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首个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将在湖州举行。20年前，湖州安吉设立“生态日”；20年来，从县级到省级再到国家级，在生态日的进阶路上，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步伐清晰可见。浙报集团湖州分社即日起推出首个全国生态日特别报道“拾绿记”，讲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勃发真理伟力，从湖州走向全国、影响世界的鲜活故事。
八月，骄阳同时炙烤着浙江一北一南两个茶叶大县，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景：
浙北安吉的茶山上，已很难见到人影，偶有茶农打开阀门给茶树浇水。而在浙南松阳，此时依旧是采茶旺季，茶农们凌晨上山，赶在日上三竿之前摘下鲜叶，送到市场直接出售。
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自有其历史渊源。
安吉白茶产业发展至今，只有短短20多年，萌芽之初就有政府的强力主导，靠着生态种植、品牌打造卖出了高价，茶农“一年只做一月茶”。
而松阳自三国时代以来就是产茶大县，优越的自然环境让茶树生长旺盛，千百年来，当地茶农早已形成了常年采茶、制茶的习惯，也靠着茶叶致了富。
只是，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语境下，这些年，松阳茶农越来越感觉到，脚下这片森林覆盖率超80%、空气优良率达99%的土地，能否淘出更多金子来？特别是2021年，松阳与安吉“山海协作”结对以来，两个茶叶大县紧密牵手，探索让青青茶山释放更大效益。
松阳茶山新兴镇供图
一年忙到头的茶青市场
松阳县新兴镇上安茶青市场，是浙西南最大的茶青交易市场。每年的2月到10月，当地茶农每天将当天采摘的鲜叶送往这里，卖到各地茶厂。一年中9个月人声鼎沸的场景，在全国也不多见。
8月4日上午10点多，新兴镇李山头村茶农毛伟聪用电动车载着一袋鲜叶匆匆赶来。“凌晨2点就上山了，两个人采到9点多，大概27斤吧。”她一边说着一边停好车。此时，早来的茶农们早已围着市场排成了三四圈。毛伟聪拎着茶叶，找了个空位放下，等客上门。她说：“夏天温度高，当天采的茶叶必须当天卖掉，否则就坏了。”
不一会就有采购商上前搭话。
“你这个茶叶太大了，卖不起价格。”
“我这个可是高山茶，你看看这品质。”
“11块钱一斤吧。27斤不到点，凑个整，300块好了。”
不到10分钟，毛伟聪的27斤鲜叶就成交了。她说，家里有10多亩茶园，一年中9个月都可以采茶，只要勤快点，一天三四百的收入不成问题。“辛苦是真的辛苦，人不能休息，地也得不到休息，就得多施肥。”
在松阳，像毛伟聪这样卖鲜叶的茶农有4万多户，主要种植龙井、白茶、乌牛早、黄金芽等绿茶品种，每亩茶园一年的纯收入平均在1万元左右。
刚从山上下来的农户在卖青叶。
“说起松阳，人们的第一印象都是好山好水好环境，而且茶文化也源远流长，有唐代贡茶‘卯山仙茶’，到了近代，松阳茶叶还拿过首届西湖博览会的一等奖。”松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赵锋坦言，然而相比安吉白茶，松阳茶产业的效益还有不小的差距。
两组数据印证了赵锋的话。松阳现有茶园15.32万亩，2022年茶叶产量1.86万吨，产值20.49亿元。安吉拥有茶园20.06万亩，2022年白茶产量2100吨，产值32亿元。也就是说，从均价看，安吉白茶是松阳茶叶的13.8倍；从亩均产值看，安吉白茶是松阳茶叶的1.19倍——看似差距不大，但安吉茶农每年只需忙碌一个月，而松阳茶农却几乎是全年无休。
那么，怎样才能让茶农轻轻松松多赚钱呢？
把绿色生态的牌子打出去
43岁的叶洪清是较早尝试改变的松阳茶人之一。2008年，在外做生意的他回乡创办绿茗峰茶厂，注册了商标，自己种茶、自己加工。
“卖干茶肯定比卖鲜叶利润高，茶厂的效益还算不错。”叶洪清说，但是由于松阳茶叶的整体知名度不高，自己的品牌也打不响，很难在高端茶叶的激烈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
彼时的安吉白茶却已经声名鹊起，成为高端绿茶中的新贵。叶洪清不断听说有关安吉白茶的新鲜事：禁用农药、物理杀虫；在茶园套种油菜、紫云英，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控制茶园面积，禁止毁林种茶，保护生态环境……
“一开始就觉得新鲜，但眼看安吉白茶越卖越贵，渐渐看懂了：是‘绿色生态’四个字在给它涨身价。”看清了门道，叶洪清也开始大胆尝试。期间，恰好安吉选派了2名茶产业导师，定期到松阳进行茶园管护和品牌培育方面的指导。安吉白茶的“首席专家”、安吉县农业农村局茶叶站推广研究员赖建红就是其中之一。
“松阳茶叶最大的问题，一是采茶时间过长，茶园得不到休息，造成土壤肥力下降，二是品牌知名度不高。而品牌的弱势，恰恰是因为没有把绿色生态的牌子打出去。”赖建红一针见血点出问题。
松阳县在新兴镇谋划“生态有机茶谷“项目”新兴镇供图
只要保护好生态，生态也会回馈你。
叶洪清找准了方向，请来专业机构对茶园进行土壤检测，制定了一整套生态修复方案，又专门赶到安吉的白茶园实地学习。这几年，他陆续改建了300多亩有机茶园，一垄垄碧绿的茶树间，加种了不少果树，旁边还有毛豆、紫云英等作物生长正旺。
“为了达到有机茶园的标准，我分批让茶园‘休息’3年，虽然短期内有些损失，但长期的回报已经显现。”叶洪清颇有些得意地说，今年他茶园里产出的春茶，最贵的一斤卖到了3000多元。
眼下，不少松阳茶人正慢慢转变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种茶模式，县里也出台了创建“中国有机茶乡”扶持办法，鼓励发展生态、有机茶。目前，全县已建成有机茶园面积4303.5亩，计划到2025年发展有机茶园1万亩。
南北携手，向茶园要更多效益
“千万工程”实施20年来，乡村旅游早已成为浙江的明星产业。利用茶园景观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助农增收，安吉与松阳高度默契。
安吉县溪龙乡万亩茶园休憩平台溪龙乡供图
在安吉白茶主产区溪龙乡，沿着5公里长的茶园绿道蜿蜒向前，在万亩茶园休憩平台打卡，喝一杯本地白茶制作的奶茶，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
在松阳县新兴镇的大木山茶园景区，村民潘慧英将自家房子改造成民宿，取名“茶田李下”。屋前8万余亩茶园随着山势起伏，游客可以漫步骑行，也可以体验采茶制茶乐趣。
松阳大木山茶园景区新兴镇供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面。随着“山海协作”结对，让茶园里孕育更多美丽故事，成为一南一北两个茶叶大县共同的美好愿景。
去年5月，溪龙乡和新兴镇签署合作协议，通过党建联建，开展跨区域合作。
在两地交流中，受溪龙乡茶旅融合新模式的启发，松阳县正在新兴镇打造“生态有机茶谷”。项目所在地有十多座千米以上高山，坐车穿行其间，眼前的茶山好似翻滚的绿色波浪，一直涌向天边，仿佛就要触碰到飘浮的白云，令人心旷神怡。
“我们准备打造有机茶示范基地，配套民宿、茶文化体验等文旅业态。”新兴镇党委副书记郑海燕摊开规划图介绍说，项目建成后将让李山头、大岭根等行政村的村民受益。
除了联手“卖风景”，更令茶农们想不到的是，松阳和安吉还在一起探索卖碳汇。
茶树通过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转化为茶树生长所需物质，同时发挥固碳和释放氧气的作用。茶园土壤又具有吸碳固碳的作用。今年3月，李山头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将3278亩茶园过去两年累计产生的1416吨碳汇，以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中能国华（重庆）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谢西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北京市政路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达成一笔价值2万元的碳汇交易，碳汇交易量500吨。
巧合的是，“碳汇”这个新鲜词近年来也频繁出现在安吉乡亲们的生活里。不同的是，安吉是从漫山遍野的竹子入手，系统解决了竹林如何固碳、测碳、增碳、售碳等难题，竹林里的空气变成“真金白银”，还创新推出“竹林碳汇”系列信贷产品，为村集体绿色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两地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松阳县农业局副局长赵锋说，“安吉的探索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而安吉县发改局党组副书记杨奎强也说：“松阳因地制宜做文章，茶园碳汇成功了，也为安吉打了样。”
保护生态，惠及民生。浙江一南一北两个茶叶大县，正携手走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阳关大道上。
来源：浙江日报 潮新w 记者 徐坊 通讯员 王骁，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今天出版的《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王国平的报告文学《一片叶子的重量——脱贫攻坚的“黄杜行动”》，讲述安吉扶贫白茶苗的故事。
一片叶子的重量(报告文学)——脱贫攻坚的“黄杜行动”
作者：王国平
去还是不去，不是一个问题。关键是怎么去。
这两年，盛阿伟从家乡浙江出发，到贵州、四川、湖南三地就有二十多次。其中有一回出门一周，坐了五趟飞机、四趟动车。这感觉有点像商务人士的节奏。其实，盛阿伟是个农民，准确地说，是个茶农。他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种茶。这里是他的家，属于安吉白茶核心产区。
两年前，作为村党总支书记，盛阿伟领着村上的其他19名党员干了一件大事。他们自发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白叶一号”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并承诺包种包销，不种活、不脱贫不放手。
2018年7月6日，新华社播发消息，习近平总书记对他们提出向贫困地区捐赠白茶苗一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党的恩’，这句话讲得很好。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
山区茶农写封信，总书记有回音，盛阿伟说自己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没想到!没想到!转而心里不停地念叨：说到做到!说到做到!
湖南省古丈县、四川省青川县和贵州省普安县、沿河县等三省四县的3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被确定为受捐对象。
盛阿伟迅速将自己的时间调整为“黄杜+”模式。这四个地名他以前都没有怎么在意过，如今一直在脑海里盘旋，还扎下根。他和村上的种茶能手逐个登门，跟当地的种茶贫困户一起蹲在田间地头，“现场教学”，怎么栽种，怎么管护。即使人在黄杜，还记挂着这些茶苗是不是要除草了、要施肥了、要修枝了……
“好像是闺女出嫁到外地，离家很远，心里老是在想。”他笑着说。今年57岁的盛阿伟，身上有一股清秀气。如果没有话头，他就坐着，很安静，不显山，不露水。有了话头，一拧开，不说透，不罢休。
今年3月初，捐赠到三省四县的茶苗迎来第一个茶季。想想这事，盛阿伟就有点兴奋。远嫁出门的茶苗，初次产新茶，是大喜事。作为“娘家人”，自然要到现场见证这个神圣时刻。再说了，安吉白茶是很娇嫩的，采摘讲究，采不好，好茶也好不了。加工也是个技术活，要抢时间，不到现场不放心。
当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正处于吃劲的关键阶段，出行是个大问题。坐飞机、坐高铁?有点不踏实。思来想去，决定租车到普安。这一趟，路迢迢，单程两千公里，热水瓶、方便面随身带，一辆车请了俩司机。3月3日凌晨5点左右出发，一路往前赶。开水用完了，没想到高速路上的服务区也关门了。那就干渴着。4日凌晨1点，在贵阳下高速，大家都乏了，就在路边找个旅店，休息4个小时。9点左右，抵达普安。核酸检测。正常。
3月5日17时30分许，在普安县，第一杯“白叶一号”扶贫茶端到盛阿伟手里。他扯下口罩，双手在衣服上擦了擦，迎过玻璃杯，轻轻举起，看了看汤色，闻了闻，笑意漾了出来，“香气还是比较好的，你闻一下!……这是三省四县第一杯，一个小的成果……那个话是怎么说的?……心里一块大石头落地了。”
“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黄杜故事”的鲜明主题
为何要给贫困地区捐苗?黄杜人的回答很干脆：我们太知道穷的滋味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黄杜村，“村没有村的样子”。这么说，黄杜人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或冒犯。他们自己也打趣说，当时看新闻，经常有“改革的春风”吹到哪里、哪里变富裕了的说法，“大家就不明白了，怎么这么巧，这个‘春风’偏偏绕开了我们黄杜”。
此时的黄杜，还是一个躲在群山旮旯里的小村落，人均耕地1.1亩、林地3.3亩、荒地4.3亩。人盯着这么一些不成气候的土地，没脾气。土地无言，不待见人。人跟土地就这么僵持着。当时，黄杜人均收入“低于全省全县平均水平，属典型贫困村”。
黄杜人对脚下的这片土地颇有微词。钟玉英姑姑家住在山里，去一趟抄近道要走山路，弯弯曲曲的，碰到下雨，脚下不是打滑，就是让黄泥给黏住了。有一回，丈夫杨学其边甩鞋上的泥巴，边耍上臭脾气：你姑姑家，今后不来了!
对黄杜的黄土有意见的，还有李粉英。她的娘家在天子湖镇，当时大家都说这里是安吉的“北大荒”。听说她要嫁到黄杜村，知道“行情”的人好言相劝，那里比“北大荒”还要“荒”。李粉英执拗，还是嫁过来了。慢慢她发现不管怎么折腾，日子还是一个马马虎虎。她有点急了，“当时我就说气话，黄杜这个地方，没救了，只有黄泥巴。除非黄泥巴值钱了，这个地方才富得起来”。
多年以后，李粉英无法回想起自己基于什么依据说出这番“气话”的。歪打正着，她还真是说到点子上了。黄杜的泥巴确实“值钱”了。
当地农技人员刘益民和黄杜村种植能手盛振乾，在50多公里开外的安吉县天荒坪镇横坑坞自然村发现一株野茶树。这茶树生长在高达800米左右的山谷里，平时都是绿油油的，到了茶季，叶子转为玉白色。摘下稍作加工，喝起来口感很特别。过了茶季，叶子又变魔术般返绿了。
他们来了兴趣，要好好研究一下。这茶树也开花，却不怎么结籽。即便结籽了，播种，等长大，到了茶季叶子还是白不了，“泯然众人矣”。
播种不行，他们就将其枝条剪取下来，扦插培育。由枝条育茶苗，从茶苗到茶树，再在茶树上采茶叶，这个过程，曲曲折折，漫长而繁复。两位老党员心怀希望，耐心守望。他们摸索出一个朴素的道理：黄杜的土，适合种植这个茶。所谓“适地适树”，同样的道理，“适地适茶”。
黄杜人的生活，开启一扇新的门。
茶苗由一而百千万，“飞入寻常百姓家”，需要强力推一把。
1995年10月，叶海珍出任溪龙乡乡长。她是安吉人，熟悉这片土地;32岁，人这一辈子的黄金期，正值干事创业的年纪;党龄10年，知道自己身上肩负的职责;天生又是遇事风风火火的性格。这些因素聚合在一起，共同作用，给叶海珍以向前的驱动力。
她到盛振乾家走访，接过一杯茶，看了看，汤色清亮，品了品，口感鲜爽，太不一般!黄杜的土，竟然有这个能耐?正在为如何改善百姓生活发愁的叶海珍，冒出一个念头：何不打造千亩茶叶基地?
她要在一片叶子上使力气。
时常眉头微锁的叶海珍，心里的算盘哗啦哗啦响：要打造千亩茶叶基地，茶苗从哪里来?资金从哪里来?谁来种?谁来进行技术指导?市场怎么解决?
这就像是一张考卷，全是问答题。
那就一个一个攻下来!
比如说，“谁来种”的问题，答案自然是溪龙的父老乡亲了。而且，这千亩白茶基地，核心区域在黄杜村。黄杜人就得行动起来。
黄杜人听了，心里没底：茶叶，不就是树叶吗?到山上顺手采一把野茶叶，就可以喝了。靠卖树叶过生活，不靠谱吧!
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在黄杜种茶叶，有“三高”，种植成本高、技术要求高、失败概率高。这是“富贵病”，普通老百姓消受不起。
这时需要有人出来领头，做个榜样。
安吉白茶这出大戏，轮到盛阿林登场了。
1946年出生的盛阿林，脸上有一道一道的沟壑，不染发，没有什么白发，也不掉发，一根一根的，倔。当年他刚当上黄杜的村支书，其他村的人见着了，说了一句：黄杜怎么选了这么一个人当书记?太难看了!这事他一直记着，说起时边摸着脑袋，从前额一路顺到后脑勺，“很惭愧的，生得不漂亮。唉!”
2018年3月，溪龙乡授予盛阿林2017年度中国·安吉白茶小镇“最美党员”荣誉称号。
当时，叶海珍跟盛阿林说了自己的打算。希望他能带个头种茶叶。盛阿林满口答应。“村干部是有工资的。给一块钱，就要干三块钱的事。我是个村支书，遇事不打头阵，让谁去!当时我就想，晚上不睡觉也要把这个茶叶搞起来!”盛阿林说话的中气依然很足。
村干部带头，这事有戏。黄杜人的心气儿提起来了。关键节点上，叶海珍再加一把火，出台政策，种茶叶，有奖励：连片种植面积达到3至5亩，每亩补助30元。这是打底的，种植面积往上走，补助跟着上。
为了摆脱贫困，为了自己过上美好生活，黄杜人在行动。
“干部带头、以点示范、科技指导、政策扶持”，一套严密的“组合拳”，让黄杜的白茶产业蓬勃起来。
关爱的目光，为黄杜的白茶产业“护航”。
2003年4月9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沿着泥巴路走进黄杜的茶园，询问白茶推广种植情况——白茶是怎么引进的，怎么扦插、采集、加工，销售情况如何。当得知由于种植白茶当地百姓普遍过上了好日子时，他给予充分肯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
是赞许，也是激励。一片叶子被注入了新能量。
第二天的《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习近平沿途考察安吉竹种园、中国竹子博览园，天荒坪镇和递铺镇的生态建设，溪龙乡的无公害白茶基地等，“一路翠竹绵延不绝，茶园满目葱茏。习近平称赞这里山清水秀，植被相连，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推进生态县建设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黄杜人明白了，土地是“根”，环境是“本”，要守好，要用好。
安吉白茶步入跨越式发展的轨道，政府注册“白茶之乡”品牌，免费培训茶农，拓展出茶文化、茶工艺、茶食品等白茶产业链。黄杜人从中受益。
随即，浙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八八战略”中也提出要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这些政策红利，黄杜人都握紧了，谋发展更有底气。
范晓伟/摄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来到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调研，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5公里开外的黄杜人，听闻了“余村之变”，再想想自己正在走的路，信心更足了。他们守护绿水青山，用心保护环境、善待生态，让“美丽黄杜”可持续。
黄杜就像一个宠儿，沐浴着温暖。
如今，黄杜人的日子怎么样?用他们的话说，日子不只是“小康”了，早就是“老康”了。这话是不是夸张，看看黄杜农家小院子里停的车就知道了。每家往往是一辆小汽车，还有一辆运输车。有的人家还有好几辆小汽车，你开你的，我开我的。路过一家，当地朋友往院子里一指：看见没，就是那辆，是整个安吉最早买这款车的。有人说，把黄杜人开的车摆出来，撑得起一个小型汽车展销会。大体不差。
行走在当今的黄杜，时不时要定定神的，想想自己到底身处何方。是农村，还是景区?是茶叶生产制作区，还是茶叶集市?都是的，可谓“亦农亦工亦商亦景区”。电视剧《如意》讲述的是江南茶商的故事，成片的、有声势的茶园是取景的“刚需”。剧组转了一大圈，举棋落子在黄杜。
电视剧拍好了，剧组撤离了，黄杜的风景却不寂寞。酒店行业钟情这片浓浓的绿。上海景域(驴妈妈)集团创始人洪清华一直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打造一家富有本真、自然特色的酒店，“客人可以完全放松自己，忘记喧嚣，找到自在的生活状态”。走南闯北，一路寻觅，无声无息。当他站在黄杜村延绵的茶山上，第一个念想是赶紧搭个棚、架张床住下来。脑海中构想了多少遍的酒店，终于有了落地的土壤。
帐篷客·溪龙茶谷度假酒店
顺着这家与自然环境融于一体的“帐篷客·溪龙茶谷度假酒店”往山上走，就是黄杜万亩茶园观景平台。非茶季时节，这里满眼的绿。这绿，透亮而安静，顺着山坡，起起伏伏，踩着大自然设定的节拍，欢快地向外铺排。
山顶上的这块平地，是“黄杜故事”的一个支点，也是一个会合点。
这里立着一块石碑，雄伟，厚实。上边镌刻着“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10个大字，行楷，透红，拙朴，挺拔，自有一种威严与伟岸。
这块石碑，是“黄杜故事”的核心主题，也就是内在的“魂”。
石碑的对面，是一棵铜铁浇筑的大树，有着枝繁叶茂的样态，每一片叶子上都是感恩的寄语，感恩的对象有祖国、父母、老师、爱人、朋友，还有大自然，更多的是共产党……
这棵“感恩树”的边上，立着一块铭牌：“山感地恩，方成其高峻;海感溪恩，方成其博大;天感鸟恩，方成其壮阔。树高千尺，而不忘其根，人若辉煌，不可忘本，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感恩”二字，是推动“黄杜故事”向深处开掘的关键词。
“一片叶子再富一方百姓”：“美好生活”往前一步是“美丽心灵”
黄杜人的日子过得殷实、富足，他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往前走。
2018年初，溪龙乡党委提出，大家都来想一想：“我们有今天，靠谁?我们富裕了，该做什么?”这问得严肃，也问得及时。
盛阿伟感觉，这是要大家往回看。他想，现在日子好了，不应该只考虑自己的事，应该帮别人做点什么事。“感恩”二字，从他的脑海里冒了出来。又想，“感恩”要来实在的，喊喊口号不行，开个会讲几句是不够的。再想，全国上下都在忙着脱贫攻坚，黄杜是可以搭把手的。继续想……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海里升腾起来。
他要征求村班子成员的意见。当时临近茶季，大家都在忙。他临时召集班子成员到会议室，都没有坐下来，站着就把向贫困地区捐苗的想法说了说。“行”“可以”“没问题”“同意”“好事情”……大家都投了赞成票。
村委会主任钟玉英一直以来的想法是“占着这个位置，就是要做事情的”。捐苗是为党和国家分忧，一百个同意。
徐正斌、阮波、盛月清都是村党总支委员。学过服装设计的徐正斌说：“在我们黄杜，茶苗就是一点特产，就是手头用用的东西，现在要拿出去一点，帮帮人家，有什么问题?”阮波感觉捐苗就是一个举手之劳的事，“是在帮助别人，也是在成就自己”。盛月清态度明确，“先富帮后富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村委会委员刘炜是个90后，见人有几分羞涩。听了捐苗的提议，他感到很新鲜，“以前大多是捐款，捐了就完事了。现在说要捐苗，还要帮到底，很有创意”。
盛阿伟是个办事周全的人。班子成员同意了，还要问问村上党员代表的意见。他和班子成员一口气请来14位党员，听听大家怎么说。
话音刚落定，叫好声跃起。
老书记盛阿林表态，“这个事，很好的”。他回忆自己当时还叮嘱了一句，“说出去的话，要算数的”。
老党员丁强激情犹在：“我们以前的日子过不好，这个茶叶让我们过好了，也要让别人过好。捐苗，同意!”
68岁的徐有福的想法同样朴素：现在日子好了，捐点苗帮帮人家，还有什么话可说?
比他大了两岁的盛德林，茶园里的事都交给儿子了。小儿子盛河勇是退伍军人，参加过1999年天安门广场国庆阅兵。家里捐点苗没问题。
盛红兵、盛永强、阮安丰都是退伍军人，都是在部队加入的党组织。盛红兵性格直爽，“肯定同意，要不然对不住家门口那块‘光荣之家’的牌子”。盛永强说话不紧不慢：“村里号召，当然要尽自己的义务，这又是力所能及的事，捐!”阮安丰想起当年一位乞讨的大爷伸手向他要一块钱他竟然掏不出来的往事，再想想自己给自家茶场取名“葡茗”寓意喝茶就像吃葡萄一样甜，不由得撂下一句话：“要我捐多少苗，就捐多少苗!”
张根才担任过村委会主任，看问题有高度，“党员，就是先进一点，思想好一点，勤快一点。组织上提出捐苗，这是做好事，要支持的”。
比他年长一岁的丁连春有个比喻，“这个穷，就像一座山，要搬走。我们就来帮忙挑一担”。
在邮电部门上班的黄梅蕾，回忆自己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同意”，理由是“助人也是助己”。说话时，家里养的英短蓝猫，在她的脚边转了又转，有些乖巧地寻宠。
如今把黄杜的土当宝贝看待的李粉英，自己做主，认捐30万株。回家跟男人一说，麻烦了，“他跟我喊，你怎么这么抠，就不能多捐一点?”
宋昌美是党的十八大代表，平时就热心公益。她说：“捐苗这事，不是钱的事，也不是苗的事，一株苗就是一片心。”
叶兢君家在种茶的起步阶段，宋昌美曾经“雪中送炭”。现在村里号召共同来帮助别人一把，他自然愿意。这个熟悉互联网金融的90后，想得更远：捐茶苗只是第一步，还要帮人家种好、卖好。
叶兢君毕业于宁波工程学院，贾伟的母校是浙江师范大学。他们在外打拼一阵，不约而同选择返乡创业。听了村里有向贫困地区捐苗的设想，贾伟感到很惊讶，很自豪，“我们黄杜的‘村格’一下子提升了好几个档次”。他说，以前的黄杜人想的可能都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往往是邻居家有个事，就去帮个忙。现在不一样了，他们想的是国家大事，“太有想象力了”!
黄杜的20名党员代表，捧着初心，集结完毕。
为了脱贫攻坚，为了他人也过上美好生活，黄杜人再行动。
“一片叶子再富一方百姓”，新时代为这片叶子再次注入新能量。
黄杜人心中的鼓点，咚咚咚，密实，嘹亮。
要捐苗，先育苗。育苗，育好苗。捐苗，捐壮苗。一般的商品苗高8厘米就可以了，黄杜捐赠的“白叶一号”，苗高都在15厘米以上，一株是一株，都好好的、胖胖的。丁强选苗时很严格，“这个不能打折的，保质保量，要是给退回来了，名声都坏掉了”。不过，再好的苗也有个存活率的问题。黄杜人承诺捐赠1500万株，他们在育苗时留出300万株的富余量，作为备用苗。
2018年10月18日，“扶贫苗”启运。茶苗怕挤压，黄杜人用竹脚手架隔出空间，让茶苗能伸胳膊伸腿。茶苗不耐高温，黄杜人租用冷藏车，确保车厢温度维持在7℃左右。运苗车要出发了，黄杜人挥了挥手，心里在说：走吧，走吧……
黄杜人真心把这些茶苗当远嫁的闺女看待。他们把三省四县的“婆家人”请上门，说说这些茶苗是个什么脾气，一日三餐有什么讲究，有个头痛脑热怎么办。他们组建“帮扶技术团”，到三省四县的茶园现场，看看“闺女”的生活环境怎么样。茶苗间距多少合适，施肥、除草要注意哪些问题……手把手培训，点对点帮扶。盛阿伟和钟玉英事务繁重，依然去了一趟又一趟。这还不够，盛阿伟把弟弟盛志勇拉进帮扶队伍，钟玉英派出的是丈夫杨学其。
盛志勇说，每到一个地方，大家都是“满口感谢”，自己很感动，有多大的力就使多大的力。在青川，杨学其的中耳炎发作，他扛下来了。儿子杨旭飞在老家茶山上干活时出了意外住院手术，他含泪给儿子打电话：你是当过兵的，要扛住!
黄杜人“背井离乡”，吃不惯、住不惯，待上十天八天的，甚至一个月，就习惯了，扛过去了。他们跟三省四县“走亲戚”，大家坐在火炉边，蹲在茶苗旁，聊茶苗的事，也聊心事。
他们说：我们也穷过的。我们那边是“七山一水两分田”，就那“两分田”，我们以前抢着种板栗。收成不行。换!种杨梅。卖不出去。辣椒总可以吧?还是一个白忙乎。听说种菊花不错，那就再试试。
他们说：反正我们就是停不下来了，总是在那里折腾，想办法，不是说算了吧，横竖是个穷命。不是的。大家心里想的是，横竖要过上好日子!碰上这个茶叶，我们的劲头就用上了。
他们说：心里提着一口气，没有成不了的事。
他们说：我们可以，你们也可以。
黄杜人捐苗护苗，黄杜人掏心掏肺。
这些茶苗的“婆家人”心存敬意：这群浙江人，到底是一些什么人?
青川县受益的茶农，给黄杜人送来几个大字，“一片感恩叶，携手奔小康”。下方写着他们的姓名，密密麻麻，每个名字上都有他们按下的红手印。鲜艳的红，跃动的心。
这茶苗，有能耐，预计带动三省四县1862户5839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增收脱贫。这茶苗，像一粒粒小石块，激起一池活水。
“‘白叶一号’就是一只‘金鸡’，你把它抱回来，种下去就会下‘金蛋’。”古丈县默戎镇翁草村第一书记欧三任说，通过种植“白叶一号”，村里正在把山、风、林、水、溪、田和苗族文化等各种资源整合在一起，在茶旅融合上做文章。
黄杜人将心托付，更多人以情相随。
安吉人陈群在贵州省余庆县经营茶山。听说老家要给普安县捐茶苗，当即派出11位技术人员，驱车400多公里，加入帮扶队伍，耗时一周有余，花销他个人承担。
耳闻沿河县需要制茶设备，安吉元丰茶叶机械有限公司二话没说，一步到位，31组成建制的产品直接提货。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与黄杜村结对共建党支部已经十几年，彼此很默契了。他们跟着茶苗走，“白叶一号”种到哪里，技术支持配套送达。
浙江茶叶集团也承诺“白叶一号”捐到哪里，加工、品牌、承销就跟到哪里。
他们以实际行动让自己成为“黄杜人”。
3月5日，黄杜人盛阿伟在普安喝的那杯茶，有个美丽的名字，叫“携茶”。携手的“携”，音同协作的“协”、和谐的“谐”。
5月，来自青川的徐萍代表，将“携茶”带到了全国两会上。
茶叶的小纸袋上，写有七个字，“一芽一叶总关情”。
(来源：安吉发布)
前言：本来想写一篇《2019龙井茶白皮书》，可是一要等到10月份龙井茶全面结束时才可以写，二是文章要涉及到的数据实在是过于繁多庞大，写作成本太大，所以改写了《深度剖析：绿茶皇帝龙井茶之沦落》来叙述当下龙井茶的现状与痛点。
雨一直下，气氛很不融洽，自去年底开始江南茶区迎来了1972年以来最多的雨。不单江南下西南也下，准确的说是今年的早春茶产区都下，下到每个采茶人都是“潮人”，每一个茶商都有了一颗“潮湿的心”。
龙井茶的出处和典故大家都听烂了，不再赘述。由于其实力超群底蕴深厚，又老是占据十大名茶之首（西湖龙井），由于其采摘标准高、外形漂亮、口感香甜，在广大喝茶人的心目中代表着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所以不知道的人几乎很少。
龙井茶产业好比茶界的一头肥猪，谁都想吃一口，由于门槛低，大家干脆自己养；龙井茶市场好比茶界的一位经典老牌明星，成为大家的模仿秀对象。
龙井茶，一种基本以浙江当地群体种为原料，采摘一芽一叶为标准，做成扁平型的一种炒青茶。
最初，“龙井”只属于杭州西湖产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为了促进浙江省内茶叶经济快速发展，浙江将龙井品牌让渡给全省使用，把省内符合龙井炒制工艺的绿茶统一称谓“浙江龙井”。2008年，“龙井茶”成为经国家核准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杭州、绍兴、金华、台州下属的18个县(市、区)成为龙井茶的合法产区。
根据《GB/T18650-2008地理标志产品龙井茶》，龙井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限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批准的范围,即杭州市西湖区(西湖风景名胜区)现辖行政区域为西湖产区；杭州市萧山、滨江、余杭、富阳、临安、桐庐、建德、淳安等县(市、区)现辖行政区域为钱塘产区；绍兴市绍兴、越城、新昌、嵊州、诸暨等县(市、区)现辖行政区域以及上虞、磐安、东阳、天台等县(市)现辖部分乡镇区域为越州产区。
“西湖龙井”于2011年6月28日在国家商标局注册成商标，其商标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而在这之前，西湖龙井已经开始出现仿冒伪劣产品。
而在这之前，”龙井茶“已经在各大产茶省遍地开花。
而且，势头越来越盛！
浙江人血液里流淌着做生意的基因，他们秉着走尽千山万水、道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遍布每一个可以生财的领域，每一个可以赚钱的角落。
2000年左右，当时龙井茶还是以手工炒制为主，就有一帮吃螃蟹的人带着炒锅坐火车去贵州、四川等地炒制龙井茶；后来有机械炒制了就发机器过去那边炒茶，还教会了当地人制作龙井茶；又有人把炒茶机贩卖给当地人，于是当地逐渐成为了龙井茶生产基地，每年都有炒茶者、茶贩子、卖机器的一个产业链的浙江人挤满一个西南的一个个产茶乡镇。
到2008年左右，省外龙井市场开始大面积兴起。
到2013年左右，省外龙井市场已经达到鼎盛时期。
茶叶加工的主要利润分两块，即时间差（早）、价格差（便宜）。
西南茶区是出绿茶最早的产区，每年春茶上市大约比江南茶区早个把月。当江南还是天寒地冻时，西南茶区已经油菜花盛开，茶香四溢。西南茶区的经济都相对落后，人工成本和茶叶价格相对偏低，这样就与江南茶区产生差价。
出茶比别人早、成本又低，利润就有了。
但早期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品种问题，西南茶区基本上是福鼎系列（福鼎大白、福选九号、福云六号）为主，加上一些本地的群体种。这些品种都不适合做龙井，主要原因是色黑暗、白毫多、芽头不够肥壮，通俗点讲就是卖相不好看；
二是信息不对称，那些加工户都是几人成群出门到某地安营扎寨，收购鲜叶加工，尽量以自己的技术去弥补品种的缺陷，但做好卖给谁是个大问题。基本上还是发回卖给当地茶叶市场的老板，由于品相上的原因，被老板压价、欠款是家常便饭，因为老板也有风险，品相难看的龙井茶同样不被北方客户看好。
《中国绿茶，茶界最大的外貌协会》——点击浏览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聪明的浙江人想出了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把老家的茶苗种到西南茶区！什么品种早就引种什么，什么品种畅销就引种什么。从此，浙江的乌牛早、龙井43、平阳特早、中茶108、安吉白茶等品种为天下人所知。
当浙江的品种在当地生根投产后，第二波龙井茶炒制热潮才真正到来。更大的时间差（有的甚至年内就可以采摘），更好的品相，更好的利润.......
市场总是物极必反。当大量的制茶者涌入目标茶区；当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信息逐渐透明；当当地人开始明白自己也可以制作龙井茶时。这个市场利润逐渐变得僧多粥少，甚至茶品价格出现了倒挂现象........
浙江人通过20年的努力终于培养出了自己最大的龙井茶竞争者，准确的说是培养出了一个竞争市场........
目前，浙江地区的龙井茶年产量约在2.5万吨左右，约占全国茶叶总产量的1/104（以2018年全国茶叶总产量260万吨计算）；而市场上流通的龙井茶大约在5万吨左右，约占全国茶叶总产量的1/52（以2018年全国茶叶总产量260万吨计算）。在20个产茶省数百款名优茶类的激烈竞争中，如果2.5万吨龙井茶在全国茶叶消费市场来说还算畅销的话，5万吨则渐显疲软状态。
写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分析一下浙江本省的几个产茶大县对龙井茶市场的影响。
新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引进龙井茶超值技术，茶叶产业从原来的珠茶改成扁茶后，逐渐成为龙井茶主产区，“全国十大重点产茶县”，创建了全国最大的龙井茶交易市场——中国茶市，拥有闻名天下的大佛龙井品牌。
与贵州对茶园面积的浮夸不同，新昌官方茶园面积12万亩（实际远远超出，因为浙江农业对GDP贡献微不足道，所以官方对于种植面积相对保守很多）；“茶叶一产产值超8亿元，........茶业全产业链产值27亿元（2016年官方统计数据）"，全产业链的27亿（先不讲有无水分）减去一产的8亿，中间有19亿，这19亿中绝对包含了大量外面流入新昌的龙井茶以及大量茶苗的输出所产生的价值。
对龙井茶产生的影响包括：本地茶叶种植、加工、交易一条龙，各种名优茶苗繁育、对省外技术输出（上各产茶地加工）、龙井茶炒制机输出，回收省外龙井（进行贩卖）。
嵊州：嵊州是“中国茶叶之乡”、“浙江省首批农业特色优势产业茶叶第一强县”，“全国十大重点产茶县”。全市有茶园面积18万亩，年产茶2万余吨（主要为出口珠茶），其中越乡龙井6000吨，约占全省龙井茶产量的1/3（官方数据）。
对龙井茶产生的影响包括：本地茶叶种植、加工、交易一条龙，对省外技术输出（上各产茶地加工）、龙井茶炒制机输出，回收省外龙井（进行贩卖）。
松阳：拥有12万多亩茶园，全县40%的人口从事茶产业，全县50%的农民收入、60%的农业产值均来自茶产业。2017年，松阳县茶叶全产业链产值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达到105亿元，成为浙江省示范性全产业链，跻身全国茶产业十强县、全国重点产茶县。松阳的茶叶品类散而大（品类多、数量大），无论香茶、龙井都无公用品牌，浙南茶叶城吞吐量巨大，却也只是名优茶集散中心而已。
对龙井茶产生的影响包括：技术输出（上各产茶地加工，绿茶炒制技术独步天下）、龙井茶炒制机输出，回收省外龙井（进行贩卖）。
还有临近新昌的磐安县、临近松阳的遂昌县、武义县都是龙井茶出产地，都有技术输出、茶叶回购的市场行为，这里不再赘述........
接下来再展开分析：
论产地 除了《GB/T18650-2008地理标志产品龙井茶》限定产地之外，我所知道的龙井茶产地还有：江西玉山、婺源，湖南桃源、石门，四川纳溪、筠连、名山、夹江、峨眉、青川，湖北英山、五峰、咸丰、宜都，贵州黎平、雷山、晴隆、普安、贞丰、兴仁、望谟、纳雍、湄潭、正安、沿河，广西三江、融水，云南腾冲，山东日照........等等，全国至少有进百个县在加工龙井茶，占了全国产茶县的近10%。
（2019年2月15日四川纳溪某茶园为迎接早茶节而打了催芽素的乌牛早，已经摊叶）
论品相 以新昌的龙井为基准，嵊州、磐安、千岛湖、西湖的稍次之，贵州黎平（黔东南）的再次之，其他产区又次之，以广西、四川产地最次（主要是品种及气候原因）；以松阳（含部分遂昌、武义）的龙井特别漂亮。
总其原因，新昌是龙井茶专业产业大县，茶叶品种齐全、制作工艺扎实，市场结构完善、政府肯花大力气搭台唱戏。
嵊州的主产茶叶是出口珠茶（全国第一）和灰白（一种类似于珠茶的绿茶，但比珠茶高端），龙井茶区块相对于新昌要弱一些。
磐安（以及天台）依附于新昌龙井大市场，要弱于老大哥。
千岛湖（以及富阳）是钱塘龙井主产区，依附于西湖龙井老大哥，实力稍逊于新昌和嵊州。
西湖龙井虽是龙井茶鼻祖，江湖地位尚在，但综合实力与已是江河日下。富足的杭州市郊“农民”已经不愿意当农民，茶二代早已出现断层现象，子承父业即将成为历史，本地茶园逐渐承包给外地人打理。在现代化、大拥堵的大杭州城包围下，西湖龙井产区的品质在走下坡路，我认为西湖龙井的价值80%来自品牌及文化，20%才是真正的商品价值（对于这个评价你尽管可以骂我）。
松阳在中国绿茶界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说难听一点，没有松阳茶的贡献，山东人可能会缺茶喝，山东人最爱喝的日照绿95%都是松阳产的香茶。就说龙井茶制作工艺，从滚筒脱水、热风萎凋槽、空调立体萎凋间等创新工艺都是松阳人发明的，正是这些工艺保证了鲜叶萎凋统一、干茶色者漂亮，卖相极佳，特别是白茶龙井（安吉白茶）、黄龙井（黄金芽）等高端龙井茶品相始终引领市场。
(2019年2月7日，正月初五，浙江新昌某加工点正在加工温州的乌牛早品种龙井茶)
论口感 茶叶的品质与产业繁荣成反比。近20多年快速发展的产业产业使得人们过度管理茶园，中国茶品质量较20年以前普遍下降，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同样的工艺没有以前的好喝了，这时毋庸置疑的事实。
新昌、嵊州、磐安、天台、诸暨（越州龙井产区）的龙井茶香高、色黄绿、味香浓，几个地方口感不相上下，若真要论高低只有拼山头、拼小产区了。新昌龙井茶分为两种炒制风格，茶商们讲的“黄版”、“绿版”，黄版为新昌原创，绿版模仿西湖龙井；黄版为高火香，绿版为清中火香，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其中新昌以中高端为主，嵊州、磐安以中低端为主（最低的夏秋龙井茶有三四十一斤的）。
富阳（泛富春江流域）、淳安、建德（泛千岛湖）（钱塘龙井产区）的龙井茶受富春江、千岛湖水域小气候影响，颜色偏绿，口感偏清香柔甜。与越州产区两种风格，随人喜好，各有千秋。
西湖龙井产区的管理和制作最为讲究，一是因其附加值特别高、二是作为龙井茶的标杆有理由要做到最好。对于喝过众多产区好龙井的老茶鬼来说，它有什么样的十分好喝之处确实讲不出，但其韵味的确与众不同，也有可能是它的高价作怪吧。
松阳龙井是中看不中喝的代表，相貌在各大产区中排第一，口感在浙江产区中却相当靠后（当然不是全部，某些山头小产区还是有好喝的）。主要原因一是松阳是个典型的农业县，主要经济以茶叶为主，想要在茶叶里获取更大的利润，难免会对茶园进行过度管理（频繁的施肥、施药），这样出产的茶叶很肥壮却不好喝；二是在绿茶加工制作中，干茶的色泽与口感成反比。在以貌取茶的消费风气中加工者基本会迎合消费者心理以好看为主而忽略口感。大名鼎鼎的竹叶青就是一个反面教材。
在众多的省外龙井茶产地，特别要提一下贵州黎平的龙井茶，全县生态极佳，沙壤土居多，品种基本是早期从浙江引进的龙井43，工艺传承西湖龙井，2000年初就成为浙江茶叶进出口公司的基地，现在每年都有大量的龙井茶涌入杭州市场，口感不亚于浙江任何产区。可以说整个贵州除了黔西南、毕节产区浅煤层上的茶以外，其他产区都不赖。
其他产区不值得一提，但以广西三江、四川名山中国两大“名优绿茶OEM生产基地“的”龙井茶“口感最垫底。
论品种 在浙江龙井产区，制作龙井茶的茶树品种分为本地群体种、浙农系列、中茶系列、永嘉乌牛早、平阳（平阳县）特早、安吉白茶、迎霜等。浙农（浙江农业大学）系列包括浙农117、113、139等，中茶（中国茶叶研究所）系列包括龙井43、108、102、105、龙井长叶等。一些地方茶农繁育出的新品种更是数不胜数。
我们只选几个当家代表品种作论述。
乌牛早，它的原产地是浙江永嘉县乌牛镇（属温州），上世纪80年代繁育成功，后来在浙江省内广泛推广。2000左右新昌等地茶农自发去永嘉购买扦插枝条进行大面积繁育，使得出现了一批专门繁育茶苗贩卖的群体（后形成产业），且新昌的大佛龙井也以乌牛早做为代表品种。
无利不起早、一早破天下，“早”代表物以稀为贵，“早”代表能比别人更早的获得利益。乌牛早无疑是以“早”字出名，一个绿茶产区都熟悉的大明星。早到什么程度，以四川纳溪为例，他们的第一茬茶基本可以在元宵节前采摘，有的年头甚至可以在除夕前采摘，比江南茶区整整早上一个到一个半月。
（2019年3月6日浙江新昌某茶园的乌牛早）
乌牛早这个品种发枝率不高，以留枝条采摘为主，不适宜养成平面茶蓬。它的口感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总体口感比较寡淡，田里或红壤土里生长的口感差，高山林地的口感好些。乌牛早怕倒春寒，江南茶区四季分明，除了温州外其余产地几乎每年都会遭受倒春寒影响，越早发芽的乌牛早越容易受冻害，而西南某些茶区有霜冻的年份很少，早品种不易遭受倒春寒，所以每年都是西南茶区的乌牛早和温州的最先上市。
乌牛早这个品种已经遍布全国绿茶产区，每个省份都有。
龙井43，产量高，易修剪管理，香味高扬、口感清甜，风格独特，闭着眼睛都能喝出来的那种。单论香气口感龙井43 明显优于乌牛早。是西湖龙井的代表品种（还包括群体种）。
龙井43出茶比乌牛早稍迟，比其他品种要早，同样被浙江人发展到全国各大绿茶产区。
（2019年3月6日杭州翁家山茶园的龙井43，大概要等3月22日开采）
安吉白茶，安吉白茶的价值在于它是白化茶，滋味鲜爽，干茶色泽非常漂亮，优于其他一切绿茶品种。目前安吉白茶以凤形（松针形，安吉白茶主力）、龙形（扁平型，即龙井）、螺形（卷曲形，即曲毫类）。几种形状又以龙井最为漂亮，行内俗称白茶龙井。
群体种，这个让茶农又爱又恨的古老茶种已经在大力推广名优茶品种的运动中破坏的差不多了。茶农爱的是它中后期的高产，恨得是出茶太迟，乌牛早都快下台了它才可以采摘。目前只有西湖龙井产区一直把群体种做为当家品种，这一点值得称赞！
2019年3月6日，24节气中的惊蛰，浙江新昌群体种尚未萌芽
浙江龙井的出茶大致顺序依次为乌牛早、龙井43、平阳特早、浙农系中茶系、安吉白茶等，最后才是群体种。
这里特别说一个浙农117，它是一个芽头长而粗壮、产量高、采摘周期长的品种，由于能给茶农带来可观的收益，但它的口感下品，只能糊弄北方消费者（个人观点）。
其他省份的出茶顺序大致依次为乌牛早、龙井43或福云六号、福选九号、福鼎大白等，最后才是本地品种（当然有一些本地早品种，比如四川名山的蒙山九号）。
似乎是南柑北枳的道理，乌牛早、龙井43等浙江品种到了省外做出来的干茶品相大部分比浙江本地的差一些，不是偏瘦就是偏黑，再好的炒茶师傅也不管用。福云六号由于毫多（龙井干茶的第一特征就是不能带毫）现在几乎没有人用它做龙井，福选九号做成龙井虽偏瘦但还是有不少地方在做，目标市场也以北方为主，根本进不了浙江市场。
2019年2月17日四川邛崃的福选九号茶
《茶叶良种的普及是否中国茶产业的倒退？》——点击浏览
三江很怪，你跟他们说看一些龙井，他们的认知会立马归位到龙井43这个品种，于是会给你看一些用龙井43 做的”碧螺春“、”信阳毛尖“，当你跟他们解释半天后，他们会来一句：哦，你要扁茶啊！他们不直接称龙井形状的茶为龙井，还算厚道，至于茶商们拿走叫什么不关他们的事。
《茶界西施VS茶界东施》——点击浏览
论工艺 以品相和品质综合分数权衡，越州产区龙井应该排第一；钱塘龙井次之；西湖龙井品质优于品相（光凭外貌的确干不过其他一些省内产区，传统工艺干不过现代化的机器，祖师爷的手艺早已被众多徒子徒孙超越）；松阳龙井品相优于品质（多为外貌协会）。省外龙井品相和品质综合分数贵州产区第一，湖北次之，广西和四川再次之，其他根据具体小产区高低不一。浙江人去加工的龙井品相及品质的要优于本地人工艺，当然也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本地加工者。
论价格 我们由高到低来划分，西湖龙井价格始终遥遥领先。如2018年翁家山头采鲜叶收购价800左右一斤（狮峰的也差不多，具体看当时天气及鲜叶质量），干茶最高在4500左右。龙坞产区看山头，头采鲜叶最高400一斤左右，龙门坎干茶价格在3000上下，大清谷2800左右，里桐坞3000左右，这还只是茶商的收购价，一般茶农会把几天的混在一起这样价格就低了。还有炒工水平、天气等因素都决定茶叶品质，因此价格不一。二采价格有点乱，不再赘述。
随后越州产区，以新昌为例，我一直认为新昌龙井茶的初始定价有严重弊端。本地头采产乌牛早400一斤左右，龙井43也差不多（极品也有600多的），炒的好的白茶（安吉白茶）能上700，群体种出来时最高也就300左右，而且只能持续三四天，后面马上几十块一天的往下跌。以上是茶商的收购价，茶商再加上5%到10%的利润卖给省外批发商或终端客户。相比于10前，茶叶价格略有提升，但扣除通货膨胀，其实价格在下降。新昌的龙井茶知名度与价位不符，明显低于其他名优茶平均价位水准。现在做的再好也难以去集体提升当地茶叶的价格了。
新昌周边如嵊州、磐安产区价格略低于新昌，钱塘龙井价格与越州龙井相仿，而松阳市场比新昌略高。
省外龙井市场刚被浙江人开发时，各地的龙井茶与浙江本地还存在约40%（甚至更高）的差价，但随着互联网科技的进步，信息逐渐同步，外出加工户的利润在逐年减少，很多地方出现了价格倒挂显现（就是省外的龙井茶鲜叶原料与干茶价格比浙江省内市场还高）。
（2019年2月7日，正月初五，浙江新昌某加工点收购温州的乌牛早加工的龙井，当日茶青75，此时尚未开市，加工者表示能卖350元左右一斤。）
（2019年2月24日杭州西湖一公园大华饭店附近商家售卖的龙井茶）
（2019年2月25日，广西三江，乌牛早茶青56一斤，干茶330一斤）
（2019年2月24日四川名山，福选九号茶青93一斤，干茶450一斤，开泡外焦里嫩，只有糊味和青味。说实话这样的干茶放到浙江任何市场可以说150都没人要）
（2019年2月26日四川峨眉大西南茶叶城某店，乌牛早半成品280一斤，放嘴里嚼里面还是软的。当然本地人以成品茶来卖的，经过辉锅加工估计能炒出7折）
（2019年2月26日贵州兴仁县，龙井43茶青60一斤，干茶330一斤，茶叶实际还要漂亮）
（2019年2月27日浙江松阳浙南茶叶市场，贵州龙井43品种干茶280元一斤）
（2019 年2月27日浙江松阳浙南茶叶市场，四川产区乌牛早干茶340一斤）
（2019 年2月27日浙江松阳浙南茶叶市场，本地乌牛早干茶300一斤）
(2019年2月27日，新昌中国茶市本地乌牛早茶青90一斤，干茶430一斤)
（2019 年3月6日新昌中国茶市外来乌牛早干茶310元一斤，茶叶实际比照片漂亮）
（2019 年3月6日新昌中国茶市本地头采乌牛早干茶380元一斤，茶叶实际比照片漂亮）
（2019年3月6日新昌中国茶市本地头采极品乌牛早干茶400元一斤，茶叶实际比照片漂亮）
论市场和矛盾
外来产地与原产地的矛盾 龙井茶，浙江茶叶产业的金字招牌，浙江大部分茶农主要经济来源的保证。20年间却被自己人拖累，大量的茶苗输出，大量的炒茶机输出，对于本地茶农或茶企越来越不利。市面上价格高时自己的茶园还不能采，可以采时价格又跌了（主要原因是外地客商前期吃了大量的外省货），后期的茶价格又拼不过外地的。
手工炒制龙井茶的时代每次炒制时都会把手烫起泡，的确是件苦差事，很少有人学。但当新昌人发明了龙井茶炒制机器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龙井茶会遍地开花。从半自动到现在的全自动，从一个人看2台机到一个人看20台机，杀青、成型、做干一道自动完成，每台机器价格不会超过8000元。只要有场地、有动力电就可以炒制，雇个师傅当天就能产生效益；自己家里买一台（照明电就可以）跟人学上两天就会炒制，非常方便这是其他茶类所不能比拟的。这也是龙井茶炒制推广为什么会那么容易、那么快的最主要原因。
当年师傅教出了好多徒弟，现在这些徒弟们翅膀硬了，不再需要师傅了，而且还抢师傅老家人的饭碗。这就是龙井茶原产地与省外产区的现状与矛盾，当年种下的因结成了今日的果。
市场经济与地域保护的矛盾 你说不让外省茶区炒制龙井茶吗？不可能！市场经济大环境下谁也不能遏制别人生产与自己同类的产品（这里指农产品），落什么市场通过包装就成了什么牌子的茶。
市场经济对茶产业的最大好处就是：
1、能够对相关产地进行全面、准确、快速和及时的信息收集、加工和传达系统；
2、能够高度有效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种植、生产），集中有限的资金发展重点产业（市场）；
3、在流通过程中可以根据市场需求随时调整商品价格；
4、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而缺点是：
1.人品道德观降低 ；
2.社会利益化更严重 。
每年春茶伊始，在浙江杭州、新昌、松阳市面上出现的龙井茶都不是本地的（除了少数温州的）。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一切为了商品的利润，一切为了自己的利益，道德观一降低，市场就乱了。
西湖龙井产区很会想办法，采取防伪标识来定量，即一个防伪标志贴可以生产多少西湖龙井，可以根据二维码追根溯源。可是许多茶农把标贴卖给茶商，茶商把别的产地龙井装进西湖龙井罐子贴上防伪标贴就成了“西湖龙井”了。
（这是某茶商向茶农买的防伪标志，一张600块，共60个贴，可以卖60斤茶）
西湖龙井产区管理部门的意识是好的，是为了保护当地茶产业有序发展、保护当地从业者的切身利益，可是你哪里拧得过市场经济这条大腿。
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就是人人想把自己的利益发挥到极致，你与人人为敌，好比螳臂挡车。
产业发展与游戏规则的矛盾 浙江人似乎有个梦想，要把全天下的绿茶都炒成龙井！于是，20年间不断地输出技术、输出茶苗、输出市场........20年间东部人开发西部，在西部赚到了钱，但同时也带动了西部。西部茶产业已经慢慢出师，虽然还不能离开东部，但早有自己单干的想法了。这20年间是江南茶区向西南茶区帮扶，让西南茶区茁壮成长的时代。随着信息不断的 透明、技术不断的增长、市场不断地成长，西南茶区与江南茶区的差距在慢慢缩小。
从每个产茶区的产业发展角度考虑就是多做茶、多卖钱，什么茶叶好卖我们就做什么茶，似乎很对。
但从行业游戏规则角度来看它已经犯规了，龙井本来应该在浙江出产，现在遍地都是；碧螺春本来在江苏太湖出产，现在遍地都是；黄山毛峰本来在安徽黄山出产，现在遍地都是；金骏眉本来在福建武夷山出产，现在遍地都是.........
最终，更多人会接受龙井茶，龙井茶（其他名优绿茶也将是）会成为一种加工工艺名称，唯一的差别只有产地、季节、口感、价格罢了。
于是，我们很难在产业发展、游戏规则之中；经济利益，人性道义上作抉择，似乎谁都没有绝对的错，谁都没有绝对的对。
龙井茶不会沦落，只是将会迎来一次大洗牌。
（1）最大的就是源头采摘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会严重制约龙井茶的产量（单芽类茶会更加突出），现在已经出现明显的端倪，5到8年后绿茶名优茶将会全部减产（除非有机器可以替代人工采摘）。
（2）西南茶区的崛起，让浙江龙井原产地与其它茶区的商品差价出现倒挂（当下只是局部），浙江外出加工龙井茶队伍会逐渐萎缩，会从加工者转变成收购商的角色。
（3）龙井茶消费者会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性，会根据自己的喜好买不同产地的龙井茶。
近二十年间，浙江的龙井茶变迁就是一场中国茶叶经济产业发展变革的缩影，在两千多年的饮茶历史中，二十年很短，但却见证了茶叶产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无论怎样变革，始终不会改变龙井茶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始终不会改变我们对这个产业的热爱.........
作者简介：书卷弯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