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一切病先是“神”病
中医认为一切病先是神病，然后是气病，再到血病，最后才到什么呢？形病。
疾病先从生命无形的部分，即从精神、信息的层面开始出问题；第二个阶段，到气的部分，能量格局和运行规律发生紊乱；第三个阶段，到有形的疾病层面。
很多人的病，其源头是某种很大的烦恼，很大的怨恨，或者很多他们无法解决的困惑。很多时候，病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面对、澄清、解决。
为什么儒、释、道这么重视“惭愧”、“反省”、“忏悔”，先得觉察到自己错了，才有“知非即离”的可能。
心念一转，神气也就转了，生命列车的方向也转了。
当一个人的身体有大病的时候，已经是生命列车的方向错了很久了。
但有一点一定要记得，信念随时有机会转回，信念一转，神气随时有机会修正。
很多人对自己的生活、内心状态、身心感受无知无觉，却指望通过吃一把绿豆、几根虫草就能改变很多。这个对简单轻灵的小鸡、小鸟还行，我们这么大、身心这么复杂的人，要靠它来改变，不那么容易。
除非你是非常干净的肉体、非常清净的心灵，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否则，一把绿豆是调不动你的，一包汤药也不太容易做到。
《黄帝内经》里有一段对话：“帝曰：形弊血尽而功不立者何？”黄帝问岐伯，当一个人形体破败了，气血也耗干了，治疗就很难见效，这是为什么啊？
“岐伯曰：神不使也。”
病人的神气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医生也没有办法调动了。
黄帝接着问：什么是神不使呢？
岐伯回答：“针石，道也。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今精坏神去，荣卫不可复收。何者？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驰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
这段话大家慢慢玩味，为什么现在病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好治，可以从这里找原因。
一切的源头，在于无形的思想、精神，然后才有了能量，然后才化生为物质。
所有的病，或者说这个世界的开始，都是这么来的。
02、真正的养生是去感受自己
当一个人用自己的感受生活的时候，是从他的内心出发，原点是自己，没有错位。
现代人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去求一个东西、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总是有很多远大的发展计划，一直思考，想得很遥远。或者关注一个明星，念念不忘。不停地看这个看那个，或者不停地讲话，不停地做事。
我们以外物为原点，那就会失去对当下的自己和周围的感受。
这个状态在中医叫什么呢？是“形神分离”。
打坐安静的状态是什么呢？是《黄帝内经》说的“形与神俱”，或者“身心合一”。
现在讲营养，要吃得好，早上一个蛋，晚上一顿肉，对不对呢？
小时候我们都烧过炉子，炉火的大小决定了你应该往里面加多大的柴火，道理很简单吧？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吃的问题上就不明白这些道理呢？
你的炉火明明很小很弱了，已经没有什么消化力了，烟道也都堵住了，大便不通，汗也不出，也没运动，你还吃牛排，还喝牛奶，只会增加肥料和堵塞，把炉火压灭。
这些道理不需要通过学习医学知识就能明白，都是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常识，要在生活当中去体会。
体会吃什么东西有什么不同的感觉，有知有觉地去生活，吃了某个东西你感到不舒服，哪怕吃到第十次你才发现，也是有知有觉的开始。
合适自己才是最好的，不是去外面寻找一个外在的统一标准。
所以，在生活中要养成用心的习惯，去感受自己、观察自己，然后至少知道：
一、吃了什么东西舒服，什么东西不舒服；
二、跟谁在一起舒服，跟谁在一起不舒服；
三、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会比较安心，或者反之，会睡不着、纠结和难过。
生活中时时刻刻留意观察自己，就可以时时刻刻调整自己，这是真正的养生。
03、养生就是调柔身心
《黄帝内经》对养生和养神还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恬淡虚无”，接近道家、佛家成就者的状态。
“恬”是安静、安然的意思，带着放松的、微微的甜美。
而电视剧里常见的大喜大悲是相对偏执、失中、失守的状态，不是一个平常的中和状态。
这个“恬”如果换成“甜”，即“甘”的意思，中药有一个原则叫做“甘以缓之”，意思是所有的药，只要是甜的，比如甘草，就能让人的精神、身体的运转，包括人看待问题的方式及态度柔和、缓和起来。
现在很多病，源自缺乏“缓”。
比如：神经衰弱、焦虑症、躁郁综合征等，都是这个时代常见的，其实是大家陷入了一种太快、太急了的精神心理生活状态。
太急了，神就飘在外面，气机也浮动不定，既紧且乱，生理功能也就跟着失调了。
“淡”是什么意思呢？“不那么在意，无可无不可，都可以。”于是就有了很大的空间，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而不是有所期待，执着于目标，也没有想要控制局面。
所求所想的少一点，有为的习性轻一点。
佛法常说“自净其意”，儒家讲“思无邪”，道家说“为道日损”，都在讲要简单一些，朴素一些。
对身体差的人，我有个建议：不要学得太多太杂。
现在不少人身心疲惫，但学习热情很高，什么中医、国学、身心灵样样都不放过。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意，都是意，意最好不要动得太多。当身体弱的时候，神气是不容易收住的。
从中医养生，从道家、佛家来说，修心都是第一位的，因为那个时候你的身体像电子天平一样敏感，一个想法涌动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南怀瑾老师的书里常常提到，打坐坐到比较细微的时候，你的一个念头，身体都会有变化，都会有感觉，那个时候自然就不敢乱动念了。乱想乱看就会不舒服。
04、练就虚己的功夫
人类的认知有两套模式：一是元神，另一个是识神（现代会用心或脑来指代）。
识神是逻辑思维、经验判断，偏于社会化，是由长期的后天教育、环境暗示、媒体引导，从外部世界加载而入，为“我”所用的认知模式。
“元神”是指本能和直觉，中国文化里常常提到的“心法”“悟性”，比如书画、古琴、中医、武术的高阶，能够达到“出神入化，物我一体”，都是在直觉和本能的层面讲的。
《易经》里有一句话：“《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
中国古代的圣贤认为，对于天地万物、宇宙人生的真正认识，非思维所得，非有为可近，乃是当心灵处于寂然不动的状态，与天地宇宙相交感的时候，自然而通达一切。
通过传统的训练方法，静坐、站桩、太极……让我们慢慢学会不再过度依赖于五官和逻辑思维，用心直接就能体会当下的真实。
当你虚静放松，没有那么多念头、思想、情感、欲望、计划和各种烦心事涌动围绕时，自己的心就像一面相对干净的镜子。
一切都清清楚楚地在那里，等着你来发现。
你每天面对这个世界，每天都体会到一点新的，体会到像童话里的那些画面：哎，太阳爷爷今天是很开心的，花儿向我微笑，有只蜜蜂飞过，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
静心体会自身己心，感受天地四季变化，花鸟鱼虫浮沉，意气神体互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
本文作者：李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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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许多时候是一本陈年烂账，许多东西死无对证，对于唐代之前的云南茶叶而言，更是茫不可考。一些写云南茶史的文章，引经据典，将云南可考证的种茶史上溯到3000多年前，言必称“商周之际”。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本文的观点是，云南茶叶的信史只能从唐代算起，因为唐人樊绰将云南茶写进了《蛮书》，其是云南茶见诸于史籍最早最确切最可靠的记载。在唐代之前，也有一些典籍提到了西南地区的茶叶，但没有特指云南。我们可是假设说的是云南，但缺乏确凿的证据，只能算一种学术探讨之设想。
按照茶界的主流观点，云南茶产业始于商周，云南的濮人率先发现、驯化与利用野生茶树。“濮人种茶”作为一种假说，有其巨大的学术价值。由于唐代之前缺乏确凿的文字记载，无疑让这种假说含金量大为降低。本文尝试从社会经济发展、民族迁徙与融合等角度，来破解云南唐代以前濮人种茶之谜，以及云南三千年来茶叶种植文明是如何演变进化的。当然文章的主观推想成分多，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唐代之前的云南茶叶茫不可考
一提到云南茶叶，许多人会引经据典，罗列出一些唐代以前的典籍关于云南茶叶的记载。主要有以下这些：
1、巴国贡献茶，跟滇东北种茶的关系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钢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
质疑：这是巴志，说的是古代巴国之事。巴国的地理范围跟云南关系不大，勉强可以联系的是“西至僰道”。僰道是今宜宾，宜宾的旁边是云南的昭通。也就是说在历史上滇东北的昭通，有可能属于巴国的势力范围。但这只是假设，说明存在一种可能，但不能作为确切的证据。巴王作为诸侯国君，理所当然要向周武王上贡。《巴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份贡品清单：五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鴙、黄润鲜粉。贡品中有“茶”，但我们只能说有可能茶产自云南的滇东北。)
2、武王伐纣的濮国是不是云南濮人?
据《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在公元前1066年率南方八个小国讨伐纣王。八国即庸、蜀、羌、鬓、微、卢、彭、濮八个部族国。一些介绍云南茶叶历史的文章，于是发挥想象：其中鬓族濮族均祖居云南，鬓族分布在今牟定县，濮族分布面广，周秦时期称为百濮，其后裔分支很多，历代称呼为朴子、朴子蛮、布朗;蒲蛮、哈瓦、德昂、崩龙等。
质疑：其实在中国古代，濮人分布很广。商周时，分布在江汉流域及其以南，后散居今四川、贵州、云南等地,与百越杂处。
今天，历史学家对百濮族人的历史演变结果有三种流派:①战国以后演变为百越，发展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各民族;②百濮与百越是两个不同的族体，元朝以后称蒲人，再后发展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各民族;③前期之百濮与百越有密切关系，后期即为孟高棉语族各民族。
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的百濮族人，主要居住于今云南、贵州、四川至江汉流域以西一带，是今天操持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彝族、哈尼族与土家族，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苗族，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布朗族，南亚语系·佤德昂语支的佤族和德昂族，汉藏语系·语族语支至今未定的仡佬族，以及部分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傣族(泰族)、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侗族等诸多少数民族的先民之一。
由此可见，濮人分布极广，参加武王伐纣的濮人不一定来自云南，而且濮人的族属非常复杂，至今没有定论。濮人不但是今云南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的祖先，也可能是彝族、哈尼族、土家族、侗族等的祖先，因为历史上民族融合，百越、百濮、氐羌存在相互融合之现象。比如彝族，不但是氐羌的后人，也包含着不少的百濮成分。)
3、产茶的汉代平夷县不是今天的云南富源
《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有“平夷县，郡治有珧津、安乐水，山出茶、蜜”的记载。据吴觉农《茶经述评》载：“平夷县约当今云南富源县地。”
质疑：这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云南富源叫平夷县，是在清顺治十四年。汉代的平夷县在今贵州毕节。且看历史真实记载：
古平夷，今贵州毕节。公元前111年置平夷县，治所在今毕节七星关区，隶牂柯郡。晋建兴元年(313)置平夷郡，平夷县为郡治，东晋文帝时改为平蛮郡、平蛮县。
富源，周秦时，属滇国。两汉时，属益州宛温县。两晋南北朝时，属宁州。隋朝，属益州开边县。唐朝，属盘州。南诏和大理国时，为摩弥部。元朝时，在境内北部设罗山县，属曲靖宣抚司。明洪武二十三年，废罗山县，新置平彝县卫，南部仍为亦佐县。清初，平彝县卫属云南都司、亦佐县属曲靖军民府。清顺治十四年，废亦佐县为平夷县。康熙三十四年，以平彝废卫、亦佐废县，建平彝县，属曲靖军民府。1954年，改称富源县至今。
4、“南中茶子”并没有特指云南所产
晋傅巽《七诲》：“蒲桃、宛柰、齐柿、燕粟、垣阳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极石蜜。”
质疑：南中系东汉末时对今全滇和黔西北、川西南的总称。文章说茶子产于南中，但没有具体说产自南中哪里。我们只能假设，既然提到南中，很可能作者的本意包括云南。
由于唐之前没有确凿的文献记载云南产茶，所以云南茶产业的信史只能从唐代算起。唐人樊绰的《蛮书》写道：
“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
这被视为云南茶见诸于史籍最早最确切最可靠的记载!
逃离金沙江，古哀牢国隐藏濮人种茶秘密
要搞清楚云南三千年来茶叶种植加工与贸易传播路径，首先要解决哀牢国的族属问题，百濮、百越是怎么一回事，乌蛮、白蛮是怎么一回事，彝族是怎么一回事，而不是笼统地说濮人种茶，或者乌蛮种茶。
为什么哀牢国如此重要?是因为其地跟如今的云南茶叶主产区版纳、临沧、普洱、保山、大理、德宏等地重合。而且哀牢国的北部以氐羌为主，中部南部以濮越为主，正好与濮人种茶暗合。从地域与所居民族来看，古哀牢国无疑隐藏着濮人种茶的密码。
先说哀牢国的族属问题。两汉突然冒出来一个哀牢国，汉武帝之前的历史不可考。有人说哀牢国是氐羌系的国家，有人说是濮人建立的国家，有人说是傣族先民建立的国家。其实哀牢国并不是一个集权国家，而是部落酋长国，也就是几十个部落的联盟，部落叫小王，哀牢王是几十个小王(77王)的总王。哀牢的原住民以濮人(布朗、佤、德昂先民)、越人(傣族先民)为主，后来氐羌从北边南下，到了汉朝，形成北边是氐羌，南边是濮越的格局。哀牢王很可能是傣族先民。其实布朗族、佤族、德昂族、傣族的祖先曾经住在金沙江流域，乃至洱海、滇池一带，由于氐羌南下，濮越退到永昌一带，洱海与滇池成为氐羌人的势力范围。
我们再来说百濮、百越是怎么一回事。百言其多也。中国古代写史书的人，没有兴趣搞清楚边地的少数民族有哪些，经常笼统地说，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百越、百濮其实是一种偷懒的说法，把南方几百种部族简单化说成百濮、百越。而且最搞笑的是，濮、越可以通用，也就是同一个民族，一下叫濮，另一下又叫越。所以有现代学者主张濮越是一回事。
如同百越横跨几千公里，从江浙一直到越南都是百越，而且云南、缅甸的交界处还有滇越。百濮也是横垮几千里，汉水流域有濮人，巴蜀大地有濮人，云南还是有濮人，贵州北部也有濮人。许多地方的濮人，在文献记载中，一下记成濮人，一下记成越人。
由于古人偷懒，我们现在很难搞清楚百濮、百越究竟包括哪些民族。但我们可以从现存的傣族、布朗族、佤族、德昂族去溯源，根据这些民族的传说，都是说从北边南迁，也就是打仗打败了，从故土南逃，而且是在南逃途中，发现与利用野生茶树。传说中的故土在金沙江流域、洱海与滇池，沿着澜沧江、怒江两条江南逃，这两条江其实就是云南茶树种植的核心区，也是野生茶树的主要分布区。这是巧合，还是必然?
这样就可以大胆假设，以前住在古蜀国南边，深受古蜀文化、印度文化影响的布朗、佤、德昂与傣族先民，在两千多年前受两件事影响而南逃，一是氐羌人南下，二是秦王国灭古蜀国，造成民族大迁徙，其离开金沙江、滇池、洱海一带，在保山、大理南部、临沧、版纳、德宏与普洱，甚至缅北一带建立哀牢国。由于他们有巴蜀文化及古滇国的农耕文化底子，于是大幅度提升驯化野生茶树的水平。这是云南茶叶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第二缕曙光，是两汉及诸葛亮开发永昌郡带来的。
茶出银生，乌蛮种茶的兴起
我们再来说乌蛮、白蛮是怎么一回事。前文说到布朗、傣、佤、德昂先民离开故土南迁。其故土的洱海一带成为昆明人的天下，昆明人显然是氐羌系。但滇池一带比较复杂，濮越没有全部南迁，留下许多濮越人，而氐羌系南下滇池，称为叟人，还有古蜀人(还有一种说法叟人即蜀人)，在蜀国被秦灭了，也南逃滇池。故滇池一带的民族成份非常复杂，是濮越氐羌与蜀人的综合体，还有楚人庄蹻王滇，这就体现了杂交文化的优势，这就是战国到西汉，古滇国的青铜文化那么发达的原因。
两汉以降，直到唐代，我们可以哀牢山、元江为界，以南，是南逃的傣、布朗、佤、德昂先民的势力范围，以北为昆明人、叟人、楚人、蜀人、汉人，以及没南迁的濮越人的势力范围。哀牢山、元江北边的这些民族，从汉武帝征服西南夷开始，进行民族大融合，到了南北朝隋唐，形成乌蛮与白蛮两大集团。
唐代人说的乌蛮、白蛮，不是具体指哪个民族，而是汉化程度高的叫白蛮，汉化程度低的叫乌蛮。
而且乌蛮、白蛮是多民族大融合后形成的，里面有氐羌、汉、濮越、蜀、楚多种成分，但总体来说，白蛮以氐羌、傣族、汉文化的融合为主，乌蛮保留的原生态氐羌文化更多些，并融入一些濮人文化。
最后我们来说下彝族。彝族，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建国初期将若干个区别较大的民族，拼成一个彝族。从大的方面来说，彝族是氐羌、古蜀人、濮人的杂交融合体，以氐羌为主。彝族有三个源头，一是云南的禄劝、东川、昭通葡萄井一带的六祖分支体系，二是永昌郡源头，三是四川大凉山源头。
为什么要提乌蛮、白蛮与彝族，是因为南诏国时期，继濮人种茶之后，乌蛮系民族也纷纷种茶，比如如今的彝族、哈尼族的先民开始种茶。但我们要搞清楚的是，乌蛮民族中包含有大量的濮人成分。因为氐羌系的乌蛮诸族在势力扩张时，将许多濮人部落征服，大量濮人融入到乌蛮中。也就是乌蛮以氐羌血统为主，南下途中，在四川融合有古蜀人、濮人血统，到了云南融合有濮人血统。
乌蛮种茶，是继承濮人的衣钵，而且乌蛮包含有非常重的濮人血统，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南诏国时期，乌蛮主要居住在哀牢山、元江以北。哀牢山、元江以南主要是濮越居住。而云南茶叶主产区主要是在哀牢山以南，也就是南诏国云南种茶的主体民族还是濮人。不过这时已经有一些乌蛮系民族，越过哀牢山、红河南下，比如哈尼族的先民南迁到景东。唐代的景东是南诏银生府驻地，同时也是《蛮书》记载的“茶出银生”所在地。
“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茶出银生城界诸山”。银生城，有两种说法，一在版纳，二在景东。在景东的说法是主流。本文即采用银生城在景东的说法。“城界诸山”，意味着茶山离银生城不远，很可能在今天的景东、南涧一带。唐代的景东境内，居住昔扑(濮人)、和泥(哈尼族先民)，后来南边的傣族势力北扩，景东在南诏末期被傣族征服。这表明在景东种茶的很可能是濮人(昔扑)与乌蛮(和泥)。也意味着，从唐代开始，云南种茶的民族越来越多，不再是濮人的专利。南诏国时期，云南种茶还是以濮人为主，但乌蛮种茶已经兴起。
二是“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这剧透了蒙舍蛮的饮茶方式。南诏国发源于蒙舍，即今天的巍山一带。蒙舍蛮，其实是指代南诏统治中心地区的国民，也就是说南诏的老百姓煎煮茶叶，要加一些东西跟茶叶一起煮来喝。这里不能将蒙舍蛮当成真正种茶的濮人与乌蛮，因为文字只提到他们怎样喝茶，而没有提到他们种茶、制茶。也就是，南诏国的濮人与乌蛮种茶制茶(散收，无采造法)，而其统治中心地区的国民(蒙舍蛮)喝茶(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而且不能将蒙舍蛮狭隘地理解成巍山的“乌蛮别种”。因为蒙舍蛮这个“乌蛮别种”从巍山出发，征服了其他“五诏”，并建立了强大的南诏国，蒙舍蛮很多场合成为了南诏国的代名词。
虽然茶出银生，乌蛮已经开始种茶。但在唐代，还是以濮人种茶为主。在唐代，越过哀牢山、元江，迁居澜沧江中下游的乌蛮人还不是很多。
到了元代以后，迁往澜沧江中下游、怒江中游的乌蛮人越来越多，这些人中许多都种茶。宋元时期，哈尼族、彝族、拉祜族，与布朗族、佤族、德昂族一起成为种茶的主体民族。
明代以后，汉族也成为了种茶的主力之一。苗族、瑶族也从贵州迁到产茶的云南南部、西南部，其中也有许多人种茶。至于傣族，其跟布朗族的种茶历史一样悠久，因为濮越民族几千年大杂居，作为百越人的傣族肯定很早就受了濮人的影响，也种茶。只是傣族多住在坝区，种水稻为主，不以山区作物——茶叶为重点。而傣族的近亲壮族，也有一些在文山与红河种茶。
这样一来，云南的民族中，布朗族、佤族、德昂族、拉祜族、基诺族普遍种茶，彝族、哈尼族、景颇族、汉族种茶的也多，苗族、瑶族、傈僳族等也有一些种茶。
古蜀国与濮人南迁带来茶叶种植文明
前文说到，春秋战国时期，原住金沙江流域，滇池、洱海一带的傣、布朗、佤、德昂先民南迁到临沧、版纳、保山、德宏、普洱一带，建立哀牢王国。那在他们南迁之前，怒江、澜沧江中下游流域居住的是什么民族?是布朗、佤、德昂先民的亲戚——讲南亚语系的孟高棉族群。
孟人、高棉人是东南亚、云南的原住民，也曾经是东南亚势力最大的民族集团。商周时期，孟高棉族系的人，北扩到金沙江，与古蜀国文化融合，成为百濮族群的一部分，这些深受巴蜀文化影响的孟高棉人，就是当今布朗、佤、德昂的先民。后来，他们与傣族先民一起沿澜沧江、怒江南迁，其实也是征服当地土著的过程。这些土著跟布朗、佤、德昂先民一样，也是孟高棉族群，只是未受古蜀国影响，因为他们是临沧、版纳与普洱的土著，故被称为“本人”，也就是本地人的意思。这就是在普洱茶的核心产区，我们会经常遇见“本人”一词的原因。
我们现在对东南亚、云南曾经势力最大的孟高棉族群做一个小结。孟高棉人是一南一北最为发达，中间最为落后。南边的柬埔寨、泰国南部、缅甸南部是印度文明的传播范围，土著文化跟南印巴利语文化接触，催生了灿烂的高棉文化(柬埔寨)、孟人文化(缅甸南部)，合称孟高棉文化。北部受巴蜀、古滇国文化的影响，成为中国百濮族群的一部分。在南北之间，由于远离巴蜀与印度这两个区域文化中心，是最落后的一部分。布朗、佤、德昂、傣的先民南下，就是先进的外地人征服落后的本地人之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南一北落后的中间部分，也有少数较为发达的地区。其主要位于古代交通要道两侧附近，比如繁华的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沿线，但难掩大部分地区落后之事实。
把濮越与孟高棉梳理清楚了，就可以对茶树驯化种植史进行分期。
分期的依据是先进的巴蜀茶叶种植文明南下，改造提升云南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落后的茶种与野生茶驯化技术。其让云南茶叶种植由蒙昧走向了文明——濮人种茶。
而汉武帝征服西南夷，东汉初年的哀牢国归汉，成立永昌郡，诸葛亮治理南中，大开中原先进农耕文化涌入之门，则大幅度提升了濮人种茶的水平。继而是唐宋时期乌蛮种茶的兴起，以及明清时期汉人也成为云南种茶的主力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时期中原茶文化对云南的影响，主要来自江南。也就是说，在明代以前，云南的茶叶种植加工主要受巴蜀先进的农耕文化的影响，明代以后主要受江南农耕文化的影响。民国直到现代，是以西方为师，学习现代种茶体系。
云南茶树驯化史：从以巴蜀为师到江南的影响，
云南茶树驯化种植史分期如下：
1、濮人种茶时期(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从哀牢国到永昌郡)
在三千年前的商周时期，中国西南与东南亚中北部及印度东北部都在驯化与利用野生茶树，其中水平最高的是巴人蜀人，其次是云南金沙江流域一带受巴蜀文化影响的濮越族群，最落后的是云南西南部、东南亚中北部的孟高棉族群，因为他们远离巴蜀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传播区域，原始农业很难让驯化野生茶树有质的飞跃。很有可能，野生茶变为栽培型茶树的关键一环，是由古巴蜀人、古濮越人完成的。后来居住在蜀国南方边地的古濮越人南迁，将先进的茶种与驯化野生茶技术带到澜沧江中下游、怒江中游一带，让云南茶产业的主产区进入了濮人种茶时期。
其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金沙江流域、滇池、洱海先进的濮人从春秋、战国起，南迁到保山、德宏、大理南部、临沧、普洱、版纳一带，建立哀牢国，初步提升了当地的茶叶驯化种植水平。二是两汉、三国、魏晋，哀牢国故地纳入永昌郡管辖，濮人种茶进入了永昌郡时期，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水平进一步提升。
2、茶出银生时期(唐宋元：濮人、乌蛮成为云南种茶两大主体民族)
唐代的南诏国时期，云南种茶以濮人为主，但越过哀牢山南下澜沧江、怒江流域的一些乌蛮人已经开始种茶，这标志着乌蛮种茶的兴起。到了宋代的大理国，乃至元朝，越来越多的乌蛮南下云南茶叶的主产区，这意味着濮人与乌蛮成为云南两个主要的种茶民族。
3、江南茶文化传播时期(明清：继濮人、乌蛮之后，汉人成为种茶的主力之一)
明代以来，江南的汉人纷纷进入云南，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文化。这标志着云南茶叶的种植文明由学习巴蜀，转向了学习江南先进的茶叶种植技术之时期。
4、现代茶文化传播时期(民国、新中国：现代茶产业传入并逐渐主导云南茶叶种植)
文/白马非马
请上帝喝茶工作室出品
今天我们讲讲《茶之书》，这一次我下了功夫，想给大家带来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我估计日本作家冈仓天心写的《茶之书》，在茶书里头，其传播率仅次于陆羽的《茶经》。
刚好我给新版本的《茶之书》写了序，我的朋友萧秋水买了一本《茶之书》，她告诉我”非常好看，《茶之书》根本不是讲茶的”。市面上的《茶之书》有很多译版，昨天我看了一下当当网文化榜和生活榜，我发现两个榜单排在前五位的就有一本是写茶的书，说明最近几年爱茶喝茶的人多了起来。
(冈仓天心，1863-1913)
有的人把《茶之书》买回去非常失望，三万字的书只有五千字左右讲茶，那这本书到底是讲什么的呢?
《茶之书》是讲东方式的审美，从我们的儒释道，讲到了空间、人，讲到了茶。
有一个著名的茶梗要讲讲：很多人拿着《茶之书》的的日文版说，不懂日文就不要研究《茶之书》了，这就闹笑话了。其实冈仓天心写这本书不是用日文写的，而是用英文。我请教了很多人，都说这本书的英文原版文字优美，甚至美国的高中教材都引用了《茶之书》的内容，他们从这本书不是学习认识茶叶，而是从这本书了解东方美学，这一点很了不起。
他为什么用英文写呢?他不是写给日本人或者中国人看的，他是站在东方人的角度写给欧美人看的。整个行为过程都是围绕“为什么”这个问题，告诉欧美人我们日本不是他们认为的那个样子，就像我们一直说云南人不是穿着少数民族的衣服，骑着大象，牵着孔雀。冈仓天心选择茶作为切入点，告诉欧美人日本真正的情况，冈仓天心有三本非常著名的书，除了《茶之书》还有《觉醒之书》《理想之书》。
二十世纪初期，欧美人是以武力征服东方，我在《茶叶战争》里谈到过，大英帝国把东方作为征服的对象，马克思说过一句很霸道的话：“他们不能再现自己，只能通过别人再现”，当年英国人入侵埃及的时候，只谈对埃及的认识，压根就不谈武力有多少。
武力不重要，认知才重要。这是萨义德谈“东方学”的一个核心。也是后来许多学者反驳的核心。冈仓天心是较早反驳的人，而不是一味地投奔到西方的怀抱了。我们今天之所以会被打动，也与此有关。
想想当年英国才上千人就把印度管理下来，为什么?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冈仓天心处在这样一种历史压力下，要对西方说什么?
《茶之书》里他谈到了许多中国的事情，比如宋朝人对待茶的理念和唐朝的人不一样，不仅如此两个朝代的人，他们的生命观也不一样。中国人在1900S，对生活已经没有热情，而宋代的时候中国对生活充满了热情，有很多哲学思想家，很丰富的物质文明。今天我特别要说的是，为什么宋人会喜欢梅花，喜欢苦茶，就是与高度物质文明有关。
冈仓天心说日本人为什么保留了文明，是因为他们成功抵御了蛮族(宋元)的入侵，保留了中华文明。
那么宋明之学和唐朝有什么不同。唐朝人视为象征的东西，宋朝人在寻求的过程中更为现实。在宋代，人们认为天地不是世间万物反映出来的，而世间万物本身就是天地。涅槃掌握在我们手中，唯一不变的法则就是永远处于变化之中，让人感兴趣的是过程，最关键的还是经历完成的过程。
在宋代人看来探寻生命的过程，本身就是令人神往，而不是非要得出一个结果。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我体悟到了生命，体悟到了美。而不是一定要得出一个结论。这就说明人和自然是一种结合是非常自然的，被赋予了意义。
饮茶不是一种消遣行为，而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途径。
日式茶道网络图片
我们今天谈到的仪式感非常重要，在宋代，喝茶的时候都要在佛祖面前烧香拜佛，沐浴更衣。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苏州有一个僧人，听说苏东坡要来了，就跑很远过去，沐浴更衣去给他泡茶，以佛祖的名义聚集在一起。苏东坡也在诗中表达了不仅仅在乎当时的环境，泡茶的姿势多么优美，而是在乎你为了给我泡茶跑了几百里路。很多人走了很远的路，等了很长的时间就是为了喝一杯茶，他把这种仪式感做得很足。
说到仪式感最常见的场景就是学校，上课班长一喊“起立“，大家就齐刷刷起来，一起喊“老师好”，这就是仪式感。在传统中国，仪式感非常重要，比教什么，学什么都重要，所以冈仓天心谈到，为什么中国人对茶道丧失信心，就是被蒙古人摧残，之后到了明代，我们把抹茶法丢了，而是选取直接泡茶的淹茶跑法。把宋代的那套礼仪丢了，到了清代又被满族人淡化了，到了他那个年代我们就彻底丢掉了那套礼仪，但这一点我不太同意。
日式茶道网络图片
他那个年代，他很有危机感，他是以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自居的，其实大部分日本人都是如此，过去网络上流传一篇文章，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
冈仓天心特别强调，日本人在抹茶的时候有个茶筅，看起来起就是就是一把刷子，我仔细比较过，宋代的茶筅和今天的日本用的很不一样，他更像一个木刷子，到了明代就演变成清理桌上的碎屑用的叫“竹帚”，而不是像日本人那样打茶粉。
在明代有个著名的养生高手叫高濂，他写过一本书叫《遵生八笺》，里面写了很多养生学和大量的茶的内容。他和屠隆在为《茶笺》做注释的时候已经不知道茶筅是什么?有什么用途?所以制茶工具断代了，朱权发明了茶灶，把茶淹起来。形成了抹茶道和煎茶道的一系列东西，这些是冈仓天心的一个观念。
他还有个立场，他认为日本的茶道和英国的下午茶很相仿，先生和女士们的下午茶很优雅，我们的茶道也很优雅。
我前段时间谈到一个观点，中国茶东渐，在日本形成了茶道。它被视为宋代文明的遗留，茶西传后，就形成了英国的下午茶。下一讲，我讲麦克法兰的《茶叶帝国》，会专门讲下午茶。日本茶道与下午茶这二者完全不一样，日本茶道就是注重仪式感，造景、着装、插花、器皿;在英式茶，也讲究场地，但注重的是聊天的内容。
我们做的茶业沙龙就是注重聊天，李乐骏的弘益大学堂就是注重的仪式，那种穿越感很强，我第一次见尚高德老师，就是在大茗府，他穿着宋代的衣服，带着全套的茶具，很有气场。
我参加过许多不说话的茶会，这种形式很强的茶会叫“止语茶会”，很注重仪式感。像我这样的就喜欢和大家交流，就搞了沙龙这种开放式的茶会。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我们可以选择日式或者英式。
他们忽视了一个问题，明清以来中国茶遗产就是“工夫茶”，《茶经》让我们喝茶有序规范，“工夫茶”其实是延续了这种有序与规范。工夫茶本身就是纯中式的，它一直在发展，到现在全中国都在使用。
3年前我去勐库，到茶山，当时那里很交通落后，茶农一直喝罐罐茶，今年我去他们就开始喝工夫茶了，他们就开始喝工夫茶了，学会用盖碗泡茶，全国各地都开始用工夫茶的泡法，工夫茶大有一统天下的趋势。今年大家还在思考用什么样的方法更适合普洱茶。
冈仓天心提到，100年前近代中国茶不过是一个很美味的饮品而已，与人生理念毫无关系，中国长久以来苦难深重，已经剥夺了对生命探寻的意义，他们变得暮气沉沉，注重实际不再拥有崇高的境界，失去了诗人与古人，青春与活力的想象。他批评说，失去了唐代的浪漫色彩，宋代的礼仪也没有了,变得暮气沉沉庸俗。
他这个例子就和我们当下很像，每天忙的蝇营狗苟，忙着赚钱，连坐下来喝一杯茶的工夫都没有。想想不是很可悲么?我经常在机场宾馆厅，遇到那些家财万贯，却低头匆忙吃方便面的人，难免感慨。
《茶之书》第一部分谈到，人情之饮，日本人为了改造禅茶一味，说茶树是达摩累了，眼皮里面长出来的，那个时候中国早就有茶了，他把茶史缩短了一大截。吴觉农在日本留学就说“你把我们中国茶史缩短了很多。”
冈仓天心最著名的一句话说“茶道是什么?，茶道就是对残缺的崇拜，”他在书中说“在我们明知不完美的生命当中，对完美的温柔试探”这句话很美。
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去日本学茶道，因为学怎么样做止语茶会就相对容易，二是我们需要仪式感，需要这样的美感。
第二部分谈的是茶的流派;第三个部分是禅与茶。
第四章讲茶室，怎么样来布置茶室，来自维摩诘，他说学佛不一定要剃度出家，三个榻榻米，虽然小，但可以容纳一个人，也可以容纳十万人。我现在看，就不奇怪了。比如我们的茶业复兴，一年也来了2000多个人。
我们每个人表面看起来要做一个大师，我们渴望优雅，但要如何面对最世俗的生活?我们每天起来就要刷牙洗脸上班。冈仓天心就说，他们每天到茶室，源于对茶的热爱，就要把茶室每一个角落清理整齐，每个器皿也要洗的干干净净。清扫是门艺术。艺术欣赏就是建一个空间，空间很小，但是干净整洁，他们在茶室挂画，并欣赏它。
京都待庵茶室，千利休设计网络图片
他举例说明我们到了一个小的茶室，不要烦，要和它发生关系，学会欣赏艺术，他举了伯牙子期高山流水的例子，书中写到“终有一天，伯牙来到古琴面前，他伸出一只手抚摸琴身，仿佛骑士在安抚野马一般，随后伯牙拨动琴弦，开口唱起世纪自然高山流水，霎那间梧桐木的所有都涌现出来，又一次春天的香檀气息在枝叶间留恋，又一次四溅的瀑布沿着峡谷纷纷落下，对着含苞待放的花朵展开笑颜，转眼间又听见恍恍惚惚的夏日之声，虫叫、蝉鸣，细雨朦朦······一个琴声里面把四季景物做了一个再现。”
我们喝茶也是如此，春天喝茶是什么感觉、夏天又是怎样，四季带来的不同感觉，艺术层面我们来和他发生关系，很大层面和我们的情操有很大关系。茶从一开始作为药饮的植物，慢慢的变成了和儒释道相关的，那是我们的认知行为导致的，因为我们听得懂它是这样的，我们才会有这样的艺术欣赏，
茶道本身培养了我们卓越的鉴赏力，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提升了精神境界。所以说，每个人的习惯和经历都会形成一种特定的认知模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大师。所以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为最终目的做铺垫的，茶也是、花草都是。
第六部分花道，他也谈到我们如何在花道中提我们的鉴赏力。
第七部分，也是我谈的最多的一个部分，茶道大师千利休之死，很多读者在读到这一部分都哭了，丰臣秀吉把千利休赐死。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日本人的茶道?
刚刚我们谈到了茶道，著名学者孙机写过《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他94年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中国为什么没有日本茶道，是因为中国和日本历史背景不一样，对茶的看法不一样。他把中国茶理解成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物质关系，他把茶理解为一个物质，不把喝茶当作一个宗教行为，他还举例，茶神陆羽，在唐代生意好的时候被人供奉，生意不好的时候被当成茶宠浇开水，他就举例茶神天天被浇开水，在日本看来是不可能的，中国人实在是太实际了。
孙机的学生叫扬之水，她谈到我们今年的雅生活，琴棋书画诗酒茶不是从哪里来的，而是原本我们就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传统的雅生活就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罗胖振宇提出的消费升级，就是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升级为琴棋书画诗酒茶。
中国第一种雅生活是读书，有钱的人才买的起书，读书闷了就有了抚琴、最后有了棋、所以有钱人读得起书、懂音乐、智商高、有才、加上一壶茶，中国古代的生活就形成了，到了晚清茶馆变成了青楼，现在茶馆变成了打麻将的场所，所以现在我们要从恢复传统，很多人谈把茶馆恢复就是恢复东方美学，我也是这样认为。
冈仓天心的《茶之书》为什么那么火，他其实谈的是一种文化的消失，刺激了东方也刺激了西方，告诉西方人我们曾经有很多好东西，我们才是文明人。西方国家最优雅，绅士淑女诞生地英国，不也在下午茶里找到文明落脚点么?
那中国为什么没有茶道，是因为文明的丢失，从蒙古的入侵到满族入关，打乱了秩序。人民的生活不安稳，就不可能有心思坐下来喝茶，到了明代“茶筅”都消失了，文化传统丢了。
侘寂风格的茶碗，16世纪网络图片
现代，很多人随口就谈“匠人之心”、谈工艺，有用吗?我们读《茶之书》，其实很冒险，里面文字优美，但我们也会不安，在东方美学看来，茶已经不是一种饮料而是一种东方文明，过去我们对这本书的褒贬就是在这里。
今天我们谈的第二个问题，我们中国为什么会有日本茶道，我们谈“茶文化”，日本人说日本茶道源于中国，钱钟书说日本茶道是，“东洋人弄的茶道太小家子气，”比如茶道就是喝叶子的沫子，钱钟书喜欢立顿的袋泡茶，回到中国喝不到，就和杨绛就喝滇红和安徽红茶拼配出来的红茶，说到拼配是从英国人在印度种茶搭配各种调料制作出英式红茶，而很多人所谓的正山、纯料所指的拼配就不是一个概念。
梁实秋写《喝茶》，开篇就写我不善品茶，不懂《茶经》，不懂道，整个贯穿其中，最后谈到工夫茶中的火炉距离七步，他很怕说错，小心翼翼。周作人有篇文章谈吃茶，说徐志摩谈到日本茶道，茶道就是忙里偷闲，苦中作乐。他读过《茶之书》这本书，还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序言就讲30年代出过《茶之书》，他为了写序言把冈仓天心的三本书都细读。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为什么中国没有茶道呢?因为中国人对道和禅没有深入了解，所以没有宗教阻碍了茶道的诞生，茶道是宗教的行为，所以中国人太世俗了。
中国没有阶级，而茶道这样的风雅之事在日本高端的阶层才有，受到禅的影响，表面看周作人的这种观点说的通，千利休就是为丰田秀吉泡好茶，就出名了。更早的，荣西和尚也是用茶治好了将军的病，但在中国也难道不是这样，陆羽写《茶经》难道不是得到了权贵的支持才得以推广?宋代更是，连皇帝都参与了茶推广，所有的精致都是士大夫的玩法，那为什么到了民国这些风雅之事就没有了，人们开始喝袋泡茶，周作人喝茶都被人骂，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著作《民国茶范》，所以我觉得不成立。
茶的第一个属性就是药理，第二个是通灵，第三个是心境，所有人喝了都很愉快，最后才是饮品。民国时期的人，钱钟书、周作人都去留过学，同期的冈仓天心用英文写《茶之书》宣扬茶道，铃木大拙向西方人宣扬禅宗，著名的苹果之父乔布斯就是铃木大拙的信徒，家里只有台灯，铃木大拙的存在注主义影响了很多西方人，所以这两个日本人很了不起，还有我的偶像村上春树，他是当下对世界影响很大的日本人。这三个日本人一个谈茶、一个谈禅，一个写小说，而我们没有这样的人物。
100年前懂英文的日本人积极的向西方介绍东方的文化，这三个人对话西方，我们也对话西方，但中国似乎从西方搬来的更多，忘记了输出。现在，难道我们不该反省反省?现在谈一带一路，也许是说茶最好的时机。
来源：茶业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