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的日本室町时期，流传着一个以中文汉字写成的寓言式文本《酒茶论》，在两千余字的文本中，雅号“涤烦子”和“忘忧君”的二人对坐，一人饮茶，一人饮酒。这个四无人声的春昼，不可容俗谈，于是“涤烦子”和“忘忧君”展开了一场茶酒之辩。双方各执一词，反复争辩茶与酒的尊卑、品德与功用，互揭其短，各陈己长。难分伯仲之际，一位“闲人”出面调停，说茶酒难分高下，皆是天下尤物，还是“酒亦酒哉茶亦茶”吧。
显然，“涤烦子”和“忘忧君”的名号出自唐代诗句“茶为涤烦子，酒为忘忧君”。双方问答式的争辩叙事模式，也是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固有范式之一。无独有偶，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内藏数万卷文献及绢画，其中包括与日本《酒茶论》极为相似的唐代遗书《茶酒论》。该文本出自唐代乡贡进士王敷之手，全文千余字，以相同的叙事模式展开了一场唐代的茶酒之辩——这个文本较之于日本《酒茶论》早了好几百年。
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的茶酒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有着脱不开的干系，尤以茶文化的东渡为典型，日本茶文化在学习和吸收中国种茶、制茶、饮茶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衍生出独具东方美学特色的茶道文化。
《唐宫仕女图》之《宫乐图》资料图片
南宋刘松年《撵茶图》（局部）资料图片
壹从“自生”到“渡来”
历史真相的回溯总会有一些崎岖，中国茶种及茶文化的东渡也并非一开始就得到公认。
滕军的《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简要提及了日本茶文化早期的“自生说”。自17世纪起，日本学者一度形成了较为主观的论断，认为日本列岛早有本土的原生茶树，只是到8世纪中国饮茶之法传入后，日本人才开始饮用本土茶。大石贞男的《日本茶叶发达史》（1983）、谷口熊之助的《野生茶调查报告》（1936）等论著都导向这一观点。随着茶叶科技的发展，日本茶的本土“自生说”逐渐瓦解。20世纪，以松下智、桥本实等为首的茶学专家提出了“自中国渡来说”，认为日本本土的野生茶树繁殖呈现出人为因素，结合中国唐宋以来日本赴中国学习的留学僧人往返情况，合理推测是日本僧侣将中国的茶籽、茶苗及饮茶习俗传播至日本，并推动了其在日本的发展。
传入日本的中国饮茶习俗又通过宫廷、幕府、寺院逐渐普及民间。据日本文献《奥仪抄》记载，“日本天平元年，中国茶叶传入”，彼时正值唐开元十七年（729年），距陆羽《茶经》成书还有差不多50年。最早的日本饮茶记录出现在弘仁五年（814年）的《空海奉献表》，这份记载了空海和尚（774-835）日常生活的文本曾简要写道：“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若这份个人经历记载的是可信的实际情况，那么9世纪早期，日本僧人的闲暇之余已有饮茶之举。
另一处早期记载出现于《日吉神道密记》，文中载录了日本最澄和尚从中国引入茶籽的事迹：相传公元805年，最澄和尚（767-822）赴中国天台学习教义，返日时带回了天台山的茶籽，播种在位于京都比睿山麓的日吉神社，结束了日本列岛无茶的历史。虽该文献的真实性仍有争议，但日吉神社园内至今矗立着“日吉茶园之碑”，碑文有“此为日本最早茶园”之句。
以上两处记载如果都不足以作为确证，那么日本史书《日本后纪》作为确切的日本饮茶记载，是较为可信的直接文献。那是在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时值日本弘仁六年，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出行礼佛，来到梵释寺，奉迎的大僧都（即僧官）永忠和尚（743-816）亲自为其沏茶。“……更过梵释寺，停舆赋诗。皇太弟及群臣奉和者众。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施御被，即御船泛湖。”这位奉茶的永忠和尚于公元775年乘坐遣唐船来到唐朝，并在长安生活了30年，在公元805年返回日本，他在御前煎茶之举，使嵯峨天皇大受震撼，命人在关西地区植茶，以备每年进贡。
在这里，永忠为天皇供奉的“煎茶”是陆羽《茶经》记载的一种烹煎的饮法，在中唐大为盛行。主要是用饼茶，经过炙烤和冷却后碾磨成粉末状。煮水时，第一次水沸后放入盐，第二次水沸后投入茶末，环搅，待三沸后倒入一瓢水稍做冷却，随后便可分茶饮用。陆羽提倡的这种煎饮之法成为唐代文人和宫廷贵族的常行雅事，碾茶成末、煮末饮茶的喝法，在古代绘画中也时有出现。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唐宫仕女图》就呈现了晚唐宫廷的饮茶场景，长桌的中间放置着茶釜，内盛茶汤，其中一位女子正手持长柄茶勺从中舀取分饮，其他仕女围坐，手执茶碗饮用。
千利休资料图片
贰唐风宋韵禅意
以上记载均符合日本著名汉学家、茶学家布目潮沨先生的论断，他在《中国茶文化在日本》一文明确指出，中国的饮茶文化最迟于9世纪上半叶就传到了日本，遣唐的学问僧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空海和最澄和尚都是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的随行，在唐期间广学佛法、吟诗唱和，均有不俗的汉文化修养，对佛教的东渡、汉学的传播都起到过重要作用。
日本饮茶史上，茶饮最初仅限于日本贵族阶层内部流行，并曾一度衰退。12世纪末，荣西禅师（1141-1215）从中国带茶籽、茶种返回日本，种植茶树，逐渐复兴了饮茶习俗，广及佛寺、武士阶层。荣西是日本茶道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人物，被后人推崇为“日本茶祖”，在来华僧人中他是最杰出的一位。荣西曾两度入宋，潜心修习禅学，长期参禅习佛的生活也滋养了他对中国宋代茶文化的精深体悟。
在他临终前才最终定稿的《吃茶养生记》是一本盛赞茶德的汉文书稿，也是日本已知最早的有关茶事的著作，被称作“日本的《茶经》”——由此也可见陆羽《茶经》在日本的影响力。该书从禅修与延寿的角度，大力提倡饮茶，书中开篇便写道：“茶者，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土同贵重之，我朝日本亦嗜爱矣，古今奇特仙药，不可不摘也。”以“仙药”和“妙术”誉之，荣西对茶的嗜好与推崇可见一斑。
荣西来华期间正是我国茶文化发展鼎盛的南宋，《吃茶养生记》记载了这一时期流传于江浙一带的饮茶方式：“极热汤服之，方寸匙二三匙，多少随意，但汤少好，其又随意，殊以浓为美。”这显然与唐代陆羽时代的饮茶有所不同了，荣西这里说的“方寸匙”舀取的是什么呢？这就要从他传入日本的南宋新茶法说起了。由于此前的饮茶法需要将茶青采来蒸熟、捣烂成饼、烘干收藏，饮用时，再把茶饼烤软、碾碎、煎煮，着实有些费时费力。到了南宋，荣西传到日本的饮法则简单得多：当下采摘制作、散叶保存，饮用时磨成粉，直接点饮。整个过程保留了茶的鲜度，末茶点服，直接进入体内，也能够更充分吸收茶青。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说到的，方寸小匙大概两三匙，舀取的正是被碾磨成粉状的末茶。
这种点茶之法受到日本人的欢迎，时至今日，日本茶人依然在改良后沿用着宋代末茶的点饮之法。整个备茶的过程称为“点茶”，即将粉末状的茶舀取入茶碗，在碗中注入沸水，以茶筅快速有力地上下前后搅动，直至茶汤表层形成黏稠细密的泡沫，即可吸饮。有趣的是，我们会发现当代日本茶人所喝的抹茶，茶沫多为鲜绿色。与之不同，中国的宋代茶人，崇尚“茶色白，宜黑盏”“茶色贵白”（蔡襄《茶录》）。这非常直观地体现了日本茶文化对中国茶文化的吸收与改造。长期以来，日本茶人们试图保留茶叶本身的自然之色，并视其为至纯至美的生命与精神。
在13世纪初期，掌控镰仓幕府实权的北条家族十分仰慕中国杭州的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增派大量僧人前往径山求取禅理。宋代的径山寺为“五山十刹之首”，具有很高的地位。《径山史志》载，“径山古刹的开山祖师法钦钟茶，初为供佛，后至请客。请客饮茶还有专门仪式和茶具，名曰‘茶宴’。”径山的禅堂茶礼规制严谨、法式严格。南宋的禅寺茶礼在元代《敕修百丈清规》中有完整记载，这是我国宋元时期禅堂茶礼的最高总结，也是径山茶礼的重要历史佐证。
以径山茶宴为代表的宋代禅堂茶礼的移植东渡，与“圣一国师”圆尔辨圆（1202-1280）有直接的关系。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34岁的圆尔辨圆前往径山寺巡礼求法，其间掌握了径山的种茶、制茶与茶礼之事，返回日本时带去了径山茶种，栽种于静冈的故乡小村。与径山茶种同时被带回的还有一册《禅院清规》。在传法过程中，圆尔辨圆效仿宋代的禅院清规，结合日本实际，制定了《东福寺清规》。文中明确规定，从径山寺习得的饮茶规式必须一应遵行，永远不可偏废，其中自然包括禅寺的茶宴仪式。直至今日，日本东福寺依然会在每年圆尔辨圆忌日当天举行“方丈斋筵”，保留着径山寺茶礼的影子。
唐宋期间，另一个推动日本茶文化发展的直接要素是中国茶书的流传，其影响历久弥坚。例如陆羽的《茶经》一书，就为日本茶道这一综合文化艺术形式勾勒了具体可行的内容基础。以茶具来说，陆羽在“四之器”中细数了二十四种不同茶具的质料、尺寸、用途等。我们会发现，这些器物的使用也几乎全对应在今天日本煎茶道的实践中。煎茶道茶艺有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江户时期，酒井忠恒编的《煎茶图式》和东园编的《清风·煎茶要览》两册书介绍了从唐代引入的煎茶道具（风炉、茶罐、茶碗）与煎茶历史。细看书稿内页插图可知，煎茶茶具悉数以唐制为标准，日本茶人细致描摹了唐茶具的外形与规制，并以文字简要说明。今天日本煎茶道流派众多，如小笠原流、松月流等，但行茶道之时，依然普遍使用着诸如都篮、风炉等流传自中国唐代的茶具。
以唐代茶具为代表的“唐物”（指从唐代传入的物品）曾是风靡日本的“中国制造”，一时风头无两，尤其在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的推动下，一切日用品无不以“唐物”为高档，深受宫廷贵族、武士中上层的青睐。在室町时代极其流行的“斗茶”活动一度成为扩大交际、炫耀“唐物”的聚会。“斗茶”又称为“茗战”，是宋代盛行的品评茶质优劣和茶技高下的活动，上至宫廷，下至民间，无不热衷于此。“斗茶”风尚传入日本时，主要发生在武士阶层，与宋代文人雅士们的斗茶场面有着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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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集大成：千利休与茶道四规
明末，一代僧杰隐元禅师（1592-1673）乘坐郑成功的渡船抵达日本，将明代的文人茶风传入日本京都的黄檗山万福寺（为隐元所创）。由此，雅号卖茶翁的高游外（1675-1763）在日本创立了使用叶茶的日本煎茶道，被称为“煎茶道中兴之祖”，与奉千利休（1522-1591）为尊的抹茶道分流，形成日本茶道的双峰之势。时至今日，人们常说的“日本茶”从制茶技术和饮茶方式而言，依然分为“末茶”与“煎茶”两大类，其中“末茶”又细分“薄茶”与“浓茶”两类。如今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其中最以表千家、里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三家为知名，饮茶之事也早已渗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客来饮茶，是日本人日常不可或缺的基本礼仪，一碗茶中见人情。饮茶活动在日本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可以从日语词汇“日常茶饭事”中窥见一二。
日本在接收中国茶文化的同时，将茶文化上升至“道”的审美和哲学层面。日本茶道真正的开山鼻祖村田珠光（1423-1502）师从禅宗大德一休宗纯和尚（1394-1481），在京都大德寺修禅期间，珠光坐禅饮茶，参禅了悟，体味“佛法存于茶汤”，继承和发扬了“禅茶一味”的理念。之后的武野绍鸥（1502-1555）也极力倡导茶人参禅之风，认为在茶汤中注入了深厚的禅的精神。禅宗与茶道两相结合，使日本茶道上升为一种艺术、宗教和生活方式，为日本茶文化注入了内核。
最为人们熟知的千利休被视为日本茶道体系的完成者，是一位集大成的宗师人物。利休深得珠光和绍鸥的茶道思想，认为“茶汤之深味在于草庵”，他所行的“草庵茶”极力践行一种忘却机心、将心味归于无味的饮茶境界。追求在饮茶时，主人和客人之间必须抛去世俗、回归本心，尽可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于是他将茶室一再缩小。
今天我们在日本京都妙喜庵内看到的待庵，是千利休创建的草庵风格茶室，也是利休留存于世的唯一茶室，被日本奉为“国宝”，外观上看却是极为不起眼的一间狭小茅草屋。人们进入茶室时，无论地位高低、身份贵贱，都只能弯腰屈身而入。利休生前正值日本的战乱年代，人们感喟于人生的无常与生命的短暂，战火硝烟使人们有了生似浮萍的漂泊感，这就提醒人们珍惜偶一相遇的缘分，因此有了“一期一会”的说法，只愿全身心投入“坐而饮茶”的当下，抵达宁静的达观。
我们现在熟知的日本茶道四规（或称四谛、四则）便直接观照参禅、饮茶、审美的基本禅茶精神——和、敬、清、寂。这与珠光禅师曾表述的“谨敬清寂”四字有内在传承。简单地说，“和”代表和谐、和悦，不仅针对内在情感和知觉的平和，也指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协调与恰切；“敬”指恭敬、尊重，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人人平等不二；“清”是指纯洁清净，保持无垢之心，摒弃杂念和妄念；“寂”指的是静寂、侘寂、至纯的境界。
作为一种基底性的精神气质与心灵寄托，茶道的内在思想也影响着诸多日本文人墨客。川端康成、夏目漱石、太宰治等作家都直接或间接地描写过饮茶的场景。太宰治在思考人生滋味时，以茶借喻，说“以世为茶者，竹林拈须”；川端康成的《千只鹤》以日本茶碗作为线索描绘人物内心秘而不宣、纤细柔软的情感，主人公文子在一次重要的约会中带去了母亲饮茶用过的陶碗，茶碗上面留着母亲的唇印……无论外在形式如何变化，日本茶道的精神实质并未改变，它代表着人们在日常的俗务中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表面看来，茶道是一种规范严格的美学仪式，其内在却意蕴悠长，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描述日本的茶道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试探”。
日本茶文化来自中国，历经漫长的本土发展与改良，吸收与融合了中国茶文化的内在文化与外在技法，形成独具日本美学特色的茶道文化，其中保留的中国文化元素，也成为我国茶文化研究者认识与复原古代茶礼的重要参考。今天，抹茶冰淇淋、抹茶蛋糕、抹茶拿铁等当代日本抹茶的改良品，也在中国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小小一杯茶，体现着两国审美情志的共通和历史文化的共融。
《光明日报》（2022年03月24日13版）
作者：陆颖（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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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世界只剩下工具理性，我觉得人没必要活着，因为机器人会比人活得好！——题记
被误读的中国茶产业
许多人认为中国茶叶处于农业时代，需要开展工业革命重构产业链是错的。中国茶叶如同中国一样，是落后与先进并存，农业、工业、后现代并存才是中国茶业的现实。
茶叶产业链很长，涵盖农业、加工业、商业、服务业、金融与信息产业。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产业，一直停留在前工业时代可能吗？中国茶叶的现代化进程始于清末，建国后在工业挂帅的指导思路下，茶叶己经大规模工业化、标准化，虽然是粗放的工业化。在计划经济年代，茶叶都是按标准收购、加工与销售。整齐划一的台地茶园，分级加工，以等级论价，就是过去粗放式工业化阶段的产物，规模化、标准化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到了2003年以后，古老的中国茶业被卷入了资本化的进程，粗放式的工业化被跑步拖进现代食品制造业，无论是手工还是机制茶，只要正规合法生产，都要接受现代食品加工的规范管理，否则很难取得上市准入资格。
茶叶不是属性单一的商品，而是根植中国传统文明，又受近现代文明洗礼，具有典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特征，或者说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与现代深度结合之复合生态型商品。
与一般的民族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文明国家。与普通商品不同的是，茶叶也是文明商品。我们需要从文明的高度来考量中国及中国茶。现代只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阶段，进步观也仅是现代社会流行的一种观点，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一朵小浪花而已。过去，没有现代社会与进步观；未来，流行什么类型的社会与核心价值观，只有天知道。即便在现代社会，也有后现代来对冲与纠偏。所以，我们理解文明国家与文明商品，一定要从其独特的内生发展逻辑及丰富的形态来出发。
在某种程度上，外人看中国茶如同老外看中国：跑到上海，你以为中国是发达国家，跑到贫困地区，你以为中国是缅甸。中国的发展状况很复杂，茶叶也如此。总之一句话，中国茶叶没那么落后，立顿红茶也谈不上多先进……
东亚社会保护小农，一个农民家庭耕种一小块田，比如日本。美国实行大型机械化家庭农场。你能说，美国的家庭农场比日本小农模式先进？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多元化的，不顾人类文明发展的丰富性，盲目定性先进与落后有点简单粗暴……
所以，我有必要梳理一下中国茶产业的现代化进程。按照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两套逻辑来进行解读：现代化的逻辑，就是将工业化当成中国茶产业的唯一目标，用落后、赶超与不断进步的逻辑来解读。后现代化则主张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元化与丰富性，对单一指向的工业化进行反思，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工具理性进行批判，认为其造成人类社会与人的异化。两套逻辑，能从不同方面呈现中国茶的面貌，其结合起来关照，更能反映中国茶的本质与全貌。
你见到的未必真实，真实的中国茶远比你想象得更精彩！
在工具理性者看来，发展就是比拼肌肉，当然肌肉男胜出。
如果这世界只剩下工具理性，我觉得人没必要活着，因为机器人会比人活得好！
从晚清睁眼看世界，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初步完成中国茶工业化
晚清，封闭千年的中国茶产业开始睁眼看世界，清政府派人出洋考察近现代茶业，并在国内的茶产区推行茶业新政，从种植到采制与管理导入新法，以及引导官民资本投资茶业，这标志着中国古老的茶产业开始与世界潮流接轨，开启了百年现代化进程。
注意，中国近现代茶产业的发展，绝大多数时候不是狂飙突进的，而是一个在传统农业社会里进行缓慢的持续百年的渐进改革运动。
传统社会，以自然经济的农耕与手工业为主，富余产品参与市场交易。在传统封建社会里，茶叶的商品化程度其实很高，也就是茶叶的种植与加工是以商品交易为导向的，商品经济推动着唐宋以来，一直到明清茶业的蓬勃发展。封建社会里，茶业不是落后的产业，而是先进的商品经济，这是我们第一点要搞清楚的。到了明朝后叶，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与世界贸易的诞生，中国茶叶纳入世界贸易体系，之前也是中华主导的东亚贸易圈硬通货商品。
第二点是，中国的茶业现代化进程很早，始于晚清。这是中国茶产业出口在1870年代极盛而衰，面临大英帝国殖民地茶叶的挑战，中国茶业在实业救国的时代命题下，走向了以洋为师的改良道路。
第三点是，中国茶产业的现代化进程受制于传统的惯性，具有传统与现代，乃至后现代并存，并具有多元化的特性。不能以简单的线性进化逻辑来评判中国茶产业是先进还是落后。尤其当今社会是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现代化主张的“进步”观念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受到批判，后现代弱化进步史观，主张文明的多元化、平等观与共享观，尊重事物的内在发展逻辑，不随意贴进步与落后之标签。由此可见，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别观照下，中国茶产业的面貌与解释全然不同。故，我一向不主张对拥有丰富文明形态的中国茶产业贴落后标签。
接下来说民国。
民国的最大贡献是系统引进现代茶学体系，并将之与中国茶业的实际相结合，诞生了有中国特色的初步现代茶学体系。特色现代理论指导实践，土洋结合，在中国茶产区搞了许多现代示范茶园与茶厂，从而为中国茶产业的真正现代化立了奠基石，当然中国茶产业的基本面还是前工业化的。
中国茶产业真正完成初步工业化是新中国的六七十年代，其标志是良种、现代密植丰产茶园、机器制茶得到大规模推广，这标志中国茶产业告别前工业社会，进入了粗放式大工业生产时期，并按统一的粗放强制标准生产茶叶。与此同时，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茶学体系由民国的开疆辟土，进入了全面深入系统化构建时期，到了20世纪80年代基本完善。
改开四十年的改革红利与资本红利
改开四十多年，中国茶产业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建设高潮，也就是中国茶产业的现代化进程积淀百年后，在1978年以后，尤其是2003年后获得狂飙突进的发展。阻碍中国茶产业发展的最大因素，一是僵化的计划体制，二是消费升级与资本化不够，导致中国茶产业的工业化进程缓慢，以及原始积累严重不够。也就是说，中国茶业一直到2003年都是一个产业基础薄弱的行业。
2003年之前，中国茶业的蓬勃发展主要受惠于改革红利，也就是对传统僵化的统购统销体制进行消解，解放了生产关系，从而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
改革红利主要有：八十年代的茶叶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与国营茶企的厂长承包制搞活了茶叶经济，这是中国改革的第一个阶段，由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型。九十年代初期个私经济的蓬勃发展，1996年以后民营茶企的崛起，以及1996年到2006年的国企改制与国退民进运动，这是中国改革的第二个阶段，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除了改革红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期，还有几大红利推动着中国茶产业的升级换代。
一是80年代的出口创汇热。
粗放式加工的中国茶要出口，尤其是出口欧美国家，面临巨大的准入门槛。中国茶必须大幅度提升食品安全等标准，才能满足出口需要。另一方面，中国茶要跟印度、斯里兰卡等产茶国家进行竞争，就必须提升自己的茶园种植水平、加工水平与劳动生产率，于是在80年代以云南大渡岗为代表的万亩标准化密植丰产茶园在全国得到推广，引进先进的CTC红碎茶生产线等现代设备，力争茶叶种植、加工与国际接轨。
中国茶讲究品饮，而西方人喝茶讲究方便快捷与健康，西方的消费观念也反馈给中国的贸易商与生产商，推动着食品微生物科研及茶与健康的研究，比如普洱茶的微生物科技攻关以及“降三高”药理实验，小袋包装与袋泡茶也生产出来了，因为老外需要。茶饮料、茶糖、茶食品、茶粉等深加工产品也搞出来了。
中国茶与国外消费观念的对接，极大提升了中国茶的标准化水平、技术与科研水平、种植与加工水平。
不过，80年代的中国很穷，中国茶虽然与西方先进体系深度接轨，但没多少钱来搞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我们要感谢世界银行，比如云南省80年代建的现代茶园基地，许多都是用世行贷款搞的。靠中国的原始积累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
善用外贸市场与外资，是80年代中国茶产业发展的一个特点。
二是名优茶建设热与福建安溪铁观音斗茶大赛极大推动中国茶的种植与加工水平。
前面说过，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茶叶的种植与加工非常粗放。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一是缺钱搞高标准的建设，二是国民消费水平低，品质太好，老百姓消费不起。
出口的茶叶，除了大宗交易，还有小袋包装。尤其是小袋包装要满足老外方便快捷时尚健康之理念。针对出口，中国茶自有一套产业升级体系。而内销的产业升级体系，在八九十年代就靠名优茶建设工程来拉动。大宗茶卖不起价，只能是粗放式种植与加工的产物。而名优茶讲究色香味形，八因子评茶体系评出名茶，让其身价倍增，供不应求。在丰厚利润的驱使下，全国各大产茶区，纷纷推动名优茶建设，在茶园与工厂方面进行精细化管理，使得中国茶叶种植与加工的水平得到质的飞跃，茶叶品质也大幅度提升。
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安溪铁观音横空出世，工夫茶道与商务茶的概念也出来了。安溪铁观音热，其实是中国消费升级的开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人忙于解决温饱，茶这种风雅的事不受待见。到90年代后期，中国先富的人群越来越多，这些政商人士在消费铁观音，以商务茶、风雅茶、礼品茶等全新方式在消费，从而引起了中国茶叶消费的大升级。
福建安溪铁观音斗茶大赛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出炉的。斗出茶王，然后拍卖出天价，刺激着媒体与富贵人群的神经，逼格戏份做得这么足，喝铁观音成为了中国富贵人群的身份象征。上行下效，铁观音火遍全国。
斗茶大赛，一方面继名优茶之后推动着中国的种茶与制茶水平提升，另一面开了中国茶的宣传炒作之先河。卖茶原来还要讲逼格，于是其他茶类也开窍了，纷纷走向了安溪铁观音的炒作逆袭之路。
三是改开后传统手工制茶的复兴与中国茶产业的后现代运动。
这个留待下文讲。
2003年是中国茶产业至关重要的一年，从这年开始中国茶叶被深度卷入消费升级与资本化进程。
先是在2003到2007年被工商资本所追逐，2008年金融资本开始介入茶行业，让茶行业资本不再匮乏，而且在各路资本推动的上游投资热下，中国茶业由粗放式工业跑步进入现代食品制造业阶段。
2016年以后，茶行业开启了第三轮资本化，这是新零售资本与产业互联网资本牵头，以财团布局的形式在推动。这轮投资热，目前重新定义了C端，即用全新的消费理念卖茶。“现代食品制造+新零售”就是目前的核心逻辑。
2018年，中国茶业的先进生产力部分已经接近或达到中国现代食品制造的平均水平。但是，中国制造业正处于工业4.0与产业互联网的前夜，一场影响未来数十年的技术革命正在酝酿之中，投身茶业的新零售与产业互联网资本，并不满足于基于消费前沿的后期包装制作，而是想改造基础供应链，将传统的现代制茶，导入茶叶新制造，并用产业互联网的逻辑重构全产业链。这就是茶行业的未来发展逻辑！
小结一下，2003年一直到未来，中国茶业的深度资本化有三个核心引擎：一是2003到2007的工商资本，二是2008到2015的金融资本，三是2016到未来的新零售、新制造与产业互联网资本。
传统手工制茶的复兴与中国茶产业的后现代运动
上世纪80年代，僵化的统购统销体制被逐渐消解，民间茶叶经济的活力得到空前释放，传统手工制茶也随之复兴。这股复兴力量，到了90年代中期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后现代运动。
在一些“先进”人士的眼里，传统、手工就代表落后。其实不然，现代社会里的传统与手工，并不是前工业化社会的老古董，而是在现代新思维指导下的一场托古改制运动，属于旧瓶装新酒之产物。
我们现代人只是怀旧而已，并不意味着我们愿意生活在过去。传统手工制茶只是怀旧的产物而已，如果原原本本生产过去的老东西，估计没多少人要，我们必须用现代人的消费理念对老工艺进行再造，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才能让现代社会的消费者乐意去消费。
以此观之，传统制茶的兴起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一场托古改制的后现代制茶运动及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兴起。
中国茶产业的后现代运动的真正兴起，要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算起。我们知道90年代台资纷纷进入中国，与此伴随的是台湾的后现代茶文化也涌进中国，并在2003年之后随着普洱茶在大陆的崛起而成为显学。
台湾的经济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发展起来了，到了90年代已经具有非常浓厚的后现代特征，而中国大陆还在向现代化的命题急奔。90年代的台湾领先大陆至少二十年以上，于是以普洱茶的名义，台湾茶界在90年代中期开始向大陆系统性输出后现代茶文化价值观。
台湾人主张的原生态价值，对现代密植丰产茶园提出挑战，开启了古树茶热。台湾人主张的慢生活，而越陈越香的普洱茶，伴随着人生慢慢变老，非常具有后现代的生活情调，于是过普洱茶的生活方式让人趋之若鹜……
等等不一而足！
普洱茶的后现代运动，接过了铁观音的宣传炒作接力棒，在2003年到2016年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炒作潮，普洱茶也成了被金融与文化深度结构性锁定之商品，而很难向大众消费品延伸。
每个时代都有其意义与局限性。
概念炒作与投资泡沬加速了茶行业的原始积累，掀起了中国茶的三次基建热与大众传播热，让包括普洱茶在内的许多地方名茶其生存土壤不再贫瘠。炒作带来的负面效应只能视为发展中的问题，在下一个发展周期来解决。
许多人指责普洱茶乃至中国茶叶的乱象，其实这不是茶界独有的，而是中国某个历史阶段的普遍现象。我们说，茶叶是文明形态的商品，中国是文明类型国家。盛世兴茶，国运即茶运。在过去十年的泡沫年代，金融与房地产的泡沫肯定要吹进茶行业，用泡沫化的方式来发展。后进国家的赶超，发展到某一阶段往往会出现泡沫化，过去的日本如此，今天的中国也如此，没什么可以目睹怪现状的。还有世界经济也会周期性泡沫化，这是现代社会普遍规律——周期律。
茶叶作为国运商品，承接国家发展阶段性的产物为多，有什么好奇怪的。泡沫其实是双刃剑，一方面能推动行业的繁荣，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另一方面，也让中国茶产业，尤其是普洱茶陷入了文化与金融的结构性锁定，在小众圈子里打转，而大众化的品牌难产，大众化的标准认知也缺位，个个是大师、专家，让老百姓一头雾水。
研究经济周期我们会知道，上一个周期的问题可以用下一个周期来解决。中国茶的结构性锁定与大众缺乏认知的问题，也可以在中国经济脱虚向实的时代大背景下来解决。一些带有新理念的外来资本貌似更适合干这个事，而茶界直面消费者做精准营销的小而美品牌，也可以春江水暖鸭先知！
中国茶产业不是没有标准，而是大众认知缺位，需要从认知体系出发重构产业链
在《产业升级与小罐茶的证据链生意》一文中，我写道：
小罐茶谈不上革农业时代中国茶的命，因为中国茶的现状是三位一体的，农业时代的遗老遗少、现代社会的工业与后工业化并存，不需要小罐茶来做工业化之革命启蒙。
从清末开始中国茶一直处于工业化的百年进程，到毛泽东时代建立了粗放式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后掀起了名优茶战略、斗茶大赛，以及传统手工制茶的复兴，推动着中国茶的精细化加工与深加工进程，无论机器还是手工制茶水平得到空前提升。
而2003年普洱茶在大陆兴起，标志着中国茶进入了注重原料与先天内质之阶段，外在的色香味形不是决定因素，只是外在的加分项，决定一个茶叶的好坏，要从茶园的生态环境、土壤、茶种、树龄、气候、海拔、种植管护方式等先天要素开始，有了先天优质的原料，还要制作与后期仓储得法，符合精细化生产品控要求，这样在先天与后天的综合要求下才能制得一杯内秀的好茶。用标准的宣传语来概括，就是从茶园到茶杯的全产业链品质管控。
2008年以降，消费升级继续推动中国茶的产业升级。城里的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高度重视，于是中国茶进入与现代食品工业接轨之阶段，有实力的茶企纷纷上马高大上的现代高标准厂房与生产线，遵照现代食品工业的规范，按照国标、企标甚至更高的标准严格生产。
由此可见，中国茶并不是没有工业化与标准化，而是面向大众市场的工业化与标准化很难落地。中国茶被各种茶类、文化、工艺、地方消费习惯所切割，大众市场缺乏统一的认知体系，茶企被迫主攻小众细分市场，导致各说各话，让消费者一头雾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茶行业门槛低、同质化竞争激烈，如果采用行业通用标准会陷入激烈的价格战之中，很难提升产品与品牌的附加值。于是，做差异化的细分标准，就成为了行业的共识，许多茶企通过细分标准建立了逼格，取得了议价权。但其后果是，进一步加剧了概念的混乱，让市场进一步支离破碎。
许多人认为茶行业是非标行业，其实是误读，茶行业有通用标准——国标，但光靠国标很难建立企业的逼格，导致大家都去推细分标准。细分标准多了，让消费者无所适从，加上一些投机商人用认知门槛很高的细分标准去忽悠割韭菜，从而造成认知混乱与市场乱象。
所以，小罐茶能改变的，不是茶行业没标准的问题，而是标准缺乏大众认知的问题。而就百年工业化进程而言，中国茶已经走过了粗放式工业加工，进入了现代食品加工阶段，小罐茶搞的并不是革农业时代的命，而是中国茶工业制造的升级版——工业4.0，也就是对传统工业革命再革命。小罐茶在中国传统茶工业化进程方面的努力，也许会形成智能制造、产业互联网、茶的工业美学等全新风口，一些实力与小罐茶相当，甚至远超其的资本大鳄会进来，从而掀起中国茶的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4.0及产业互联网革命，传统茶的底层商业逻辑将因此而彻底改变，当然文化的主根还在。
(《吃茶去》杂志)中国民间有句俗话，叫“浅茶满酒”，主人待客时茶要浅倒、酒要满杯，客人饮茶要细品慢咽。这样的平常生活场景中就包含了中国茶道的一个基本精神取向：在闲中返隐并取乐。中国古代文化是在本土自生式缓慢生长出来的，茶文化更是在从容、闲散的生活处境中孕育出来的，所以，中国茶道在品茗论茶时延长了个人独处或者与友人相处的时间，同时也放大了狭小场所(茶室)的空间意义，强调细细品味杯中茶汤，同时把玩手中器皿、与周遭环境共处同安，在场者的内心交流无需言语，仅仅因为共处一室、共饮一壶茶而得以完成。传统中国茶道提出的四境说对此有较好的揭示，本文将进一步对此作出现代诠释。
一、 中国文化传统孕育下的中国茶道
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容及其特征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观点，这样的讨论还将继续下去，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是流动的、生生不息的，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就不会停止。本文的重点不是阐述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或者其中各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于概要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结构。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结构是“一体两用”，即以儒释道一体为骨架，中医和茶道构成其两翼，这两翼是儒释道之体的巧妙运用和成功渗透。对传统中国人来说，中医医身、茶道修心，身心和合及其价值追求都体现在儒释道一体的学统上。早在魏晋之时三教合流的倾向就已经出现，隋唐产生了众多三教合流的文化成果，如建筑风格、学术教义、生活样式等，中国茶道就是代表性的重要产物。
饮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国何时出现的呢?郝懿行在《证俗文》中提到，“考茗饮之法始于汉末，而已萌芽于前汉，然其饮法未闻，或曰为饼咀食之，逮东汉末蜀吴之人始造茗饮。”这是有关中国人将“茶事”作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的较早记载。此时，茶事已经脱离初期的药用、食用阶段，进入到饮用的阶段。即便进入到饮用阶段，饮用方式也在不断变化，隋唐时的煎茶(煮茶时要添加一些佐料，如盐、香料等)到宋代的点茶(茶要烘烤并碾成粉末，倒入热汤时还要不断击搅)，明代时放弃饼茶、团茶改用散茶，出现了泡茶这样的饮法，这种饮用方式能够完好地再现茶的本味、茶汤的本色，大为流行并一直沿用至今。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如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等地还留有食用式饮茶法，宋代的抹茶和点茶法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成为了他们的代表性文化传统，在中国大陆则因泡茶法的一统天下而被遗忘。
“茶”原本有多个同义字，包括荼、槚、蔎、茗、荈等，最后统一定为“茶”字，根本原因是“茶”的字形最接近中国文化传统所设定的天地人关系的构想。“茶”，“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陆羽《茶经》)其义为“人在草木间”。苍天之下，人为万物之灵长，敬天尽地利以利人。茶本为自然界一介植物，被人发现、采用、加工，茶从万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的宠爱;同时，人因茶而获益、满足，茶所集纳的日月精华、水汽凝结和山岳含育均被人做出了极大开发，人成为茶的受益者。
应当承认，至今仍然有学者明确反对“中国茶道”的提法，认为中国只有茶文化(包括茶俗、茶礼、茶艺等事业)、茶产业(包括茶叶生产、制作、贸易等活动)，但始终没有发展出系统、严谨的“茶道”。不可否认，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完整的茶道理论，也无明确的茶道流派传承，但这只能说明中国茶道有其特殊性。决定是否有茶道的关键是有无对茶事活动所内含的精神性价值(与人相关)和思想性价值(与知识相关)做出有意识的总结或概括。有无总结是一回事，总结的深浅、广窄是另一回事。通过饮茶获得身心安宁、精神愉悦并对此做出思想升华，这显然不再是生理活动，它已经进入到自我实现的境地，肯定这一内容就可以视为茶道，关于这方面认识的总结就是茶道研究。将茶的生命比拟人生，将饮茶体悟引向对自然万象、宇宙世代的洞察，并将之理解为天道、真理的具体化，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对茶的总体性把握。许多文人、僧人、思想家对此都留下了富有启迪的独特见解、深刻体悟，如陆羽、苏轼、朱熹、周作人、林语堂等。茶道广泛存在于文学作品、画作之中，并对中国陶瓷工艺、美学设计等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笔者之所以主张中国茶道真正形成于宋代而非唐代其原因就在于唐代的饮茶活动还有着浓厚的、与物的深切关联，这直接干扰并降低了有关茶的超越性思考。宋代就所有不同，闲适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格物致知理论的兴起，为茶道的提出分别提供了现实的和思想的双重铺垫。
从字义上说，茶道意指基于茶自身的性质而淬炼出的精神世界。茶自身的性质首先是它的自然属性和对人身心的益处，在此之上关于茶所展开的情感投射和意识升华才进入到人所创造出的精神世界。人类文明构建了诸多包含信仰、文学、哲学、艺术之内的精神世界，中国文化传统所推崇的精神世界主要体现在乐生、天命、义理等重要命题上，茶道正是以茶为载体在品茗中以茶说事、以茶喻理、以茶论道。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联角度上看，中国茶道的具体内容可以表达为如下三个方面，即闲、隐、乐。三者统一到人，媒介是茶。“闲”是中国茶道的心理基础，“隐”是中国茶道的社会主张，“乐”是中国茶道的价值追求，就三者的内在关系来讲，“闲”是前提条件，“隐”和“乐”是刻意营造或试图表达的精神状态。
“闲”在中国文化中有多重含义，负面的是指不事稼穑、游手好闲、吃闲饭;正面的是指从容、优裕、散淡、豁达，正面的含义中既包括品质方面，也包括生活方式。与茶道关联的“闲”显然是指后者。“闲”就是有工夫，并且肯在茶上下工夫，茶因闲得以成就，闲因茶得以充实。时间上的闲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心理上、精神上的闲，要点在于一种生活态度，即从容应对，等闲看过苦难沧桑、视荣辱或声誉为身外物，置之度外，心中只有茶，将我融于茶，将茶化作我。这样的“闲”正是精神成长、自我发掘和自由意志伸张所必备的思想品质，得闲之真谛的人才会在意向内观照，求取独立的个体我。
从价值论上说，“隐”的消极含义是保全其身，明哲保身;“隐”的积极含义则是脱俗、淡泊、精俭、洁身自好，这不是被动的退让、逃避，而是在知其不可为或者无力改换他人/社会时、仍然顽强保留自身的处世原则、固守内心的道德律，这是以一己之力抗争凡俗世界、庸常大众的随波逐流，不做犬儒，放弃世常的名利而求取个人的精神圆满。如范仲淹所言，“居庙堂之上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身”。因此，茶道中的“隐”揭示的是茶人饮者在生活、社会中如何立身的大问题，隐后返本，身处闹市求心安，身处高位知进退，隐与显是一对相互依托的对立统一，隐后再显的是本真的我，不忘初心，为人处世不忘己身。“隐”要有强大的内心支持才可持久，避喧嚣而处落寞，离繁华而安清贫，这非一般人可为。陆羽在《茶经》里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他不是说喝茶后，人就自动获得了“精行俭德”，相反，那些本就“精行俭德之人”是最宜饮茶的，陆羽的意思十分明了，那就是人选择了茶，茶的德行是人的德性之外显，饮者之品性投射到茶这一实物上。禅茶一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立言的，佛家弟子之所以选择茶来解经悟道其缘由也基于此。
“乐”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主张，甚至也可以说是它的一大特点。孔子曾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提出“与民同乐”，《太平经》云：“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西方哲人提出了德福一致，中国文化传统更加倾心于“德乐合一”，如助人为乐、乐于助人、乐善好施，都是将行善、助人与快乐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快乐是一种因所认同的价值得到实现而产生的内心愉悦，是一种精神快乐，体现了“众乐乐”般的精神快感。“乐”使中国茶道明显有别于日本茶道。日本茶道生发于佛教寺院，最初由出家人阐发和传承，以后形成的茶道流派“三千家”，也严格维护了师徒授受关系，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因此属于小众文化或雅文化，在其精神内涵上突出的是施茶、吃茶过程中的寂、静、敬的成分，走向了纯粹形式化的理念体悟。中国茶道之乐重申了对此世的投入和对人身处其中境遇的关切，因此，中国茶道具有更加平实的表现形式和更加生活化的现实关怀。无数的历史事件表明，无论身处何种情境下，多数中国人都易于快速接受现状，这与中国茶道乃至中国文化中的乐观主义是分不开的。
二、 茶道四境说的提出
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是人生哲学，中国哲学精神也脱离不开对人/人事/人情的考量。他还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立场概括出四种人生境界，分别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前两种境界都是非哲学的，只有后两种境界与哲学有关，并且是哲学关注的对象，冯先生还指出，只有借助哲学的反思省察，人生才能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所概括的境界说看似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归结，其实是接受了西学影响、采纳西方哲学的范畴体系的尝试，例如，冯先生所讲的“自然”就不是儒家的原初含义，同样，他明确地划分出可以成为哲学对象和不可以成为哲学对象两种不同的层次，这也是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世间道”的做法。中国茶道无法划入冯先生的哲学对象之中，因为它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构建，没有正面回答知识论问题，它只与日用生活相关，只在民间风俗和日用生活中寻找意义，却力图将日常事件变为情趣、乐事，从而获得恒久性。
然而，传统中国茶道也讲境界，很早就提出了四境说，分别是：物境、艺境、人境、心境，并认为四境俱美才是至上状态。明代的书画家徐渭(1521—1593)被世人称为“茶痴”，他最明确提出了宜茶境界说，认为物境、艺境、人境、心境俱美者乃宜茶最高境界。物境指饮茶的环境，主要指不是人为建造的居室、楼宇，而是自然天成、幽静清雅的场所，如竹海、梅林、泉边、湖畔等;艺境指使用器具的造型、冲泡或饮用之法的得体、抚琴弄箫的声乐等共同构成的雅致脱俗的氛围;人境则指嘉宾来客与主人的融洽关系，专心于饮茶，彼此声气相投、趣味相和;心境指在饮茶中忘却世间万象，人与茶、茶与人合二为一，一心悟道，由此求得心胸的物我两忘、豁然开朗。
茶道四境之间并非简单的高低替代关系，相反，四境是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的连带关系。物境和艺境提供了实体性基础，人境提供了人际交往沟通的条件，心境则受到前三者的引导，反过来又纯化、提升前三者的存在方式。宋人提出的饮茶“三点”——饮茶环境、水质和茶具、品饮者的修养三个方面，讲的是同一个道理，也可用看做是茶道四境说的前身。
茶道四境界不是人生境界，也非道德境界，它只是对生活情趣的关注，在匆忙、庸常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情投意合的同道，在刻意营造出的人为环境中折射当事人的思绪和体悟，这就是生活的闲、人生的隐和现世的乐。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1597—1679)有句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茶道四境在匮乏经济时代显得有些铺张或矫情，对俗世凡众来说它显得过于高格调和雅致，通常会被不谙茶道的人视为“茶疵”、“饮癖”，然而，恰恰是这些对茶情有独钟、不改初衷的人成就了茶道，使茶事成为风雅，使茶人有了品味。
中国传统茶道的四境说所讲的茶道不是在用时间来衡量，相反，只在乎空间，中国人喝茶可以从早到晚，时间似乎停滞了，时间的意义消逝了，重要的是喝的什么茶、用的什么茶具、所处怎样的环境和心境，这些都是空间要素。中国茶道弱化了时间维度，突出了空间维度，饮者或主宾饮者们共处的空间性存在的属性得到充分阐发。中国茶分产地、产区;但各地的饮茶方式也有地区差别，茶室、茶馆的陈设在理念上大多刻意滤去了时间的向量。据说真正谙茶者在头三杯不事任何言语，静静品茶，全身心关乎茶主泡茶的一举一动，用心体会茶汤之味、茶器之美、茶艺之精、茶席之雅，等等。品茶过程中茶者(包括茶人、茶客、茶主)的思想沟通不是靠语言传递，而是靠共感，情感共鸣，这样的情感分享与特定的场景及其要素相匹配，它是以彼此共在、身心在场为其表现形式的。西方人则非常不同，他们用时间来度量茶，喝的是晨茶、上午茶、下午茶、晚茶，茶就像钟表一样提示人正处于作业或行为的某个阶段，所凸显的是茶外之人的所作所为。茶只是工具性存在，茶为人所用，仅此而已。
令人遗憾的是，茶道四境虽然关涉空间，但只是十分狭小的范围，往往只是设茶席、茶会的那块空间，或者仅仅关联案桌、茶几的空间。饮茶者之外，即便在同一室内(如茶室、茶馆)仍然可能垃圾遍地。中国茶道只提供了十分有限的悟道体验，却没有成功扩展、延伸开来，成为“新民”乃至“新生活”的源头动力。蔡元培在写于1916年的《华工学校讲义》中说道：“华人素以不洁闻于世界：体不常浴，衣不时浣，咯痰于地，拭涕于袖，道路不加洒扫，厕所任其熏蒸，饮用之水，不加渗漉，传染之病，不知隔离。小之损一身之康强，大之酿一方之疫疠。”推己及人、由此及彼这些中国文化传统倡导的“类推”在茶道中未被生根、发扬。中国茶道创造的洁净世界只局限于当事人的精神领域，却可能无涉于周遭环境，更未激发出行动的意志。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坐而论道”、缺乏行动力的劣根性也大抵与此相关。
中国茶道具体内容——闲隐乐——正是通过“四境”得到充分体现的。茶道的物境在于野趣、雅致，在世间却又脱俗清新，这就是闲和隐;茶道的艺境强调合于时令，契合仪规，烘托出寂静、清和的空间，这就是闲和乐;茶道的人境突出的是同坐茶席中人一期一会，以情相交，以茶传情，这就是得一知己而足矣的至乐;茶道的心境关注当事人反躬自省，向内心观照，以茶喻人生、事业，涤除内心的不满、怨恨，成就自性的伸张，这就是“大隐隐于市”的真谛。可以说，茶道四境说从不同角度全面解读、深化了中国茶道。
换句话说，中国茶道虽然也强调由茶及道、茶中见道，但并不追求道外世界。一句话，中国茶道的本质是道茶一体。日本茶道援佛入道，突出了“孤”、“寂”、“清”的品味;中国茶道引儒入道，强调的是“闲”、“隐”、“乐”。中国茶文化在唐代兴起时就是雅俗共赏，宋代出现茶道时，也是同时存在士大夫、寺院、宫廷、世家、平民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佛门、道观、儒家的祠堂、学堂、孔庙等都依据各自有关天、人、物的理念预设而发展出了不同的茶礼、茶艺乃至各自有别的茶道。茶文化流布广泛，是因为吃茶人都接受了其中的乐趣。周作人曾在《喝茶》一文中有极好的概括，“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中国茶道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本着及物、依人、乐生的原则将茶道落脚在生活情趣上。
三、 茶道四境说的现代诠释
新中国建立后，全面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传播了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时对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化的诸多具体形式都做出了彻底否定，既根除了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也对民众一般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冲击，其间茶道研究、茶文化样式几乎停滞，仅仅保留了单纯物质性内容的茶叶种植、加工、买卖，因为茶叶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出口创汇产品。然而，饮茶、品茶的过程而产生的悠闲生活方式，散淡人生态度和追求精致、雅致、品味生活的志趣都被无情扫除，茶文化不再传承，茶道研究被迫中止。
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也给中国茶文化复兴创造了条件。许多地方政府大力发展茶叶贸易，鼓励围绕茶叶而进行的各类文化事业，各地纷纷成立了茶协会，茶馆也雨后春笋般繁荣起来，茶事活动频繁，并且参考和吸收台湾经验，开发出各种茶艺表演，茶事相关的茶产业，如茶服、茶器、茶具、香、古乐器、国画等都得到了蓬勃发展。最重要的是，人们对茶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赋予茶各种积极、正面的价值。饮茶者(无论是在自家独斟自饮还是与人同泡茶馆)都不再被视为游手好闲的人，相反，经常被看做是有品位的风雅之士。
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例如奢靡之风盛行，茶的包装过于精美，造成大量垃圾，增加了环境负担;茶具和茶器过于昂贵，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茶艺表演出现了许多不雅或庸俗内容，冲淡了饮茶本身的乐趣。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茶生产商、经销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使用过多的化肥和杀虫剂，加工过程中添加了过多干扰茶性的有害物质，这些行为导致许多种类茶叶品质的退化，这种杀鸡取卵、急功近利的行为完全违背了传统茶人应有的职业操守，也与茶道追求格格不入。
当代中国茶道所处的时代场景已经大大不同于古代。在匮乏经济时代，茶仍是稀缺品，好茶或上等茶更是珍稀品，只有殷实之家方可享受，一般平民百姓买茶只是备着待客之用，平时是消受不起的。而殷实之家大多受过良好教育，识书达理，品茶论道、鉴茶赋诗等都只是士大夫、文人之间雅致生活的追求。虽然只有占总人口极少数的人饮茶，但他们大多是知识的拥有者和思想的创造者，他们不仅维持了茶文化，也推动了茶道的传承和深化。然而，今日的中国人大多可以消费得起茶叶，茶叶的供应源源不断，茶叶的种类层出不穷，饮茶的方式不断翻新，茶真正成为粗茶淡饭般日常和廉价，饮茶者可能是每个人，即任何一个“涂之人”，此时，茶道何存?跨越全部阶层、通用于所有人群的茶道是否还有存在的可能?
饮茶成本的降低和饮茶程序的简化，茶日益向民间普及，中国传统的文人茶文化逐渐被平民茶文化取代，平民茶文化是否可以延续传统中国茶道呢?笔者认为，中国茶道所主张的闲隐乐三种精神不仅仍然具有意义，而且在今日获得实现变得更加可能，主要得益于物质手段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闲暇时间增加，可支配的财富也极大增加，度闲和求乐变得唾手可得。然而，发达的物质生活和快餐化消费也使时间碎片化，精致生活追求变得局促和难觅，普遍的烦闷和躁动紧压了人的精神生长的空间，在丰裕时代如何安顿心灵、为我们的精神向往提供场所?这是今日茶人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这就必须强化茶道中的四境功夫。返归自然，按物之本性行事，顺物理尽物力。茶本是自然一物，饮茶之益来自于茶性的最佳发挥，茶道的初心就是保持对茶性的尊重。茶道四境必须依此茶性自然主义原则加以展开。艺境虽是人所造环境，也应以模仿自然、接近自然为原则，将艺境融于物境之中，饮茶者无论身处何处其心境和人境都应返璞归真。质言之，虽然心境重在个人独处的内心观照，人境强调以敬待人求得声气相投，但人境的出发点是心境，有独立人格和自处自律的人才会与人平和相处，茶道四境其实就可以化约为二境：物境和心境。茶人的举手投足是自身心境的外化，所使用的器具、营造的环境皆由心性外发，洞察物之本性以尽物力，对茶事中的一切皆抱持恭敬、谦和的态度。二境皆出于一心：这就是奉茶之心，易言之，敬茶之心。
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在俗世生活中返本归真，在庸常世界中寻找优雅品位。在此，重要的不是茶、茶具或茶室，而是茶人，或者说是饮者在品茗中全身心投入所获得的自悟自省。道在茶中，悟道就在品茗的过程中。物镜、艺境、人境都不需刻意选择，随遇而安，因为象由心生，心境才是根本。在当代，拜市场经济和技术革新之所赐，茶相关的器具极大丰富、陈设越加奢华，茶室随处可见，茶叶唾手可得，然而，这些都是可有可无的，外壳，真正有意义的是饮茶者求放心，将心安置于事关大问题的事物上，用宏大叙事去除生活中的繁杂，用普遍价值提升人生的关切，饮茶让人安静下来，生起敬意，卸去多余的欲望和无谓的冲动，一句话，品茶就是赴一场心灵之约，从这个角度上看，茶道四境可以成为今天中国人的信仰依托。
【摘自2016年第3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董鹏(陕西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