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本不是茶叶的原产区，直到大唐与吐蕃之间开始了茶马贸易，茶叶正式进入西藏，使西藏人民饮茶日益成风。千百年来，茶文化已经深入到西藏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渐渐从茶叶分类、茶具、饮茶习俗等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西藏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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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按照芽叶的细嫩程度，茶叶被分为芽砖、金尖、金玉、金昌、粗茶五等。在过去，只有藏族上层人士才可享用砖茶，金尖次之，也属于上层人士饮用。金玉茶会有少量茶叶梗，金昌则是茶叶梗较多一般藏族家庭会饮用。粗茶顾名思义是茶叶较老且由粗梗制成，这样的茶叶一般贫穷人饮用。现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茶叶种类也更加多样了。
西藏的茶具最讲究美观和实用结合。茶锅多为铜质，也有铝制的。茶壶的材质更丰富些，由铜、锡、铝、陶等制作而成。而茶碗则有木、瓷、玉、银制的，制作工艺精美，弥足珍贵。在藏民族传统生活习俗里，每个家庭成员都会有各自固定使用的茶碗，并且随身携带。酥油碗的造型大小男女有别，男士的稍大，女士的稍小。一般而言，印有吉祥图案的彩色瓷质茶碗是临时用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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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老百姓在探亲访友时，礼物中一定要有茶。客人来访时，碗中需斟上茶。订婚时，带上茶表示感情不移、生活美满。给寺院供奉时更离不开茶。
在西藏茶文化中，非常讲究长幼有序、主客有序。在家中，煮好茶一定是先斟献于父母和长辈。
大凡宾客上门入座后，女主人立即会奉上糌粑。随后，女主人会取出珍藏的瓷碗摆放于客人面前，端起茶壶，壶底位置低于桌面，轻轻摇晃数次，斟满酥油茶后双手端碗躬身递给客人。这时，主客一边喝酥油茶，一边吃糌粑，这种少见的饮茶风俗，对许多不了解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极为有趣的经历。
客人接过茶碗后要先缓缓吹开浮油，浅饮数次后碗内留下约一半，将茶碗放于桌上，女主人会续满，客人也不能立刻就饮，而是在主人的邀请下边同主人聊天边饮用。女主人会让客人的茶碗保持盈满状态，直到客人以手盖碗表示不能再喝。客人一般要饮茶三碗，直到最后也不能端碗一喝而光，更不能在喝的时候发出明显的声响，这种狼吞虎咽的喝茶方式，会被认为是不礼貌、不文明的。
咬一口糌粑，割一块肉，再喝上一口酥油茶，男人们恐怕还要来几口青稞酒。不论是简单的家庭聚会还是宾客之间友好的往来，大家围坐在一起，这就是最幸福的时刻，这就是人与茶，饮食与文化交融得最自然、最完美的时刻。
来源：中国西藏新闻网、西藏学习平台、学习强国、北京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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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各类文献、史料和已经开展的相关研究结论，笔者认为，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之前，茶叶从传人西藏到在西藏受到全面认可，融人日常生活，并实现最大范围的文化传播，其过程和重要的环节可分为四大阶段。
一、第一阶段，755年以前
第一阶段，茶叶在很早的时候从内地传播到西藏，并作为“灵药”和内地珍稀贵重物品存在于极少人的手中。这一阶段从茶叶传播至西藏到赤松德赞继承吐著王朝神普之位，即755年以前。
阿里地区的故如甲木寺考古发现，这些极少的人应包括从事宗教活动的人。这阶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嫁人吐蕃也未对这一-阶段的整体情况产生太多影响。但此时，佛教在吐蕃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松赞干布赞普并不排后佛教，在其支持下，大昭寺、小昭寺、昌珠寺等一些佛殿经堂建成。这为茶叶的大柳模饮用和流行打下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基础。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较系统的介绍涉及西藏茶叶和茶碗等文化内容的藏文史料是《汉藏史集:贤者喜乐赡部洲明鉴》。该书是由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梵文名释迦嘎年施利甫迪跋扎，简称叶如达仓巴)于明宣德九年(1434)撰于达纳屯孜，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叙述印度、于阗、汉地、木雅和吐蕃王以及佛教历史和著名人物事迹，下篇介绍有关法王、万户、望族和大德历史及教派传承。尤其对萨迦派的历史，元朝在西藏的军事、赋税、驿站的设立、法律、本钦的委任以及元朝与西藏的关系方面有详细记载，被学术界视为有重要价值的史料，列入重要史籍之中。陈庆英先生根据1983年7月北京影印本和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6月铅印本翻译成汉文，并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正式出版。该书中记载的茶叶、茶碗的故事和内容发生于第三任吐蕃王朝赞普都松芒布支在位期间(676--704)，但故事中体现出的主要信息表明:故事主人公及相关人物是把茶叶作为“汉地的妙药”加以对待的，还没有发展到把茶作为日常生活中生津解渴的必需饮料的程度。
该书写道:“买茶叶的、卖茶叶的以及喝茶的人数目很多，但是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此后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札衮布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依次传了下来。”*这里的“买茶叶的、卖茶叶的以及喝茶的人数目很多”描述的应为唐朝“汉地”情况，而不能理解为当时吐蕃的饮茶情况。
二、第二阶段，755-797年
第二阶段，此阶段饮茶群体出现，饮茶活动达到一-定规模，部分群体中的饮茶风气基本形成。这一-阶段基本可划定为吐蕃王朝的赤松德赞赞普在位期间，即从755年至797年。
有几项重要的信息应值得关注:第一，至781年，赤松德赞自己收藏了很多内地好茶，说明39岁的赤松德赞是爱茶之人。第二，同一年，赤松德赞见到常鲁公并看到了唐朝当时的烹茶方法，对茶叶如何“使用”有了进一步了解。第三，赤松德赞后期，经过了-系列战争，吐蕃疆域东部已经到了今陕西、甘肃交界处，南面抵达了印度中部恒河带。版图的打张使吐著的各类人群对唐朝文化和其他文化的接触大量增切。第四，赤松德赞大力支持佛教发展，与唐朝僧人、天竺僧人接触增多，他于781年邀请唐朝禅宗名僧摩河衍到逻些传教，这成为西藏饮茶流行的最重要事件之一。
当时，赤松德赞依据佛法来制定法律，这在相关史书和传记中都有-定程度的记载。《莲花遗教》第67章中记载的当时赤松德赞制定的法律包含三个层次:佛教法律、下法和家法，佛教思想均融人其中，这也标志着佛教地位的确立。在《本生传》中写道...依照三藏经记载：僧人渴饮奶与茶/食用粮食和糖果/蜂蜜酥油与糕点/衣紫袈波住庙宇/不许喝酒戒淫欲.....”9表明当时僧人饮茶已经得到了较高的认可。
在此阶段，苯教被压制和打压，佛教快速发展和兴盛，在赤松德赞的支持和主持下不仅排除了反佛势力，而且修建了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寺庙桑耶寺，大力翻这佛经，树立起了佛教的主体地位。在此过程中，吐蕃与唐朝、天竺之间的僧侣流动大大增加，尤其唐朝禅宗的传人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在晋朝(265-420)的饮茶者中，禅僧已经有了相当的名气。《茶经.七之事》中记载的晋朝茶事中有“武康小山寺释法瑶”。释法瑶是东晋至南朝宋齐间著名涅檠师，著有《涅架》《法华》等。唐朝佛教大兴，佛禅与茶之间已经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并以其提神醒脑、饱腹消食、清淡寡欲的特点受到推崇。皎然(730-799是唐科茶僧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作了大量与茶禅相关的诗作，其中不乏千古流传的名旬，比如“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茶圣陆羽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寺院茶文化的重要影响。780年，陆羽的《茶经》问世，茶叶消费之风得到了大力推动，普及力度进步加大，茶文化也逐步走向多元化的繁荣。781年，摩诃行受赤松德赞之邀入吐蕃，受到了当时吐蕃僧俗众人的致欢迎，信徒弟子纷来投。结合当时的情况，可以推测，名僧摩河行到西藏传法成为当时唐朝茶饮之风在吐著广泛传播的重大契机和重要推动力，并极大地促进了西藏当地特色茶文化的出现和传播。
在此阶段，饮茶活动应主要集中于佛教的僧人中，虽然在“渐顿之争”中，以摩河行为代表的顿门巴失利，但并没有影响饮饮茶习惯的传播。同时，随着佛教地位的不断提升，携事活动也增多起来，饮茶活动逐渐超出个人活动范畴，进入僧侣群体性的活动之内，比如酒经、群经、法会等。另外，由于赤松德赞喜爱茶、藏茶、泡茶，因此当时吐暮的政治系统内已经开始推崇饮茶，而且一定程度E上开始在中高级官像中流行。在带动和影响下，基层官吏开始追求茶叶并向往饮茶行为。统治者和僧侣们的茶的影响越来越大，推崇茶叶、向往茶叶，并以饮在这样的斯围中，民间各类群体受到茶的影响越来越大，推崇茶叶、向往茶叶，并以饮茶为一种荣耀，所以在民间许:农群体中饮茶行为和风气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传播，但范围很小，主要集中于奴隶主、贵族群体。
三、第三阶段，797-13世纪40年代
第三阶段，此阶段饮茶行为进一步向民间传播，饮茶之风进步融入吐著中心的阶层、群体的社会生活之中，西藏的茶叶需求量大幅度增加，满足程度也大大提升。时医，质群体的茶叶消费量总体还很低。西藏特色的饮茶方式基本形成，并开始被广泛接受。西藏茶文文化性质发生了彻底改变。这一阶段从赤松德赞之后至西藏正式白2元朝的前身蒙古汗国，即从797年至13世纪40年代。
唐朝时已经出现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政权或部落的茶马相易现象，虽然偶尔为之.但却促进了茶叶的对外传播，已逐步形成取代贡赐形式之势。五代十国时期，虽然受到战乱影响，迪茶马互市仍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五代会要》中有一定记载。宋朝茶马互市得到了很大发展。宋真宗咸平元年(998)置“估马司”以定马价，专门负责接受献马和回赐茶叶之事。熙宁七年(1074)宋朝廷派李杞、蒲宗闵等人蜀，专门负责博马之事。从熙宁七年十二月至熙宁八年五月的六个月间，宋仅通过熙河路买马数达到了14600余匹，主要形式是以茶易马。总体而言，宋朝官方的互市地点主要集中于西北甘肃一带，四川榷茶为辅助。宋、西夏、金并立时期，贸易主要通过榷场开展，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也相当繁荣。
宋朝全力发展的茶马互市传播了茶叶的名声，各民族地区政权和部落也积极响应和参与到互市之中，比如皇通二年(1142)之后，金在陕西秦、巩、洮、凤翔府等地置榷场与宋开展贸易。这一现象表明了茶叶已经与各民族地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有效融合，饮茶的诸多好处被发现和广泛认可，茶叶需求量大幅度增加。
总体而言，茶马贸易活动极大地促进了茶叶的输出和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茶叶需求的满足，也促进子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社会互动和文化交流。
此阶段的前期，吐蕃王朝的最后两任赞普对茶叶消费的群体变化和扩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赞普赤祖德赞把佛教推至几乎无以复加的高度，僧侣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当时，赤祖德赞有两位国师(钵南布)，娘.定埃增和物测如，贝吉允丹。命令七户供养一名僧人，实行“七户养僧制”，吐瓷僧倡人数急剧地加，并形成了有着特殊地位的僧侣阶层。最后位赞普朗达玛登位后，对佛教进行残酷废禁，大量僧人被迫还俗，成为屠夫、猎人等当时的社会地位低等人群。这种对佛教先展度推崇再残腻废禁的政策，使已经广泛存在于寺院和僧相中的体茶之风随着着寺院和僧侣地位和身份的变化向社会中下阶层，尤其是在社会底层快速传播。但对当时的奴隶们而言，饮茶的概念和行为更多停留在意识认同上，实际消费很少。
842年，赞普朗达玛被在逻些近郊修行的僧人刺死后，吐蕃统治集团内部分化，王室分裂，平民、奴隶爆发起义，吐蕃王朝分崩离析。这种分散割据状态为藏传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和社会空间，大量教派出现，佛教影响进一步提升和扩大。此期间，政教势力与大家族相结合的模式占据主导，比如萨迦派创立于11世纪，其教主祖师在昆氏家族内传承;噶举派创立于12世纪，13世纪初政务大权由朗氏家族掌控。这种模式进一步巩固了统治势力、宗教势力和贵族势力对茶叶的垄断，同时再次强化和拓展了寺院与茶的关系:除了已有的对茶叶的直接消费之外，茶叶贸易活动和布施活动得到发展和强化，并逐渐形成定制，寺院中的司茶僧和司茶职位渐成规范，在一些大寺院中逐渐出现了用于专门储存茶叶的“茶库”。由于处于割据状态，所以不同区域内的统治势力、宗教势力和贵族势力对茶叶消费和茶文化的影响是不同的，这样就相应形成了特定区域内的饮茶方式、用茶规范和茶文化内容与模式。所以此时饮茶风俗呈现出地域性的多元化，茶文化也呈现出相应的多元特征。
此阶段，西藏的奴隶社会逐步向封建农奴制社会过渡，土地占有形式、经营方式、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大部分奴隶和部分平民转化为农奴，以剥削农奴为主导的封建生产方式占据主导。藏文史书记载，11世纪，在阿里布扎朗地方已经出现了豁卡(封建庄园)。到13世纪初，在吐蕃本土，这种封建农奴制的生产方式普遍形成。随着封建农奴制的形成，农奴主占据了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农奴在人身关系上依附于农奴主，农奴们不但要无偿为农奴主耕种土地，而且要服各种劳役，并上缴绝大部分劳动产品，成了领主的附属品。农奴主们利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对农奴们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随着农奴主群体中茶叶消费量的增加和饮茶之风的日益浓郁，农奴们接触到茶叶的机会越来越多，并逐渐产生了消费需求，但是这种需求的满足基本处于空白或极少的状态。
13世纪初，蒙古族崛起于漠北地方。成吉思汗完成了统蒙古各部的大业，建立了蒙古汗国。吐薯王朝分崩离析后，西藏地方-直处于漫长的分散割据中，并形成了几大政教势力和分散的世俗统治势力。萨迦派创立于1世纪。1247年初，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应邀与阔端(蒙古汗国窝阔台汗的次子，率兵驻扎河西走廊，治所设于凉州，负责对当地的镇戍和对藏区的经营)在凉州会谈，商议西藏归属蒙古汗国事宜，并由萨班从凉州向西藏各地僧俗首领发出信件，说明归附、纳贡、任职、造报清册等事，此举得到了西藏各地僧俗首领的积极响应。此事成为西藏正式归属中央政府的重要标志。
西藏正式归属元朝前身蒙古汗国，使内地向西藏的茶叶供给性质发生了改变:在中华民族多元-体格局下，由原来的中原华夏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茶叶往来，转换为中央政府统属范围内不同地方、区域内的贸易和文化往来。此时，西藏的茶叶贸易性质发生了改变，西藏的茶叶消费完全转换为中国内部茶叶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之后，通过茶叶，西藏与四川、云南、甘肃、湖南等地在加强区域联系、强化文化纽带、巩固民族情结、维护国家统一以及抵御外部侵略等方面共同书写了不可磨灭的历史。
四、第四阶段，13世纪40年代至西藏民主改革之前
第四阶段，此阶段西藏茶文化已经十分普及，并深深与西藏地理、气候、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度结合，茶文化在不断普及过程中又不断丰富和演化。现在西藏的茶饮特点与主要的茶文化要素定型和发展于此阶段。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奴和奴隶的茶叶需求处于极度被压制状态，他们的茶叶消费状况反映了他们受到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反映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这-阶段从13世纪40年代至西藏民主改革之前。
17世纪50年代初，五世达赖喇嘛从哲蚌寺启程朝清。1653年1月，五世达赖喇嘛至京，顺治帝出京城与其相见于京郊皇家猎场南苑。5月，清朝以满汉藏三种文字的金册、金印对五世达赖喇嘛进行了册封，同时以满汉蒙三种文字的金册、金印册封固始汗。对二者的册封，正式确定了清朝对西藏的统属关系。1779年藏历六月十七日，六世班禅从扎什伦布寺启程为乾隆帝祝七十寿辰，1780年7月抵达承德，并于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帝。11月，六世班禅因病圆寂于黄寺，乾隆帝到黄寺进行吊唁，并于四年后在黄寺西侧建成六世班禅的衣冠冢“清净化城塔”，乾隆帝亲撰七百多字的“清净化城塔记”，用满汉藏蒙四种文字镌刻。以五世达赖喇嘛和六世班禅入清朝觐和祝寿为代表，这种大规模的政教高层互动极大地带动和促进了地区之间互动的力度和频率，各种各样的互动既包括官方的，也包括非官方的。这些互动极大地促进了地区间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交流，特别是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交往交流和交融，茶文化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之一。
在此阶段，“人藏熬茶”的存在和流行使西藏茶文化与青海、内蒙古自治区(简称内蒙古)、新疆等地的文化元素进一一步接触、融合，并向这些地区广泛传播。“人藏熬茶”是以茶叶为纽带的一种宗教活动和文化现象，大约起源于16世纪末，随着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各地的传播而日渐兴盛，也逐渐成为藏传佛教独有的一种宗教仪式。“人藏熬茶”存在于多地区和多民族之中，主要地区包括西藏、青海、新疆和内蒙古等广大藏传佛教信仰地区，主要民族包括藏族、蒙古族、土族、纳西族等众多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集体茶事活动是“人藏熬茶”的核心活动之一，而在各种各样的茶事活动过程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茶文化表现尤其突出。
频繁出现的“人藏熬茶”体现了当时藏传佛教产生的广泛影响，格鲁派信众不断壮大，同时也体现了佛事活动和茶事活动的深度结合，表明当时西藏的“熬茶”方式和集体饮茶文化已经有了非常广泛的影响。此时，西藏整体的熬茶方法、饮茶方式和茶文化模式在更广泛深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互动与交流中进一步巩固，内容也在不断增加，文化特征表现得愈加突出。
西藏正式归属元朝前身蒙古汗国，使西藏茶叶的贸易和和消费性质发生了改变，西藏茶叶贸易成为中国茶叶贸易的有机组成部分，西藏的茶叶消费成为中国茶叶内部清费的一部分，这些特征一直保持和延续下来，作为铁般的证据证明着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印茶叶人侵西藏，并以此对中国边境进行蚕食侵略，中国官员、百姓和西藏僧俗力量都积极投入到抵御英印茶叶人侵的伟大斗争之中，自觉保卫西藏茶叶市场，维护国家统和领土完整。
此阶段，以茶叶为纽带的地区间、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茶马古道的繁荣既是这一现象的直接后果，也是反作用于这一现象，进一步促进这一现象的最重要的纽带和动力。有学者认为，茶马古道的兴起经历了不同的原始形态，包括直立人古道、早期智人古道、晚期智人古道、新石器古道、民族古道、盐运古道和马帮古道，这些原始形态的古道成为茶马古道兴起的基石。10大约在唐朝时已经形成了川藏茶马古道、滇藏茶马古道的前期形态。整体而言，茶马古道正式形成并传播于唐宋，兴盛于明清，20世纪2040年代再度兴盛。茶马古道的纵横绵延造就了沿边特色鲜明的城(村)镇文化，大大促进了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泸定、康定、德格、甘孜、巴塘、中甸、昌都等比较著名的高原城镇就是随着茶马古道的形成、繁荣而相继出现并逐步发展的。同时也刺激了西藏及其他藏区商业贸易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带动了汉藏各族物资交流的兴盛,使各民族各地区在经济上形成了互通有无、互相依赖、互相支接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茶马古道以纵横交错的网络状穿越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那里世居着藏族，傣族、苗族、录颇族、拉祜族、彝族、白族、回族、纳西族，傈傈族、佤族等民族，古道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各民族的团结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过人口流动、通婚等形式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另外，茶马古道在汉族，藏族。纳西族、白族，回族等诸多民族中发挥的强大的润滑剂作用，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此所段，正处于西藏的封重衣奴相下，这种制度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农双对改奴主的依附关系为基础的黑暗，野蛮的社会制度。在西意，该制度于13世纪管酒理立，159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中和底度除。封建农奴制下。三大领主地方封2政府、贵族和寺院)及其代理人残酷地对奴隶(约占地方总人口的5%)和农奴(约占地方总人口的90%)进行压榨、压迫和剥削。在该制度下，农奴、奴隶等社会最底层
群体接触茶叶的机会越来越多，他们最需要茶叶提供营养和能量以勉强生活下去。这样，他们的茶叶需求在不断被强化，但是这种茶叶消费需求却根本得不到满足，或者满足量极小。总体而言，在整个封建农奴社会中，农奴们只能购买极少的最劣质茶叶，农奴主们把“茶渣”“茶末”“茶锈”也销售给他们，有时他们也偶尔从“好心”的农奴主那里得到极少的“赏赐”，也存在个别亲戚给予极少的“接济”。他们的茶叶需求处于极度被压制状态，奴隶们的遭遇更是如此。但越是这样，越激发了他们获得茶叶、消费茶叶的愿望。
来源于：古老藏茶
位于雅鲁藏布江拐弯处的西藏墨脱县果果塘茶场。（新华社记者觉果2020年8月31日摄)
西藏茶产业的形成
从唐代开始，在对边境区域的治理中重视“羁縻(jīmí)”之策的运用，即通过多种手段对边疆区域加强联系和控制，其中“以茶羁縻”是一种重要的手段，而且一直延续至清朝末期张荫棠提出“茶宜自种也”的口号。在这一历史长河中，西藏曾经尝试种植茶树并生产茶叶成品，但最终仍是在西藏和平解放后，在林芝地区实现了这一目标。
在提出“茶宜自种也”口号之前，张荫棠做了较为充分的调查，发现从前西藏多次“派人到川采买茶子”，但是由于当时严格控制茶籽外流，“关卡亦盘诘綦严”，并且存在把炒熟的茶籽售给藏商的现象，所以植茶并未成功。
随后，张荫棠大力推进西藏自植茶树。史料记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二十九日，张荫棠因藏商阿旺落布到打箭炉购买茶种以及觅雇工人之事，专门给四川总督致函，表明已有实际行动。但1908年，张荫棠离开西藏，晚清政府已岌岌可危，自植茶树之事也就被同时搁置。但按现在资料来看，当时应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宣统三年（1911），有人在察隅河沿岸发现了一种“粗茶”。和先前张荫棠调查形成的当地无茶的结论相对照，这些“粗茶”可能与他推行西藏自种茶树有关。
西藏易贡茶场工人在采摘茶叶。（新华社记者张汝锋2021年5月22日摄）
进入20世纪30年代，西藏贵族擦绒?达桑占堆曾在山南的隆子县加隅地区的加却俄村（珞巴族人聚居村）尝试开园植茶，并雇佣英人作为技术指导。当时，开辟出了一定规模的茶园，并达到了产茶的能力，但由于当地群众的破坏而未能持续下去，最终未能实现西藏规模化地自产茶叶。西康建省时期也大力推进了在西藏种植茶树工程。1953年，从西康省引进的200公斤茶籽运抵昌都，并在波密、左贡、察雅、贡觉、类乌齐、八宿等六县境内种植。1956年，察隅县建成茶园，察隅县日卡通村和日马村试种茶树也得以较好地成活，同时察隅县也引进了苹果、李子等果树苗木。但此次引种整体效果并不理想，并未真正形成规模化茶叶种植与生产能力。
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和后续部队的一批干部和战士的共同努力下，1960年、1963年和1967年陆续引进茶籽，分别在察隅的沙玛、波密的易贡、林芝的东久试种，获得成功。从1964年开始采摘制茶，试制了毛峰、眉茶、碧螺春等茶叶，经评审，品质较好，但由于缺乏管理和加工技术，没能得到发展。在下察隅沙玛、嘎雅、沙穷，上察隅知巴、宗巴、米古、必达、本堆等地也留下了不成规模的茶园。
茶场的采茶工人。（人民网次仁罗布摄）
至1982年，国家进一步加强资金投入，扩大了林芝易贡农场中的茶叶种植面积，使产茶面积达到2108亩。茶业成为易贡农场的主打产品。易贡农场坚持多元种植、多种经营的方针，特色农牧业得到快速发展。1986年，察隅、波密两县从昌都地区划归林芝地区（即现在的林芝市）隶属，易贡茶场也随之由林芝地区统辖管理。随后，墨脱县、察隅县也逐渐推进了茶园开辟和茶产业发展。
现代茶产业建设
涉茶政策与科技项目
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研究确定了全国支援西藏的62个大型建设项目，其中林芝地区有9个，共涉及投资12880万元。这9个项目分别为：米林县南伊电站建设项目、林芝宾馆建设项目，东久林场建设项目，八一电厂改造工程建设项目，朗县中学建设项目，易贡茶场建设项目，林芝县粮油加工厂建设项目，米林县、朗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建设项目，边境县、贫困县建设项目。其中的易贡茶场建设项目由云南省援建，于1994年10月开工，总投资1100万元。
西藏易贡茶场。（新华社记者孙非2021年4月1日摄，无人机照片）
经原林芝地委、行署和自治区经贸体改委批准，原来为林芝地区直属国有企业的易贡茶场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成立“西藏太阳农业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当时茶场总面积为44867亩，其中茶园面积为2108亩，林地面积10930亩，农耕地2958亩，牧草地22084亩，另外还有交通用地、建设用地和待利用土地。2015年，林芝推行“实验区专项”重点项目，在获批的6个专项中有茶叶专项项目：“林芝地区茶叶新品种引进与示范种植技术研究”。6个项目打包项目经费共800万元。2017年，林芝市编制了《“十三五”林芝市茶产业专项规划》。2019年12月又编制了《2020—2030年林芝市茶产业总体规划》，进一步科学规划了“三县两场”和鲁朗管委会的茶产业发展。
西藏易贡茶场的工人在制作砖茶。（新华社记者孙非2021年4月1日摄）
依托项目形式，林芝已经形成了体系化的产业发展模式，茶产业在其中既是受益者，也是重要的支撑力量。可从两条线来看待林芝产业体系。一是“两节加一季”，即“桃花节”“雅江节”和“生态旅游季”；二是“一带四基地”，即：藏猪繁育养殖加工基地（以巴宜区、工布江达、米林、波密县为中心），药材种植基地（以巴宜区、米林、波密、工布江达、察隅县为中心），茶叶种植基地（以波密的易贡茶场和墨脱县为重点），蔬菜生产基地（以巴宜区为中心，各县城郊区域为补充）。这种产业体系展现了林芝生态优先、依靠科技的发展思路，最大化地在产业发展中发挥了自身的生态优势和资源优势。
产业发展成就
随着产业项目的推进，林芝市茶叶种植面积在2015年达到8113亩，其中易贡茶场面积为3820亩，墨脱县为4293亩。已经形成产茶能力的茶园全部集中于易贡茶场，面积共有2200亩。当年，林芝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亿元，年增长率达到11.2%。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2387元和10703元。当年的文化经营主体数量达到315家。茶产业的效益日趋明显，以墨脱县的背崩乡背崩村为例，2017年仅仅茶青的收益就接近60万元。2017年，墨脱县已经建成茶园90个。2015-2017年累计采摘茶青62.57万斤，为当地群众累计增收1842.66万元。
西藏易贡茶场加工车间的工人在进行茶叶摊青。（新华社记者张汝锋2021年5月22日摄）
做好品牌建设是一项重要策略。目前林芝市有生产加工的涉茶企业11家，有主要茶叶品牌4个：“雪域茶谷”、“墨脱茶”、“喜马拉雅圣茶”、“藏地茶”，包含10大系列29个产品。在产业和文化宣传上，采取“林芝茶叶”公共品牌大战略，整体提升林芝茶产业和产品形象，除了积极参加国内外各类茶博会外，还在中央电视台一套、七套、十一套播放“源自林芝、西藏好茶”的茶叶宣传广告。在经营模式上，打破传统经营模式，有效整合本土企业、招商引资引进的龙头企业以及个体农户，形成“公司＋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模式，产业发展的内力强劲。
各地茶产业发展概况
波密茶产业
波密县位于林芝市东部，处于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的交界处。东邻昌都市八宿县，北靠昌都市洛隆县、边坝县，西接那曲地区嘉黎县、林芝市工布江达县，南连林芝市的察隅县、墨脱县、巴宜区。
2016年，波密县生产总值达到17.41亿元，同比增长13.5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836元，同比增长10.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175元，同比增长12％。以“雪域圣茶公司有机茶叶基地”为平台，推进了易贡、古乡8000亩有机茶叶种植基地建设，实现了高原有机茶叶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2021年古乡索通村“茶叶种植农牧民专业合作社”与乔那自然村、加措卡自然村共23户村民签订合作协议，吸纳了238.5亩耕地进入村集体，扩大了茶叶种植。截至2021年2月，全县共建有9个茶叶种植基地，茶叶种植总面积达到10708亩，带动群众增收2192万元。共引进了4家企业，建成了3个茶叶加工点，另有1个茶叶博览馆。
西藏易贡茶场。（新华社记者张汝锋2021年5月22日摄）
易贡农场是西藏最大的茶场，也是最早实现规模化生产的茶场。茶场产出了大量西藏名茶，主要茶叶产品有珠峰名茶、易贡云雾茶、珠峰圣茶（共5个品种）以及珠峰圣茶保健茶，包括珠峰红量天圣茶、珠峰虫草圣茶、珠峰藏红花圣茶、珠峰人参果圣茶、珠峰雪莲花圣茶、珠峰虫草茶胶囊，等诸多细类。目前，易贡茶系列已经形成了高中低档次分明，绿茶、红茶、黑茶等茶类为主的产品系列。
西藏易贡茶场的一名工作人员展示生产的特色茶砖。（新华社记者张汝锋2021年5月22日摄）
墨脱茶产业
墨脱县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全县地势北高南低，平均海拔1200米左右。全县下辖7乡1镇，46个行政村，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墨脱县有优越的气候条件，年均气温达18.4℃，适宜茶树生长。高标准有机茶园主要分布在背崩乡、德兴乡、墨脱镇和达木珞巴民族乡一带。
2013年，墨脱县把茶产业确立为县里的特色主导产业。目前已经建成高标准有机茶园4293亩，拥有茶树品种10个，有5个品种得以大规模推广种植。在《墨脱县茶叶产业发展总体规划（2014-2025年）》的指引下，2015年在墨脱镇墨脱村邦塘建设集生产、加工、研发、仓储、包装、运输、销售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厂房。制定了《墨脱县茶叶基地后期管理实施方案（试行）》，加大对茶园的建设与管理，充分调动农牧民群众参与茶园管理。
西藏墨脱县背崩乡背崩村的茶园。（新华社记者张汝锋2017年3月31日摄）
墨脱茶树终年得到雪山融水与天然泉水灌溉，叶质柔软翠绿，叶肉饱满、香气持久，茶叶内富含茶氨酸、茶多酚等多种营养物质。2020年，墨脱全县产值达到7亿元左右，增长幅度在10%以上，茶产业成了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目前，墨脱已经建成高标准高山有机茶园56个，总面积达到16926.36亩，仅2019年新建高标准高山有机茶园23个，面积达到8000亩，实现了“一人一亩茶”目标；主要茶树品种有6个品种。2019年，墨脱采摘茶青25万斤，给群众带来了606万元的直接增收。
察隅茶产业
察隅县地处西藏东南部，藏语意为“人居住地”，全县总面积为31659平方千米，平均海拔2800米，下辖3乡3镇、96个行政村和1个吉公居委会，共有藏、汉、纳西、独龙、苗、回、门巴、珞巴、傈僳、怒等十个民族和僜人。察隅气候四季温和、降雨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具有优越的农牧业发展条件。
西藏的茶场种植的茶叶。（人民网次仁罗布摄）
2017年，察隅县依托察隅县桑昂曲宗生态有限公司、昌林养殖有限公司、阿曼陀茶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新增茶树种植面积2387亩，并增加多元经营。2020年又投资1432.69万元，推进了下察隅镇巴安通村、扎巴村茶叶种植项目，在两村开辟茶园面积1208.03亩（两村分别为1069.63亩和138.4亩），并建设围栏、大门等附属设施。
整体而言，“十三五”期间，包含茶产业在内的察隅县特色农牧业得到快速发展，扩大茶叶种植3000亩，实现了有机茶叶种植2万亩，完成了上、下察隅茶叶粗加工点项目建设，并启动了下察隅镇茶叶精加工厂建设。全县累计接待游客106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7.8亿元，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也由6.5亿元增加到11.04亿元，年均增长达到14.12%。
在位于西藏拉萨的一家茶叶公司的门店内摆放着造型独特的茶叶制品。（新华社记者张京品2021年4月23日摄）
推进西藏茶产业发展的建议
西藏茶产业虽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规模仍较小，产值低，科技含量低，文化附加值未充分显现，如何做好“三茶”（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发展的这篇大文章，还需要科学谋划。
笔者曾提出西藏茶产业发展的三个类型，它们是西藏不同区域内推进“三茶”统筹的重要路径。一是在拉萨等主要城市实行“原地浓缩型策略”，把当地茶文化的特色通过小型、精致的形式体现出来，譬如茶馆文化以及酥油茶文化。拉萨市目前建成的“藏茶文化体验中心”是很好的例证。二是“整合提升型策略”，主要针对林芝易贡茶场，要改变粗放式经营状态，提升茶场经营质量，运用现代科技，整合相关资源，打造“产茶-游茶-品茶-康养”一体的产业新业态。三是在墨脱、察隅地区实行“建设利用型策略”，在全面规划前提下，把茶园建设与观光旅游、休闲康养相结合，在开辟新茶园的同时进行统筹设计。
第一，进一步打造高原生态有机茶园，以科技为基础用好生态优势。茶园是茶产业的基础，对林芝地区来说这更为重要。要进一步科学规划茶园建设，在有效防范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同时，既要在宜茶之地充分开辟茶园，又要保护好林地草场。要明确好茶是建立于好茶园基础上的，养护好高山有机茶园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林芝具有茶树种植的天然生态优势，一定要根据地形地貌特点，利用好茶叶科技成果，坚持在茶园开垦利用中做好水土涵养，充足基肥，尽量使用有机肥料。要选择合适的茶树优良品种，科学布局茶树品种比例，形成合理的茶树品系结构。
第二，把茶史、茶文化与茶产业发展相结合，打造独具特色的茶产业、茶产品。要整理好、利用好西藏丰富的茶文化，把文化融于产业发展中，促进高文化附加值的茶产品创新。譬如结合当地文化促进林芝茶食产品的创新。要坚持优秀文化的引领作用，充分挖掘西藏自有的制茶艺术，发挥好茶马古道文化中留存下来的制茶技艺，把茶资源、茶生活、茶传播、茶艺术融入到产业发展之中。同时要发挥好现代科技的作用，用科技促创新，用科技增产量，用科技提质量。把文化与科技统筹于产业发展之中，统筹于乡村振兴之中。
第三，构建区内区外、国内国外双循环格局，借助浙江、福建、云南等茶产业强省创造的良好市场环境打造产业的畅通循环渠道。中国是产茶大国，也是茶叶消费大国，更是茶叶出口大国，要利用好这一优势，探索适合西藏茶产业发展的循环模式，强化与广东、浙江、四川、云南、福建等产茶大省的合作，加大科技投入力度，以科技促产业循环。要坚持茶产业的“美生态、育文化、强科技、福民生”基本发展定位，盘活乡村生产要素，以乡村振兴为目标，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动、社会参与、茶农支撑的基本发展思路，运用好“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在营销中把线下和线上有机结合，让茶产品走出去、走得好、走得远。
第四，充分发挥对口支援优势，形成可持续的产业体系。至2000年底，广东、福建两省援藏项目达292个，资金投入达96670万元。这成为林芝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样，两省的援助对茶产业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从林芝规模茶园的开辟和发展可见一斑。同时，两省推进的人才援助更显重要，1998-2000年，广东省为援助林芝科技人才培训投入了1100万元的经费。西藏现代茶产业的持续良性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对口支援，这从墨脱茶产业的快速兴起和发展中可以清晰体现出来（广东省援助）。通过援藏优势，要持续推进现代茶产业的人才建设，把好产品质量关、打造西藏茶叶的明星品牌，要时刻保持忧患意识，构建现代科技物流体系，全力推进西藏茶产业形成产业巨轮行稳航远。
作者：赵国栋，博士、西藏民族大学副教授、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研究方向为西藏生态与文化，西藏茶文化。
本文选自《茶博览》杂志2022年05期，P52-P59。
图源：新华社、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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