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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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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曼:“佛茶”与“禅茶”之关系刍议

2017年3月28日,“首届蒙顶山国际禅茶大会寻根峰会”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举行。《吃茶去》杂志总编舒曼应邀作《“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学术报告。报告大致内容如下——

佛家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佛教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最为珍贵、最为精彩、最为出色的篇章。佛教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因缘具足”地与茶结缘成就出“佛茶文化”这一概念。再至中晚唐时期又得到中国佛教——禅宗的青睐和推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禅茶文化”(禅宗茶文化)这一概念,其要义不出禅门“吃茶去”,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

追朔佛教茶文化近二千年的辉煌历史,“佛茶文化”却在禅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发扬光大,并形成了自身的思想体系。所以说,禅茶文化是佛茶文化的标志,对于佛教界饮茶之风的鼎盛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由于禅宗茶文化影响所致,对于全国饮茶之风的鼎盛也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关于“佛茶”,亦即佛教茶之事,舒曼认为: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唐代房玄龄等人著《晋书·艺术列传》卷九十五中所写发生在晋代后赵都城邺城昭德寺,僧人单道开以茶禅修之先例。除了敦煌人单道开而外,陆羽《茶经》还补充了武康小山寺释法瑶和八公山沙门昙济。也就是说,晋代僧人单道开的“以茶禅定”,南朝宋代释法瑶的“饭所饮荼”和沙门昙济“设茶待客”,开启了中国佛茶史上崭新篇章。关于这三位佛教人物的茶之事,舒曼曾在《陆羽“茶经”中的三位佛教人物茶事考》一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剖析(见《陆羽“茶经”与湖州——纪念陆羽诞辰1280周年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25-35页)。

佛教传入中国至隋唐时期,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南北学风的融合,佛教各种的宗派乃渐渐形成。据资料载中国佛教宗派有八宗、九宗、十宗、十一宗、十三宗、十五宗之说。后来佛教各宗转承之下变为十宗,再把列属小乘佛教去除,因而在中土佛教大乘宗派中,最为有影响的实属佛教八大宗派:唯识(法相)宗、律宗、天台宗、禅宗、三论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

佛教各宗派的建立,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佛教八大宗派虽然都是在中国形成的,但每一个宗派都有其完备的体系和经典理论架构,也就是各宗大义[见(吴信如.佛教各宗大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8月]。

因为茶可以和任何事物结合,也可以和任何佛教宗派结合。正因如此,茶与儒家文化结合,可形成“儒茶一味”,茶与道家文化结合,可以形成“道茶一味”,茶与佛家结合,可以形成“佛茶一味”,以至于茶与琴道、花道、香道、棋道、曲道乃至书画、诗词等均可成为“一味”。而且,茶与佛教各宗结合均可以有各自的与茶相关的理论架构。

舒曼从三个方面例举佛教净土宗、密宗、天台宗与茶的渊源。

如,茶与佛教净土宗结合,可称“净茶一味”或“净茶文化”。净土宗推崇《阿弥陀经》中“微、妙、香、洁”四德,此乃西方极乐世界莲花的四大特色,以此作为净茶文化“四大精神”。“微”是入微心田;“妙”既妙不可言,是一种内心功德之显发;“香”是内在之香,也是心性的显发;“洁”是高洁,是一种超越。

净土宗讲自性、清静和光明。清静为无量寿,是谓“微妙”,自性和光明为无量光,是谓“香洁”,具有超越性。净宗茶文化是通过茶这一媒介,也就是借助于茶,使茶性变性出一种“缘”。如此,净宗茶文化是用净土八功德水:“澄净、清冷、甘美、安和、轻软、润泽、除饥渴、长养善根”,冲泡出“微、妙、香、洁”四大精神。通过这杯净宗茶,使无数众生走向性感的净化,走向阿弥陀佛的净土生活理念。[见(舒曼.“东林梵音起,匡庐禅茶香”一文.《河北茶文化》.2007年12月第6期)]

又如,茶与佛教密宗结合,可称“密茶一味”。密宗分为唐密、东密、台密或藏密。密教修法可说是供养法,而茶成为最佳供品之一,一开始就与密教修供又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唐时期,但凡皇帝赏赐高僧基本上多用茶供。如传播密教的佛门人物金刚智的忌辰时,往往会举行千僧供的法会,唐玄宗就会赐茶以供斋用。把茶作为供品则是从唐代开始,而且就是唐密所创。供养分:外、内、密、密密四层。另外,《行历抄》是日本台密圆珍大师的游唐日记,其中亦记录他初到长安会见唐密祖师惠果和尚之法孙,与法全一起吃茶以及圆珍在青龙寺吃茶的情景。这也证实密宗高僧与茶的关系。

还有中国早期密法——药师法与茶的关系。药师法是以性空为性、以药物为体来认识人生而了生脱死的立地起修的大法,其本质就是修药师定。如法门寺地宫发现皇室茶具以及八重宝函中有药师曼荼罗,说明地宫也已用茶供养药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所长吴立民说:“用药师法茶供、茶施、茶会,则是秘密禅茶供之善巧方便之运用。因为茶禅一味,禅密一体。茶作供品,作空性观,既易悟缘起性空之理,更显实相不空之法。密教用茶作供,可表如来口、如来味、如来意,这是修密供茶的茶道,也可说是修秘密禅的‘密禅’茶道”。

再如,茶与佛教天台宗结合,可称“台茶一味”。唐时,日本天台宗祖传教大师最澄从天台山带茶种回日本栽种;宋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来到国清寺参拜天台宗祖庭,感恩国清寺法乳深恩。

日本成寻禅师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提到了佛门茶事。此后,日本友人专门在国清寺七佛塔旁种植“御奉茶纪念”茶园,以示纪念。而在国清寺文物室内仍保留有最澄入唐渡碟文书和最澄入唐图两幅珍贵文物。

如今天台山方广寺月真法师从天台宗法华教义出发,进一步阐释法与茶圆融不二的内在关系,把品茶与天台宗的“一念三千、三谛圆融”和“圆顿止观”论紧密相连。他在《供祖茶会法语》中写道:

“采灵芽于华顶峰头,汲净水于石梁瀑下,依马明龙树(马明:妙法莲华经马明菩萨品第三十;龙树:印度佛教人物,著有《中论》)制造之方,按慧思慧文(慧思、慧文为天台思想先驱人物)烹煎之旨;焙之以法华三昧火,碾之以实相解脱轮;煮之以大悲方便锅,盛之以般若清净碗。碧毫落处,空湛澈;茶云起时,国土飘香。凝神汤色,空观、色观、中道观,三观圆于一念;定心服味,业障、报障、烦恼障,诸障消于无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见(舒曼.茶风旧识国清寺.吃茶去.2012年第6期第26页)]

关于“禅茶”,亦即佛教禅宗茶之事,舒曼认为:在印度佛教发展的各个阶段里都存有禅的思想,禅甚至存在佛教以外的一些宗教中,各自对禅有着不同的理解。自从佛教的禅思想传入华夏后,起初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但自禅宗形成后,中国的禅思想则主要表现在“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六祖坛经》)由于禅宗把禅思想与“心性”、“见性”、“佛性”等问题紧密相合,加之六祖慧能倡导自性本足,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观念,确立以无相为本,无性为体,无念为宗的中国禅宗思想

。而今我们所讲的“禅茶文化”、“禅茶一味”抑或所谓的“禅茶”,是专指或特指佛教禅宗与茶的关系,而非茶与其他佛教各宗的关系。也就是说,禅茶文化抑或禅茶,既非从唯识宗的玄奘法师、律宗的道宣律师、天台宗的慧文大师说起,也非从三论宗的鸠摩罗什尊者、华严宗的杜顺和尚说起,更非从净土宗的慧远法师、密宗的不空上师说起,而是从北魏禅宗菩提达摩祖师来中国传法说起。所以说,“‘禅’,指中国独创的禅宗。‘宗’指直契佛心,以与依靠佛陀经教入门传授的‘教’相区别”。(王雷泉:禅的智慧与人生境界)

禅茶之“禅”,对今天的人理解起来有些费解,因为“禅”很抽象,禅宗认为“禅”无处不在,行住坐卧皆可禅,但禅不可言传,只可意会,要靠自己来体悟或感悟来理解,如人喝茶,冷暖自知。

舒曼认为,佛教从印度传入,就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撞击、冲突,随着各宗的创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转为相互渗透、融合。那么,如何能在佛教的教义、教规和礼仪中更好地渗透儒、道学说,这就成为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课题。于是,禅宗在这样一个课题中捷足先登,接受和融入了中国儒、道文化。唐代时开创了儒、释、道“三教并立”局面。“一个宗派流行时间的长短是与它们中国化的程度成正比的。”(季羡林语)禅宗的入佛门槛较低,只要在眼前改变一下对现实的看法。这是因为佛法本就在世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

要了解禅茶文化理念,需要先了解禅宗禅法的传承与发展,均从菩提达摩“二入四行”基本要点开始,到二祖慧可“断臂求法”而直显达摩正传的心法,及至三祖僧璨的《信心铭》、四祖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和五祖弘忍《修心要论》达至“守本真心”的“东山法门”,对后世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六祖慧能顺应时代潮流,大胆地对传统佛教的宗教仪式、佛性理论、修行方式等进行了一系列彻底的改革,其内容涉及提出“自心归依自性,是皈依真佛”(自性即佛)、开启顿悟法门、倡导立地成佛等等,从而使禅宗最终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绵延至今而不绝,以至于成为中国式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杰作。

禅宗认为,所有的修行,都是从心而来。一个是神秀禅师的“时时勤拂拭”,种净心之因;一个是慧能禅师的“本来无一物”,得净心之果。慧能大师和神秀国师,开创了“南能北秀”的时代,形成禅宗南北二宗,而后,禅宗法不传衣,一花开出五叶——即“五家七宗”:湖南沩山的沩仰宗、河北正定的临济宗、江西洞山的曹洞宗、广东云门山的云门宗、江西抚州青莲山的法眼宗,后来河北的临济宗又分别在江西南昌和高安分出黄龙派和杨岐派,禅门枝叶茂盛,灯灯相传。这“五家七宗”,为中国禅宗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历史篇章。

舒曼认为,我们所说的禅茶文化或所谓“禅茶”,就是茶与“五家七宗”所发生和形成的因缘关系。所以,当我们追根禅茶文化精神之源,实则旨归在中国式佛教——禅宗思想。

在禅宗茶文化史上,舒曼列举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有四件大事件:

一是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篇”(《雅雨堂丛书》本1958年中华书局版)记录唐代“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降魔藏)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降魔藏禅师这样的决定,即反映了僧人饮茶的需求,也说明了坐禅和饮茶同属于僧人的禅修的内容。至此以后,僧人饮茶真正成了“和尚家事”。

二是中晚唐的高僧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百丈清规》,将饮茶列入佛门清规。百丈怀海禅师实行僧人农禅制度,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口号。《百丈清规》对于禅茶文化的贡献是将僧人植茶、制茶纳入农禅内容,将僧人饮茶纳入寺院茶礼,使僧人饮茶之礼成为了佛门常态化和制度化,较降魔藏大师又进了一步。正因怀海这一贡献,不仅明确肯定僧人茶事的制度化,还使茶事活动真正从制度上成为与禅宗教义相关的行为。

僧人饮茶成为制度并被纳入法律强制施行是在元代。元代皇帝命令和尚们重新编刊《百丈清规》,遍行天下丛林。明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皇帝“圣旨榜例”,“诸山僧人不入清规者,以法绳之”。《百丈清规》对于刚刚出现的佛门茶礼的发展和巩固起到决定性作用。

三是禅茶文化史上甚至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一次大的飞跃发端于唐朝从谂禅师,人称他为“赵州古佛”。他常与四方来学者道以一声“吃茶去”,因而形成禅门“新到吃茶,曾到吃茶。若问吃茶,还去吃茶”一桩有趣公案,成为中国禅茶史上著名茶文化典故。

从谂禅师的“吃茶去!”被世人看成是“赵州禅关”,由于禅宗提倡“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的顿悟观,讲究生活体验与参禅密不可分,所以“吃茶去”公案的诞生,震动了整个南北禅林,故对中国禅宗茶道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赵州禅茶’提升了佛教茶文化乃至中华茶文化的文化内涵,赵州禅茶的出现是‘禅茶一味’肇始的标志,是禅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也为中国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而“吃茶去”作为禅的“悟道”方式,构成了“茶禅一味”的至高智慧境界。从而“‘吃茶去’凸显了禅的本质和核心,揭示了禅的修行特色和精神”。

四是中国禅茶文化“四大精神”和“四大功能”的诞生。中国禅茶文化作为一个特别话题在近十多年来被茶、佛界人士广泛谈论,也是被世人广泛炒作的话题。2005年10月,当代高僧净慧大德以儒释道三教核心思想提出了“正、清、和、雅”四大精神和“感恩、包容、分享、结缘”四大功能,创造出中国禅茶文化全新的理念和文化内涵,把禅茶文化推进为一个价值核心,一个新的教养水准,来规范我们周围的世界,通过这种文化现象改变自己,改变周围。其目的诚如净慧大德所言:“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

禅茶文化,从表面上看就是禅和茶共同点的结合,所以才有“茶味禅味,味味一味”之说,与“儒茶一味”、“道茶一味”、“书茶一味”抑或茶和别的事物结合没有什么区别,但深想一层,只有当茶和禅宗文化结合时才能有“儒家主正气,道家主清气,佛家主和气”三教合一的思想精华体现,再加上一个“茶家主雅气”才能真实地反映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才能使茶泡出更赋哲理性的滋味来。

禅茶文化的精神——正清和雅;禅茶文化的功能——感恩、包容、分享、结缘。诚如净慧长老有言:“将正气溶入感恩中,将清气溶入包容中,将和气溶入分享中,将雅气溶入结缘中;在弘扬禅茶文化的精神和落实禅茶文化,发挥禅茶文化凝聚人心、化解矛盾、优化自身素质、和谐自他关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弘扬禅茶文化的根本社会价值所在。”

舒曼在阐述“佛茶”与“禅茶”之后总结道——

“佛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佛教文化以及佛教各宗派文化缘合的产物,是僧人通过在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实践体认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佛茶文化是指整个佛教(包括佛教“八宗”)与茶文化发展历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禅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禅宗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专指禅宗“五家七宗”僧人通过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的禅修实践中所感悟和创造的精神财富。“禅茶”可视作一种法门。

禅茶文化既有佛教文化的一面,也有超越佛教文化的的一面——禅茶文化是基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倚于佛家的“和合”情操,洋溢道家的“自然”理想。“道讲‘修真养性’,佛讲‘明心见性’,儒讲‘穷理尽性’,三家根本都是圣人之学,都是讲‘复性’”。(见《槐轩概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实际上禅宗就是借品茶倡导“三教”之“复性”——清和净心,借茶参禅,借茶悟禅,以平心静气之态领略茶韵禅机的真谛,从而追求精神境界提纯与升华。

舒曼指出,研究禅茶文化,不是研究僧人植茶、制茶、采茶、饮茶等现象,也不是简单地把僧人采的茶、僧人制的茶、僧人饮的茶统统视作叫“佛茶”和“禅茶”。研究佛茶文化或者禅茶文化,是研究茶被佛门或宗门的僧人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形而上的文化现象,也就是僧人在禅修和礼佛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

所谓“禅茶”,是茶又非茶。说它是茶,只是僧人生活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作是僧人修行的载体。说它不是茶,只是因为禅宗茶道早已超越了茶而成为“根植菩提种,叶抽智慧芽”的象征。

所谓禅茶,是“瓯注曹溪水,薪烧鹫岭桠”(六祖惠能在曹溪宝林寺演法而得名。曹溪被看做“禅宗祖庭”。曹溪水常用以喻指佛法。茶碗里面倾注的是曹溪的水)又有“虚空为玉盏,云水是生涯;着意尝来淡,随缘得处佳”的自在,而这杯禅茶的自在恰是体现“上供诸佛祖,平施百姓家”的平常和日用。

所谓“禅茶”,是佛的化身,禅的心语;是菩萨心肠,禅的境界;是性的开悟,禅的灵芽。

延伸阅读——

以“把茶问禅蒙顶山,修心悟道天地间”为主题的“首届蒙顶山禅茶大会寻根峰会”,于2017年3月28日上午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茶市大厅举行。来自海内外的禅茶文化专家学者、高僧大德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佛教禅茶文化的起源与历史、发展和未来。会议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南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前主持,省民宗委副主任杨伯明、市民宗局局长杨丕樵、名山区委副书记、区长余力等领导参加会议。

本次峰会学术论坛特邀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成都大慈寺方丈大恩法师,四川省巴蜀文化学重点学科建设首席专家、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谭继和,北京大学教授、日本茶道研究学者滕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川藏文化研究专家任新建,《吃茶去》杂志总编、河北省茶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禅茶文化研究学者舒曼,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茶树资源专家虞富莲等六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蒙顶山禅茶文化与大慈禅茶》《禅茶一味与巴蜀文化》《茶修即禅修》《茶马古道研究》《“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巴蜀古茶树资源的优势与价值》等内容先后进行了演讲。四川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雅安市佛教协会会长、雅安云峰寺方丈智灯大和尚代表雅安市佛教协会致结束辞。

禅茶述说

禅卧一柱香,茶枕半瓯泉;寒门出桂子,恶水度花莲。

西天伴佛苦,东土遇仙难;芸芸众僧愕,禅茶一味闲。

我们中国人,常常以“博大精深”自诩。但是,我们中国人,不会以“博大精深”自欺。说到“博大精深”,我们中国人总是盛气十足。但盛气归盛气,这一盛气之中,绝不含凌人的意思。因为,我们中国人的盛气,是有容乃大式的,是兼善天下式的。不像小气的东洋鬼子,吃人家饭,穿人家衣,却虚伪奸诈,不敬衣钵。也不像流气的西洋鬼子,干海盗事,发战争财,却厚颜无耻,横行霸道。在我们中国的“博大”里,有属于自己的基因(科学的说法),也有来自外部的宿命(佛家的说法)。我们因“外来”而“博”,“外来”也以我们为大。这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盛气的“博大”,在数千年里,在许多地方,都留下过难以磨灭的,深刻的印迹。其中最尽人皆知的,就是在我们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禅茶”。有时候,人们又会管它叫做“禅茶一味”。

“禅”是舶来之物。“禅”字在梵语里的意思是“静思”(“梵”字在佛教典籍中,是传说创造文字的人。“梵语”是古印度的书面语,佛经原著,都是用“梵语”来书写的)。佛教传入我们中国四百年后的公元520年,一个天竺和尚(“天竺”是印度的古称),来到中国,正好赶上,中国历史上文化发达却思想混乱的“南北朝”时期。这个和尚,鸿运当头,南朝的梁武帝,以高规格礼遇,将他“迎至金陵”。因为此时的南梁王朝,正值“处处见庙宇,家家有僧尼”,举国上下,一派佞佛景象。梁武帝是个会立法的皇帝,更是个会立佛的皇帝。他还是我们中国第一个以“儒释道”三教精神,治国,治官,治民,并把佛教当成国教的皇帝。这个时候,这个和尚,带着佛家禅宗思想到中国来,真可谓赶上了天时,碰对了地利,凑准了人和。这位来得巧的和尚,就是天竺禅宗第二十八祖,天竺人,“菩提达摩”。中国正宗心印派“禅”缘,就是从他“菩提达摩”开始的。之后,有了“二祖”。“二祖”之后,又有了“三祖”。“三祖”之后,又有了“四祖”。“四祖”之后,又有了“五祖”。“五祖”之后,又有了“六祖”。还有了“五家七宗”。还有了“南宗”、“北宗”。他“菩提达摩”做了“东土初祖”。也有人管他叫做“中华初祖”。

“茶”是我们中国的土产,是土生土长的土货。“土”的意思,指的是“乡土”的“土”,指的是“故土”的“土”。因为我们中国,是“茶”的原生地,是“茶”盛气的家园。

关于“茶”的原生地,有个西洋鬼子,另有一番“高”见。十九世纪初,这个西洋鬼子在印度服兵役时,见到那里有树高叶大的野生大茶树。他以“高”,以“大”,以“野”为根据,得出印度茶树的树种,就是茶树的原种,印度即茶树原生地的结论。很显然,这个西洋鬼子犯了一个站得不够高,看得不够远的错误。作为一个军人,如此错误犯在枪杆子上,就算跑靶,大方向总还不至于错。但作为一个学者,如此错误犯在笔杆子上,所失毫厘,恐怕除了千里之谬,还有千年之差。我们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一部释词述物的小书,书名叫做《尔雅》,书中就有关于野生大茶树的文字。由此可见,这位西洋鬼子,还犯了孤陋寡闻的错误。其实,距离他所见印度野生大茶树不远的地方,也就是相同纬度的东方,正有着一片神秘的原始森林。在那里,生长着很多参天的野生大茶树,不仅如此,还有又古又老,树野叶大的“茶树王”呢。那个地方,就是我们中国的云南与四川。

我们中国“茶”的盛气,在西“禅”东进时,已经迎春秋,送冬夏,留香四千多年。而且还在花样翻新,步入精彩,走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堪称古典“茶”辉煌的顶点。那就是西“禅”东进二百多年时的大唐盛世。那就是西“禅”东进六百多年时的北宋末年。那就是西“禅”东进八百多年时的朱明王朝。在我们中国“茶”业史上(也是世界“茶”业史上),这三个阶段,都是划时代的路标。在大唐盛世里,古典的中国“茶”,气象万千,繁荣空前。在北宋末年里,古典的中国“茶”,走火入魔,工巧绝后。在朱明王朝里,古典的中国“茶”,洗尽铅华,返朴归真。八百年间,古典的中国“茶”,创世纪,绝人寰,空前中外,绝后古今,顶封了“茶” 的古典,绝顶了“茶”的经典。

这八百年,是我们中国“茶”,脱胎换骨的八百年。这八百年,也是心印“禅”派,塑身造型的八百年。在这八百年间,“禅”意“茶”香,相视莫逆,相映成趣,相濡以沫,相得益彰。渐悟顿悟,物竞天择,藏于名山,传之其人。“茶”最解“禅”的孤诣,“禅”最服“茶”的盛气。“禅”“茶”相投一味,互志风情。“茶”香给“禅”意提神醒脑,去春困,解秋乏,驱夏暑,逐冬寒,推“禅”梦渐门,现“禅”灵化境。

“禅”境心法,在五花八门启迪心智,各种各样崇尚慧觉的心法中,个性最为鲜明。跟一些只见手段,不见目的,只谈方法,不论结果的心法相比,“禅”的表现:是单纯,是直接,是洒脱,是练达,是不多事,是少废话,是没有迷途,是不会迷失,是没有招式,是不会沉醉。就像我们中国“茶”的心法——法道,法天,法自然,见心见性,感天动地。

不过,“禅”又是柱无根的“香”,有的时候,如果不用缠着布条的小竹棍去杵上一杵,就无法做到名符其实,表里如一。这条小小的竹棍,后来功能放大了,成了法器。在造型上,更加庄严,在法力上,更加凝重,并且有了一个神圣的名字——禅杖。禅杖的故事,就是从它用来“杵”醒困禅人讲起的。禅杖最初的造型,只是一根头上缠着布条的小竹棍。任务是在参禅人打瞌睡时,派过去杵上一杵。

我们中国的“茶”,则是长流的水。在“禅茶一味”的深入浅出中,携来百侣,流者途殊,香者归同。讲究的是:苦去同源,甘来一体,苦尽甘来,甘苦轮回。因为,“茶”苦离心甜最近,离渴望最近,离唤醒最近,离理想最近。

我们中国的“茶”,生性少言寡语,从不僧面佛面,虽以苦口张本颜色,却令世人心生敬畏。所以说,我们中国人的含蓄像“茶”。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也像“茶”。我们中国人的觉悟更像“茶”。西周初年,“太公望”(也就是“姜牙”,也就是“吕尚”,也就是“姜太公”)随武王伐纣。占卜结果不吉,“太公望”不信邪,把不吉的龟甲兽骨拿过来,丢在地上,用脚踩碎。然后,“太公望”率领大军,打了胜仗,掀开了西周王朝数百年历史的扉页。“太公望”所表现出的觉悟,“太公望”所张本出的颜色,“太公望”所揭示出的敬畏,无不径自我们中国的“茶”:有入味的“香”(“香”是指“道”),有尽心的“苦”(“苦”是指“志”),有造型的“水”(“水”是指“势”),有法相的“神”(“神”是指“智”)。不输于芸芸众僧的善果,不逊于“恶水”之中的“花莲”。虽然没有取道“观音”的多面,但却道出了“观音”的“善”变。芸芸众僧说,“禅”的深入,令人成佛。芸芸众生说,“茶”的浅出,使人成圣。

我们中国的“茶”,就像一支镜子。一支恭人祺己的镜子;一支洗心革面的镜子;一支博大精深的镜子(又“博大精深”了);一支透彻数千年的镜子。对于我们中国“茶”的这一盛气,最为心知肚明者,洵属与之互为君子(“寒门”之“桂子”)又互为知己(“恶水”之“花莲”)的“禅”家也。

【摘自2008年第5期《吃茶去》杂志;作者:罗向宇(北京),原题为“禅茶”】

天马山禅茶

每在文友芝山先生的书房品茶,抬头可见一幅精致的书法:“松竹招迎石径旁,我同松竹老何妨。轻裁云雾三千丈,赏赐秋风缝嫁裳。”(缪芝山.《登山途中》)这幅书法的闲章小佛像引起了我的兴趣,一问原来是天马山住持慧照法师的作品。对这书法,我挺外行的,但是门道之外,也猜出了其间蕴含的些许韵味:清淡、闲适和娴静。

清淡是我对佛门深处自然引发的联想;闲适是我对书法笔态外形的理解;娴静则是慧照法师对尘世浮躁的无声驾驭。在我看来,《登山途中》是一首状如李白酒后诗情万丈、豪气冲天的力作。但是在慧照的墨笔中却显得谦和脱俗、不卑不亢,有如清风慧我、霖雨润物,不枝不蔓、一尘不染。

仰头读诗,低头思想。2010年的仲夏夜,也是这间书房。芝山先生在满是唐诗宋词的案头吟咏新作《天马山夜归》:“襟抱张开天地宽,禅门关紧几重山?回头再见云深处,星作佳肴月作盘。”此诗引发了我对天马山的神往。巧的是,慧照法师这时给芝山先生打来电话,希望一聚。在情趣与缘分交织中,我们夜奔天马山。

天马山位于福安市东南角,由天马山、虾山等山峰组成,因山形似“天马行空”而得名。山间有始建于元代的香泉寺、明朝万历年间的七层宝塔及清代天堂寺等人文景观。明朝陈世理有诗云:“天马峰头一抹窝,游人欲上借藤萝。高阁半空尘到少,青松六月庭凉多。”

通往天马山的盘山公路有些曲折。但是,沐浴在繁星点点的夜色里,黑魆魆的森林山风仍然给我们带来了木荷飘香、清心怡神的好空气。不久,我们便一脸笑容地来到天堂寺,迫切地叩响了山门。约略半盏茶后,慧照法师的弟子来迎接我们。我们沿着向上的长梯,穿过肃穆寂静的回廊,来到灯火宁和的书房。只见慧照一脸和祥,在松影月光的映照下,泰然自若地在案头用小楷书写着什么。这种凝重专注的和谐氛围很快被我们裹挟而来的匆匆步声打破了。慧照随即轻轻放下毛笔,迎向我们。他的步履轻稳,没有声息。大家在书室小坐,炉石上的泉壶很快就响了起来,随着雾气的蒸腾,旋即归于平静。茶几旁的好茶很多:坦洋工夫是这里的特产,普洱茶砖有启过封的,福鼎白茶也有,我们喝的是武夷山的大红袍。我是茶痴,每一种我都想尝尝。慧照法师笑着说,“喝茶要专一,在夜里,或可坚持其中一种。不然的话,就睡不好觉。”这个喝茶心得,让我受益匪浅,不经意间也就多喝了几杯。却见瓷壶上烧制了一行小诗歌,细看竟是慧照自题的《天堂寺》:“天马天堂寺,清凉淡荡风。涛声依素月,霜色远晴空。净土因缘起,心灵尽感通。人生无奈否?究竟不孤穷。”

夜深了,我们一杯又一杯地品着深山处的一味禅茶,间或谈些唐诗宋词。大红袍衍生的浓与醇,伴着天马晚钟的禅与悟,吸引着我们在茶香与书香间逡巡,宛如天马山的夜色一般,浓得兴味盎然,没有穷尽。

数月后,闽东的这山那山不约而同飘下了瑞雪。作为文化之乡黄柏人的慧照法师,欣然出席了柘荣县作家协会成立大会的盛典,并馈我茶味犹存的近体诗,作为那次天马山夜访的非常记叙:“携来诗意乐融融,正值天堂落晚钟。对话云间如伴鹤,文心逸趣几人同?”(《夜逢访客.寄周贻海先生》)

事后了解到,慧照法师是丙午年生的,也是属马的,出家天堂寺,难道是一种天意吗?世间,总有很多偶然事融合偶然之中,总不免引发人们许多遐想。或如天马山茶禅一样,澹然如烟,韵味无穷。

【摘自2016年第2期《吃茶去》杂志;作者:周贻海(福建柘荣),作者系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柘荣县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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