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在中国人的记忆里留有的印象太过深刻和苦涩，以至于我们往往忘了去问一问这一次规模很小的战争的背后，自诩绅士之国与礼仪之邦的双方如何撕破脸走到这一步。

　　鸦片战争仅仅只是围绕旧世界堡垒最后经济攻防的一个结果，在此前的200年中国享受了旧世界颠覆的红利，这一刻是到了还债而已。

　　茶叶贸易的异化

　　英国人对饮茶的嗜好是荒诞但具有深远意义的特征。不产茶叶、孤悬海外的英伦三岛，将远在万里之外的传统法发扬光大，变成深入味蕾的国民饮料，甚至比原产地还要更加欢喜。这是亚当斯密自由主义与交易思想最好的写照。

　　英国人为什么突然喜欢上饮茶了呢，原因很多种，在早期据说有英王室在英国上流社会的示范效应。但它在普罗大众中间的普及恐怕和它自身的另一个特性有关：这是一种提神的饮料。晚上喝过浓茶的人应该会有失眠的经历。同理，对18世纪后半页工业革命中的大量工人而言，下午喝一杯浓茶，加些糖和奶，无疑是补充能量，抵抗疲倦和困意的最好办法。他们的老板恐怕也会同意这一点的，所以工厂成为了饮茶成为国民习惯的重要场合。

　　中国卖茶，英国人爱饮，这本来应当是极好的一桩交易，问题在于，英国人拿什么来换呢？是白银。

　　那个年代，欧洲人从拉丁美洲带回来的黄金白银多不胜数。18世纪中期，英国人好不容易干倒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独霸天下，上至王室，下至平民，都沉浸在日不落帝国的光辉与荣耀中，于是松松手来点东方的神奇饮料享受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中英茶叶贸易的增长速度和火箭没什么差别。海量的茶叶流向英国，1700年英国的茶叶进口仅仅7万磅，100年后，增长了200多倍，达到了1500万磅，1830年代更是达到了4000多万磅。

　　另一方面，英国向中国的出口却很少，中华帝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什么都不缺【注】。茶叶是一种温和的致瘾饮料，时间久了，想轻易戒掉那是万万不能，中间赚足差价的贸易商也不会答应。于是英国政府只能眼看着对华贸易的窟窿一年又一年不断扩大，心不甘情不愿又无可奈何向中国奉上白银，顺手还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取消了对茶叶征收的各项附加税。

　　根据众多研究与统计，1600年-1800年，从欧洲流入中国的白银可能在3-5亿两之多，甚至可能超出5亿这个数字，占到这一时期全球出产的白银的一半以上，中英双边贸易的失衡程度可见一斑。欧洲人，在这一时期用各种手段从世界各地搜刮黄金、白银和其他财富，但其中的一大部分都经由中英茶叶贸易送到了中国人的手上，给英国甚至整个欧洲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国际贸易这一经济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异化成为绑架整个英国经济的重要课题，或者说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也不为过。

　　中国就像一座怎么也攻不破的堡垒，伫立在世界贸易食物链的最后一环上，只进不出。全英头头脑脑的精英们，殚精竭虑思考摆平这座旧世界堡垒，终于给找到了两条可行的计策：

　　第一条是B2B,就是Bring to Britain,将农产品移植到自己控制的殖民地来栽种培养，拜托对原产地的依赖，是各殖民帝国惯用的手法。只不过愿望很美好，现实很骨感，从1830年代引入到锡兰、印度，但是到1880年代才开始规模化产出，历时50年，绝不是什么神机妙算的良策。

　　另一条是鸦片走私，这条毒计彻底扭转了中英贸易的格局，鸦片最终成为攻克中国这个旧世界经济最后堡垒的一张王牌。

　　鸦片走私——从迫于无奈到丧心病狂

　　早前的鸦片是经由当时荷兰人控制的台湾传入福建和广东的。在1750年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影响很小，每年只有200箱流入中国，相当于2万人一年的吸食量。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直接经营鸦片贸易，并且逐渐将这一项作为平衡对华贸易的手段。十八世纪最后的那几年，每年流向中国的鸦片已经接近4000箱，换算下来至少有40万烟民了。

　　英国人非常清楚吸食鸦片的危害，因此尽管1868年之前吸食鸦片和鸦片贸易之前属于合法行为，却在英国完全没有市场。另一方面，大清政府在18世纪末已经明确提出禁止鸦片贸易，鉴于这一点，为了避免对当时中英间极度重要的茶叶贸易造成不良影响，英国通过散商—也就是从东印度公司获取亚洲进行贸易许可的英国和印度商人，向中国走私出口鸦片，而非此前东印度公司直接独家代理的贸易形式。

　　事实上，在19世纪之前的中英双边贸易中，占优势地位的还是当时的大清。1793年，我们所熟知的马嘎尼使团带着平衡中英贸易的使命来到北京，英国外相指示其可以做出“如果中方要求禁止出口鸦片，接受中国的要求”的决断。可见，对华的鸦片走私更像是一种平衡贸易逆差的无奈之举，并非首选。据记载，当时走私商人们一遍卖着鸦片数着钞票，另一边在船舱中饱受道德上的自我谴责，通过念圣经和祷告向上帝请求宽恕。

　　马嘎尼的遭遇想必我们中国人都相当清楚，大清皇帝和满朝文武对贸易问题没有半毛钱的兴趣，也丝毫没有提及鸦片问题，倒是对于“三叩九拜”的面圣礼仪纠结争吵了很久。鸦片走私商于是又得以顺顺利利地在中国做了几十年生意，他们只要对当地官员稍加贿赂，鸦片销售就畅通无阻。三十三年后的1926年，走私到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一万箱，这一年前后走私进口鸦片的价值已经超过了中国茶、丝、布匹等出口的总和。四年后鸦片量翻了一番，八年后，鸦片战争前夕的1838年，再翻一番，已经达到四万箱，相当于四百万鸦片的年消费量。鸦片对于中国就像茶叶对于英国一样已经成为一种令人无法自拔的消费品，中英贸易发生了结构性逆转，白银从中国回流英国。

　　巨大的烟瘾和巨大的利润，让中国烟民和英国商人都几近进入丧心病狂的状态中，英国已经不可能像四十多年前一样轻描淡写地宣称愿意放弃这个贸易。在虎门销烟销毁了2万箱鸦片后，尽管鸦片贸易在英国国内还是被认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贸易”,英国议会还是为了这块不可割舍的的大蛋糕以微弱的优势通过开战决议。

　　后面的结果我们都很了解了，鸦片战争之后，更多的鸦片流入中国，再加上太平天国的来回折腾，终于在短短一个世纪之内把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变成最贫弱的东亚病夫。

　　斯塔夫阿里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将公元16世纪之前的世界称为由各个孤立地区拼接而成的世界。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的远洋帆船转动了开启全球化的钥匙，世界摧枯拉朽一般得拜倒在欧洲人脚下，中国这个旧世界最后的经济堡垒，在坚持了300多年之后也终于告破。这其中充斥着暴力、殖民、毒品和不平等的贸易，但是这一趋势不可阻挡。

　　今时不同往日，但是手握巨大顺差与外汇，中国人应当记得历史上中国也有过类似的时期，也更应记得茶叶与鸦片，这两种致瘾品引领了近代中国的乐极与生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