帛﹙捆起来的五匹帛﹚还交换不到一斤早春蒙顶茶（价格很高）。所以蒙顶附近的人都争先恐后地种茶，来获取丰厚的利益。没有数十年的时间，使当地农村市场上，每年出现千万斤（形容数量多）的销售；还发生了虽然不是真正的蒙顶茶，却有人冒充蒙顶茶去销售的情况。真正的蒙顶茶有鹰嘴、芽白茶（不研膏茶、露芽饼茶），就是提供给当地官府，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其难得的情况就是这样。又经常见到书上评议、讨论陆羽的观点，认为不可比拟，没有可以与蒙顶茶同时并列第一的。蒙顶茶和其他茶排列起来比较，再看陆羽的观点，是不足以论的。
可见，当时蒙顶山茶好、价高、量大，无人超越，说明当时蒙顶茶的知名度很高，已经誉满天下。
蒙顶茶之外，杨晔的《膳夫经手录》还对湖州的顾渚茶也有好评：“湖（指太湖）南紫笋茶，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从而形成了唐代的俗谚：“蒙顶第一，顾渚第二”。
从此，蒙顶山茶因为“天下第一”，而声名远扬。五代称“尤佳”，宋代称“最佳”、“独珍”，明代称“最上”，清代称“最佳”“最好”“均佳”。这里的“第一”、“最”、“尤”都是至好的意思，都是“含金量”百分之百的“足赤”。
在唐代，官贡在地位上自然高于土贡，而蒙顶山贡茶虽作为土贡，品质却不逊于当时的顾渚官焙，加之蒙顶山茶无论质量及数量在蜀地乃至全国都是出类拔萃，因此唐宪宗元和年间蒙山茶正名入贡后，迅速受到皇室官员们的追捧，成了蜀茶的代表，顶着“天下第一”的头衔，荣耀无比，以致后来历代文人墨客写下许多咏赞蒙顶山茶的诗词歌赋，留下不少传世佳句、名言，尤以唐宋诗词最为脍炙人口。
自号“别茶人”的白居易不由感慨：“琴里知闻惟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孟郊称道：“蒙茗玉花尽，蜀山饶芳从”；刘禹锡诗将蒙山茶与顾渚茶并提：“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韦处厚感叹：“顾渚吴商绝，蒙山蜀信稀。千丛因此始，含露紫英肥”；郑谷描写到“蒙顶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文彦博指出“旧谱最称蒙顶味，露芽云腋胜醍醐”；文同评价“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苏轼想到“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明代黎阳王王越更直言不讳：“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蒙顶山茶声名远播，尤其到了宋朝、明代，因其多用于茶马贸易，作为贡茶更是难得一见，文人墨客愈加神往。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五杂志二》中说：“古人论茶，唯言阳羡（江苏宜兴），顾渚（浙江长兴），天柱（安徽舒城），蒙顶之类”。范镇在《东斋记事》中云：“蜀之产茶凡八处：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之罗村。然蒙顶为最佳也”。明代顾起元在《茶略》里写到：“蜀蒙山顶茶，多不能数斤，极重于唐，以为仙品”。明代的钱椿年、顾元庆在《茶谱》这样写到：“茶之产于天下多矣，若剑南有蒙顶石花，湖州有顾渚紫笋……品第之，则石花最上，紫笋次之，又次则碧涧明月之类是也。惜皆不可致耳。”晚明杭州最着名的茶人许次纾在《茶疏》中说：“古人论茶，必首蒙顶。蒙顶山，蜀雅州山也，往常产，今不复有，即有之，彼中夷人专之，不复出山。蜀中尚不得，何能至中原、江南也？”
此诗句出自北宋卓越的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得雷太简自制蒙顶茶》。梅尧臣（1002年—1060年），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曾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用的主将之一，与欧阳修齐名，并称“梅欧”。曾参与编撰《新唐书》。诗现存2800多首，其中茶诗有55首。
该诗全文为：“陆羽旧茶经，一意重蒙顶。比来唯建溪，团片敌汤饼。顾渚及阳羡，又复下越茗。近来江国人，鹰爪奈双井。凡今天下品，非此不览省。蜀荈久无味，声名谩驰骋。因雷与改造，带露摘牙颖。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顷。汤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初分翰林公，岂博士冷。醉来不知惜，悔许已向醒。重思朋友义，果决在勇猛。倏然乃于赠，蜡囊收细梗。吁嗟茗于鞭，二物诚不幸。我贪事事无，得以似赘瘿。”
梅尧臣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茶文化开始兴起的时代。上层社会崇尚佳茗，与欧阳修同为诗友的梅尧臣，与欧阳修、苏东坡相比，则更垂青蒙顶茶。梅尧臣是一位地道的茶客，他咏茶喜用长诗，大多在二十韵以上，可见其对茶的感受是很深的，尤其是对蒙顶茶更加器重。这首诗叙述了唐宋期间天下名茶的变化，说的是唐代蒙顶茶天下第一，到了宋朝今日，就是建州茶的天下了，江南一带的顾渚、阳羡、浙江茗茶，都要甘拜下风。
他这首诗与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叙述“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顷。汤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的过程。不同的是，梅尧臣在夸赞雷简夫改造并亲自自制的蒙顶山茶后，反而觉得有点不配饮用这样的好茶，自己的身份有点对不住如此高贵的茶叶和隆厚的情义。
此诗句出自明代中期诗人、政治家黎阳王（王越）的《蒙山白云岩茶诗》。黎阳王是指王越（1426年-1499年），黎阳人，即大名府浚县（今天的河南省浚县，浚县古名黎阳），明代成化、弘治时期西北着名军事统帅，曾官至兵部尚书、巡按四川。谥号襄敏，追赠太傅。着有《黎阳王襄敏公文集》和《黎阳王太傅诗文集》。
该诗全文为：“闻到蒙山风味佳，洞天深处饱烟霞。冰绡剪碎先春叶，石髓香粘绝品花。蟹眼不须煎活水，酪奴何敢问新芽。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这首诗直抒胸臆，盛赞了蒙山白云岩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及所产茶叶的品质，令人心生向往。首句高度赞扬蒙山茶品质优异，称赞其好喝，且生长深山；接着描绘其形状：“冰绡剪碎”、“石髓香粘”、“蟹眼”、“酪奴”。其中，蟹眼是煮茶沸腾前的水泡、水花，酪奴则是茶的别称。蒙顶山茶既少且贵，“束帛不易一斤蒙顶先春”，只有少数王公贵胄可以品尝到，作为平民的陆羽，也就只有听到而未品到了。总之，王越品尝蒙山茶后，对茶圣陆羽撰写《茶经》时未对蒙山茶作出客观评价，没有将其评为世上最好的茶而打抱不平，特以此诗为蒙顶山茶正名：“应是人间第一茶”。
茶圣虽然没有到过雅安，但陆羽还是陆羽，《茶经》还是《茶经》，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电脑时代的到来，而否定了毕升的活字印刷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一样。
假如陆羽在世，能够一品天下第一的蒙顶山茶，不知，他又会有着怎样的惊喜呢？……
陈开义，男，46岁，现任四川省雅安市茶办副主任、雅安市名山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主任（先后担任过名山县文体局局长、名山区文联主席）。先后在《中华茶文化》、《茶博览》、《茶周刊》、《中国茶叶市场》、《中国茶业》、《走遍中国》、《星星诗刊》、《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四川人大权力报》、《四川政协报》、《调查与决策》、《四川三农》、《农村建设》、《四川茶叶》、《四川省情》、《四川文学》、《四川旅游》、《四川文艺》、《县域经济》、《茶缘》、《四川水利报》、《深圳特区报》、《天天快报》和今日头条、北京茶叶网、亚太茶业网、凤凰网四川、中华名茶网、茗边、手机搜狐网、手机新浪网、新茶网、茶旅世界等50余家媒体发表各类文章400多篇（件）。参与主编名山抗震救灾专着《撼魂》，参与编辑《茶祖故里行》、《吴之英评传》、《丰碑》等着述，作品曾多次入选《蒙山雅韵》、《蒙山春来早》、《撼魂》、《茶祖故里行》、《品味》、《蒙顶山》、《二郎山》等专辑，着有个人文集《杯中岁月》。先后有10多篇作品在省市各级征文比赛中获奖，先后参与主编《蒙顶山茶文化读本》、《蒙顶山丛谭》》等茶文化书籍，主编名山区文艺刊物《蒙顶山》和《雅安日报。今日名山》蒙顶文苑文艺副刊和编辑《蒙顶山茶》刊。
陆羽撰写了开天辟地首部茶叶专著《茶经》，历代尊称“茶圣”，他取得成就是因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西晋的杜育就是陆羽上位“茶圣”之尊最重要的人梯。在《茶经》这部仅有7000余字的经典著作里，陆羽就连续提到他5次。杜育到底有什么神迹，被陆羽再三“拍了拍”呢？
杜育写有一篇《荈赋》（荈即茶），是历史上第一篇以茶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文中写到，初秋时节，人们成群结队在野外山岗的茶园里采茶，然后选用岷山之水煎茶，用越州茶具喝茶，这是一场现采、现煮、现饮的欢乐茶会。全篇文辞优美，赞颂了国家地沃物丰，生活美好的自豪。在文学史上，茶第一次作为主角闪耀，推手就是杜育。后人也纷纷将杜育与陆羽并提。宋代苏轼在《寄周安孺茶》诗中写道：“赋咏谁最先，厥传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论著始于陆。”宋代吴淑《茶赋》点赞道：“清文既传于杜育，精思亦闻于陆羽。”也就是说，以茶为文最早的是杜育，可见《荈赋》在茶史上的地位。
据史载，杜育（?—311），字方叔，河南襄城人。幼年有神童之称，成年后“美风姿，有才藻”，时人号为“杜圣”，历任太守、右将军、国子祭酒（即最高学府主管，相当于教育部长）。西晋初年，皇后侄子贾谧组织了“金谷会”，会员24名，号称“二十四友”，经常在全国首富石崇的“金谷别墅”聚会，著名作家潘岳、左思、杜育等都是会员。这是一个在当时影响全国拥有权势、财富和舆论的团体组织。
《荈赋》这样写道：灵山惟岳，奇产所钟。瞻彼卷阿，实曰夕阳。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瓯；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沈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若乃淳染真辰，色绩青霜，白黄若虚。调神和内，倦解慵除。
开篇“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就有高山出好茶的意思，“瞻彼卷阿，实曰夕阳”，远望蜿延的山坡在夕阳映照下，茶树满山遍谷“弥谷被岗”，阳光充足（夕阳）、土壤肥沃（丰壤）、雨泽露润（甘露）的宜茶环境，自然出产好茶，因而饮后有神清气爽、困除倦消的功效，“调神和内，倦解慵除”。
文中首次写到采摘秋茶、首次提到煎茶选水、首次选用陶瓷茶具，更让我们首次见证了当时煎茶“沫沉花浮”的茶汤特点和隆重的饮茶仪式。此文几乎搭建了陆羽《茶经》三卷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杜育之文已经反应了当时完整的从茶山、茶园到采茶、选水、选具、煮饮、品赏及其功效的茶事活动全过程，可惜的是此文散轶不全，现在流传的是辑录的残篇。
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提到舀水或舀取茶汤的用具，“瓢，一曰牺杓，剖瓠为之，或刊木为之”，是用剖开的葫芦（瓠）制成。他引杜育《荈赋》句子：“酌之以匏”，并解说道：“匏，瓢也，口阔，胚薄，柄短。”杜育所谓的“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意思是饮茶的仪式很隆重，效仿先贤公刘的庆典以匏饮酒之法（公刘是古代周族先祖）。
宋《茶具图赞》中的瓢（胡员外，名惟一，字宗许，号贮月仙翁）
陆羽对茶碗要求很高，推崇越州的青瓷。他在《茶经》“四之器”引杜育《荈赋》：“器泽陶简，出自东瓯”，并指出：“瓯，越州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杜育文中提到了最早的瓷器茶具，就是兴于魏晋盛于唐代的越州青瓷。陆羽欣赏越州瓷的青色“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更能衬托茶汤的颜色。
越窑青瓷茶碗
陆羽在《茶经》“五之煮”中连续两次提及杜育。陆羽煎茶选水的标准是“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引杜育文句“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为“山水上”注解，即泯山之地的清泉；煎茶要求“汤花”的色泽白色，描述汤花的术语就直接采用杜育文句“沫成华浮”中的“沫”和“花”（华）。《茶经》将汤花“沫饽”细分，薄的叫“沫”，厚的叫“饽”，细轻的叫“花”。陆羽强调的汤花色泽复制了杜育文句——《荈赋》所谓“焕如积雪，烨若春敷”是也，即汤花白色如积雪，明亮如春花开。显然，陆羽“煎茶法”是杜育“煎茶法”的升级版，对汤花沫饽的要求也基本相同。
陆羽第五次提到杜育是在《茶经》“七之事”中，他列举了唐代以前的名人饮茶史料就提到杜育之名，却不列他《荈赋》的有关文字，可能是文字已经前述的原因。
杜育煎茶取水“水则岷方之注”在岷山之地，也就是说这次现采、现煮、现饮的茶会活动标注的地图位置在川蜀，自然采摘、饮用的是蜀茶。唐代张又新《煎茶水记》“茶烹于所产处，无不佳也，盖水土之宜”，即指当地茶叶用当地的泉水煎茶得“水土之宜”为佳。
西晋流行蜀茶，当时的张载称蜀茶“芳荼冠六清，滋味播九区”，孙楚认证的“原产地证明”《出歌》有“姜桂茶荈出巴蜀”，所以当时的四川大妈在京城洛阳卖茶，应该也是蜀茶（《茶经》“七之事”傅咸条目）。西晋后三五百年的唐代，蜀茶仍旧流行，有“蜀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杨晔《膳夫经手录》）之称。“蜀茶”与“越碗”在唐代曾经是标配，几乎与杜育在文中首倡的一脉相承。唐代孟郊有诗句“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蒙茗，蒙顶山茶），施肩吾《蜀茶词》“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
唐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煮茶部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里，人们的饮食习惯其实没有多少改变，只是因为人口增加，要求的食物品种更丰富、原料更高产而已，吃来喝去的米、面、肉类、蔬菜、饮料……几千年了人们至今仍旧这么消费，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朝代更替几乎没有关系，茶叶喝了几千年，可能还要继续喝上几千年。西晋的茶叶史料少，是由于西晋仅50年历史（266—316），但是仅凭“二十四友”中张华、左思、杜育、刘琨的饮茶史料和前述的其他零星史料，就可以想见西晋时代，茶在中原上流社会受追捧的程度，也就是说中原饮茶不会因为西晋后的改朝换代而断绝，显然比一般认为的“中原流行饮茶是唐代禅教兴茶而起”其实已经早了几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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