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8日，来自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八省（直辖市、自治区）的40余位万里茶道领域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参加了由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和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联合主办的首届“万里茶道申遗”学术研讨会。北师大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公众号近期陆续推送研讨会上专家发言整理。
杨治武
山西省文化旅游专家咨询委员会特聘专家、山西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山西省文化旅游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
听了各位专家、各位朋友的发言，对我可以说是醍醐灌顶、脑洞大开，是一堂生动的晋商文化课，对今后做好各方面工作，相信一定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本人是在山西省文化旅游产业研究院工作，研究院是依托山西大学创建的一个智库机构。这些年，有幸参与到与“万里茶道”有关工作中。我本人是山西祁县人，就是乔家大院所在的这个地方。我们祖上基本上也是晋商。我的爷爷就在张家口做生意，到去世都没回来，埋在那儿了。我的老舅舅等很多亲戚，都是在包头、呼市这一带。可以说，我们的先人很多都是万里茶道的亲历者、先行者。我从小对晋商、对万里茶道有了一些朴素的认识。
在我的印象里，实际上这一条茶道真正受到重视，对山西来讲是从2004年。当时李长春同志视察山西，来到乔家大院。看完乔家大院博物馆之后，他就非常感慨，讲山西应该弘扬两种精神，一种是“太行精神”，一种是“晋商精神”。而且当时给“晋商精神”提了四句话16个字：“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这是李长春同志2004年提的。他在提完“晋商精神”之后，又明确地给山西的几位领导讲，建议把乔致庸和乔家大院的故事，改编成一部影视剧。我们还记得，2006年年初，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的电视剧连续剧《乔家大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万里茶路、晋商茶路，现在我们更多的提法是“万里茶道”，才真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了解熟知。
事实上，在电视剧《乔家大院》出现之前，山西就曾经做过很多关于晋商的片子，影响比较大的作品有纪录片《晋商》，电视剧《三晋源票号》等，但是都没有像电视剧《乔家大院》这样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因此，这部电视剧获得中宣部表彰的“五个一工程”奖。《乔家大院》小说剧本的创作可以说很艰难，一波三折，几易其稿。因为那个时候，学界研究晋商钱庄票号的很多，研究茶路的很少。最后由将军作家朱秀海老师主笔，在对晋商史料进行了研究之后，又在祁县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走访考察工作，最终完成了《乔家大院》小说剧本的创作。中央电视台热播正好是在2006年正月下旬，在两会期间达到高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踊跃收看并热议。李长春同志在两会期间专门到山西代表团参加讨论。可以这样讲，一部《乔家大院》电视剧，引起了全国上下对这条茶路、对晋商的关注。
继《乔家大院》电视剧之后，山西推出了一部晋商题材的话剧《立秋》，也获得中宣部表彰的“五个一工程”奖。我记得两年的时间就在全国巡演了266场。在台湾地区演出的时候，当时安排了三场演出，结果最后演了一周都走不了，引起极大的反响。为什么一部话剧《立秋》能够在台湾地区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关键是《立秋》所反映的晋商精神打动了观众。我们海峡两岸同根同脉、同祖同源，有共同的血脉和文化基因。2007年恰逢中国话剧百年，在“话剧百年”纪念大会期间，胡锦涛同志亲自接见了话剧《立秋》的主创人员，是又一次对晋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万里茶道”。首次提出是在2013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主旨演讲。赵文耀秘书长刚才也讲了，以前的学界是“万里茶路”或者“茶路”，总书记在主旨演讲中，把“万里茶道”提升到中俄“世纪动脉”、中俄友谊的一个高度，这就是“路”和“道”的差异。
2017年6月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又一次提到了万里茶道和晋商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讲到，晋商横跨欧亚九千里，称雄世界五百年，“豪商大贾甲天下”，彰显的就是开放的精神。他把晋商精神总结为五句话20个字：“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这是至今为止对晋商精神最为全面、最为准确、最为恰当的概括总结，对我们在新时代继续研究晋商文化，弘扬晋商精神，推动山西高质量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回顾一下万里茶道和晋商精神，到今天为止，仍然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很好地去挖掘、去研究的。这一次在北师大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王宏新院长的牵头组织下，举办以“万里茶道申遗”为主题开展学术研讨会，是研究万里茶道、晋商精神的一个重要视角，是一次重大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新时代意义。
我认为万里茶道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应该需要我们重新定义一个学术的逻辑。我们过去把万里茶道的研究仅仅局限在这条路上，以及它相关的节点城市，仅仅是以茶说商，以商说道。我们恰恰忽略了，万里茶道为什么在明清时代突然成为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之前晋商在干什么？晋商和茶叶的关系是什么？晋商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一直以来就存在着，而且晋商和民族融合大的历史背景是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研究万里茶道，我觉得应该把握三个关系：
#第一个是万里茶道与民族融合的关系，这是一个新的视角。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晋商存在的历史脉络，不是在明清时代突然一下子晋人有了聪明才智。在民族融合的每个重要历史阶段，山西都不会缺席。在隋唐时候李渊起兵，17个开国元勋里面9个是山西人。这些人在大唐建立以后，丝绸之路主要的商帮也是晋商。东晋时代，法显大和尚在《佛国记》中就记载了，在尼泊尔、斯里兰卡的寺庙当中都能发现有晋人的身影，就看见晋人贩运来的陶瓷丝绸等物品。此外，从海上回来坐的船上面也有晋商。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应当注意，要把万里茶道和民族融合的关系作为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因为，民族融合的过程也是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
#第二个是万里茶道和整个世界商业文明史的关系。当时通过万里茶道，就把我们文化和文明的触角以商业的形式伸向了欧洲。中华民族其实不仅是通过万里茶道、丝绸之路，还一直通过很多种方式在对外交往，为人类文明作出重要贡献。所以万里茶道和世界商业文明关系是什么？这也是我们要研究的课题。
#第三，研究万里茶道和新时代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中国现在有大概5000万亩的茶园，每年中国现在生产的茶叶是280万吨。我们的茶园面积和茶产量都是世界第一，这个数字从来就没有变过。只不过从贸易上来看，在清朝鸦片战争的时候，有人做过统计，当时中国的茶叶贸易占世界的98%，其他国家基本上没有。到建国1949年，据统计，我们在世界的茶叶贸易份额占了不到2%。大部分的份额都是英国的。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们的茶叶出口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我认为，让中国茶再次飘香世界，这是我们今天的使命。我们要构建新时代的“万里茶道”，实现新时代的“货通天下”和茶香天下，让世界人民生活更美好。
总结一下，我说的这三个关系：万里茶道与民族融合的关系、与世界商业文明发展的关系、与“一带一路”的关系，应该重新定义和解构。
其他的就不展开讲了，但是有一个建议：今天的研讨会之后，应该尽快和国家文物部门沟通达成共识，把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尽早纳入万里茶道申遗工作体系当中，为申遗提供重要的学术支撑。
同时，我也建议共同发展研究院牵头，整合国内优质资源，联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启动“万里茶道文化生态保护规划”这一项工程。我们万里茶道申遗要想提速，首先我们要对沿线的文化生态进行保护。在做保护发展规划过程当中，那些不一致、不协调的问题自然就会解决。同时，从学术的角度，要在中蒙俄乃至更大的范围内推动形成学术共同体，学术先行、文化先行。
再次感谢王院长，感谢北师大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感谢大家今天给我们这么丰富的文化滋养。我也真诚地欢迎在座的诸位经常到山西、到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晋中祁县昭馀古城，走一走，看一看，喝杯山西的汾酒，吃点山西的老陈醋，品味山西的面食。
谢谢大家。
(《吃茶去》杂志)中国民间有句俗话，叫“浅茶满酒”，主人待客时茶要浅倒、酒要满杯，客人饮茶要细品慢咽。这样的平常生活场景中就包含了中国茶道的一个基本精神取向：在闲中返隐并取乐。中国古代文化是在本土自生式缓慢生长出来的，茶文化更是在从容、闲散的生活处境中孕育出来的，所以，中国茶道在品茗论茶时延长了个人独处或者与友人相处的时间，同时也放大了狭小场所(茶室)的空间意义，强调细细品味杯中茶汤，同时把玩手中器皿、与周遭环境共处同安，在场者的内心交流无需言语，仅仅因为共处一室、共饮一壶茶而得以完成。传统中国茶道提出的四境说对此有较好的揭示，本文将进一步对此作出现代诠释。
一、 中国文化传统孕育下的中国茶道
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容及其特征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观点，这样的讨论还将继续下去，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是流动的、生生不息的，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就不会停止。本文的重点不是阐述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或者其中各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于概要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结构。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结构是“一体两用”，即以儒释道一体为骨架，中医和茶道构成其两翼，这两翼是儒释道之体的巧妙运用和成功渗透。对传统中国人来说，中医医身、茶道修心，身心和合及其价值追求都体现在儒释道一体的学统上。早在魏晋之时三教合流的倾向就已经出现，隋唐产生了众多三教合流的文化成果，如建筑风格、学术教义、生活样式等，中国茶道就是代表性的重要产物。
饮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国何时出现的呢?郝懿行在《证俗文》中提到，“考茗饮之法始于汉末，而已萌芽于前汉，然其饮法未闻，或曰为饼咀食之，逮东汉末蜀吴之人始造茗饮。”这是有关中国人将“茶事”作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的较早记载。此时，茶事已经脱离初期的药用、食用阶段，进入到饮用的阶段。即便进入到饮用阶段，饮用方式也在不断变化，隋唐时的煎茶(煮茶时要添加一些佐料，如盐、香料等)到宋代的点茶(茶要烘烤并碾成粉末，倒入热汤时还要不断击搅)，明代时放弃饼茶、团茶改用散茶，出现了泡茶这样的饮法，这种饮用方式能够完好地再现茶的本味、茶汤的本色，大为流行并一直沿用至今。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如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等地还留有食用式饮茶法，宋代的抹茶和点茶法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成为了他们的代表性文化传统，在中国大陆则因泡茶法的一统天下而被遗忘。
“茶”原本有多个同义字，包括荼、槚、蔎、茗、荈等，最后统一定为“茶”字，根本原因是“茶”的字形最接近中国文化传统所设定的天地人关系的构想。“茶”，“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陆羽《茶经》)其义为“人在草木间”。苍天之下，人为万物之灵长，敬天尽地利以利人。茶本为自然界一介植物，被人发现、采用、加工，茶从万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的宠爱;同时，人因茶而获益、满足，茶所集纳的日月精华、水汽凝结和山岳含育均被人做出了极大开发，人成为茶的受益者。
应当承认，至今仍然有学者明确反对“中国茶道”的提法，认为中国只有茶文化(包括茶俗、茶礼、茶艺等事业)、茶产业(包括茶叶生产、制作、贸易等活动)，但始终没有发展出系统、严谨的“茶道”。不可否认，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完整的茶道理论，也无明确的茶道流派传承，但这只能说明中国茶道有其特殊性。决定是否有茶道的关键是有无对茶事活动所内含的精神性价值(与人相关)和思想性价值(与知识相关)做出有意识的总结或概括。有无总结是一回事，总结的深浅、广窄是另一回事。通过饮茶获得身心安宁、精神愉悦并对此做出思想升华，这显然不再是生理活动，它已经进入到自我实现的境地，肯定这一内容就可以视为茶道，关于这方面认识的总结就是茶道研究。将茶的生命比拟人生，将饮茶体悟引向对自然万象、宇宙世代的洞察，并将之理解为天道、真理的具体化，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对茶的总体性把握。许多文人、僧人、思想家对此都留下了富有启迪的独特见解、深刻体悟，如陆羽、苏轼、朱熹、周作人、林语堂等。茶道广泛存在于文学作品、画作之中，并对中国陶瓷工艺、美学设计等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笔者之所以主张中国茶道真正形成于宋代而非唐代其原因就在于唐代的饮茶活动还有着浓厚的、与物的深切关联，这直接干扰并降低了有关茶的超越性思考。宋代就所有不同，闲适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格物致知理论的兴起，为茶道的提出分别提供了现实的和思想的双重铺垫。
从字义上说，茶道意指基于茶自身的性质而淬炼出的精神世界。茶自身的性质首先是它的自然属性和对人身心的益处，在此之上关于茶所展开的情感投射和意识升华才进入到人所创造出的精神世界。人类文明构建了诸多包含信仰、文学、哲学、艺术之内的精神世界，中国文化传统所推崇的精神世界主要体现在乐生、天命、义理等重要命题上，茶道正是以茶为载体在品茗中以茶说事、以茶喻理、以茶论道。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联角度上看，中国茶道的具体内容可以表达为如下三个方面，即闲、隐、乐。三者统一到人，媒介是茶。“闲”是中国茶道的心理基础，“隐”是中国茶道的社会主张，“乐”是中国茶道的价值追求，就三者的内在关系来讲，“闲”是前提条件，“隐”和“乐”是刻意营造或试图表达的精神状态。
“闲”在中国文化中有多重含义，负面的是指不事稼穑、游手好闲、吃闲饭;正面的是指从容、优裕、散淡、豁达，正面的含义中既包括品质方面，也包括生活方式。与茶道关联的“闲”显然是指后者。“闲”就是有工夫，并且肯在茶上下工夫，茶因闲得以成就，闲因茶得以充实。时间上的闲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心理上、精神上的闲，要点在于一种生活态度，即从容应对，等闲看过苦难沧桑、视荣辱或声誉为身外物，置之度外，心中只有茶，将我融于茶，将茶化作我。这样的“闲”正是精神成长、自我发掘和自由意志伸张所必备的思想品质，得闲之真谛的人才会在意向内观照，求取独立的个体我。
从价值论上说，“隐”的消极含义是保全其身，明哲保身;“隐”的积极含义则是脱俗、淡泊、精俭、洁身自好，这不是被动的退让、逃避，而是在知其不可为或者无力改换他人/社会时、仍然顽强保留自身的处世原则、固守内心的道德律，这是以一己之力抗争凡俗世界、庸常大众的随波逐流，不做犬儒，放弃世常的名利而求取个人的精神圆满。如范仲淹所言，“居庙堂之上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身”。因此，茶道中的“隐”揭示的是茶人饮者在生活、社会中如何立身的大问题，隐后返本，身处闹市求心安，身处高位知进退，隐与显是一对相互依托的对立统一，隐后再显的是本真的我，不忘初心，为人处世不忘己身。“隐”要有强大的内心支持才可持久，避喧嚣而处落寞，离繁华而安清贫，这非一般人可为。陆羽在《茶经》里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他不是说喝茶后，人就自动获得了“精行俭德”，相反，那些本就“精行俭德之人”是最宜饮茶的，陆羽的意思十分明了，那就是人选择了茶，茶的德行是人的德性之外显，饮者之品性投射到茶这一实物上。禅茶一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立言的，佛家弟子之所以选择茶来解经悟道其缘由也基于此。
“乐”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主张，甚至也可以说是它的一大特点。孔子曾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提出“与民同乐”，《太平经》云：“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西方哲人提出了德福一致，中国文化传统更加倾心于“德乐合一”，如助人为乐、乐于助人、乐善好施，都是将行善、助人与快乐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快乐是一种因所认同的价值得到实现而产生的内心愉悦，是一种精神快乐，体现了“众乐乐”般的精神快感。“乐”使中国茶道明显有别于日本茶道。日本茶道生发于佛教寺院，最初由出家人阐发和传承，以后形成的茶道流派“三千家”，也严格维护了师徒授受关系，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因此属于小众文化或雅文化，在其精神内涵上突出的是施茶、吃茶过程中的寂、静、敬的成分，走向了纯粹形式化的理念体悟。中国茶道之乐重申了对此世的投入和对人身处其中境遇的关切，因此，中国茶道具有更加平实的表现形式和更加生活化的现实关怀。无数的历史事件表明，无论身处何种情境下，多数中国人都易于快速接受现状，这与中国茶道乃至中国文化中的乐观主义是分不开的。
二、 茶道四境说的提出
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是人生哲学，中国哲学精神也脱离不开对人/人事/人情的考量。他还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立场概括出四种人生境界，分别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前两种境界都是非哲学的，只有后两种境界与哲学有关，并且是哲学关注的对象，冯先生还指出，只有借助哲学的反思省察，人生才能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所概括的境界说看似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归结，其实是接受了西学影响、采纳西方哲学的范畴体系的尝试，例如，冯先生所讲的“自然”就不是儒家的原初含义，同样，他明确地划分出可以成为哲学对象和不可以成为哲学对象两种不同的层次，这也是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世间道”的做法。中国茶道无法划入冯先生的哲学对象之中，因为它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构建，没有正面回答知识论问题，它只与日用生活相关，只在民间风俗和日用生活中寻找意义，却力图将日常事件变为情趣、乐事，从而获得恒久性。
然而，传统中国茶道也讲境界，很早就提出了四境说，分别是：物境、艺境、人境、心境，并认为四境俱美才是至上状态。明代的书画家徐渭(1521—1593)被世人称为“茶痴”，他最明确提出了宜茶境界说，认为物境、艺境、人境、心境俱美者乃宜茶最高境界。物境指饮茶的环境，主要指不是人为建造的居室、楼宇，而是自然天成、幽静清雅的场所，如竹海、梅林、泉边、湖畔等;艺境指使用器具的造型、冲泡或饮用之法的得体、抚琴弄箫的声乐等共同构成的雅致脱俗的氛围;人境则指嘉宾来客与主人的融洽关系，专心于饮茶，彼此声气相投、趣味相和;心境指在饮茶中忘却世间万象，人与茶、茶与人合二为一，一心悟道，由此求得心胸的物我两忘、豁然开朗。
茶道四境之间并非简单的高低替代关系，相反，四境是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的连带关系。物境和艺境提供了实体性基础，人境提供了人际交往沟通的条件，心境则受到前三者的引导，反过来又纯化、提升前三者的存在方式。宋人提出的饮茶“三点”——饮茶环境、水质和茶具、品饮者的修养三个方面，讲的是同一个道理，也可用看做是茶道四境说的前身。
茶道四境界不是人生境界，也非道德境界，它只是对生活情趣的关注，在匆忙、庸常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情投意合的同道，在刻意营造出的人为环境中折射当事人的思绪和体悟，这就是生活的闲、人生的隐和现世的乐。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1597—1679)有句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茶道四境在匮乏经济时代显得有些铺张或矫情，对俗世凡众来说它显得过于高格调和雅致，通常会被不谙茶道的人视为“茶疵”、“饮癖”，然而，恰恰是这些对茶情有独钟、不改初衷的人成就了茶道，使茶事成为风雅，使茶人有了品味。
中国传统茶道的四境说所讲的茶道不是在用时间来衡量，相反，只在乎空间，中国人喝茶可以从早到晚，时间似乎停滞了，时间的意义消逝了，重要的是喝的什么茶、用的什么茶具、所处怎样的环境和心境，这些都是空间要素。中国茶道弱化了时间维度，突出了空间维度，饮者或主宾饮者们共处的空间性存在的属性得到充分阐发。中国茶分产地、产区;但各地的饮茶方式也有地区差别，茶室、茶馆的陈设在理念上大多刻意滤去了时间的向量。据说真正谙茶者在头三杯不事任何言语，静静品茶，全身心关乎茶主泡茶的一举一动，用心体会茶汤之味、茶器之美、茶艺之精、茶席之雅，等等。品茶过程中茶者(包括茶人、茶客、茶主)的思想沟通不是靠语言传递，而是靠共感，情感共鸣，这样的情感分享与特定的场景及其要素相匹配，它是以彼此共在、身心在场为其表现形式的。西方人则非常不同，他们用时间来度量茶，喝的是晨茶、上午茶、下午茶、晚茶，茶就像钟表一样提示人正处于作业或行为的某个阶段，所凸显的是茶外之人的所作所为。茶只是工具性存在，茶为人所用，仅此而已。
令人遗憾的是，茶道四境虽然关涉空间，但只是十分狭小的范围，往往只是设茶席、茶会的那块空间，或者仅仅关联案桌、茶几的空间。饮茶者之外，即便在同一室内(如茶室、茶馆)仍然可能垃圾遍地。中国茶道只提供了十分有限的悟道体验，却没有成功扩展、延伸开来，成为“新民”乃至“新生活”的源头动力。蔡元培在写于1916年的《华工学校讲义》中说道：“华人素以不洁闻于世界：体不常浴，衣不时浣，咯痰于地，拭涕于袖，道路不加洒扫，厕所任其熏蒸，饮用之水，不加渗漉，传染之病，不知隔离。小之损一身之康强，大之酿一方之疫疠。”推己及人、由此及彼这些中国文化传统倡导的“类推”在茶道中未被生根、发扬。中国茶道创造的洁净世界只局限于当事人的精神领域，却可能无涉于周遭环境，更未激发出行动的意志。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坐而论道”、缺乏行动力的劣根性也大抵与此相关。
中国茶道具体内容——闲隐乐——正是通过“四境”得到充分体现的。茶道的物境在于野趣、雅致，在世间却又脱俗清新，这就是闲和隐;茶道的艺境强调合于时令，契合仪规，烘托出寂静、清和的空间，这就是闲和乐;茶道的人境突出的是同坐茶席中人一期一会，以情相交，以茶传情，这就是得一知己而足矣的至乐;茶道的心境关注当事人反躬自省，向内心观照，以茶喻人生、事业，涤除内心的不满、怨恨，成就自性的伸张，这就是“大隐隐于市”的真谛。可以说，茶道四境说从不同角度全面解读、深化了中国茶道。
换句话说，中国茶道虽然也强调由茶及道、茶中见道，但并不追求道外世界。一句话，中国茶道的本质是道茶一体。日本茶道援佛入道，突出了“孤”、“寂”、“清”的品味;中国茶道引儒入道，强调的是“闲”、“隐”、“乐”。中国茶文化在唐代兴起时就是雅俗共赏，宋代出现茶道时，也是同时存在士大夫、寺院、宫廷、世家、平民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佛门、道观、儒家的祠堂、学堂、孔庙等都依据各自有关天、人、物的理念预设而发展出了不同的茶礼、茶艺乃至各自有别的茶道。茶文化流布广泛，是因为吃茶人都接受了其中的乐趣。周作人曾在《喝茶》一文中有极好的概括，“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中国茶道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本着及物、依人、乐生的原则将茶道落脚在生活情趣上。
三、 茶道四境说的现代诠释
新中国建立后，全面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传播了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时对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化的诸多具体形式都做出了彻底否定，既根除了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也对民众一般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冲击，其间茶道研究、茶文化样式几乎停滞，仅仅保留了单纯物质性内容的茶叶种植、加工、买卖，因为茶叶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出口创汇产品。然而，饮茶、品茶的过程而产生的悠闲生活方式，散淡人生态度和追求精致、雅致、品味生活的志趣都被无情扫除，茶文化不再传承，茶道研究被迫中止。
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也给中国茶文化复兴创造了条件。许多地方政府大力发展茶叶贸易，鼓励围绕茶叶而进行的各类文化事业，各地纷纷成立了茶协会，茶馆也雨后春笋般繁荣起来，茶事活动频繁，并且参考和吸收台湾经验，开发出各种茶艺表演，茶事相关的茶产业，如茶服、茶器、茶具、香、古乐器、国画等都得到了蓬勃发展。最重要的是，人们对茶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赋予茶各种积极、正面的价值。饮茶者(无论是在自家独斟自饮还是与人同泡茶馆)都不再被视为游手好闲的人，相反，经常被看做是有品位的风雅之士。
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例如奢靡之风盛行，茶的包装过于精美，造成大量垃圾，增加了环境负担;茶具和茶器过于昂贵，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茶艺表演出现了许多不雅或庸俗内容，冲淡了饮茶本身的乐趣。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茶生产商、经销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使用过多的化肥和杀虫剂，加工过程中添加了过多干扰茶性的有害物质，这些行为导致许多种类茶叶品质的退化，这种杀鸡取卵、急功近利的行为完全违背了传统茶人应有的职业操守，也与茶道追求格格不入。
当代中国茶道所处的时代场景已经大大不同于古代。在匮乏经济时代，茶仍是稀缺品，好茶或上等茶更是珍稀品，只有殷实之家方可享受，一般平民百姓买茶只是备着待客之用，平时是消受不起的。而殷实之家大多受过良好教育，识书达理，品茶论道、鉴茶赋诗等都只是士大夫、文人之间雅致生活的追求。虽然只有占总人口极少数的人饮茶，但他们大多是知识的拥有者和思想的创造者，他们不仅维持了茶文化，也推动了茶道的传承和深化。然而，今日的中国人大多可以消费得起茶叶，茶叶的供应源源不断，茶叶的种类层出不穷，饮茶的方式不断翻新，茶真正成为粗茶淡饭般日常和廉价，饮茶者可能是每个人，即任何一个“涂之人”，此时，茶道何存?跨越全部阶层、通用于所有人群的茶道是否还有存在的可能?
饮茶成本的降低和饮茶程序的简化，茶日益向民间普及，中国传统的文人茶文化逐渐被平民茶文化取代，平民茶文化是否可以延续传统中国茶道呢?笔者认为，中国茶道所主张的闲隐乐三种精神不仅仍然具有意义，而且在今日获得实现变得更加可能，主要得益于物质手段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闲暇时间增加，可支配的财富也极大增加，度闲和求乐变得唾手可得。然而，发达的物质生活和快餐化消费也使时间碎片化，精致生活追求变得局促和难觅，普遍的烦闷和躁动紧压了人的精神生长的空间，在丰裕时代如何安顿心灵、为我们的精神向往提供场所?这是今日茶人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这就必须强化茶道中的四境功夫。返归自然，按物之本性行事，顺物理尽物力。茶本是自然一物，饮茶之益来自于茶性的最佳发挥，茶道的初心就是保持对茶性的尊重。茶道四境必须依此茶性自然主义原则加以展开。艺境虽是人所造环境，也应以模仿自然、接近自然为原则，将艺境融于物境之中，饮茶者无论身处何处其心境和人境都应返璞归真。质言之，虽然心境重在个人独处的内心观照，人境强调以敬待人求得声气相投，但人境的出发点是心境，有独立人格和自处自律的人才会与人平和相处，茶道四境其实就可以化约为二境：物境和心境。茶人的举手投足是自身心境的外化，所使用的器具、营造的环境皆由心性外发，洞察物之本性以尽物力，对茶事中的一切皆抱持恭敬、谦和的态度。二境皆出于一心：这就是奉茶之心，易言之，敬茶之心。
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在俗世生活中返本归真，在庸常世界中寻找优雅品位。在此，重要的不是茶、茶具或茶室，而是茶人，或者说是饮者在品茗中全身心投入所获得的自悟自省。道在茶中，悟道就在品茗的过程中。物镜、艺境、人境都不需刻意选择，随遇而安，因为象由心生，心境才是根本。在当代，拜市场经济和技术革新之所赐，茶相关的器具极大丰富、陈设越加奢华，茶室随处可见，茶叶唾手可得，然而，这些都是可有可无的，外壳，真正有意义的是饮茶者求放心，将心安置于事关大问题的事物上，用宏大叙事去除生活中的繁杂，用普遍价值提升人生的关切，饮茶让人安静下来，生起敬意，卸去多余的欲望和无谓的冲动，一句话，品茶就是赴一场心灵之约，从这个角度上看，茶道四境可以成为今天中国人的信仰依托。
【摘自2016年第3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董鹏(陕西安康)】
这世上不存在类比论证。比如中国茶文化的历史镜像与公知。
但面对日本的“茶道”，我们台湾地区大多数人便显得尤其不自信，亦步亦趋地也搞出一套所谓的“中国茶道”，确实令人厌恶。
这不止在一个方面透露出中国人对中国茶文化的不自信。
我只说一句：“通常，外界认为茶文化源于中国，这是历史史实，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勿须以这些小道为其正名。”
所谓“茶道”乃东瀛人对中国茶文化一种艺术性的引申与扩张，这种“艺术性”引申外延的意义究竟几何？在我看来，并不重要。
诸多人认为饮茶就是中国首创，世界其它地区的饮茶与种植茶叶的史实，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过去的——即便也有微量的印度、非洲等地区的起源说。但茶文化中国说似乎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追溯中国人饮茶的起源，众说纷纭，从时间坐标来看，有神农说、西周说、秦汉说、六朝说。从茶的功能性而言，有祭品说、药物说、食物说、同步说、交际说。
但依任何一种说法溯源，都无法将中国茶文化的本源与“茶道”二字勾连上什么关系。
从古人的视野，到现代人的茶桌上，茶的本质就是一种“饮品”，就是其饮用属性。尽管今天的茶被称为“国饮”，但它始终无法脱离“生活”的本体。
与理想主义的“琴棋书画诗酒花”相对应，“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被人们奉为“生活七事”。
茶以外的“茶道”，其实不过是一种繁琐而多余的茶事，一种与茶无关，或者附庸茶饮而出现的花样。日本的茶道如此，中国如今茶道与茶道培训更是丑态异常。
“茶道”在日本的最终形成，势必是结合了日本民族“物哀”的人生观念。这一点，早已与中国茶文化的初衷相去甚远。
十二世纪时，日本的荣西禅师最先把中国的饮茶习惯传入日本。在他的《吃茶养生记》下卷“吃茶法”中记载：“极热汤以服之，方寸匙二、三匙。多小（少）虽随意，但汤少好，其又随意……”说的就是宋代寺院的点茶法。
宋代特别是南宋，寺院众多且多在山地，因此种茶吃茶便是寺院禅修以外主要的修为一种。可以说，传统的中国茶文化肇始于寺院。
据我的一位朋友研究：寺茶主要用来供佛、待客、自饮和施茶。《蛮瓯志》记载：“觉林院收茶三等，待客以惊雷荚，自奉以萱草带，供佛以紫茸香。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
惊雷荚、萱草带、紫茸香，应该都是寺茶种类名称，这条记载从另一个角度再现了寺院茶礼的三个层次，表现出庄严、繁复、一丝不苟的仪式感。对于僧众，茶事非常重要，品茶的过程成为参禅悟道的必要途径之一。
在此基础上，品茶逐渐成为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大凡设有“茶堂”，并选派“茶头”，专门负责茶事活动。寺院时常举行由僧徒、香客、施主诸方人士参加的茶宴，寺僧创造的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以及衍生而出的斗茶活动由此走出寺院，在社会上开始流行。
朋友曾撰文指出：禅宗高僧习惯以语言机锋表达思想，使人开悟，茶也随手拈来，不时被用于妙语交接。《五灯会元》里面就有这样的例子，如“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更不消说著名的赵州从谂禅师“吃茶去”这一典型。
宋王朝鼓励三教融合，儒释道彼此影响渗透，文人官员与禅僧们的频繁往来成为当时文化风尚，大家来到寺院，品茗交流中体悟佛理，寻找出世之路径。
发展到今天，喝茶更趋向其本身固有的那种味道，即宁静、健康与生态。日本人从我们这里学会文字，只取偏旁来形成自己的文字；从我们这里学会去喝茶，然后抽取其中的仪式感来形成自己的“茶道”。而今，我们又把日本人的“茶道”奉为喝茶的“经典”主义，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孔子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以自全真性。”喝茶本是一件简单、随性，生活化的事，只需一把香茗（勿论黑白红绿，还是岩茶、普洱茶，只要是健康、生态、能喝的茶都是愉悦的），一把茶壶、一盏茶杯、一罐山泉，足矣！
有些人喝口茶还得像个老中医“望闻问切”，洋相百出。更有甚者，闻杯乱舞，故弄玄虚，错失泡茶的时机、水温等等，还俨然一副资深专家的模样，宣扬“茶道”之玄，高谈阔论，却一点儿也没有自己真正的体悟。
其实，完全没有看懂喝茶的本真。“茶道”的商机粉墨登场，混淆爱茶者的视听。我曾陆续发表关于批判茶艺与茶艺师的文章。其中就明确了我对喝茶的态度。
每当我目击诸多茶道馆中一些相貌不凡的少女，接连表演所谓的“茶道”、茶艺。我深感惋惜：一方面是惋惜好端端一泡茶，被她们表演到“人走茶凉”，口味全无；另一方面则是惋惜这些美丽少女，竟被这所谓的“茶道”羁绊得俗不可耐，疯疯癫癫。像个行走江湖的老巫婆，练就一套糊弄人的把戏，每次表演，总是念念有词，重复那些连自己都无法相信的陈词滥调。
台湾人搞起来的这套所谓“中国茶道”，实际上效仿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从唐人陆羽《茶经》里，我们可以窥见中国早期茶文化的影子，即“喝茶的仪式感”。日本人将这种“喝茶的仪式感”加以提炼，深度艺术。其实作为一种茶文化的传播需要，这种提炼的艺术，我们可以接受与理解。
不仅仅是“茶道”。日本还有歌道、书道、花道、剑道、艺道、柔道、香道，与“茶道”共同组成“日本八道”，乃是延续中国古代的“六艺”。古代日本文化主要是是学习、吸收中国文化，所以其代表性文化均以道命名。
我们不但没有寻找渊源，删繁就简，反而在“茶道”二字上大作文章，甚至打着“中国”文化之名胡乱传销，甚至一些对茶痴迷到走火入魔的人，以钟表计算泡茶的时间，完全丧失传统中国“经验主义”的美德。
事实上，古往今来，喝茶的精神（真正的中国茶道）从未改变，喝茶喝的是这一份安逸，喝的舒服就是本真。
泡茶亦是如此，无论普洱、龙井、大红袍，还是岩茶、单枞、铁观音，你习惯怎么泡、怎么喝，怎么泡、怎么喝方便，你就怎么泡、怎么喝。简单自然，从心所欲就对了。
当然，因为茶特有的中国文化品质，我们在喝茶时，难免融入一些趣味和情怀。
我最早喝茶的记忆，就是父亲用洋铁皮口缸泡制的安徽绿茶，今天我热衷普洱茶，难免会有怀旧之慨。
而喝茶的情怀，便要从我的“诗心”讲述，我曾沉迷写诗，也有诸多发表。我喜欢简明自然的诗，而与喜欢的诗一样，我喝茶，也喜欢从简泡制，从简品饮。
如杜子美的“寒夜客来茶当酒，黄泥小炉火初红”，白居易的“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苏东坡的“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简单而颇有深意。
喝茶，与人生一样，最重要的是喝了解渴，喝了健康，喝了肠胃舒适，喝了自己开心、欢喜。
所以，所谓茶道，其实是自己喝茶的某种体悟。这种生命体悟与喝茶人各自的经历、味蕾、经验、情绪息息相关。
有人说：“酒是一群人的落寞，茶却是一个人的狂欢。”其实，茶之道，亦是生活之道，无论怎样，都离不开随性、随心。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渐渐习惯于一个人在深夜长守一杯普洱茶，执一卷书，看人间繁华和落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或者，这是我认知的茶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