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年初，在西班牙巴萨罗那一家街边的咖啡馆等朋友，本想点一杯便宜的黑咖啡消磨时间，但却在“茶”的那一栏，发现了云南滇红茶，售价2.8欧一壶(人民币22元左右，这家店意式浓缩的价格是1.5欧，美式的价格是2.5欧)。相比咖啡，云南红茶的价格略贵，但此刻已经不是计较价格的时候了，连忙点了一壶云南滇红茶尝尝。
服务员端上茶来，用一个蓝绿色的小茶壶配了一个深蓝色的小瓷杯。我揭开盖子，看到茶壶里泡的是完整的叶片，应该是滇红工夫茶。泡了两分钟之后倒入小茶杯里品尝，虽然滋味不如在云南喝到的香高味浓，但依然喝得到大叶种红茶特有的香气和韵味，此刻已经十分满足。对于一个喝茶人而言，在陌生的地方遇到熟悉的茶，是一种惊喜。茶叶和人的流动，是滋味的流动，也是文化和记忆的流动。
从17世纪的西方大航海时代开始，中国红茶就踏上了它的环球之旅。荷兰人把茶叶带到欧洲，英国人把喝茶的传统发扬光大，一杯杯红茶，随着日不落帝国的征途，红动四方。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早已衰退，红茶却依然香飘四方。400多年来，红茶一直都是世界茶叶贸易的主角，是世界范围内饮用人数最多茶品。从东方到西方，红茶也是当之无愧的最具包容性和最受欢迎的茶品。
云南红茶与世界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云南红茶经由马帮、汽车、轮船一路奔波，从澜沧江边抵达泰晤士河畔，由此开启了云南红茶的全球化时代。从1939年开始，云南红茶便为了成为世界红茶贸易的重要一环。
云南红茶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如今的云南红茶又面临着怎样的机会和挑战呢?
战乱时代，为出口换汇而生
云南红茶的华丽登场，就是为了出口换汇率。战乱年代，安徽、福建等中国红茶的主要产区无法正常生产，国家需要寻找新的产区来进行红茶出口，为国内带来充足的外汇。滇红工夫茶于1938年在顺宁试制成功，从1939年凤庆茶厂开始批量生产，供出口换汇。
凤庆地处云南西南部 ，境内山地多、平地少，多民族聚居，基础设施也相对薄弱。2019年，从云南昆明到凤庆，驱车要10余个小时。乘飞机也要先飞抵临沧机场，再从机场转乘3个小时的汽车才能抵达。在交通不便的抗战年代，一杯产自云南的工夫红茶，要抵达伦敦，路程遥远。
1939年至1940年间，制作好的工夫红茶要先用骡马运输，送到下关后，再由汽车转运昆明，转调广州口岸、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设在香港的富华公司销售于伦敦国际茶市。后是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设在缅甸仰光的振华公司和启南公司两个办事机构，将凤庆红茶产品经云南省茶叶公司指定的运输线路，或由顺宁经昆明装火车至海防，或由顺宁以骡马运输，取道西南通道，或绕道保山，转腊戌装火车至仰光。销往印度、缅甸、泰国，或通过仰光、转口香港，销伦敦茶叶市场。
当年的茶叶出口就如同接力赛一般，需要各个环节的配合才能抵达终点。第一批“新滇红”出口的时候，还没有木箱铝罐子，是用沱茶篓装运香港，然后再改装木箱铝罐出口。1939年凤庆茶厂边建厂边生产，批量试制成功工夫红茶17.4吨，交由香港富华公司转销伦敦。云南红茶的品质在伦敦市场广受好评，这是云南大叶种的荣誉，也是云南红茶开创者的荣耀。香高味浓的云南红茶里，流动着的是一个国家的苦难与伤痛，一个民族的光荣与梦想。
勐海作为云南茶叶重镇，也几乎同时与凤庆茶厂开始了红茶试制，据汪云刚、刘本英的《滇红》一书记载，勐海于1940年加工出了第一批机制红茶，至1941年底生产出工夫红茶200吨左右。关于这个时期佛海茶厂的红茶加工和出口，《中茶进出口公司志：1938-1990》中也有记载。1942年，因为日军侵占缅甸，滇缅公路中断，凤庆和勐海的红茶无法运出，只能内销。1942年-1950年间，时局动荡，包括红茶在内的几乎所有云南茶都运销阻滞，发展也较为缓慢。
计划经济时代内销与外销
1950年，云南红茶开始恢复出口，要了解当年云南红茶的销售情况，需要先了解中国茶叶出口政策的大背景，也要理解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发展背景。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配合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茶叶出口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侧重：50年代，主要以苏联和东欧为主;60年代，减少东欧和苏联国家的出口，增加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亚非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70年代发展和扩大对欧美，亚非国家的出口;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出口比较多元化。1950年至1990年间，云南红茶远销苏联、波兰、英国、美国、加拿大、巴基斯坦、日本、法国、新加坡、伊朗和香港等 20 余个国家和地区。
1949年以后，国家对茶叶实行“中央掌握，地方保管，统筹分配，合理使用”的原则。中国茶叶总公司确定的茶叶销售以“扩大苏销、新销，掌握边销，调剂内销”的方针，1950 年代，云南红茶主要调供湖北茶叶公司，销售苏联和东欧各国，少数销与第三世界国家。
1956年对于云南红茶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因为从这一年起，云南红茶的产区从原来的凤庆、勐海两县扩大到了昌宁、云县、双江和临沧4县，当时省茶司和凤庆茶厂抽调了100余位技术人员，同时还聘请了安徽和江西的50多名技工到这四个地方进行技术指导。这一年，有800多名茶农学会的初制红茶技术，云南红茶的产量也比1955年增加了一倍。当年的这些红茶产区，如今也是云南的红茶重镇。时代在变，但制茶的传统在各地茶人间得以传承。
上世纪60 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云南红茶对苏联的出口有所减少，这个时期云南红茶主要调供上海、广州口岸，以号码茶拼配出口，供应西欧和北美市场。1974 年以后，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开始自营出口普洱茶和工夫红茶，云南红茶全部调供云南省茶叶公司拼配号码茶出口，1975年，云南调供出口的红茶首次突破10万担。
上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关系的改善，云南红茶又恢复了对苏联、波兰、捷克和民主德国的出口，一直到90年代都是逐年上升。从云南出口苏联的茶叶，从昆明东站装火车出发，经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出口苏联。《云南进出口公司志》中记录，1990年出口苏联的工夫红茶为895吨，红碎茶为3031吨，小包装茶250吨。
工夫红茶在国际市场上其实是一个非主流产品，国际市场上的主流产品是红碎茶，这与西方的饮茶习惯相关，工夫茶的冲泡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广泛，主要是在中国以及华人文化圈流行。且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等世界主要红茶出口国主要供应的是红碎茶，红碎茶分级严格，定价统一。印度在19世纪末就开始用揉切机进行红茶生产，产品分级出口，高效率，低价格。其他茶园亩产高、人工等成本低，中国的红碎茶出口，面临的竞争比较激烈。
云南省红碎茶的起步较晚，《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中记载，云南红碎茶“1958年在勐海茶厂试制，1959年少量调拨出口，1964年小范围内推广生产，文革期间停顿，70年代恢复生产” ;而《凤庆县茶叶志》中的记载是“1957 年首批自然碎茶调供广州口岸，远销埃及1957 年，首批自然碎茶调供广州口岸，远销埃及。1958 年，制成初制分级茶，分别调供上海和广州两个口岸，销售伦敦。”我们先不讨论着两处记载中的分歧，我们大致可以讨论的是云南红碎茶的出口不会早于1957年，也不会晚于1959年。1986-1990年间，云南红碎茶的出口量在1000吨-3000吨之间，占到全国红碎茶出口量的4%左右，主要销往西欧和北美。
图▏拍摄于凤庆茶厂老厂
在红碎茶的出口中，云南有先天优势，但也有难以克服的后天劣势。
中国出口的红碎茶当中，中小叶种红碎茶是主流，云南大叶种制作的红碎茶与中国其他产区的中小叶种红碎茶拼配后进行出口，可以提高整体售价。中小叶种的外形好看，大叶种的红茶香高味浓。利用各自的特性进行拼配之后优势就显示出来，品质优势在流通市场中变成了价格优势。20世纪80年代，有云南大叶种拼配的红碎茶比单独是中小叶种的红碎茶每吨可以提高售价一百-两百美元。1979年，凤庆茶厂的两批红碎茶被评为全国质量第一名，美国立顿公司以每吨2650美元买走。1980年凤庆茶厂出口的红碎茶最高卖到了3270美元一吨。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凤庆茶厂的年产量(工夫红以及红碎)大约在三四千吨左右，平均出口价格是每吨5000美元。
后天劣势方面，云南红碎茶起步晚，且全省产茶区的工业化水平比较低，茶叶亩产量低、加工成本高。我国的红碎茶出口在1984年达到了7.2万吨，创历史新高。但是到了90年代，随着世界红碎茶主产区的增多和产量增大，云南红碎茶的质量稳定性和价格成本控制上，难以与国外红碎茶主厂区进行竞争，出口售价较低，亏损比较明显。在商品交易的过程中，品质和成本之间的的博弈一直都在。
内销方面，1985 年以前，无论是工夫红茶还是红碎茶，除副茶内销外(副茶指的是碎茶、片茶、末茶)，全部正茶产品均调供出口。1985 年以后，国内市场才逐步放开，各地茶厂的红茶得以销往全国各地市场。
图▏拍摄于凤庆茶厂老厂
1956年以来，除了凤庆茶厂，全省许多茶厂都进行过红茶的规模化生产：勐海茶厂生产过工夫红茶、CTC袋泡茶等;大渡岗茶叶公司主要生产CTC红碎茶;普洱龙生集团生产过工夫红茶;腾冲茶厂生产过工夫红茶，昌宁红集团生产红碎茶和工夫红茶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最近20年，云南很多茶厂都进行过红茶的生产，产销情况也逐步多元化。但无论是从产量还是从消费量来看，国内的消费长期以来都主流是绿茶，红茶的市场还比较小，亟待开发。
CTC生产线的沸腾干燥机
云南红茶的的机遇与挑战
有观点认为，随着普洱茶的崛起，云南对红茶不够重视，因此让云南红茶的产销走向低迷。也有人认为，云南红茶的现状，只是中国茶产业从国家统购统销到放开市场后的一个缩影。
1996年改制以来，云南红茶最老牌的企业——凤庆茶厂的起起落落也牵动着业界的关心。对内，企业改制经营和管理困难重重;对外，全球茶叶消费市场正在发生着巨大改变，挑战重重。这家老牌企业的处境，也是云南红茶现状的一个缩影。
我国出口的主要茶叶品类包括绿茶、红茶、乌龙茶、普洱茶和花茶，分品类来看，其中绿茶仍是主要茶叶出口品类，2019年中国绿茶出口达30.39万吨，同比2018年增长0.3%，占茶叶出口总量的82.8%;红茶出口量为3.52万吨，同比增长6%，占比9.6%。从这个数据看，红茶出口占比虽然少，但也是稳中有升。
在原料出口方面，据2017年的数据显示，保山的昌宁红茶集团目前是云南最大的茶出口企业，拥有全球最大的CTC红碎茶生产基地和4.1万亩国际雨林联盟认证茶园。该厂所生产的的优质红茶原料已出口到法国、英国、新西兰等17个国家和地区。云南红茶的出口具备品种优势、生态优势和资源优势，但如果要用红碎茶这一品类与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相竞争，则优势较弱。在红碎茶之外，云南工夫红茶如何再次“出走”，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内销方面，格局相对稳定。绿茶仍是主导茶类，占比为超过60%，黑、红、白茶发展迅速，其中，红茶占比近11%，并有占据更大市场份额的趋势。外销市场的红碎茶竞争激烈，抓住国内市场的潮流，或许是云南红茶发展的一个好机会。印度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印度每年的红茶产量在100万吨左右，而80%都是国内消费的，只有20%的出口。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的数据显示，我国2019年的红茶进口量是3.64万吨，占进口总量的83.9%，进口总额为1.26亿美元，进口均价为3.46美元/千克，相比进口价格，中国的红茶出口均价是9.91美元。中国的红茶进口，其中斯里兰卡的量最大。这个数据也印证了国内新茶饮崛起的过程中，红茶的品饮需求在不断扩大。红茶无论是调饮还是清饮，都有其独特滋味。红茶在国内市场的营销，还有许多空间可以挖掘。
多年前，有一位不喝茶的朋友问我，云南也有红茶?红茶不是英国的么?我听了之后有些哭笑不得，连忙和他普及一些基本的红茶知识。云南红茶作为大叶种红茶的代表，80年来，它创造过辉煌与奇迹，也经历了蛰伏与迷茫。云南红茶，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喝到，它是一种商品，一种饮品;也是一段记忆，一种生活。
来源：茶业复兴
《红茶之书》
作者：
[日]矶渊猛
出版日期：
2017年11月
内容梗概
席卷世界的红茶究竟有多神奇？作者通过制茶、茶史、饮茶方法、配茶食等方面开启一次从东方到西方，轻松、有趣、美味的红茶之旅。
三十分钟变身制茶高手
有关红茶的简单疑问
红茶研讨会的秘藏话题
红茶历史的创造者
红茶的产地、茶园及工场
精读笔记
三十分钟变身制茶高手
红茶仅仅是“材料”
细细想来，红茶仅仅是 “材料”。如果想要调理材料，自然会依据不同状况，使其或浓或淡，或冷或热，又时而烹至微温后再分享饮用。你以为红茶只有一种，但这一种材料却什么都可以做出来。此处就要靠烹调者的手艺和所下的工夫了。
举例来说，日本人将大米纯熟地用于各式料理之中。寿司饭、菜饭、粥、年糕……普通的米粒因为烹饪水量不同就有多种用途。用同样的思路来考虑红茶，“这种红茶只能用于这种场合”的固有观念就不复存在了。
创造红茶个性的三大要素
红茶和葡萄酒一样有“fullbody”的用语。这是表现红茶个性的鉴定用语，指味道、茶香和水色的三要素都齐备的状态。涩味是由红茶内所含的儿茶素生成，又被称为单宁。经解析发现红茶的茶香中有三百种以上的香气成分。举例来说，个性突出的大吉岭被称为有麝香葡萄和香槟的香气，而中国的祁红则被说是有砂糖加热至开始发焦时的香气和蜂蜜的甜香。较容易分辨的是从红茶中提取的色泽，称为水色。水色基本上以橙红色为基调，由此产生浓淡变化。在描述红茶特征时，既可以说大吉岭的初摘茶是通透的橙黄色，阿萨姆为微暗的深红色，斯里兰卡康堤是明亮的红宝石一般的红色……
沸腾跳跃成功的窍门
①不论水质软硬，使用新鲜的水。如使用瓶装水，要先倒出少量的水，之后盖上瓶盖上下摇动10次左右以混入空气。
②泡一人份（350毫升）的茶时也要多用水，烧水时量要在1升以上。水量少的话含氧量少，很快就变成无氧状态。
③用大火快速煮沸。熄火时机掌握在水温95～98摄氏度之间，水面有大水泡出现翻滚时就立刻关火。
④若茶壶因室温低而发凉，需预先用热水提高温度。
⑤热水要对准壶中的茶叶迅速注入。如拍打茶叶一般注入，则茶叶上会吸附着更多的气泡浮起。
⑥气泡溶解在水中后，浮起的茶叶因自身含有的水分缓缓下沉，之后又会随着热对流而上浮。如此反复若干次，几分钟后最终会全部下沉。
讲究牛奶甚于红茶
牛奶应先于红糖加入。这是因为温度达到75摄氏度时，牛奶中的蛋白质便会发生变化。如果将牛奶倒入热红茶中，则高温必然会引发热变性。相反，如果将热红茶慢慢注入凉牛奶，则温度徐徐上升，热变性不易发生。两者一旦混合，只要使用的不是聚乙烯制茶杯，牛奶的温度就不会高过75摄氏度。
用于红茶时，英国人讲究要用没有加热，保持室温的牛奶。即使是寒冬也绝不加热牛奶。牛奶倒入奶锅中加热，与锅面接触的牛奶会因高温而发生剧烈的热变性，产生焦臭。蛋白质焦化后会混入硫化氢（硫磺）成分，散发与红茶不搭配的异味。同时加热导致蛋白质凝固液体变浓，红茶变得不清爽。
“所有红茶都靠牛奶。”
这自然是句俏皮话，但出自英国人口中，便感觉像是一句实话了。
有关红茶的简单疑问
大吉岭、阿萨姆、祁门及锡兰红茶的特点
大吉岭红茶（Darjeeling）
大吉岭位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北部的海拔约2300米的高原。当地19世纪后期从中国福建省引进绿茶的种子及苗木，并将其改良为红茶。受本地低气温以及喜马拉雅山脉为背景的高山地带影响，一年间可以收获三个不同阶段风味的红茶：初摘茶，于3月上旬至4月间采摘，味道爽利又有偏刺激性涩味，水色淡，推荐轻饮。次摘茶，采摘时期为5月至6月下旬，有初夏红茶之称，次摘茶的麝香葡萄香味浓，涩味也重，水色为偏橙色的红色。饮用时一杯清饮，第二杯配牛奶饮用最为合适。
阿萨姆红茶（Assam）
阿萨姆邦位于印度东北部，背靠喜马拉雅山脉，包括布拉马普特拉河流经的广袤平原。阿萨姆红茶味醇，涩度有厚度。茶香平易，水色为深红色，透明度低，和牛奶十分搭配。
祁门红茶（Keemun）
中国代表红茶，位于中国东南部的安微省，属于亚热带气候。祁门红茶的涩味中等，滋味隽永。茶香有糖蜜甜香，有类似于菊花、柿子、梨、苹果等的香气。水色为含紫色的深红色。
锡兰红茶（Ceylon）
锡兰1972年改名斯里兰卡。种植地区按海拔不同分为下文的六大红茶产地，气候及风、雾、直射阳光的强弱差异使得红茶的个性发生变化，每种都各有特色。比如：乌沃（Uva）世界三大名茶之一，风味强烈涩味浓，水色深红，喝牛奶十分合拍。
红茶与绿茶的区别究竟是什么？
新鲜的茶叶为绿色，采摘后即时进行蒸炒加热，便可保持绿色。之后再加以揉捻及干燥处理，就可制成绿茶。
而红茶则要让新鲜叶片萎凋以去除水分，经过氧化发酵进而变成茶褐色，等到用100摄氏度以下的低温进行干燥以终止发酵，红茶就制成了。
为什么日语说红茶而英语称Black Tea？
中国取名红茶。日本沿用此名称。欧洲人见到水色绿的叫绿茶，而红茶用硬水冲泡时，茶水比起红色更接近黑色，而茶叶也是黑色。Black Tea之称就源于此。但在英语中Black Tea有两种含义。一是泡好的红茶，二是指茶叶本身。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或斯里兰卡红茶，都叫Black Tea。
红茶加柠檬
20世纪后，美国人将收获的柠檬放入红茶，当作茶味柠檬水饮用，此事正是柠檬茶的起源。随着二战后引进的美国文化，柠檬茶在日本流行起来，但就英国推广至全世界的下午茶而言，主要方法还是红茶配牛奶。同时，柠檬茶则作为可和冰红茶一起享受清新香气的美国式喝法逐渐普及，虽被英国视为不正统的红茶，却大受大众支持的茶饮料。
下午茶有礼仪规矩吗？
下午茶是英国饮食文化的代表。下午茶的时间基本是午后2点到傍晚5点。用于下午茶的桌子比较矮小，因此分别装在盘中的三明治、烘焙甜点、迷你蛋糕等茶点无法全部放在桌面上，多会使用可放3层盘子的点心架。
用下午茶招待客人的主人如果是男性，一定要主动申请负责泡茶，询问客人喜好的牛奶用量和红茶浓淡。主人选择红茶配牛奶的饮法时，不应勉强清饮。
红茶产量第一的国家
世界红茶产量最高的国家是印度，年产量约为98万吨。然而本国12亿国民钟爱印度奶茶，茶叶消费量就高约80万吨。
红茶研讨会的秘藏话题
倒在托盘里的红茶
红茶鉴定师在品鉴红茶时，要啧啧有声地从茶匙中啜饮红茶。咋一看有些粗鲁，但这是有原因的。出声啜饮时，氧气与茶水会混合一起跃至舌上，如此一来可以感受到甜味与茶的滋味，茶香也会变浓而容易分辨。最初从中国到日本茶碗没有把手，无法立即饮用，于是人们便将茶碗里的红茶注入托盘，从托盘中啧啧有声地喝茶。
这种喝法也传到了英国。18世纪初期，红茶价格高昂，只有王公贵族和富人才能喝得起。贵妇人们奇妙的喝茶方法也被当作礼仪，还成为时尚，流传到了全英国。日本茶杯添上了把手，但这种和还是习惯留存下来，被地方上的人视作绅士淑女的饮茶法而模仿至今。
圆形茶壶的神话
进入18世纪后红茶逐渐推广，一种椭圆形的壶渐渐演变为模仿中国或日本茶壶的圆形。随着人们愈发热爱红茶，富裕阶级开始如崇拜金银珠宝一般珍视来自中国和日本的茶具，直至18世纪中叶出现了名窑之称的品牌，众多具有英国特色风格的名品接连诞生。
其实只要是茶壶，就不必拘泥于形状，但一想到茶叶悠然浮动在无法看到的内部茶壶中，滋味和香气都来源于此，的确会想尽量找一把好壶。
理想的茶杯
想用什么样的茶杯喝红茶因人而异。
理想的茶杯应满足的条件，通常被认为有以下几点：
①内测为白色，可以看清水色。若杯底浅，会有光线反射，水色变得鲜亮而透明度高。
②杯口宽，口径大。这样方便光线照人，容易闻茶香。
③把手大小可以容纳女性两根手指穿过，方便手拿。
④质地为骨瓷则红茶不易变凉，口感会变得润滑。
红茶与赌博
从赛狗到跳蚤跳的距离长短，自古繁盛而英国人必定热衷的事物便是赌博。
红茶自然也是打赌的对象。19世纪中叶，从厦门或上海、福州的港口出航的帆船能在多少天内抵达泰晤士河的港口也成为了打赌的内容。每年春天，当中国的新茶开始出货，就会举行运茶船的竞速赛。比赛航程为从中国出发到进入泰晤士河港为止。夺得第一名的船会获得奖金。
有秘药之称的红茶养生法
葡萄牙的公主凯瑟琳·布拉干萨（Catherine of Braganza）在1662年嫁给英格兰的查理二世时，将茶叶作为药品带到了英国。而就在她带来的前几年，1657年，伦敦证券交易场所的托马斯·加韦经营的咖啡屋“加韦”已经开始出售中国茶。
加韦卖茶的方式有些特殊。不宣传味道和茶香，却最优宣传茶的功效。这些功效多达二十余条，其内容大致是：茶的价格虽高，但历史经验证明，一旦饮用，便可保证长久健康和长寿。对头疼、失眠、胆结石、倦怠、肠胃不良、坏血病、失忆、腹泻、噩梦等都有疗效，与牛奶一并饮用还可预防肺病，包治百病。
凯瑟琳王妃的出嫁与红茶
凯瑟琳·布拉干萨（1638-1705）作为将红茶传至英国的王妃而留名青史。查理二世的情妇络绎不绝，据说宫殿中的凯瑟琳为了缓解寂寞，每天会喝好几次从祖国带来的红茶。王妃用珍贵的红茶招待客人和来访的贵妇。王妃的茶渐渐变得很有名，最终成为贵妇们艳羡的对象。“茶是配得上贵妇的饮品”的想法推广开来。
波士顿倾茶事件的第一策动者
1773年12月16日黎明，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港，一群反对英国议会殖民地政策的人闯入载满红茶的东印度公司船只，将红茶箱子扔进海中。这便是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
事件的第一策动者塞缪尔·亚当斯（1722-1803）在波士顿当地出生，是对英抵抗运动的主导者，使受英国殖民地统治的美国独立的人物。事件中，塞缪尔率领50人装扮成美洲原住民莫霍克族，在脸上和身上画上图案，头上插着羽毛，披着毯子，手持斧子和小刀闯入船舱。
“把波士顿变成茶壶”他们一边喊着，一边捣毁了数艘货船载有的342个红茶箱，将茶叶倾倒入海。
鸦片战争与林则徐
英国不择手段也想要获得红茶。在本国无法栽培，只有冒险前往遥远的中国。英国自信满满地运来的毛织物不受喜欢丝绸和棉布的中国人欢迎，而在英国又找不到用来替代的商品。茶叶贸易，英国只好依赖白银。随着茶叶进口量的增长，从英国流出的白银越来越多，因为白银不足而导致了深刻的财政危机。此时，英国人的对策是将鸦片运至中国，阻止白银流出。
鸦片的利润十分充足，结果在茶叶贸易中丢掉的白银，又从中国流向英国。到了鸦片战争前的1838年每年运往中国的鸦片达4万箱，一眨眼就覆盖了中国全境。
同年，清朝排林则徐（1785-1850）至广州，向英国人宣布禁止将鸦片流入中国。
锡兰红茶之神
詹姆斯·泰勒和200泰米尔工人一起修路，挖出用于茶树的土壤。用大象拉走大块岩石和雨林的巨木，由人来平整土地。不到1年，种植在此处的阿萨姆红茶就成功扎根，陡峭的群山转眼间被绿色覆盖了。英国人十几年尝试在印度各地，包括阿萨姆和最接近锡兰的最南端种植中国茶树的苗和种子，都屡告失败。而这次却轻易取得成功，只能说是有神赐力量和上天的恩惠。
英国的红茶王川宁
1666年，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进口量逐年增加，红茶的人气愈发高涨。到1717年，川宁的创立者托马斯开始开辟新店，并使用有中国“金狮子”作为店铺的标志。1729年时，顾客增至900人以上，货物中的红茶数量有压倒性优势。
我见到第10代继承人斯蒂芬·川宁，每次见面，总负责人总会提到一件事。第9代如此，第10代也没有忘记：“川宁能经营至今，不是因为有家系，而是因为有愿意喝川宁红茶的顾客们。”
由难民成为红茶之王的托马斯·立顿
19世纪的红茶史，除了川宁，还有一个无论如何也不可忘记的人物。他便是短短一代间便赢得了“红茶之王”美誉的托马斯·立顿。立顿采取的红茶销售方法大大打破了当时的习惯，事先称量茶叶，装入1-4磅不等的几种口袋中，摆放在店，等待顾客购买。快捷、卫生且廉价，再加上立顿的袋子上印着立顿的名称，立顿之名变得广为人知。
托马斯又采取了进一步行动。根据红茶的滋味和茶香会因水质而变化这一点，配合各地水质而调制茶叶，制作了各地独有的红茶。人们对这些红茶有了故乡的亲近感，都不愿意喝立顿以外的红茶了。
红茶的产地、茶园及工场
采茶
我曾问过工头为何不放过一丁点的迟到。
“采茶是制作红茶中最重要的工序，随随便便地干就没法做出好的红茶。”
茶叶的采摘非常重要，要按一芯二叶或三叶来摘。茎最上面的是芽，下面附着两枚新叶，长度多为8～10厘米，偶尔长至14/15厘米时，就会多一枚大叶子，便是一芯三叶了。采茶时摘到尽量靠近叶芽的部分，就可保证顺着叶茎上升的养分都送到嫩芽里使其茁壮成长。采茶人的手非常重要。根据不同的采法，红茶会变得好喝，茶树的寿命也会延长，而新芽和新叶长得好，生产量也会上升。
印度阿萨姆茶园
茶园平阔无垠，用来遮阴的行道树种得十分规整，采茶人背着直径50厘米，长约70~80厘米的竹筐，穿着图案各异的印度纱丽采茶。阿萨姆的茶叶很大，和小孩的手掌差不多。采茶时转眼间就会抓满生茶叶，背着的竹筐也很快就装满。据说，一天要摘40～50公斤。采茶人应该早已习惯了炎热，但他们的鼻尖的汗水都闪着光。他们马上就要回家了，但明天还要来接着采茶。四周飘着绿叶蒸腾的热气，连T恤中都渗进了一点。
大吉岭的初摘芽
最有名的红茶应该就是尽人皆知的大吉岭。大吉岭一词是藏语，意为“雷之地”。实际上，海拔2248的山岳地带雾气重，雷确实很多。大吉岭受喜马拉雅山脉的影响，12月至2月下旬会降霜，气温低，3月阳光携着春意又催着茶树发芽。采茶人收到初摘茶，便一下子有活力，整个工场都被草叶香和难以形容的麝香葡萄混合青苹果般的甜香包围着。
本文为《红茶之书》摘选整理后的精读笔记，不代表本平台立场和认同的观点，如果对本书感兴趣，可阅读全书，了解更多茶知识。
矶渊猛，日本红茶研究学者、红茶散文作家，在红茶的文化历史研究和商业经营领域均有着首屈一指的成就，是日本人气很高的红茶
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武夷茶（Bohea）一直是全球市场上最成功的商品之一。从产地闽北山区至海外的主要消费市场英国，随着武夷茶的跨洋流动，其对应的商品知识也在产地、通商口岸和消费地之间流通，并随之造成了武夷茶在不同时空中的意涵转变。武夷茶之所以能在早期的国际贸易中取得成功，既在很大程度上得利于其廉价耐泡的“物性”，同时也得利于在其价值链生成的各个阶段，不同的中间人对知识的选择、筛选和编辑，以及这些知识流通与消费者的需求之间互动调适的结果。
引言：跨国商品贸易中的价值链
追溯武夷茶从闽北山区向海外的传播路径，从茶树上采摘下的嫩叶到最终抵达英国人的餐桌，中间经过了无数双手：武夷茶的茶农、制茶工人、茶栈和茶行的验货人、十三行的行商、东印度公司的大班、码头装卸工人、英国的批发商和零售商等。随着茶叶横渡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流通，中国与茶叶相关的知识也随之传播到西方国家。正如阿帕杜莱所指出的，商品的长距离跨文化流动是由相互关联的、小规模的、同质的、低技术的地点之间的商品流动组成的。虽然不同人群对此类商品的知识总是可能不均衡，且随着地点之间距离的增加，人们对特定商品的不同了解（或“无知”）造成了必须商谈的张力。这类知识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关于商品生产的知识（技术、社会、美学等），一是关于商品流通中的如何“正确”消费的知识。这两类知识之间的差距随着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空间、时间和社会距离的增加而差异更大。因此，知识、信息和无知不只是从商品生产和消费的两极来界定的，它们也展现了在流通和交换的实际过程中的特征[1](P41-42)。同时，武夷茶作为一种在早期世界贸易体系中广受欢迎的商品，其价值的实现涉及商品在跨印度洋和大西洋的不同地理区间的交通运输，因此，本文借鉴了价值链这一概念，追溯了商品贸易中涉及的三个阶段，即商品的原材料、生产与组装和流通[2](P456)。具体而言，本文聚焦于武夷茶在长途贸易中需要经历的三个阶段：首先是在武夷茶的产地福建闽北山区；其次，茶叶经由水路、陆路运输以后到达沿海的通商口岸，在这里经过装箱由各国东印度公司——尤其是早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18世纪以后崛起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行商之间的磋商对茶叶进口有重要影响；最后，本文讨论了海外市场，尤其是英国人对武夷茶的消费。研究表明，尽管武夷茶具有多种特征，但它特殊的“物性”是促使其在跨文化流通中成为一种成功商品的关键因素。
产地：武夷茶的起源与外国买家对茶商业知识的搜集
在18—19世纪的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清单中，武夷茶对应的英文名为Bohea，但这一名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却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在印度及其周边产区，Bohea指的是等级最次的粗老叶。即使是在18世纪进口和消费中国茶叶最多的英国，很多英国人至今也并不知道“Bohea”到底指的是什么。而在中国，“Bohea”意为“武夷”。由于当时中国出口欧洲的茶叶大多为红茶，因此一般翻译为武夷红茶。但现在的武夷山同时生产两种不同的茶类：岩茶（乌龙茶）和正山小种（红茶）。因此，对于Bohea究竟是乌龙茶还是红茶是存在争议的[3]。红茶并非中国人的饮茶传统，国内生产的红茶一般都是出口外销。关于中国最早的红茶正山小种的起源一直缺乏文字记载，在武夷山当地依然流传着关于正山小种起源的传说：约在明末时期时值采茶季节，一支北方军队路过星村桐木村，见天色已晚，路边有一座茶行，士兵们直接睡在了茶行中的茶青上。当时茶行老板和雇工都逃到附近山中躲藏，待军队离开后，茶青发红，老板心急如焚，把茶叶揉搓后，用当地盛产的马尾松柴块烘干，烘干的茶叶呈乌黑油润状，并带有一股松烟味。因本地人一直不习惯喝这种做坏的茶，老板只好将茶叶挑到星村茶市贱卖。没想到荷兰商人收购去了以后，对这种带有烟熏味的茶叶味道特别喜欢，还愿意出2～3倍的价钱第二年订购这种茶。从此，当地人就专门生产这种红茶专供外销[4]。
在当地广为流传的正山小种的起源故事很可能是杜撰出以“证明”红茶与英国之间的历史联系。黄华青的研究表明，桐木关当地加工正山小种的“青楼”是在集体制时期才形成的[5]。但它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茶的判断标准以及中国人想象的英国对红茶的狂热。当地人将正山小种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归功于一系列“意外”。当代史学家将明末出口的武夷茶明确归为红茶的一类：“明末崇祯十三年（1640），红茶（有工夫茶、武夷茶、小种茶、白毫等）始由荷兰转至英国。”[6]在这个传奇故事中，中外市场对这种茶的质量有不同的看法。正山小种（红茶）的价值实现得益于长距离贸易中的消费者对商品知识的“无知”和“误解”。外国人对茶叶这一中国特产商品的知识的缺乏使得中国本地的茶农和负责出口的行商在中间赚取了高额差价。经过中间人的间接反馈，武夷山当地的文人以“西方主义”式的想象描述了英国人对武夷红茶的“符号消费”：“英吉利人云：武夷茶色，红如玛瑙，质之佳过印度、锡兰远甚。凡以武夷茶待客者，客必起立致敬。”[7](P590)
在国际茶叶贸易中，Bohea和Lapsang Souchong的交叉性或替代性使用，以及Bohea这一名称反映了武夷茶的原产地与出口港口城市（厦门）之间的联系。“Bohea”为“武夷”的闽南语发音，而武夷山在闽北，位于福建省与江西省的交界处，但这个流传于全世界的发音却是闽南人贡献的。这其实也反映了历史上闽南人曾大量涌入武夷山区贩茶的情况。此外，1684年，清政府解除对海上贸易的限制，厦门成为对外开放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大量武夷茶通过厦门港流入世界市场。因此，外商以闽南话将武夷茶叫做Bohea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任何商品的流通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对中间采购商和消费者都至关重要，即价格和质量。外商总是抱怨广州行商提供的茶叶质量差而价格高。为了突破清政府对内陆产茶区的封锁和行商对茶叶供应的垄断，东印度公司雇佣一些具有非凡胆识的冒险家和植物猎人深入中国内陆产区，企图和产地直接建立贸易联系，其中包括著名的茶叶大盗罗伯特·福琼[8]和塞缪尔·鲍尔[9]。他们都曾不顾清政府的禁令到达过武夷山并进行了专业的商业考察。有许多原因值得他们深入茶产区冒险：首先，外商需要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茶叶的专业知识，能够在与行商的谈判中获得一些主动权，而不是完全依赖中间人进行交易。其次，一些洋行希望与当地茶叶供应商（茶栈）或茶农建立直接的业务联系，从而避免利润流失到通商口岸的代理机构。最后一个也是最具挑战性的原因是，东印度公司企图将茶树移植到英国殖民地——气候条件与中国茶产区类似，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西南边疆接壤的印度。罗伯特·福琼对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武夷山发现了红茶和绿茶原来来自同样的茶树，只是加工方法不同而已[8]。实际上，早在福琼考察武夷山之前，1836年就有一位法国旅行家到过武夷山，他也发现绿茶和红茶是产自同一种植物，二者只是通过叶子干燥的时间长短来区分。同时他还提到，炒茶的方法是一种国家机密。作为一个好奇的外国来访者，他记录了红茶加工的方法，包括在最后一步加入硫酸钙和靛蓝以加深颜色（靛蓝用于增色，而硫酸钙用于固色）[10](P102)。尽管这位法国冒险家将其记录为一种常规操作，但茶叶贸易链中的掺假行为显然从源头就已经开始了，随后在武夷茶的整个生产和销售的不同环节都有类似情况。
通商口岸：武夷茶的掺假与西方商人的应对策略
1757年到1842年，由于清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广州是唯一一个保留开放的对外贸易港口，这一时期也被称为一口通商时期。这一时期，外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与中国垄断制度下的行商成为中西茶叶贸易中的两个关键性角色。
虽然购买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具有异国情调的奢侈品相当有利可图，但这种商业活动同时也是一种高度依赖专业知识的商业投资冒险。一方面，自18世纪以来，国外的茶叶采购商在与行商的反复交涉和经验积累上，逐渐学会了如何辨别不同茶叶品类、如何检验茶叶品质。另一方面，对西方消费者而言，茶完全是一种陌生商品，在本国市场销售茶叶不仅是直接向零售商和家庭主妇销售一种终端产品，还涉及教购买者备茶和饮茶的一系列知识。作为中间人，洋行的大班不仅负责从中国采购茶叶，还起到了传播专业知识的作用。洋行买家不得不向行商和茶行学习茶叶生产涉及的各个流程，以培养自己评估茶叶质量的能力，并仔细判断和选择哪些专业知识是必须局限在内部圈子中，哪些信息可以传播到货船之外（例如，某些涉及常规性掺假的拼配和打包的做法必须在公司内部保密）。这种学习并非单方面对知识的被动吸收，大班们也参与到了生产对（东印度）公司有利的茶叶相关知识的过程中。这部分知识是他们经过筛选后需要传递给终端消费者——通常是英国的家庭主妇。大班作为公司在每次航行中的代表，负责执行双方协议的条款，并由公司董事对运输货物细节的变化负责。一口通商体制对外商不利，但对可以直接获取茶产区信息的中国行商有利[11](P41)。通商口岸的外国买家既不了解中国市场也不了解这些茶叶的供应商（茶行），对茶产区只有道听途说的非常模糊的概念[12]。这使得东印度公司在讨价还价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负责与中国行商打交道的大班，在处理一些非常情况时，必须表现出外交技巧，不仅要有勇气抵制苛刻的要求，还要有在有求于对方的前提下进行交易的能力[13]。因此，大班必须要掌握相关知识和对茶叶质量进行仔细评估，以便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茶叶中决定哪一种更有利可图，更值得购买。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也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每年春天，无数满载茶叶的船只从武夷山出发通过内陆河道网络到达港口城市。随着西方国家对武夷茶的需求增加，一些外国公司不再满足于从中国中间商那里购买茶叶，开始向茶叶产区派遣商业间谍。受东印度公司雇佣的罗伯特·福琼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案例。除了向英属印度运送茶苗，他还带着合同制的几位中国茶工来到印度[8]。他敏锐地意识到，要把中国茶树移植到英国的殖民地，除了茶树苗以外，茶叶的栽培和加工知识也是确保成功的前提。因此，他的任务不仅仅是搜集植物，还包括搜寻、雇佣和运送那些带着专业知识的人横渡印度洋。
福州在1853年成为中西茶叶贸易中的一个重要通商口岸以后，一些外国公司，如旗昌洋行，开始派中国员工到武夷山直接从种植者那里采购。这种“内陆”系统很快成为大公司的标准程序。在内地产区直接购买的茶叶可以在“市场茶”上市前几周以较低的价格装船[11]。外国公司青睐武夷茶的关键原因当然是它的低价。1780年的数据表明，Bohea是当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购买的所有茶类中价格最低的。1780年，交易量占总交易量64.27%的Bohea价格仅为每磅0.36～0.5盾，而交易量仅0.12%的珠茶价格高达每磅2.16～2.23盾。从1757年到1783年，与从中国进口的其他8种茶相比，每年只有武夷茶的订单是没有限额的，只是简单地描述为“越多越好”，而其他茶每年都有一个推荐预购量[14]。英国东印度公司1793年的合同还显示，与每担27两白银的工夫，每担25两白银的屯绿、和每担57两白银的熙春茶价格相比，武夷茶的价格仅为每担13.5两白银[1](P198)。来自西方世界的两大进出口公司的这些数据表明，吸引西方茶叶买家的主要是武夷茶的低廉价格和可观的利润空间，而不是其质量。乔治·西格蒙德在其广为流传的茶叶普及书中将武夷茶划分为低等级的茶，也进一步证实了这种经济合理性[15]。
中国与西方的茶叶买卖通常包括5个程序：谈判合同、签订合同、检验茶叶样品、包装茶叶、茶叶装箱和搬运上公司的船[14](P79)。合同程序是基于大班和行商之间的相互信任和长期合作（尽管来回谈判可能持续数月），并且在合同中明确描述了交易条件。掺假行为通常发生在茶叶包装和装箱时。此外，船只的装载顺序也表明了武夷茶是作为廉价茶叶运输的，有时甚至用作压舱货[13](P364)。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每艘船都装载了一定数量的武夷茶作为压舱货，这些压舱货甚至只是为了保护更好的茶以“填补”空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也采用了类似的装载顺序：价值较高的瓷器被装在底部，其次是最便宜的武夷茶，用于填充装瓷器的箱子的空隙以保护瓷器。大多数时候，茶叶在港口装船时就已经被压碎，因为装运工人毫不关心，因此这些茶很难达到合同规定的质量。1764年11月3日的一份大班每日记录记载的装船过程显示，茶叶装箱的任务委托给了茶叶供应商雇用的中国“苦力”。装箱时，工人粗暴地用脚践踏茶叶，将茶叶塞进箱子里。“那些在码头装箱的负责人每天都在不断惊叫：‘不要把茶叶压碎了，要竖直地放！’”可能有100个已经装了一半的箱子被扔回到了尚未打包的茶堆上，因为这些茶已经被碎成渣了。”[14](P168)
西方的茶叶买家经常面临中国商人的掺假。西格蒙德指出，武夷茶的假货很多：有两种武夷茶都是从中国运来的，一种是来自福建的武夷茶，一种是在广州当地生产的劣质茶，因此被称为“广州武夷”。是一种将没通过验收的工夫和一种名为“Woping”的劣质茶混合在一起[15]。一份1830年的资料显示，该公司三分之一的武夷茶实际上产自粤北的Woping[16](P37)。这种商业欺诈在中西贸易早期更为频繁，当时西方负责采购茶叶的大班对中国茶知之甚少。然而，当西方买家逐渐掌握了判断茶叶质量的专业知识，就开始以错误打包、人工染色或没达到合约的质量标准为由，将大量茶叶退还给中国商人，并要求更换。在1783年，就有不少于1402箱的茶叶（其中包括很多武夷茶），以1781年的货物的形式退回[13](P88)。
海外市场：包装武夷茶成为一种成功的商品
虽然武夷茶的进口价格是东印度公司进口的所有茶类中最低的，但海外的消费者对茶叶却一无所知。潜在的消费者对茶叶的生产、品鉴和挑选的知识高度依赖于茶叶公司的广告和零售商的解释。这些中介机构不仅销售产品，还筛选、编辑并有选择地与客户分享已获知的茶叶知识。人们也期待他们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指导家庭消费者如何正确地选择茶和泡茶。
18世纪早期，武夷茶与松萝、大珠茶为英国主要向中国进口的三大茶类。与其他茶类相比，武夷茶有两个明显的优势：更能容忍长途航海（经过一年的航海，绿茶的新鲜口感几乎消失殆尽），并且在备茶待客时被认为具有更多操作空间。绿茶只能用沸水冲泡一次，但武夷茶相对粗老的叶子可以承受重新加热甚至反复地煮[12]。对于普通的消费者，包括新兴的工人阶级，武夷茶更经煮耐泡，而且价格要比绿茶便宜得多，这些优势自然也带来了商业上的成功。此外，18世纪英国在加勒比群岛的殖民扩张直接导致了糖供应量的增加，也极大地刺激了红茶的消费。对于英国民众来说，“一杯好茶”需要两种必不可少的物质：茶叶和蔗糖。这两种商品都依赖于海外种植园的发展和全球贸易的兴起。正如明茨富有洞察力地指出的那样，英国人对糖和茶的依赖并不是“自然”口味偏好的结果，而是茶和糖的全球贸易为帝国带来的巨大财富所驱动[17]。
“Bohea”一词于1696年首次出现在西语世界中，约翰·奥文顿在1689年出版的《苏拉特航行》中，描述了三种茶：瓜片、松萝和Bohea[18]。前两种都是绿茶，只有Bohea是“红”茶。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在他编撰的词典中将Bohea定义为“一种特别的茶，比绿茶有更深的颜色和更涩的口味。”[19]1838年，查尔斯布鲁斯在《红茶生产报告》中虽然没有提到“Bohea”一词，但首次描述了红茶的制作方法，证明这种茶产品在当时最受英国人欢迎[20]。
到19世纪中叶，来自中国的茶叶变得比以往更加便宜实惠，产生的结果是茶叶消费从英国的上流阶级蔓延到千家万户。为了满足对中国茶还缺乏基本知识的普通英国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大众出版物和指南。西格蒙德的《茶：它的功效、药用和道德》以对进口的主要茶叶商品的详细描述的形式提供了辨别和认识茶叶的实用知识。该书成为19世纪在英国广为流行的茶叶消费指南。由于武夷红茶是当时销售最广的茶，因此西格蒙德用了比任何其他茶都更多的篇幅去描述Bohea。在承认中国人是茶叶行家的同时，他指出Bohea在其原产国（中国）并未被广泛消费，即使是最卑微的阶层也不会购买[16]。这种特别说明与武夷红茶/正山小种的起源故事是一致的。当武夷红茶刚出现在伦敦的市场上时，由于其稀缺性和更浓郁的味道使其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并使其能够以高价出售。但此后由于东印度公司的大茶商利用较小的零售商及其客户相对缺乏经验，开始销售从其他地区收购而来的假冒伪劣武夷红茶，尤其是广东Woping产的Bohea大量进入市场，从而导致武夷茶的声誉逐渐衰落。在18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Bohea逐渐作为一种红茶的特殊发酵方法固定下来，并传播到整个中国。在名称使用上，Bohea逐渐与红茶同义，乃至代指所有华茶。在17世纪90年代，茶商只在广告中将他们最好的产品描述为“极品特级茶”，但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茶名。然而到了18世纪的头10年，东印度公司的销售开始标明不同的“优质松萝茶”和“武夷茶”，并且对“绿茶”和“武夷茶”进行了区分。到1712年，销售记录将茶叶分为5类：武夷红茶、白毫、瓜片、工夫和松萝。这些对来自不同产地和不同加工方式的茶的区分，以及越来越复杂的口味、香气和外观的描述，反映了茶市场的日益复杂细分和消费者对茶的种类以及品鉴方式的专业知识的增加[12](P78)。这些知识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和零售商手里层层筛选过滤。尽管他们通过分发说明书和发布广告来引导当地消费者，但这种“知识共享”显然是必须有所保留的：茶商只愿意分享对他们的业务有益的知识，而不是公司内部的定级、拼配和包装的商业秘密，因为他们必须要比消费者更为博学和更具技巧性。
在Bohea跨洋贸易的价值链上，从源头中国武夷山到终端的西方消费者的茶杯，掺假和造假在各个阶段都有发生。中国的茶工、茶栈和行商，负责进口的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要么将其他杂质混进茶叶中，要么以其他方式欺骗下游的中间商。荷兰的国内进货商抱怨在拍卖会上，经过东印度公司粗包装的茶叶混入了大量尘土，但与此同时，这些批发商又把这些掺假的茶卖给零售商获利，零售商可能会在出售前进一步掺假再卖给终端消费者。
结论：跨国商品的价值链的生成
本文追溯17世纪以来武夷茶从中国原产地到海外主要市场的流通路径，认为武夷茶之所以能够在早期国际贸易中成为一种成功的商品并非由于其声称的质量和口感，而更主要是来自它有利可图的物质性：武夷茶的叶子比其他茶叶采摘得更粗老，更能经受反复冲泡甚至可以煮，对于英国的工人阶级来说，它比任何其他茶都便宜得多，正是这些工人阶层逐渐成长为英国茶叶的主要消费者。作为一种真正的跨文化、跨语言和跨区域的商品，武夷茶不仅仅是一种来自中国的饮料。它是一种与中国风潮、贵族品位以及东方生活方式的物质体现紧密相关的产品。武夷茶的商品价值是通过各种代理与茶叶本身之间复杂的“纠缠”和“依赖”关系，通过社会构建而实现的。
武夷茶的本真性源于人与物之间的关联和依赖，而不是源于人类赋予的“事物的秩序”[21](P19-36)。正如阿帕杜莱所强调的那样，生产奢侈品所需的知识是无法标准化的，因为这些知识涉及到更主观和更具争议性的品位、判断和个人经验标准[1](P42)。武夷茶的价值链中涉及的中间人数量越多，对知识的解释的弹性就越大，获利机会也就越大。因此，不同层次的中间人通过收集、选择、编辑和传播茶叶的相关知识，在建构这种来自遥远国度的、异域情调的商品的价值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由于武夷茶的产地和消费地在地理和语言上的隔离，筛选和传播有关知识至关重要。最终出现在西方国家商业海报上的信息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和编辑后呈现的。武夷茶的流行显然远非一场意外事故——中国产地对正山小种起源的解释，而是一系列精心构思的促销策略的结果，该策略特别强调了武夷茶廉价和耐泡的优势。武夷茶在海外的商业“包装”成功是在中国供货商和海外进口商之间、质量和价格之间、新兴工薪阶层消费者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向往、普通家庭的购买能力与零售商的精准定价之间的博弈平衡的结果。在武夷茶的整个价值链生成涉及的诸多因素中，口味似乎一直是最不重要的因素。（作者：肖坤冰）
文章来源：万里茶道研究院，原文刊于《贵州民族研究》2022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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