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于弘扬中国茶文化很有意义。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11月29日，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目前，我国共有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
中国是茶叶原产地、茶叶生产大国，茶叶加工技艺发达，茶叶产品种类丰富，因加工技艺与茶形、茶味、茶品质特性，形成了绿茶、黄茶、黑茶、白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及花茶等特色茶品。中国是茶饮大国，“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中国百姓日常生活的饮品，正如林语堂先生在他的名作《中国人》中所说，饮茶为整个国民生活增色不少。他在遍数中国人饮茶风习后说：“只要有一只茶壶，中国人到哪儿都是快乐的。”今天的中国人将制茶技艺与相关习俗申请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生产智慧与茶艺茶道中的文化内涵得到世界重视，这是优秀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文明中国展示中国文明的重要方式。同时它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连接的范例。
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茶是日常生活饮品，茶又是文化观念的表达与社会连接的中介，茶是物质、精神与社会的复合载体，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茶是中国人喜好的饮品，它关联着中国人的身体与灵魂。中国人最早对于茶的认知，是茶对身体养护的药用价值。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神农本草经》)，这荼就是茶，茶字写法出现在唐中期。陆羽《茶经》的出现，奠定了“茶”的经典位置，如宋人梅尧臣诗赞曰：“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茶饮解毒、清心、解郁、化滞的原初药性功能，直到今天仍发挥着身体养护价值。
茶的生活价值的重要发现是茶的精神滋养与提振功能，这是茶由药用进入饮品的关键。在汉魏六朝时期养生说流行，茶醉的状态成为神秘性的体验，唐人卢仝七碗茶诗，说尽了饮茶的奥妙。唐朝佛教禅宗兴起，为了坐禅的清醒，茶成为提神醒脑的修行饮品，并促成社会饮茶风气的流行。据《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条记述：“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茶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种茶制茶贩茶成为农工商产业，城市茶铺兴起，“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茶饮成为大众生活方式之后，围绕茶饮形成了茶艺茶礼与茶道，茶成为连接社会、显示趣味的重要“物像”。因茶之品质与饮茶的好尚，茶也被世人赋予廉、美、和、敬的伦理品性。
茶，在中国南部普遍种植，茶叶产量巨大且方便易得，饮茶方式俭朴，是适合大众消费的饮品。茶叶之廉，廉在它的亲民与清心;茶叶是人人都能消费得起的饮品。茶是常绿植物，经过冬天霜雪的春芽，形质俱美，春天的韵味在一杯清茶中荡漾。茶之美，在于茶味醇甘，韵味的悠长，更在于品茶中相互谈心的温暖，这是人情之美;茶之和，在于饮茶促进内心的平和与外在人事的调和。茶能解郁清心，抒发情志，达到神清气爽，中心平和;茶饮促进人际关系的协调，提供清净与亲切的和谐和美氛围。茶之敬，在于饮茶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礼仪，客来敬茶。饮茶有礼，茶礼繁简不一，均以诚敬为原则，茶礼以主人敬茶开始，以客人谢茶结束，主客之间以茶为媒，在敬奉与品饮中，生动地呈现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礼仪文明。茶之四德，温润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提振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
“茶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茶由物质形态与人的好尚对象，跃升为社会文化载体，成为社会团结与生活美学的重要内容。当今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已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如何传承与振兴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当代生活，在社区与社会公共生活中得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一个值得我们用心思考的问题。
从社会成员的个体层面，我们充分发挥茶饮清心明目的温良品性，养成饮茶习惯，以茶滋润与养护身心。今天的社会中，我们对茶这一抚慰人心、和谐社会的饮品的当代价值，有着更切近的社会需求。传承茶文化精神传统，倡导饮茶、品茶、爱茶与敬茶的社会风尚，让年轻人在可乐与其他气泡饮料的嗜好之外，多一种选择，从而热爱我们的国饮，同时修养身心，礼敬他人。当然，饮茶习惯的培养应该从小开始，我们可以通过采茶与制茶技艺的观摩学习，到泡茶与品茶和茶艺茶礼的习练与体验，让青少年从小了解并习得茶文化，熏陶与培育对茶文化遗产的感情，为中国茶文化的世代传承，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应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生活连接的有效路径之一。
从社区与社会的整体角度看，茶饮习俗中的礼仪传统为沟通人际关系、调处社会矛盾、和谐社区社会提供了有效路径。茶馆茶室茶亭是社区的公共空间，定期的茶会茶聚茶访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内容。只要我们能坐下来，喝上几盏清茶，拉拉几句家常，自然是一片祥和气象。即使日常有些隔膜与不理解的情绪，相信也会在茶香中飘散。传统社会民间调解矛盾的主要方式，就是“坐茶馆”“吃讲茶”。在年长而有德望的乡贤主持下，当事人面对面一番茶叙，从而达成相互妥协的化解。我们今天的社区民间调解员“和事佬”与“老娘舅”在调解民间生活纠纷时大约也采用的是这一方式。茶的和敬品性，对于我们今天的社区治理与新时代文明实践都有着柔化与浸润的作用。定期的社区茶聚与茶会，或者茶艺展示，或者娱乐性的“斗茶”，都可以活跃社区生活滋润社区关系。我们在构建基层社会共同体的过程中，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而茶事礼仪的推广与茶香社区的建设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生动实践。
茶事活动不仅是我们和谐社区关系、促进社会团结的纽带，茶叶还是农业经济产品，茶产业是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单位土地面积上茶叶收益远高于普通作物种植，而且茶叶的管理成本也低于一般作物种植，这就是江南一些地区普遍种植茶叶增收的原因。近年来，随着制茶技艺的提升与机械设备的更新换代，茶叶加工产品更加丰富，与茶叶相关的周边产品也得到有效带动。围绕茶产业形成的茶叶消费市场在传统基础上得到持续扩展。大家知道，茶叶贸易是我们加强地区间社会联系与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有效途径。北方茶饮资源主要依赖南方输送，茶马古道与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国的热门词汇，北方游牧地区与南方农业地区以茶为生活资源的经济往来，促进了南北社会的相互依存，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物质与文化基础的构造。当今时代，茶产区与畜牧区依然保持着物资与人员交流的密切关系，奶茶是当地牧民的日常生活饮品，也是外来旅游者品尝的佳品。中国茶叶出口贸易始终居于主要位置，中国茶叶文明与温柔敦厚的茶国性情，成为中国人形象的世界表征。今天中国制茶技艺与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们更应该利用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高度，讲好中国的茶故事，让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随着茶艺茶道茶礼为世界人民所知晓，从而为世界和平与人类文明作出中国贡献。
茶，作为生态饮品，自然安全，它千百年来守护着中国人的身体;茶作为文化载体与象征，柔和温良的伦理品性，长久地滋润并提振着中国人的心灵与精神。中国人离不开茶，茶是我们民族的生命伴生物，制茶技艺与相关习俗是中国人的文化发明，也是人类共享的文化遗产。“吃茶去”，是友朋邻里的亲切邀请，更是传承与弘扬人类文化遗产的行动。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学习时报、北京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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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6日，第五届中蒙俄万里茶道市长峰会
目录
亚欧大地上的历史之路
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之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申遗之路
亚欧大地上的历史之路
一片神奇的树叶，联结起亚欧大陆，开启了商品贸易与文明交流互鉴的“茶叶之路”，这条路就是万里茶道。
万里茶道途经如今的中蒙俄三国，是继丝绸之路后，于17世纪末期在亚欧大陆兴起，以茶叶贸易为主的一条国际商道。当初，以晋商为代表的商人在福建武夷山、江西与湖北交界的幕阜山、湖南西部雪峰山、湖北与湖南交界的武陵山等茶源地采购茶叶，通过水陆路从四面八方运至长江之滨的汉口集中，转而向北通过汉水经湖北襄阳、河南社旗等地，再用马、驴、骡、骆驼和人力等运输方式继续北上，经山西、河北、内蒙古多次转运后，抵达中俄边境贸易集散地恰克图，又向西经西伯利亚最终到达俄罗斯圣彼得堡，而后转销欧洲各地。
由南向北再由东向西跨越亚欧大陆的万里茶道，绵延14000余公里，是继陆上丝绸之路后又一条联通欧亚的人流、物流大通道，也是促进东西方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万里茶道形成、发展、繁荣近300年，上世纪30年代以后因交通运输方式的改变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日渐衰落。曾经繁华一时的商贸大通道虽已是过眼云烟，但其留下的遗迹却凝固在沿线的大地上，成为历史的永久见证。万里茶道沿线类型多样、内涵丰富的文化遗产，由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两部分构成。有形文化遗产包括古茶园及古村落等茶源地遗产，水陆道路、驿站、路亭、关口、河流、码头、桥梁等交通类遗产，厂房、器械、工具等构成的加工类遗产，历史街区、茶亭、茶庄、茶行、茶栈、仓储等商贸类遗产，客栈、骡马店、票号、银行、镖局、管理机构等服务性遗产，祠堂、会馆、寺庙、教堂等礼仪类遗产，标志性建筑、碑刻、摩崖石刻、墓葬等纪念性遗产，以及采摘工具、加工工具、运输工具、包装工具、交易工具和茶样、票据、茶章、账簿、路引、合同、公文、手册、日记等可移动文物。无形文化遗产则包括茶叶生产、运输、交易过程中与衣食住行相关的生产生活习俗，与茶事有关的礼仪、宗教仪式、同业同乡聚会、节日庆典等习俗和行商日记、票证、票号、账本、档案等文献，与茶有关的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美术等文化艺术，与茶事活动相关的地名，以及茶叶品种选择、种植管理、采摘、制作等传统技艺。
这些文化遗产见证了万里茶道开拓、发展、繁荣、衰落的历史进程，真实地记录了茶道上的茶农、茶商、运输者、管理者、服务者开拓和维护茶路运行的付出与收获。每处遗迹都是一本厚重的史书，每个故事都包涵着创业者的艰辛。这些遗产，同样见证了中蒙俄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互动，见证了沿线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对深入研究中国茶叶贸易史、交通运输史、茶文化传播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万里茶道淬炼出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同样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
作为跨区域、跨行业、跨民族、跨国度的茶叶运输和贸易路线，万里茶道在开拓、发展、繁荣的艰难历程中形成了维持运行的准则，凝结了不同群体共同遵守和认同的观念，万里茶道的核心价值理念即是“和合天下，恩泽四海”。
“和合天下”既是茶叶和茶道本身蕴含的品质，也是万里茶道的先民修身养性、人生追求、处事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准则。中国茶文化经过几千年的传承，汲取了儒释道的精髓，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铸就了“以和为贵”的民族之魂。从茶叶与人类个体的关系看，饮茶能让人保持内心平和、清静淡雅，具有修身养性的作用;从茶叶与群体的关系看，饮茶是一种高雅文明的交往交流方式，能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友好沟通，促进各类群体的相互了解，“以茶为媒”“以茶会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情感联络方式。万里茶道以茶叶为载体增强了中国与欧洲各国的关系，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如今，茶外交仍然是国家交往中一种重要手段。而从茶叶与自然的关系看，一方面，茶叶是自然界对人类的恩赐，它产于热带和亚热带湿润的山地，对土地、温度、湿度、环境有严格的选择性，依赖于大自然;另一方面，中国茶道追求“天人合一”，种茶、制茶、饮茶讲究自然天成。可见，和谐、和平、合作是中国茶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万里茶道追求的现实目标。
“恩泽四海”则是万里茶道开辟的初衷和开辟之后带来的实际效应。为满足我国西北各民族以及俄罗斯乃至欧洲人民的生活需要，同时通过茶叶对外贸易获取利润，万里茶道才应运而生。其实，它所达到的最终效应远远超出了预期。
茶叶种植给人类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谋生手段。茶叶通过万里茶道销往世界各地，扩大了山区居民的收入来源，尤其是为妇女就业创造了更多机会，从而增加了其经济收入，显著提高了妇女地位。目前，全球有60多个国家产茶，茶叶产量近600万吨，茶产业仍是许多不发达国家农民收入和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
茶叶为人类提供了健康饮品。茶叶通过万里茶道从中国传向俄罗斯及欧洲，满足了游牧民族日常维生素的需求，也改变了欧洲人喝生水的习惯，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病菌的传播。茶叶传入俄罗斯和欧洲后，饮茶逐渐成为上自贵族、下至平民的一种生活方式。目前全世界有30亿人饮茶，茶叶是世界三大饮品之一。
茶叶种植给人类提供了综合利用土地资源的模式。茶叶种植是我国各族人民积累探索、合理利用山区土地资源的典型范式。这种方式通过万里茶道向世界传播，为人类综合利用山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提供了成功样本，为人类破解环境污染、资源枯竭难题提供了有益启示。此外，随着万里茶道的开辟，其沿线催生出诸多市镇，给沿线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额财富和新的生活方式。
同时，各国、各民族的开拓者们在开辟、维护、繁荣万里茶道的历程中，不屈不挠、勇往直前，所淬炼出特有的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合作共赢、诚实守信的“茶路精神”。这种精神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以诚相待、勤劳勇敢的优良传统，又赋予了万里茶道开放开拓的时代精神。其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贯穿于万里茶道始终，永远铭刻在中蒙俄三国人民的心灵深处，成为全人类永恒的财富，成为当今建设“一带一路”的强大精神动力。
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之路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万里茶道就是典型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之路。它既是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也是沟通东西方文明互鉴的桥梁。
万里茶道从其茶源地武夷山、幕阜山、雪峰山、武陵山出发，穿越南方湿润地区到半干旱、干旱地区，跨过山地复合式农耕文化区、稻作文化区、旱作农耕文化区、游牧文化区等不同经济类型，将中国传统的几种主要经济类型区域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并延伸到西伯利亚、中亚和欧洲地区，实现了各地区、各民族的生计互补和互通有无。
对于南方山地茶农来说，茶叶是换取粮食和日常生活物资的特产。而对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和俄罗斯人、欧洲人来说，茶叶则是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甚至许多地方都流传着“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一日无茶则病”的说法，可见茶叶对于北方以肉奶为主食、缺少蔬菜和水果人群的重要性。唐代以后，南方茶叶就逐步成为我国北方各民族不可或缺的生命之饮。如安化和羊楼洞压制的黑茶砖茶，曾是草原上可以充当货币使用的硬通货。当然，中原和南方各民族也需要把茶叶销售到北方，换回马匹、牛羊肉、皮毛等特产，满足农耕经济人们的生活所需。可见，南北方不同经济类型的生计互补是万里茶道形成的内在动力，而大规模的茶叶运输和贸易，又实现了互通有无的巨大经济价值。
万里茶道茶源地基本属于多民族居住区，武夷山是汉、畲等多民族居住区，幕阜山是苗、瑶等民族先民活动的地方，武陵山是土家、苗、汉、白等多民族繁衍生息的场所，雪峰山是汉、瑶、苗、侗等多民族聚居之地。几大茶源地种植、加工的茶叶通过万里茶道运送到北方，满足了北方蒙古族、回族等各民族的生活所需，也实现了南方各民族生产的价值。通过茶叶贸易，增进了南北各民族的了解和互信，实现了各民族相互认同和团结。某种程度上说，万里茶道已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这条纽带从唐宋开启，并延续至今。目前，南方民贸企业生产的边销茶，仍然大批量对口销售到北方和西北民族地区。
一缕茶香，蕴含着文化的气息。万里茶道不仅成为了我国各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媒介，也作为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有效载体，将古老的中国茶文化与各国历史文化相结合，演变成世界各地独具特色的茶文化丛。以茶会友，以茶奉客，是中国简朴而高雅的待客之道。日本的茶道、韩国的茶礼、俄罗斯的红茶、英国的下午茶等，无不受到中国茶文化的深刻影响。一片小小的茶叶跨越国界，成为人类共享的财富。
万里茶道这座桥梁，联通中国与中亚及俄罗斯等欧洲国家和地区，推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南方茶源地所产茶叶，经过汉、蒙、维、回、满等各族商人、运输者的艰难转运，最终运抵俄罗斯及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茶叶作为一种保健饮料，17世纪传入荷兰，并迅速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饮品。此后又通过荷兰传入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时期饮茶俨然成为宫廷生活的一部分。18世纪饮茶风靡英国，进而演变为一种社交手段，并衍生出下午茶习俗。茶叶经蒙古国北传至俄国后，18世纪末饮茶之风遍及社会各阶层，茶叶纳入居民生活必需品之列。俄国人在茶水中加入糖、柠檬、牛奶、乳皮、香草等辅料，形成了独特的俄罗斯茶道。
在中国茶叶向西输出的同时，17世纪中叶,茶叶伴随欧洲移民传播到美洲大陆。18世纪北美出现牛乳和乳酪搀入茶叶饮用的习俗，美国则产生了特有的冰茶文化。中国的饮茶习俗和茶道、茶艺传播到世界各地后，逐渐融入当地生产生活乃至文学艺术、礼仪制度之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浪漫的休闲情怀、精致典雅的生活态度，大大提升了人们的文化品位。通过万里茶道，中国古老的文化和生活习俗传入欧洲，欧洲工业文明成果也引入中国，达到了中西方互通有无、合作共赢的效果。由此，茶叶长期扮演着跨越亚欧大陆的文化使者的角色。
习近平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文明精神得以赓续和发扬光大。如今，随着我国着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俄茶叶贸易之路又以新的、更高级的形式出现——中蒙俄三国经济走廊。这既是历史的延续，也是新时代的发展和创新，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合作范式和地缘政治需要，更是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现实需要。茶和世界，共品共享，以茶会友，共品茶香。坚守中国茶文化“和合天下”的价值理念，共同推动人类和平和睦发展。小小茶叶，始终散发着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别样味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申遗之路
万里茶道最初以“茶叶之路”“万里茶路”等名称出现，如美国作家艾梅霞所著的《茶叶之路》，我国作家邓九刚所著的《茶叶之路：欧亚商道兴衰三百年》等。2012年6月，“万里茶路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在湖北赤壁市召开，就相关问题进行研讨，并通过《万里茶路文化遗产保护赤壁倡议》，从此开启了万里茶路文化遗产保护省际合作模式。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所作的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演讲中指出，万里茶道是联通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这有力推动了万里茶道申遗工作。
2013年9月，第二届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在内蒙古二连浩特市召开，来自中蒙俄万里茶道沿线31个城市的代表参加市长圆桌会议，并签署《万里茶道沿线城市旅游合作协议》。期间，中蒙俄三国达成“万里茶道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共识，并签署了共同申遗倡仪书，联合申遗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同年同月，由河南省文物局、南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万里茶路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召开。会议形成并通过《万里茶路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赊店共识》，进一步明确了今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努力的方向。2013年12月，湖北省农业厅、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重走万里茶道启动仪式暨‘东方茶港’‘中俄万里茶道’起点立碑揭幕仪式”，确立了武汉在万里茶道的历史与现实地位，为其作为牵头城市承担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打下基础。此后，“万里茶道”的命名逐渐被学界、政府部门所接受。2014年3月，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导发起的“万里茶道协作体”在北京成立，成为推动申遗的重要民间组织。同年5月，万里茶道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座谈会在福建武夷山市召开;6月，随着中国大运河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化线路遗产引发国内广泛关注，进一步推动了万里茶道联合申遗工作。2015年至2018年，湖北省文物局牵头建立包括福建、江西、湖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等8省区协调机制，组织专家考察万里茶道遗产点，撰写申遗文本，并建立起与蒙古国、俄罗斯联合申遗沟通机制。2019年3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申遗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万里茶道作为文化线路遗产联通了中蒙俄三国，是沿线各国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融入了沿线人民的价值观念、精神追求和文化认同，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万里茶道申遗，符合打造文化交流互鉴平台的现实需要，延续着“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梦想。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从历史深处走来，融通古今，连接中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赋予万里茶道新的时代内涵，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随着申遗工作的推进，将进一步增进中国与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家的传统友谊，成为新时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共同发展的新纽带。
万里茶道在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了新的内涵。2014年9月中蒙俄三国元首会晤时，习近平主席提出：“我们可以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加强铁路、公路等互联互通建设，推进通关和运输便利化，促进过境运输合作。”在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下，俄罗斯日益注重对西伯利亚以及远东的开发，俄国境内的“茶叶之路”也被视为俄罗斯整体发展振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俄罗斯的跨欧亚大通道建设这两大战略成功对接，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增添了新动力，为两国经济注入了新活力，实现优势互补，造福两国人民。
万里茶道联合申遗是建设中蒙俄文化廊道的标志性文化工程，沿线节点城市正在抓住申遗机会，拓展与茶叶相关的驿站、古道遗址的内涵与外延，抢救茶叶之路上的文物及文化遗迹，搜集与茶叶贸易相关的历史档案等，尽可能保持其原汁原味，为沿线珍贵文化遗产提供更好保护并进一步增强民众保护意识，推进万里茶道的宣传推荐工作，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了解中国茶文化。这项工作不仅是3个国家协作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有益探索，更是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实践，对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国茶文化和茶产业的传承发展，对内蒙古、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沿线省区不断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而不同”是中国数千年来的重要价值取向，“天下大同”是中国古代理想社会的最高境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全人类的理念共识和奋斗目标。茶叶和茶文化虽然起源于中国，但是她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茶叶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化载体，超越了地域、国家的限制，跨越了不同时代。万里茶道联合申遗将进一步凝聚沿线各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更加有效地促进沿线各国合作共赢，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万里茶道茶业资料搜集与研究”中期成果(编号19ZDA179)
作者：
黄柏权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万里茶道研究院院长、万里茶道协作体副主席
巩家楠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华文化促进会万里茶道协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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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宋时磊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文化的发源地。茶叶之所以能够从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与咖啡、可可相并列的最受欢迎的三大无酒精饮料，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符号象征，离不开长江的滋养。长江与茶叶相伴相随，茶文化是长江文明中璀璨的“绿色明珠”，长江和茶文化丰富了世界文明样态。时至今日，长江流域的茶文化仍有蓬勃生命力。
一、南方嘉木：长江流域的茶叶经济地理
茶是山茶科山茶属植物，其生长需要一定的自然条件。一般认为，经济栽培茶树的地理环境不能过于寒冷，年平均气温要在13℃以上;雨水应充足，年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上;土质以酸性土壤为宜，唐代陆羽《茶经》认为以烂石(风化土壤)、栎壤(砂粒多、粘性小，有机质和矿物质丰富，透水和透气性好的土壤)为上，黄土最下;空气要湿润，相对湿度80%-90%最适宜;风速不能过大，光照不能太强烈，以较多的漫射光为宜，即《茶经》所言“阳崖阴林”;海拔要适中，宜多山、多云雾。
在中国版图之上，同时具备这些气候条件的地区，非长江流域莫属。长江流域以北纬30度为横贯中轴，大部分地区属副热带季风区，热量资源丰富，四季较为分明，春季万物萌发，最适宜采茶，夏秋也可采，这就确保了采摘周期和产量。地势以山地、盆地、峡川、平原为主，交错起伏，小气候较多;有蒙顶山、巫山、巴山、峨眉山、大别山、霍山、天柱山、天目山等名山，这些山区既适合茶叶生产，又在儒释道各家中享受特殊地位，实现山、茶、人的精神文化融合。长江流域的另一特点是面积大，干支流遍及19个省市区，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8.8%，容易形成茶叶经济带，产生聚集效应。
▲多云雾的产茶山区(宋时磊摄于湖北恩施市)
长江最裨益茶叶的是水。首先是降水，长江流域雨量充足、丰沛，这给茶叶生长提供了足够的水源，确保了茶叶湿润的生长环境。其次是水运，长江有岷江、赤水、沱江、嘉陵江、乌江、清江、汉江、湘江、沅江、赣江等众多支流，流域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的支流有49条，丰富的支流和水系给航运带来了便利，茶叶从茶山取水路以经济便利的方式运输到干流上的重庆、宜昌、武汉、九江、上海等大商埠交易。早在唐代人们就借助长江水系运茶，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言：“或乘负，或肩荷，或小辙，而陆也如此。纵有多市，必将大川，必先以轻舟寡载，就其巨蝗。”水运促进了商品和商人的群体流动，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三是水质，“水为茶之母”，长江给茶叶品饮提供了优质用水，唐代张又新《煎茶水记》出笼了两个天下之水的“排行榜”(一为刘伯刍版、一为陆羽版)，陆羽所列举的20种水，分布在长江流域的有15种。
借助长江，茶叶实现了物种的扩散和文化的传播，上演了一部“东游记”。茶树原产于中国西南，但因地处边陲，交通和人员往来有限，不为外界所知。自秦惠王兼并巴蜀后，这一带的饮茶习俗开始向外传播，顾炎武在《日知录》云：“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茶叶有两种传播方式。一是自然扩散，即通过雨水冲刷、河流漂流、鸟兽携带等，茶树种子可以从原产地云南传播到很远地方。二是人为传播，即茶树或茶籽通过人口的迁移被带到了新的生长地。这两种扩散方式，有不同的路线，其中较为主要的是从云南经四川、重庆、湖北、安徽到江苏、浙江，或者是从云南经贵州、湖南、江西、福建到台湾。两条传播路线都不同程度地借助长江水系的力量传播，从西向东传播。
茶叶的栽培和种植经历了从野生到人工的驯化过程，最早开始这项工作的或许是西南一带的边民，但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唐代在长江流域劳动的人民。晋代诗人杜育《荈赋》描绘，茶叶成片野生于山岗和山谷之中，“灵山唯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太平御览》引《续搜神记》，称晋时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采茗，王浮《神异记》也有“山中有大茗”的记载。可见，晋代长江中下游地区野生茶树比较常见，甚至不乏大茶树。即便到唐代，陆羽还指出在巴山峡川之中，有两人合抱的大茶树。到中唐时期，在人们的观念中，野生茶品质最高，茶园种植的茶要次之，这反映出一个问题：唐代人工茶园数量在增加，产量在提升，故野生茶物以稀为贵。根据文献资料判断，中晚唐时期唐代出现了众多茶园，类型包括官办茶园、寺庙茶园、私人茶园、小农茶园等，茶树也从数十尺的高大乔木被培育成一尺两尺的低矮灌木。这说明人类对茶叶的认识和驯化能力有了实质性提升，也反映出唐代茶叶消费不断扩大的社会现实，采摘野生茶的原始生产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于新型饮品日益扩大的需求。据万美辰等统计，唐代长江上游地区共66个州，其中有25个州及南诏地区产茶，共计60种茶;唐代长江中游地区共43个州，其中有27个州产茶，共计42种茶;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共28个州，其中有20个州产茶，共计47种茶。这大致可反映出茶叶沿着长江自上游向下游、自西向东的传播轨迹。
茶是“南方之嘉木”，是长江流域这片钟灵毓秀土地所奉献的绿色饮品。
二、绿色黄金：技术、器具和贸易
长江流域的劳动人民以茶为业，开山辟园，种茶、制茶、运茶、贩茶、饮茶，从生产到消费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衍生出了一套技术手段和管理制度。
茶叶本是一片普通的树叶，是中国人发现了其对人类身心健康的莫大价值，走上加工利用之路。从树叶到茶，需要一定的技术和工艺。魏晋南北朝时期，茶叶的加工方式比较原始，主要是制成茶饼或者混煮羹饮，并未有一套成熟的加工技术。这种方法处理的茶叶有着浓重的青草味，茶本身的香味并没有得到挖掘。唐代，长江流域的茶农创造出锅釜蒸汽杀青、拍压成饼的工艺，陆羽将其总结为“七经目”——采、蒸、捣、拍、焙、穿、藏。宋代延续了唐代的蒸青工艺并有所发展：北宋时期变饼为片，皇室崇尚蒸青片茶;南宋时期变片为散，开始流行蒸青散茶。明初罢造团茶，化繁为简，人民群众更注重追求茶叶的自然本真之味，元代初步兴起的炒青绿茶变得盛行。杀青工艺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已经掌握了控制发酵程度的奥秘，从蒸汽或锅炒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杀青工艺的提升：进一步降低青草气，激发和提升了茶叶内在香气。
明代后期，在绿茶杀青的基础上，安徽霍山的茶农发现增加闷黄工艺可出现“黄叶黄汤”的品质，创制出了黄茶(许次纾《茶疏》)。16世纪末期，又出现渥堆的后发酵工艺，创制出黑茶;人们又发现茶叶不杀青，先萎凋发酵，再后期处理还可以创制出不同的茶叶类型，于是在16世纪末期出现了黑茶，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出现了红茶，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了白茶和乌龙茶。新的茶类的纷纷创制，既说明长江流域劳动人民茶叶加工技术在不断进步，同时也不断丰富和满足着人民群众对丰富口感的需求。
加工茶叶需要一定的工具。蒸青工艺的七个环节，会用到采茶、蒸茶、捣茶、成型、焙茶、穿茶、藏茶等19种工具。宋代有所简化，常见的有甑、榨、布帛、竹皮、柯、盆、磨、棬模、笪等9种制茶工具。这些制茶工具多从长江流域盛产的竹、木等中取材。除了生产工具，茶叶的消费过程中还要用到“器”，即品饮茶叶的茶器(宋代后茶具和茶器已不严格区分)。唐代盛行煎茶饮法，在取水、炙茶、碾茶、罗茶、取火、烹煮等环节，要用到陆羽记录的“二十四器”。宋代盛行点茶之法，审安老人在《茶具图赞》中用白描手法绘出十二件茶器图形，称之为“十二先生”。明清以后，壶泡法流行，白瓷茶瓯、紫砂壶使用广泛。尽管品饮茶叶的器具互有出入，但都要用到茶碗、茶壶、茶则、茶夹、茶巾等，这些器物同样多用长江流域的陶土、矿泥、竹木、丝织品等制成。
▲《茶具图赞》中的“茶具十二先生”
随着饮茶风气的不断普及和扩散，茶叶消费“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到了“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封演《封氏闻见记》)的程度。茶叶的核心产区位于长江流域，而消费地遍及全国甚至海外，茶叶生产和消费地域的不匹配性带动了茶叶贸易的崛起。茶叶比较轻便、货值高，便于长途运输，于是大宗贸易快速发展。早在汉代，茶叶就被携至西藏阿里地区，唐代向边疆塞外贩卖茶叶的茶马贸易得到发展;宋代和明代茶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大量外销;清代万里茶道兴起，茶叶向俄罗斯等地售卖。借助这些贸易网络，长江流域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及世界各地。
以稻米为食，以茶叶、桑蚕等换取日用物资，是长江流域百姓安身立命的手段和理想化的生活方式。风俗所及，明清时期珠江流域也以这种生活为风尚，士大夫阶层则往往在山中构筑精舍讲学，茶叶收入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中有稻田茶丘十余亩，旁有人居七八村，皆衣食于茶”(屈大均《广东新语》)。茶叶贸易利润丰厚，早在敦煌文献《茶酒论》中就描述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茶商靠茶叶流通成为巨贾，“舒城太湖，买婢买奴。越郡余杭，金帛为囊”。茶叶是长江流域业者发家致富的“绿色黄金”。
产业和贸易的发展，又促进了政府推出茶叶行政管理及课税政策。唐朝政府创制了贡茶、茶税、榷茶等茶政制度。宋代茶政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出现了交引法、折中法、贴射法、现钱法等，在边疆设立了榷场贸易，设置了买马司等机构。长江流域出产的茶叶在换取战马、巩固边疆、促进民族融合等方面长期承担着独特的历史使命。
三、以茶为媒：族群、生活与艺术
人类学者肖坤冰曾以闽北山区的茶叶产业为例，研究了清朝到新中国成立前“茶叶流动”下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事。以大历史、长时段的视野观察，这种“流动”的故事不仅仅发生在闽北，整个长江流域皆以茶为媒介，促进了族群、生活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和变迁。
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得到充分开发，南方和北方发展呈现均衡之势。安史之乱后，北方藩镇割据、杀伐不断，大量人口被迫南迁，中国经济重心日益南移，形成了早期的“长江经济带”，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盛况。随着民族的融合和时代的发展，目前长江流域共同生活着汉族、土家族、苗族、彝族、侗族、藏族、回族等50多个民族，人口和生产总值双双超过全国的40%。在传统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下，这些人群多聚族而居，茶叶是他们的重要产业。茶叶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日益结合，孕育出丰富多彩的茶文化生活。
以茶为饮、为食，茶在长江流域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唐代的煎茶茶艺、宋代的点茶茶艺、明清以来的泡茶茶艺等，在长江流域孕育和诞生，并向全国传布。除了主流的品饮方式外，长江流域还有富有地域特色的饮茶文化，杭嘉湖一带有青豆茶、元宝茶等;西南有侗族、瑶族有打油茶，白族有三道茶，藏族有酥油茶等;华中有湖南擂茶，土家族的油茶汤等。
以茶为会，举办茶宴和茶事雅集活动，长江流域的人文往来频繁。唐代可稽考的茶会有刘长卿惠福寺茶会、武元衡资圣寺晚春茶会、钱起长孙宅茶会、李群玉等人的私人茶会。特别是浙江湖州多次举办茶会，主要参与成员有颜真卿、皎然、陆羽等。明清以后茶馆兴起，普通百姓有了日常的公共文化生活空间，可在其中从事下棋、听书、看戏等休闲活动。特别是在长江上游的四川，茶馆文化蔚为大观，这在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 1900-1950》书中有细致入微地呈现。
以茶为礼，人们寄茶、谢茶、赠茶、品茶等，都要赋诗，出现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李白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白居易的《萧员外寄蜀新茶》《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元稹的《一至七字茶》，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皇帝还会将从顾渚贡茶院得来的新茶，分赐群臣，以示恩宠;臣子上表申谢，谢茶表名篇纷出，较有代表性的是武元衡《谢赐新火及新茶表》。
以茶为俗，茶叶在长江流域的岁时节令、诞生礼仪、乔迁新居、婚丧嫁娶、宗教礼仪等生产和生活中，被赋予了多重功用。男女以借茶为由邂逅、以茶排遣忧思、以茶代酒凭吊逝者、以茶求子、以茶礼求婚，聚会饮茶并以茶事笑话取乐，僧人以茶待客、以茶筵作为宗教仪式还愿等。
以茶为娱，长江流域的茶农将茶与舞蹈、歌曲等结合，创造了劳动号子、采茶歌、采茶戏等娱乐形式。安徽皖西地区有《采茶》《锄茶歌》，黄山地区有《请茶歌》;浙江有建德有《顺采茶》《倒采茶》灯调曲目;湖北鄂西山区有劳动茶歌、抒情茶歌、仪式茶歌等;湖南辰溪茶山号子;茶歌在江西民歌中占有很大比重，并发展成了风格多样的采茶戏，演员多手执茶篮灯、扇子等道具，载歌载舞，劳动和欢愉尽在其中。
以茶为艺，茶是文学、书法、绘画、陶瓷等艺术形式热衷表现的对象。除诗词曲赋外，小说、散文等也经常描绘茶叶，如《三国志通俗演义》《红楼梦》《老残游记》等。当代作家王旭烽著有“茶人三部曲”，以家族叙事的方式勾勒了以杭州为中心的长江流域茶文化在近现代社会转型和发展的生动图景，并摘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桂冠。书法方面，唐代书僧怀素的《苦笋帖》、北宋名臣蔡襄的《十咏诗帖》等皆是茶与书法结合的名篇;茶画更是名品、名家频出，唐代的《宫乐图》、宋徽宗的《文会图》、明代唐寅《事茗图》等，都被视为珍品。茶与陶瓷艺术结合的典范是茶具，景德镇、宜兴等地出产了众多融实用与艺术为一体的茶碗、茶壶等，至今不衰。
以茶为媒，长江流域的茶叶和茶文化连接了个体与族群、物质和精神，是长江文明皇冠上的“绿色明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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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礼堂、万美辰：《唐代长江流域的茶叶种植与饮茶习俗》，《江汉论坛》2019年第11期。
刘礼堂、吴远之主编：《中华茶文化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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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健主编：《祁门红茶史料丛刊》，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黄柏权：《挖掘长江流域茶文化资源推进乡村振兴》，《新华日报》2022年9月6日第13版。
(作者简介：宋时磊，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汉语写作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阶段性研究成果)
来源： 澎湃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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