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茶叶的加工

福建古道野枞茶叶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致力于野生坦洋菜茶的保护开发、资源研究、生产销售和茶事服务为一体的福建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和福安市十佳信誉品牌茶叶企业。企业在闽浙边界建设生态茶园7600亩,其中1100亩野生茶园通过有机茶认证,并被授予“张天福有机茶示范基地”。八斗村200亩野生菜茶被列为“福建省优异茶树种质资源保护区”。为进一步提升创新引领作用,2020年10月中国茶叶学会在企业建立学会服务站,十位专家进站开展茶叶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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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普洱茶的发展史上，甚至是在茶叶的发展史上，如果我们追本溯源的话，我们就会抵达一个叫永德的地方。

　　据历史学研究确认，永德是中国西南最古老的郡县之一，秦汉时属哀牢国地，名石赕，东汉永平十二年，内附中原王朝，隶属永昌郡。在公元2006年以前，尽管永德一直是云南的产茶大县，但它在茶界的地位，似乎并不像它的县名那样，有着长久而广泛的影响。

　　永德是临沧市下辖的一个农业县，给人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它的芒果和荔枝。作为中国著名的芒果之乡，永德每一年都在向人们提供着最为优质的芒果品种，显然，在普洱茶热起来之前，芒果的光芒覆盖了茶叶的清香。当然，在普洱茶界，连临沧市都还默默无闻，何况市下面偏居一隅的永德。然而2006年的4月21日，新华社发布的一则消息，让永德这个地处滇西横断山系的偏远小县，成为了世界茶叶史在21世纪的最大发现。

　　那则消息是：云南永德县发现茶树始祖中华木兰。

　　此后，在《云南日报》转发的这则消息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文字：

　　距今约两三千万年历史的茶树始祖——中华木兰日前在云南永德县被发现。

　　中华木兰是在第三纪木兰植物群地理分布区系特定的气候条件下，由宽叶木兰演化而来，距今已有约两三千万年时间。茶树又是由宽叶木兰经中华木兰演化而来，是雌雄同株异花授粉的被子植物，起源于中生代末期的白垩纪，主要生长在温暖、潮湿和酸性土壤的南亚热带地区。

　　1978年，以宽叶木兰（新种）为主体的云南景谷植物群化石被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和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发现，并公布木兰是被子植物的原始代表，古木兰是被子植物之源和山茶目、山茶科、茶属及茶种的始祖。

　　为此，专家提出，滇西南发现的第三纪景谷宽叶木兰（新种）、中华木兰化石、世界上发现的最古老野生茶树和最大规模的原生野茶自然群落是茶树始祖化石，滇西南是唯一具备茶树原产地要有茶树的原始型生理特征、有古木兰和茶树的垂直演化系统、为第三纪木兰植物群地理分布区系的“三要素”地区。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发现，永德县位于临沧市西北部，介于东经99°05′—99°51′，北纬23°45′—24°27′之间。县境东北与云县、凤庆及保山市的昌宁县毗邻，东南与耿马县隔河相望，西同镇康县山水相依，西北与保山市的施甸、龙陵两县隔江相望。

　　历史上，与永德相邻的县也都是茶叶的重要生长地。据有关专家测定，永德县大都分处于海拔800－2100米的山区和半山区，土壤PH值5.5左右，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3.8－6.5%，日照时间长，湿度大，生态条件优越，是集中成片发展茶叶极为适宜的土地资源。在今天永德320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能够找到茶叶的始祖中华木兰，尽管只是有限的三株，但也足以说明永德是一个最适宜茶叶生长的地方。

　　事实上早在1960年，永德作为茶叶重要原生地的线索就已经被发现。那一年，永德开始收购一种被当地人称为“大树茶”的茶叶，与其它茶混合，经发酵加工成紧压茶作边销，分成甲、乙、丙、级外四个等级。这也是永德县生产普洱茶的最早的文字记录。

　　显然，永德的“大树茶”所压制的普洱紧茶味道不错，1962年，下关茶厂指定要大树茶为原料，省茶叶公司于是派人到永德县的勐板、明朗、后山等地考察，发现了大量的野生茶树。但是这一信息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在被称为绿色植物王国的云南，发现几处野生茶林，实在是太平常不过的事情。永德的野生茶林就这样被尘封了起来，直到20年后的1982年，永德县那些寂寞生长的野生茶林又才被人想起。

　　那个时候，整个国家正从阵痛中走出来，百废待兴，许多工作都开始走上正轨。于是省里又组织考察组到了永德县的勐板、明朗等地作了考察，主要是对永德县的茶树品种作了解，这一次考察让专家组成员大吃一惊，大家发现，永德县的野生茶资源实在太丰富了，11个乡镇都有野生茶树生长，尤其是明朗、勐板、乌木龙、亚练、大雪山等地，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野生茶部落，值得一提的是永德大雪山自然保护区。

　　这个保护区地处横断山脉怒山山系南延部分，是澜沧江、怒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海拔1900米至2600米之间，总面积17541公顷。保护区内原始野生茶树树干基围在40厘米以上的茶树多达30—45万株，80至200厘米以上的有近10万株。

　　而在永德县另一片被称为堂梨山的原始森林里，人们发现了大约1.5万亩的原始野生型古茶树，而且茶树树干基围在40厘米以上的有5000多株。据不完全统计，永德野生茶林总面积达到了11万多亩，为全省各县之首。

　　作为与这些野生茶林相伴而居的当地居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与茶叶的活化石毗邻而居，他们将那些野生的茶树称之为大茶树。

　　的确，经过千百年的生长，这些茶林已经显得茂密而高大，它们无言地生长，历经岁月的洗礼而顽强生存下来，以自身的存在揭示着远古茶叶生长的秘密。

　　后来，生长在永德县境内的这些大茶树，经中国茶叶研究所和省茶科所鉴定，并按中山大学教授张宏达茶树分类法，属茶系的大理茶种（野生型），从外表上看有两种类型，当地群众称之为红芽茶和白芽茶。

　　与我省的其它产茶区一样，永德既是茶叶重要的原生地，同时也是茶叶规模化种植较早的地区。

　　据史料记载，永德茶树集中栽培始于1910年（即宣统二年），当时病入膏肓的清王朝已是四面楚歌，地处西南边地的永德，却在永康州牧，也就是永德县的县令覃善祥的倡议下，开始广种茶树。茶种是从名气和影响都远大于永德的普洱引进的，覃善祥将那些茶种分发给永德的小勐统大凹寨、勐板箐子大平掌、德党岩岸山、鸣凤山、大出水等地的农户，每户20棵，现在当年种下的茶树都已生长百年。

　　根据史料中的线索以及现在还保存的栽培型茶林，永德少量分散种茶的历史至少已经有500年。当然，真正大面积种植茶叶是1915年至1920年，这是永德茶树引种的一个高峰期，尤其是1920年，永康地方官绅段崇岚再次提倡种茶，他积极引进茶种并从栽培技术上对茶农进行指导，使得永德的人工茶园迅速扩大。

　　1925年至1935年间，前人的努力为永德迎来了一个茶产业发展的鼎盛时期。据1935年临沧市税收资料统计，全区茶叶5.5万担，永德0.45万担，占9.2%，位居全区第三。

　　而1982年至1985年省茶树资源考察组到永德考察，鉴定永德有三个国家级和省级优良品种，分别是勐库大叶茶种、勐板忙肺大叶群体种和鸣凤山大叶群体种，其品质位居云南大叶茶之首。

　　目前，永德县已被列为全省八大茶叶发展基地县，由于永德属于边疆民族贫困山区，这里的茶园绝大多数是野生茶园和栽培型古茶园，县内无工业污染，历史上又没有施用农药和化肥的习惯，因此永德的茶叶成为了生产天然的、原生态的、无污染普洱茶最理想的原料。

　　作为云南省野生茶林面积最广的县，永德县理应引起普洱茶界的重视和尊重。尤其是其境内那些数以万计的上千年树龄的大茶树，它们不仅是云南作为茶树原产地、茶树驯化和规模化种植发祥地的“历史见证”和“活化石”，而且丰富了云南野生茶叶的基因库。

　　因此，面对这样一片浩如烟海的野生茶园，我们有理由将永德，这个保存着中华木兰的地方，称之为“万茶归宗”的地方。

文丨宋时磊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文化的发源地。茶叶之所以能够从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与咖啡、可可相并列的最受欢迎的三大无酒精饮料，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符号象征，离不开长江的滋养。长江与茶叶相伴相随，茶文化是长江文明中璀璨的“绿色明珠”，长江和茶文化丰富了世界文明样态。时至今日，长江流域的茶文化仍有蓬勃生命力。

一、南方嘉木：长江流域的茶叶经济地理

茶是山茶科山茶属植物，其生长需要一定的自然条件。一般认为，经济栽培茶树的地理环境不能过于寒冷，年平均气温要在13℃以上;雨水应充足，年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上;土质以酸性土壤为宜，唐代陆羽《茶经》认为以烂石(风化土壤)、栎壤(砂粒多、粘性小，有机质和矿物质丰富，透水和透气性好的土壤)为上，黄土最下;空气要湿润，相对湿度80%-90%最适宜;风速不能过大，光照不能太强烈，以较多的漫射光为宜，即《茶经》所言“阳崖阴林”;海拔要适中，宜多山、多云雾。

在中国版图之上，同时具备这些气候条件的地区，非长江流域莫属。长江流域以北纬30度为横贯中轴，大部分地区属副热带季风区，热量资源丰富，四季较为分明，春季万物萌发，最适宜采茶，夏秋也可采，这就确保了采摘周期和产量。地势以山地、盆地、峡川、平原为主，交错起伏，小气候较多;有蒙顶山、巫山、巴山、峨眉山、大别山、霍山、天柱山、天目山等名山，这些山区既适合茶叶生产，又在儒释道各家中享受特殊地位，实现山、茶、人的精神文化融合。长江流域的另一特点是面积大，干支流遍及19个省市区，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8.8%，容易形成茶叶经济带，产生聚集效应。

▲多云雾的产茶山区(宋时磊摄于湖北恩施市)

长江最裨益茶叶的是水。首先是降水，长江流域雨量充足、丰沛，这给茶叶生长提供了足够的水源，确保了茶叶湿润的生长环境。其次是水运，长江有岷江、赤水、沱江、嘉陵江、乌江、清江、汉江、湘江、沅江、赣江等众多支流，流域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的支流有49条，丰富的支流和水系给航运带来了便利，茶叶从茶山取水路以经济便利的方式运输到干流上的重庆、宜昌、武汉、九江、上海等大商埠交易。早在唐代人们就借助长江水系运茶，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言：“或乘负，或肩荷，或小辙，而陆也如此。纵有多市，必将大川，必先以轻舟寡载，就其巨蝗。”水运促进了商品和商人的群体流动，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三是水质，“水为茶之母”，长江给茶叶品饮提供了优质用水，唐代张又新《煎茶水记》出笼了两个天下之水的“排行榜”(一为刘伯刍版、一为陆羽版)，陆羽所列举的20种水，分布在长江流域的有15种。

借助长江，茶叶实现了物种的扩散和文化的传播，上演了一部“东游记”。茶树原产于中国西南，但因地处边陲，交通和人员往来有限，不为外界所知。自秦惠王兼并巴蜀后，这一带的饮茶习俗开始向外传播，顾炎武在《日知录》云：“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茶叶有两种传播方式。一是自然扩散，即通过雨水冲刷、河流漂流、鸟兽携带等，茶树种子可以从原产地云南传播到很远地方。二是人为传播，即茶树或茶籽通过人口的迁移被带到了新的生长地。这两种扩散方式，有不同的路线，其中较为主要的是从云南经四川、重庆、湖北、安徽到江苏、浙江，或者是从云南经贵州、湖南、江西、福建到台湾。两条传播路线都不同程度地借助长江水系的力量传播，从西向东传播。

茶叶的栽培和种植经历了从野生到人工的驯化过程，最早开始这项工作的或许是西南一带的边民，但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唐代在长江流域劳动的人民。晋代诗人杜育《荈赋》描绘，茶叶成片野生于山岗和山谷之中，“灵山唯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太平御览》引《续搜神记》，称晋时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采茗，王浮《神异记》也有“山中有大茗”的记载。可见，晋代长江中下游地区野生茶树比较常见，甚至不乏大茶树。即便到唐代，陆羽还指出在巴山峡川之中，有两人合抱的大茶树。到中唐时期，在人们的观念中，野生茶品质最高，茶园种植的茶要次之，这反映出一个问题：唐代人工茶园数量在增加，产量在提升，故野生茶物以稀为贵。根据文献资料判断，中晚唐时期唐代出现了众多茶园，类型包括官办茶园、寺庙茶园、私人茶园、小农茶园等，茶树也从数十尺的高大乔木被培育成一尺两尺的低矮灌木。这说明人类对茶叶的认识和驯化能力有了实质性提升，也反映出唐代茶叶消费不断扩大的社会现实，采摘野生茶的原始生产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于新型饮品日益扩大的需求。据万美辰等统计，唐代长江上游地区共66个州，其中有25个州及南诏地区产茶，共计60种茶;唐代长江中游地区共43个州，其中有27个州产茶，共计42种茶;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共28个州，其中有20个州产茶，共计47种茶。这大致可反映出茶叶沿着长江自上游向下游、自西向东的传播轨迹。

茶是“南方之嘉木”，是长江流域这片钟灵毓秀土地所奉献的绿色饮品。

二、绿色黄金：技术、器具和贸易

长江流域的劳动人民以茶为业，开山辟园，种茶、制茶、运茶、贩茶、饮茶，从生产到消费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衍生出了一套技术手段和管理制度。

茶叶本是一片普通的树叶，是中国人发现了其对人类身心健康的莫大价值，走上加工利用之路。从树叶到茶，需要一定的技术和工艺。魏晋南北朝时期，茶叶的加工方式比较原始，主要是制成茶饼或者混煮羹饮，并未有一套成熟的加工技术。这种方法处理的茶叶有着浓重的青草味，茶本身的香味并没有得到挖掘。唐代，长江流域的茶农创造出锅釜蒸汽杀青、拍压成饼的工艺，陆羽将其总结为“七经目”——采、蒸、捣、拍、焙、穿、藏。宋代延续了唐代的蒸青工艺并有所发展：北宋时期变饼为片，皇室崇尚蒸青片茶;南宋时期变片为散，开始流行蒸青散茶。明初罢造团茶，化繁为简，人民群众更注重追求茶叶的自然本真之味，元代初步兴起的炒青绿茶变得盛行。杀青工艺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已经掌握了控制发酵程度的奥秘，从蒸汽或锅炒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杀青工艺的提升：进一步降低青草气，激发和提升了茶叶内在香气。

明代后期，在绿茶杀青的基础上，安徽霍山的茶农发现增加闷黄工艺可出现“黄叶黄汤”的品质，创制出了黄茶(许次纾《茶疏》)。16世纪末期，又出现渥堆的后发酵工艺，创制出黑茶;人们又发现茶叶不杀青，先萎凋发酵，再后期处理还可以创制出不同的茶叶类型，于是在16世纪末期出现了黑茶，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出现了红茶，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了白茶和乌龙茶。新的茶类的纷纷创制，既说明长江流域劳动人民茶叶加工技术在不断进步，同时也不断丰富和满足着人民群众对丰富口感的需求。

加工茶叶需要一定的工具。蒸青工艺的七个环节，会用到采茶、蒸茶、捣茶、成型、焙茶、穿茶、藏茶等19种工具。宋代有所简化，常见的有甑、榨、布帛、竹皮、柯、盆、磨、棬模、笪等9种制茶工具。这些制茶工具多从长江流域盛产的竹、木等中取材。除了生产工具，茶叶的消费过程中还要用到“器”，即品饮茶叶的茶器(宋代后茶具和茶器已不严格区分)。唐代盛行煎茶饮法，在取水、炙茶、碾茶、罗茶、取火、烹煮等环节，要用到陆羽记录的“二十四器”。宋代盛行点茶之法，审安老人在《茶具图赞》中用白描手法绘出十二件茶器图形，称之为“十二先生”。明清以后，壶泡法流行，白瓷茶瓯、紫砂壶使用广泛。尽管品饮茶叶的器具互有出入，但都要用到茶碗、茶壶、茶则、茶夹、茶巾等，这些器物同样多用长江流域的陶土、矿泥、竹木、丝织品等制成。

▲《茶具图赞》中的“茶具十二先生”

随着饮茶风气的不断普及和扩散，茶叶消费“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到了“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封演《封氏闻见记》)的程度。茶叶的核心产区位于长江流域，而消费地遍及全国甚至海外，茶叶生产和消费地域的不匹配性带动了茶叶贸易的崛起。茶叶比较轻便、货值高，便于长途运输，于是大宗贸易快速发展。早在汉代，茶叶就被携至西藏阿里地区，唐代向边疆塞外贩卖茶叶的茶马贸易得到发展;宋代和明代茶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大量外销;清代万里茶道兴起，茶叶向俄罗斯等地售卖。借助这些贸易网络，长江流域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及世界各地。

以稻米为食，以茶叶、桑蚕等换取日用物资，是长江流域百姓安身立命的手段和理想化的生活方式。风俗所及，明清时期珠江流域也以这种生活为风尚，士大夫阶层则往往在山中构筑精舍讲学，茶叶收入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中有稻田茶丘十余亩，旁有人居七八村，皆衣食于茶”(屈大均《广东新语》)。茶叶贸易利润丰厚，早在敦煌文献《茶酒论》中就描述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茶商靠茶叶流通成为巨贾，“舒城太湖，买婢买奴。越郡余杭，金帛为囊”。茶叶是长江流域业者发家致富的“绿色黄金”。

产业和贸易的发展，又促进了政府推出茶叶行政管理及课税政策。唐朝政府创制了贡茶、茶税、榷茶等茶政制度。宋代茶政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出现了交引法、折中法、贴射法、现钱法等，在边疆设立了榷场贸易，设置了买马司等机构。长江流域出产的茶叶在换取战马、巩固边疆、促进民族融合等方面长期承担着独特的历史使命。

三、以茶为媒：族群、生活与艺术

人类学者肖坤冰曾以闽北山区的茶叶产业为例，研究了清朝到新中国成立前“茶叶流动”下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事。以大历史、长时段的视野观察，这种“流动”的故事不仅仅发生在闽北，整个长江流域皆以茶为媒介，促进了族群、生活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和变迁。

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得到充分开发，南方和北方发展呈现均衡之势。安史之乱后，北方藩镇割据、杀伐不断，大量人口被迫南迁，中国经济重心日益南移，形成了早期的“长江经济带”，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盛况。随着民族的融合和时代的发展，目前长江流域共同生活着汉族、土家族、苗族、彝族、侗族、藏族、回族等50多个民族，人口和生产总值双双超过全国的40%。在传统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下，这些人群多聚族而居，茶叶是他们的重要产业。茶叶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日益结合，孕育出丰富多彩的茶文化生活。

以茶为饮、为食，茶在长江流域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唐代的煎茶茶艺、宋代的点茶茶艺、明清以来的泡茶茶艺等，在长江流域孕育和诞生，并向全国传布。除了主流的品饮方式外，长江流域还有富有地域特色的饮茶文化，杭嘉湖一带有青豆茶、元宝茶等;西南有侗族、瑶族有打油茶，白族有三道茶，藏族有酥油茶等;华中有湖南擂茶，土家族的油茶汤等。

以茶为会，举办茶宴和茶事雅集活动，长江流域的人文往来频繁。唐代可稽考的茶会有刘长卿惠福寺茶会、武元衡资圣寺晚春茶会、钱起长孙宅茶会、李群玉等人的私人茶会。特别是浙江湖州多次举办茶会，主要参与成员有颜真卿、皎然、陆羽等。明清以后茶馆兴起，普通百姓有了日常的公共文化生活空间，可在其中从事下棋、听书、看戏等休闲活动。特别是在长江上游的四川，茶馆文化蔚为大观，这在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 1900-1950》书中有细致入微地呈现。

以茶为礼，人们寄茶、谢茶、赠茶、品茶等，都要赋诗，出现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李白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白居易的《萧员外寄蜀新茶》《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元稹的《一至七字茶》，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皇帝还会将从顾渚贡茶院得来的新茶，分赐群臣，以示恩宠;臣子上表申谢，谢茶表名篇纷出，较有代表性的是武元衡《谢赐新火及新茶表》。

以茶为俗，茶叶在长江流域的岁时节令、诞生礼仪、乔迁新居、婚丧嫁娶、宗教礼仪等生产和生活中，被赋予了多重功用。男女以借茶为由邂逅、以茶排遣忧思、以茶代酒凭吊逝者、以茶求子、以茶礼求婚，聚会饮茶并以茶事笑话取乐，僧人以茶待客、以茶筵作为宗教仪式还愿等。

以茶为娱，长江流域的茶农将茶与舞蹈、歌曲等结合，创造了劳动号子、采茶歌、采茶戏等娱乐形式。安徽皖西地区有《采茶》《锄茶歌》，黄山地区有《请茶歌》;浙江有建德有《顺采茶》《倒采茶》灯调曲目;湖北鄂西山区有劳动茶歌、抒情茶歌、仪式茶歌等;湖南辰溪茶山号子;茶歌在江西民歌中占有很大比重，并发展成了风格多样的采茶戏，演员多手执茶篮灯、扇子等道具，载歌载舞，劳动和欢愉尽在其中。

以茶为艺，茶是文学、书法、绘画、陶瓷等艺术形式热衷表现的对象。除诗词曲赋外，小说、散文等也经常描绘茶叶，如《三国志通俗演义》《红楼梦》《老残游记》等。当代作家王旭烽著有“茶人三部曲”，以家族叙事的方式勾勒了以杭州为中心的长江流域茶文化在近现代社会转型和发展的生动图景，并摘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桂冠。书法方面，唐代书僧怀素的《苦笋帖》、北宋名臣蔡襄的《十咏诗帖》等皆是茶与书法结合的名篇;茶画更是名品、名家频出，唐代的《宫乐图》、宋徽宗的《文会图》、明代唐寅《事茗图》等，都被视为珍品。茶与陶瓷艺术结合的典范是茶具，景德镇、宜兴等地出产了众多融实用与艺术为一体的茶碗、茶壶等，至今不衰。

以茶为媒，长江流域的茶叶和茶文化连接了个体与族群、物质和精神，是长江文明皇冠上的“绿色明珠”。

参考文献

陈文华：《长江流域茶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刘礼堂、万美辰：《唐代长江流域的茶叶种植与饮茶习俗》，《江汉论坛》2019年第11期。

刘礼堂、吴远之主编：《中华茶文化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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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磊：《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影响》，《人民论坛》2022年第19期。

吴觉农：《茶经述评》，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

袁祯清、宋伟：《宋元时期制茶工具考略》，《安徽史学》2022年第3期。

康健主编：《祁门红茶史料丛刊》，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黄柏权：《挖掘长江流域茶文化资源推进乡村振兴》，《新华日报》2022年9月6日第13版。

(作者简介：宋时磊，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汉语写作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阶段性研究成果)

来源： 澎湃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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