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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茶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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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宋时期禅宗寺院茶汤煎点礼仪

摘要:唐宋时期禅寺中既有茶礼,也有汤礼,合起来称作“茶汤礼”。宋代之前,无论社会上还是宗门内,普遍使用煎茶法。宋代则流行点茶法。唐代百丈怀海禅师首制“百丈清规”,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煎茶法纳入禅门礼仪。到了宋代,又与点茶法相结合,出现了“煎点”二字。煎点,不仅是唐代煎茶法和宋代点茶法的合称,也指禅寺中煎汤和点茶的具体礼仪。是宋代“客至点茶,欲去煎汤”待客俗礼的宗门化,也是宋代茶汤煎点礼仪形成的社会基础。宋代不仅文人雅士热中煎茶、点茶,甚至连帝王贵胄也参与其中,这乃是宋代茶文化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禅门诸多《清规》中提到的“茶葯”,即禅门常说的药石,其实是晚食的隐语,俗称点心。此外,茶榜和茶状,以及茶鼓、茶板、茶盏、茶橐子、茶筅、汤瓶等,在禅门茶礼中都有专门的意义,本文也拟作简略探讨,以期对唐宋以来禅寺茶汤煎点礼仪和具体过程作一番概略梳理。

关键词:煎点 茶汤 茶榜 茶状 茶葯 汤瓶

概 说

宋代宗赜禅师辑编的《禅苑清规》,是对唐代百丈怀海制定《古清规》以来的第一次整理辑编,不但保留了《古清规》的相关内容,也将宋代丛林禅寺制定的“丛林清规”“禅林日用”等收集进来,可以看作是宋代禅寺的“清规总编”,对于我们研究宋代禅寺茶汤煎点礼仪以及煎点用具,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正如宗赜禅师在序文里说的:“是以佥谋开士,遍摭诸方。凡有补于见闻,悉备陈于纲目。”所以禅门清规中记载的茶汤煎点之事,以《禅苑清规》最爲详备。本文即以《禅苑清规》为主要参考资料,拟从七个方面,对唐宋以来禅寺茶汤煎点礼仪以及煎点用具,予以探讨。

一、煎点的意义

煎茶法形成于唐代初期,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饮茶”条记载:“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泰山降魔藏禅师首次将煎茶法引入禅门,帮助禅僧修习。此后百丈怀海禅师首制禅寺清规,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煎茶法纳入禅门礼仪,称为禅寺煎茶礼仪,后人尊之为“百丈清规”或“古清规”。到了中唐时期,茶风禅风并行,形成了“寺必有茶,僧必饮茶”的禅茶风尚。赵州从谂禅师住持观音禅院时,以一句“吃茶去”法语接引四方学僧,从此茶禅之风弥布丛林,这对唐末禅寺清规中茶汤礼仪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封氏闻见记》里又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陆羽《茶经》出现在百丈禅师制定禅寺清规之后,是当时世俗社会饮茶方法的归纳总结,至于禅门茶礼,仍存于古清规之中。

唐代煎茶法到了宋代,又与点茶法相结合,于是出现了“煎点”二字,分别指唐代煎茶法和宋代点茶法。宋代禅寺通行点茶法,但爲了表示对古清规的尊重,特意将唐代煎茶礼仪名称保留下来,合称呼煎点,用以警示后人。日僧无着道忠禅师《小丛林清规》“煎点通辩”条说:“就座吃茶亦名煎点。此方必管辨精厚,似与古规僧堂等所行稍异。”后世逐渐成为一种正式用语,瀹茶称作点茶,烧水称作煎汤,煎汤点茶,合称“煎点”。

《禅苑清规》中记载说:“堂中所用柴、炭、米、面、油、盐、酱菜、茶汤、药饵、姜枣、乌梅、什物、家事”,除了柴米油盐酒醋,还有茶汤、药饵,已经将茶汤并列为日常用事了。又说:“内侍者收掌堂头衣钵,支收文历并方丈内公用物色。主管茶汤、纸笔、冬夏衣物。”“预先点检门状关牒书信,恐有差误,及备茶汤人事之物。”茶汤不但是禅寺主持的重要用品,要内侍者专人掌管,而且也作为接待政府官员以及诸方大德的必备物用,不能有些许懈怠。足见宗门对待茶汤的重视程度了。

唐代百丈怀海禅师首制禅寺清规,后人尊之为“百丈清规”或“古清规”,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煎茶法纳入禅门礼仪,成为最初的禅寺煎茶礼仪。到了宋代,又与点茶法相结合,于是出现了“煎点”二字,分别指唐代煎茶法和宋代点茶法。宋代禅寺通行点茶法,但爲了表示对古清规的尊重,特意将唐代煎茶礼仪名称保留下来,合称煎点,用以警示后人。日僧无着道忠禅师《小丛林清规》“煎点通辩”条说:“就座吃茶亦名煎点。此方必管辨精厚,似与古规僧堂等所行稍异。”后世逐渐成为一种正式用语,瀹茶称作点茶,烧水称作煎汤,煎汤点茶,合称“煎点”。所以,煎点不仅是唐代煎茶法和宋代点茶法的合称,也指禅寺中煎汤和点茶的具体礼仪过程。

二、煎点的方式

《禅苑清规》(以下简称《清规》,后同)“赴茶汤”条开篇即说:“院门特为茶汤,礼数殷重,受请之人不宜慢易。”煎点作爲一种茶汤礼仪,在禅门日常应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考之《清规》,正式煎点都要先出茶榜或茶状,然后击茶鼓或敲茶板,然后鸣鈡,僧众依次进入煎点场所,按“茶汤图”以及“照牌”所示坐定。开始行茶,浇汤,如此二遍,然后请吃茶葯。然后又行茶,浇汤,茶罢,收拾汤瓶、茶盏、茶橐,大众礼谢煎点特为人,一次完整的茶汤礼仪到此宣告结束。下面完整引用一段《清规》中的文字,以资说明。

僧堂内煎点

堂内煎点之法,堂头库司用榜,首座用状。令行者以箱复托之,侍者或监院或首座呈特为人。礼请讫,贴僧堂门颊。监院或首座于方丈礼请住持人,长版后众僧集定。入堂烧香,大展三拜,巡堂请众。斋后,堂前钟鸣就坐讫。行法事人先于前门南颊朝圣僧叉手侧立,徐问讯。离本位于圣僧前当面问讯罢,次到炉前问讯。开香合,左手上香罢,略退身问讯讫。次至后门特为处问讯,面南转身,却到圣僧前当面问讯。面北转身问讯住持人,以次巡堂至后门北颊版头,曲身问讯。至南颊版头亦曲身问讯。如堂外,依上下间问讯。却入堂内,圣僧前问讯。退身依旧位问讯,叉手而立。茶遍,浇汤,却来近前当面问讯。乃请先吃茶也。汤瓶出,次巡堂劝茶,如第一翻,问讯巡堂,俱不烧香而已。吃茶罢,特为人收盏。大众落盏,在床叉手而坐。依前烧香,问讯特为人罢,却来圣僧前大展三拜,巡堂一匝,依位而立。行药罢,近前当面问讯,仍请吃药也。次乃行茶浇汤,又问讯,请先吃茶。如煎汤瓶出,依前问讯巡堂,再劝茶。茶罢,依位立。如侍者行法事,茶罢先问讯,一时收盏橐出。特为人先起于住持人前一展云,此者特蒙和尚煎点,下情无任感激之至。又一展叙寒暄云,伏惟和尚尊体起居万福,乃触礼三拜,送住持人出堂外。侍者于圣僧前上下间问讯讫,打下堂钟。如库司或首座煎点茶汤了,先收住持人盏。众知事或首座于住持人前一展云,此日粗茶(或云此日粗汤)伏蒙和尚慈悲降重,下情不任感激之至。又一展叙寒暄云,伏惟和尚尊体起居万福,乃触礼三拜。第三拜时住持人更不答拜,但问讯大众以表珍重之礼。作礼竟,送住持人出堂。行法事人再入堂内圣僧前上下间问讯,收盏罢再问讯,打钟出堂外。首座亦出堂外,与众知事触礼三拜。如首座特为书记,书记亦先出堂外,与首座触礼三拜而散。

(图注:南宋《五百羅漢圖》局部 現藏日本大德寺)

(图注:日本建仁寺四頭茶禮點茶器具)

堂头结夏茶榜

堂头和尚今晨斋退就云堂煎点,特为首座大众聊表结制之仪,兼请诸知事光伴。今月日。侍者某人敬白。

堂头解夏茶榜

首尾同前。但改云“聊表解制之仪”。

库司结夏茶榜

库司今晨斋退就云堂点茶。特为首座大众聊表结制之仪。伏望众慈同垂光降。今月日。库司比丘某甲敬白。

库司解夏茶榜

首尾同前。但改云“聊表解制之仪”。

首座结夏状

首座比丘某右某。启取今晨斋后就云堂点茶。特为书记大众聊表结制之仪。仍请诸知事。伏望众慈同垂光降。谨状。月日。首座比丘某状。封皮云。状请书记大众。首座比丘某甲谨封。

首座解夏状

首尾同前。但改云“聊表解制之仪”。

如堂头特为新旧知事首座及知事首座点茶。榜状如请知事头首。篇中已明。

这段文字很长,也很繁琐,明确记载了宋代禅寺结夏、解夏时煎点礼仪盛况,以及茶榜、茶状的书写格式等,需要仔细研读。下面拟从四个方面予以分析。

三、茶礼与汤礼

禅门禅寺中既有茶礼,也有汤礼,合起来称作“茶汤礼”。由于汤礼和茶礼相似,《清规》中遇到汤礼处就省略了。检点《清规》文字,茶礼一般在上午或下午进行,汤礼则在晚间放参后进行。仍然引用《清规》文字说明:

堂头煎点

侍者夜参或粥前禀覆堂头,来日或斋后合为某人特为煎点,斋前提举行者,准备汤瓶(换水烧汤)、盏橐茶盘(打洗光洁)、香花坐位、茶药照牌煞茶。诸事已办,仔细请客。于所请客躬身问讯云,堂头斋后特为某人点茶,闻鼓声请赴,问讯而退。礼须矜庄,不得与人戏笑(或特为煎汤,亦于隔夜或斋前禀覆,斋后提举行者准备盏橐煎点,并同前式。请辞云,今晚放参后,堂头特为某人煎汤)。

括号内文字即是禅寺日常汤礼,因爲较茶礼简约,所以往往附在茶礼之后。或者加以文字说明,如:“此日粗茶,或云此日粗汤”“此日点茶,或云煎汤”“此日点茶,或云此日煎汤”。也可以认为,到了南宋以后,所谓煎点茶汤,乃是点茶煎汤的简称。除了称谓不同外,茶礼和汤礼还有时间上的区别。日本无着道忠《小丛林清规》里记载:“凡供茶汤,自午后到夜半,先献茶,次供汤。自子后到午时,先献汤,后供茶。”大概因爲饮茶容易使人不寐的缘故吧,所以晚间以汤礼爲主。另外一种汤礼则比较随意,往往在吃茶后吃汤:“维那答一拜云:管待萧疏,且希以道为念,不吃汤。”这是新到挂搭僧到云水堂维那处参礼,吃茶罢,并不吃汤,因爲禅门里有“迎客吃茶,送客吃汤”的不成文规定,新到只吃茶不吃汤,表示允许挂搭的意思。

宋代道楷《祇园正仪》则说得更明了:“新到相见茶汤而已,更不煎点。唯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务要省缘,专一辨道。”这里的茶汤就是普通的茶汤,一般用大壶煎煮,用来招待大众,简便易行。但有些汤礼非茶礼所可取代,必须郑重其事举行,一如茶礼:

解夏

七月十四日晚念诵煎汤。来日升堂,人事巡寮煎点并同结夏之仪,唯榜状词语不同而已。(下略)

冬年人事

节前一日,堂头有免人事,预贴僧堂前。至晚堂内库司点汤,冬榜云:聊表至节陈贺之仪。年榜云:聊表改岁陈贺之仪。首尾同前。(下略)

解夏和岁末,通常要举行汤礼,榜、状礼仪同茶礼。只是汤礼多在晚间进行。禅门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使人不寐,满腹时帮助消化,茶为不发之物,使人心性平和。虽说“学禅务于不寐”(《《封氏闻见记》》),但饮茶后精神过于兴奋毕竟对身心无益,即使素来以沉静著称的禅僧们大概也心存忌惮,所以晚间就不吃茶只吃汤了。

禅门里的汤到底是什麽?刘淑芬在《唐、宋寺院中的茶与汤药》一文中有专门论述,笔者这里稍作解析和探讨。

考之宋元以来清规,提到的汤大约有三种:热汤、煎汤和汤药。热汤即烧开的沸水,也简称汤,在茶礼中是用来点茶的,盛在汤瓶中点茶,称作浇汤。《清规》“僧堂内煎点”条:“茶遍浇汤,却来近前,当面问讯,乃请先吃茶也。”“法眷及入室弟子特为堂头煎点”条:“行茶遍,约浇汤三五碗。”这里的热汤就是烧开的沸水。

汤药除了僧人生病时饮用外,也用来依季节服用,以起到预防时疫的效用。清代仪润《百丈清规证义记》“汤药”条载:“外则典座,内则汤药。应时供奉住持汤点,左右应接,佐助衣钵,抚恤行者。此执须丰俭得宜,尤严戒背众饮食。”再如明代僧费隐通容《丛林两序须知》记载:“朝夕供奉方丈汤药,制拣方料,简慎品味。其中根性优劣,补泻不同,或汤或丸,火候缓急,因时调服,一一须知谨察。”可见汤药是在早晚服用的,用料讲究,和合得宜,是适宜四时长饮的补泻之药。

禅门汤礼中所说的汤通常是指煎汤,用一种或数种药物香料煎煮,用来解渴益生的饮料,类似于后世的甘草汤、薄荷汤、紫苏汤、莲子汤、薯蓣(山药)汤、橘皮汤等。宋代商业兴盛,市井繁荣,出现了许多从事“点茶炷香”的专门行业,官府也设有“四司六局”,以备官员筵席之需。所谓“奇茶异汤”,处处有之,可见宋代生活之完备和繁华了。

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十二月”条载:“更以苍术、小枣、辟瘟丹相遗。如宫观羽流,以交年疏仙术汤等送檀施家。医师亦馈屠苏袋,以五色线结成四金鱼同心结子,或百事吉结子,并以诸品汤剂,送与主顾第宅,受之悬于额上,以辟邪气。”这些汤药是用来辟除邪气的。又如“天晓诸人出市”条载:“又有浴堂门卖面汤者,有浮铺早卖汤药二陈汤,及调气降气并丸剂安养元气者。”这里的“二陈汤”即煎汤,用半夏、橘红、茯苓、炙甘草四味草药组成,用生姜、乌梅入煎,有清热化痰、消导行气之功效。

又据北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一记载:“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温或凉,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南宋徐度《南窗纪谈》也说:“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不知起于何时?然上至官府,下至闾里,莫之或废。”这两则资料里除了说明煎汤用药物香料外,还说明“客至点茶,欲去煎汤”这样的待客礼仪在宋代社会上很流行,上至侯门府衙,下至市井巷陌,旁及宫观寺庙,都很盛行和重视。这应该是宗门茶汤煎点礼仪形成的社会基础。

禅寺煎汤不可能象俗世间那样名目繁多,最多的可能是盐豉汤、生姜汤、甘草汤等,可根据四时变化煎煮不同材料,以甘甜可口、消食暖胃、消解茶性爲主。所谓“先茶后汤”,是有一定道理的。有时茶汤果子药食并列,如《律苑事规》记载:“方丈请和尚今晚汤果”,“请特为汤、药石,至晚汤果,两班光伴。”《敕修清规》“达磨忌”条云:“念诵毕,或请就坐药石。”又“告香”云:“当晚,方丈请参头、维那、侍者药石。”又“游方参请”条云:“当晚特为汤,乃至汤罢,起就炉前谢汤,须两展三礼,抽衣就坐药石。”可见汤礼中的汤不可能是汤药,而是煎汤。汤药和果子、药石一般不能同时服食,而煎汤则可。

另外,宋代禅寺通行点茶礼法,这也是两宋茶法在宗门的一种体现。宋代不仅文人雅士热中煎茶、点茶,甚至连帝王贵胄也参与其中,乐此而不疲,这是宋代茶文化兴盛的一个主要因素。如苏轼《汲江煎茶》诗:“活水还需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描绘了宋人煎茶的清况。陆游《临安春雨初霁》诗:“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陆务观诗中所说的分茶,其实就是点茶,属于点茶的一种游戏,起源于唐末五代时期,宋时民间颇为流行。宋徽宗曾亲自点茶,以赏赐近臣:“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沸。少顷,白乳浮盏,而如疏星淡月。顾群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延福宫曲宴记》(宋)李邦彦撰 )

宋代点茶法是将团茶或散茶,经过破碎、碾罗后成为精细末茶,然后投到茶盏中,用汤瓶注入沸水,并用茶筅搅拌以出沫饽。宋代点茶首重建盏,以绀黑有鹧鸪斑或兔毫纹为上品,这样更能衬托出沫饽洁白如雪的色泽。赵佶《大观茶论》中说:“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燠发茶采色也。”“结浚霭,结凝雪。茶色尽矣……乳雾汹涌,溢盏而起……《桐君录》曰:‘茗有饽,饮之宜人,虽多不为过也。’”描绘得很精致形象,可看作是对宋代点茶法所成茶汤的具体呈现。

宋代民间点茶、饮茶、斗茶、分茶风气颇兴,我们从传世的北宋人刘宋年的《撵茶图》、《茗园赌市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徽宗赵佶的《文会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以及据说出自元代赵孟頫之手的《斗茶图》等画幅中都可以看到,这也是宋代茶事兴盛的具体写照。

此外,吴自牧《梦梁录》有许多文字资料也可佐证:

夜 市

日市亦买卖。又有夜市物件,中瓦前车子卖香茶异汤。

诸色杂货

又有早间卖煎二陈汤,饭了提瓶点茶,饭前有卖馓子、小蒸糕。

茶 肆

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吉凶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乞觅钱物,谓之“龊茶”。僧道头陀欲行题注,先以茶水沿门点送,以为进身之阶。

从以上简单资料可以看出,点茶、煎汤、食用茶点,是宋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宗门只是将之礼仪化并写入清规,融入到禅僧的日常修行生活中,从而形成了禅门独特的“茶礼”和“汤礼”,可以看作是宋代茶风在禅门的具体反映。

至于具体的煎点方式,无着道忠《小丛林清规》中则有具体描写:

住持焚香薰献,次递茶器,左手接托。次进茶筅,右手接之。并摸盏唇令注汤,以筅搅了。还筅侍香,双手薰献了。(“佛涅槃忌”)

供头候众吃果了进茶(每器盛末荼,和尚与果一时供。故今只进余众耳),次进汤瓶。捧茶托,右手摸碗唇承汤,茶筅搅调了。(“展钵式”)

这段文字可以看作是对《清规》中“点茶”、“行茶”、“浇汤”仪规的细化和补充,对我们了解宋代禅寺茶汤具体操作方法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四、茶榜与茶状

前面引文中曾提到的茶榜和茶状,在禅门茶礼中有专门的意义。关于榜和状的字义以及用处,宣方《宋元佛寺茶榜考论》、王大伟《宋元禅宗清规研究》都有专章论述,此不赘述。笔者重点解析茶榜和茶状在茶汤煎点礼仪中的具体应用。

前引“僧堂内煎点”条说:“堂内煎点之法,堂头库司用榜,首座用状。”在禅寺职能中,住持以下,首座最受尊重。“首座之职,表仪众僧。”(同前)元代《幻住庵清规》里说:“首座之称,居一众之首也。在丛林与长老平分风月,在庵中与庵主同展化仪。事在精勤,行存洁白,情忘憎爱,念绝是非。十方之仪范所钟,一众之道业所系。”在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禅寺清规之前,首座也称上座或第一座。如《五灯会元》载有沩山灵佑禅师一则著名公案:

时华林觉为第一座……丈曰:“若能对众下得一语出格,当与住持。”即指净瓶问曰:“不得唤作净瓶,汝唤作甚么?”林曰:“不可唤作木也。”丈乃问师(灵佑禅师),师踢倒净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输却山子也。”

华林觉当时为首座,却因应答不对机,从而失去主持大沩山的机会,输给了时任典座之职的灵佑禅师。六祖《坛经》中记载:“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得。”从上座、第一座,到后来的首座称谓,可见禅寺清规从唐及宋的发展流变过程。

禅寺茶礼因爲“礼数殷重”,茶榜、茶状的文字都有一定格式和具体规定。这在南宋《丛林校定清规总要》里也有详细说明:“四节茶汤榜状式,方丈库司,用榜七行;首座,用状九行。”

因爲茶汤礼仪特为人以及场所的不同,茶榜、茶状张贴的地方也不同。或贴堂外上间或下间(请知事)、或贴僧堂南颊(请头首)、或贴僧堂门颊(僧堂内煎点)(以上俱引自《禅苑清规》);或贴僧堂前下间(《禅林备用清规》),或贴僧堂前(《律苑事规》)不仅如此,张贴的位置也有规定:堂头榜在上间。若知事首座在下间。(《禅苑清规》“僧堂内煎点”条)

举行重要茶汤礼仪,茶榜、茶状要先呈主持或首座看过,然后张贴:“堂内煎点之法,堂头库司用榜,首座用状。令行者以箱复托之,侍者或监院或首座呈特为人,礼请讫,贴僧堂门颊。”(《禅苑清规》)“斋前具箱复托茶榜呈首座。”(同上)

茶榜直接张贴即可,而茶状则要用封皮或者称作可漏、可漏子封装起来,呈给需要礼请的僧众,然后才张贴。如《丛林校定清规总要》记载:

众寮解结特为汤状式

守寮比丘某。右某启:取今晚就寮煎汤一中。特为阖寮尊众。聊表(结制解制)之仪。伏望众慈,同垂光降。谨状。某年某月日。守寮比丘 某状。可漏:状请阖寮尊众,守寮比丘  某  谨封。

晚间僧寮煎汤用状,以示隆重。也籍以联系同寮僧众感情,表示对结制解制仪式的一种尊重。

(图注:丛林校定清规总要附圖)

五、茶药与药石

《清规》中提到的葯、或茶葯,就是禅门常说的药石。药石的称谓由来已久。《列子·杨朱》:“及其病也,无药石之储。”《玄应经音义》云:“攻病曰药石。”所以药石最初是用来治疗身体疾病的。《黄檗清规》里说:“药石,晚食也。比丘过午不食,故晚食名药石,为疗饿渴病也。”可见,药石是宗门晚间饮食的一种称谓,正如称“甜酒”为“般若汤”一样,是一种宗门隐语。

药石除了是晚食的隐语外,在茶汤礼仪中也指一种类似点心的茶点,或者是简单的果脯、蜜煎、蜜果、松子、熏豆之类,但不可能是药丸。宋人周密《武林旧事》“酒楼 ”条载:“有以法制青皮、杏仁、半夏、缩砂、豆蔻、小蜡茶、香药、韵姜、砌香、橄榄、薄苛。”这些下酒的小食也可用来做茶点。吴自牧《梦梁录》“分茶酒店 ”条记载的果子更多,简要罗列一些:

四时果子:圆柑、乳柑、福柑、麝香甘蔗、沈香藕、金银水蜜桃、新胡桃、新银杏、洞庭橘、蜜橘、橄榄、红柿、方顶柿、青梅、枇杷、金杏。

干果子:如锦荔、京枣、香莲、松子、人面子、蜜姜豉、玛瑙饧、麝香豆沙团子。可谓琳琅满目了。

至于“腊药”和“暑药”,《梦梁录》和《武林旧事》中都有提及:

“腊日赐宰执、亲王、三衙从官、内侍省官并外阃、前宰执等腊药,系和剂局造进及御药院特旨制造银合,各一百两以至五十两、三十两各有差。伏日赐暑药亦同。”(《武林旧事》)

“医家亦多合药剂,侑以虎头丹、八神、屠苏,贮以绛囊,馈遗大家,谓之“腊药”。”(同上)

可以看出,这些“腊药”和“暑药”,很可能是用来外用或者放置在室内的,一是端午节佩带辟邪,一是暑天涂抹解热。

禅寺茶汤礼仪中之所以将药食茶点称作“药”或“茶药”,是因为佛教有过午不食和不非时食的戒律规定和饮食传统,饮茶时吃点心或者果脯、熏豆之类,也属于违戒,为戒律所不允许;但如果是用来治疗身体疾病的,则不算破戒。《清规》中也说:“小食、药石,与果子、米饮、豆汤、菜汁之类,如非斋粥二时,并是非时之食也。”这些药石果子如果在非两餐斋饭时食用,就是非时食,是破戒;但如果在茶汤礼仪中食用,因爲是“茶葯”,就不算破戒。这也是禅门特别的“开缘”之例。

现在日本茶道仍然称饮茶前的饮食为“怀石料理”,就来自于禅宗。传说禅僧们冬天打坐时,实在难以忍受寒冷和飢饿,于是将烧热的石头揣在怀里,不但身上不冷了,肚子也不“咕咕”叫了,怀石的典故由此而来。

六、茶汤礼仪中的用具

据笔者粗略统计,《清规》中涉及茶汤礼仪的用具约有以下数种,简单介绍如下:

1) 斗笠

斗笠是云水僧必不可少的行具之一,上下斗笠时,可以用来盛装茶叶筒。《清规》“装包”条:“笠子内安圣像、经文、茶器之类。”“先取净瓶茶筒枕头安笠内。”

2) 汤瓶

用来盛装热汤点茶的用具,唐代称作提子,宋代称作汤瓶,简称瓶,用来点茶,也称浇汤。《清规》:“斋前,提举行者准备汤瓶,换水烧汤。”

3) 茶盘

用来盛放盏橐的盘子。《清规》:“盏橐茶盘,打洗光洁。”

4) 茶盏、橐

茶盏也称盏或碗,用来行茶(也称下茶)浇汤的饮茶工具,橐即茶托,也称橐子,用来盛放茶盏。《清规》:“行茶遍,约浇汤三、五碗。”“汤瓶出,或为本师师翁煎点,即侍者浇汤,亲自下茶,以表专敬也。”

5) 茶筅

茶筅一词,《清规》尚没有发现。《梦梁录》中有“扫帚、竹帚、筅帚”的记载。日僧无着道忠纂《禅林象器笺》及《小丛林清规》,其中对茶筅有详细解说:“《字汇》云:‘筅,同箲。筅,苏典切,音鲜。筅帚,饭具。’”“《文公家礼》云:茶筅之制不见于书传,惟元谢宗可有咏茶筅诗,味其所谓‘此君一节莹无瑕,夜听松风漱玉华,万缕引风归蟹眼,半瓶飞雪起龙牙’之句,则其形状亦可仿佛见矣。或谓茶筅即蔡氏《茶录》所谓茶匙,非是。”“陆羽《茶经》有茶具十六事,其中有归洁注云:‘竹筅帚也。’”(以上具引自《禅林象器笺》)

6) 茶汤图

茶汤图是禅寺茶汤礼仪的一种图示方式,简洁明了,以便大众熟悉并遵守。《禅苑清规》中尚没有附图,南宋《丛林校定清规总要 》中所载十一副图中,有八幅是茶汤礼仪图(见附图),可见宋代宗门对于茶汤礼仪的重视程度了。《禅林备用清规》中的“众寮结夏”条则有详细记载:

夏中具行茶汤瓶盏图。兄弟有结缘者。随意书名。结众人缘也。堂司出图帐后。粥罢。众人和南。时出图于穿堂。(诸图牌。诸方具有常式)。

陆羽《茶经》“十之图”说道:“以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则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比较禅寺茶汤图,仅仅取陆羽“茶图”之名目而已,实际内容则要庄严和丰富得多,目的是爲为了方便僧众明了茶汤礼仪立,其中的意义较之陆羽《茶经》,深且远矣。

(图注:密庵咸杰禅师法语。 示璋禅人, 茶挂。 现藏日本京都大德寺龙光院)

(图注:雪菴溥光书《敕赐大重阳万寿宫》碑,碑立陕西户县祖庵镇终南山万寿宫)

七、茶鼓、茶板、照牌

茶鼓也写作茶皷,设在法堂西北角,召集僧众举行茶汤礼仪时用。宋·林逋 《西湖春日》诗:“春烟寺院敲茶皷,夕照楼台卓酒旗。”《丛林校定清规总要》:“说法则有法鼓,会茶则有茶鼓。”日僧无着道忠《禅林象器笺·法鼓》条:“法堂设二鼓,其东北角者为法鼓,西北角者为茶鼓。”《清规》“堂头煎点”条则有详细说明:

斋罢,侍者先上方丈,照管香炉次位。如汤瓶里盏橐办,行者齐布茶讫……报覆住持人,然后打茶鼓(若茶未辨而先打鼓,则众人久坐生恼。若库司打鼓,诸寮打版,并详此意,不宜太早)。众客集,侍者揖入(方可煞鼓)。

至于茶鼓的击打,也有一定规则。《丛林校定清规总要》中说:“法鼓,茶鼓,侍者主之。如上堂法鼓,长击三通。小参,长击一通。入室三下,普说告香,各五下。如特为尊宿,特为大众,特为新旧执事,击茶鼓一通。退座三下。”“库堂前鼓,库司主之。报斋三下,堂中煎点茶汤,集众退座,每日斋粥,下堂和南,并击之。大普请,长击一通。”《清规》中记载同此。

另外也有板,称作打板或鸣板,作用同于茶鼓。有时鼓板并列。如《清规》“僧堂内煎点”条:“长版后众僧集定。”“赴茶汤”条:“闻鼓版声及时先到,明记坐位照牌。免致仓遑错乱。”照牌是用来表明坐位次序的,也要事先备好,以免临时错乱。

总之,禅寺中的茶汤礼仪有一套严密的程序,从击鼓鸣板召集僧众,到依照照牌入坐,可谓“等级森严”,不能有半点差池。

八、结束语

以上笔者从七个方面,对唐宋来以来禅寺中的茶汤礼仪及做法作了粗略分析。可以看到,禅寺吃茶不仅仅是爲了解渴,更多的是一种对禅门仪式的注重。从吃茶时出茶榜、茶状,到敲击茶鼓、茶板,以及烧香、行茶、浇汤、劝吃茶、行茶葯、谢茶等过程来看,禅门对待茶汤礼仪是十分注重的。正如《禅林备用清规》中所说:“禅苑清规,始自百丈制礼作乐,防人之失。礼以立中道,乐以导性情。香烛茶汤,爲之礼;鈡鱼鼓板,爲之乐。”将茶汤礼仪提升到儒家“礼乐”的高度,可谓推崇备至。宋代禅门有“煎点茶汤,丛林盛礼”的说法,《丛林校订清规縂要》中也说:“自古茶礼最重,有谢茶不谢食之说。”

限于篇幅和体裁,笔者在探讨唐宋茶汤礼仪时并没有将烧香内容纳入,主要是考虑到这是一个专项题目,有待以后专题讨论。宋代有俗谚曰:“烧香点茶,挂花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唐宋以来,烧香已成爲一种专门的技艺和职业,有诸多香铺、行香人、印香人、香婆子等。印香也称篆香,最早从寺院中兴起,不仅用来供佛,也用来计时,称作“无声漏”。禅寺中无论茶礼还是汤礼,以及入室参请等,都要先烧香或告香,香炉、香瓶、香盒、香丸、香支是必备的,燃香、拈香、炷香等都有相应规约,并有“告香图”供僧众研习,可见宗门对于烧香礼仪的重视了。

另外,在探讨唐宋禅寺茶汤礼仪时笔者结合唐宋以来煎茶、点茶之法予以说明和佐证,这样就避免了过去一些研究者因爲不熟悉茶法而对禅寺茶礼的一些误解。然而去圣时遥,古风不存,《清规》中许多茶汤用语在我们今人眼里已然变得陌生,加之现存禅寺中已经彻底没有了这些古代茶汤礼仪,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似乎也不可能,凡此种种,都对研究宋代《清规》茶汤礼仪带来一定的困惑。正如清人仪润所感叹的:“又规条中,古有而今无者,如点茶抛香之类。古无而今有者,如祖忌增百丈等。”(《百丈清规证义记》)孔子曾告戒弟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儒家最终诗教和礼仪。如今诗教凋零,礼仪尽失,言而无信,立则偃蹇,徒余叹息。至于本文所论,难免粗疏甚或舛误之处,还望识者有以教我爲盼也。

【摘自2017年《吃茶去》杂志(总第67期);作者:马守仁(陕西西安),系茶禅文化研究学者,著有《无风荷动》《岭上多白云》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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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校定清规总要》,[宋]惟勉编,《卍新纂续藏》第6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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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住庵清规》,[元]明本着,《卍新纂续藏》第63册

《禅林备用清规》,[元]弌咸着,《卍新纂续藏》第63册

《敕修百丈清规》,[元]德煇编,《大正藏》第48册

《百丈清规证义记》[清]仪润証义,《卍新纂续藏》第63册

《小丛林清规》,[日]无着道忠撰,

《禅林象器笺》,[日]无着道忠撰,《佛光大藏经》,高雄佛光出版社1994年版。

《景德传灯录》,[宋]道原纂,《大正藏》第5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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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氏闻见记》,[唐]封演着,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茶录》,[宋]蔡襄着,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大观茶论》,[宋]赵佶着,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武林旧事》,[宋]周密着,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版

《梦粱录》,[宋]吴自牧着,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版

《陈氏香谱》,[宋]陈敬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4册

《香乘》,[明]周嘉冑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4册

《唐、宋寺院中的茶与汤药》,刘淑芬《燕京学报》(第十九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禅苑清规中所见的茶礼与汤礼》,刘淑芬《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七十八本第四分,台北:2007年

《宋元禅宗清规研究》,王大伟着,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

《日本茶道文化概论》,滕军着,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茶文化经典》陈彬藩主编,余悦、关博文副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

《中日茶文化交流史》,滕军着,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茶与宋代社会生活》,沈冬梅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中华茶道》,丁以寿主编,关剑平、阮逸明副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中华茶史》,夏涛主编,郭桂义、陶德臣副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文化传播视野下的茶文化研究》,关剑平着,农业出版社2009年版

《无风荷动——静参中国茶道之韵》,马嘉善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从唐风宋韵到茶道 茶文化在日本的发展与演变

16世纪的日本室町时期,流传着一个以中文汉字写成的寓言式文本《酒茶论》,在两千余字的文本中,雅号“涤烦子”和“忘忧君”的二人对坐,一人饮茶,一人饮酒。这个四无人声的春昼,不可容俗谈,于是“涤烦子”和“忘忧君”展开了一场茶酒之辩。双方各执一词,反复争辩茶与酒的尊卑、品德与功用,互揭其短,各陈己长。难分伯仲之际,一位“闲人”出面调停,说茶酒难分高下,皆是天下尤物,还是“酒亦酒哉茶亦茶”吧。

显然,“涤烦子”和“忘忧君”的名号出自唐代诗句“茶为涤烦子,酒为忘忧君”。双方问答式的争辩叙事模式,也是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固有范式之一。无独有偶,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内藏数万卷文献及绢画,其中包括与日本《酒茶论》极为相似的唐代遗书《茶酒论》。该文本出自唐代乡贡进士王敷之手,全文千余字,以相同的叙事模式展开了一场唐代的茶酒之辩——这个文本较之于日本《酒茶论》早了好几百年。

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的茶酒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有着脱不开的干系,尤以茶文化的东渡为典型,日本茶文化在学习和吸收中国种茶、制茶、饮茶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衍生出独具东方美学特色的茶道文化。


《唐宫仕女图》之《宫乐图》资料图片


南宋刘松年《撵茶图》(局部)资料图片

壹从“自生”到“渡来”

历史真相的回溯总会有一些崎岖,中国茶种及茶文化的东渡也并非一开始就得到公认。

滕军的《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简要提及了日本茶文化早期的“自生说”。自17世纪起,日本学者一度形成了较为主观的论断,认为日本列岛早有本土的原生茶树,只是到8世纪中国饮茶之法传入后,日本人才开始饮用本土茶。大石贞男的《日本茶叶发达史》(1983)、谷口熊之助的《野生茶调查报告》(1936)等论著都导向这一观点。随着茶叶科技的发展,日本茶的本土“自生说”逐渐瓦解。20世纪,以松下智、桥本实等为首的茶学专家提出了“自中国渡来说”,认为日本本土的野生茶树繁殖呈现出人为因素,结合中国唐宋以来日本赴中国学习的留学僧人往返情况,合理推测是日本僧侣将中国的茶籽、茶苗及饮茶习俗传播至日本,并推动了其在日本的发展。

传入日本的中国饮茶习俗又通过宫廷、幕府、寺院逐渐普及民间。据日本文献《奥仪抄》记载,“日本天平元年,中国茶叶传入”,彼时正值唐开元十七年(729年),距陆羽《茶经》成书还有差不多50年。最早的日本饮茶记录出现在弘仁五年(814年)的《空海奉献表》,这份记载了空海和尚(774-835)日常生活的文本曾简要写道:“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若这份个人经历记载的是可信的实际情况,那么9世纪早期,日本僧人的闲暇之余已有饮茶之举。

另一处早期记载出现于《日吉神道密记》,文中载录了日本最澄和尚从中国引入茶籽的事迹:相传公元805年,最澄和尚(767-822)赴中国天台学习教义,返日时带回了天台山的茶籽,播种在位于京都比睿山麓的日吉神社,结束了日本列岛无茶的历史。虽该文献的真实性仍有争议,但日吉神社园内至今矗立着“日吉茶园之碑”,碑文有“此为日本最早茶园”之句。

以上两处记载如果都不足以作为确证,那么日本史书《日本后纪》作为确切的日本饮茶记载,是较为可信的直接文献。那是在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时值日本弘仁六年,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出行礼佛,来到梵释寺,奉迎的大僧都(即僧官)永忠和尚(743-816)亲自为其沏茶。“……更过梵释寺,停舆赋诗。皇太弟及群臣奉和者众。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施御被,即御船泛湖。”这位奉茶的永忠和尚于公元775年乘坐遣唐船来到唐朝,并在长安生活了30年,在公元805年返回日本,他在御前煎茶之举,使嵯峨天皇大受震撼,命人在关西地区植茶,以备每年进贡。

在这里,永忠为天皇供奉的“煎茶”是陆羽《茶经》记载的一种烹煎的饮法,在中唐大为盛行。主要是用饼茶,经过炙烤和冷却后碾磨成粉末状。煮水时,第一次水沸后放入盐,第二次水沸后投入茶末,环搅,待三沸后倒入一瓢水稍做冷却,随后便可分茶饮用。陆羽提倡的这种煎饮之法成为唐代文人和宫廷贵族的常行雅事,碾茶成末、煮末饮茶的喝法,在古代绘画中也时有出现。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唐宫仕女图》就呈现了晚唐宫廷的饮茶场景,长桌的中间放置着茶釜,内盛茶汤,其中一位女子正手持长柄茶勺从中舀取分饮,其他仕女围坐,手执茶碗饮用。

千利休资料图片

贰唐风宋韵禅意

以上记载均符合日本著名汉学家、茶学家布目潮沨先生的论断,他在《中国茶文化在日本》一文明确指出,中国的饮茶文化最迟于9世纪上半叶就传到了日本,遣唐的学问僧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空海和最澄和尚都是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的随行,在唐期间广学佛法、吟诗唱和,均有不俗的汉文化修养,对佛教的东渡、汉学的传播都起到过重要作用。

日本饮茶史上,茶饮最初仅限于日本贵族阶层内部流行,并曾一度衰退。12世纪末,荣西禅师(1141-1215)从中国带茶籽、茶种返回日本,种植茶树,逐渐复兴了饮茶习俗,广及佛寺、武士阶层。荣西是日本茶道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人物,被后人推崇为“日本茶祖”,在来华僧人中他是最杰出的一位。荣西曾两度入宋,潜心修习禅学,长期参禅习佛的生活也滋养了他对中国宋代茶文化的精深体悟。

在他临终前才最终定稿的《吃茶养生记》是一本盛赞茶德的汉文书稿,也是日本已知最早的有关茶事的著作,被称作“日本的《茶经》”——由此也可见陆羽《茶经》在日本的影响力。该书从禅修与延寿的角度,大力提倡饮茶,书中开篇便写道:“茶者,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土同贵重之,我朝日本亦嗜爱矣,古今奇特仙药,不可不摘也。”以“仙药”和“妙术”誉之,荣西对茶的嗜好与推崇可见一斑。

荣西来华期间正是我国茶文化发展鼎盛的南宋,《吃茶养生记》记载了这一时期流传于江浙一带的饮茶方式:“极热汤服之,方寸匙二三匙,多少随意,但汤少好,其又随意,殊以浓为美。”这显然与唐代陆羽时代的饮茶有所不同了,荣西这里说的“方寸匙”舀取的是什么呢?这就要从他传入日本的南宋新茶法说起了。由于此前的饮茶法需要将茶青采来蒸熟、捣烂成饼、烘干收藏,饮用时,再把茶饼烤软、碾碎、煎煮,着实有些费时费力。到了南宋,荣西传到日本的饮法则简单得多:当下采摘制作、散叶保存,饮用时磨成粉,直接点饮。整个过程保留了茶的鲜度,末茶点服,直接进入体内,也能够更充分吸收茶青。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说到的,方寸小匙大概两三匙,舀取的正是被碾磨成粉状的末茶。

这种点茶之法受到日本人的欢迎,时至今日,日本茶人依然在改良后沿用着宋代末茶的点饮之法。整个备茶的过程称为“点茶”,即将粉末状的茶舀取入茶碗,在碗中注入沸水,以茶筅快速有力地上下前后搅动,直至茶汤表层形成黏稠细密的泡沫,即可吸饮。有趣的是,我们会发现当代日本茶人所喝的抹茶,茶沫多为鲜绿色。与之不同,中国的宋代茶人,崇尚“茶色白,宜黑盏”“茶色贵白”(蔡襄《茶录》)。这非常直观地体现了日本茶文化对中国茶文化的吸收与改造。长期以来,日本茶人们试图保留茶叶本身的自然之色,并视其为至纯至美的生命与精神。

在13世纪初期,掌控镰仓幕府实权的北条家族十分仰慕中国杭州的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增派大量僧人前往径山求取禅理。宋代的径山寺为“五山十刹之首”,具有很高的地位。《径山史志》载,“径山古刹的开山祖师法钦钟茶,初为供佛,后至请客。请客饮茶还有专门仪式和茶具,名曰‘茶宴’。”径山的禅堂茶礼规制严谨、法式严格。南宋的禅寺茶礼在元代《敕修百丈清规》中有完整记载,这是我国宋元时期禅堂茶礼的最高总结,也是径山茶礼的重要历史佐证。

以径山茶宴为代表的宋代禅堂茶礼的移植东渡,与“圣一国师”圆尔辨圆(1202-1280)有直接的关系。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34岁的圆尔辨圆前往径山寺巡礼求法,其间掌握了径山的种茶、制茶与茶礼之事,返回日本时带去了径山茶种,栽种于静冈的故乡小村。与径山茶种同时被带回的还有一册《禅院清规》。在传法过程中,圆尔辨圆效仿宋代的禅院清规,结合日本实际,制定了《东福寺清规》。文中明确规定,从径山寺习得的饮茶规式必须一应遵行,永远不可偏废,其中自然包括禅寺的茶宴仪式。直至今日,日本东福寺依然会在每年圆尔辨圆忌日当天举行“方丈斋筵”,保留着径山寺茶礼的影子。

唐宋期间,另一个推动日本茶文化发展的直接要素是中国茶书的流传,其影响历久弥坚。例如陆羽的《茶经》一书,就为日本茶道这一综合文化艺术形式勾勒了具体可行的内容基础。以茶具来说,陆羽在“四之器”中细数了二十四种不同茶具的质料、尺寸、用途等。我们会发现,这些器物的使用也几乎全对应在今天日本煎茶道的实践中。煎茶道茶艺有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江户时期,酒井忠恒编的《煎茶图式》和东园编的《清风·煎茶要览》两册书介绍了从唐代引入的煎茶道具(风炉、茶罐、茶碗)与煎茶历史。细看书稿内页插图可知,煎茶茶具悉数以唐制为标准,日本茶人细致描摹了唐茶具的外形与规制,并以文字简要说明。今天日本煎茶道流派众多,如小笠原流、松月流等,但行茶道之时,依然普遍使用着诸如都篮、风炉等流传自中国唐代的茶具。

以唐代茶具为代表的“唐物”(指从唐代传入的物品)曾是风靡日本的“中国制造”,一时风头无两,尤其在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的推动下,一切日用品无不以“唐物”为高档,深受宫廷贵族、武士中上层的青睐。在室町时代极其流行的“斗茶”活动一度成为扩大交际、炫耀“唐物”的聚会。“斗茶”又称为“茗战”,是宋代盛行的品评茶质优劣和茶技高下的活动,上至宫廷,下至民间,无不热衷于此。“斗茶”风尚传入日本时,主要发生在武士阶层,与宋代文人雅士们的斗茶场面有着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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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集大成:千利休与茶道四规

明末,一代僧杰隐元禅师(1592-1673)乘坐郑成功的渡船抵达日本,将明代的文人茶风传入日本京都的黄檗山万福寺(为隐元所创)。由此,雅号卖茶翁的高游外(1675-1763)在日本创立了使用叶茶的日本煎茶道,被称为“煎茶道中兴之祖”,与奉千利休(1522-1591)为尊的抹茶道分流,形成日本茶道的双峰之势。时至今日,人们常说的“日本茶”从制茶技术和饮茶方式而言,依然分为“末茶”与“煎茶”两大类,其中“末茶”又细分“薄茶”与“浓茶”两类。如今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其中最以表千家、里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三家为知名,饮茶之事也早已渗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客来饮茶,是日本人日常不可或缺的基本礼仪,一碗茶中见人情。饮茶活动在日本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可以从日语词汇“日常茶饭事”中窥见一二。

日本在接收中国茶文化的同时,将茶文化上升至“道”的审美和哲学层面。日本茶道真正的开山鼻祖村田珠光(1423-1502)师从禅宗大德一休宗纯和尚(1394-1481),在京都大德寺修禅期间,珠光坐禅饮茶,参禅了悟,体味“佛法存于茶汤”,继承和发扬了“禅茶一味”的理念。之后的武野绍鸥(1502-1555)也极力倡导茶人参禅之风,认为在茶汤中注入了深厚的禅的精神。禅宗与茶道两相结合,使日本茶道上升为一种艺术、宗教和生活方式,为日本茶文化注入了内核。

最为人们熟知的千利休被视为日本茶道体系的完成者,是一位集大成的宗师人物。利休深得珠光和绍鸥的茶道思想,认为“茶汤之深味在于草庵”,他所行的“草庵茶”极力践行一种忘却机心、将心味归于无味的饮茶境界。追求在饮茶时,主人和客人之间必须抛去世俗、回归本心,尽可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于是他将茶室一再缩小。

今天我们在日本京都妙喜庵内看到的待庵,是千利休创建的草庵风格茶室,也是利休留存于世的唯一茶室,被日本奉为“国宝”,外观上看却是极为不起眼的一间狭小茅草屋。人们进入茶室时,无论地位高低、身份贵贱,都只能弯腰屈身而入。利休生前正值日本的战乱年代,人们感喟于人生的无常与生命的短暂,战火硝烟使人们有了生似浮萍的漂泊感,这就提醒人们珍惜偶一相遇的缘分,因此有了“一期一会”的说法,只愿全身心投入“坐而饮茶”的当下,抵达宁静的达观。

我们现在熟知的日本茶道四规(或称四谛、四则)便直接观照参禅、饮茶、审美的基本禅茶精神——和、敬、清、寂。这与珠光禅师曾表述的“谨敬清寂”四字有内在传承。简单地说,“和”代表和谐、和悦,不仅针对内在情感和知觉的平和,也指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协调与恰切;“敬”指恭敬、尊重,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人人平等不二;“清”是指纯洁清净,保持无垢之心,摒弃杂念和妄念;“寂”指的是静寂、侘寂、至纯的境界。

作为一种基底性的精神气质与心灵寄托,茶道的内在思想也影响着诸多日本文人墨客。川端康成、夏目漱石、太宰治等作家都直接或间接地描写过饮茶的场景。太宰治在思考人生滋味时,以茶借喻,说“以世为茶者,竹林拈须”;川端康成的《千只鹤》以日本茶碗作为线索描绘人物内心秘而不宣、纤细柔软的情感,主人公文子在一次重要的约会中带去了母亲饮茶用过的陶碗,茶碗上面留着母亲的唇印……无论外在形式如何变化,日本茶道的精神实质并未改变,它代表着人们在日常的俗务中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表面看来,茶道是一种规范严格的美学仪式,其内在却意蕴悠长,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描述日本的茶道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试探”。

日本茶文化来自中国,历经漫长的本土发展与改良,吸收与融合了中国茶文化的内在文化与外在技法,形成独具日本美学特色的茶道文化,其中保留的中国文化元素,也成为我国茶文化研究者认识与复原古代茶礼的重要参考。今天,抹茶冰淇淋、抹茶蛋糕、抹茶拿铁等当代日本抹茶的改良品,也在中国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小小一杯茶,体现着两国审美情志的共通和历史文化的共融。

《光明日报》(2022年03月24日13版)

作者:陆颖(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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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磊: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影响

【摘要】茶文化是在中国诞生并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类型之一。就发展和变迁而言,唐代是茶文化的轴心时代,开创了发展的多种可能;宋代茶文化以点茶为特色,充满奢华、繁盛、浪漫和艺术气息;明代茶文化崇尚自然清淡之风,炒青散茶和撮泡法受文人喜爱;清代至民国时期是茶文化发展的转折期,也是世俗化和日常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这种变化在茶馆中有鲜明体现;新中国成立后,茶文化进入全面复兴和高度繁荣的时期。茶文化涵养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促进了中华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深刻影响了全球茶文化的发展格局。

【关键词】茶文化 文化变迁 文化传播 宋代点茶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是世界各国茶文化的发源地。茶文化根植于中国人民的丰富社会实践,在唐代全面形成,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和时代变迁,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文化性格和精神世界,至今仍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蓬勃的生命力。

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和确立

“茶文化”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到90年代全国上下已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学者们从狭义、中义、广义三个层面来理解茶文化的概念,笔者曾对此全面剖析,提出从内涵来讲,茶文化是指特定社会成员所传承的与茶有关的能力和素养,包括思想道德、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制度规则、知识体系、风俗习惯等;从外延来看,它以人文层面为核心,兼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与茶产业、茶科技并列。以此概念衡量,茶文化并非只在中国当代社会存在,而是有悠久的发展历史。

追溯茶叶的历史,可以利用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从茶树原产地、茶树人工栽培、茶叶开发利用三个角度来探析。吴觉农先生1922年发表《茶树原产地考》一文,充分论证茶树原产于中国,有力驳斥了“茶树原产于印度”的谬说。关于中国最早人工栽培茶树的地区,学界有“巴蜀说”“江浙说”等争论,无论如何,茶树经历了从自然野生到人类驯化的过程,2019年,学者利亚姆·安德鲁(Liam Drew)在《自然》杂志刊文称,这项工作是由中国人率先完成的。茶叶的开发利用经历了药用、食用、混合饮用到单独饮用不同发展阶段。茶树被广泛培植、茶叶被当成一种品饮对象时,茶文化才开始形成。从考古资料看,中国最早的茶叶遗存可以追溯至距今近2500年的战国早期,陕西汉阳陵出土了2100年前的芽茶,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发现1800年前的茶叶残体。因缺乏文献辅证,这些茶叶是药用还是食用尚无法明晰断定。从存世文献来看,王褒《僮约》中的记载明确说明西汉时期巴蜀一带的市场中已有茶叶在买卖,并被烹煮饮用。从西汉到隋朝,茶叶相关的文字记载渐次增多,茶叶成为一种文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一时期可以视为中国茶文化的发轫期或肇始期。

中国茶文化在唐代正式形成并走向兴盛。唐代是一个兼容并包、开放多元的朝代,各种制度、思想和观念等得以孕生。茶文化在这个时代全面形成,并且很快达到兴盛的局面。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认为唐代“某些新生事物出现并将深刻地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茶文化便是这样一个深刻改变中国面貌的新生文化类型。

茶文化的发展与时代变迁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针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提出了“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著名判断。就茶文化而言,自唐代形成之后,同样“凡一代有一代之茶文化”。不同时代的文化气息和历史积淀,赋予了茶文化以厚重底色,体现了鲜明的独特气质和时代精神。

唐代是茶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不仅达到了空前高度,还为中国茶文化的后续发展开辟了多种路径与可能。公元780年陆羽《茶经》成书,这是世界茶文化的首部元典,陆羽本人也被学界尊称为“茶圣”、被业界奉为“茶神”。《茶经》“茶性俭”“最宜精行俭德之人”等论述,首次诠释了茶文化的思想内涵,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等还用一批经典的诗歌将这种思想上升到“道”的层面。唐代茶文化的最大特色是煎茶,有三个核心环节。其一,先把蒸青饼茶用炭火烤炙,祛湿提香,用茶碾碾过,再用罗盒过筛,留下精细的齑末;其二,备水要讲究火候,以水嫩为宜,经过鱼目微声、涌泉连珠、腾波鼓浪三次沸腾,二沸时舀出一瓢,待投入茶末、水沸后,再将这一瓢倒入茶汤,名为“育华救沸”;其三,从茶鼎中取汤入碗谓之“酌茶”,讲究沫、饽、花等方面的审美,有枣花漂漂然、回潭曲渚青萍、晴天爽朗浮云鳞然之境。饮茶的茶碗有“南青北白”之分,尚青瓷,有“邢不如越”之说。唐代精通煎茶、品水之道的名家众多,不仅有独树一帜的陆羽,还有常伯熊、李季卿等人,且彼此之间有方法上的争论。除了煎茶之道外,唐末还兴起了点茶,炒青散茶也在唐代出现,这为宋代及以后的茶文化多种路向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如果说唐代茶文化以典正和法度为特征,那么宋代茶文化则以奢华浪漫为特色,充满繁盛景象和艺术气息。宋代一改唐代的煎茶之法,推崇点茶。点茶仍有煎茶的碾茶、罗茶等工序,器具和茶叶磨制方法却大为不同。点茶有两个核心工序是煎茶所没有的,即调膏和击拂。调膏是指将磨制极细的“一钱匕”茶粉放入茶盏之中,注入少量沸水,将其调成糊膏状。再一边注水,一边用茶筅按照一定方向快速搅动和击打茶膏,最终茶水交融、浑然一体,用丰富的细小泡沫形成浓粥一样的表面,此谓之“击拂”。宋人还将点茶用于竞技和艺术,有斗茶和分茶两种形式。斗茶是一种竞技,还会被用于博彩,主要是比试点茶所形成的汤色、水痕和茶味,汤色以纯白为上真,水痕以“咬盏”耐久者为胜,茶味以滋味醇厚为宜。分茶在唐代是指将茶汤分到茶碗中,以沫饽花等均分为上。宋代分茶与唐代有很大不同,是指在点茶的茶面上绘出虫鱼鸟兽一类的图案,是茶与绘画艺术的巧妙结合,又称为“茶百戏”“汤戏”“水丹青”等。宋代斗茶之风甚为浓烈,南宋刘松年画作《茗园赌市图》细腻传神地描摹了男女老少在街头驻足观看茶贩们比试的场面。点茶所用茶仍为团茶,但一改唐代的粗粝之气,制作精细、精巧、精贵,以印有龙、凤花纹为上,其中福建北苑贡茶院出产的“龙团胜雪”所费颇奢、名噪一时。点茶尚白,故一方面制作团茶时多使用名贵嫩芽为原材料,另一方面用以黑釉为特色的兔毫建盏来衬托茶汤色泽 ,便于观察和评判。宋徽宗赵佶等人著有茶书约30种,远远超过唐代,并且部分书籍图文并茂,生动地记载了宋代茶文化发展的繁盛场景。

经过元代短暂低潮后,明代茶文化风气为之一变,以自然清淡之风为特色。据明朝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明初朱元璋因龙团茶“重劳民力”,遂下令罢造,惟采芽以进,进贡品级分为探春、先春、次春、紫笋四类。明代不再沿用唐宋设置官焙贡茶院的旧制,主要由地方进贡,民间想方设法提高制作工艺、形成地方特色,各地名茶空前发展起来,以江、浙、皖一带最多,负有盛名的茶叶有罗岕、日铸、松萝等。唐代已经诞生的炒青法在明代全面发展起来,这一制法改釜蒸为锅炒,杀青技艺提升,不捣不拍,最大程度保持了茶叶本初色泽、外形和自然香气。在饮用方法上,同样崇尚自然,不需要像唐宋时期将茶叶研磨为茶末、茶粉,而是将干茶置于茶碗或茶壶之中,注入沸水,即可饮用,名为撮泡法或瀹泡法。品饮者以泡开的芽茶形状、茶香、茶色、茶味、品饮环境等为审美对象。这种简便的饮茶方式“遂开千古茗饮之宗”,流传至今。茶叶自然之色为绿色,洁白如玉的白瓷茶盏更能彰显茶叶的苍翠鲜嫩和清新雅致,宋代的兔毫黑釉茶盏失宠,白瓷、青花瓷等茶具发展起来。与此同时,透气性好、便于塑形的紫砂茶具在明代兴起,与书法、雕刻等相结合成为艺术品,一时间制壶名家鹊起,前有紫砂壶的鼻祖——供春,后有明代制壶“四大家”董翰、赵梁、元畅、时朋。明代茶文化的特点还在于“文士茶”之风盛行,文人们热衷于在自然中品茗赏景,寄情茶香和山水之间,追求品饮美、自然美和道德美的天人合一,其旨趣在文徵明《惠山茶会图》、唐寅《事茗图》《品茶图》等都有直观体现。他们会组织茶会雅集,强调茶人之间的志同道合,构筑有个性的饮茶空间和文人趣味。文震亨《长物志》云:“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明代文人频繁开展茶事活动,带动了茶书的编撰,明代茶书有50多种,是中国古代出版茶书最多的一个朝代,标志着明代茶文化发展到达一定高度。

清代至民国时期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转折期。从唐代开始,饮茶习俗已有“人自怀挟,到处煮饮”的景象,南宋吴自牧《梦梁录》称杭州市民“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尽管如此,明代及以前茶文化的主体力量是文士群体,茶是雅生活的象征,而清代至民国时期实现了茶文化平民化的转变,饮茶真正成为世俗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在茶馆中有充分体现。清代茶馆遍布城乡、数量众多,超过前代,北京、成都、杭州等城市均有数百个茶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略带夸张地描绘南京:“茶社有一千余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茶馆远多于酒楼。清代茶馆种类十分多元,往往与其他娱乐或公共活动结合在一起,如以喝茶为主的清茶馆,带有餐饮功能的大茶馆,可以听书的书茶馆,供下棋消遣的棋茶馆,可以欣赏野外风景的野茶馆,或者是以戏曲演出为主的茶园(戏园)等。清代至民国时期茶馆承担了民众公共生活空间的功能。晚清民国时期,茶馆中出现了女性的身影,或为茶客或承担服务工作,改变了只有男性坐茶馆的格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男尊女卑状况的改善。茶文化平民化的另一个表现是民间采茶舞、茶灯戏、采茶戏的流行,以及茶融入日常习俗。采茶制茶是一项艰苦的劳动,福建、浙江、江西等地的茶农和茶工在工作的同时,以茶为主题创造了风格多样的戏曲等文化形式,以民间智慧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在招待宾客、重要节日、婚姻嫁娶、丧事祭祀等日常活动中,茶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连。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茶文化进入了全面复兴和空前繁荣期。中国重新成为世界茶叶第一生产国和第一出口国,茶叶种植面积、干茶产量等世界领先;长期失传的唐代煎茶、宋代点茶都被复原,出现了新中式茶饮等饮茶法、茶艺馆等新式饮茶空间,茶文化作为一种生活美学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广受欢迎;各类茶叶博览会、茶文化节、中外交流茶会和茶话会、茶文化研讨会等频繁举办,中国还推动设立了“国际茶日”;高校和各类机构设立了茶文化专业或茶文化学院,茶文化是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茶艺师、评茶师成为新的职业类型;茶叶与小说、影视等文化产品紧密融合,产生了一批精品电影和电视剧。

总结唐代以来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会发现两个基本规律。其一,时代的文化背景是形成茶文化品格和特质的重要基础,如唐代是一个开创性的时代,这种开创性在茶文化中也有鲜明体现。其二,茶文化的发展程度是国家和时代的表征,国家的繁荣与否与茶文化命运休戚相关。

中国茶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一般学者多强调茶文化的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这种二分法并未洞彻茶文化的实质。笔者认为,茶文化的本质体现在其媒介性,所谓“以茶为媒”。通过茶叶这一媒介,人与物质、人与精神得以相互促进和激发,不同人群、族群、国家之间得以充分互动,给全人类带来了友谊与和平。

第一,茶文化涵养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茶有止渴生津、消食降脂等方面的功效,有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更有醒脑明目、放松精神、激发灵感等方面的作用,有益于人们的心理和精神健康。茶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之一,“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须臾不可离的七种日常;“琴棋书画诗酒花茶”,茶是人生的八大雅事。中国礼仪之邦在茶中有鲜明体现,皇族宫廷以茶赐群臣,宣示恩宠;士子文人互寄新茶,寄托诗文情思;亲朋好友相互馈赠茶礼,联络彼此感情。中国古代的儒释道群体还赋予茶叶以道德和文化情感,认为茶有精行俭德、致清导和、韵高致静、茶禅一味等方面的思想特质,这成为中国人文化品格的象征。茶含蓄内敛,这是中国人品位生命、解读世界的独特方式。中国茶叶种类、品饮方式、饮茶习俗等十分多元,但彼此之间没有攻讦和压制,而是相互学习、兼收并蓄、和谐共处,这体现出中国人热爱和平、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

第二,茶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从唐代起,茶叶和茶文化已经向吐蕃、回鹘等边疆塞外的少数民族地区传播。这些地区多为游牧生活,人民以肉食和奶制品为主,维生素等摄入量较少,不利于消化,而茶叶有消食解腻的功能,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甚至到了“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程度。为了增加朝廷税收、获取充足的作战马匹,同时巩固和强化同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北宋政府推出了榷茶和茶马贸易政策,设立茶马司,借此巩固国防、强化边疆治理。雍正十三年(1748年)官营茶马贸易废止,之后民间茶马贸易继续深入发展,促进了茶马古道的繁荣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中原的羹饮、团饼茶等早期的茶叶使用和制作方式在少数民族地区得以保存和传承,各民族也创造了奶茶、甜茶、酥油茶等新的特色饮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茶文化中也有鲜明体现。总之,茶叶是各族群之间的“黏合剂”,以茶为媒,可以互通有无、强化认同,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第三,中国茶文化深刻影响了全球茶文化的发展。茶文化是中国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类型之一,它是一种溢出性文化,不断从中国传播到其他国家。在唐代,中国的茶叶和茶文化向东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到波斯(今伊朗)、阿拉伯、天竺(今印度)等地区,向南传播到安南(今越南)等东南亚地区。从17世纪开始,荷兰、英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家与中国开展大规模茶叶贸易,茶文化通过万里茶道、海上丝绸之路等进一步传播到欧洲、北美洲进而遍及全球。中国的茶叶和茶文化全面“出海”,进一步树立和巩固了中国是茶文化故乡和发源地的地位。在充分汲取中国茶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各国结合本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基因,孕育和发展了各具特色的茶文化,如日本茶汤和茶道文化、英式下午茶文化、韩国茶礼文化、俄罗斯茶炊文化、美国冰茶文化等。这让世界茶文化变得类型多元,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有力见证。

(作者为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汉语写作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项目编号:20&ZD229)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吴觉农:《茶经述评》,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

②宋时磊:《唐代茶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③刘礼堂、宋时磊:《中华茶文化的源流、概念界定与主要特质》,《农业考古》,2020年第5期。

④路国权等:《山东邹城邾国故城西岗墓地一号战国墓茶叶遗存分析》,《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5期。

⑤William Ukers, All About Tea, 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mpany, 1935.

⑥Liam Drew, The growth of Tea, Nature, 2019 Feb; 566(7742): S2-S4.

(来源: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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