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启庆：让生活茶艺、茶文化，成为一门迷人的“科学”
文 | 郑博文
童启庆，教授、博士生导师。1956年毕业于浙江农学院，一直从事茶学的教学、科研工作直至退休。曾任原浙江农业大学茶学系主任，中国茶叶学会副秘书长和浙江省茶叶学会副理事长，现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顾问等职。浙江省第六届、第七届人大代表，浙江省“三八红旗手”。
童启庆教授长期从事茶学教学工作，先后主讲过《茶树栽培学》、《茶树高产优质原理》、《茶树栽培育种研究法》、《茶树显微技术》、《茶树生理生态》等10余门课程；她还重视课程教学改革，在全校首次提出“本科专业课程教学过程的优化”理念并撰写论文发表；承担全国统编教材《茶树栽培学》（第3版）主编职务，还参与编写《茶树生理》《中国茶树栽培学》等教学参考书。执教50余年来，先后培养出本（专）科生1400余名，协助和指导硕士研究生9名（其中一位是新中国第一位茶学专业的外国硕士生）以及4名博士生（其中一位是新中国茶产业经济领域的第一位博士生）。同时，她还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1970年代中期她与同事共同承担《茶树矮化密植速成高产栽培研究》课题，通过长达10余年的持续研究，荣获浙江省政府优秀科技成果二等奖。
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余，她积极从事茶文化的研究和推广工作。1980年以来致力于茶文化领域的研究和开拓，在国内高校率先组建茶道教室，编创茶艺演示，通过新闻媒体开展茶文化宣传。曾担任中央电视台《中华茶文化》节目主持人，协助中央台举办“茶文化系列讲座”；出版《中国茶的品饮》、《习茶》、《生活茶艺》、《影像中国茶道》、《图释韩国茶道》等多部著作及茶文化影像制品，主编多种茶艺师培训教材，为新中国新时代茶文化复兴奠定理论基础。与此同时，她积极开展茶文化的国际交流，曾多次率团出访日本、韩国、德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等多个国家与地区。
退休之后，她依然持续投身于茶文化推广事业。2014年10月，在浙江大学农学院的整体策划推动下，联合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负责人王岳飞教授创建浙江大学“童一家”茶艺培训中心，秉承“名校名家、名师名课”的办学作风，迄今为止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学员近万人次，还对在华留学生和外国友人进行经常性的茶公益培训等，受到中外茶友的广泛好评和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以此种种，童启庆教授于2016年荣获中华茶人联谊会“中华优秀茶教师终身成就奖”，2017年荣获第十届“陆羽杯”“中国茶行业终身成就奖”。
中华茶人：您主要从事茶的栽培及生理科学方面的科研和教育工作，是从何时、因何种机缘开始致力于茶文化的研究与教育的？
童启庆：1982年，我第一次去日本去考察，考察了30多个单位，积累了一些认识和见闻。次年，我又获得了一个到日本名城大学去做科研交流的机会。其实当时对方是来邀请庄晚芳先生的，但庄先生答复说他年纪大了，不便前去，让他的助手也就是我来代替他去吧。当时他们猜想这大概是位年纪轻轻的助手，但实际上我那时已经46岁了。我到了日本，和他们合作搞科研，主要研究茶叶起源问题。日本方面认为其皋芦种是他们国土自然生长的，是固有的而非外来于中国的。但我们看了以后，觉得和我们福建的佛手品种很像，于是我就带了红芽佛手和绿芽佛手的芽叶跟花作为研究材料，与皋芦品种做比较形态学的研究，最后证明是相同的茶种。这个观点和结论的发表在当时引起了不小反响。这段在日本做科研的时间让我有机会了解到了日本茶道的发展现状。我看到日本茶道保留继承得很好，有很多专门的茶道教室，而且日本妇女在结婚之前几乎都要到茶道教室去学习过才行，否则成家之后就不懂以茶待客的礼仪。这些让我颇为感慨：茶道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人家当作宝贝很重视很珍惜，咱们自己却没有好好传承，导致茶文化有了断层，实在是太可惜了。
从日本回来以后，这种感慨和思考也没有停止。系里时常有外宾来做客交流，从丰富接待内容的角度，我想到咱们国家乌龙茶的泡法在程序上有很多环节，因为复杂些，所以就丰富些，仪式感也就强一些。所以我就张罗大家用那些方法泡茶给外宾喝，并演示那些流程给他们看。结果他们对此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接着，不光是我们茶学系了，学校别的部门的客人不知从何处听说了，也要来我们茶学系看看。慢慢我们觉得，有必要在茶文化方面做些事情。
想是想做了，但我本身的教学科研工作本来就任务很多，没有多少闲暇，如果没有什么强大的动因，也很难正式花工夫着手。但一件把我们“逼上梁山”的事情就发生了。1989年，台湾首次提出要访问大陆，台北陆羽茶艺中心要跟大陆几个省的一些单位作交流，其中就包括我们系。我们从来没有用茶艺这种形式对外正式交流过，完全没有经验，但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了。我们把自己选育的品种作为茶品，并围绕着它们设计出了一套泡法呈现给台湾来的客人。当时比不得现在，泡茶的用具五花八门，那时我们根本没有这些，也很难买到。我们实验室里只有普通的玻璃杯，和一些搪瓷盘、不锈钢盘，只能这样将就完成了交流活动。但是没想到，台湾方面表示，在交流的这些地方之中，我们系里竟还是最像样子的，较为符合他们对茶艺的认识和要求。我们当然为此感到欣慰，但同时也开始“骑虎难下”了：别人一听说这种褒扬，都纷纷要来找你做交流了。怎么办？那就只好开始用心做了。当然，我本身的科研工作不能丢也不能懈怠，要两方面兼顾。
后来我们自己的学生也要学，但那时候课程体系中并没有茶文化的内容，连选修课都没有。我们就开展了相关的“业余”课程，学生纯属爱好学了也没有学分，老师教学没有报酬也不计工作量，彼此都是出于一腔热情来做这件事。不仅学生很爱来学，外校来进修的老师也钟爱我们的课程，他们说其他科目在很多学校都学得到，但我们这个很特别，别处没得学。一切处于初始阶段，连教材也全然没有，都是在摸索中进行，一边钻研开拓一边教学输出，就这样一点点构建起自己的教育体系。再后来，外单位提出希望能让有关人员来我们这里接受培训。这其中最关键的，是韩国相关团体的提议。他们来系里交流以后觉得我们的课程内容很丰富，就提出说要派送一个班到我们这里来培训茶艺。当时大家认为这个提议不可能实现，因为我们针对国内都还没开展过类似的工作，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办一个韩国班。不过，当时我任系主任，我却觉得这是件有意义的事，也是个很好的发展机会，所以就积极跟韩国方面沟通，反复商量确定培训计划，最后与对方顺利达成了一致。韩国班就建立起来了，培训内容是三门课程。一门是茶学概论，就是自然科学的内容，包括品种、栽培、加工、审评等等；一门是茶文化概论，是人文科学的内容，包括茶的历史、文化等等。这也正适应了当时的教学改革对“文理结合”的追求，我们正好借此迈出了这一步。另外一门就是茶道概论。每天上午是理论课，下午是实操课，学习的东西不难，但很详实。第一期韩国班就取得了很好的反响，国外培训从此连续办了好多年。所以，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正式茶艺培训，是从国外“业务”开始展开的。
中华茶人：在公众眼里，似乎茶艺离日常生活还是有距离的。茶艺是一种“表演”，很难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请您谈谈您对茶艺的理解，以及其与大众日常生活的关系。
童启庆：我们应该将茶艺分为专业培训和生活茶艺两类。专业培训，主要的培训对象是茶艺馆的从业人员。以我们的“童一家”为例吧，专业培训就是初、中、高级茶艺师培训，而生活茶艺或者叫非专业培训是以提高大众茶文化修养为目的的。学以致用嘛，无论是专业培训还是生活茶艺，都是为了他们学完能够很好地运用于实际，因此我们都会教最实用的东西。在基础知识方面，我们就按照六大茶类为他们详细梳理。比如四个产区的乌龙茶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台湾乌龙怎么泡，闽南闽北乌龙怎么泡，潮州工夫茶怎么泡，我们会对比着来教，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深入的理解。我们还有实训班，老师带着同学们亲自去到产区，如去云南的实训班，结业之前每个人都要自己动手完成采茶、炒茶、压饼等一整套普洱茶制作流程。这样学来的知识就不会是浮于表面的，是可以真正运用到工作和生活中的。
而我最为关注的，还是生活茶艺的普及问题。实际上，现在来参加培训的人中，专业茶企或者茶艺馆从业者其实很少，大多数都是发自于兴趣爱好。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在家在办公室或者三五好友闲来小聚时，能自己动手泡好一壶茶来享受，已经慢慢成为一种生活的情调和小追求。所以我们还在学校开设了免费培训班供老师和同学们来学习。尤其是老师的培训班，授课内容就以生活茶艺为主，教的都是最简单易学且实用的东西，比如玻璃杯或者盖碗怎么泡好各种茶。我们会教如何只用一套白瓷盖碗和三种泡法，就将六大茶类全部都泡好。生活茶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科学规范地泡好一杯茶，其核心还是饮茶的体验感，它并不以手法的精巧繁复和仪态的优雅美观为主旨。当然，美仍然是其中的一项追求，而且它并不与主旨存在矛盾，因为程式美观的，可能往往就是准确的。如果过程中有不美的地方，很可能就是某些要点没有做到位因而效果就差一些。美的形式中，常常有很实用的内容。
那么怎样才算泡好了一杯茶呢？这跟茶与器是否名贵就没什么关系了。泡好一杯茶，就是把这杯茶应有、可有的特点泡出来。专业审评是要找一泡茶的缺点，而生活茶艺则是要找其优点、掩盖缺点。本来这杯茶有某些不够好的地方，通过泡茶者科学的操作，缺点就会被规避掉，不让喝茶人感觉到。比如乌龙茶制作时的火工较高，就用温润泡法，茶汤弃之。再开始泡第一道，使火气不至于太彰显。
所以，不管是生活茶艺还是专业性茶艺，它仪式上的观赏性都应是一个锦上添花的高级阶段。初级的基础的目的，同样都应是泡好这杯茶，焕发其优点，规避其缺点。一为末一为本，本末不能倒置。不能说专业性茶艺就是为了美，只有生活才艺才是为了茶好喝，两者之间其实不存在截然的分界。先把茶泡好了，美学的东西再慢慢追求，这个提高的过程是熟能生巧、自然而然的，很多人还是没能把这其中关系理解得太深刻。
有些学生跟他们的老师学了一套流程和仪式，就会一直那样去操作，但常常可能从没问清过为什么要这么做，个中道理是怎样的。像我们的教法应该会被称为“学院派”吧，同校外社会上的一些老师以及民间一些先生们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我当然不排斥任何好的教育行为和智力资源，一定是各有可取之长处的，只是，老师做学问一定要过硬过关对得起“教书育人”四个字，学生学知识一定要善思好问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这样，茶艺和茶文化，才能真正获得好的普及和发展。
中华茶人：“道”固然是个深奥和难以诠释的词，但因对茶道的讨论和实践方兴未艾，因此它又是个回避不得的字眼。在您看来，中华茶道的核心精神应当是什么？
童启庆：在类似问题上，我看现在很多人喜欢在文字上面做文章。比如有人提出，要把“茶道”、“茶礼”、“茶艺”，分成三个层次，且三个层次是有高中低之分的。我个人是最反感这些的。我觉得作此论者，往往并没有多少泡茶的实践，所以体会不到更多实质，只能从字面上来下点工夫。我很早就写过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件事，如果单从字面上去解释，那么三个字三个意思，相互区别，肯定能分得出不同层次。即便如此，它们又有高低之分吗？其实，如果说这三者有区别的话，那么应该说是他们各自着眼的侧重点不同，比如茶艺更强调技艺和美学，茶礼更强调礼仪和社交，茶道更强调精神和内心。比起区别来，三者的共同点则更加突出：都要通过用心地泡好一杯茶来达成各自的目的、去往各自追求的境界。
从《茶经》来说，它所内涵的茶道精神可以提炼出一个俭朴的“俭”字。庄晚芳先生说中国茶德是“廉、美、和、敬”的。我们茶学系的师生，一直将这几个字的内涵作为我们努力实践和追求的茶道精神。当然，现在好多茶人都喜欢自己提炼自己总结，大陆、台湾、日本、韩国都有，有的是另出新意，有的是画蛇添足，我们就不去评价了。但在我看来当代目前没有人比庄先生归纳得更准确和深刻了。庄先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提出“廉、美、和、敬”，将一个“廉”字放在首位，实际上是和整个社会现状结合在一起的，是对人们的一种警醒和规劝，是富有时代深意的。我们做茶，也要以“廉”为宗旨，做事合度适度，避免铺张浪费。我们国家借助春晚的平台提倡“一杯清茶”已经很久了，有句话讲得好：“座上清茶依旧，中国气象长新。”我们在进行茶文化传播和茶艺实践时，始终都谨记这个“廉”字，在方方面面提倡简单、质朴，例如我们教学的茶具始终都没有贵的奢侈的，我们只要用朴素的器具将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就好了。“廉”以外，“美”是贯穿始终的精神享受，“和”是以茶会友的古老传统与祥和气氛，“敬”则是礼仪上的互敬互爱以及个人内心的温和从容。这四个字都是可以贯穿历史和当下的，作为对当代茶道精神的总结提炼就非常恰切。
日本的茶道，从发展来说，传承做得好，但是创新不够。比如，里千家的规矩一是一二是二，你变动一点也不行，这不被允许和接受。表千家实际上只与里千家相差无几，但那一点点差别，就必须要那样。每个流派对自己的东西守得很牢，甚至可以说是“固守”，比如仪式中从这里到那里你要走几步，都是要求得很死不得有稍许更改的。总体而言，日本茶道追求这种极致的仪式感，极力地守护一种传统。但仪式感强，这杯茶却未必好喝，未必适合大家的口味。礼仪是贯穿始终的，但是你不懂它的规矩你就无所适从，所以这是一种会与大众之间有距离有隔阂的礼。相对来说，我们则要自由一点，不会像日本茶道那样将规矩定得太过牢固，我们更强调灵活，强调据情况而变，强调茶艺实践者的主观能动性。总体而言，中国人的“仪式感”或者“礼仪”背后，都有更为实用的出发点，从实用再慢慢升华出美学和程式。这也许是我们祖先更为高明的地方。
中华茶人：大众普遍对茶艺的误解主要是什么又缘何而起，想要做到相应改善则应着重于哪些工作？
童启庆：沿着我们之前讲的茶艺与生活的关系来说，现在有很多“茶艺表演”，加上“表演”两个字，就有点把事情搞得糟糕了。表演就是表演，它不会是真的。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会一再强调：茶艺本身不是表演，我们可以叫茶艺演示，或者茶艺示范。你不知道怎么规范科学地泡这杯茶，那么我示范出来、传达给你，着重点还是在于这套流程的实用价值，美只是一个辅助层面。当然，也有一些纯表演性的茶艺，比如仿古茶艺，是对历史文化形态的一种模拟和传播；带有宗教性质的，比如非佛教徒演示的禅茶道，是传达一种特殊的精神和美学形态；还有一些技艺精湛的茶艺演示，比如长嘴壶表演，就更类似杂技。表演性茶艺一直存在，有的甚至已经历史悠久，但要明白这不是主流，只是为满足社会特定需要而编创的。
因此在茶艺尤其是生活茶艺演示中，弱化“表演性质”，突出茶与生活、茶与健康的主题，让茶艺真正走向大家，是我们要着重去做的工作。我们就在浙江省大学联盟内组织了茶艺团，在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的支持下，通过茶与健康的主题，由浙大发起，逐步推动到其他高校。茶艺队也会编创很多优秀的茶艺演出，比如师生通力合作编、写、演，将校史与茶结合在一起，这既很中国，又很浙大；既很历史，又很现代。这样的演出总能获得一致好评，是一种非常好的茶文化传播与发扬方式。
中华茶人：文化诚然害怕不谈，却更加害怕空谈。当下，您认为我们应当怎样去谈、去推广茶文化？
童启庆：当初开始做茶艺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人们看一场歌舞演出总能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有很多作品会在喜爱它的人们的推动下，很快流行起来，成为一种时尚？因为大家对好的歌舞演出有真切的感受。茶文化也一样，我们不应该只凭空口去讲，而要传达真切的茶之体验。既有非常好的色香味，又有真实的健康作用，还可以有很赏心悦目的茶艺美学——如此丰富的层次，是很容易带给人们真切的体验、享受和印象的，继而就会被他们认同与接受，这一切是自然而然的，只要我们用心做好每一个环节。
而为什么茶文化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但如今向大众普及却困难重重？因为现在许多茶文化工作者总是在行业内讲，在已经很懂茶的人群里讲，各种会议的议题都大同小异，这样就有些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的意思了。这其实也是种偷懒：因为在业内讲，大家当然都是支持和拥护的，没有挑战自然就不会遇到困难和挫折。这样不思进取是没有多少意义的。现在我们要走到大众之中，走到非茶人群体中去做这些工作，要跨界地做，向新的领域去宣传推广。
而跨界的尝试，在我看来，则需要我们有“主动出击”的勇气和行动力。在当初茶文化还很少有推广的时候，我就提出，我们应该去给科委的退休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去讲茶与健康，去演示茶艺。因为他们既有足够的闲暇也有适宜的心境，既有够高的理解力又有很强的号召力。意料之中，我们去讲了，效果很好。他们就介绍我们到人大常委会去讲，这样的机会就很难得了。那一次，七位人大主任，来了六位。我们不仅做了茶艺演示，讲茶与健康，还讲到了当时没有人讲的“茶寿”，讲茶字笔画拆开来看是两个十加八十八，合计一百零八岁。这对他们来说太有意趣了，因此他们记得很牢。当时领导们还鼓励说，你们不应该局限在国内，还要走出国外去推广咱们的茶文化。有了领导的认可和建议，在组织的支持下，我们就开始参加一些国际茶会等文化活动，开始了国际茶文化的交流之旅。
当我还在浙江省茶叶学会当理事的时候，就最早开始在学会内开展茶文化活动，同时进行各种茶艺演出。那时候有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但还没有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开内部茶会的时候，我说我去把国际文化交流学会的领导请来吧，那么他们以后在搞文化交流的时候就用得到我们了。大家赞同，我便去请，一请这些领导都来了，我们就做了一场探新茶宴，规模不是很大，但反响非常好。领导们说他们正要搞一次国际的文化交流活动，但还没有内容，正好，就把内容定为茶文化交流吧，由我们茶叶学会来策划内容。只有我们学会力量还不足够，我们就联合了中茶所和中国茶叶学会，共同努力成功举办了第一次国际茶文化交流活动。这样，我们跨界做茶文化就跨出了一大步。就在这次活动中，会议建议建立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获得大家一致赞成通过。这样回忆起来，我们学会还是对今天的茶文化推广做出了一些踏实贡献的。包括茶与医学的结合，也是学会做的重要的事，从80年代开始做，到今年已是三十余年了。如果不去做，不想着尝试跨界、尝试开拓，就没有这些事件和贡献，茶文化的传播就走不这么快了。总结起来就是事在人为吧，要开阔思路，主动出击，抓住机遇。希望茶人们的勤奋努力、拼搏创造，能使我们中国茶业的道路越走越宽阔。
（本文刊载自《中华茶人》第82期）
16世纪的日本室町时期，流传着一个以中文汉字写成的寓言式文本《酒茶论》，在两千余字的文本中，雅号“涤烦子”和“忘忧君”的二人对坐，一人饮茶，一人饮酒。这个四无人声的春昼，不可容俗谈，于是“涤烦子”和“忘忧君”展开了一场茶酒之辩。双方各执一词，反复争辩茶与酒的尊卑、品德与功用，互揭其短，各陈己长。难分伯仲之际，一位“闲人”出面调停，说茶酒难分高下，皆是天下尤物，还是“酒亦酒哉茶亦茶”吧。
显然，“涤烦子”和“忘忧君”的名号出自唐代诗句“茶为涤烦子，酒为忘忧君”。双方问答式的争辩叙事模式，也是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固有范式之一。无独有偶，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内藏数万卷文献及绢画，其中包括与日本《酒茶论》极为相似的唐代遗书《茶酒论》。该文本出自唐代乡贡进士王敷之手，全文千余字，以相同的叙事模式展开了一场唐代的茶酒之辩——这个文本较之于日本《酒茶论》早了好几百年。
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的茶酒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有着脱不开的干系，尤以茶文化的东渡为典型，日本茶文化在学习和吸收中国种茶、制茶、饮茶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衍生出独具东方美学特色的茶道文化。
《唐宫仕女图》之《宫乐图》资料图片
南宋刘松年《撵茶图》（局部）资料图片
壹从“自生”到“渡来”
历史真相的回溯总会有一些崎岖，中国茶种及茶文化的东渡也并非一开始就得到公认。
滕军的《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简要提及了日本茶文化早期的“自生说”。自17世纪起，日本学者一度形成了较为主观的论断，认为日本列岛早有本土的原生茶树，只是到8世纪中国饮茶之法传入后，日本人才开始饮用本土茶。大石贞男的《日本茶叶发达史》（1983）、谷口熊之助的《野生茶调查报告》（1936）等论著都导向这一观点。随着茶叶科技的发展，日本茶的本土“自生说”逐渐瓦解。20世纪，以松下智、桥本实等为首的茶学专家提出了“自中国渡来说”，认为日本本土的野生茶树繁殖呈现出人为因素，结合中国唐宋以来日本赴中国学习的留学僧人往返情况，合理推测是日本僧侣将中国的茶籽、茶苗及饮茶习俗传播至日本，并推动了其在日本的发展。
传入日本的中国饮茶习俗又通过宫廷、幕府、寺院逐渐普及民间。据日本文献《奥仪抄》记载，“日本天平元年，中国茶叶传入”，彼时正值唐开元十七年（729年），距陆羽《茶经》成书还有差不多50年。最早的日本饮茶记录出现在弘仁五年（814年）的《空海奉献表》，这份记载了空海和尚（774-835）日常生活的文本曾简要写道：“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若这份个人经历记载的是可信的实际情况，那么9世纪早期，日本僧人的闲暇之余已有饮茶之举。
另一处早期记载出现于《日吉神道密记》，文中载录了日本最澄和尚从中国引入茶籽的事迹：相传公元805年，最澄和尚（767-822）赴中国天台学习教义，返日时带回了天台山的茶籽，播种在位于京都比睿山麓的日吉神社，结束了日本列岛无茶的历史。虽该文献的真实性仍有争议，但日吉神社园内至今矗立着“日吉茶园之碑”，碑文有“此为日本最早茶园”之句。
以上两处记载如果都不足以作为确证，那么日本史书《日本后纪》作为确切的日本饮茶记载，是较为可信的直接文献。那是在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时值日本弘仁六年，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出行礼佛，来到梵释寺，奉迎的大僧都（即僧官）永忠和尚（743-816）亲自为其沏茶。“……更过梵释寺，停舆赋诗。皇太弟及群臣奉和者众。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施御被，即御船泛湖。”这位奉茶的永忠和尚于公元775年乘坐遣唐船来到唐朝，并在长安生活了30年，在公元805年返回日本，他在御前煎茶之举，使嵯峨天皇大受震撼，命人在关西地区植茶，以备每年进贡。
在这里，永忠为天皇供奉的“煎茶”是陆羽《茶经》记载的一种烹煎的饮法，在中唐大为盛行。主要是用饼茶，经过炙烤和冷却后碾磨成粉末状。煮水时，第一次水沸后放入盐，第二次水沸后投入茶末，环搅，待三沸后倒入一瓢水稍做冷却，随后便可分茶饮用。陆羽提倡的这种煎饮之法成为唐代文人和宫廷贵族的常行雅事，碾茶成末、煮末饮茶的喝法，在古代绘画中也时有出现。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唐宫仕女图》就呈现了晚唐宫廷的饮茶场景，长桌的中间放置着茶釜，内盛茶汤，其中一位女子正手持长柄茶勺从中舀取分饮，其他仕女围坐，手执茶碗饮用。
千利休资料图片
贰唐风宋韵禅意
以上记载均符合日本著名汉学家、茶学家布目潮沨先生的论断，他在《中国茶文化在日本》一文明确指出，中国的饮茶文化最迟于9世纪上半叶就传到了日本，遣唐的学问僧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空海和最澄和尚都是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的随行，在唐期间广学佛法、吟诗唱和，均有不俗的汉文化修养，对佛教的东渡、汉学的传播都起到过重要作用。
日本饮茶史上，茶饮最初仅限于日本贵族阶层内部流行，并曾一度衰退。12世纪末，荣西禅师（1141-1215）从中国带茶籽、茶种返回日本，种植茶树，逐渐复兴了饮茶习俗，广及佛寺、武士阶层。荣西是日本茶道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人物，被后人推崇为“日本茶祖”，在来华僧人中他是最杰出的一位。荣西曾两度入宋，潜心修习禅学，长期参禅习佛的生活也滋养了他对中国宋代茶文化的精深体悟。
在他临终前才最终定稿的《吃茶养生记》是一本盛赞茶德的汉文书稿，也是日本已知最早的有关茶事的著作，被称作“日本的《茶经》”——由此也可见陆羽《茶经》在日本的影响力。该书从禅修与延寿的角度，大力提倡饮茶，书中开篇便写道：“茶者，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土同贵重之，我朝日本亦嗜爱矣，古今奇特仙药，不可不摘也。”以“仙药”和“妙术”誉之，荣西对茶的嗜好与推崇可见一斑。
荣西来华期间正是我国茶文化发展鼎盛的南宋，《吃茶养生记》记载了这一时期流传于江浙一带的饮茶方式：“极热汤服之，方寸匙二三匙，多少随意，但汤少好，其又随意，殊以浓为美。”这显然与唐代陆羽时代的饮茶有所不同了，荣西这里说的“方寸匙”舀取的是什么呢？这就要从他传入日本的南宋新茶法说起了。由于此前的饮茶法需要将茶青采来蒸熟、捣烂成饼、烘干收藏，饮用时，再把茶饼烤软、碾碎、煎煮，着实有些费时费力。到了南宋，荣西传到日本的饮法则简单得多：当下采摘制作、散叶保存，饮用时磨成粉，直接点饮。整个过程保留了茶的鲜度，末茶点服，直接进入体内，也能够更充分吸收茶青。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说到的，方寸小匙大概两三匙，舀取的正是被碾磨成粉状的末茶。
这种点茶之法受到日本人的欢迎，时至今日，日本茶人依然在改良后沿用着宋代末茶的点饮之法。整个备茶的过程称为“点茶”，即将粉末状的茶舀取入茶碗，在碗中注入沸水，以茶筅快速有力地上下前后搅动，直至茶汤表层形成黏稠细密的泡沫，即可吸饮。有趣的是，我们会发现当代日本茶人所喝的抹茶，茶沫多为鲜绿色。与之不同，中国的宋代茶人，崇尚“茶色白，宜黑盏”“茶色贵白”（蔡襄《茶录》）。这非常直观地体现了日本茶文化对中国茶文化的吸收与改造。长期以来，日本茶人们试图保留茶叶本身的自然之色，并视其为至纯至美的生命与精神。
在13世纪初期，掌控镰仓幕府实权的北条家族十分仰慕中国杭州的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增派大量僧人前往径山求取禅理。宋代的径山寺为“五山十刹之首”，具有很高的地位。《径山史志》载，“径山古刹的开山祖师法钦钟茶，初为供佛，后至请客。请客饮茶还有专门仪式和茶具，名曰‘茶宴’。”径山的禅堂茶礼规制严谨、法式严格。南宋的禅寺茶礼在元代《敕修百丈清规》中有完整记载，这是我国宋元时期禅堂茶礼的最高总结，也是径山茶礼的重要历史佐证。
以径山茶宴为代表的宋代禅堂茶礼的移植东渡，与“圣一国师”圆尔辨圆（1202-1280）有直接的关系。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34岁的圆尔辨圆前往径山寺巡礼求法，其间掌握了径山的种茶、制茶与茶礼之事，返回日本时带去了径山茶种，栽种于静冈的故乡小村。与径山茶种同时被带回的还有一册《禅院清规》。在传法过程中，圆尔辨圆效仿宋代的禅院清规，结合日本实际，制定了《东福寺清规》。文中明确规定，从径山寺习得的饮茶规式必须一应遵行，永远不可偏废，其中自然包括禅寺的茶宴仪式。直至今日，日本东福寺依然会在每年圆尔辨圆忌日当天举行“方丈斋筵”，保留着径山寺茶礼的影子。
唐宋期间，另一个推动日本茶文化发展的直接要素是中国茶书的流传，其影响历久弥坚。例如陆羽的《茶经》一书，就为日本茶道这一综合文化艺术形式勾勒了具体可行的内容基础。以茶具来说，陆羽在“四之器”中细数了二十四种不同茶具的质料、尺寸、用途等。我们会发现，这些器物的使用也几乎全对应在今天日本煎茶道的实践中。煎茶道茶艺有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江户时期，酒井忠恒编的《煎茶图式》和东园编的《清风·煎茶要览》两册书介绍了从唐代引入的煎茶道具（风炉、茶罐、茶碗）与煎茶历史。细看书稿内页插图可知，煎茶茶具悉数以唐制为标准，日本茶人细致描摹了唐茶具的外形与规制，并以文字简要说明。今天日本煎茶道流派众多，如小笠原流、松月流等，但行茶道之时，依然普遍使用着诸如都篮、风炉等流传自中国唐代的茶具。
以唐代茶具为代表的“唐物”（指从唐代传入的物品）曾是风靡日本的“中国制造”，一时风头无两，尤其在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的推动下，一切日用品无不以“唐物”为高档，深受宫廷贵族、武士中上层的青睐。在室町时代极其流行的“斗茶”活动一度成为扩大交际、炫耀“唐物”的聚会。“斗茶”又称为“茗战”，是宋代盛行的品评茶质优劣和茶技高下的活动，上至宫廷，下至民间，无不热衷于此。“斗茶”风尚传入日本时，主要发生在武士阶层，与宋代文人雅士们的斗茶场面有着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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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集大成：千利休与茶道四规
明末，一代僧杰隐元禅师（1592-1673）乘坐郑成功的渡船抵达日本，将明代的文人茶风传入日本京都的黄檗山万福寺（为隐元所创）。由此，雅号卖茶翁的高游外（1675-1763）在日本创立了使用叶茶的日本煎茶道，被称为“煎茶道中兴之祖”，与奉千利休（1522-1591）为尊的抹茶道分流，形成日本茶道的双峰之势。时至今日，人们常说的“日本茶”从制茶技术和饮茶方式而言，依然分为“末茶”与“煎茶”两大类，其中“末茶”又细分“薄茶”与“浓茶”两类。如今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其中最以表千家、里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三家为知名，饮茶之事也早已渗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客来饮茶，是日本人日常不可或缺的基本礼仪，一碗茶中见人情。饮茶活动在日本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可以从日语词汇“日常茶饭事”中窥见一二。
日本在接收中国茶文化的同时，将茶文化上升至“道”的审美和哲学层面。日本茶道真正的开山鼻祖村田珠光（1423-1502）师从禅宗大德一休宗纯和尚（1394-1481），在京都大德寺修禅期间，珠光坐禅饮茶，参禅了悟，体味“佛法存于茶汤”，继承和发扬了“禅茶一味”的理念。之后的武野绍鸥（1502-1555）也极力倡导茶人参禅之风，认为在茶汤中注入了深厚的禅的精神。禅宗与茶道两相结合，使日本茶道上升为一种艺术、宗教和生活方式，为日本茶文化注入了内核。
最为人们熟知的千利休被视为日本茶道体系的完成者，是一位集大成的宗师人物。利休深得珠光和绍鸥的茶道思想，认为“茶汤之深味在于草庵”，他所行的“草庵茶”极力践行一种忘却机心、将心味归于无味的饮茶境界。追求在饮茶时，主人和客人之间必须抛去世俗、回归本心，尽可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于是他将茶室一再缩小。
今天我们在日本京都妙喜庵内看到的待庵，是千利休创建的草庵风格茶室，也是利休留存于世的唯一茶室，被日本奉为“国宝”，外观上看却是极为不起眼的一间狭小茅草屋。人们进入茶室时，无论地位高低、身份贵贱，都只能弯腰屈身而入。利休生前正值日本的战乱年代，人们感喟于人生的无常与生命的短暂，战火硝烟使人们有了生似浮萍的漂泊感，这就提醒人们珍惜偶一相遇的缘分，因此有了“一期一会”的说法，只愿全身心投入“坐而饮茶”的当下，抵达宁静的达观。
我们现在熟知的日本茶道四规（或称四谛、四则）便直接观照参禅、饮茶、审美的基本禅茶精神——和、敬、清、寂。这与珠光禅师曾表述的“谨敬清寂”四字有内在传承。简单地说，“和”代表和谐、和悦，不仅针对内在情感和知觉的平和，也指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协调与恰切；“敬”指恭敬、尊重，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人人平等不二；“清”是指纯洁清净，保持无垢之心，摒弃杂念和妄念；“寂”指的是静寂、侘寂、至纯的境界。
作为一种基底性的精神气质与心灵寄托，茶道的内在思想也影响着诸多日本文人墨客。川端康成、夏目漱石、太宰治等作家都直接或间接地描写过饮茶的场景。太宰治在思考人生滋味时，以茶借喻，说“以世为茶者，竹林拈须”；川端康成的《千只鹤》以日本茶碗作为线索描绘人物内心秘而不宣、纤细柔软的情感，主人公文子在一次重要的约会中带去了母亲饮茶用过的陶碗，茶碗上面留着母亲的唇印……无论外在形式如何变化，日本茶道的精神实质并未改变，它代表着人们在日常的俗务中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表面看来，茶道是一种规范严格的美学仪式，其内在却意蕴悠长，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描述日本的茶道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试探”。
日本茶文化来自中国，历经漫长的本土发展与改良，吸收与融合了中国茶文化的内在文化与外在技法，形成独具日本美学特色的茶道文化，其中保留的中国文化元素，也成为我国茶文化研究者认识与复原古代茶礼的重要参考。今天，抹茶冰淇淋、抹茶蛋糕、抹茶拿铁等当代日本抹茶的改良品，也在中国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小小一杯茶，体现着两国审美情志的共通和历史文化的共融。
《光明日报》（2022年03月24日13版）
作者：陆颖（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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