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回大地，茶叶飘香，眼下正是全国春茶采摘的好时节。在南方主要产茶区，茶农们正忙着采摘新春第一捧新茶。
在四川省邻水县记者看到，一棵棵绿油油的茶树吐露新芽，叶质柔软，色泽翠绿，茶农们早早来到基地采摘第一捧春茶。据基地负责人介绍，每年早春茶最受市民青睐，春茶芽叶肥厚、色泽翠绿、富含维生素，当地自古就有“明前茶，贵如金”之说。
在四川省泸州市的纳溪区，进入春茶盛产期后，每天采摘新茶都需要上万人的队伍，当地有关部门不停组织人手充实采摘队伍。
而在江西赣州市上犹县，由于今年春茶上市较往年提前半个月，当地已全面进入采摘期，那里的茶农、茶企也都在开足马力采摘春茶。
截至目前，江西赣州上犹县春茶面积7.8万亩，现在已采摘近3万亩；而四川省泸州全市茶叶面积有45万亩，目前采摘面积已达30多万亩。
今年春茶全国长势普遍较好，好的春茶还需及时抢“鲜”加工。为此，各地的茶农、茶企也都在想法设法在加工过程中提高春茶的品质，增产增收。
为了保证春茶品质，四川省邻水县茶叶基地专门建立了自己的茶叶加工车间，摊青、杀青、理条、烘干，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市场销量明显好于往年。
加工茶叶最关键的一环是控制炉火温度。在湖北宜昌，过去加工茶叶，人工用柴火、煤火，温度高低很难控制。为提升茶叶品质，从茶叶杀青、揉茶到烘干全部改成了电能智能控制，这样不仅效率提高了，加工茶叶时的温度高低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而在四川泸州市，当地农业农村局积极协调国有企业担保平台和金融机构为茶企提供流动资金信用贷款2000多万元，协调区县及时兑现项目补贴400多万元，用于茶企加工技术的升级，茶园绿色防控、茶叶清洁化加工等先进设备的应用有效提高了茶叶品质。
今年春茶市场行情较好，为助力茶农及茶企及时销售春茶，各地也采取针对性帮扶措施解决茶农和茶企遇到的实际问题。
在湖北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茶叶产业是全县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春茶开园后，当地有关部门对全县所有春茶品种按标准实行了保底价收购，收购价格也高于往年。
为减轻企业收购茶叶资金压力，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金融部门还针对茶叶企业提供了免息贷款。
针对今年的春茶采摘时间提前，江西赣州的上犹县有关部门早早就搭建了完善的线上线下交易平台，让茶农、茶企充分利用直播带货、电子商务、现代物流园等交易方式来助力茶叶市场的销售。
截至目前，赣州全市已销售春茶2.1亿元。
【原标题】人勤春来早 春茶采摘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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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人：陈保亚演讲地点：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演讲时间：二一八年十一月
陈保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精品课理论语言学主持人，国家重大课题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有理论语言学、历史语言学、语言哲学、语言文化学、语言地理学。主要著作有《茶马古道研究》（合著）《语言文化论》《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当代语言学》《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研究》。
中国的丝绸、陶瓷和茶叶，深刻影响了欧亚大陆上的文明传播路径。根据我们目前的研究，茶叶在这方面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从历史上看，吐蕃、回鹘等民族侍茶行为的兴起和扩散，产茶区和耗茶区远距离的分离，导致了茶马古道在唐代的兴起。茶马古道彻底结束了欧亚连接地带经常受阻的状态，以喜马拉雅山为代表的“世界高地”被征服。茶马古道既是生存的古道，又是远征的古道。茶马古道最终能够覆盖并连接古老的盐运古道、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等各种类型的古道，成为欧亚大陆文化传播的命脉。
茶的汉语读音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丝绸、盐和陶瓷等物品的汉语读音。这是茶马古道在欧亚大陆上延伸深度和广度的一个重要例证。
茶马古道的行走，发现与命名
1990年，我们第一次徒步考察茶马古道。我们一行6人从当时云南中甸（现在叫作香格里拉）出发，徒步踏上征途。我们6个人每人备一匹马（主要是用来驮载物资），队伍里年纪最大的不到40岁，最小的不过二十几岁。我们还请了一位马帮师傅，就这样开始一路徒步调查，前后历时3个月，从云南中甸到西藏昌都再到四川康定，最后回到中甸，一路在横断山高山峡谷中跋涉，考察了古道的核心地带。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这一带还有不少马帮活动，如今这类活动已经比较少了。考察很艰苦，也多次面临死亡的危险。回到中甸后我们坐在火塘边烤土豆的时候，当地人还问我们：“你们6个人竟然一个都没有死掉。”现在看起来，当初可以说我们6个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亡命徒”。
四川省茂县境内的川藏茶马古道。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回来以后，我们分析了沿途考察到的这条道路的性质，古道上主要是驮茶的马帮在活动，兼运各种商品，所以我们就把古道命名为“茶马古道”。我们当时主要是从学术的角度包括地理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个概念。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概念后来在商业上有那么重要的意义，也没想到这条茶马古道实际的延伸要比我们当初徒步行走的距离远得多。我这里只是简要把茶马古道的命名和行走过程，跟大家分享。
茶马古道的性质与历史背景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茶马古道的性质。一开始我们说它是一种远征的命脉，后来我们通过后续考察发现，茶马古道实际是一个重要的网络，沟通欧亚大陆的网络。茶马古道之上，马帮通常用马驮货物，除了卖货还能卖马，后面我们会讲到茶马互市，也有用牛驮的，还包括骆驼、驴等。此外还有羊帮，也就是用羊驮运货物过去，货物卖掉之后就把羊卖掉。
2017年河北博物院的“茶马古道——八省区文物联展”上，观众在观看“鎏金铜骑士俑”。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茶马古道核心地带以云南、四川为起点，向青藏高原延伸。另外茶马古道向北可以继续延伸到陕西、甘肃、宁夏等地，与丝绸之路连接。同时因为马帮经商需要获取更多的茶叶，所以他们向东的路线可以一直延伸到今天的广西、贵州、湖北、湖南等地，尤其是宋代以来，西藏等高寒地区的居民需要大量的茶，仅靠川茶的产量就不够了，因此茶马古道就向东延伸，这样就能调更多的茶过去。茶马古道向西经过青藏高原可以去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中亚、西亚、欧洲等地。云南还有路线不是去西边而是直接往南，因为商人们要南下去西双版纳获取普洱的茶叶、红河谷地的茶叶，也把这些地方产的茶叶直接输入到了东南亚。当时的东南亚，实际上好些地方是有古茶树的，但是没有做茶的技术，所以当地的茶文化还是从汉语区传过去的，他们用来指茶的词语，现在大多是源自汉语的“茶”。
我们如果要弄清茶马古道的性质，可能也需要分析一下我们喝茶的几种不同习惯。我们一般的人主要是饮茶，在王公贵族阶层和一些比较高雅的场合，还有一个层次叫作品茶。有些人特别喜欢喝茶，但是这种喜欢喝还是属于爱好，如果说没有茶了，他不喝也是可以的。
不过还有些民族有一种对茶的高度依赖状态，可以把它叫作“嗜茶”或“侍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茶，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生活下去。“侍茶”是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刚才提到的饮茶行为的出现，在我国历史上的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了，我想在座各位也比较清楚。到了唐代，出现了一本很经典的书叫《茶经》，它的记录显示当时中国的茶叶已经分布得非常广，其中四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云南由于当时是南诏统治，中原王朝对云南这方面的记录很少，但是今天的我们通过其他证据，仍然可以知道，当时云南的茶文化也非常发达。唐代以后，不仅茶的分布非常广，而且当时在茶马古道周围生活的民族已经开始有了侍茶的行为。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吐蕃饮茶行为的兴起和变化。关于吐蕃的茶叶流行，现在一般认为是唐朝文成公主出嫁时带过去的，不过目前还只能说是一个传说，我们还暂时拿不到比较确实的证据。
不过唐代的《唐国史补》记载，当时唐使鲁公到了吐蕃，准备帐中烹茶，吐蕃人说他们也有。双方一交流，唐使就发现，吐蕃方面拿出来的茶产自汉族不同的地区。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不同地方出产的茶进入了吐蕃地区。
我们之前说，在唐代《茶经》已经记录了当时中国内地很多地方已经有茶，不过因为云南处于南诏统治之下，所以没有被记入文献，但是当时去云南的一些唐朝官员也是做过关于茶的零星记录的。比如唐代成书的《云南志》，其中就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银生城也就是如今的云南景东一带，这也正处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大概念的普洱茶范围之内。《云南志》也提到，当时南诏的一些部落开始饮茶。他们饮茶的方式还是要煮的，跟当时唐朝人的饮茶方式有相似的地方，也跟吐蕃、蒙古以及西域一些民族的饮茶习俗相似。在唐代，还有一个活动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叫作回鹘，唐代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记载，回鹘入朝会带大批名马来售卖，返回时则会携带大量中原的茶叶。可见当时的茶叶已经传播到了北方草原地区。后来回鹘的活动区域向西域移动，他们也会把饮茶习俗一并带过去。
我们所说的高原上的人们的“侍茶”行为，是在什么时代开始出现的呢？目前我们已经发现至少从宋代开始，这方面的记录越来越多。比如宋人罗愿《新安志》的“蕃部日饮酥酪，恃茶为命”。可以说，从宋代开始，高原上生活的人群侍茶行为已经形成。这种侍茶，不是喜不喜欢吃的问题，而是当时的吐蕃等生活在高原上的民族，他们如果不喝茶，身体可能就很难适应当地的生活环境。现在一些专家估计，这种侍茶可能跟维生素的摄取有一些关系，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我们在高原上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宗教寺院是一个重要的消耗茶叶的地方，僧侣们需要用茶叶来保持念经打坐时的清醒。
综上所述，历史上的西藏、蒙古、西域等地区的民族对茶叶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些地方都是不产茶的。根据目前专家们的研究和我们的调查，产茶区对高度、纬度和湿度是有一定的要求的，而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以及西域的沙漠地带都不太能够满足这些要求。在西藏也只有很少的地方能够出产茶。茶产地离青藏高原最近的，就是云南和四川，另外就是中国东南部的产茶区。这就形成了耗茶区与产茶区的分离，对大量茶叶的需求，必然就会促成远征古道出现，人们通过这样的古道去获取茶。
这是茶马古道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条件。茶马古道的兴起和存在，两个必要条件，一个就是侍茶性，另一个就是远征性。正是侍茶行为与产茶区在地理上的脱节，带来了茶马古道的兴起。
历史上的茶马互市
历史上的中原封建王朝，发现活动在青藏高原和西域地区的一些民族出现了侍茶的行为，并觉得这一点可以充分利用。于是就在茶马古道上的关口控制茶叶的输送，运输茶叶的商队必须要得到一定的批准，比如说要获取官府的票证，限制茶叶的输送总量，这个叫作榷茶。
榷茶也是中原王朝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因为从宋代开始，中原王朝仍然不断地跟北方游牧民族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包括了北宋与辽金的冲突，以及后来明朝和北方蒙古族、女真族等冲突。这个时候的中原王朝不像汉代唐代那样疆域辽阔、其统治疆域内本身就有很多可以用来养战马的广大牧场。到了宋朝和宋朝以后，由于统治区域的缩小，以往的那些可供养战马的大牧场失去了，而这时候中原王朝还要跟北方游牧民族作战，就需要通过其他渠道获得大量的战马。
而这时，青藏高原和西域地区的很多民族需要茶，于是中原王朝就开始榷茶，所以从宋代到明代，就开始大量实施榷茶的措施，控制茶叶的外流数量。你输入给我多少马匹，我才给你一定数量的茶。也禁止老百姓走私茶叶。明太祖朱元璋有一个女婿叫欧阳伦，就因为贩私茶被下令杀掉了。由于榷茶换来了马，所以就形成了历史上的“茶马互市”。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说历史上有了茶马互市，才有了茶马古道，其实在茶马互市出现以前，茶马古道早已存在了，中原封建王朝正是看到了这个茶马互市有利可图，所以历史上才会兴起榷茶这个现象。
当茶马没有互市的时候，茶马古道仍在运行。比如元代，由于它的统治区域内有充足的马场，它就没有茶叶换马的需求，但是茶仍旧在茶马古道上流通。
榷茶本身的存在也能够证明当时那些需要茶叶的民族存在侍茶行为。与之类似的，中国古代还有榷盐，同样是控制盐的贩卖，其根据就是盐是人体的必需品。而茶也因为是必需品，所以才有榷茶。
宋代有很多茶马互市的记录。当时西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互市区，因为翻越横断山脉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当时大规模的运茶线路往往是先到西北，然后从青海方向进藏或去西域，这样走相对容易。由于横断山深处有侍茶民族，所以茶马古道最终要翻越横断山，形成川藏线和滇藏线，这是人类古道的奇迹。
在这里我想再补充一点，这就是形成侍茶行为的原因。这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初步的调查是这样的：我们当初与马帮一起去徒步考察茶马古道的时候，我们队伍里有藏族同胞，这一路上他们都在打酥油茶来请大家一起喝，到了高原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喝酥油茶就会感觉身体很难受，可能它里面除了维生素之外，还包含着某种在高原低氧情况下帮助人体适应高原活动的东西。我们也正在和医学界的工作者们联合来做这方面的调查研究。
茶马古道的转型
下面我要讲一下茶马古道大转型的问题。其实不仅是青藏高原上有茶马古道，后来我们发现，历史上大量的茶的运输，也会走其他线路，包括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等。
我们先解释一下历史上人类古道的重要性。
大家都知道人类是侍盐的，这是人类长期进化形成的需求。人类最早的古道就是盐道。因此古代文献很早就记录了这样一些道路，早期聚落为什么能发展起来，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接近盐源或有路通向盐源。人类要生存下去，要么住在距离盐源很近的地方，要么有一条通道能够获得盐。这就是古盐道在目前引起学界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说，春秋时期晋国一带比较发达，现在很多人认为其原因之一就是那个地方有古盐池，也就是山西南部的解池。周围中原地区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取盐。古代的盐有两个作用，除了满足人类的身体需要之外，还有就是因为当时也没有冰箱，古人要腌制食物来保存狩猎捕鱼等活动所收获的成果，这些食物保存都需要盐。这两条需求，是盐运古道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盐道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是贵州。贵州这个地方是不产盐的，而毗邻它的四川，则有自贡等产盐量非常高的地区。现代考古已经证明，贵州很早就有人类居住了，那么他们生活所需的盐，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就判定，当时一定就有盐运古道在那里存在了。通过学者们的研究和后来我们的一些调查，我们可以看到有几条盐运路线进入贵州，包括来自湖南、广西、云南等地的盐，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川盐进入贵州形成的川黔古盐道。一般的古盐道实际上距离并不是很远。比如说四川多产盐，四川内部的盐道就自成格局，形成短距离的盐道。贵州因为本地不产盐，所以那里形成的盐道是长距离的盐道。青藏高原在早期也有比较发达的古道，也是盐道，因为青藏高原有自己的盐产地。《隋书》记载，青藏高原上的女国有很多盐，一直向天竺等国贩运获利。我们通过考察，发现青藏高原上的盐源是非常丰富的，古盐道也是比较发达的。
盐道可以说是人类古道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大的转折。但是盐道有个特点，它本身是有区域性的，比如青藏高原是一个圈子，四川这边也是一个圈子，一般不会有人把四川的盐运去青藏高原，也不会有人把四川的盐运到西域去。更不用说，有人会把盐运到欧洲美洲去，因为欧洲美洲当地也是有盐的，所以古代盐道是人类最重要的古道，但是它是有区域限制的，是局域性的古道，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连接交通。
人类古道的第二个大的转折，就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我们中国很早就开始生产丝绸，这是有很多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佐证的，西汉张骞提到的西域道，实际上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而且，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有好几条。那个时候的丝绸之路，是一个远征古道，因为当时只有中国产丝绸，其他的地区诸如中亚、欧洲罗马等地还不会生产丝绸。而且丝绸主要提供给贵族穿戴，贩运丝绸有利可图，所以就形成了远征古道，它跟古代盐道不一样，盐道是局域性的。所以我们说，丝绸之路代表了人类古道的第二次大转折，就是因为它连通了欧亚大陆。这个时候的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在一个局域范围内，它甚至是跨几大洲的，能把丝绸输送到很远的地方。
所以历史上丝绸之路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出现让人类的古道变成了远征古道，这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而且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远征古道。丝绸之路的格局是非常广的，甚至还有沿着西伯利亚出去的一条古道，实际也是丝绸之路，此外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也就是天山北路、塔里木北路和塔里木南路。还有一条南方丝绸之路。考古资料显示，丝绸之路这种大的格局，在比较早的年代就已经形成了。
但是，古代的丝绸之路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它沿途有那些高达上千米的峡谷垭口，翻越难度很大。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天山山脉以及阿尔泰山等，构成了欧亚中部的高海拔地带，这些地方气候寒冷，路况复杂，翻越的商队还会有高原反应，然后还有气温的急剧变化。我们在考察茶马古道的时候，早上在河谷里面走的时候还热得不得了，中午要翻越高山的时候气温又低得不得了，还要面临高原反应。这一系列的困难对古道上的商队来说极具挑战性。如果商队没有特别大的利益回报，丝绸贸易就会遇到一些阻碍。另外，古代丝绸之路也容易受到沿途战争、瘟疫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丝绸之路尽管开始时间非常早，而且也是远征古道，但是由于丝绸本身不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所以欧亚大陆上的古代丝绸之路会中断。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冲击，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商品的多元化。随着丝绸技术的传播，中国以外的许多地方开始自己生产丝绸了，包括印度、日本、朝鲜半岛、中亚和西亚等地，来自中国的丝绸就不再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唯一产品了，这也在历史上对丝绸之路产生了影响。
相比之下，茶马古道就有它独特的必要性和远征性。其实在古代，对古道有影响的重要商品有很多，其中有代表性的诸如丝绸、玉石、陶瓷、漆器、药材、香料等等。我认为，这些东西其实都不能算是必需品，这些商品的属性也影响了远征古道的持续性。在古代，盐是必需品，但是它的来源不是单一的，世界各地有很多产盐地，诸如海边的海盐、内地的井盐等等。其实酒也算是古代的一种必需品，但是它可以就地生产，谁家都可以做。茶是必需品，产出地和耗茶地远距离分离，运输不能中断。所以我们说，茶马古道继盐运古道、丝绸之路之后的第三次大转折。它彻底改变了欧亚连接的性质：最初的盐运古道是生存古道，但是由于它是局域的，所以盐运古道并没有把欧亚大陆连接起来；丝绸之路是远征古道，但是由于它不是必需品，所以经常中断。古代茶的运输则性质不一样，一旦茶马古道上的民族形成了侍茶习惯，是不能中断的，每年到了高原地带解冻以后，运茶的马帮就开始行动了。古代茶无法多年保存，运输量也有限，所以每年都要运送茶叶。因此，茶自然就成了古道的必需品，是维持古道存在的最重要的商品。当然从商业回报率来看，古代的茶叶贸易不是最赚钱的，最赚钱的可能还是丝绸陶瓷这些贵重商品，但是茶的最大功用是能够保持住古道的存活，古道能够存活，后续的赚钱贸易才有可能。
所以我认为，茶马古道称得上是人类古道的第三次大转折。由于茶马古道的兴起，它周边的一些盐运古道也开始运茶，因为这些盐运古道的沿途设施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这些盐运古道向茶马古道的转型也成功了。我们在贵州考察古道的时候发现，由于茶马古道的连通，贵州和四川的盐运古道也连接起来了，结果形成了连接贵州、四川、西藏乃至境外中亚的远征古道，所以茶马古道还有连接和激活这些局域古道的作用。丝绸之路也有类似被激活的情况出现，由于历史上茶马古道的兴起，所以一部分丝绸之路也开始转型为茶马古道。实际上自宋代以后，丝绸之路上的商品，最大宗的已经不是丝绸而是茶了。同时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正是因为盐运古道和丝绸之路在比较早的历史年代首先兴起，所以这些古道对后来茶马古道的兴起也发挥了建构作用，这是相互促进的。
《光明日报》（2019年02月23日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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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茶经》书影
茶，是中国对世界贡献的最重要的饮品。关于茶叶和饮茶习俗西传的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表明，唐代茶已传入吐蕃和回鹘，五代宋辽金元时期，汉人周边的西夏、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人民也逐渐形成了饮茶的习俗。最迟至15世纪时，茶叶已较大量地传入中、西亚地区了。17世纪以后，欧洲人将茶叶作为饮品原料大量地从中国进口。中国茶向西传播的历史虽然大体能够勾勒出脉络，但15世纪以前茶叶在西域以西地区的流传情况还缺乏明确的证据，只模糊地知道，波斯、阿拉伯人接触茶叶的时间是很早的，但饮茶习惯的形成则要晚得多。本文将利用中古时代波斯、阿拉伯文文献，同时结合汉文史料记载，考察中国茶在波斯、阿拉伯地区的早期(10—15世纪)传播历史，兼论契丹、吐蕃和蒙古人在茶叶西传过程中所起的媒介作用。
一、关于中国茶的最早记载
目前已知波斯、阿拉伯史料关于中国茶的最早记载是9世纪成书的阿拉伯文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Akhbār al-Ṣīn wa al-Hind)：
国王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全国的盐税以及泡开水喝的一种干草税。在各个城市里，这种干草叶售价都很高，中国人称这种草叶叫“茶”(sākh)。此种干草叶比苜蓿的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冲喝，治百病。〔人头税、〕盐税和这种植物税就是国王的全部财富。
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条记载仅能代表穆斯林旅行家苏莱曼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并不能证明当时茶已经西传到波斯、阿拉伯地区。其中记载的“茶”的名称sākh，语源不明。
除了这条文献外，长期以来为学者所知晓的就只有10—11世纪波斯大学者比鲁尼(Abū Rayḥān Muḥammad b. Aḥmad Bīrūnī)关于中国茶的记载了。20世纪初欧美东方学家引用他的记载时，多利用德国文献学家克伦科(F. Krenkow)编辑的比鲁尼《中国见闻录》(Nubadh fī Akhbār al-Ṣīn)，其中将中国茶称作jā。我国黄时鉴先生后将此“jā”与藏语“茶”的读音ja联系起来，尝试构拟藏语ja > 阿拉伯语jā的假设，同时指出亦有语言学家认为阿拉伯语的“茶”是从波斯语借入的。笔者认为，比鲁尼笔下的jā并非阿拉伯语，而是用阿拉伯文书写的波斯语chā。比鲁尼的著作虽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但他本人却是波斯人，因此他对两种语言都十分精通。由于阿拉伯文中没有ch这个字母，会经常把波斯文ch写成j。因此，比鲁尼用阿拉伯文记载的jā，完全等同于波斯语的chā。
20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学者对波斯、阿拉伯文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比鲁尼的集大成著作《医药书》(Kitāb al-Ṣaydana)被整理刊布出来，其中有一条专门的词条对中国茶作了介绍，在这里“茶”被清楚地写作chā。
茶(chā)，大食人用阿拉伯语读作ṣā。这是一种生长在中国(al-Ṣīn)的植物。
〔据说茶是汉语词汇，指生长在当地高海拔地区的一种草本，在契丹(Khaṭā，即北中国)和泥婆罗(Nipāl，即尼泊尔)也有种植。根据颜色的不同，茶可分为：白茶、绿茶、紫茶、灰茶和黑茶。白茶是最上等的，它的叶片细长而芳香，比其他所有种类都更有益于人体，白茶极为珍稀而难得。其次是绿茶、紫茶、灰茶和黑茶各种。〕
人们烹煮茶叶，晒干后贮存于方罐中。需要的时候放入热水中制成舍里八(sharbat)饮用。舍里八还是一种药物，但没有药物的害处，很有益处。它可以当水喝，但犹擅解酒。因此它被贩运到了吐蕃，因为当地人有酗酒的习惯，没有哪种药比茶更能解酒了。那些贩运茶叶到吐蕃之地的人，只愿意用麝香来交换。
《中国见闻录》(Akhbār al-Ṣīn)一书记载，〔30包茶叶价值1迪拉姆(dirham)，其味甜而酸。煮沸后，酸味就没有了。〕茶叶比红豆草细长，味道也更佳，但有一点苦。当把它煮沸后，苦味就出来了。茶叶在鲜嫩的时候放在一起搓揉、捣碎。放入热水中，空腹喝下，能够降火清血。
有人去过中国出产茶叶的地方，说那个国家的君王住在扬州(Yanjū)城，城中有大河穿过，如报达(今译巴格达)城中的底格里斯河一般。河两岸遍布酒坊、烧窑和店铺。人们聚在那里喝茶，就像在印度人们在特定的地方饮食大麻一样。〔那里的国王收取人头税，〕人民禁止买卖茶叶，因为茶〔和酒〕皆归国王所有。他们的法律规定茶叶为专营，若有人未得国王许可贩卖盐或茶，就会以盗贼论处，而在那里盗贼会被处死，他的肉要被吃掉。
那些地方的税款纳入国库，其利润可比金、银矿之所出。
《药理学》(Qarābādīn)记载说，茶是一种植物，出产自秦(中国)。在那里茶被制成圆饼，贩运到周边地区。这些药学著作还记载了茶叶的起源：秦国的君主对一个侍臣发怒了，遂将他驱逐出城，赶到荒山中度日。侍臣〔感发高烧，〕脸色苍白、身体虚弱。一日，他拖着虚弱之躯在山谷中跋涉，饥饿万分。他见到的只有茶树，便把茶叶吃了下去。过了一段时间，〔发烧痊愈了，〕他的健康状况和脸色都有所改善。就这样坚持下来，他的力气增强了，脸色变好了。
君主的另一位近侍偶然经过，看到了他身上发生的显著变化，就向君主汇报了此事。君主对此甚感诧异，召回这位被流放的臣子来到御前。当君主看见他时，由于他展现出的巨大的变化，君主〔一时〕没有认出他，直到问他的情况时，才认出是他。〔君主看到他跟被驱逐之前一样健康，非常高兴，便询问他是如何康复的。〕于是这位侍臣就讲述了自己的奇遇，并介绍了茶叶的神奇特性。〔君主随即下令查验这些茶叶，〕医师们用它来试验，弄清了茶的益处，并开始用它制作药物。
比鲁尼的这条记载向我们展现了10—11世纪的波斯学者对中国茶的了解程度。比鲁尼关于茶的知识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前人记载，二是源于他自己的见闻知识。很明显，其记载后半部分的逸闻故事是引自前人著述，作者也标明了出处;而前半部分记载则更像是他自己的见闻知识。首先，他记载了茶叶的产地，除秦外，还有契丹和泥婆罗。比鲁尼的时代，契丹已经在中国北方建立了政权，如果这条记载抄本上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可以知道当时中国南北分治的政治格局已然为波斯、阿拉伯地区所获知。
此外，引文中关于吐蕃与中原王朝茶叶贸易的记述格外值得注意。这段描述反映的是宋朝与吐蕃之间茶马贸易的情况。汉蕃之间的茶马贸易自唐代就已经开始，到了北宋时尤为兴盛，吐蕃是宋朝实施茶马贸易的主要对象。而波斯人比鲁尼得闻这条信息的渠道颇含深意。根据汉文史料的记载，吐蕃诸部通过向宋朝进贡方物来换取茶叶，仔细检看吐蕃诸部的贡物种类，便会发现其中含有许多非吐蕃土产的域外之物。如熙宁十年(1077)西蕃邈川首领董氈向宋朝进贡珍珠、乳香、象牙、玉石、马匹;元祐元年，董氈又贡乳香。珍珠、乳香、象牙、玉石，皆非吐蕃土产，其中的乳香则是波斯、阿拉伯的特产香料，这说明吐蕃与波斯、阿拉伯地区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往来。结合比鲁尼记载的吐蕃信息，证实了两地区间存在的交往交流。那么，波斯、阿拉伯的乳香如果能通过吐蕃进入中原汉地，那么理论上，汉地的茶叶也完全可能通过吐蕃传入伊朗。
《宋会要辑稿》载：“光尧皇帝建炎三年(1129)三月七日，宰臣进呈张浚奏：大食国遣使进奉珠玉宝贝等物，已至熙州。上宣谕曰‘：大观、宣和间，茶马之政废，川茶不以博马，惟市珠玉。故马政废缺，武备不修，致胡虏乱华，危弱之甚。今若复捐数十万缗贸易无用珠玉，曷若惜财以养战士?宜以礼赠贿而谢遣之。’”黄时鉴对这段记载中北宋茶马贸易的对象“大食国”是否指波斯、阿拉伯表示怀疑。笔者认同波斯、阿拉伯与宋朝直接发生联系的可能性较低。从比鲁尼的记载亦可看出，10—13世纪东西陆路交通阻隔，波斯、阿拉伯地区对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了解，要超过对汉族政权的了解。比鲁尼关于“中国茶”的记载表明，他掌握的契丹、吐蕃的知识是“新鲜”的，而对中原王朝情况的记载则全是抄袭前人的“旧事”。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茶知识的西传，更多得力于汉族周边少数民族的贡献。
在比鲁尼的这条材料之后，茶在波斯、阿拉伯文献中似乎又消失了，劳费尔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但笔者认为，关于茶的记载一定是存在的，按照比鲁尼所言，在他之前的阿拉伯医学书籍就已经记载了茶叶的功效了，这表明关于茶的记载不会少。那么这些记载无迹可寻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波斯、阿拉伯人另有其他的称谓来称呼茶，致使我们没有辨认出来呢?
二、茶在波斯、阿拉伯文献中的别称
12—13世纪波斯植物学家伊本·拜塔尔(Ibn al-Baytār)在他的《药草志》中摘引10世纪末的伊本·卢德万(Ibn Ruḍvān)的记载，介绍了一种名为shāh-i Chīnī的药物：
我们得到的这种药，呈片状，黑而且薄，是用某种植物的汁配制而成的。该药似降温剂，能治疗发烧引起的头痛和发炎肿块。根据这种情况，人们常常将其研成粉剂，撒在病灶。
14世纪初波斯史学家拉施都丁(Rashīd al-Dīn Fażl Allāh Hamadānī)在其《史集·忻都、信德与怯失迷儿史》(Jāmiʻ al-Tavārīkh: Tārīkh-i Hind va Sind va Kishmīr)中也提到此物：
在马八儿地区，由于空气污浊，食物容易变质，人如果吃放了半天的饭，就会死亡。因此，人们把饭和shāh-i Chīnī、大麦壳一起烹煮后食用。
同时代地理学家迪马士基(Shams al-Dīn al-Anṣārī al-Dimas̲hqī)的《陆地与海洋的奇迹》(Nukhbat alDahr fī ʻAjāʼib al-Barr wa al-Baḥr)记载，在中国海域的一个岛上，有大量的肉豆蔻、核桃、丁香、肉桂和shāh Ṣīnī。shāh Ṣīnī的叶片类似蒌叶，它的汁液类似爪哇香的汁液。
以上几种文献中出现的Shāh-i Chīnī(波斯语)和Shāh Ṣīnī(阿拉伯语)的字面意思都是“中国之王”，那么这是一种什么物质呢?前人学者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笔者在拉施都丁的农学著作《迹象与生命》(Āsār va Aḥyāʾ)“茶”词条中，找到了线索。
关于茶树的知识
按照我们这里的医生〔的说法〕，它被称作“中国之王”(shah-i KHLQ)，蛮子话和契丹话称之为“茶”(cha)。
它生长在蛮子——也就是秦(Chīn)的一些地方，在QM jū地区的所有山林荒野中也都生长。树木大小与桃金娘树相似，叶片形似石榴叶，但较之略小，全部为绿色。采摘茶树叶片，将其放入锅中以蒸汽焙炒，再放在太阳下晒干。如果能使它免于受潮的话，其功效可以保持好几年。
茶叶作为商品被运至秦和契丹各地，〔那里〕人们饮茶甚多。茶是一种大宗贸易品，从茶叶贸易中可获取丰厚利润，但在忻都斯坦人们很少饮食。
在属于契丹之地的秦州(Chīn chīū)，有另外一种茶，其树木更加高大，叶片也更大，只比橘树的叶子略小，厚度则差不多。在那里按照租契的规定，〔承租者〕每年要向官府纳税。人们不能随意出售茶叶。每人允许贩运的茶叶数量，以及根据租契需要交纳的茶叶数量，都有规定。
根据泡出的汁液的不同，茶叶可分为：御茶、中档茶和普通茶。御茶是将麝香、樟脑及其他配料与茶叶混合在一块压制而成的，有专门的官员监制。将茶叶用磨石碾碎，像〔碾磨〕海娜花(ḥanā)那样，然后用筛子筛好，再用纸卷包裹起来，在上面盖上官印，以缴纳商税(Tamghā)。任何人不缴税就不能贩卖，违者获罪。就这样茶叶用纸包着被运往各地，它是一种大宗商品。它的口味和功效〔能一直保持〕。
有一种我们称为“茶”的最早的茶(chāy-i avvalīn)，是一种野生的茶叶，那种茶也要缴税。但生长在荒野上的茶无需租契，任人随意采摘。
忽必烈合罕下令将茶树运至契丹之地，栽种在花园中，茶树长大后，任何想栽种茶树的人皆可移植。茶树不论在热带还是寒带都能生长。合罕在汗八里附近的中都城种植茶树，那里就属寒带。这种茶树开黄色的花朵，大小如桃花，种子如鹰嘴豆般大，呈黄色。
栽种此树，可通过播种、扦插和栽种幼苗的方法，每种皆能成活。用浴室排出的污水浇灌其根部，能使树木快速、茁壮地成长。
在生长“晚茶”(chāy-i ākharīn)的地方，生活着能产麝香的麝鹿，它们以芳香的树枝和草料为食，如甘松等。
这段记载第一句就指明，波斯医生称为shāh-i Khitāy的东西，中国话称为cha。这表明，茶除了音译cha之外，还有另一个称谓，叫作shāh-i Khitāy，而这个shāh-i Khitāy才是波斯人称呼茶的更加常用的名字。shāh-i khitāy字面意思也是“中国之王”，这显然是一种意译，反映出波斯人对中国茶的价值的总体评判。外来物品同时拥有音译和意译两个名称的现象很常见，例如在现代汉语中，“芝士”(cheese)和“奶酪”、“扑克”(poker)和“纸牌”都是这样的命名逻辑。
无论是波斯语shāh-i Chīnī和shāh-i Khitāy，还是阿拉伯语shāh Ṣīnī，其含义都是一样的，所指的事物也应一致。且根据前文所引文献对“中国之王”的描述，很像是一种茶叶的加工品。伊本·拜塔尔描述说，它是黑色的薄片，可以碾碎外敷，功效是清热消炎。唐宋时期中国流行一种叫做蜡茶或蜡面茶的茶饼，是在茶叶中加入香料膏油后压制成饼。《证类本草》中记载了皮肤上生疮，可以将蜡面茶研磨成粉末后外敷于疮口的方子，与伊本·拜塔尔所述颇为契合。而《史集·忻都、信德与怯失迷儿史》和迪马士基的描述皆指出“中国之王”在热带地区的应用，这与茶清热降火的性质有关。
三、蒙元时期中国茶在波斯、阿拉伯地区的流传
波斯农书《迹象与生命》中关于茶的记载代表了蒙元时代波斯、阿拉伯人对中国茶知识最全面的了解。其记载主要包含五方面内容：
第一，该书首次将茶的音译和意译两种称谓联系起来，把新旧名称作了勘同。
第二，该书首次较详细地记录了茶叶在中国的产地：蛮子田地(南中国)的QM Jīū和契丹之地(北中国)的Chīn Jīū。
QM Jīū，从对音上判断，可与“甘州”“剑州”和“赣州”(kam tʂiəu)对应。但从产茶角度来看，甘州可以被排除，剑州和赣州皆在元代产茶区内;但拉施都丁指出此地属于蛮子田地，那么剑州就也应被排除，因为剑州地处四川，元时属于汉地，即拉施都丁所说的契丹之地，而不在蛮子地区内。因此，只有赣州较为符合。
若从元朝茶叶生产的实际情况来看，QM Jīū也有可能指的是建州(kiɛn tʂiəu)，只是在对音方面，不太契合。建州是唐代的地名，元时称建宁路。波斯语文献记录中国地名时，常常只取第一个字，再加上一个“州”字，所以将“建宁”简称作“建州”亦为合理。此地自唐代至元代，一直是中国最著名的茶叶产区，当地所产茶叶有“建茶”之称，也是朝廷指定的主要贡茶品种。元朝在此设有“建宁北苑武夷茶场提举所”，“掌岁贡茶芽”。
Chīn chīū，王一丹教授认为是“秦州”，秦州元代属陕西省，宋代在此设榷茶司，明代设茶马司，控制对西番的茶叶贸易。川陕一带出产的川茶可由秦州贩运至西番，可能就是Chīn chīū之所指。
第三，该书详细记载了元代的茶法。拉施都丁对茶场租契、凭引买卖、贡茶、“官印筒袋关防”包装等细节作了细致的描述，与元代的茶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第四，该书记载了忽必烈汗下令在汗八里附近的中都栽种茶树一事。中都，是指营建元大都以前的旧中都，即过去的金中都。蒙古人占领金中都后，改称其为“燕京”;忽必烈即位后，于中统五年(1264)又将“燕京”改为“中都”，并在中都附近大力营造新城，即后来的元大都(汗八里)。而忽必烈下令在汗八里附近栽种茶树一事，就发生在营建元大都之际。此事在《史集》中也有记载，说忽必烈下令修建元大都之际，“从每个地方运来了各式各样的果树，栽植到了该地的花园和瓜园中”。同时代的马可·波罗也证明了此事之真实，他的行纪记载说“：此处有一山，百步之高、方圆逾一哩。山上植满美树，皆不落叶，四季常青，冬夏皆有果实，芳草鲜美。当伟大君主听闻某地有佳木，便命人将其连根带土一同掘出，驱大象负载运来，栽植于山上。不论树之大小，皆如是移植。由此一来，那里便聚集了世间最美的树木。”爱尔森(Thomas T. Allsen)指出，蒙古人视树木为新生和长寿的象征，因此蒙古统治者们都很重视植树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伊利汗国的合赞汗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他曾下令将伊朗各地的植物移植到他的都城贴必力思(Tabrīz，今译大不里士)去，此事也同样记录在了《史集》中。忽必烈和合赞高度相似性的举动，不能不令人感到合赞汗是受到了忽必烈的影响。而拉施都丁在这一事件中，恐怕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很可能是从汉地过去的孛罗丞相那里了解到忽必烈的这一政策，进而向合赞汗建议也这样做。至少拉施都丁对合赞汗这项命令一定是大力支持的，甚至移植树苗的具体工作也是由他负责实施的。因为他对农学、植物学的浓厚兴趣使他不可能不对这样的工作抱有热情——他在自己的拉施特镇上开展植物栽培的举动就证明了这一点。正是拉施都丁对此事的认可和推崇，使他在自己的两部著作中多次记载了元朝和伊利汗国的植物移植行动。
第五，该书描述了茶树的培育方法。王一丹认为，拉施都丁关注到了茶在中国的情况，但没有告诉读者伊朗是否成功繁育了茶树，以及波斯人是否习得了制茶的工艺。笔者认为，波斯人当时应该尚未学习制茶，因为制茶工艺与饮茶风气相辅相成，饮茶风气未形成时，制茶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但在当时，茶的药用价值已为伊朗人所熟知，对于热衷医学事业的拉施都丁来说，在他自己的试验田中培育茶树是非常有可能的。拉施都丁在介绍茶树栽培法时，特别提到用浴室污水浇灌可助其成长。这种方法不像是来自中国。中国的各种农书中，皆未提到过这种方法，在中国常用的方法是利用便溺蚕沙类肥料进行施肥。而利用浴室污水增肥的手段，更像是拥有发达的浴室体系的波斯人自己的实践经验。由此可以推断，茶树在伊朗是得到了栽种实践的。
在知道shāh-i Chīnī/shāh Ṣīnī就是茶叶之后，再来翻检有关它的记载，便能很快找到蒙元时代中国茶在西方传播的踪迹。《拉施特书信集》(Mukātabāt-i Rashīdī)中收录了一封忻都的灭里·阿老丁寄给拉施都丁的信，信中除表达对拉施都丁的问候之外，还附上了一份礼品清单，言明这些礼品将通过巴士拉的商人送给拉施都丁。在这份礼品清单中，罗列了各种类型丰富的物品，包括织物、宝石、香料、动物、珍馐、器物以及建筑材料。其中就有大量来自中国的特产，包括20曼的茶叶(shāh Ṣīnī)。而在阿拉伯半岛的也门，1304年拉苏勒王朝曾向马穆鲁克赠送了一批礼物，其中有中国的麝香、锦缎、瓷器以及茶叶(shāh Ṣīnī)。
梅维恒(Victor H. Mair)、郝也麟所著《茶的世界史》，是关于中国茶的世界传播史的新作，其中第12章“征服新世界”是对茶叶在伊斯兰世界传播的论述。其中对于蒙古西征军最早为伊斯兰世界带去了喝茶习俗的观点，持怀疑态度。诸多材料都反映出一个史实，即茶早期传入伊朗时可能是作为一种药物而非饮品。一方面，中古时期能够运送到伊朗地区的茶叶数量想必不会太多，因而不可能供饮茶所用;另一方面，相较于苦涩的口味，茶叶的治病功效显然更能受到异域人民的欢迎。因此，传到伊朗的中国茶最早被那里的医生、药学家所关注和了解。可以说直到蒙元时代，茶叶的医药效用都是它在波斯、阿拉伯地区的最主要用途。
可以看到，蒙元时期波斯、阿拉伯文献中关于中国茶的记载多了起来，这无疑要归功于蒙古西征带来的东西交通的畅通。尽管西征时的蒙古人还没有饮茶习俗，但其构建起的“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为中国与波斯、阿拉伯地区的物质交流、信息交流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最佳的通道。茶叶作为古代中国最有特色、流行时间最长的特产之一，没有理由默默无闻甚至销声匿迹。9世纪沉没的阿拉伯黑石号商船上发现的写有“茶盏子”长沙窑瓷碗，就反映出中国茶文化向海外无意识地输出。相信随着新材料的不断被发现，茶叶在伊斯兰世界早期的传播历史会越来越清晰。
来源：“西北大学伊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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