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很短，不足以表达笔者走过的五千多公里的所见所闻；这篇文章很长，五千多个文字需要您泡上一杯茶，静静读来。
（与Gaia的董事和团队合影）
庄园(Manor)起源于古罗马晚期，成熟并广泛应用于西欧、中欧国家及中国，是封建主义的产物，也是封建主义经济的核心。在中世纪，庄园基本上都可以满足自给自足。但法国大革命之后，封建制庄园制度Manorialism逐渐消亡，随之诞生了现代庄园经济。
说起现代庄园经济，首先想到的是法国葡萄酒庄园。法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法国葡萄酒盛产全世界最著名的葡萄酒。据统计，2018年法国葡萄酒及烈酒等酒类仅出口就超过132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030亿元，2018年云南茶叶综合产值255亿元）。法国拥有十三个葡萄酒产区，近8万家葡萄酒庄园，但真正成就法国葡萄酒的是其庄园经济和背后的严格的法规制度以及对原产地的保护。
（掩映在大自然中的Cormatin庄园）
普洱茶无论是在风土特征、品质特点、文化代表、品饮和收藏价值等方面，都与葡萄酒异曲同工,是中西方文化和经济代表。90年代普洱茶开始大热之后，其市场经过了几轮大大小小的洗牌，已经逐渐健康化加工，规范化发展。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普洱茶仍然比较混乱。如何让普洱茶得到更良性的发展？如何使普洱茶国际化？带着这些问题，2019年9月，笔者走遍了大部分法国葡萄酒产区，希望可以寻找到更多的答案。
1.庄园出品，精工细作
笔者走过萨尔萨斯、勃艮第、罗纳谷、卡奥尔、波尔多、香槟等产区，所到之处，当问及法国葡萄酒盛行的原因时，当地人很自豪地说：是品质！而卓越的品质来自于庄园出品，精工细作。
法国葡萄园面积近80公顷，出产70-80亿瓶葡萄酒。葡萄酒庄无论大小，几乎都是家族式世代传承。葡萄酒庄集种植、生产、储藏为一体，从葡萄园开始，实行产前、产中、产后全程的控制，从而从每一个环节上来保证葡萄酒的品质。
（拉菲庄园，采收季节，暂停对外参观，只能滆湖远观）
在鼎鼎有名的波尔多波亚克村，我们看到同样一个系列的葡萄酒，价格并非越陈越贵，而是高低起伏不定。问其原因，才知道当地葡萄酒的价格主要是由每一年的质量决定的。也就是说就算当年减产了，仍然只有质量才能决定价格，因此，也就有葡萄酒的大年、小年之说。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拉菲1982，并非只是拉菲酒庄的品牌效应，或者罗伯克.帕克的传奇成功预言故事，而是1982年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卓越的年份。
笔者相信，云南普洱茶得天独厚，很多茶企都能生产高品质的普洱茶，但受市场的趋势，利益的驱使，过度地放大了“古树茶”，“手工茶”，“老茶”和名山头等价值，常常以次充好，且包装信息和茶叶信息不对等，又缺少有效的监管措施监督其虚假信息，从而导致假茶泛滥。最近央视也频频爆料了相关的新闻。而消费者只能靠自己的经验和有限的购买渠道，购买到理想的茶叶。因此，这也提高了大众消费主力军的购买门槛，阻碍了普洱茶综合消费，普洱茶市场才出现了瓶颈。
目前行业内建立的“防伪溯源系统”也正是行业内的假茶乱象的结果，但这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法国原产地保护起源于欧洲根瘤蚜病之后的假酒泛滥，1923年，教皇新堡首次提出了AOC制度，其规定的是种植、生产、加工、储藏、包装等一系列提高质量的规章制定和保障，于1935年被农业部INAO正式使用为法定法规，并推而广之，法国葡萄酒正得益于此。
（教皇新堡）
当问及当地人是否担心买到假酒时，他们耸耸肩，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茶是健康的饮品，普洱茶的价值是市场共同认可的。试想，如果国内能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信息透明化，实现产品分级，让消费者不必考古，降低消费者的购买门槛，必然可以大大提高购买力。
2.尊重自然，天人合一
说到法国葡萄酒，常常绕不开风土(terroir).风土是什么，我们在勃艮第找到了最好的答案：风土就是自然（包括土壤、天气、葡萄园的坡度和朝向等），葡萄品种和酒农对葡萄酒的理解、掌握和运筹帷幄，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人合一”。
（伯恩葡萄酒博物馆一角）
勃艮第葡萄园非常稀有，葡萄园面积仅占其4%。正是因为稀有，从中世纪开始，勃艮第人才将每一寸土壤研究得淋漓尽致。传说当然的传教士曾用舌头来品尝土壤，以此分辨葡萄园的品次高低。在方圆不到1公里的面积内，就有可能同时拥有勃艮第AOC（AOCBourgogne）、村庄级（AOCvillage）、一级田(PremierCru)和特级田(GrandCru)。每一块田都有其独一无二的微风土条件（climat）,勃艮第人会根据每一块田的特点，因田制宜，种植管理、生产酿造出美妙的葡萄酒。这也是为什么仅仅是单一品种黑皮诺(红葡萄酒）和霞多丽（白葡萄酒），却能在狭小修长的勃艮第，酝酿出风格各异，优雅深邃的佳酿。虽然国人所熟悉的波尔多产量是其4倍，但世界上最贵和均价最高的葡萄酒却来自于勃艮第。
（勃艮第葡萄园）
纵然名山古树茶有其价值，但千篇一律以树龄来决定其价格，其实是相对狭隘的。同一个山头，不管是土壤特点，茶树种植密度，光照，温差等都有差别，怎么可能生产出同样品质的茶叶呢。因此，只有真正掌握当地的风土条件，并能根据茶树鲜叶的特点，调整加工生产，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其品质价值，并根据毛茶品质，进行分级定价，进而才能更好地引导市场。
（六大茶山贺开庄园一角）
在法国，葡萄酒被认为是上帝的恩赐，人类的杰作。从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对自然的尊重，这里的清澈的蓝天、油画般的白云、青山绿草，清新的空气，宜人的环境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很多古老的建筑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浑然天成。笔者还记得在入住的一家当地人家里，在地下室的一个卫生间里，有一颗爬山虎的根裸露了出来，但却被呵护得非常的好。我们也被告知要保护它，洗漱时尽量少用含化学的用品，细微之处见真谛。这让我想起了六大茶山的贺开古茶庄园，庄园的建设也因为几颗古树茶的存在，多次修改设计，真正做到了保护性地开发。相信这样有信仰，尊重自然的茶企，自然也能出产品质保障的普洱茶。
3.原产地窖，葡萄酒/普洱茶二次生命孕育的摇篮
普洱茶因为其品饮价值、收藏投资、文化价值等成为国饮，2018年普洱茶品牌综合价值达64亿元，再居全国十强之首，其核心价值在于越陈越香。保障其越陈越香价值的则是原料、工艺和储藏，缺一不可。在把控原料，规范工艺的基础上，优良的后陈化（也就是储藏）条件则是将品牌茶企和一般茶农拉开决定差距的重要因素。
普洱茶仓储，在经过数次升级后，回归到原产地，提倡原产地窖，这是一种科学的回归。不管是中国高端的白酒还是法国的葡萄酒，都必须经过严格的酒窖后熟化之后，才能上市销售。原产地茶窖不仅提升了普洱茶的品饮价值，也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风险和储藏风险，是普洱茶成熟产业的必然趋势。
（勃艮第酒窖）
走访大大小小的葡萄酒酒庄，从拥有几百年历史的恢弘的柏联大河酒庄，到家族式传承的小农酒坊，原产地酒窖必不可少。光线、邹然剧变的温度、异味、震荡、低湿，都是葡萄酒的杀手。因此，地下酒窖是葡萄酒的天然庇所和后熟化理想空间。在酒窖，庞大的微生物长满了墙壁，等待吐故纳新，是葡萄酒后陈化的护卫军。
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葡萄酒酒窖，仅仅是为了方便吗？当然不是。葡萄酒是风土的结晶，法国葡萄酒并非工业的产物，特别需要后期陈酿。特有的风土与葡萄酒特有的品质一脉相承。品质越好的葡萄酒越需要越长时间的浸润，在漫长的修炼过程中，发展出更复杂多变而又细腻深邃的香气和口感。不管是在橡木桶中熟化，还是在酒瓶中陈瓶，酒庄会定期品尝葡萄酒，以此判断其酒液装瓶或上市的时间，完成这样工作的可能是酿酒师，也可能是酒庄的庄主。这些葡萄酒当然也会根据天生的优劣条件和后天的造化被分别对待，如类型、风格、年份等。适合早饮的会提前上市；而那些高贵且耐着住时光雕琢的葡萄酒，必然会在天然的酒窖中，蜕变出卓越的美酒，这考验的不仅仅是酒，也是人。
（贺开庄园博物馆一角）
与葡萄酒一样需要岁月陈酿的普洱茶何尝不应该这样享受原产地风土的孕育。普洱茶属于固体发酵，但机制是相似的。光线是致命的杀手，高温，以及不稳定的环境变化，会打破普洱茶陈化的良性规律，因此，各个茶企应该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总结经验，找到理想的储藏环境，建立普洱茶原产地茶窖，让微生物从一而终为普洱茶保驾护航、成就品质。
此外，普洱茶企应根据市场的需求，生产茶品，并对每一批普洱茶的适饮期也应该有所了解。如果是简单易饮，不具备陈年能力的，则可以提早出库上市，并鼓励茶友尽早喝掉。
每一片茶都有TA的未来，正如每一个孩子都会长大。而普洱茶茶仓/茶窖的优劣，就如同孩子所受的教育一样，会决定这一批普洱茶品质的未来和优劣。打造原产地茶窖，提高普洱茶的综合品质，才是茶行业的未来趋势。
4.尊重法规，保护原产地
每一个行业的发展几乎都经历了萌芽开始、混乱无序、理性回归、建立标准、良性竞争、良性发展的阶段。法国AOP（法国原产地法规）从诞生到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严苛的法规，如护身铠甲般，保障了法国葡萄酒（以及其他农副产品）的品质，同时，法国葡萄酒也得益于此，享誉全世界。
酒庄游学期间，笔者多次了解他们对AOP（2009年以前为AOC）的态度，大家都表示“尊敬”，并遵守。在勃艮第，也特意去参观了当地一家百年老字号芥末（moutarde）生产工厂，虽然第戎芥末（MoutardedeDijon）的配方已经响彻全世界，但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这个配方生产芥末，仅此也没有竞争优势。而他们希望可以受益于原产地的风土，推广原产地，保护原产地，因此，经过不断地努力，最终获得了受地理保护的勃艮第芥末（MoutardedeBourgogne)。对于一个不太常吃芥末的中国人，我好奇的问了一系列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最多的就是尊重和保护。
（三种不同的芥末）
法国葡萄酒受益于AOP，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香槟（Champagne）。正是因为香槟协会不遗余力的打击虚假香槟，禁止任何其他地区和产品使用“香槟”用语，从源头上保护香槟，在原产地保证香槟的生产品质，在国际上推广了香槟。香槟是指原产于香槟地区，只选用AOP规定的葡萄品种（黑皮诺和霞多丽为主），使用传统的香槟酿造法，严格遵守香槟法规生产的气泡葡萄酒。这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呢？对，这既是普洱茶。
普洱茶国标（GB/T22111-2008）于2008年出台，对普洱茶生产，行业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很多龙头企业坚持倡导普洱茶原料正、工艺正等理念。但2008年出台的国标过于简单，且非强制性标准，更没有相关的职能部门的有效监管，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标识更可悲的是一度成为一种商品进行买卖，因此，为了谋其利益，一些茶企或者茶农仍然可以利用非正统工艺进行生产，用非原产地原料进行加工，从而误导了消费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自身要练得火眼晶晶，才能买到好茶，这难道有利于行业发展吗？
六大茶山勐海茶厂全程不落地清洁化生产精
普洱行业的发展不是靠某一个或者某几个茶企的高价炒作出来的，而是整个产业稳定的发展。那普洱茶的国标要如何制定，难道一定要千篇一律吗？普洱茶是风土的产物，每一个产区都有其特点，因此，每一个地区可以由政府职能部门和当地的知名茶企带头、当地茶叶协会/合作社、其他茶企/茶农联合制定符合当地特点的标准，包括现代茶园管理、古茶树园的维护、原料的采摘、毛茶的加工、工厂的生产资质、精制加工、普洱茶后熟化环境标准、包装信息、仓储物流、市场规范等。标准一旦通过，就需要由（省农业厅或者国家农业厅）相应的职能部门进行监管、督导。
以国家和地方标准为基础，企业标准则高于此基础标准，并可进一步灵活调整。
尊重原产地，保护原产地，遵循自然生态法则，遵守产业发展法规，普洱茶行业才能有序、稳定、健康的发展。只有以国际标准执行监督，普洱茶也才能与国际接轨，真正地走出国门。
5.葡萄酒/葡萄酒即生活，生活即艺术
左手执杯，右手品茗，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与茶一样，葡萄酒早已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之中，已经完全超越的酒精的概念，是健康、时尚、艺术、悠闲生活的代名词。他们常常在酒庄、城堡、葡萄园环抱的村庄、古老的建筑旁、城市中心等举办现场音乐会。跳动的音符、旋转的曲子、悠扬的歌声、诱人的美食、醉人的酒液，勾勒出非常和谐又自然的画卷。
法国人并非人人都是品鉴高手，却家家户户都会存上一些葡萄酒，每天与食物配餐，相得益彰。当人们放松下来了，爱人、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也更加紧密。但法国人很少滥饮，他们提倡少而精“drinklessbutbetter”的生活哲学，常见90多岁高龄的老人家开车去超市购物、打理自家花园的景象。同样食用大量高卡路里和高胆固醇的食物，但法国人得心血管疾病的几率却比其他欧美国家的人要低得多，这就是著名的“法国悖论FrenchParadox”。更重要的是，研究调查发现，爱上葡萄酒的人，自然也会爱上一种自然、健康的生活方式。
（勃艮第伯恩贫济院一角）
普洱茶与葡萄酒如出一辙，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普洱茶在提高国人生活水平的同时，更提升了国人的生活质量和文化修养。越来越多的文化活动，将大家聚在一起，通过一盏盏茶汤，让人与人之间不再疏离，也让普洱茶不再陌生；越来越多的茶空间，在闹市中脱颖而出，装点了城市风景，也丰富了我们的内心世界。目前的普洱茶仍在普及阶段，茶会更应该多接地气，少作秀，普及专业普洱茶知识，帮助茶友构建正确的品鉴体系，倡导简单的、实用的茶生活方式。
（六大茶山第156期63方程式）
法国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正是基于国内稳定的消费和持续增长的出口，才能稳坐葡萄酒大国的宝座，而稳定的背后是成熟的体制和完善的法规，以及当地人对法规的尊重和保护。当普洱茶产业能够建立诚信体制，产业法规，从业者能遵守规则，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治之后，消费者才能消除了后顾之忧，使每一次采购无忧，自然就会刺激消费。
（与Gaia的董事合影）
游学期间，笔者也拜访了一些茶人和茶叶公司，虽然法国当地的农副产品制度比较成熟和完善，但茶叶市场的定位、命名、品质等级、价格体系仍然比较凌乱，这源于茶叶原产地的混乱；法国市场仍然以混饮、调饮茶为主，口感马马虎虎，但原料只能通过了欧盟有机，才能进入欧洲市场。有机并非代表口感好，但一定代表绿色、健康。
（葡萄酒等级由低到高：常规、有机、生物动力、自然酒，来源：网络）
正值我们的祖国建国70周年之际，经过多年精心打造的贺开庄园也竣工完成，喜迎试运营。从“六大茶山”到“贺开庄园”，名字的背后是巨大的责任，是对普洱茶品质的坚守和行业持续发展的引领。
云南是世界茶的起源地，云茶历史悠久，得天独厚，唯有高瞻远瞩，借鉴成熟行业的成功经验，制定符合普洱茶产业特色和区域经济特点的行业法规，标准化、规模化、国际化普洱茶庄园经济，才能走得更稳、更高、更远！
（以上仅为笔者的一点浅谈，仅属于笔者自己的见解，不足之处，悉多交流指正）
茶叶有着悠久的历史，凭借其独特的口味和良好的疗愈效用，已成为风靡世界的饮品之一。作为一种商品，茶叶从中国传播到英国乃至世界各地，在传播过程中，茶叶成为大英帝国不断扩张与膨胀的工具。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的新书《茶叶与帝国：口味如何塑造现代世界》，通过回顾茶产业活动历程，揭示了茶叶对现代世界的塑造作用。
《茶叶与帝国：口味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美]埃丽卡·拉帕波特 著
宋世锋 译
曾经是奢侈品
英国人接触茶叶的时间并不久。在海上贸易得到发展之前，茶叶通过欧亚大陆上的丝绸之路或茶马古道向西传播。首次提到茶叶的欧洲作品，是多卷本游记《航海和航行记》，由地理学家赖麦锡翻译和编辑。这个威尼斯人声称，自己了解到一种被称为“中国茶叶”的草药。威尼斯过去一直是东西方之间重要的商业中心和连接地带，阿拉伯商人和旅行者常常在此向欧洲人介绍亚洲药品、食物和饮食习惯。茶叶和咖啡此时已经成为中东咖啡馆的主要商品，蒙古人可能早在13世纪就已经把茶传到伊朗了。
17世纪时，只有少数欧洲精英在波斯、印度次大陆、东南亚、中国和日本见过现泡的热茶。17世纪30年代，亚当·奥列里乌斯在波斯宫廷见到茶叶。他将茶形容为波斯当地一种常见的饮品，经常与“小茴香、大茴香、丁香和糖”混合饮用。
东印度公司
直到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1610年，茶叶才正式从日本和中国被带到欧洲。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在荷属东印度的首府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购买茶叶，不过，与利润更高的丝绸、黄金和瓷器相比，茶叶只占该公司商贸的一小部分。
此后数十年时间里，茶叶进入欧洲大陆，但只有贵族、君主和社会上最富有的消费者，才买得起这种象征身份地位的东方奢侈品。在法国，路易十四沉醉于奢侈生活，他喜欢用黄金茶壶泡茶，以凸显其高贵的身份。欧洲各国的精英和有教养的文化阶层，很快把法国的品位和优雅的概念传播开来，茶叶得以走入更多国家。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喜欢这些时髦东西的味道。德国一位公爵夫人在信中曾写道，“茶让我想到干草和粪便”，咖啡让她想到“烟灰和羽扇豆”，而巧克力“太甜”，让她肚子痛。
与法国人、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相比，英国人饱受战争蹂躏，政权上四分五裂，而且国家相对弱小，接受茶饮品比较慢。17世纪50年代，少量茶叶进入英国，但直到17世纪60年代，尤其是在光荣革命之后，茶文化才开始在不列颠群岛和北美部分地区生根发芽。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茶叶成了“物质大西洋”的重要组成部分。
油画《正在喝茶的英国家庭》，约瑟夫·范·阿肯绘于1727年。
18世纪初，中国瓷器和饮茶风靡欧洲贵族圈。到了18世纪中后期，饮茶在欧洲就不再是只属于贵族的奢侈，而变成了中产阶级也争相追求的时尚。1720年，比利时画家约瑟夫·范·阿肯来到伦敦，以当时流行的“茶会”为主题绘制了多幅画作。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整个大西洋世界，高知阶层和富人都认同亚洲人的“茶叶观”，把茶叶当作保健药物和社会地位的象征。科学论文、报纸和广告普遍宣称，这种中国草药可以治病，有振奋作用，能够使人的身体强壮。《茶叶与帝国》指出：“宫廷文化、游乐园和咖啡馆强化了茶的外来性，同时使健康和外国文化变得时髦而令人愉悦。”
阿萨姆茶的逆袭
在利益的驱动下，18世纪时，东印度公司日益专注于茶叶贸易。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进口量从17世纪90年代的仅仅数百磅，发展至1757年每年进口1200万磅，并在伦敦的仓库储存了1700万磅。茶叶带来的收益为大英帝国发动战争奠定了经济基础，战争也为茶叶的销售打开了新的市场。东印度公司对孟加拉获取了控制权，促进了鸦片的生产与控制，其产品被销往中国，从而阻止英国白银储备流向中国。
真正改变中英在茶叶领域地位的，还要数阿萨姆茶。阿萨姆位于印度半岛，它的命运与中国、英国、缅甸和地方政权等多方密切相关。1824年到1826年英缅战争期间，英国军人首先在阿萨姆发现了茶树。其实，在英国人到来之前，阿萨姆地区已种植茶树并饮茶，但英国殖民者的到来，把这个地区变成了能够供应全球市场的广阔茶园，改变了世界茶叶销售的格局。
此时，中国和英国日益敌对，印度茶叶的战略价值逐渐凸显。1828年，在广州生活和工作的茶商约翰·沃克给英国政府写了长篇备忘录，宣称作为英属殖民地的重要特产，印度茶叶有望“打破中国的垄断”。这份备忘录影响了英国政府的政策，也影响了后世对茶叶及其历史的理解。沃克声称，英国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这种情况“和大英帝国的尊荣不般配”。
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印度茶叶逐渐被英国人视为全球性问题的重要解决方法。《茶叶与帝国》分析认为，阿萨姆能够供应一种廉价而健康的饮品以满足世界的需求，可以为英国政府提供稳定的收入，并且“让中国彻底明白英国是两个帝国中更为强大的一个”。
阿萨姆并非独一无二，但它率先证明了茶树是可以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商业化种植的。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茶叶种植扩展到印度其他地区、南亚和东南亚乃至美洲。然而，阿萨姆茶在殖民环境下发展尤盛，因为英国殖民者用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其他利好条件滋养着这个产业。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种植园主和公司掌握了阿萨姆地区的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知识，并主导着这块土地的发展方向和根本命运。
蹿红的伦敦明辛街
有了产量，还要有广阔的销售市场。《茶叶与帝国》认为，大英帝国出产的茶叶，即在英国殖民地栽培和生产的茶叶，是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消费文化在国内和全球发展的产物。从19世纪50年代到1914年，跨国商品交易的规模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而食品处在全球化世界的最前沿。
当时，新的加工方法和冷藏技术层出不穷，使得易腐食品在从农场到餐盘的过程中，实现了更远距离的运输。例如，第一批冷冻肉于1874年被运到英国，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人已经吃上了从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美洲进口来的肉。肉膏、炼乳和人造黄油等加工食品，也被摆上杂货商的货架。
印度茶叶得到迅速推广，得益于这个时代的技术发展。以蒸汽为动力的铁路、河流和海洋运输，提高了全世界的贸易流通速度。有了精心设计的道路、桥梁、码头和仓库后，大量印度茶叶能够被转运到伦敦、利物浦、阿姆斯特丹、纽约、旧金山和其他地区的主要市场。
伦敦明辛街是当时公认的全球茶叶贸易的金融和实体中心。随着东印度公司垄断的结束，茶叶拍卖活动和茶叶交易商迁移到了明辛街上。伦敦这个大都会提供了资本、商业信息、仓储和销售设施，还有庞大的本地市场。19世纪20年代，英国出现了建设码头的热潮，凯瑟琳码头对于茶叶贸易尤其重要。码头于1828年启用，包括6座优雅的6层楼仓库，通过运河与泰晤士河相接，每年能够吞吐70万箱茶叶。
19世纪的伦敦码头，中国劳工从货船上搬运茶叶
一旦进入港口，劳工会把茶叶转运到仓库、称重、检查、分类、品尝、嗅闻、征税，并用看起来宛如埃及象形文字的符号做标记。十几个奇怪的符号记录着尺寸、质量和口味等信息，描述语有“木质”“枯萎”“多灰”“极多灰”“烧焦”“气味奇怪”等。掌握着茶叶品质话语权的大英帝国，直接左右着这一行业的全球化进程。
立顿茶走向世界
虽然印度茶产量和销量大幅提升，不过人们依然更加信赖中国茶，然而这一观念的改变，已经为时不远。
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包装公司、百货公司、合作社、连锁商店和连锁茶叶店的出现，改变了茶叶销售网络，虽然小店主、小商贩仍然是茶叶流通系统的重要环节，但是全国性品牌在迅速增长。
托马斯·立顿爵士
立顿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崛起的。托马斯·立顿爵士是开发大众市场的成功商人，直到1889年他才开始销售茶叶。在广告和自传中，立顿断言，他是第一个“出售自己所产茶叶的茶叶种植园主”。1890年立顿在锡兰买下第一个种植园后，他在媒体上发布了大量茶叶种植园和茶厂的图片广告，并声称他的茶叶直接从“茶园到茶杯”，暗示消费者这个品牌是可以信任的。
立顿之所以取得成功，并非因为做了很多广告，而是因为立顿认识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购买力。人口普查显示，当时不列颠群岛的人口超过2700万人，到1911年，人口又增加了1800万。然而，国民生活水平严重失衡，三分之一的人口仍然处在赤贫状态。在工人社会中，金钱和食物的分配不均衡，男性吃的肉更多，他们的妻子只能靠甜茶维生，价格实惠的立顿茶迎合了工人阶级中女性消费者的需求。在巧妙营销下，花较少的钱就能享受下午茶逐渐成为这一群体的生活标配，由此大大带动了茶叶的销量。
更重要的是，进入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茶叶商人开始更加主动地思考新的销售策略，他们断定，最有可能击败中国人的方法是唤起英国消费者的“爱国主义”。很快，打着“印度茶叶直销公司”和“纯正印度茶叶供应商”等名号的公司，开始面向消费者直接销售未经调配的英属殖民地印度茶叶。这些公司强调，所有的印度茶叶都是纯正、健康、可口、划算的，并具有热爱大英帝国的属性。这些公司宣称：印度茶叶更纯正、印度茶叶更芳香、印度茶叶更浓郁、印度茶叶更便宜、印度茶叶更有益健康，因此在各个方面都比中国茶叶好。
在自由贸易主导话语的时代，这种广告很快大行其道。从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原产地广告和帝国主义诉求变得更加普遍”，印度茶终于取代中国茶，普遍流行于英语国家和地区，甚至影响到今天的全球茶叶销售格局。
茶叶起源于中国，却因英国和印度而走向了世界，让人唏嘘不已。正如《茶叶与帝国》所言，茶叶不仅是一种植物或一种饮品，还是一股解决身体、国家和世界性问题的文明力量。茶叶除了塑造了现代环境食物和农业体系、饮食和休闲习惯外，还会直接影响国家以及其他政治体的命运，这对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警示意义。(本文作者长庚，来源：齐鲁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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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书作者】王元崇，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清代中外关系史和近代中国国家的形成与变迁，相关研究作品发表于《清史问题》（Late Imperial China）、《通报》（T’oung Pao）、《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专著《重塑中华帝国：1616-1911年之满韩关系》（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荣获美国CHOICE杂志 2019年杰出学术著作奖。
中美浮梦录︱都是茶叶惹的祸
文 I 王元崇
四年前，我从纽约州搬到现在的小镇工作，拜访邻居的时候，我每家送了一小包日照绿茶作为礼物。两天后，其中的一位邻居琳达女士兴奋地告诉我说，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喝到用茶叶泡的茶，以前几十年都是用包着粉碎后的茶叶的茶包。我十分惊讶，因为此种遭遇在我们中国，不啻天方夜谭。恐怕没有哪个喝茶的中国人，会用类似的茶包几十年，而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也得随之大打折扣了。
中国在唐宋之时流行煎茶，茶叶也是碾成粉末，细筛浸泡后配以姜、桔皮等物，然后入口，这种习俗东传日本后，便是今日所见到的日本茶道，其步骤颇多，礼节也颇讲究。茶道在元朝以后在中国已然式微，最终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明代以降兴起的用加工后的茶叶直接泡茶，这个习惯一直到今天仍旧保持着。
在今日美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茶包是最常见的饮茶消费方式，从立顿红茶到静冈绿茶，品牌不一而足，它们可以和速溶咖啡一样迅速溶解，从一定程度上说充当的是咖啡替代品，适应现代生活节奏和欧美生活习惯。此外，这种彻头彻尾被包装起来了的茶包，还有一个潜在的好处，就是美国本土的消费者们看不到茶叶的本来面目，这在完全没有中国日本那样悠久的茶文化以及中药文化做铺垫的社会中，也可以说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高明手法。真用茶叶沏茶的美国消费者，不能说没有，总归是寥若晨星。
不过，美国人饮茶的习惯，可谓历史悠久，始自英国殖民地时期，是欧洲向美洲拓殖以及亚欧国际贸易的结果。最早将中国茶叶贩卖到北美殖民地的，是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英属东印度公司于1698年获得了茶叶进口垄断权，成为对北美殖民地销售茶叶的唯一机构，具体由公司去中国广州购买茶叶以后，先运回英国，然后通过北美的中间销售商分销到北美殖民地，公司并不直接到北美售卖茶叶。
茶叶，茶党，革命
东印度公司旗下的茶叶因为课税的缘故，终端售价较高，导致了从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向北美殖民地走私茶叶的利润很高，进而刺激了走私贸易，对东印度公司的北美茶叶市场构成了莫大威胁。在1760年代后半期，新英格兰地区每年消费的茶叶总量在100万到200万磅之间，较高的估计达到600万磅，而这些消费额中间大约三分之二或者十分之九的茶叶都是以非法手段进入北美殖民地的，直接从英国贩回来的只占一成左右。
1773年5月10日，英国国会通过《茶叶法案》（Tea Act），授予财政吃紧的东印度公司对北美殖民地的茶叶专销权，允许公司直接将茶叶贩售北美，这个法案对北美殖民地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有关《茶叶法案》的漫画
有关《茶叶法案》，一般的正统解释，是英国国会继1767年的《唐森德法案》（Townshend Acts）之后又在茶叶上做文章，而且没有在议会中给北美殖民地相应的政治权利（即所谓“无代表，不纳税”），最终引起了北美殖民地的反抗，造成了美国独立革命。
人们通常不太注重或者直接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在这个法案出台以后，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价格开始下调，甚至比走私茶叶价格还要便宜。以当时风靡北美市场的中国武夷山红茶为例，在法案通过之前，东印度公司的售价是每磅3先令，其中包括3便士的关税（1先令=12便士），从荷兰等地走私的红茶的售价是每磅2先令1便士，虽然走私茶在质量上比东印度公司的要次一些，但足足便宜11便士，占尽了价格优势。然而，《茶叶法案》通过以后，东印度公司的红茶售价大幅降到每磅2先令，比走私茶价还要便宜1便士。
英国国会通过这一法案的本初目的，并不是想压榨北美殖民地，而是要采取一种温和的手段解决东印度公司面临的资本危机。他们曾经天真地认为，殖民地的消费者一定会倒向东印度公司的便宜的茶叶，这样对公司和消费者都是双赢模式，然而北美的反应与英国国会和东印度公司的理想背道而驰。
当时，东印度公司手中持有大约1700万磅重的茶叶亟待出手，相当于北美市场两到三年甚至四到五年不等的茶叶消费总量，一旦这批茶叶以比走私茶叶还要便宜1便士的价格源源不断地倾销到北美市场的话，足以把那些直接从英国贩茶回美销售的北美茶叶销售商以及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走私茶叶的商人逼上绝路。这促使后者迅速联合起来反对《茶叶法案》，最终波士顿茶党以“自由之子”的身份于1773年12月16日夜制造了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被毁的茶叶总计340箱92000磅，包括很多中国福建武夷山产的正山小种红茶。
波士顿倾茶后两年不到的时间，美国独立革命就爆发了。从这一角度来看的话——当然是一个相对狭隘的角度，美国独立革命的兴起，实是一批茶叶分销商和茶叶走私贩子的商业造反。
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倾茶事件，“自由之子”们打扮成印第安人的模样，但仍旧被认了出来；整个倾茶事件进行地十分有序，而且没有破坏船上的瓷器等其他物品
茶叶，灵魂，猎巫
与此同时，配合这种商业造反行为的，还有一种让人倍感心神不安的针对中国茶叶的解释：茶叶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种出来的，而中国是一个可怕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经过中国那些苦力之手种出来的茶叶，复经英国东印度公司这种仗势欺人的垄断公司运到新英格兰来，则喝了这种茶叶沏的茶的话，东方专制主义便会潜入北美殖民地居民的体内，摄走他们追求自由的灵魂，让他们永久匍匐在英国君王的脚下，就像中国种茶的奴役匍匐于他们的专制皇帝脚下一样。
这种理解，自然是极其可怕的，听上去就跟同时代中国清代社会中流行的剪辫叫魂一样，总能让人不寒而栗（有关剪辫叫魂之事，请参见已故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孔飞利的代表作品《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两位先生已译有精彩的中文版）。当然，这种对茶叶的主观臆断在中国人看来不外是笑话一则，因为在中国，上至宫廷下至阎闾，没人会把茶叶和灵魂联系起来，又怎么可能联系起来呢？需知即便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英格兰老家，也没人这样做。
然而，这种联系出现在了新英格兰殖民地，而且恰恰出现在了殖民地开始风起云涌地对抗英国接二连三的征税法案出台的过程中，是在北美独立革命前夕的新英格兰殖民地社会中的一股不当忽视了的潮流。近年来有一位研究美国物质文化的学者凯洛琳 佛兰克（Caroline Frank），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在笔者看来这个角度可以补充我们对中美关系开始篇章的一些认识，也有助于理解茶叶作为全球历史中的一个很有代表意义的篇章。
对中国茶叶有毒的宣传高潮，恰恰发生在东印度公司急于通过殖民地市场摆脱资本危机的敏感时期。东印度公司这个时候开始被视为四处压榨被压迫地区的不仁公司，而在茶叶法案之下这家公司将击垮北美的每一个生意人——确切说来是每一个茶叶分销商和茶叶走私贩子，并把这块土地带到压迫的深渊之中。早在东印度公司满载茶叶的船只还在大西洋上朝着北美航行的时候，纽约一家报纸就满腔悲愤地指出：“一艘满载茶叶的船此刻正在朝着我们这个港口驶来，它是被派来奴役和毒害我们所有美国人的。”随后，宣传矛头开始指向茶叶本身，特别是东印度公司正在贩往北美的中国茶叶，而中国茶叶会把专制主义带到灵魂之中的舆论也开始抬头。
茶叶，而且不再区分什么时候、由哪家公司贩到北美的茶叶，立刻成为这场热爱北美殖民地的运动的目标。在波士顿倾茶事件四天之后，《波士顿公报》发表的一篇报道说：
“莱克星顿的爱国居民们欣慰地通知我们说，他们在最近的一次集会上一致通过了反对消费任何种类的武夷山红茶，无论是荷兰还是英国进口的。为了表示他们的真诚，他们将镇上的每一磅茶叶都收集起来，然后付之一炬。”
紧随莱克星顿之后的，是查理斯镇，也正在忙着将中国茶叶销毁。这两个小镇，都在“茶党”运动如火如荼的波士顿的外围，而莱克星顿更是1775年4月19日打响北美独立革命的第一枪的地方，然而也正是在枪响闹革命的一年半以前，此镇已经先一把火革了中国茶叶的命。
1775年4月19日莱克星顿之战，美国独立革命的开始。在这之前，此镇已经一把火革了中国茶叶的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茶叶迅速成为众矢之的，众多的小镇、社团组织甚至个人，开始销毁茶叶，展示他们对茶叶法案的出离愤怒。这里，茶叶已经不再是茶叶，倾茶也不再是倾茶，而成为一种在东印度公司代表的君主暴政来临之前为寻求自身经济、政治、权利的自由而进行对抗的手段。在茶叶可以把专制主义带到你的身体内的论调的渲染之下，对抗又平添了一份恐慌的神秘色彩。
在欧洲启蒙运动开始兴起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形象逐步被贬低，这恐怕也不能不对北美妖魔化中国茶叶的舆论产生思想上的连带影响。启蒙运动的反对专制主义，恰好与妖魔化中国茶叶背后的主要政治信息即反对专制主义合拍。如果说在法国的孟德斯鸠仅仅将中国等同于专制主义的代名词的话，这种北美殖民地的茶叶摄魂论就更“技”高一筹了。
另外，这种恐慌也具有社会心理上的铺垫。自1450到1750年间，欧洲进行了长达三百年的猎巫运动，即所谓witch-hunt，很多无辜的人死于这一运动之中。随着欧洲殖民进程，猎巫运动也延伸到了北美殖民地，在北美殖民地约有5000多件审判女巫的案件，大约2000多人因之丧命。猎巫运动存在宗教、社会、精神上的很多歇斯底里，而茶叶有毒论抛出之时，距离此种运动的结束不过短短二十年时间，整个猎巫时期遗留下来的北美殖民地的社会氛围，自然会给这场我们姑且也可以称为“猎茶”的运动做好了若干的铺垫，就连莱克星顿的焚烧茶叶的路数，也和猎巫运动中烧死被指斥为女巫的女子的行为毫无二致。上文提及的美国学者佛兰克，并未在其研究中将猎巫的背景引入进来，但这一背景在笔者看来当是不容忽视的。
再审“中国风”
就实际生活而言，这种妖魔化中国茶叶的做法到底对多少北美殖民地的公众产生了多少切身影响，是值得怀疑的。在独立革命之前的北美殖民地，从上到下都十分迷恋中国茶，连麻省的长官们也参与到了说不清道不明的荷兰方面的茶叶走私生意之中，以茶会友的社交尤其是下午茶大行其道，而在像纽约这种都市之中，下午茶聚会也在妇女之中也非常流行。从波士顿往南，到纽约，再到费城，这一东部沿海走廊地带早已被中国茶的迷人魅力所折服。相应地，就会出现一些反对茶文化的声音，开始流行是在1730年代，比波士顿茶党倾茶早四十多年。
比利时画家约瑟夫 阿肯[Joseph van Aken，1699-1749年]于1720年代创作的画，描述英国下午茶聚会的场景，中国青花瓷风格的茶具清晰可见
例如，1731年的时候，就有一个纽约人在一份报纸上忧心忡忡地写道：
“只有我能够说服你们改变现在这种在我们中间非常流行的带有致命后果的习惯（亦即喝茶的习惯），我才能感到快乐。……当不仅仅他们的财富，而且他们的身体和快乐也面临危险的时候，我想这是我的责任去警告他们并阻止他们遭到毁灭。……[在喝茶的习惯下]不惟身体本身要遭罪，灵魂的行动自由也将受到阻碍并且会发生紊乱。”
这位要做醒世良民的作者，还担心喝茶这种行为可能会对喝茶者死后留下的身边的家属也产生致命的影响。在这位作者看来，喝茶这种习惯，是来自遥远的不可知的东方异域，其结果也就可能是非常可怕的。无知往往造成恐惧，而恐惧则会带来谣言，进而造成群体性恐慌和歇斯底里，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国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
如果我们从中国人对吸食鸦片烟的态度的角度来看的话，汉维对欧洲人喝茶的担忧程度之深、所认为的危机程度之大，就不难理解了。汉维的书在英国各殖民地也流传甚广，他的观点对北美殖民地而言，就不免会有茶叶导致阴盛阳衰进而使北美继续为英国所控驭的延伸理解。在此，我们也不得不再次回到同期欧洲在启蒙运动的影响去观察汉维的这种评论。当时欧洲已经开始批评中国形象太过虚弱、女性化，中国男子的形象也开始被刻意扭曲，法国也已经由路易十四的中国热时代急转直下到了路易十五（1715-1774年在位）的丑化中国的时代，而汉维的看法恰好是这种再审“中国风”的具体表现之一。
汉维1756年出版的《茶叶论》的封面
在北美，和欧洲一样，一边是茶叶、茶具、喝茶礼仪和社交活动的风靡，一边是一些人忧心忡忡地对这种非本土的东方式的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的渗透表示警惕甚至反对。正因为抵制喝茶习惯的声音在北美殖民地一直都有，所以这种舆论才能够在茶叶法案前后得到放大，在新格兰地区走到了风口浪尖。
茶开始被一些人视为“瘟疫”即plague，而且这种比喻也一再出现。例如，就在东印度公司的运茶船停留在抵波士顿港口等待出售，而茶党计划推进倾茶行动的前几日，一位作者匿名在《波士顿公报》上大声疾呼说这些英国船“不仅带来了瘟疫（茶），而且带来了天花”，不免更给这种反对东印度公司贩茶到北美的爱国者们的心头蒙上一层阴影和增加了要与英方抗争的决心。茶在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革命的对象，被视为东方专制主义的载体、东印度公司的工具、继续把北美殖民地置于英国统治之下的手段、让北美阴盛阳衰的可怕之物。
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独立革命之前的美国社会生活资料而言，这种妖魔化茶叶的声音并未占据社会舆论的主流，即便是波士顿茶党倾茶的过程中，也有一个人打算私自拿一些茶叶，结果被发现并予以申斥。而且这种反对中国茶叶的舆论，并没有扩大到抵制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例如，1773年12月16日晚倾茶之前，一群就要在晚间行动的茶党骨干来到《波士顿公报》的发行者本杰明 伊兹（Benjamin Edes，1732–1803）的家里，用一只中国的海碗轮流喝了一圈朗姆酒，而这只海碗上清楚着印着中国人的生活图景。所以反对中国茶叶的声音，不过是充当了这一时代背景之中北美殖民地抗争手段的一部分，并没有扩大化。除了茶叶之外，来自东方的一切货品，仍旧在北美大行其道，供不应求，而且以中国风风格为主要标志的漆器、瓷器等等，依旧抢手。
1773年12月16日茶党骨干喝朗姆酒所用的中国海碗
1775年4月19日，一年前已经将镇上的中国茶叶悉数焚毁的莱克星顿，打响了北美独立革命的第一枪，对中国茶叶的妖魔化开始让位于对英国国王的武装斗争。独立革命结束之后，曾经要被革掉命的中国茶叶，也在这块土地上一夜之间含冤得雪。
1784年1月14日，美国国会批准了在巴黎交涉的对英和约，确立了美国在国际上的独立主权国家地位。战后独立的美国，外围上遭到英国经济封锁，英国禁止美国商人前往西印度群岛贸易，为了打破这一封锁，远航开展东印度贸易成为美国的目标。
1784年2月22日，即华盛顿总统的生日这天，新生的美国派遣“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启程，前往中国广州贸易，而贸易的大宗不是别的，恰是茶叶。此时，茶叶是毒药、瘟疫、专制主义的化身的说法，统统地销声匿迹了，在美国商人和走私贩子革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命以后，茶叶重新回到了它的起点：资本、财富与国际贸易。美国，也就此成为北美茶叶生意以及其他一切生意的正统操作者。
注：本文原载于“澎湃新闻”，转载自“视角学社”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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