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茶税

以上这段泡茶指导，正来自于唐朝著作《茶经》的作者陆羽，自古以来，陆羽就被茶行业奉为“茶圣”，中国茶道第一人，乃至引领中国茶行业兴盛的领导人。

其实，如果我们能更全面地看待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中国的茶行业，并不来自于一个人，一部书，乃至一类文化，而是与其他商业一样，起源于“枯燥”的供需关系、政府规划与税收。

今天这篇文章，陆离就来聊聊一个可能有些敏感的话题：唐朝著作《茶经》的作者陆羽对茶行业的真正贡献，以及中国古代茶产业的兴起与繁盛。

客观看待陆羽的贡献与不足

要客观看待一位历史人物的贡献，首先要清楚他所在的时代背景，陆羽生于733年，卒于804年，正是中国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兴盛时期。

《封氏闻见记》记载：“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的之我之甚，穷日竞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道出了唐代饮茶“穷日竟夜”的兴盛情景。

唐代国力强盛，文化发达，催生了非常多的杰出文学家和诗人，而社会饮茶风俗的流行，茶行业的兴盛，又促进了很多茶文化典籍的诞生。

公元780年，自小得龙盖寺(今西塔寺)住持智积禅师收养，在饮茶习俗浓厚的寺庙长大的陆羽，创制了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构筑了一个气度恢弘、无体不备的茶文化体系。

陆羽这部《茶经》里，有手法精湛的茶艺，相对科学的概括，异常丰富的理论思维，其最大成就和贡献，大致可以概况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陆羽创造型地提出了“天然煎烹法”。首次明确把茶叶从“瀹蔬式杂煮”中分离出来，使茶从“汤菜类杂食”向单一饮品发展。

此前，茶集生食，熟吃，药用等功能于一身，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等，主流的饮用方法是把茶与各种调料一起煮饮，即张揖《广雅》记载的“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来膏出之。欲煮艺饮，先炙令赤色，捣未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髦之....

而陆羽对这些饮茶方式提出了明确的反对，认为这样做使茶汤变成了沟渠间的废水。他主张先要烤茶，待冷却后研成细末备用，要喝时先将水烧到初沸，放入适量盐调味，再沸时一边搅动一边倒烤好的茶末。

陆羽也对茶具提出了改进方案，认为煮茶的燃料最好用木炭，其次用硬柴，以保证火力稳定；煮茶用水则追求活水，山水为上，江水次之，井水为下。

陆羽认为自己这套“天然煎烹法”，茶汤“香如兰芷，滋味甘芳”，饮后“润肌涤虑、洗尽尘心”，虽然带有一些时代局限性和部分谬误，不过相比与“瀹蔬式杂煮”，依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其次，《茶经》首次系统性总结了此前近千年的茶叶产地历史和生产加工状态，完善了茶类的加工，储存和品饮，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尤其是在饼茶上，陆羽认为当时的饼茶品质层次不齐，工艺上不够尽善尽美，造型粗疏简陋，并提出了详细的改进方法，即以“畏其流膏”(不损失茶汁)为核心的采、造、穿、贮等系统性理论，此后被沿用了数百年。

最后，《茶经》大力倡导廉俭茶道，规范并指导了中国千年茶事和茶文化发展，并直接影响了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茶文化发展。

总之，《茶经》一书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受限于时代的发展，其中也有个别谬误，并不值得照盘全搬，客观看待陆羽的功绩与功效，才是对茶圣最大的尊重。

与许多伟大作品的境遇相似，《茶经》问世后，并没有立刻产生巨大的反响，对当时的茶产业贡献更是平平，推动“茶兴于唐”的，其实“另有其人”。

从嗜酒如命到人人饮茶

“茶兴于唐”，首先取决于时代发展。自汉朝至唐的800多年中，中国经历了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隋末农民起义的长期动乱，民不聊生，社会凋敝。

改朝换代之初，唐王朝农业采取均田、减赋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隋代开凿的运河，更是大大促进了南北交流，茶的生产、贸易和消费迅速发展。

白居易《琵琶行》里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封演《封氏闻见记》的“其茶至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都反映了当时茶叶贸易的繁荣景象。

“茶兴于唐”，其次是因为唐朝禁酒和世风转变的影响，自魏晋以后，酒作为一种成瘾性的饮品，一直备受不同阶层的喜爱，并被视为“文人雅事”。

比如“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曹操，“竹林七贤”中终日醉酒的阮籍、嵇康等人，世风沿袭至唐朝，李白自称“酒中仙”；杜甫更是“嗜酒终身”...

然而，古代农业并不发达，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而酒的酿造又需要消耗大量粮食，饮酒的人越多，消耗的粮食也就越多，农业兴盛，才有富余的粮食用以制酒。

初唐的农业虽然得到很大发展，但土地要养活的人也更多了，自贞观元年(627年)至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的一百多年间，人口更是成倍增长，给农业带来很大的压力。

安史之乱期间，战祸重起，农民破产逃亡的很多，粮食锐减，饥荒连年。此时国家再不出台政策对饮酒加以限制，就真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了。

由此，在乾元元年(758年)，唐肃宗宣布“廪食方屈(屈:表示用尽)”，规定在京城长安，除朝廷祭祀燕食外，任何人不得饮酒；广德二年(764年)，唐代宗又严格限制了全国各州的卖酒户数，除此以外，一律不准卖酒。

严格的限制，粮食的短缺，也让酒的价格不断飙升，嗜酒的杜甫就曾无奈地表示：“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禁酒的规定与昂贵的酒价，共同促进了世风的转化，不少爱好饮酒的人，开始寻找新的饮品，此时，同样有着悠久饮品历史和群众基础的茶就成为了新的国饮。

茶税与官民的产业推动

“茶兴于唐”，背后是茶叶深厚的群众基础，自三国时期，部分南方地区就出现了“坐客竞下饮”、“比屋皆饮之”的尚茶之风；四川蜀地的饮茶习俗，更是如张载《登成都白苑楼》诗里描述的“芳香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人生带安乐，兹土聊可娱”。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很多文人士大夫都喜欢用茶待酒，客来敬茶，以此标榜“养廉、雅志、修身”的美德，被粉饰为著名的“魏晋风度”。

如《晋中兴书》中任吴兴太守的陆纳招待卫将军谢安时，“所设唯茶果而已”，再如《晋书》上说，东晋权臣“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燕饮，惟下七觉，伴茶果”。

与此同时，南方的饮茶习俗，也借助隋代开凿的运河向中国北方推进，使一开始讥讽嘲弄，视茶为“水厄”，“酪奴”的王公贵族逐渐接受并喜欢上了茶叶，南北茶业交流兴盛。

“茶兴于唐”，离不开朝廷的茶税政策与茶商的努力，安史之乱后，唐朝失去了山东、河北的盐税，为维持经济体系运转，只能更加依赖江淮的财富。

唐朝开元年间，朝廷开始收盐税，后来发现茶和盐是同样的道理，茶的运输也离不开可从扬州到九江间上下往来的大船，水路设卡方便，于是又想收茶税，茶叶半官营后，朝廷还可以向茶商出售昂贵的专卖券。

不过当时的统治者认为，收税这件事需要先有一个已经能正常运转，日进斗金的行业，然后在通要道设卡收税，才不会被看做苛捐杂税，引发民怨。

而此时茶行业虽有一定发展，但还不算繁荣，政府需要先对茶行业早期开发，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府先“三通一平”，才有商人愿意入驻投资。

后世的陈师道还曾在《茶经序》探讨过这个现象：“夫茶之著书自羽始，上自宫省，下治邑里，外及戎夷蛮狄，宾祀燕享，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

陈师道认为茶行业兴起后，朝廷有税收了，山里的茶农脱贫了，有远见的茶商也发财了，这个多赢的局面，全都仰仗了陆羽的智慧。但“山泽成市，商贾起家”，绝非一部《茶经》能办到的，这背后离不开朝廷的“产业推动政策”。

“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茶行业始兴后，朝廷打通了从偏远茶山到各地茶肆的障碍，茶商负责精细化买卖，茶行业由此迅速发展，这才是最真实的茶行业早期发展史。

而茶行业的不断发展的茶行业，日益增长的茶税，使茶逐渐成为中国封建君主制度下的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也带来了“税天下茶”的局面。

此后为进一步收取茶税，唐代探索了植茶制度，将很多民间茶园作价收归官办，实行了茶叶专卖制，种茶逐渐成了“我为非我思，我事非我愿”的劳苦行业，终于激起民商共怨，成为“甘露事变”的导火索。

在这场动荡中，唐朝宰相王涯的全家都被诛杀，而王涯的好友，《七碗茶歌》的作者，有“茶亚圣”之称的卢仝也受牵连，死于王涯家中，令人无比惋惜。

于此同时，此时的云南也是战火连天的局面，在唐王朝的扶持下，今巍山县一带的“蒙舍诏”皮罗阁攻打五诏，统一洱海，吞并滇东，割据云南，建立南诏国。

南诏国在今景东县一带设立银生府，在今之普洱设“步日睑””，属银生府节制。此后，樊绰出使南诏，他所著的《蛮书》卷七记载“茶出银生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合烹而饮“。

此后，才有了那句著名的“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普洱茶首次登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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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广大地区很早就有茶，从银生茶到普茶再到普洱茶，中国古代茶名大多随地名，普洱茶是因普洱府而得名，普洱市因普洱茶而名扬天下。清雍正七年（1729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奏朝廷，请求增设普洱府获准，于9月17日设普洱府。

古代茶、铁、盐等都属于国家专卖产品，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普洱府设立有180余年的历史，在巩固西南边疆统治的同时，也为朝廷管控着当地产出的茶叶、食盐等物资。从幸存的云南省釐金总局收茶叶的几张票据计算结果看，清朝的茶叶税的税率在25%左右，一斤毛茶相当于十斤大米的价值。

普洱古茶树都去哪了？

古代的普洱府下辖的宁洱、思茅两座以管理专营茶叶的古城，在方圆百里范围内很少有古茶树，宁洱县仅有一片很偏僻的困鹿山皇家贡茶园；思茅区只有一片200余亩的茨竹林古茶园，属于晚清朝廷管控弱化时期种植；墨江也只有迷帝古茶

园的树龄稍大些。宁洱、思茅、墨江都非常适于茶树生长，但没有保留下较大的古茶树，是古人没有种茶？还是某种原因毁了古茶树？

很多资料中都记载在普洱府附近曾经有一定规模的茶山。清政府于雍正七年（1729年）在思茅设茶官局、总茶店，由官方垄断茶叶销售，并将新旧商民全部驱逐。他们“重税于茶”“清戥重称”“多买短价，扰累夷方”，官府的盘剥更猛于虎，导致了雍正十年（1732年）的大暴动。当时清政府处于较兴盛时期，茶农的“暴动”不可能是武力暴动，只可能以毁掉茶树的方式以示反抗。

茶叶过去是普洱府衙的主要税收来源，但四通八达的茶马古道、山间小路，各地茶农私自贩卖交易茶叶，偷逃税金，给朝廷管理茶山带来不便。一边是重税盘剥，一边是当地茶农偷逃税收，于是官府采用按茶树多少、大小来征收“茶树税”。“茶树税”和“茶叶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茶树税”可谓是一劳永逸、旱涝保收；“茶叶税”是在交易过程征收。事实上“茶树税”成为重复征收的课税，这样即便是茶农自用也需交重税，茶叶的收入远不够交“茶树税”，不堪忍受重税的茶农进行了大规模暴动，但在当时清政府高压政策下，当地茶农不敢进行武力反抗，只能采用毁掉茶山、砍掉茶树这种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也是一种无奈的“自残式”反抗。

“茶树税”此举，使官府在管理茶山、茶交易、收茶税等更为方便，减少了茶商私自倒卖茶叶的条件，达到对周边茶山的“坚壁清野”效果。同时，采取了另一项“屯垦种茶固边”的特殊政策，引入大量石屏、建水等内地商人和茶工，在勐腊、勐海等地种茶，既弥补了普洱府周边茶农毁茶后的税收损失，也巩固了清朝的边防。这种舍近求远的政策，使朝廷“茶官局”所使用的“茶引”制、贡茶制得以推行，在数百千米的茶马古道上所设的多道关卡发挥了最大作用，使思茅、普洱等古城内的茶叶交易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我认为沉重的“茶树税”才是古普洱府周围没有古茶山、古茶树的主要原因。至于有种说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炼钢铁时毁了茶树。”这种说法缺乏客观性！我也采访过很多老人，他们都说从记事开始就没有大茶树。因为树干砍了树根还会发新枝，人们房前屋后也会保留几棵自用，但在这些地方较大的茶树即便茶树根都发现极少。

在走访中只有距离古普洱府5千米左右的下曼夺小组，在一片烧制古陶的窑址旁，发现一株树龄500年左右的大茶树。当地老人讲：“在这里曾经有两棵大茶树，但不知何时，在离地六七十厘米的地方被人砍了树干，后来又长出新树干，树根一个人都围不过来，20世纪80年代更大的那棵茶树因管理不善死了”。

在废弃的“普洱陶”古窑遗址旁，还存活着一棵当年为避税而砍了茶树主干，后来又长出7个枝的古茶树，好像在守护着这些古窑，保留着很多未解之谜，尘封着一段不寻常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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