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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茶有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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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普及茶知识,茶在中国文化中为什么那么重要?

古时文人有"琴棋书画诗酒茶"七件宝。国人从何时开始饮茶,尚无定论,但从西汉时,已有关于饮茶的文献记载。不管是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茶除了其本身的饮品价值,和其春饮花茶、夏饮绿茶、秋饮青茶、冬饮红茶之类的养生、药用价值之外,还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

一、茶的饮食文化内涵

唐代以前,烹茶一般会加入芝麻、食盐、瓜仁、桃仁等佐料,茶膳也是由此而来。用茶来料理美食,取茶叶的清香,使茶与食物完美结合,为菜肴锦上添花,成为茶香满溢的茶膳。茶膳包括茶菜、茶点、茶汤。要把"茶"与"膳"完美地结合,成为"茶膳",就必须经过有心人的烹调,妙手撮合,再加以雕琢。

用茶来料理美食,尊重所选用的茶叶的特性十分关键,葱、姜、蒜等重味的作料很容易盖过茶香,所以一般粤菜和淮扬菜中才有传统茶餐。中餐最经典的茶馔莫过于淮扬菜中的"龙井虾仁"。龙井茶的清香中和了虾的腥味,就更鲜美,更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灵气"了。

茶叶入馔不只限于中餐,日本料理中也有,那多数是以抹茶制作的各种糕点。微微的苦配上低调的甜,可谓典型东方审美,有节制的优雅。欧洲人更加彻底,从茶叶进入他们的生活开始就已经将其单独搭配黑胡椒和海盐一起享用了。恬静淡雅、温馨醇和的玄米茶是一种日韩风味的绿茶饮品,它以糙米为原料,经浸泡、蒸熟、滚炒等工艺制成的玄米与日式蒸清茶拼配而成,既保持了茶叶的自然香气,又增添了炒米的芳香,鲜醇适口,不伤肠胃。

茶粥也是值得一提的,它兼有茶、米之香。古典吴越方言中"粥"和"茶"的读音一样,可见人们对茶粥的喜爱。江南炎夏湿热,厨娘们取绿茶浓汁,加之粳米、白糖,以小火慢熬。粥成但闻佳茗清醇,粥香溢清,夏日炎暑便消一半。在上海浦江两岸,每日清晨至深夜,都有茶粥供应。有"豆粉茶粥""薄荷茶粥""藕汁茶粥""果奶茶粥""菜汁茶粥""鸡汁茶粥""什锦茶粥""菊花茶粥"等。

不仅中国人爱茶粥,日本人也有他们喜爱的"奈良茶粥"。奈良茶粥源自奈良东大寺取水节。茶刚从中国传入日本时,还属于贵重的饮品兼药品,只有级别高的寺庙得以品饮。当时东大寺的和尚用煮好的第一道茶来泡饭,第二道茶来加盐煮饭,施发善众。后来茶叶普及,民众也喜欢上了茶粥。奈良的茶粥色泽金黄,入口不腻,茶和米的清香合二为一。当地人吃茶粥喜欢配上"奈良渍"咸菜,这一粥一菜也成为地道的奈良早餐。

此外,云南的基诺族还保留着吃凉拌茶叶的传统习惯。其做法是把鲜茶叶揉碎了放到器皿中,加一点黄果叶、大蒜、辣椒、盐等辅料,再加入山泉水拌好。其味极为特别,兼有生食之菜的爽脆、茶的清香以及辛辣之味。

二、帝王的饮茶史

中国历史上,帝王饮茶的历史相当古老。从发现茶叶的炎帝,到痴爱品茗的康熙、乾隆,与茶结下不解之缘的皇帝,层出不穷。

南朝齐武帝萧赜遗诏中下令,葬礼从简,灵位前不得按惯例"以牲为祭",而是设一些饼、茶饮即可,并要求"天下贵贱,咸同此制"。隋《大业杂记》记载,有位和尚制造一种"扶芳夜饮"的茶饮给文帝杨坚喝。此饮采用一种叫"扶芳"的树叶,"夏日取其汁,微火炙使香,煮以饮,碧绿,色香甚美,令人不渴"。又据《隋史》记载,文帝梦见有位神人把他的头骨给换了,梦醒以后便一直头痛。后来遇一僧人,告诉他说"山中有茗草,煮而饮之当愈",文帝服之以后果然见效。宋徽宗赵佶酷爱饮茶,而且精于茶道。在北宋大观年间,他著有《茶论》一书,后人称之为《大观茶论》。

到了明清之际,茶叶无论在品类还是制作工艺上,都趋于完美。清代康熙皇帝喜茶,更为江南名茶碧螺春命名而留下一段佳话。史载,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到杭州,曾四度到西湖茶区。他在龙井狮子峰胡公庙前饮龙井茶时,赞赏茶叶清香醇厚,遂封庙前十八棵茶树为"御茶",并派专人看管,年年岁岁采制进贡到宫中,"御茶"至今遗址尚存。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帝王饮茶史上最悲凉的一幕。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后,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愚笨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他一登上王位,就发生了"八王之乱"。太安二年(303),东海王司马越率大军挟持惠帝,向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发起猛攻。不承想在汤阴一战中,晋惠帝又被司马颖掠去。成了司马颖傀儡的惠帝,被挟持到了洛阳,然后又逃往长安。光熙元年(306),东海王司马越消灭各路反王,惠帝也回到了洛阳,被监禁起来,饮食起居大不如前。一夜,身边的臣子用瓦盂盛了一碗茶给惠帝喝,惠帝对此茶赞不绝口。其实,它不过是孤臣无以贡奉,不知从哪儿找来的一碗粗茶。残乱年代,困苦帝王,这碗茶应该是帝王饮茶史上最悲凉的一碗。

三、以茶代酒的故事

尽管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但是在隆重场合,茶的重要性还是无法与酒相比,最多在特殊情况下成为酒的暂时替代品。中国古代筵席有以礼待客的传统,对那些没什么酒量或滴酒不沾的宾客,主人一般会主动用其他饮品代替,如茶。

三国时期吴国第四代君主孙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却出乎意料地有"以茶代酒"的文雅之事。嗜酒如命的孙皓每次设宴,都让大臣们每人至少喝足七升酒。当时孙皓最敬重的文臣韦曜,学富五车,但酒量仅二升而已。孙皓便对他以礼相待,每次宴会暗中赐他好茶,让他以茶代酒。孙皓也由此开创了以茶代酒的先例。后世好茶者考证,孙皓赐给韦曜"代酒"的茶,应该是产于浙江的御茶。

晋时,饮茶者开始增多。刘琨是晋朝有名的大将,青年时代和祖逊为友,读书习武,上演了历史上有名的"闻鸡起舞"故事。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让北方匈奴人有可乘之机,他们大肆侵犯北方的并州、冀州一带。光熙元年(306),刘琨负责这几地的军事事宜,但抗击匈奴的军事行动失败。刘琨内心愤懑不安。自古有喝酒解闷的说法,刘琨则与众不同,他喜欢通过喝茶来发泄心中郁闷,而且一喝必是上等茶。

四、以茶祭神

我国以茶作祭,形式大致有三种:在盛茶器皿中注入茶水;供奉干茶叶;不用茶,仅用茶碗、茶壶等作象征。但也不仅限于此,明代的徐献忠在展现湖州一带风土人情、人文地理的《吴兴掌故集》中记载:"我朝太祖皇帝喜顾渚茶,今定制,岁贡奉三十二斤,清明前二日,县官亲诣采造,进南京奉先殿焚香而已。"当时南方一些名茶区,要在清明前把贡茶送到京城,而这些茶是用于皇室焚烧祭祖用的。

在我国民间,一些善男信女常用"清茶四(种)果"或"三(杯)茶六(杯)酒"祭天谢地,期望得到神灵的保佑。在中国古刹禅院中,常备有"寺院茶",且用最好的茶叶来供佛。据《蛮瓯志》记载:觉林院的僧侣,"待客以惊雷荚(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茶(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一些虔诚的佛教徒常以茶为供品,向寺院佛祖献茶。

在少数民族地区,以茶祭神更是习以为常。湘西苗族居住区,旧时流行祭茶神,祭祀分早、中、晚三次:早晨祭早茶神,中午祭日茶神,夜晚祭晚茶神。祭茶神仪式十分严肃,祭品以茶为主。云南景洪基诺山区的一些民族,每年夏历正月间要祭茶树,并口中念念有词:"茶树茶树快快长,茶叶长得青又亮。神灵多保佑,产茶千万担。"他们相信这样做会得到神灵保佑,使茶叶有好收成。

五、茶的道家文化内涵

道家是最看重茶的文化精神的。唐代喜饮、擅饮茶的著名道人就不少。唐开元年间,唐玄宗极为欣赏道士申元,甚至让自己宫中的侍女赵云容为申元侍候茶药。唐代《南部新书》中记载,唐肃宗曾赐给道士张志和奴、婢各一名。张志和为他们取名渔童、樵青,"使苏兰薪桂,竹里煎茶"。唐代最著名的道家茶人,应是女道士李季兰。李季兰和陆羽是好友,曾在德宗年间和陆羽、皎然在茗溪组织诗会。有学者认为,正是他们三人共同开创了唐代茶道格局。

在文学作品中,茶和道士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无处不在。欧阳修在《送龙茶与许道人》中,写到他将当时非常名贵的龙团茶,送给了"来似浮云去无迹"的一位荥阳道士。元朝著名散曲家张养浩在泰山游玩,发现一道观中香茶怡人,写下了"鼎铛百沸失膏火,风水万里忘萍逢"的佳句。明朝藩王朱权,晚年时兼修释老,尤喜沉于茶道,以求达到"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的修身境界。晚清刘鹗,为写《老残游记》数次到泰山,对其风俗民情极为熟悉,开篇第一回写老残和其他人一起游道观,道人见客来,就"端出茶盒","大家吃了茶"。

道家人饮茶不似佛家执着于精神上的追求,也不似儒家饮茶需要一套数十种茶器且极为烦琐的礼仪。相对来讲,茶对于道家的养生意义更为重要。相传活了八百多岁的彭祖之徒丹丘子、黄山君,就是因喝茶才羽化成仙。虽然是传说,却可以从中看出茶的养生保健功能,至少在黄山君那个时代已被发现并利用了。

茶对养生的重要影响,甚至使古人认为,饮茶不仅能养生,还能让人成仙。服用草木果实之类的安全养生品,是道家人最想研究的课题。而茶有升清降浊、疏通经络的作用,正好可为道家练功所用。因此,从葛洪的《抱朴子》到陶弘景的《本草经》,道家人从药理方面研究茶是最认真的,而且成就斐然。

六、与茶有关的神话传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茶和酒最与众不同,它们似乎比其他饮食品类更容易被用来参与人神、人鬼之间的沟通。因此,说茶有几分仙气、神气、鬼气,也不算夸张。

陆羽在《茶经》中,就频繁引用《搜神记》、《续搜神记》等野史笔记类文献中的故事,展现茶与神鬼之间发生的故事。从这些传说产生的心理根源探究,可能是因为茶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太多益处,所以古人特别是名茶区的古人,心甘情愿以茶为崇拜对象。

中国茶区几乎都有和神仙有关的故事。比如武夷山崇安县星村有五株与众不同的茶树,茶叶成双出现,且形态一模一样,制成茶叶皆为上品。相传这五棵茶树就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所栽,武夷人称"吕仙茶"。又如云南西双版纳的南糯山原本无茶,三国时期诸葛亮带兵至此,逢将士患眼疾,他便以杖击地,地生茶树,于是茶叶医好了将士们的眼疾。后来南糯山便有了名闻天下的普洱茶。当地人尊诸葛孔明为茶祖,每年孔明生日之际要饮茶放"孔明灯"。安徽的名茶太平猴魁茶,相传是两只得道的老猴赠给当地人的。如此传说,数不胜数。

七、吟咏茶叶的作品

在古代,出现过不少歌颂茶叶的歌,如唐代皮日休的《茶中杂咏序》中有"昔晋杜育有《荈赋》,季疵有《茶歌》"。这里所说的茶歌是指陆羽所做的六羡茶歌:"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此外,唐代还有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等。当然,茶歌来自生活,主要以民间创作为主。即便是文人参与,也只是由他们从民谣中整理再编曲,然后返回到人民中去。明清时期,杭州富阳一带有一首广为流传的《贡茶鲫鱼歌》。此歌便是正德九年(1514),由按察检事韩邦奇据民间的《富阳谣》改编而成。这首歌以当地茶农的口吻,通过痛彻心扉的质问,表现出对采办贡茶和贡鱼所受到的侵扰。韩邦奇也因为为民请愿反对进贡茶叶而触犯朝廷,被治以重罪。

另一类茶歌,是茶农和茶工自己创作的民歌或山歌。如清代在江西流传的茶山歌,其歌词非常有民间生活气息,如:"茶叶下山出江西,吃碗青茶赛过鸡。"

古时咏茶的诗也不胜枚举,但在唐朝之前,文人诗作中提到茶的只有四首:晋代孙楚的《出歌》;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左思的《娇女诗》;南朝宋王微的《杂诗》。其中,"洛阳纸贵"的左思,在其五言叙事长诗中,描写了两个豆蔻年华的小女孩,她们天真烂漫,在花园中追打嬉戏。游戏得口渴了,便急着烹茶以饮。为了更快喝到茶,她们"心为荼荈剧,吹嘘对鼎"。诗中的鼎是一种用来煮茶的三足两耳食器,但并非专门煮茶的器具。因为唐代以前茶器常常是与酒器、食器混用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南朝女文学家鲍令晖的《香茗赋》。鲍令晖是著名文学家鲍照的妹妹。她出身贫寒,却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文献记载她有《香茗赋集》一书传世,遗憾的是今已散佚。古代诗歌总集《玉台新咏》也收录了她的诗作。艰难生活的历练,促成了鲍令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感悟,也让她留下了不少诗文佳作。诗论家钟嵘夸赞:"令晖歌诗,往往崭绝清巧。《拟古》尤胜,唯《百愿》淫矣。"可惜她的作品仅存诗七首,都与茶无关。她在《香茗赋》中究竟如何写茶,后人无从知晓,实乃一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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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有真香》:从《茶经》开始的茶之认知

中国茶千年更迭,正值复兴。为了记录当代茶人的深耕细节、茶事审美的革新,美食作家王恺历经十余年,寻访各大茶产地、茶人、茶空间,拿到一手珍贵资料,写就《茶有真香》。那么,中国茶的历史应该从何谈起?在千年的时间里,茶又经历了哪些发展呢?


《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王恺著,中信出版社2023年1月版。

说到茶之典籍,大众经常提起的,就是唐宋茶书的几本名著,陆羽所著的《茶经》、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外加明代初年朱元璋之子朱权所编撰的《茶谱》,事实上,中国古代典籍中与茶有关的书籍并不算少,这几本只是名重一时。唐之前,关于茶之专著并不多,唐代陆羽的《茶经》一出,是茶叶相关著述中的大事,它肯定了茶饮生活的知识性地位,不仅包括了大量的茶事经验,还奠定了茶道规矩。之后,无论宋、明,还是清,与茶相关的著作虽不至于浩如烟海,但还是车载斗量。

这些典籍本来散布于四处,但后来被有心人集中编选出来。几年前,我在南京见到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的朱自振老先生,才知道20世纪30年代,金陵大学的万国鼎先生开始搜集中国农业史材料,其中包含大量的茶学典籍;20世纪50年代,金陵大学农学院并入南京农学院,成立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万国鼎先生为主任,朱自振毕业被分配到此地,他在万先生指导下,开始对中国各地的茶叶史材料感兴趣。当时分配工作,万先生派遣他和他的同事们去全国各地,搜集上千种古书及方志中的农业资料,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了“文革”。现在南京农大的图书馆资料库里还有他们当时认真抄来的各地资料,以至于“文革”后很多地方方志已毁,寻找资料还需重回此地。

21世纪初,这些资料由朱自振先生和郑培凯主编为《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此书是现存茶书总汇中收录最丰富的,各个茶书的版本都经过了校勘,各大图书馆所收集的善本都予以了寻访,是目前关于中国历史上茶叶种植、采造、储存和饮用等茶事最详尽、最权威的汇编本。正是在这些方志和搜集回来的各图书馆所存的茶书的基础上,这本茶书汇编出版了。相比起以往的汇编,这次的编撰一是搜集更加广博,二是利用了大量现代学术观点。

后来和朱先生一起汇校此书的香港城市大学郑培凯教授总结过,以往中国古代士大夫对茶书的态度很轻视,比如《四库全书总目》中,子部的谱录中的另册才搜集茶书,而且很多书只存目不收录,还是因为古人认为茶是小道。但是他们觉得,在物质文明发展史上,陆羽的《茶经》也是一件大事。

之后的饮茶脉络,基本上没有脱离陆羽的法门,走向了精致品茗的道路,从茶书的整理中特别能看出这点。与两位研究者闲聊,我们要讨论的是唐为何成为分水岭,唐以前的茶世界以及唐以后的饮茶风尚的变化,到了元明清大量资料出现,可以由此细观中国人的饮茶习俗。

唐是中国茶世界的分水岭

上古时代,茶在中国的植物图谱中已出现,但是最早茶属于药品,或者属于菜蔬,一直到唐代,随着茶叶的广泛种植和行销到游牧民族地区,茶才正式成为中国人的日常饮用之物。这时候,陆羽创立了完整的茶叶科学体系,规范了饮用方法,提出了“茶性俭”的核心观念,后这一观念直陈为“茶有真香”。

饮茶在中国起源甚早,但究竟有没有准确的记载?以及非常明晰的诞生时间和地点?很遗憾,这个信息迄今还没被准确地挖掘,因此也没有详细的论断。

文嘉,惠山图卷(《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内页插图)

郑培凯先生说,根据今天的研究,我们没有办法确定饮茶起源于何时何地,陆羽说起源于神农,其实这不能确定历史时期;前段时期有河姆渡文化考古说发现了茶树的图画,也非常不准确;还有人说云南的古猿有原始茶饮,更是不负责任。在开始茶饮之前,有可能出现过将茶做药或者把茶叶入汤羹的做法,但是和真正的饮茶都相去甚远。

根据一些古籍记载,战国时候四川一带已经有饮用茶的习惯,秦灭蜀后将之带出来,这里也是古茶树的发源地之一,符合“南方有嘉木”的说法。西汉马王堆的挖掘中,发现的竹木简中都有茶的别名出现,《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荼陵”,现在叫茶陵,也表明了茶树在汉代的时候已经在长江中下游地带种植了。不过汉代时四川还是茶的主产区,当时的饮用方式还不够清晰,应该是原始的煮汤饮用,也有加盐和姜同煮的,基本上还属于药用,茶在漫长岁月里,一直属于药食同源的产物。

到了三国魏晋时代,浙江和江南普遍种茶,饮茶人群也扩大了,茶不再属于贵族专利,扩展到士大夫阶层用以待客。当时也做成茶饼,粗枝大叶不能黏合的就用米汤去黏合,喝的时候先研磨,然后用沸水冲泡,还没有形成唐时那种复杂精美的饮用法。现在的古装影视剧里,尤其是以“三国”时代为背景的,特别喜欢加上饮茶的场面,当时是不是已经形成了标准?之后的魏晋喝茶方式是什么样子呢?

按照茶书的记载,研究者们分析,很多人提及魏晋饮茶,是因为文人的诗赋中经常提到茶,但是当时饮茶的资料其实很少,我们只是知道,当时的茶不仅用来待客,还用来祭祀。北方游牧民族不喝茶,他们会觉得茶是南方人的饮料,《茶经》里面就记载了“茗为酪奴”的故事,北人对南人的饮用茶多加讽刺。他们占领了大部分地区后,南北交融,饮用习惯才慢慢传开。不过当时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饮用茶已经很普及了,对器物和水都有讲究。但是饮用方式还比较古朴,茶处理如同蔬菜,放在水里煮了喝,加各种香料与佐料,基本上就像蔬菜汤,属于实用阶段。唐之后,茶饮普遍化不说,还成为精致的饮品,不再是实用主义,而是上升到了精神领域,这就成就了“饮茶之道”。

确实很多人说唐是中国饮茶的分水岭,之前是草味羹饮时期,之后是精致时期,这个和唐是统一性国家有关系吗?还是令人好奇。

郑培凯的观点是,其实这个和历史积累有关系,也和当时的交通发展有关系。按照严耕望的研究,当时内陆交通已经可以把茶运输到塞外、到吐蕃,这些区域都养成了饮用茶的习惯。唐代政府开始建立茶政,也开始征收茶税,茶贸易成为唐时经济贸易的重要环节。

茶之流行,肯定不是单一原因,除了交通和社会原因,也包括禅教大兴。在参禅过程中,为了提神不寐,也为了打坐,很多寺庙推广喝茶。当时禅宗影响很大,又影响到了民间,渗透特别广泛。资料里面有反映,北方泰山寺庙里的僧侣参禅“务于不寐”,可以喝茶。与此同时,陆羽提倡的茶道方式和创新的饮用规矩一时风行,他后来也成为茶神,人们买来巩县窑的小瓷像,往上面浇茶水,有点浴佛的意思。

也有学者据此说,中国人对陆羽丝毫不尊敬,举例也是将茶水往瓷像上浇灌,说等于惩罚,这种说法和“浴佛”说法一样,都缺乏详细的解释系统,因为需要更多的民间仪轨之类的资料来作为佐证。但毫无疑问,陆羽是茶领域的权威,当茶仪式化、尊贵化,他的地位也随之提升,当困难时代,大家讲究不了茶的复杂度,陆羽也随之消隐。

唐时的名茶有巴蜀的“蒙顶茶”,还有江南的“顾渚紫笋”,名称不少,但是很少有流传至今的,是不是工艺失传的缘故?现在这些地区还在产茶,但这些茶和唐代的茶应该关系不大。

研究者说,唐时的茶叶生产已经精益求精,有的地区强调精致,有的地区强调产量。比如我们知道的浮梁的茶叶,就是大宗贸易,主要靠产量取胜,每年茶税惊人;蒙顶、顾渚都是精品产区,蒙顶茶分若干种,石花、小方、散芽,是天下第一等,但是蜀道难,上贡不方便,所以江南的产区就也成为贡茶区域。除了蒙顶,湖州的顾渚紫笋、寿州的霍山黄芽、蕲州的团黄,都是名茶;《唐国史补》中还提到,当时的吐蕃也受中土影响,唐使节去了那里,赞普会拿各种名茶展示。这也可以为“茶道大行”的说法做一补充。

陆羽其人及其影响

陆羽生逢其时,冠在他名下的著作有几本,有的显然不真实,比如关于陆羽评水的著作,就应该是后人伪托。但是他的自述,关于他的弃婴的身世以及后来被庙里的僧侣收养的经历,包括他对易经、佛典和儒家典籍的熟悉,都应该是真实的。而且他和当时的名流如颜真卿、皎然等人互相唱和的诗歌也都有记录。

食养(《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内页插图)

当时科举制度初兴,一些身份低微的人有了晋升之道,士人的地位有所上升,陆羽结交的很多人属于这一系统,他自己也属于把民间文化融入上流社会的人物。陆羽的《茶经》并不仅是总结当时的喝茶方式,而是制定了一些新的他觉得重要的准则,提出了自己清晰的品饮之道,包括整个学科的科学体系也初步建立了。这个准则,事实上一直影响到后世,别看唐茶的喝法与现在差别很大,但国人饮茶的内在精神路径完全是他那时候就定下的。比如《茶经》里有茶器一卷,表面是列举烹茶器物,实际上是根据他自己的原则确立饮茶的规矩。他的茶道仪式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也非常流行,通过这种规矩的确立他构建了饮茶的氛围,提供了心灵超升的领域。可以说,后世所有的茶的规矩,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韩国,都从他这里面来,他是这个学科的开创者。

所以,这个世纪回看《茶经》,会觉得特别有意思。他的规范很全面,其中个体的审美起了很大作用。比如说到碗,他喜欢越州青瓷,然后是鼎州、婺州、岳州等;他不赞成邢州和越州并列第一的观点,觉得越州瓷像玉、像冰,尤其是青瓷适合与茶合配,可以衬托茶的颜色。邢州白瓷将茶衬托得过于红,寿州黄瓷把茶衬托得过于紫,都不太适合茶。他是以自己对瓷色的观察和瓷碗质地的研究来决定的,让饮茶者体会到美感。这里面就开始建立了整体的心灵感受,有了茶道整体的艺术感标准。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那套茶具,说明了陆羽的规范影响深远,不仅于民间,宫室也遵守他定的规则,器具完备讲究,进而奢侈,也说明当时饮茶的礼仪极其重要,甚至有繁文缛节的倾向。

茶经里面还提到了择水的重要性、火候的重要性,包括俭素之美,尤其重要是表达出了“茶有真香”的观念,不赞成以往流行过的添加各种姜、盐、枣、橘皮、薄荷等物质,觉得那等于“沟渠弃水”。

郑培凯在编选历代茶书的过程中,发现“茶有真香”的准则制定基本也是从陆羽开始的,他喜欢“茶性俭”,这个影响特别大,之后历代茶事都奉行了这一原则,尤其是中国,如果是混合香料做成的茶,大家就会觉得劣质。陆羽的观念影响到了后世,包括蔡襄、宋徽宗等饮茶大家都提出茶有真香,不应该添加龙脑香等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民间还是有添加各种果实花朵的习惯,造成了加香系统的绵延不绝,北方的花茶事实上也算得上源远流长了。添加有添加的道理:北方的水土问题造成了北方普遍水质硬,掩盖茶的真香。外加古时候交通不便利,新鲜的茶运到北方可能已经没有了香味,所以靠别的香味提神。包括自唐以来,北方受游牧民族影响深,一直有往茶里加奶的习惯,这些都是影响深远的理由,也造成北地现在的民间百姓喜饮花茶的习惯。但是士大夫阶层还是奉行茶有真香的道理,基本不添加任何物质。

陆羽对水的品鉴相对简单,但也是开创性的,提出了相应的标准:就是“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还对山水做了分析,要捡取“乳泉,石池漫流者上”,不要涌流的瀑布的水,也不要山谷里浸满不泻的水,江水则取离人远者,井水则是选择人们汲取多的,其实都强调的是“活水”概念。

传说陆羽撰有《水品》一书,但是我们翻检阅读发现已经散失了,现在翻刻的很多是张又新的《煎茶水记》中记载陆羽的品题,不足为依据。关于他品尝水传说的神乎其技,比如一桶水能分别出来哪个是江中间打的,哪个是岸边打来的,这是违反物理常识的。后来这故事又附会到了苏东坡身上,其实这都是人们在想象空间里的创造,也说明国人在追求品茶艺术方面的追求。

宋人的茶世界

宋代茶书和茶人的世界,首先在宫廷,从蔡襄到宋徽宗,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细腻讲究也无可比拟。也许就因为此,走向了盛极而衰的道路,但是从这些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人创造了一个复杂瑰丽的茶世界。

宋代最著名的茶书,我们普遍知道的有宋徽宗的《大观茶论》、蔡襄的《茶录》,整个宫廷品茗已经成为风尚,这两本书记载非常清晰。当时宫廷的饮茶习惯非常普遍,制作茶的技术比之唐代还要复杂。先是龙凤团,后来发展到石乳、白乳,再后来又有小龙团,以及各种密云龙、瑞云祥龙,越来越精细,层出不穷。当时的点茶手法在蔡襄的书籍里记载得很清楚,是水和茶要用得恰当,比例均匀,否则表面的沫饽就不匀。还有斗茶法,没有水痕的最佳,可以清楚地比较好坏。点茶法已经与唐大不相同,延续的是使用末茶,要使末茶产生大量的泡沫。这可能和道教的思想有关,认为这些沫是精华,也和唐代胡人喜欢喝奶的习惯有关。

茶味(《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内页插图)

因为有了新的名茶标准,为了达到茶汤的最佳表现效果,建立了一套新的系统,包括茶叶制作、茶叶击拂、茶叶品饮、器物优劣,都形成了仪式和系统。有仪式才有审美,所以现在有人说日本茶道重仪式,中国不看重,并非如此简单。

瓷器发展也被茶所影响,早期使用的瓷器和宋末年推崇的瓷器完全不同,唐朝的秘色瓷,其实也是和茶色配合的,茶色丹,用秘色的碧来衬托。北宋时候,使用了大量的青白瓷,那时候还不像后来那么推崇建盏。

当时的击拂动作书籍中也有很多记载,那些动作以及使用的器物,现在的日本抹茶道中保留了部分,但是又不太一样。宋人早期的宫廷中使用的是黄金和白银制作的击拂工具,蔡襄称之为“茶匙”,他觉得金和银的最好,竹子的太轻,所以不好,因为需要有力量地击拂才能形成表面的沫饽,像乳花一样。比蔡襄早半个世纪的宋初的《荈茗录》里面写道,有的人运用茶盏能够做出各种图画,也包括“茶百戏”,可见这个茶匙运用的复杂程度。

茶筅是后来发明的,也就和现在日本存留的很像了,有点类似西洋打蛋器,但是细密,和现在日本的轻巧器物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当时是用竹根制作,器物重,器端有力,整体粗壮,因为这样才好掌握,操作起来也便利,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样才能出一碗美好的茶汤。宋徽宗写了很多不正确的击拂方法,然后写了详细的击拂法,如何才能击拂出“乳雾汹涌”的好茶,因为茶色贵白,建安的黑盏也就开始变得贵重起来,又厚又保温,保温是因为击拂时间需要很长。过去被视为上品的青白瓷在徽宗那里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所以茶的饮用方式还改变了瓷器的系统标准。比如宋流行的天目碗,到了明代就基本不见了,全部都出口日本了,因为我们的饮用规则改变了。

宋徽宗在茶学上有很多专业性的追求和结论,不过他这种走极端的品饮方式在当时并不普遍。当时他已经有点走火入魔了,为了生产出最好的团茶,有几万人上山采茶,穷奢极欲。但是了解这样的生活方式,重审当年中国人的审美需求,也是件美好的事情,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茶曾经痴迷到何种程度。

宋人写福建一带贡茶的书籍特别多,是因为上行下效。贡茶地点由江浙搬到了福建,这里成为新的最好的茶叶基地。因为天气变化,北宋期间的天气开始变寒冷,本来放在太湖地区的贡茶园不能在清明前广泛发芽,没有那么多贡品了,于是搬家到了福建建安,保证清明前有大量的贡茶,欧阳修等人都描绘过,当时有20多本书详细描绘福建贡茶园的情况,非常详尽。

上层社会的饮茶方式如此繁杂,但是很难影响到民间。宋徽宗的讲究基本已经无可比拟了,当时他的茶叶极品也不可能那么普及,包括他那套复杂的饮用体系也难以推广,所以民间很难达到宫廷的饮用方式,而是沿着自己的下里巴人的道路发展:一是在茶中加各种料,二是宋时候,散茶实际上已经开始饮用。虽然记录不多,但是各地草茶,就是散茶存在的证明。

加各种料的饮茶行为自古是习俗,陆羽很不喜欢,他觉得这就像是沟渠间的废水一样,蔡襄文章也提出,有人喜欢在团饼中添加龙脑香,夹杂珍果香草,都不对,但是当时民间还是添加着喝。梅尧臣批评北方人喝茶“只解白土和芝麻”,说明当时北方用白色土碗往里面添加芝麻;当时北方还有添加姜、盐、牛奶的,还是受到游牧民族的习惯影响。不过,这种习惯不局限于北方,南方也有很多加料茶。南宋临安的茶馆有多种花果茶,还有“七宝擂茶”,就是各种盐、花椒、酥油饼混合的茶汤,其实里面的茶只是有一点茶意而已,现在湖南等地区的擂茶习惯还顽固存留着,其实也是古风。北方喝茉莉花茶的风尚,其实也是渊源有自。其中比较脱俗的是莲花茶,就是在夜晚半绽放的莲花的花心放茶,然后扎紧花瓣,次晨取出茶叶,之后焙干使用,染上了花香也很清美。

宋到元的阶段,散茶的饮用渐渐推广,当时王祯的《农书》就说,南方已经普遍饮用散装芽茶,不一定碾成末再饮用。也是因为团茶的制作过于烦琐,南宋后的散茶就大规模出现了,晒青、炒青都有出现。所以,并不是像传统说法,到了明太祖时候突然废团改散,以江南为代表的民间早就饮用散茶了,并非突然性的改革。

明朝的茶道复兴

明代算是中国茶道复兴的时期。从茶书上看,整个明清茶书有上百种,占到茶书总量的72%,但是很多抄自唐宋,有些疏忽错漏,以往学者并不重视。但是,明清茶书有以往唐宋不具备的地方,关于茶树种植管理、茶叶制作技术、饮茶的文人趣味,有颇多新见。晚清茶书更是开近代科学茶学科的先河。

唐宋的繁杂到明清的简单,是一个越来越简单化、日常化的过程,复兴体现的方面也更不一样了。宋到元之后,蒸青炒青所制作的散茶已经逐步在民间流行,到了明初,明太祖废饼茶改散茶,一是觉得团饼奢侈浪费,二是因势利导。这时候,不仅是饮茶方式变革了,关键是茶叶的制作技术也变化了,这对于中国茶的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炒青的制作和烘焙方面,制茶者开始依照茶叶的特征掌握炒青的火候,研制出了各种有特色的名茶。我们现在所喝的不少名茶都是明代出现的,比如龙井。

万历年间有罗廪所著的《茶解》,里面提到唐宋贡茶的制作方式奢侈,已经丧失了茶的本真,不如明代炒青制茶,可以保证茶叶的本来香味,书里还记载了详尽的采茶制茶法,现代通用的观念当时都已经出现了,比如不采雨胚,那样的茶不香;晴天的茶胚,必须当时采当时炒制,这样才可以保证色、香、味的系统平衡。茶叶制作环节的炒青工艺在书籍中描述得相当精准,还解释了茶炒熟后必须揉捻的原因,因为要让茶中的脂膏方便溶解,冲泡时就可以散发出来香气和内含物质。书里甚至对各种炒制工具都有规定,比如炒茶用的铁镗要用熟铁,不要用生铁。


岩茶闽,南平-武夷山-九龙窠的山场,岩茶生长在武夷山丹霞地貌的岩缝中,以岩骨花香的岩韵而著称(《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内页插图)

因为不同经济业态发展的缘故,新的名茶体系在经济发达的地区首先诞生了。唐宋时代奉行的是设监制作的贡茶体系,最优质的茶根本不会流入民间。但是明代中叶后,江南经济快速发展,使得整个长江中下游区域以及沿大运河一带都发展起来了,普通人的生活也讲究精致和享受,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他们追求的生活方式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品茗就是其中一项。在他们推动下,新的名茶体系诞生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讲究品茶,与品茗环境和制茶都有很大联系,构成了一种发达的品茗体系,所以明朝成为中国茶的复兴时代。

先说品茶的情趣方面,一是恢复了唐宋赏茗器的乐趣,对茶饮的程序和器物的雅洁再三致意,不因为明代有使用紫砂壶为主的相对简单的品茗体系,就不欣赏器物、不对茶器物有所追求。另一方面,着重性灵世界,追求品茶所带来的心灵修养的提升,期待有和谐之境界。当时有本相当重要的茶书——许次纾所著的《茶疏》,说到了茶具的陈设摆放以及品茗过程,考虑的不仅是仪式,而是味觉和嗅觉的综合享受,以及五官的舒适,对人格清高有所培养和提升,着眼于人间修养。他还罗列了许多适合喝茶的时间、场合、器物,充满了明代的文人意趣,比如夜深共语、鼓琴看书之时,茂林修竹、名泉怪石之地等等,还写了他认为不宜喝茶的场合:大雨雪、长宴大席、人事忙迫、观剧等等,包括不宜用的恶器、敝器、铜匙、铜铫、各种果实香药等。

当时有很多文人会详尽描写喝茶场合和禁忌,比如冯可宾的《岕茶笺》里也提到了宜茶场合,另外一些比较著名的文人书籍,如《遵生八笺》《陶庵梦忆》《长物志》中都有类似的描绘。明人追求茶饮的器物和环境,主要是要求有明朗的感觉,周围的环境以清静澄澈为主,但不是日本式的追求宗教的清寂。

为什么追求这种品饮情趣?是因为当时文人的口味也变化了,强调茶叶的真香,都是以轻扬芬芳空灵为主,不再像以往宋代福建的贡茶那样浓郁厚重。所以新的名茶体系也诞生了。比如《遵生八笺》里提到,苏州的虎丘茶和天池茶,都是不可多得的妙品,杭州的龙井超越了天池,因为炒法更精妙。从南京礼部尚书位置上退下来的冯梦祯对当时著名的天池、虎丘、龙井、罗岕茶也多有品评,结论是虎丘最好。不过有意思的是,因为贡茶体系已经与宋不一样了,茶叶精品并不一定送入皇宫,而是待价而沽,所以出现了真假难辨的情形,当时的龙井茶已经有大量假茶,就是茶叶名家也不一定能轻易区分。

袁宏道的评价和冯梦祯相似,他也觉得这几种茶很好,不过他觉得现在已经不在的罗岕茶为天下第一,有金石气,非龙井的草气、天池的豆气和虎丘的花香气可比。各种名茶的提出有个人口味的主观成分,不过文人欣赏趣味基本还是一致的。他们追求茶的芳香,但是也要求不能光有芳香,还需要深味,而且芳香也是清雅型,以兰花香为主。

崇尚清香的同时,混合茶不再那么流行,只是大众选择未必和文人们相同。明代的文人普遍反对在茶里添加果实花朵或者香草,追求茶的清饮,这也是陆羽追求的茶道“茶有真香”的体现。但是大众选择未必与名士相同。高阳描绘清代生活的小说里,名妓也拿各种花熏过的茶待客。尤其是江南以外的地区,承载了过去加料加果实的习惯,还有添加各种佐料的,所以各地都留存有加料茶的记载。包括很多强调茶有真香的茶书有时也妥协,比如明初朱权的《茶谱》,反对茶夹杂诸香,但与此同时也写了茶叶的熏香法,甚至可以用各种花香渗透其中,所谓“百花熏香”,也不反对加龙脑香。可能是朱权那时候饼茶的风气还在,对添加香料的习惯还比较接受。

不过,后期的部分文人也没有完全放弃这一习惯。就拿倪云林来说,他发明了“清泉白石茶”,往茶叶里面添加核桃松子肉,还为有高士不解他的茶而大发雷霆。民间的各种果子茶则更多,往里面添加各种吃食,这些行为都被罗廪《茶解》视为“茶厄”,也说明民间与雅士提倡的风尚还是有距离的。这时候,福建的贡茶开始走向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体系。因为宋元的贡茶体系废除,福建的一些茶开始转型,本来是皇家包办,现在要考虑商品市场的销售,而且传统的福建茶偏浓厚、偏甘醇、偏浓郁,必须要发展出一条不同于江南轻灵的新道路,这也是后来发展出乌龙茶和红茶的历史背景。包括轻灵的白茶,都和江南的绿茶不尽相同。其实绿茶体系也是缤纷多彩的,如果任其发展,也会多样化。明末的士大夫普遍提到了罗岕茶为茶中精品,这也算是当时的流行口味,晚明的茶书中,关于此茶的论著就有好几本。比如熊名遇的《罗岕茶记》、周高起的《洞山岕茶系》、冒襄的《岕茶汇抄》。根据这些书籍,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茶属于蒸青,而明朝大量的茶都已经属于炒青了。这种茶叶大梗多,外形不好看,也有很多不熟悉它的人闹笑话,把别人送的精致的大叶茶当次品赏给下人喝了,因为当时芽茶的风尚已经很流行了,所以人们会觉得大叶茶粗。

人与茶(《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内页插图)

许次纾所著的《茶疏》写道,岕茶不能早采,基本要立夏后再采,否则会伤害到树本,韵味清远,滋味甘香,是仙品。根据这些描绘,我觉得岕茶可能和今天的太平猴魁有点相似,叶大,味道醇清俱备。但是明末的风尚并未流传到清,因为战乱,江南士大夫阶层的品鉴系统标准整体崩溃,所以这种茶没有流传下来,否则,说不定明朝的茶风还会变化,不再奉行单一推崇芽茶的系统也有可能。

清代基本上延续了明朝的饮茶方式,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茶碗越来越少,到了最后就基本使用青花杯或者白瓷杯,紫砂壶成了最主要的泡茶工具;二是福建工夫茶的出现导致了小紫砂壶的流行,这都是明清的茶事重点。但是随着清中期后民生的凋敝,整个的品茗雅趣开始走向没落。尤其是1890年之后,基本上没有人有心思提及品茗雅事了。再之后,战乱频繁,革命事起,品茗之趣长期无人提及,结果现在很多中国人觉得茶道是日本的国粹,与中国文化无关,这也是历史失落太久的缘故。大多数中国百姓用大杯冲泡茶,倒是也符合质朴之道。

清代所出现的新茶书,基本是关于茶树种植和茶叶制作的,还有大量关于茶叶销售的地方志记载,不过朱、郑两位觉得那是茶叶经济史或者说农业史的范畴,所以在历代茶书汇编里没有多提及。清代最有价值的茶书肯定是关于科技的,比如《红茶制法说略》《印锡种茶制茶考察报告》《种茶良法》等,也有很多是关于紫砂的书籍问世了,比如《阳羡名陶录》《阳羡名陶录摘抄》《阳羡名陶续录》等。还有《龙井访茶记》,与今天的茶叶产地的情况对照观看,可以得到许多有趣新鲜的结论。

本文节选自《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王恺

摘编/何也

来源:新京报,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茶道也有一种对“残缺”的崇拜

“茶道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试探。”

——蔡珠儿

1906年,冈仓天心以英文写出《茶之书》,向西方介绍东方的茶道文化,这本小书仅只百来页,轻巧纤薄不盈一握,分量却如泰山磐石,历久弥坚。一百多年来,《茶之书》不断新刊重印,流传世界,除了各种英文版,还有德文、法文、瑞典文等版本,而由英文译回的日文版,更有多种译本,可见其经典地位。至于中文版,就我所知,近二十年来,《茶之书》至少有四种不同的繁简体译本,加上这本新译的版本,意义尤其特殊。


然而,茶叶不是中国人的文化遗产吗?为什么要看一个日本人用英文写,而且还是一百年前出的茶书?


答案很复杂,但也很简单:因为中文世界里,没有出现这样的一本书。中国虽有连篇累牍的茶经茶典、茶谱茶话茶录,却没有一本像《茶之书》这样,能以精简如诗的文字,深入浅出,宏观远照,除了勾勒茶史梗概,溯探茶道的核心精神,阐发个中的美学意境之外,还能评比欧亚,论衡东西,具有强烈的文化观点。

南方有嘉木,茶叶发源于中国,华人是最早喝茶的民族,自古迄今盛行不衰,喝茶人口跨越阶层地域,上者细品佳茗,下者抱着玻璃茶罐咕咕牛饮。茶与“柴米油盐酱醋”并列,固是居家必备之物,在儒家传统中,却也被视为口腹琐事,顶多是文士的闲情雅兴,风花雪月无关志业,饮馔小道不登堂奥。


但是冈仓天心的《茶之书》,却把世俗形下的饮馔之事,提升到空灵美妙的哲学高度,甚至是安身立命的终极信仰。茶与茶道,反映出迥异的文化态度。茶叶虽然原产中国,唐代才传入日本,八百年后,却从饮料脱胎换骨,演化成“和敬清寂”的茶道,晋升为一门生命美学,试图在庸碌琐碎的日常生活里,淬炼出精纯完美。


《茶之书》以“一碗见人情”破题,生动描述茶道的本质特性,开宗明义就指出:


茶道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试探。


茶道表面是美学仪式,内里则渊远流深,奠基于道家和禅宗思想,冈仓天心不惜用两章篇幅,深入阐释茶道的流派和精神奥义。他把中国茶史分为三个时期,唐代的煎茶是古典主义,宋代的点茶是浪漫主义,明代的淹茶则是写实的自然主义,不同的泡茶方式,体现出不同的情感和时代精神。

茶叶、道家和禅宗,都发源于中国,中国也有过讲求境界的茶道,只是时代断层造成文化裂变。冈仓天心认为,元代以后,中国因异族入侵,经历兵燹战乱,颠沛动荡,致使礼俗隳坏流失。日本反而承传唐宋古礼,并把禅学融入茶事,在15世纪形成茶道。


冈仓天心形容:

对晚近的中国人来说,喝茶不过是喝个味道,与任何特定的人生理念并无关连。国家长久以来的苦难,已经夺走了他们探索生命意义的热情。


他说,中国人喝茶,已失去唐宋的幽思情怀,变得苍老又实际,成了“现代人”(He has become modern)。


这里的modern,需要解释一下。不管翻译成现代、摩登或者时髦,这个字眼大半是正面的,意味着新颖进步。然而早前并非如此,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此字在19世纪之前的用法,大部分具有负面意涵。冈仓天心此书虽写于20世纪初,却沿用modern的旧有语义,含有功利实际、市侩伧俗的贬意。


然则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冈仓天心的析论与批评,并非针对中国,进行褊狭的民族文化论战,反而是同盟连手,把中国、印度和日本文明等量齐观,以亚洲抗衡现代西方,展开文化的反击批判。


面对西方的无知与误解,他几乎是气急败坏:

西方究竟何时才能够,或者才愿意理解东方呢?……要么不是把我们想成以莲花的香气为生,要么就是相信我们以蟑螂老鼠为食。


冈仓天心的“现代”,是日本的明治时期,欧美列强横霸世界,西风压倒东风,东亚传统饱受蹂躏摧折,引发各种维新改革,其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他主张“文明开化”,全面学习欧西文明。冈仓天心却主张“兴亚论”,提出“亚洲一体”(Asia as one)的宏观概念,以“爱与和平”的东方精神,抗衡西方的物质与机械性。

《茶之书》除了是茶道的入门手册,更是亚洲文化的答辩书。好在冈仓天心到底是美术家,不以滔滔理论高谈雄辩,而以优美的文笔和意境,巧譬善喻,引人入胜,藉由介绍茶道的建筑、艺术鉴赏、花艺以及茶人风范,具体演绎东方的精神文明。


茶室是简朴素雅的“不全之所”,艺术是性灵的交流呼应,花草需要珍惜礼敬,而茶人不只在生活中贯彻茶道的唯美精神,更不惜生死与之,以身殉美。冈仓天心以“千利休的最后茶会”收尾作结,把美感推向决绝悲壮的最高点:


唯有以美而生之人,能以美而死。伟大茶人的末日,如同他们此生其它的时刻,尽是高雅动人。


这种近乎宗教的心态,早已和茶无关了,茶就像庭园、插花、陶器等事物,只是通往“道”的工具,到岸舍筏,最终要完成的是生命境界。《茶之书》的迷人之处,就是写出了茶道的美感境界。


一百年后的21世纪,现代文明和东西冲突,早已历经几番风雨,当“后现代”都不再摩登时,这本书反而别有新意。在这个高度专业的时代,学科分类日趋繁细,像《茶之书》这种博物学式的著作,早成广陵绝响。冈仓天心学贯东西,深谙汉文和英语,在文学、历史、艺术、哲学等领域纵横穿梭,笔走龙蛇,来去自如,气势如长江大河。


冈仓天心文笔优美,《茶之书》的英文原作有如散文诗,清简隽雅,流丽可诵,然而译起来并不容易,译本除了力求典雅,注释上也花了不少功夫,嚼饭哺人又添养分,更是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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