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文，为了巩固和发展日本市场，1980年9月2日，总茶司在北京召开乌龙茶、普洱茶出口工作座谈会，参会的有广东、福建、广西、云南、厦门、汕头、梧州分支公司和香港德信行代表等，会上对今年的特种茶出口量做出预测，其中乌龙茶出口预计可达3000吨，普洱茶出口预计可达4000吨，增长异常显著，市场前景广阔。
随后，云茶司自主注册的吉幸商标诞生，以金沱茶，92方砖为代表的日商定制茶接连问世，云南普洱茶销日史迎来了一段难得的黄金时代。
欣欣向荣的日本市场
在这场会议上，与会代表们达成了以下共识：区域分工方面，对日贸易由总茶司统一负责，由口岸组织交货；散装乌龙茶仍采取由几家大客户经销的方式；普洱茶则以几家客户为销售重点，其中云南普洱茶优先供应少数老客户；对港贸易依然通过德信行成交，其他远洋地区则由口岸组织自行掌握。
价格方面，由于此前乌龙茶已多次涨价，共提价了35—62％，普洱茶也涨价两次，共上调了20—25％，因此除普洱茶对港澳地区上调10％外，其余茶类，其他地区均可维持原价不变。
定下大方向后，中茶方又联络了日本的发酵茶进口商，共同筹备营销会展活动，次年春茶季，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仙台、北海道五个城市举办了首届中国茶叶展览会，主要宣传普洱茶和乌龙茶，以及《茶经》，明清茶具，古今茶诗茶画等茶叶文化，其中云南展厅还专门布置了极具民族特色的竹制茶室，可供现场观众入室品茶，引起了参会者的广泛关注和媒体的争相报导。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茶叶展览会期间，中茶方在与日本消费者的面对面交流中，获取了不少有用的信息，比如有位来自札幌的女士就在会展上一次性购买了大量普洱茶，一问才知道，是因为她之前喝了三个月普洱茶后瘦了十多斤，在朋友之间出了名，这次是专门替她们代购的。有位开居酒屋的老板也透露到：她研发了一个独家秘方，是将普洱茶汤加兑威士忌后按杯出售，售价比其他酒品高出不少，顾客们却都很愿意购买。
此外，介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还有很多日本商人当起了云南普洱茶的二道贩子，将价格低廉，出厂时只用麻袋或三合板包装的普洱散茶做成小盒或普洱拉罐，并冠以“贵妃茶"、“健美茶”、“益寿茶”、“快瘦茶”、“减肥茶”等品牌出售，提高售价的同时，还能吸引消费者。
这门生意中，做的最大的是福冈日中贸易株式会社，这家公司每年都会在广交会进口约50吨等级较高的普洱散茶，还专门请人研发了一种能够自动除杂，整形和烘焙的机器，成件的普洱散茶直接倒进去，半个小时后就能变得干净油亮，然后装进精心设计的袖珍盒里以待出售。
经过简单再加工后，成本价只要16元一斤的云南散茶摇身一变，成了能卖到2000多元一斤的“窈窕茶”，而且还供不应求，这件事也引起了云茶司的高度重视，决心做出云南自己的小包装熟茶和高端出口品牌。
云南小包装熟茶与品牌问世
1980年，由云南省外贸局副局长白玉坤带头，联合云南省包装进出口公司和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准备共同设计出云南普洱茶的商标品牌。当时云茶司负责此事的是设计部经理唐政，在设计这一商标时，他认为一定要能突出云南茶叶的悠久历史与文化，于是便埋头在海量历史文献中寻找灵感。
找了一周后，唐政看到一本书上印有的西汉时期的出土文物“镂空螭虎”玉佩，虎是百兽之王，茶是饮品之首，不如就以这只虎为云南茶的商标原型，在整体造型后，懂音律的唐政借鉴了钢琴上的三角支架，让虎傲立其上，形成流畅的线条，亦有猛虎下山的姿态，这就是省茶司旗下的高端品牌——吉幸牌。
而在包装设计上，唐政又以战国时期河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漆器为原型，加上各类风格厚重的黑底朱砂色漆器纹样，做出了出口唛号Y562，俗称小黑盒的小包装茶叶盒，而云南省包装进出口公司的尹绘泽，也以出土汉砖上的人物为棕色纹饰，设计出“小黄盒”Y671，两款茶中的Y代表“云”，为迎合日本市场，使用的原料都相对细嫩。
包装新颖，用料极好的Y562和Y671一经上市，就受到了日本市场的欢迎，大量出口到日本当时华人较多的神户县和福冈县，最多时一年出口30多吨，后来还广泛出口到法国，港澳等地区。
后来，有批品质极好的高等级春芽茶意外滞销，省茶司决定让昆明茶厂将其发酵为熟茶，出口到喜爱高等级散熟茶的日本市场，这种细嫩的春芽茶，渥堆时水洒多了会烂底，水洒少了起温又不明显，经过反复尝试后，昆明茶厂才发酵成功，在当时这批茶算是等级最高的散熟茶了。
而由于发酵后白芽变黄影响品相，最后只评成了三级，原定的出口唛号“86031”又和下关茶厂的8663撞车了，干脆就叫做“421”，每公斤定价高达4.8美金，是当时价格最高的外销茶，没想到却受到了日商的热烈欢迎，一天广交会下来就被订了20多吨。
后来省茶司统计，相比直接出口大宗散茶，这几款高单价小包装茶的价值多出了47%，可见对于当年的云南普洱茶来说，包装和宣传有多么的重要。于此同时，一些出手阔绰的日本客商，也通过这些茶看到了云南普洱茶的优秀品质，开始直接找云茶司定制茶品，这在当时给了云南方极大的信心。
接连问世的精品销日茶
首先问世就是每粒仅重3克的“MINITUOCHA"(迷你沱茶)，为了压制这款小沱茶，云茶司找到当时云南技术最好的玉溪机械厂，请厂里的老师傅们打造了一套包括蒸压、制型、脱模在内的小型压制设备。
为了能更好地发酵这批茶，云茶司的特种茶部经理昌金强同志提出，可以先将这些高等级原料装入一些细竹篮，再将竹篮深埋进其他正在渥堆发酵的大堆中，发酵两周后将竹篮挖出后自然晾干，这样既避免了原料太少不能起温的问题，做出的熟茶又发酵程度较轻，金色茶毫显现，品相非常漂亮，出口被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金沱茶”。
对于这批高品质茶叶，日本人要求要有云南少数民族风情特色，昌金强思来想去，认为用竹筒最合适，还以每个80元的酬劳，专门雇请云南艺术学院的师生，在竹筒手绘出造型不同的傣族少女作为装饰，1990-1996年间，这批成本极高的金沱茶陆续进入日本市场，被当做降血脂的保健品高价出售，名气打响后，美国、港台地区也传来类似订单。
这批小沱茶，也是最出名的日商定制茶之一，后来下关茶厂研发的“路易十三”，某茶商在背景奢侈品杂志登出的北斗七星状礼盒，上海茶叶公司580元一筒的“金弹子”，均来自于此，96年市场放开后，市场上更是出现了很多类似的小沱茶，也算是“墙外开花墙内香了”。
上述几类茶品，都带有鲜明的日本定制风格，而很有人知的是，勐海茶厂的“雪印”7532当年也和日本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75年，7532研发成功后首先进入的是香港市场，不过喝惯了浓茶的香港人，不太喜欢这款用料细嫩的青饼，认为其口感清淡，没有茶气，而且价格太高。
80年代，日本市场发展起来后，云茶司就把7532投入到华人较多的日本神户地区试水，发现有一定的市场，就一直出口至1996年，才逐渐转为内销，至于“雪印”的由来，其实是1999年台北黄姓茶商看到有批80年代7532的绵纸印刷不好，出现了脱墨，中心的茶字有白点，联想到落雪纷纷的圣诞树，美名曰“雪印”。
而除了这些如今小有名气的茶品之外，被奉为末代茶王的92方砖，当时其实也是日本茶商的定制茶品，1987年，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上，日本客商和省茶司签订了定制一批普洱方砖的合同，交由勐海茶厂生产，使用的则是南糯山当年的春茶料。
当时日商要求全部采用一级料，但出于成本考虑，云茶司决定采用一级二等为主，少量二级茶打底，一级一等撒面的做法，由于原料稀少，不符合市场，92方砖当年的生产量其实不大，第一批和第二批都只出口了3吨，外销史仅两年，总量也不过10吨，之后便转为在内地销售。
出口转内销后，昆明茶厂也曾生产过一批普洱方砖，此后亦有其他茶厂接手，由此出现了不同版本的92方砖，其中以早期勐海茶厂出品的品质最好。此前坊间传闻92方砖多为92年生产，实则1990年的产量最大，此后两年生产较少，到了1993年云茶司就没再下过生产计划了，因此1992年，反而是92方砖的停产截止时间。
目前，92方砖的行情价早已超过五位数一砖，但在当年因为不符合日本市场习惯，市场相对狭小，大量积压在云茶司的仓库里，直到1996年改制后，有职员承包了公司在昆明樱花宾馆的“吉幸茶叶专卖店”，提出可以低价甩卖仓库里的茶品，包含92方砖在内的众多茶品才被放了出来，现在市场上流通的昆明仓“92方砖”，大多是从这里流出。
从香港茶商的误打误撞，到一鸣惊人的普洱熟茶，到众人质疑的霉菌功效，再到达成共识的中日双方，走到这里，中国发酵茶在日本似乎已经走过了所有的坎坷，今后便全是坦途。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十多年后的1994年，中国对日本出口乌龙茶量已达12000吨，而当年已实现赶超其他发酵茶类的普洱茶，却滑落到了区区300多吨，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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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中期，香港茶商将具有消脂解腻，温和养胃的熟茶试销日本，意外受到了日本消费者的热烈欢迎，然而当中方想要将熟茶在日本做大做强时，却受到了日本茶叶经营者的重重阻扰，中日双方就“霉菌事件”，“功效实证”等方面展开重重博弈，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却不为人知的茶叶史...
“云南普洱茶销日战”专题，我们就来聊聊这段被尘封的历史。
云南普洱茶进入日本的契机
20世纪70年代以前，云南的普洱茶产量有限，也没有茶叶自营出口权，而主要出口“普洱茶”（注：当时的普洱茶仅指发酵工艺，并不限制地区用料）的是广东省茶司，为满足广大市场需求，广茶司除使用本地绿茶外，也会进口越南北部的部分茶青，一并发酵出口，香港市场则称这种茶为“广东陈茶”。
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越关系逐渐紧张，中央不再鼓励收购越南茶叶，转而让云南组织生产更多茶叶，填补香港等外销市场的空缺，同时也将茶叶自主经营权由中央下放到了地方省。
1972年6月，为适应新的变化，中国粮油食品茶叶进出口公司云南分公司，与云南省贸易公司中国土产进出口公司正式合并，成立“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云南茶叶分公司”（以下简称云茶司）。
云茶司背靠的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名为公司，实则是负责中国土、畜、茶三大类商品统销的国家级巨头，其中土畜类产品的范围更广，业务量也大得多，因此名称中“土产和畜产”都排在前面，而茶叶只是出口额占比很小的一个品类，公司里只设了一个茶叶处，但对于当时的云茶司来说，这次放权，无疑使云南茶业挣脱了20多年的束缚。
此时，由于上面依然把持着最重要的滇红出口，云茶司在进行市场调研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开辟新的品类，派下属茶厂的技术人员到广东学习普洱茶洒水发酵技术，进而自主实验，研发出了能够快速发酵，满足香港市场需求的“云南人工发酵普洱茶”，也即后来所称的普洱熟茶。
日本方面，以前云南茶数量少，没有话语权，而广东陈茶虽然也是发酵茶，还打着普洱茶的名号销售，但使用的原料不同，成品的口感和功效都大相径庭，因此日本虽然很早就开始从广东口岸进口发酵茶，但数量很小，销售对象也主要是华裔，真正打开日本发酵茶市场的大门，其实是普洱熟茶，或者说，是云南大叶种晒青茶发酵后形成的特殊药理作用。
1976年左右，普洱熟茶投入生产没两年，就在香港市场引起了一定反响，很多港人都在盛传多喝普洱（熟）茶能消肥减瘦，降血脂血糖，抑制脂肪肝和改善便秘，颇有商业头脑的香港利丰公司林芝铭女士听到这些传闻后，将大袋的散装熟茶进行简单挑拣，并做成名为“美的青春茶”的小包装茶叶后试销日本，开启了这段普洱茶销日史。
出道即巅峰的云南普洱茶
一开始，云南普洱茶还只是在福冈等华人较多的地区销售，很快，商业嗅觉敏锐的日本茶商和进口商就发现了这些茶叶的功效，开始以“中国古代传来的神秘茶叶”为噱头大肆宣传，后来还利用媒体打广告，称”上好的云南普洱茶需要发酵三年以上，短期内产量难以提高，买到就是赚到“，引起了本土市场的广泛注意。
此时的日本，早已不是二战后那个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国家，而是在机械装备制造、汽车产业和娱乐电子业等工业领域都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人在生活富裕的同时，也面临着肥胖、高血脂等富贵病的困扰，因而有着减肥、降血脂等特殊保健功效的普洱熟茶一经引入日本，就迅速引爆了这里的市场。
由于政策环境等原因，当时日商无法直接到云南订货买卖，而是需要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上与云茶司签约订单，但依然无法抵挡市场的热情，从1978年开始，每届广交会上的普洱茶定额几乎都被日本商社一抢而空，当年比较出名的日本普洱茶经营公司有丸成商事、神户东荣、横滨日中贸易、新光贸易等，总量上有二十多家，对于刚刚起步的云南普洱熟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励。
不过，负责此事的云茶司却是喜忧参半，喜的当然是市场的盛况，但当时生产能力有限，每年只能供给两三百吨数量的产量，剩下的这些份额，只能拱手让给广东、贵州、四川、湖南等其他省份的茶叶公司。
据日本大藏省（主管日本财政、金融、税收的实权部门，相当于我国的财政部+国税总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1980年5月末，中国发酵茶的进口数量已经达到了1260吨，仅不到半年，就已经超过了1979年的940吨，预计1980年全年进口量将达到2000吨的规模。
这其中，来自云南的普洱熟茶只占很少一部分，其余的都是被冠以“窈窕茶”、“瘦身茶”、“减肥茶”、“蜂腰茶”等名号，实则为小叶种烘青和炒青茶叶渥堆发酵后的过期绿茶产物，品类之间良莠不齐，价格差距悬殊，这就为日本普洱茶市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日本本土茶叶发展情况
另一方面，日本的茶叶经营者（以下简称日茶方）也对中国发酵茶大量进口，挤占市场一事虎视眈眈，日本茶向来都是蒸青绿茶的天下，本土每年生产的蒸青绿茶可达十万吨，绝大部分都流入内销市场，整个产业异常团结，还有着伊滕忠株式会社这样有巨大号召力的“武林盟主”。
顺带一提，日本的蒸青茶其实也是从中国学来的，公元805年（唐顺宗永贞元年），相传日本僧人最澄从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学成归国时，不仅带回了大量佛经，也将从中国带回的茶籽种在了老家滋贺县（时称近江）国台山麓，是日本茶种植史的起点。
而日本公认的茶祖是荣西禅师，公元1191年（南宋绍熙二年），荣西禅师将从中国带回的茶籽种于背振山一代（今福冈县境内），还送予拇尾高山寺的明惠上人部分茶籽，使其种植出被称为日本“本茶”的“拇尾茶”。
此外，荣西也从《茶经》和中国种茶、制茶、品茶等知识中吸取精华，撰写了日本第一部茶业专著《吃茶养生记》，数百年的影响下，不发酵的绿茶，也就成为了日本茶道中的正统，成为了日茶方不允许其他外国绿茶进入的自留地。
绿茶与发酵茶的不同境遇
此前，中国绿茶在日本市场的销售不畅，也是受到了日本茶商的阻扰，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中茶方）派出考察小组到日本学习蒸青茶的生产和加工技术，其中组员刘典秋（后担任福建茶叶进出口公司经理）和吴雪根，还成功在日本茶农经营的蒸青茶初制厂实习制茶技术，归国之后，小组提交的《日本蒸青茶生产加工技术考察报告》，引起了领导层的高度重视，中茶方决定引进相关产品线，在日本试销蒸青茶。
次年春，7吨福建蒸青绿茶通过货机空运直达日本，抢先上市，一销而空，每吨售价人民币18000元，除去高昂的运费外，每吨还比一般贸易方式多赚6000元，这件事在当年还受到了外贸部的通报表扬，中茶方都铆足了劲，准备在日本市场大干一场。
然而，日茶方很快就开始了制裁，先是中茶方高薪聘请来的日本专家无故出走，造成茶叶品质下滑，后是日本农林省从中作梗，暗中鼓动日本茶农以“被夺走了饭碗”的名义在市场闹事，本土绿茶也打起了价格战，多次造成中茶方绿茶滞销积压。
一开始，中茶方还以为事情可以谈，在1974年——1976年期间多次召开蒸青茶座谈会，分析问题，思考对策，后来在浙江金华蒋堂农场开会时，发现这条线已经亏损巨大，日茶方还是铁板一块，扭转无望下，只好放弃这一市场，并在报告中反思到：
“搞蒸青茶，是在用我们的弱项去碰日本的强项，日本不会搞发酵茶，我们的发酵茶又有优势，今后要将日本市场的重点放在发酵茶上，扩大生产，多宣传介绍推销，这样也避免了和日本蒸青茶的正面冲突。”
而云南普洱熟茶在日本的爆火，正映照了此前中茶方的经验总结，看似固若金汤的日本蒸青茶阵线，在遇到口感迥异，益处多多的发酵茶后，终于败下阵来，而不愿就此罢休的日茶方，在研究过这些中国发酵茶后，认为在渥堆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微生物是个破局点，于是开始大肆利用媒体攻击“普洱茶中含有大量霉菌，饮之会生病致癌。”
对于日本消费者来说，发酵茶是个新鲜事物，质疑霉菌的社会舆论一出，很多人就此不敢再购买普洱茶，一时间普洱茶市场大乱，销售近乎瘫痪，与中茶方签下大量订单的一众日本经营普洱茶商社（以下简称日本进口商）也纷纷上诉中茶司驻日本代表处，但驻日处里只有福建来的同志，而没有熟悉普洱茶的云茶司同志，根本无法解答这些问题，于是中茶方的马克谨同志（后担任中茶司副总经理）便提出，可以直接让商家到北京反映。
日方欣然同意，并推举出丸成商事株式会社的洪维成先生，作为日本进口商的代表，同时恳请中茶方派出代表团调查情况，解答普洱茶相关问题，扭转市场乱象，由此，一场对普洱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中日大论辩拉开了序幕...
来源：陆离茶寮，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日气日神，惟精惟一，玉莹无瑕天地归。——元·李道纯《沁园春·赠圆庵蒋大师》
相对集中、相对分散与中心
对于芳村的老茶人，尤其是普洱茶老茶人，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往往会不远千里，前往普洱茶的产地——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大理、保山、昆明等地挑选、采购普洱茶；再以货运的方式运输到芳村。限于交通条件的落后与制约，这注定是一个颇为艰辛的过程——不止人颠簸，连普洱茶也跟着颠簸。
从那个“跑街”的靓仔说起
东和指数标准化与东和三问
用人之道：专业人才与发展空间
一家人，向着一个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