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元代的茶瓷器茶

本次访谈就故宫此次展览的策展预与目标、茶与茶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从中国走出去的茶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贡献与影响，乃至茶与当代世界和人民生活的关系等，与策展人王光尧进行了对话。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茶（一）展览主题张然思：这个展览是以“茶·世界”这样大的一个命题来命名，我从展览大纲注意到，展览以发现茶之“神农氏”为缘起，这是否表明您在本次展览中既想纵深探索茶在中国的历史，又想横向探索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呢？

王光尧：谈“茶”和办“茶”的展览，想的时候觉得容易，办的时候则很难。展览的名称、内容都特别难定。仅展览的名称，策展团队想了很多。办这个茶的展览不仅仅涉及茶叶，也不仅仅是喝茶的艺术和茶具，我们还想在物质文化史上探讨以茶为关注点的“文化现象”。茶在中国有几千年的饮用历程，并带动茶文化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重点并不是茶叶本身的变化。茶叶本身有变化没有？肯定有，不同时期制茶的方法不一样。制茶技术的改进，因制造方法导致茶叶形状、味道的变化，等等，这种茶叶本身的内容，只是我们关注的点之一。展览关注的茶文化包括更多：为什么要喝茶？喝茶对人有哪些好处？喝茶的习俗是怎么从原产地向其他地区传播的？各历史时期中国不同阶层的人怎么喝茶？茶器何如？以及茶对人民的生活习俗、政治经济乃至国家外交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这些是文化上的东西，就是我想的展览的内容。这也就决定了这个展览是既不同于办一个宋代徽宗皇帝、清代乾隆皇帝喝茶的“雅事”展览，也不同于讲述如何把茶从中国卖到外国去、茶叶从中国向海外影响的一个展览。更多的是关注刚才说这些内容。是要从宋代徽宗皇帝、清代乾隆皇帝等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喝茶行为本身找到文化的发展模式和变化的内容及原因。对于国内的关注点如此，对于海外茶文化的关注点也同样如此，所以展览关注点既有茶叶本身，又有茶器，还有喝茶人的习俗，以及茶在不同时代对人们意识形态的影响。至于这个展览用什么题目，既要包含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又要包含从茶叶原产地到中国各地，以及从中国到海外。这样一个宏观的历史，不仅仅是当下的，在古代也是如此，不同历史时期的断面上也具有传播和影响，传播的远近可能又不一样。

除了形而下的茶及相关的物外，还有与茶相关的形而上的内容，我们也想在展览中表现出来。基于此，最后用“茶·世界”作为展览的名称，是因为展览最关键的内容是茶，是人，是全世界内所有关乎茶的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流，就是世界。通过茶反映这个世界，这里面既蕴含了茶本身构建的世界，也要通过茶来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等等，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命名。而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是学习很多年前的一部电影《未来水世界》，以水资源为一个关注点进入到叙事，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用茶叙事的想法，就把这个展览的名字定为“茶·世界”，也就是既关注茶文化本身发展历史，也关注它在不同断面上的普及程度、传播及文化影响等，并思考未来。

“茶出中国”板块展览现场张然思：所以说您对茶的定义是扩大至茶文化层面的，即透过展览讲述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如何看待茶，又将其认识推广至不同历史时期整个横向的世界，针对不同时间同一地区或者同一时间不同地区，探讨人们对于“茶文化”的定义和认识，是这样的吗？王光尧：是这个意思。就是茶表现的人文历史和世界的关系，这就是“茶·世界”的内容。不仅仅是怎么喝茶，“怎么喝茶”当然是关键的内容。怎么种茶，同一个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种茶的方法有没有变化？同一个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受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是否有种茶和不种茶的差别？种茶又有哪些变化？怎么把茶从小区域扩展到更大的区域去种植？这些变化都是我们关注的内容。

这仅仅是说“种”，还包括以此类推的喝茶、卖茶、讲茶，把茶和自己的思想、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放在一起，这才是我们要想展示的，意在通过展览讲透茶和世界的关系。展览是一个既有纵的线，即各种各样的纵叙述，又有横断面的表现，若以年为单位的话，千万年中的每一个年都会是一个断面。

张然思：那么，您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多条纵线和上百个横断面的主题，对于一个展览来说过于宏大了？

王光尧：所以呀，做这种大型的综合性的展览就比较难，看你怎么选择叙事的线条，一个展览可以是一个叙事主线，也可以是几个叙事主线，通过人为的物理空间的分割把它区分开来，可以在某一个空间讲历史，也可以在另外一个空间去讲别的一个内容。所以说，如果线条清晰、明白晓畅的话，不怕大，而且大的展览有大的叙事方法，有大的文化内涵，有大的好处！

张然思：您认为“不怕大”这样一种展览形式，或者说以不同空间和不同主题来进行分割叙事，是展览受众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形式吗？

王光尧：我想，在文化水平发展到较高程度的今天，社会和参观者都渴望有更大、更好和更美的展览呈现出来，以便于每一个观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同时，信息化也为参观展览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具有时代特性的便捷：通过现场的观看，加上经由网络提前获取、搜寻相关的知识，是很容易理解大型展览的。换句话说，时代需要宏大的展览，需要精深的展览。

张然思：那么就像您提及的，如果把茶放大到一个文化概念，您认为“茶文化”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王光尧：这个要先讲清什么是文化。经纬天地谓之文，使人（物）趋同谓之化。简单地说，就是在某一方面或综合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人群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和知识影响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人群，在这种影响带动下使其提高到一个与自己（高者）相同的境界，即以自己的文（人为的规划程度）去化（提升）别人。具体到茶文化，指的是种茶、有茶、喝茶的人群用其所形成的文化行为去带动和影响其他人群。即以茶为观察点的饮的文化。

人们发现茶对人的好处以后，作为一种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成了古代中国人生活开门七件事之一。在这七件事中如果非要分个等级的话，柴和米是人们生存的根本，吃饱、吃熟的东西；油盐酱醋提高到吃香的层面。在吃饱、吃香之后，茶使生活进入了一个保养的阶段，即吃好。

关于茶对人体的好处，上古时期已为人们认识到。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古代文献说茶能止渴、消食，明目、益思，解牛羊毒，饮茶能达到涤烦、致和的效果，即我们现在说的对人有保健作用，而且这是经过现代科学证明的内容，茶叶含茶多酚等，对人体有好处。尽管古人没有能力去化验，但他们通过千百年的实践知道喝茶能解毒。于是人们在吃饱、吃香之后，又利用茶可以“解毒”的功能对生活加以改进，使之更好。

人们认识到茶的好处并不断总结，再制茶、喝茶乃至教人喝茶，把喝茶传播推广到更远的地方，让不同地区的人都能喝茶、了解茶，这也是喝茶的内容。此外，“茶文化”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制茶、种茶的全套内容，以及喝茶的茶具和茶器的改进，对喝茶场景的关注。政府对茶业种植的态度，在茶叶品种开发中的作用，还有历史上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权进行的“茶马贸易”，这种制约性的交换又与国家宏观政治经济有关，同样也是“茶文化”要关注的内容。至于从唐代开始茶被运往世界各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茶马贸易的扩大化。

张然思：所以说您所指的“茶文化”，实际上包含了以茶为中心的各个层面的知识，不管是经济基础的还是上层建筑的，只要是与茶相关的生活生产活动，或者是文化活动，都在您所谓的“茶文化”里，对吗？

王光尧：对，茶文化包括所有古人和今人与茶相关的一切活动。

（二）展品陈列和展线设计

张然思：那我们回到展品和设计部分。我发现展览开头背板很有特色：展柜中呈现了茶株标本，而背板则是关于茶之“异名”的解释（如来自《茶经》《说文解字》的内容），同时叙述了我国历代茶政。策展团队这样的设计，是否有意将观众引入物质与文化，以引发观众思考茶叶背后的经济或政治因素呢？

茶叶遗存（左下）汉阳陵外藏坑K15出土陕西汉阳陵博物馆藏王光尧：是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展览是一种语言，通过“物”的表现辅助一些文字图片，让人看到策展人的思想。大家都知道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但茶是怎么和国家政治经济相关的，人们想的更多是种茶、卖茶和收税，很少会去想国家政治、外交、军事与茶的关系等，因为不是专门搞这个研究的。所以需要策展者去启发。张然思：展览中有很多纸质文物，包括茶书或者是有关茶的字画，这些展品需要中途休息，我发现您在策划中也准备了相应的替换品。请问您认为替换品能否给予观众同样的观展感受呢？

王光尧：这个问题特别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按《文物法》规定，宋元书法、绘画展期只能是一个月，不可能几个月一直展下去，文物保护是重中之重。如我们展出宋人录蔡襄的《茶录》，是研究宋代茶文化最重要的文物之一，作为代表宋代茶文化的标志性文物是不能不展出的，但受展览时间制约，又不可能展三个月。所以我们先展出《茶录》原件，而后替换成乾隆皇帝临的《茶录》。虽有真本与摹本的不同，但却从另一个方面让观众了解到真本的影响深远和文化的传承。说明茶无论在宋代还是在清代，都深深融入到中国人的文化血脉里了。

《宋人书蔡襄茶录》卷故宫博物院藏张然思：的确，您特别注意了替代品与首选文物的承接关系，是否可以说，通过替换品，我们同样可以知道一些深刻的、并未在展览中呈现的茶的知识呢？王光尧：像我们要把宋人《春宴图》撤下去时候，替换了故宫博物院藏明人临的《清明上河图》和今人摹《清明上河图》。为什么拿明朝人临的《清明上河图》与今人摹本对比？有一个茶饮方式对比的问题。在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并没有很多喝茶的内容，因为那个时候是点茶、斗茶的时代。明朝则进入泡茶的时代。把两个本子放在一起，早期是《春宴图》上宋人怎么喝酒、怎么喝茶，《清明上河图》中有很多喝酒的描绘。但替换展品之后，还是以宋为切入点，看看宋、明都市生活的对比。通过明人临本《清明上河图》，可以知道明人表现的喝茶，有饮茶风俗的变化，有器物的变化。所以换一个展品，并不是说随便拿一个同时期的文物或同性质的就行，而是有原因的。换下去哪个内容，替补出来哪一件文物，是有思考的。希望这里面传递的是一个对比性的、发展的、让人可以直接看到的变化的历史。

宋人《春宴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宋人《春宴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张然思：我注意到“茶人茶书”板块内容设计非常丰富，背板中既有产茶地区的文物图片，又有“黑石号”等打捞出水的与茶有关的文物。这样的呈现方式是否也暗含了您“茶·世界”的思考？告诉观众茶叶在当时的中国是“内成规模，外有出口”的？王光尧：展览本来就是想在不同层面说“茶的世界”和“世界的茶”。所以说在每一个板块，明线、暗线上都在做这样的内容。像我们知道长沙窑，是唐代外销瓷器的代表性窑场，长沙窑产品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大规模出口的瓷器，“黑石号”出水几万件长沙窑瓷器里面，有茶器，有酒器，有些瓶子直接上面写着“酒”，还有的瓷器上写着“荼盏子”等。黑石号沉船出水长沙窑瓷器的时代是9世纪初（或者是9世纪第一个25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不管是在社会上层还是在市井，在中国内地还是向外输出商品时，茶和酒都是非常普及的内容。产品表现出的各种茶酒器，也和敦煌文书中的《茶酒论》叙述的内容相符，是该时代茶文化普及的反映。

唐长沙窑“茶埦”铭文碗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黑石号沉船的瓷器是要卖出去的，别人买这些瓷器是干什么用呢？从中怎么传播茶文化，这个值得思考。唐人煎茶的时候，经过烤、碾成粉，过箩筛、育华等步聚，制成一碗茶。确切地说就是一碗茶末煮的稀粥，再加上姜、盐等。我们在印度喀拉拉邦、阿联酋拉斯海马地区考古时候发现：喀拉拉邦、拉斯海马两地人请我们喝茶，都说“chaaya”，发的还是茶（chá）的音，我在印度喝的茶，可以肯定是稀茶煮，里面也可能加入姜和香料；在阿联酋拉斯海马喝茶同样是稀茶粥，加有糖、可可粉（可能有？）和香料。而这样的茶粥，很难不让我们想到唐人喝的茶，如果把这条线连起来，会理解为什么在唐代有茶器出口。因为唐朝和阿拉伯世界的交往、甚至之前和波斯世界的交往，是很多的。这个时期，黑石号沉船出水瓷器中的茶器，是不是可以表明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南亚的斯里兰卡人、印度人等，在进口中国茶器的同时，也把这些茶器和茶同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学习并传播呢？被他们称为“chaaya”的稀茶粥是不是更多地保留了唐代茶的原貌和喝法？中国有句话“礼失而求诸野”，那么从南亚到西亚，印度、阿拉伯人喝的茶粥是不是属于此类呢？那里面应该是唐人的茶法。而日本的茶道中，基本是抹茶、点茶，那是宋人的茶法，同样可以说明传播。所以这就是刚才提到的，通过器物应该看到的是“茶文化”的一次世界性普及，是一个历史的断面。虽然我们对印度的茶、对西亚的茶还没有搞清楚，但它们一定有引入、发展的逻辑，这个值得深入研究。如果能把印度称为“chaaya”的这种茶和阿拉伯世界的茶搞清楚，弄明白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煮这种茶粥，是不是在唐代？如果能搞清这一点，我想就证明了展览中暗含的一个线条和一个断面。

“茶道尚和”单元说明张然思：第二板块的“茶道尚和”，主流展品既有器，也有表现喝茶方法的图画，这和第一单元的茶事有什么区别？您想如何从中表现茶道？王光尧：茶事讲的与喝茶相关的内容，形而下的更多。而茶道讲的理、法、真谛。展览中说的茶道，不同于日本的茶道，后者是从中国引进茶之后重于表现茶事规程的仪式之法。中国的茶道是一个文化的综合体，从认识茶开始，逐步让茶更多、更好、更便捷地服务于人，并追求茶与水、与器的协调，追求在生活必须之中茶事意境代表的天人合一、人文和自然的和合。这种和合既讲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群与人群的协调，也讲以茶饮文化为代表的文化趣同。

考古发现宣化辽代墓葬壁画显示的辽人在饮茶习俗中表现出的辽人茶事，既有承自唐人的文化因素，也有辽人与五代、宋不同时期的汉人交流互动中发展的内容，最后表现着辽人的茶事与宋代基本相同，这种茶文化的相同正说明以契丹人为主体的辽，和以汉人为主体的宋分别在继承唐和五代旧有文化、在相互学习过程中最终走向文化统一的过程，如此可以肯定无论是辽还是宋，都是传承中国文化的主体，二者并不能区分出法统与否，辽、宋是在自有法统和传承中又因共存和互动而实现文化的统一。关于这一点，正如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论及宣化辽墓壁画所见茶事图像的价值时所说：茶虽小事，但反映的是历史大端，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茶文化在各民族之间的普及、交流和发展，由此带动的融合是中国茶道的核心内容之一。还有我们的展品中有描绘乾隆皇帝喝茶的《是一是二图》，关于该图，以往研究者很多，研究的关注点也不同，当我们把它作为茶文化展的展品，即以茶、饮茶和饮茶环境为关注点思考，我们发现该画构图是学习宋人画法，乾隆皇帝汉装像，喝茶的杯子是宋代的定窑，装茶的壶是明代青花军持，周边陈设的器物从早到晚有新石器代的玉璧、商代的青铜觚、王莽的嘉量、宣德时期的青花梵文“大德吉祥场”出戟盖罐、受西洋家具影响的圆桌，等等。喝一杯茶，用宋明时代的名瓷可以理解，但其陈设全用历代礼祭器、佛教法物和从西洋来的文化内容，极有可能是要表现乾隆皇帝代表的清朝对中华文化的法统性继承、典守，代表清代中央对佛教的支持，对西洋文化的吸收与了解。如果我们再把乾隆编纂《四库全书》、西清诸鉴和收集典藏历代文物的文化活动统一思考，就会发现这是清代康雍乾三帝百年文化、政治建树的内容，是作为满族的乾隆皇帝实现了由满洲的汗到大清——中华皇帝转变的政治、文化追求和表现。

清人画《弘历是一是二图》像屏故宫博物院藏

清人画《弘历是一是二图》像屏展览现场至于茶事，则是通过各种形而下的内容表现。考古最新发现战国时期邾国墓地出土原始青瓷碗和茶叶，因为有原形的茶叶团在碗内，让我们知道战国时期饮茶可能是通过煮或泡来实现。至于这碗茶是药用还是食用？现在一概不知。但是可以确定喝茶的这个原始青瓷碗，是“天下第一茶盏”，最早的饮茶器。同时，在该单元重点推出的还有唐代的《托盏侍女图》，是新疆出土的，保存了1000多年了。这个画上有一个关于茶盏和盏托组合的细节——用托端着盏喝茶。为什么用盏托？因为盏太热，烫手。文献记载茶盏托是唐朝崔宁的闺女发明的。可是考古发现茶盏在南北朝时期都已经流行了，这个线条也就通了：战国时期就拿一个碗喝茶，没有托，不晚于南北朝有了茶盏、盏托的组合，到唐朝茶盏和盏托的组合已见于文献和图像，新疆出土这幅画说明当时在大唐疆域内茶文化的普及程度。

原始青瓷碗战国邾国墓地出土

唐《托盏侍女图》阿斯塔纳墓地187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张然思：展览第一板块和第二板块的文物各成线条，而展品的时代则有穿插或交错，比如先展示明清再展示宋，请问这样的设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王光尧：这都是根据展场空间和展示内容设计，有时候是要选一个或几个点，让展览叙事有起伏感。像“茶道尚和”板块，从早期喝茶的方法，如战国时期怎么喝茶，汉代至六朝开始有记载，战国时期没记载，仅靠考古发现。到唐朝煎茶、宋代点茶，时代特点很明显，但是煎茶也往后传很远，点茶在前面也有，往后也传很远。现在日本人喝抹茶，也是传承了。至于元代喝茶，有煎有煮、有抹茶，还有一般泡茶法，很乱也很随意。随意与协调本身也是茶道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故宫院内办展览既受古建筑场地的制约，也受故宫建筑群大美的降维式压制。所以我们在思考时既要考虑到展览本身的内容，又要与故宫建筑和环境的协调，展览的实际需要因展场的条件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小的变化。这一次的我们设计的展线，进了第一展室看到茶、生产茶和喝茶，在第二单元讲2000多年间喝茶方法的时代性，以及对茶文化的发展，从中的感悟，和人们喝茶时的心灵追求，以及心灵追求在茶器、茶场景上的体现，喝茶之中传达的中华文明的内涵，等等。但这个时代性是没办法按时间线分期的，它是有交叉的。

张然思：所以说您想要展示的是某类茶饮（点茶或煮茶）的流动，比如说从宋朝传至明清，一直有一部分在保存和传承，您想以一个线条为主来展现一个完整的时期，然后再考虑整体的大时期，是这样的吗？

王光尧：是这个意思。在这个展览里面有两个线条：一个线条是历史逻辑；另一个线条是以备茶方法为根据——煎茶的时代、点茶的时代、煮茶的时代和泡茶的时代。再接着下面是因为喝茶带来了哪些不同。人们在早期喝茶时可能对意境没那么多追求，宋人开始把茶上升到生活美学层面；明代开始，人们一定要讲茶的空间，要么是融于自然，在山间林下，要么是在自己家里营造专门的饮茶空间。实现陆象山所说的“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所以展览设计中前面讲备茶方法，后面通过场景讲茶的意趣，讲喝茶时的心性，相对来说是讲人怎么融入茶，茶怎么引导人融入自然，茶怎么和不同群体的人共处在一个和谐的世界里。从中体悟茶道的精髓：和、统、同，思考从扫一屋直至扫天下、烹小鲜而悟治大国之道。在这方面茶与酒表现的“杯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又异曲同工。

张然思：在“茶道尚和”板块中，还呈现了藏于日本京都大德寺的南宋《五百罗汉图》之《备茶图》《吃茶图》，在此我还想岔出去提个问题，展览中并没有提到饮茶与佛家的关系，请问您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吗？或者有所研究吗？可否给我们深入讲讲饮茶与佛家的渊源？

王光尧：考虑肯定有。但我对佛教不仅说不上研究，而且是基本上一点也不了解。不过有一句话“茶禅一味”，以我的理解，没有佛教，也会有茶的发展。茶并没有因为佛教而决定它有无，反过来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把茶事和参禅结合在一起，是佛教引入了中国的茶。佛教徒的修行与中国士人追求的茶境、意趣结合，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之一。我们讲佛教华化的时候，不仅仅要看到造像上从薄纱透体到褒衣博带的变化，更要看它的法器，看其经典的转变如何更加符合儒教和中国伦理，看它和我们生活习俗的结合。茶正是我们观察佛教中国化的切入点之一。当然，“天下名山僧占多”，茶大都产在南方山地，佛家弟子自然有得到茶的便利，传说最有名的大红袍茶和佛教徒有关。但我个人认为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佛家虽有贡献的，但并非居功至伟、不可替代。茶文化主要是中国文化固有的优秀内容之一，把茶引入佛教只是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

（三）展示与互动

张然思：所以说您是想通过陈列形式将观众带入到与茶相关的文化中来？

王光尧：就是这样。博物馆的展览应该是以可能的最大量的文物，通过不同的线条让观众从中理解、获取自己想获取的内容；而不是把一个美术的线条放在这里，突出展示某一个东西的美与历程。不需要过度强调要关注哪些东西，反而应该让观者顺着线条自己去观察文物，自己去发现历史，在历史中获取自己要获取的内容。

张然思：在“点茶成画”这个板块，通过背板和器物的组合呈现了宋代点茶艺术。对于想要更具体了解点茶的观众来说，策展团队是否考虑使用视频、三维成像或是装置的方式，使观众在展览空间获得沉浸式体验呢？

王光尧：对，我们努力办成一个沉浸式的展览，有制茶、喝茶的一些场景出现。我们拍摄了很多种视频，企图通过各种现代的影视和三维效果，让观众看到更多情形。

张然思：也就是说，本次展览充分考虑到了与观众的互动，那展览设置与观众互动的点是随机性的还是刻意的？或者观众可以因为一个偶然的思考，进入一种交互体验？

王光尧：我们这里面展示说到茶，有哪些点，例如什么时候开始种茶？考古发现最早的茶是什么？有没有传世的老茶？古人怎么喝茶？喝茶时用什么样的器物，有没有改进？喝茶时是否追求一种由场景表现的意境？是否追求一种形而上的感受？历史上最有名的茶人是谁？判断茶人的标准是什么？等等。但凡能发散想到的问题，我们尽可能通过实物和其他展览语言把它们拿来放在这。

张然思：就是说，您在替观众想到尽可能多的点去呈现，以展览语言或文物的呈现去为观众的思考，并且提前预想到观众可能会产生兴趣的点？

“点茶成画”板块说明王光尧：对，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想法肯定不是说能够包罗所有观众的所有问题，但我们尽可能地用现有的文物来更多地提出问题，这种问题又不是一问一答式的。而是把文物展示出来，让观众在不同的线条中看到答案，从而有一种在灯火阑珊处找到伊人的喜悦！观众来参观时候，一般都会预设几个问题或多个问题，会在展览中找到答案，或尽可能多地得到解答，但我想肯定不会是全部，我们没有能力通过展览解答参观者的所有问题，但我们会争取去做好展览。张然思：那么作为一个博物馆人，您认为一个不能找到全部答案，或者说不能让观众知道预期的所有答案的展览，是成功的吗？

王光尧：任何一个展览都有它成功的地方和闪光的亮点，但是所有的展览都不能让所有观众满意、让所有观众解决所有问题。所以说一个展览只要能做到线条明确、主题思想突出、能把想说的问题说明白了，同时在学术层面，展览内容在办展览的历史时期内，能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都算是成功的展览。

张然思：我发现展厅的多个部分都设置了方便观众自行学习的“二维码扫描区域”，您认为针对不同知识层面的观众，这些链接能够达到您所期望的关于茶文化的教育或传播吗？

王光尧：办展览本身就是基于教育或传播知识的目的，这一点是通过欣赏完成。按展览的逻辑来说，展览的语言就三个要素：第一是文物，第二是主题说明（包括单元说明和文物说明），第三则是辅助性的说明即展览中所用的背板。现在的辅助性说明，借助二维码可以在背板文字外多层次地实现，这些是过去技术手段所不能完成的。至于说能不能达到传播的目的，观众来看了，评价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就实现传播了。观众关注到这个展览，来或者不来，或者从网上查到这个展览，从中找自己关注的某一个点，也是达到传播的目的了。但不同人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关注的程度也不一样。

张然思：就是说策展人在设置这些二维码的时候，是尽可能多地把相关知识提供给观众，或者像您说的，尽可能提前想到观众感兴趣的点？

王光尧：是这样，二维码的设置是刚才我说的展览辅助性内容。所谓展览的语言就是文物、主题说明和辅助性说明，三者间是一个组合性说明关系。例如，文物本身的标签，出土墓葬的说明，相关背景知识，这在过去传统的展览中就够了。因为现在有信息化的二维码扫描，可以辅助更多的知识，注入更多的展览以外的链接点，包括展品上游和下游的关联、存在的历史背景等。所以我们是在尽可能把相关的知识点连接起来。

张然思：除了影视频的这种形式，还有可以让观众亲手操作的这样的设计场合吗？

王光尧：在展室内、外的互动的空间里面都有。

张然思：那么您可以具体谈谈给观众的互动空间是怎样设计的吗？

王光尧：互动空间我们初步设计在午门东雁翅楼展厅最南端即展览的第四板块，以及北边的东北崇楼，既可以在里面看到不同的茶和茶具，也能体验到坐着喝茶的方法，还能通过展示了解不同茶、不同的饮茶方法。我们的初衷是定期地讲不同的茶，不同备茶方法，茶的理论和今人研究茶的成果，对茶的发展等等。大家既有知识上的交流，也有备茶、制茶方法的互动。故宫博物院相关单位还准备开辟几个可以体验的茶空间，欢迎大家参与其中。

张然思：就是说一边喝茶一边来学习和体验这样的互动形式？

王光尧：对。因为喝茶的方法有很多，一个地方是讲不清的，所以就希望通过更多场所让观众了解这个展览、了解茶文化。单独开辟茶文化的互动空间是故宫博物院这次“茶·世界”展览实现展场外溢的一个实践，也可以说是一个亮点。

（四）关于展览其他的思考

张然思：在展览最后一个板块“茶香绵长”中，您特别提到了我们今天茶叶的饮用和生产，那么，您希望通过展览带给观众对于当代茶文化怎样的新的理解呢？

“茶韵绵长”单元说明王光尧：千百年的发展使喝茶越来越便利了：从煎茶、点茶、煮茶到泡茶、袋茶，发展茶文化的不仅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茶的种植面积更大，茶的品种更多。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很多地方种茶，南茶北移是科学技术支撑的结果，全世界种茶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希望科学技术的介入，让茶对人体的好处达到极致。通过世界范围内对茶的历史、茶的作用的研究，让茶更好地成为全世界广域文化的内容。我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茶会更多更好更便利于走进人们的生活，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张然思：我发现2023年与茶叶相关的展览比较多，前半年的就有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饮食文化展”中将茶作为传统饮食文化的一部分进行展出；还有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茶和天下典籍里的茶”，侧重于茶叶相关的著作。故宫博物院此次“茶·世界”展似乎是主题范围最大、囊括历史最长的一个展览，可以请您说说本次展览相较于上述展览不同的特点吗？

王光尧：茶，这么美好的东西，是大自然的赐与和中国古人智慧创造相结合的产物，可以作为中国优秀文化的一个代表，是世界的三大饮品之一。现在有一个契机，在2022年中国的制茶工艺被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习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茶场考察时指出要从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个方面讲好茶。这给我们研究古代文化一个很好的启示和指导：文化是讲传统，把中国古代优秀文化讲好，用现代科学技术让茶更多更好地服务于人民，让茶的产业更大。更大才能更好，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所以，更多人来办茶展览，宣传茶文化是应该的。

我们想办这个展览，屈指算来也有快10年了！到现在才能办成。能办成“茶·世界”展览这不仅得益于故宫博物院领导的支持，也得益于故宫博物院珍藏了大量和茶相关的文物，除器物外，还有大量的书画类的文物、图书和老茶叶，甚至有清代宫廷的茶室建筑，这是故宫博物院办展览时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是第一。第二是我们通过展览关注了茶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明代也好，清代也好，甚至更早的唐宋时期，中国人喝茶，再把茶卖出去。中国以茶影响他国文化的同时，跟茶相关的外来文物也开始进入到中国宫廷，如明末清初来自琉球王国的茶器。到清代，乾隆宫廷里有来自英国的茶器，也有来自俄罗斯宫廷的茶炊等，还有来自琉球王国和日本王国的器物。这些东西都反映着当年茶文化交流的盛况，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展览的亮点。要把一个文物的展览办出很多线条，首先是要有文物支撑，如果没文物全写成文字，那就是一本书，那就不是展览了。展览还是要有物的，和写书不同，让人能看到东西，可以更直观地来解读这些内容。

明唐寅《事茗图》卷展览现场

铜雕花卉纹茶和咖啡用器俄罗斯19世纪中期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张然思：茶与世界的关系的确是近年博物馆比较偏好的主题。比如2021年茶叶博物馆的《绿色黄金——17-19世纪中国和欧洲的海上茶叶贸易》展览，注重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交流；再早如2018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院的“芳名远播：亚洲茶文化”常设展，侧重的是亚洲范围的茶文化。这些展览都关注到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那么“茶·世界”展览对于展现茶叶在中西方交流与贸易上有什么特别之处？王光尧：这次展览第三单元就叫“茶路万里”，讲茶怎么让外国人喜欢上，讲历史上有哪些贸易路线输出茶叶，不同地区“茶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反过来说就是，历史上其他国家地区与中国的互动是什么？“丝绸之路”上的商品流动并不是谁家施舍给另外一家，文明互鉴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共同交流的结果，试图以自己有的东西去易换别人有的东西，以物易物获取能更加美化自己生活的内容，这是人与人交流的本质和原始目的。所以通过“丝绸之路”也好，“茶马古道”也好，不管你讲茶、讲茶马、讲丝绸，都是拿自己优秀于别人的东西出去换钱换物。像茶叶是天生具有这种特性的东西，所以别人就买，中国也不停地在买别人的东西，就是在以物易物的过程中让所有人的生活都更加美好。毫无疑问，茶和丝绸、瓷器一样，代表着当年中国人如何通过自己的智慧和辛劳把这种美推向世界，也有可能是我们主推，也有可能是别人来了买走的，这个无关紧要。美美与共，实现了以茶为美好的世界大同。

“茶路万里”单元说明

“茶路万里”板块展览现场张然思：好像您的意思是说茶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共赢的效果？王光尧：是这样的，所以说美美与共。我们在“茶路万里”里面既讲从原产地从内地往边陲地区走，就是水乳/茶乳交融。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的奶茶、酥油茶等，就是茶与乳交融。茶从中国走出去，在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到欧洲、美洲甚至非洲，他们怎么看待茶和我们怎么理解茶，是不一样的，但全世界关于茶的发音基本上就两种：一种是Tea，来自中国方言的闽南话，另一种是茶、chaaya，来自我们中国官话，都源自中国的茶。所以说历史上把这个东西拿出去，别人也接受了，就是因为茶对人的身体好。我们输出茶叶，然后买回别人家的玻璃器等商品，双方都是在得到美化我们自己生活的物品。

张然思：那么您在展览中是如何体现站在他国角度看待中国茶呢？

王光尧：在展览的“茶路万里”板块，关于俄罗斯人怎么喝茶，英国人怎么喝茶，并没有强调是我们怎么传给别人，而是把他们喝茶的风格放在这里。我们还在同一单元列出“宫廷洋茶风”展出了清朝皇帝使用的来自俄罗斯的器物、来自英国、来自日本、来自琉球等不同国家的茶器，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展示，展现的文化互动。

黑漆描金山水图海棠式盘日本故宫博物院藏

蓝釉描金寿字纹茶具法国故宫博物院藏张然思：所以说它是一种平等的展示和交流互惠，而不是一者强加给另一者，是一种茶传播史的客观呈现。张然思：茶的问题已经问了很多，那么策划定义如此广泛、规模如此宏大的展览，而且在我国最重要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展出，是出于怎样的特殊考虑呢？

王光尧：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展览呢？这也是我做展览多年慢慢思考、发展的一个过程。刚开始我们办一些小的瓷器展，后来因为在景德镇搞考古，发现景德镇御窑场出土的瓷器和故宫传世的瓷器有完全一样的，也有故宫有收藏而景德镇没发现的，还有故宫的藏品中没有而景德镇烧造却没烧好的实验性的产品??我想做一个对比展才好，于是在2002年就和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江建新先生一起，策划了一个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明代御窑瓷器和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御窑瓷器的对比展。最初还想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拿来，并与南京功臣墓的东西放在一起，实现在明代语境中产、用和赏的多维合一，但有一些难度，最后只能做到把故宫和景德镇的东西放在一起对比了。有一个跳出物的思考，不满足于只展一个小点。同时，因为我们参加了“指南针”课题“中国古代制瓷技术的对外传播和影响”，要把课题成果转化成以龙泉窑青瓷为观察点筹办了“天下龙泉”展。为什么叫“天下龙泉”呢？以龙泉青瓷和全球化为关注点，不仅龙泉青瓷走出去了，而且以13到15世纪为观察点，还可以看到中国瓷器在世界各地影响的深度和远度。海外的消费者虽然买了龙泉瓷器，但他们对龙泉青瓷的认识和中国人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同时别人也在仿龙泉窑瓷器，不会烧瓷器的人用其他材质仿。而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现，我们的瓷器学习了别人的器物造型，也为了当地人的生活方便烧造了当地人专用的一些器物。像越南、泰国等国的窑工不仅仿烧了龙泉青瓷还把产品投向世界市场，这种交流是深远的，不仅仅是卖几个产品，而是包含了广泛的文化互通互鉴，龙泉瓷器只是透视“天下”一个观察点。

但不管怎么说，即便是“天下龙泉”展的观察还是聚焦在瓷器本身。然而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这个时候我就想找一个生活必不可少的点来观察，以它的流变作为主线，纵向观察其几千年的变化，和对生活美学的引领，横切面观察同一个时代世界人民的生活与我们的聚焦点表现出的不同。也就是观察一个点，看看历史上几千年的变化，同一个断面上不同区域有哪些差别，怎么去互相影响，怎么传播，怎么共同发展？最后就发现“茶”太切合这个点，能不能办一个茶的展览呢？茶又是我们常说的是生活的必需品，是世界性的饮料，现在世界上三大健康饮料之一。茶是中国人贡献给世界人民最好的内容之一，所以我们能不能把有关茶的物放在一起办这个展览，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关注的点。

作生活的必需品，不仅汉族饮茶，其他民族生活也离不开茶，要不是怎么会有“茶马贸易”和中央王朝的以茶治边呢。不光中国人喝茶，外国人也喝茶，人们太关注茶了，都需要茶，于是就想以茶为关注点，看至少6000年之内其在中国的一个变化情况：喝茶引起的哪些变化？影响了国家军事政治哪些内容？人民的生活和审美习俗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它在世界传播的一个情况，不同时期的传播的情况，对于世界产生了哪些深入的影响？现在能不能抛弃茶？以后又会如何发展？所以就想抓住“茶”。

张然思：不能抛弃茶，就是说茶很符合您刚才说的想要的一个点——一个日常生活的点，切入整个纵向的世界史，并产生一个丰满的横切面这样的条件？

王光尧：对，是这个意思。

张然思：那么进入到本次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按理是属于第二部分的，但我还是想把它留在最后，请问本次展线设计的亮点是什么呢？

王光尧：展览团队在形式设计上尽了最大努力。如果我们在展室里面不能体现美的茶饮空间，是我们的失败。如果我们要办成一个一个小的茶饮空间，也是我们的失败，等于我们开了一大堆小茶馆。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展览通过形式设计，通过空间的分割，通过文物的摆放，让观众既能看到每一个空间的美，又能看到一个历史的贯穿和美的演变，一个美的、协和的、茶文化发展、传播历程。以茶为代表的，在展示空间突出美的发展与转变，这就是本次展线设计的一大亮点。

此外，我们希望通过展览，既让观众看到茶的历史，看到茶的形，也能闻到茶的味，甚至你可以去摸一摸茶叶，闻一闻它的香。具有真实性和体验感。文物展览向来都给人以冷冰冰的面孔，隔着玻璃，而我们这一次看文物，你去观察文物美的同时，还有现代茶叶让你去闻，感受不同茶叶的不同香味，你甚至可以在展室里面捏一点、嗅一下，没问题。在展室之外的互致动空间，还可以喝到茶，体验历史上不同的备茶方法，通过视频了解制茶的过程。

我们展览结语的最后三个字是“喫茶去”，是闽南方言，意思就是“吃茶去”！这一方面是想突出闽南方言的人群在茶文化走向世界过程中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想带动观者一起去喝茶、去亲自体验。扫一下这三个字旁边二维码，既可以到故宫博物院为配合这次展览开创的多个茶空间去互动，又可以真正地品味不同的茶，参与到体验茶文化和发展茶文化的行列之中。

最后，谢谢你的采访。

（本文作者单位：张然思，英国约克大学文学硕士；王光尧，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图片摄影：王琎；原标题为《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茶文化——“茶·世界”展览策展访谈》，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9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刊。）

来源：澎湃新w，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刘志扬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

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一种消费品像茶叶这样影响中国边疆历史。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边茶贸易作为中原王朝用汉地茶叶换取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马匹或其他商品的一种商业活动，贯穿了宋以来中国历史的每个阶段。在延续千年的边茶贸易过程里，围绕边茶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各民族自觉或被动地参与其中，在各个链条和环节上分工合作、利益共享，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商贸活动。可以说，边茶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各民族经济和文化交往、交流的历史，也是一部政治上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

关键词

边茶 中华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

正文

边茶，顾名思义，即为专门销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其原料、制作工艺、包装和运输方式等有别于销往内地的腹茶。边茶为黑茶类，中国的黑茶主要是老叶茶，一般为一叶三芽到五芽，并掺杂茶树梗，经过特殊加工过程(如渥堆工艺等)，专门供应北方、西北及青藏高原各民族。黑茶产地主要有四川(南路边茶、西路边茶)、湖南(安化黑茶)、湖北(老青茶)、云南(紧茶)、广西(六堡茶)、陕西(茯茶)等。其中四川雅安、天全、名山、荥经和灌县、什邡、崇庆、平武等地生产的边茶，以及云南佛海等地生产的紧茶主要供应西藏和四川甘孜阿坝、青海、甘南等涉藏地区，用以制作藏族人民喜爱的酥油茶;湖南安化等地的黑茶主要供应新疆和蒙古草原，湖北赵李桥的青砖主要销往内外蒙古和俄罗斯等地。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限制，茶叶并不产于秦岭淮河以北的非酸性土壤地区，因此边疆各民族对茶叶的获得必须依赖于与内地产茶区的交易。所以，边茶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交流史，也是一部政治上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

纵观中国历史，从来没有一种消费品像茶叶这样，在维系中央政权与周边民族关系方面起着如此重要和持久的作用。经济上，茶叶在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经济互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治上，它是历代中央王朝控制和稳定边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文化上，茶叶对边疆民族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边疆民族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使之成为自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茶叶由内地向北方草原地区和青藏高原的传播

中国人的饮茶习惯始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陕西咸阳原东端的西汉景帝阳陵外藏坑K15中出土的腐朽碳化的粮食遗迹中，发现有茶叶残留物，此为截至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茶叶实物。考古工作者推测这是皇帝的茶，但具体怎么饮用，是食物还是药物，茶叶来自何处等重要信息却无从得知。可以肯定的是，喝茶习俗在汉代尚未普及。南北朝时期，蜀地等南方地区的汉人已经普遍饮茶，均为粗放式的煎饮，将茶与米粥、橘皮、姜等混在一起煮沸后饮用，饮茶被称为“茗饮”。至于采摘下来的茶树叶片是否经过炒制等工序的加工，文献无明确说明。现有的考古材料也没有茶叶加工的确凿证据。有关唐以前人们的饮茶，由于史料不足，或传世资料可疑之处颇多，所以茶学界的争议较多。可以确定的是，到了唐代，饮茶已经发展为一门艺术，茶叶的加工、制作技术开始精细化，唐代茶圣陆羽所著《茶经》即为明证。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我们可以知道，茶叶在唐代已经开始规模化生产并成为了商品，也就是说茶叶在唐代已经开始普及，有了一定规模的消费群体。自细煎慢啜式的品茶出现后，茶叶的形制逐渐从大叶、片、饼团过渡到宋代的抹茶和散条形茶。到了宋代，中国南北的汉人社会中饮茶之风炽盛，从社会上层到普通百姓都将饮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王安石在《议茶法》中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

北方游牧民族饮茶的历史较晚，南北朝时期，饮，仍以加工过的奶制品——酪浆为主。根据成书于北魏的《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喜欢“茗饮”的主要是南朝汉人，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非汉民族和受少数民族生活习俗影响的汉人，日常饮用的大多是酪浆。南朝齐官吏王肃因政治斗争失败投奔北魏后，为了迎合鲜卑贵族，饮食习惯从“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到逐渐适应北方游牧民族的羊肉、酪浆。有一次在宴会中，他为了讨好北魏高祖拓跋宏，说茗饮只配做酪浆的奴仆。给事中刘镐对王肃十分仰慕，以至于每天都要喝茶。魏高祖之弟彭城王元勰对此十分不屑，讥讽他“好苍头水厄”，意思是喜欢平民百姓下贱之物。后来北魏人就将茶水贬称为“酪奴”“水厄”，以至在北朝的宫廷和贵族宴会中，官员以“茗饮”为耻。不过这也说明，当时的北朝，饮茶和饮酪浆的两种习惯同时存在。在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下，尽管汉人和鲜卑人存在差异，但也相互学习和适应不同的文化和习俗，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成为时代的趋势和特征，不断加入北魏的南朝人无疑会对统治民族鲜卑产生文化和风俗习惯上的影响。

唐代，开始有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进行茶叶贸易的记载。8世纪中叶崛起于额尔浑河并称雄于蒙古草原的回纥汗国与唐朝和平相处，并两次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回纥与唐之间的贸易十分频繁，主要为以马匹换丝绢。其间也会以马易茶，如《新唐书·陆羽传》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然而，回纥易茶的用途是什么?是用来转手与其他民族贸易?还是自己饮用?史书并无相关说明。因此唐德宗时御史中丞封演撰《封氏闻见记》中说，“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可见唐时北方民族饮茶并不常见，以致官至御史中丞的封演也对回纥来唐易茶感到奇怪。

至宋代，北方民族才开始普遍饮茶，茶马贸易成为当时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进行物资交换的重要形式。除了我们熟知的宋与西北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外，北方的辽、金等也与宋在互市中交换茶叶。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澶渊之盟前，宋辽之间沿边地区便有数个用于互市的榷场，其中包括茶叶贸易：

契丹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后有范阳之师，罢不与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与之贸易。

也就是说，宋辽之间在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期，并没有政府设置的正式交易场所，也没有贸易管理机构，这一时期的贸易应该主要为民间贸易。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才正式在宋与辽实际占领的燕云地区设立了雄州等5个榷场。不过直到澶渊之盟前，因为“累年兴师”，宋辽之间的战争与冲突不断，这些榷场都不固定，时设时罢。澶渊之盟订约的景德二年(1005)，北宋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三处设立固定的榷场，后来又增设广信军。“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

考古材料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据，呈现了当时辽、金、西夏的饮茶情况。河北省宣化下八里村的辽代张世卿家族墓中有大量反映当时饮茶内容的壁画，壁画中烹茶人既有汉人装束者，亦有契丹人装束者，画中茶炉、茶壶、茶杯、茶碾等茶具和烹茶用具，以及烹茶过程，说明当时辽朝南面官所辖燕云十六州饮茶之风的盛行。此与宋人苗绥所说“燕人衣服饮食以中国为法” 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辽代壁画所见烹茶的方式均为与宋相同的点茶法，而不是在茶水中勾兑鲜奶。烹茶者多为着汉装者，茶具也多来自北宋的官窑，这可能是当时辽国辖境内的汉人多饮茶，而辽朝契丹皇室和贵族也模仿宋人的饮茶方式。辽朝的契丹人饮茶仅限于士大夫阶层，一般百姓可能较少饮用。宋真宗景德二年订立的“澶渊之盟”是当时宋辽之间的一项重要盟约，其中规定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这其中物品并没有包括茶叶，说明茶叶对于辽国并不重要。宋仁宗时期，宋与西夏开战，党项羌的西夏因为经济消耗不堪重负，故而接受宋每年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两万斤的岁赐。这其中茶被作为岁赐之物值得关注，证明茶已经在西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生活物品。由于西夏占领着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长城南部沿线地区，与吐蕃相邻，因此茶叶到底是西夏自己消费，还是转卖给吐蕃部落，尚不得而知。

金朝饮茶之风亦盛，主要流行于金国辖境的汉人之中。泰和六年(1206)尚书省上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 “比岁上下竞啜”表明饮茶习俗已经开始在金国各阶层普及了，不过应该主要在从事农耕的汉人之中流行。作为金国统治者的女真官员认为，“茶本出于宋地，非饮食之急”，可见当时的女真人并没有将茶作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为“非必用之物”，属于奢侈品。而且为了节省国库开支，避免“费国用而资敌”，金朝曾数次禁止与宋的茶叶贸易，如《金史·章宗本纪》载：“(泰和六年十一月)初定茶禁。”甚至规定只有七品以上的官员才有饮茶的资格，而且严禁买卖和作为馈赠之物。“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财弥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平民阶层的女真人没有普遍饮茶的习俗，而且可能因为茶禁等原因导致茶价高企，因此只有在一些重要的节庆和婚嫁等场合才会饮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南宋礼部尚书洪皓出使金国，被扣押在金国腹地冷山十数年，熟知女真习俗，归国后所撰《松漠纪闻》中记有女真人婚宴中饮茶场景，“宴罢，富者溣建茗， 建茗即产于福建建宁(今福建建瓯)的茶叶，为朝廷的贡品茶，时人称之为“御茶”。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其中的“粗者煎乳酪”便是用粗茶与鲜奶或酥油熬煮在一起，这可能是汉文文献中最早关于奶茶或酥油茶的记载。

元代，入主中原的蒙古人与汉人杂处，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有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蒙古人将茶与奶制品结合在一起创制出适合自己口味的饮品。元人有多种煎茶和饮茶的方式，如枸杞茶、玉磨茶、金字茶、清茶、炒茶、兰膏茶、川茶、西番茶、藤茶、孩儿茶、酥签等，其中的西番茶、兰膏茶、炒茶、酥签为茶中加酥油搅拌或炒制而成，明显为北方民族的饮茶方式。这些饮茶方式不仅流行于蒙古人中，也为当时的汉人所接受，并在元曲中有所反映。李寿卿《月明和尚度柳翠》中第二折：“茶博士，造个酥签来。” 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二折：“(郭云)师父要吃个甚茶?(正末云)我吃个酥签。” 可见，酥油茶是元代茶饮的重要类型。元代汉人为什么接受了酥油茶，最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元代汉人为了迎合蒙古统治者而采取的做法，不过这也间接促进了蒙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到了明代，长城以南的汉人中便不再有喝酥油茶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元代以后茶叶便开始在蒙古等游牧民族中普及和流行。

茶叶何时进入西藏?以及茶叶何时在西藏普及而成为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学术界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吐蕃时期吐蕃人的饮食以青稞炒面(糌粑)和酪浆为主，未见有关吐蕃饮茶方面的史料， 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捻麦为碗，实以羮酪，并而食之。”也不见唐蕃之间茶马互市。宋代，由于北宋王朝与北方的辽、金、西夏长期处于战争对峙状态，因此需要大量的用作军事用途的马匹。于是便开始了与较少发生战争冲突，生活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吐蕃进行茶马贸易。这一时期的茶马贸易主要地点是宋朝与吐蕃相邻的西北地区的秦凤路、熙河路， 据《宋会要》记载，“(熙宁)十月十四日，太子中舍、三司干当公事、经画成都府利州路茶货李杞等奏，与成都府路转运司同共相度到于雅州名山县、蜀州永康县、邛州在城等处置场买茶，般往秦凤路、熙河路出卖博马。”而不在茶叶产地四川雅州。而且输入吐蕃的茶叶为生长期较长的“老茶”，而非汉人喝的“嫩茶”。北宋黄庭坚《山谷别集》卷八《叔父给事行状》记有：“产茶之地尽在川路，卖茶之地全占陕西”，“(川茶)茶色不等，盖汉茶食嫩，番茶食老”等语。可以确定的是，此时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吐蕃人已经开始普遍饮用茶叶，至于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在宋元时期是否开始普遍接受茶叶，藏汉文献阙如。元代，开始有了“西番茶”和“西番大叶茶”的叫法。元朝中期蒙古医学家忽思慧著《饮膳正要》卷第二《诸般汤煎》详细记录了西番茶的产地和煮法：“出本土，味苦涩，煎用酥油。” 元代的西番为宣政院管辖的与陕西行省、四川行省、甘肃行省、云南行省相邻的藏族聚居地区，西番茶的产地雅州元代亦属宣政院辖地，元政府在此设有西番茶提举司， 至大四年九月，“罢西番茶提举司”。因此《饮膳正要》说西番茶“出本土”不无道理。茶与酥油混煮，这已是酥油茶的做法。明初，大臣解缙对西番人煮茶的方法描述得更为详细：“盖夷人肥膻潼，则群聚穹庐中，置釜煮茶茗，调以潼酪，而济其肉食，其俗非一日矣。” 将煮沸的茶水与酥油搅拌，已与现在酥油茶的制作方法并无二致，而且至明初以前这种酥油茶的制法已延续了很长时间，说明元代酥油茶在西番人中十分普及。明朝嘉靖年间，边茶已经加工成了砖形，“私贩茶户每采新茶，屣成方块，潜入番族贸易”。砖茶既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茶叶的容积，也便于长途运输和保存。到了清朝前期，文献已经明确记载饮茶习俗已在卫藏地区普及。乾隆时期的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多喀尔·策仁旺杰在其自传《噶伦传》中至少6处提及在拉萨和日喀则向寺院僧人布施茶叶的情况。

外国学者大多认为茶叶传入西藏的时间在公元10世纪以后。葡萄牙耶稣会士安东尼奥·德·安德拉德(Antonio de Andrade)和曼努埃尔·马库斯(Manuel Marques)是最早进入西藏的西方人。1623年，他们到达西藏西部古格王国的首府查帕朗(Tsaparang)。安德拉德在他1624年的报告中提到从中国进口的粗丝绸和瓷器、茶经由卫藏到达古格。第一个提到砖茶的西方人是威廉·穆尔科夫特(William Moorcoft)，他详细描述了1819年在拉达克的列城见到的被压紧成方形的茶包：“这些茶包来自拉萨和叶尔羌，用牛皮包裹，上面覆有带着汉字的黄纸。” 总之，宋元至明清以来，随着饮茶习俗在青藏高原的传播和普及，茶叶逐渐成为藏族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茶叶从内地，从汉地向北方、西南民族地区传播的过程，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传播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北方、西南民族在这个过程中对茶叶并不是简单地被动接受，而是根据各自民族特点，结合自己的饮食文化习惯，把茶与奶制品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发展出具有自身民族特点的饮茶方式和习俗。

二、茶之于藏民族的重要性

对于北方和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来说，食肉和饮用兑有奶制品的茶是获取身体营养成分的必要途径。自古以来，牛、羊便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家畜，青藏高原分布着面积广阔的牧场，相当多的人口从事畜牧业。农区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带，受到灌溉条件和日照时间的制约，粮食产量很低，单靠耕作所获无法维持基本的生存，于是村庄周围不适宜耕种的空地常常被用来放牧牛羊，这里没有如中原地区那样的纯农业区，农区也呈现出半农半牧的特征。因此，奶制品是青藏高原最易获取的食物。牛奶是一种高热量的饮品，并富含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和膳食钙。虽然人们从深绿色的蔬菜也能获得膳食钙，不过需要食用大量的蔬菜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由于青藏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和高海拔，能够栽培的农作物尤其是蔬菜并不多。传统上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日常食用的蔬菜主要是圆根、豌豆等，缺少深绿色的蔬菜。摄取牛奶中的膳食钙便成为最便利的营养补充。另外，作为高热量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奶制品能有效地帮助生活在高原的人们抵御寒冷的天气。对一些人来说，由于体内缺乏分解牛奶中乳糖的乳糖酶，直接饮用鲜奶会造成腹痛和腹泻。医学研究表明，人类从婴儿时期断奶后，身体中分解人和牛、羊等动物奶的乳糖酶便会消失，从而出现乳糖不耐症，由于乳糖不能直接被人体所吸收，饮用动物奶后便产生相应的排斥，引起腹痛和腹泻。这一点在亚洲世界更加普遍，亚洲人100%都有不同程度的乳糖消化不良(LM)症状，对牛奶具有排斥性。根据笔者掌握的文献，未见民主改革前藏族直接饮用鲜奶的记载。20世纪40年代，俞湘文在对西北地区甘青川康四省涉藏地区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牧民)从不吃白开水或纯牛奶，必须喝茶或奶茶”。鲜奶或奶制品酥油与茶叶的结合能为身体所接受，巧妙地克服了亚洲人乳糖不耐症的问题，形成了藏族独特的饮茶方式。清人记载酥油茶的制作方法为，“以茶入锅，煮数十沸，去渣，入乳酥合盐各少许，盛以木桶，群取以食”。即将茶叶煮沸后加入盐，再倒入木制的酥油桶中用木棍进行充分的捣拌，使茶和酥油融为一体，成乳状即可饮用。这种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沿袭至今。

茶含有咖啡因，为轻微的成瘾品，但对人体没有危害。饮茶较之饮白水是一种享受，易于入口，茶叶可将寡淡无味的白水变为具有吸引力的饮品，还有降脂、解腻、提神的功效。茶叶含有人体所需的维生素、镁、钾等成分，这些成分能够补充绿色蔬菜摄取的不足。

此外，我们知道，人畜粪便等有害物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对水源的污染，人类在饮用受污染的水后，水中的病菌进入身体，会导致疾病的产生和传播。茶叶则要用沸水熬制后方能饮用，烧开的茶水可以做到相对无菌，因此饮茶习俗在藏地的普及，减少了当地人生病的概率和疾病的传播，使得寿命大大延长。目前虽然缺少这方面的史料加以确认，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茶在青藏高原普及后，其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由于藏族特殊的饮食习惯，即“饮食多糌粑、牛肉、羊肉、奶子、奶渣、酥油等物，其性燥烈，而茶为急需，故贵贱皆以茶为命”。另外，边茶适合熬制，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独特的饮食和烹饪方式十分契合。受制于高原的气候和环境，除了夏季和有日照的时间外，大多比较干燥寒冷，为了抵御寒冷，人们喜爱热食热茶。藏族最为喜爱的酥油茶用茶和酥油打制而成，酥油受凉便会凝结，需要趁热喝下。糌粑是藏民族最为日常的食物，用热茶或酥油茶挼糌粑最为理想。另外，藏地缺少木材和煤炭，随处可见的牛粪成为藏地最常用的燃料。牛粪燃烧的火力较弱，适合炖煮食物和熬茶。用慢火熬制不仅能充分激发出黑茶的香气，使茶水更加浓郁，其过程对喝茶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即便在野外，觅一避风之处，用三块石头支起简单的炉灶，将放入茶叶的陶壶或铜、铁壶放置其上，点燃牛粪慢慢熬煮，再用煮沸的茶水揉制糌粑，既能驱寒消解疲劳，也能饱腹。这也是茶为藏民族所喜爱并能在青藏高原迅速普及的重要原因。

三、边茶贸易的政治、经济作用和意义

中国历朝都清楚地认识到茶叶对藏人的重要性，北宋程之邵曾对宋徽宗说：“戎俗食肉、饮酪，故贵茶而病于难得。” 《明史·食货志》亦云：“番人嗜茶，不得茶则困以病。”正是因为茶在蒙藏等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因此茶叶被历朝中央政府视为“驭番”的工具，“视番情之向背，分别通禁”， 即通过调节茶叶的数量多寡来控制“不可一日无茶”的边疆民族，认为茶叶对制西番控北狄的作用胜过“数万甲兵”。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表达过茶叶对维系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关系重要性的看法：“朕岂为(茶)利哉!制驭夷狄不得不然也。” 这就使得茶叶不仅仅具有经济上的商品属性，还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意义。对历代中央政府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边茶的政治属性远大于商品属性，对维系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之间的联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出于“以茶驭番”和获取高额利润的需要，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茶马贸易实行专卖制度，制定了相应的律法和条规，并逐渐加以完善，这便是茶马法或榷茶制度。茶马法肇始于宋，终结于清，对维系中央政府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以前，由于北方游牧民族无饮茶习俗，因此对茶叶输出并无限制。唐代，尽管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但文献中鲜有关于以茶易马的记载，仅有回纥两次买茶的记录。唐与北方突厥、回纥等民族的互市贸易主要还是用金帛换取战马。如《新唐书·兵志》，“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旧唐书》亦云，“自乾元之后，(回纥)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另外，史籍中也不见唐与青藏高原的吐蕃和蒙古草原游牧民族以茶易马的明确记载。

从宋神宗开始便对茶马法加以系统管理，茶马贸易全为官营，由政府设立的茶马司管理和执行。但随着茶马交易数量的增大，政府无力掌控茶马交易的所有环节，于是便颁发茶引，茶商到官府领取茶引并运茶到茶马司，然后再由茶马司收购，茶马司用以以茶易马，由此开始了边茶贸易的官商合办。后来官颁茶引远远不能满足边疆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走私茶叶盛行，宋元两朝关于严禁私茶的规定层出不穷。由于宋与北方的辽金及西夏长期处于对峙状态，因此战争所需战马大都来自西北的吐蕃。宋朝设秦州、熙州为茶马互市之所，用来自四川的茶叶交换吐蕃的战马。

元代，长城内外均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统治范围，作为马背民族的蒙古族统治者并不缺马，因此茶马贸易在元朝近百年的统治期间不再继续，由茶商按引纳税后将边茶自由销往边疆各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蒙古族普遍接受了茶叶，并将其与游牧民族喜爱的奶制品结合起来，创制出称为“兰膏”“酥签”等的酥油茶和奶茶，发展了独具特色的饮茶文化，并延续至今。元朝覆灭后，蒙古统治集团退回到长城以北的蒙古草原，但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对明王朝形成威胁。为了防止蒙古与西番诸部结盟共同对付明朝，明朝政府采取了用茶叶进行分化控制的办法，同时为了取得所需的战马，建立了最为完备的茶马交易体系。明朝政府还扩大了官商合办的范围，准许茶商以部分茶叶易番货。

清初，由于战事频繁，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八旗官兵每人配备3匹战马)，仍然维持明代的茶马贸易。其后，随着清廷对全国的统一，特别是将蒙古各部纳入直接管辖后，战马不再短缺，更加适宜征战的蒙古马成为清朝军队的首选，“西马(西番的马匹)既不见重于时，从前以茶易马之制遂废”。另外，蒙古作为清王朝重要的支撑力量在统一全国和维护政权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笼络北方的蒙古，清王朝对其茶叶输入数量不再加以限制，任其交易。但是对于管理和控制相对松弛的西藏却仍然实行严格的茶引制度，控制茶叶的销藏数量，“其目的有二，即以存羁縻节制之意” 和“佐军储之急”。茶马贸易废止后，麝香、羊毛、皮革、沙金、硼砂、药材等土特产品取代了马匹的地位，成为藏地交换内地茶叶、布匹、丝绸、金属用品、杂货等的重要物品。

清代也曾通过对销藏茶叶的控制，对不臣服于中央政府的部分涉藏地区进行控制。康熙末年蒙古准噶尔部占领西藏，康藏一些土司和寺院归顺准噶尔，康熙五十八年(1719)议政大臣等议覆云：“至打箭炉外，最近者为理塘，遣官招抚，令营官造其所管番寨户口清册，配量定数，许其买运。巴塘以外，亦照此例。其打箭炉一路，当视番情之向背，分别通禁。” 清政府的禁茶之举引起这些涉藏地区的恐慌，于是相继归附。奥地利外交官罗斯通(Arthur von Rosthorn)，在其19世纪末出版的著作中也特别指出茶叶贸易作为清政府对西藏控制手段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清政府垄断了茶叶之后，便将开茶市与藏民贸易当做一种特许，这种特许曾因藏民不服从而停止过一两次。清政府将茶叶输藏的数量维持在求大于供的状态，以维护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权威和影响。

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在控制茶叶的同时，也采取了怀柔的手段。如明朝政府在严禁茶叶走私的同时，对前来朝贡的藏边僧侣、商队等夹带私茶出关采取宽容的态度。其次，借由开办茶市，分利给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寺院，达到笼络的作用。清前期，自雍正三年(1725)起，清世宗下谕，禁止达赖喇嘛再向康区茶商征税，免除达赖商队的税收。清廷还每年从打箭炉所收茶税中，赏给达赖喇嘛茶叶2500千克、班禅额尔德尼茶叶1250千克，并运茶脚费银10千克。此项措施既达到消减达赖影响力，由中央政府实施直接管理康区的目的，又起到了对达赖、班禅等西藏上层进行笼络和安抚的作用。乾隆年间，清政府又在打箭炉茶税中赏给达赖喇嘛每年白银250千克，由西藏商队在打箭炉取茶时一并带回。西藏大小寺院上千座，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寺院多参与到茶叶贸易中。由于藏地很多地方没有集市，寺院便成为茶叶的批发和售卖点，百姓和零售商贩不得不受制于僧侣，喇嘛便通过这种经济优势，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力。买卖茶叶是寺院的一项重要收入，也由此形成了寺院对清廷的依赖。

四、中华各民族共同参与和发展了边茶贸易

(一)边茶在农牧交换和互补中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共同开发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自古以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长城以南的农耕区和长城以北的游牧区，这两种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的经济文化类型，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内在的经济和文化的根源。历史上，游牧和农耕两种经济相互依赖、互为补充，但游牧经济具有更大的单一性和脆弱性，因此游牧区对农耕区的依赖程度更大，这也决定了游牧区必然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

在农牧互补的交换活动中，茶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宋元以来，北方游牧民族有了嗜茶之好，并在民间普及后，茶叶便成为刚性需求。茶叶从内地向北往西流动的同时，来自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的马匹、羊毛、皮革、药材、麝香、砂金等土特产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了内地，这种农区和牧区经济上的交往和联系，影响到各族人民生活、生产的各个部分，使得中国疆域内的农区和牧区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和补充的自然经济区域，这一自然经济区域的形成，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

(二)边茶贸易链条中各民族的分工与合作

边茶贸易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参与和创造的。从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到消费的各个环节上，我们都能看到各民族有序的分工与合作。边茶的生产和流通不但提供了大量的岗位，数十万人的家庭与此相连，许多与之有关的机构和家庭赖此为生，如茶农、茶商、茶庄、锅庄、背夫、骡马出租者，茶叶制造工人、包装工人，等等。他们有的将其作为职业，有的在农闲时节通过从事相关工作补贴家用。

边茶贸易所编制的庞大的贸易网络，将边疆与祖国内地，以及中国与俄罗斯、南亚国家等广阔的世界连接在一起。这一网络有相对独立的管理体系和交通网线，穿梭于其中的茶叶代理人和中间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西藏和涉藏地区经商的汉族、回族、撒拉族等，出于商业竞争和互助的要求，他们普遍以茶庄或茶号的形式构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并按照同乡关系结成了陕帮、川帮、滇帮等团体。从事茶叶贸易的康藏茶商，按照地域区分，有“康巴娃”与“藏巴娃”;以从事商业活动和资金来源而论，一般有寺庙、土司、平民三种经商者。藏商从批发到零售，也形成了庞大的经销茶叶的贸易网络。

(三)各民族共同筑就茶叶之路

边茶运输是一项长途贸易，从产茶地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雅安、云南的滇西、湖南益阳和湖北赵李桥，到茶叶的目的地西藏和蒙古草原。其间道路崎岖坎坷，要跨过无数的激流险滩，翻越雪山草甸，历经雨雪风霜，路途中随时可能遭遇盗匪。茶商们利用人背马驮的方式，络绎不绝地一站一站将茶叶运往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

以藏茶贸易为例，清末民国时期，雅安地区供应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的边茶引额多为每年11万担，需要背夫约10万人次，他们常年周而复始地往返于雅安到康定的崎岖山路之中。茶叶由雅安等地运至康定后，便转卖到往来于康藏之间的以藏商为主的商人手中。这些即将运往西藏的茶叶，还要经过第二次包装，也就是将竹篾从茶条上拆除，重新包裹上牛皮，以适合高原牦牛、骡子驮运，这些缝皮的工作通常都由藏族的“甲作娃”来操作。向关外运送茶叶的均为藏族牧民，他们被称为“驮脚娃”。从康定到拉萨往返一次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

从藏茶产地，即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雅安，以及云南滇西向西藏运输茶叶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如今大多数人所熟知乃至缅怀的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线路全长3000多公里;另一条线路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邦达、察隅或洛隆、工布江达、拉萨，线路全长3800多公里。

在这两条主线的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如从雅安到松潘、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邓柯(今四川德格)通往青海玉树、西宁、洮州(今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这些四通八达的茶叶贸易网络把川、滇、藏地区紧密连结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势最高、山路最险、距离最遥远的茶马古道。此外，还有一条从云南绕道东南亚、南亚入藏的滇茶之路，就是从茶叶产地西双版纳等地经缅甸，再用海船运至印度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转火车到大吉岭或噶伦堡，最后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进入西藏，这条茶道曾经是清代至民国时期“滇茶销藏”的主要通道之一。

(四) 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一个中华文化共享

历史记忆的形成与意义千余年的边茶贸易积淀了丰厚的由传说和故事缀成的历史记忆，形成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在民间，汉藏两个民族都将藏族饮茶的历史追溯到文成公主入藏，并对此深信不疑，赋予种种美好的传说，成就了汉藏民族友谊的一段佳话。

其实，根据文献记载，文成公主进入吐蕃时，所带物品中并没有茶叶。也就是说，史实与民间“常识”之间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的形成及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才是我们在本节所要探寻的关键所在。

我们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证，从学术的角度分析茶叶是否由文成公主最早带入吐蕃。唐代，内地茶叶的种植和生产与以前的朝代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茶叶产区也不局限于最初的江淮和巴蜀地区,扩大到了西北及西南其他地区。茶圣陆羽的《茶经》记载当时的主要产茶地区共有42州，即西北到陕西省境内的安康，北到淮河南岸的光山，西南到云贵的西双版纳和遵义，东南到福建的建瓯、闽溪，南到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其中与吐蕃相邻的川陕一带产茶的地区包括:峡州夷陵郡、归州巴东郡、夔州云安郡、雅州卢山郡及金州汉阴郡、兴元府汉中郡。在这种条件下, 茶叶流通流入到与之相邻的吐蕃地区并非没有可能，但当时茶叶在吐蕃并没有普及，如果有，也仅限于唐蕃交界地区或吐蕃的上层阶级和僧侣阶层的极少部分。目前诸多论著中所提及的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之事，引文出处均注明来自明代成书的《西藏政教史鉴》 此书为刘立千翻译。1940—1943年任乃强在《康导月刊》连载该书校注，书名为《西藏政教史鉴》。后刘立千将书名更改为《西藏王统记》，1985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可以明确的是，汉文史料并无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记载。如《旧唐书》和《新唐书》“吐蕃传”中关于文成公主的史料很少，未见关于茶叶入藏的史料。另外，依据明代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的记载，唐太宗赐给文成公主带入藏地的嫁妆有如来像、金玉制告身文书、经史典籍、玉片鞍翼黄金鞍、鸟织锦垫、工巧技艺制造术、四医方药、服饰和琵琶乐器等，但其中不见有关于茶叶的记载。目前能见到唐代茶叶入藏的史料，是任乃强先生在《文成公主下嫁考》一文中曾引用的德格版《汉藏文书》的相关记载：“松赞干布之孙，始自中原输入茶叶”。但是任乃强先生并未提供关于《汉藏文书》的版本详情。不过此《汉藏文书》有可能是《汉藏史集》的另一种译名。明代藏文史籍《汉藏史集》已由陈庆英先生翻译出版。全书共有三处提及茶叶：一是“上篇”中“吐蕃之王统”中讲到藏文创始人吞米·桑布扎梦到文殊菩萨化身的老太婆，他们之间的谈话提到茶叶;第二处是“上篇”中“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讲述了吐蕃赞普都松莽支布(679—704)因喝了小鸟口中衔来的茶叶而治愈重病的故事;第三处是“茶叶种类”一章中对汉地茶叶种类的描述。但是这三处讲的都是各种茶的药用价值，茶对身体的治疗作用。《汉藏史集》成书于明朝宣德年间，其时关于藏地饮茶习俗已经有了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此书讲述的公元7世纪吐蕃时期关于茶叶的故事是否真实，因所能资籍之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甚少，尚存疑。即使按照《汉藏史集》的记载，唐代时期吐蕃已有茶叶，但应该也并不流行，只是作为治病的良药，并没有作为饮品流行。

不论茶叶入藏源于何种说法，茶叶输入藏地并形成一定规模应该不是在唐代。到了宋代，汉藏茶马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原地区茶叶产量也大幅提高，宋代茶叶产量比唐代增长了二三倍，从而保障了吐蕃茶叶的供给，但是藏人饮茶还仅限于青藏高原边缘地区今四川、甘肃等处涉藏地区。藏汉文献中尚无关于卫藏地区藏族饮茶的记载。不过，明清以后有明确的文献记载表明，茶叶已经成为整个青藏高原藏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从上述史实来看，茶叶并非是由文成公主带入吐蕃的，唐代的吐蕃也没有形成普遍的饮茶习俗。但是，我们想说明的是，茶叶入藏始于文成公主的说法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传说建构的动机是什么?其背后所反映了怎样的观念、思想和情感的深层意义?文成公主是汉藏群众最为熟悉的历史人物，青藏高原各地都流传着她的传说，她远嫁吐蕃的故事成为汉藏民族友谊的佳话，她把内地的书籍、农作物、技术和工艺带到了青藏高原，丰富了高原人民的文化和生活，在增进两个民族的交流与了解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藏族人民把各种美好的事物都赋予在她身上便显得顺理成章，她汇聚藏族人民所能想象到的种种优良品行。基于此，人们更愿意相信是她把藏族人民每日不可或缺的茶叶带进了雪域高原。关于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传说不止于藏族，在藏茶的产地雅安的汉族中也同样流传着她与茶叶的故事。2019年笔者在雅安的藏茶厂和茶园调查时，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茶工们每逢对我说起他们知识体系中的藏茶起源，无不以文成公主为开端。当然，这其中不乏虚构的成分，但是他们对这些虚构的故事深信不疑，乐于传播，并将其当做历史事实，不断强化记忆和丰富故事内容，这同样反映出雅安的汉族群众对藏茶所传递的汉藏友谊的敬仰之情。

这个出自民间，广泛流传于汉藏民族之中的文成公主与茶叶的传说，无疑具有其存在的深厚历史基础和社会基础。它寄托了汉藏人民对民族友谊的理解和期盼，折射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体现了汉藏两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并演变为汉藏群众情感互通的集体记忆和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因而我们应该把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传说和由此而衍生的一套话语体系，放置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历史框架中去理解和加以诠释，如果这样来看，这种民间观念的表达又何尝不是一种真实的历史事实呢!

五、小结

唐宋以来，边茶贸易是连接和维系中原王朝与北方和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要方式和纽带，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明太祖朱元璋对边茶的作用有过精辟的评价：“夫物有至薄而用之至厚者，茶是也。” 也就是说，茶叶这种产量高、易于生长、价值不高的“山林草木之叶”，却在加强与边疆民族的关系中发挥了最大的功效。边茶之于历代中央王朝都有着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经济方面，边茶起到了农牧互补的作用，用以交换内地缺乏的马匹、药材、羊毛、皮革、硼砂等物;与此同时，茶税也成为国家财政和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政治上，边茶有着“以茶驭番”的功能，历朝中央政府通过调节茶叶输出的数量对边疆民族进行政治上的控制，加强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的联系。同时，边茶还间接地充当了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交流的中介和纽带。以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为例，他们饮食生活中有四个主要的食品，分别是糌粑、肉、茶叶和酥油，在这四项中，唯有茶叶需要从内地输入，其种植、加工完全由千里之外的内地控制。因此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对茶叶垄断，从数量的调控实现对青藏高原的控制。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那种物品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边茶贸易作为中原王朝用汉地茶叶换取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马匹或其他物品的一种商业活动，贯穿了宋以来中国历史的每个阶段。在延续千年的边茶贸易过程中，围绕边茶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各民族自觉或被动地参与其中，在各个链条和环节上分工合作、利益共享，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商贸活动。

维系一个共同体的基础，就是由共同的记忆、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故事所构成的为全体成员共享的符号、信仰与价值观，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承、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整合机制。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理解这个过程，就不能简单地只靠文献记载的“历史事实”，还要从具体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去寻找答案。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关系，除了文字记载的“大事”外，更多地体现在如小小的茶叶这样不起眼，但又无处不在的，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具体的物资交流之中。千百年来，朝代更替与世事变幻不断，但边茶贸易却从未中断。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前现代社会，物资交流的意义十分重要，即使一个人从来没有离开家乡，没有机会见到自己民族以外的人，但是来自外部世界的物品却传达了关于另外一个世界清晰的信息，通过茶叶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具体环节与体验，产地与消费地之间不同文化、不同区域和不同生活方式人们被联系在了一起。这些素未谋面，一生中可能也不会相见的人们，被纳入茶叶构成的贸易体系，结成了一个利益相关的有机体。与历史上民族之间、政权之间的对立、冲突相比，茶叶带给人们的是和谐、和平和友谊的美好记忆，是彼此间互助互惠、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具体呈现，是各民族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结果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而也是最有意义的记忆载体和共享符号。

以茶叶为纽带，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信赖、守望相助，结成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可以说，边茶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各民族交往交融的历史，它的产生和发展，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述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来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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