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节
贡茶的发展历程
贡茶是中国茶文化中重要的一环，也是中国古代宫廷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古代贡茶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化的体系、一种文化的累积。贡茶不仅关乎宫廷生活，也对社会经济有重要的影响。历代地方官员为了迎合宫廷，费尽心思培育新的品种，改进制作工艺，逐步形成了国内相对统一又各具地方特色的贡茶体系，推动着中国茶叶不断向前进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几大产茶区。贡茶文化作为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中国茶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何为贡茶？
我国茶叶生产历史悠久，是世界主要的产茶国之一。陆羽认为茶始于神农，虽然关于中国茶叶起源的最终时间至今尚有争论，但秦汉之前四川地区早已经有茶叶种植的历史是明确的。其后，茶叶逐渐从巴蜀地区传播到全国。
贡赋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重要的国家制度之一，“国家权力对不同领土区域的控制，伴随着朝廷对版图内地方之间贡赋体系的建立，这个贡赋体系的架构与运行方式，体现了统治机构逐步建立的逻辑。”在中国古代，有“九贡”之制，九贡即祀贡、嫔贡、器贡、历贡、材贡、货贡、服贡、游贡、物贡。其中的“物贡”一类，专指地方向中央进献的土产实物。《钦定文献通考》中有“臣等谨按马端临做土贡考，谓古之土贡，即在赋税之中犹当其租入云耳。”茶叶作为重要的地方特产，一直都是“物贡”中重要的一类。关于贡茶的起源，现今见于确切文字记载的是晋代学者常遂的《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灭商后，巴蜀部落“鱼铁盐铜，丹漆茶密……皆纳贡之……园有芳蒻香茗”。这里的“香茗”即茶叶。同时，作为一种赋税形式，贡茶也是政治上君臣关系确立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特定历史阶段所具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如五代时，“江南国主李璟遣其臣伪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钟谟等，奉表来上叙，原以大国称臣纳贡之意，仍进……茶茗药物等”。现存文献中最早有具体数字的贡茶记载出现于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寇宗奭所著《本草衍义》中，“东晋元帝时，温峤官于宣城，上表贡茶叶一千斤，贡芽三百斤”。其后，贡茶数量逐渐增加，贡茶的品类和区域不断扩大。到唐代时，中国的贡茶制度最终确定下来。
今人在湖州长兴顾渚山大唐贡茶院遗址建起的纪念建筑。
唐代贡茶
唐代是中国古代贡茶制度最终形成时期，此后历代相沿，直至封建专制制度终结。唐代的贡茶有两种形式，一是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主要有常州阳羡茶、舒州天柱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洲鸠坑茶、宣州鸦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二十多个州的名茶。唐代湖州太守裴汶在其所著《茶述》中对唐代的贡茶进行了一番点评，“今宇内为土贡实众，而顾渚、蕲阳、蒙山为上，其次则寿阳、义兴、碧涧、邕湖、衡山，最下为鄱阳、浮梁。”在《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了唐代贡茶的区域，见下表。
除了地方纳贡外，唐朝政府还在一些名茶的重点产区设置贡茶院，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湖州长兴顾渚山设立的贡茶院。此处茶树生长环境优越，水路交通便利，适宜建立茶叶加工厂。唐代的贡茶院由中央政府派官员直接管理，“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茶园雇用由政府控制的茶农种植、采摘、制做贡茶。唐代贡茶院规模巨大，最鼎盛时有“工匠千余人，役工三万人”。诗人李郢在《茶山贡焙歌》中所描绘：”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旗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茶来。凌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研膏架动声如雷，茶成拜表奏天子。万人争看春山摧，驿骑鞭声砉流电。夜半催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诗歌抨击了贡茶给地方带来的沉重负担，也刻画、记录了唐代贡茶院的制茶过程和兴盛场面。
宋元贡茶
宋代的贡茶制度在沿袭唐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变化，随着顾渚山贡茶院的衰落，北宋政府在福建建安设立贡茶园，专门负责宫廷饮茶的供给。宋代学者赵汝砺在《北苑别录》记载：“建安之东三十里，有山曰凤凰，其下直北苑，旁联诸焙。厥土赤壤，厥茶惟上上。太平兴国中，初为御焙。庆历中，漕台益重其事，品数日增，制度日精，厥今茶自北苑者，独冠天下。”相较于唐代的贡茶院，宋代的贡茶园规模更加庞大，形成了“独冠天下”的贡茶。
在贡茶数量上，宋代贡茶园也远超前代。熊蕃在《宣和北苑贡茶录》中记载：“太平兴国初，贡五十片……累增至元符，以片记者一万八千，视初已加数倍，而尤未盛，今则为四万七千一百片有奇矣。”宋代北苑茶园不仅茶产量巨大，且从制作工艺，外部包装、保存方面，都比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这样描述北苑的贡茶：“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甲于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百废俱举，海内晏然。……近岁以来，采摘之精，制做之工，品第之盛，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达到了“草木之灵者，亦得以尽其用矣”的境界。元代的贡茶仍以建安的皇家茶园为主，规模相对小于宋代。除沿袭宋代在北苑德御茶园之外，元官府还在武夷的四曲溪畔开设新的御茶园，扩大了御茶的生产区域。“元大德间，浙江行省平章高兴始采制充贡，创御茶园于四曲，建第一春殿，清神堂，焙芳、浮光、燕宾、宜寂四亭。门曰仁风，井曰通仙，桥曰碧云。”宋元时期完备的贡茶园制度为明清时期贡茶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宋元时期除了贡茶园外，一些产茶地区也会向朝廷进贡一定数量的贡茶，这些产茶区域多数在唐代就已经贡茶。在《宋史·地理志》中记载当时贡茶的地区有：淮南东西路、南康军、广德军、江陵府、潭州、荆湖南北路、建宁府、南剑州、雅州、兴元府等，基本上囊括了当时重要的产茶区。
藏于北京故宫的普洱金瓜贡茶。
明清贡茶
明代，贡茶的数量急剧上升，除了规模较小的几个皇家茶园外，贡茶主要依靠5个主产茶省的进贡。明太祖时，全国的贡茶数额分配“南直隶500斤，江西405斤，湖广200斤，浙江520斤，福建2350斤。”其品种也不断发生变化，散茶取代原来宋元时期的“龙团凤饼”，成为贡茶的主体，“历代贡茶皆以建宁为上，有龙团、凤团、石乳、滴乳、绿昌明、头骨、次骨、末骨、京珽等名。而密云龙品最高，皆碾末做饼。至明朝，始用芽茶，曰探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笋及荐新等号，而龙凤团皆废矣，则福茶固甲于天下也。”从明代开始，贡茶主要以散茶为主，这种散茶的流行也带动了饮茶方式的变化。
清代承袭了明代的贡茶制度，并在其基础上扩大了贡茶区域，贡茶数量和品种也增加很多。清代的贡茶省份由明代的五省扩展到十三个省，品种也大量增加，基本囊括了主要的茶叶品类，其规模和数量也远超前代。从进贡时间上看，清代贡茶的品类基本涵盖了清代主产茶区的茶叶品种，具有数量大、品类全的特点，这种特点贯穿清王朝的始终。诸如龙井茶、武夷岩茶和六安茶等，这些茶品基本上在前代也是重要的贡茶品类，在清代，其进贡从清初一直延续到清末。也有一些贡茶品类是从某一朝开始进贡并延续到了清末。如普洱茶，大量的进贡是从雍正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还有一些茶叶品种，由于战乱或其他客观原因，在某短时间曾停止进贡，如六安茶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就曾数年未贡。此外，一些茶叶由于各类原因，进贡到宫廷的时间较短，如日铸茶，从《宫中进单》来看，其记载非常少，由此推断其进贡的次数相对有限，时间较短。从贡茶地域上看，清代贡茶的产地由明代的五省扩展到清代的十三省，将清代几乎所有的产茶省份纳入其中，特别是偏远的云南、贵州和前代并不进贡的山东、陕西等，在清代都成为重要的贡茶省份。究其原因，一是清朝统治区域的扩大，通过改土归流等措施将云贵边区纳入到清王朝的直接管辖范围内，使得诸如普洱茶等茶叶品种成为清代贡茶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清代全国经济更为一体化，不同地域间的茶叶贸易量不断扩大，进而衍生出一些新的贡茶品种，如山东地区，在清代开始移植、培育相关的茶叶品种，并出现了陈蒙茶这一贡茶品种。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的贡茶制度更加完备，不论是采买、包装、运输还是接收，清代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这些制度环环相扣，保证了清代贡茶的正常供应。清代贡茶涉及的部门不仅包括各地方政府官员、茶农，还包括到中央的礼部、户部、奏事处、茶库、茶房等机构。在贡茶的征缴、解运、接收过程中，各个部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这种完备的体系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成为清代进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茶叶的特殊性，年代久远的贡茶我们无法见到。目前我们所见的到的贡茶文物基本上都保存于故宫博物院，其品类包含清代十三省进贡的各类茶叶品种。这些贡茶虽然历经岁月的洗礼，依旧保存完好，特别是很多放置在锡瓶、银瓶内的茶叶，至今尚未开封，保存了清代贡茶的原貌。这些贡茶文物成为我们今天认识和研究贡茶文化最重要的文物载体，也成为中国茶文化重要的实物见证。清代十三省的部分贡茶品种，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进单》整理，见下表。
第二章节
贡茶的历史影响
中国古代数量庞大的贡茶，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庞大数量的贡茶使产茶区的经济走向单一化，而且对质量的高要求也对茶农造成了很大的负担，甚至导致家破人亡，同时，对茶叶的高要求也推动了质量的提升，大量新的茶叶品种出现，又拓展了茶农的经济来源，丰富了茶叶文化的内涵。由于宫廷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当时社会的生活风尚，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贡茶之弊
庞大的贡茶数量，对于贡茶地方的官员和百姓来说，其负担是可想而知的。正如明代正德年间的官员曹琥列举了贡茶所带来的五大弊端，“有芽茶之征，有细茶之征，始于方春，屹于首夏，官校临门，急如星火，农夫蚕妇，各失其业……及归之官，又拣择去取，十不中一，遂使射利之家，先期采集，坐索高价……又官校乘机私买贷卖，遂使朝夕盐米小民，相戒不敢入市。”这种繁重的贡茶任务，使得茶农承受着沉重的负担。许多地方不得不放弃许多原来的产业而改种茶叶，这样一来生产的单一化，使得百姓难以承受天灾带来的危机，一遇荒年，则百姓衣食无着。在征缴贡茶的过程中，一些官员营私舞弊、低价强买的现象时有发生，且在贡茶的运输过程中各种耗费都被均摊在了茶农的身上，更加重茶农的负担。由于贡茶带来了各类社会问题，使得当时的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稳定贡茶区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保障茶农的基本利益。
清人陈章在《采茶歌》中记述了贡茶给茶农带来的沉重负担，“催贡文移下官府，哪管山茶芽未吐。焙成粒粒比莲心，谁知侬比莲心苦。”庞大的贡茶数量，且对贡茶的采摘时间和质量的严格要求，使得产茶区的茶农疲于应对。清人释超全在《武夷茶歌》中有这样描述采摘贡茶的辛苦：“往年荐新苦黄冠，遍采春芽三日内。搜尽深山粟粒空，官令禁绝民蒙惠。种茶辛苦甚种田，耘锄采摘与烘焙。谷雨期属处处忙，两旬昼夜眠飨废。道人山农难为粮，春作秋成如望岁。”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种茶之苦甚于种田，茶农辛苦一年都难以解决温饱，以致乾隆在看到民间采办贡茶时，也少有地发出慨叹“敝衣粝食真不敷，龙团凤饼真无味”。
被乾隆皇帝采过的“十八棵”茶树不是贡茶，但构成了中国茶的历史。
贡茶之利
虽然贡茶给产茶地方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由于贡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不能忽视的。各个地方官为了迎合宫廷，在茶叶的选材、包装、加工等方面都着实下了很多功夫。这种政府机构对茶叶的干预和引导作用，促进了茶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贡茶扩大了茶叶产区。以清代为例，贡茶使茶叶培植技术在明代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多个著名的产茶区，这些初具规模的产区对推动清代茶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如碧螺春，“洞庭东山碧螺峰石壁，岁产野茶……土人曰吓煞人香，康熙乙卯，车驾幸太湖，抚臣宋荦购此茶以进，上以其名不雅顺，题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有司，岁必采办矣。”在碧螺春成为贡茶后，原本的“野茶”一跃而成为名茶，其主产区洞庭山产茶区的茶叶产量逐年递增，最多时达到4360斤，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再如普洱茶在成为清宫贡茶以后，普洱地方“茶山极广，夷人管业。采摘烘培，制成圆饼，贩卖客商，官为收课，每年土贡，有团有膏。”“普茶名重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使普洱茶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收入，并带动了周围商业的发展。再如松萝茶，清代“歙北擅茶茗之美，近山之民多业茶，茶时，虽妇女无自逸暇。歙之巨商，业盐而外唯茶。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赊，其茶统名松萝，而松萝实乃休山。匪隶歙境，且地面不过十余里，岁产不多，难供商贩。今所谓松萝，大概歙之北源茶也，其色味较松萝无所轩轾。”从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信息，即所产松萝茶数量是有限的，大量的北源茶冒充松萝在外经销，从侧面反映了松萝茶在当时社会的认可程度，这是贡茶免费的广告效应之一。在贡茶产区，一批著名的茶叶商号的出现，标志着该地区茶叶产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如清末盛产普洱茶的地方出现了雷永丰、裕兴祥、鼎春利、恒和元、庆盛元、大吉祥、谦益祥、瑞丰号、均义祥、复和园、同和祥、恒太祥、大有庆、利华茶庄等一批商号，每年在此加工的毛茶达到500吨以上，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普洱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
仇英所绘《斗茶图》，斗茶的场地在山野间浓浓的松荫之下，雅士们在此斗茶比香，赋诗行茶令，一派悠然情趣。
贡茶提高了茶叶的品质。宫廷对贡茶的要求非常严格，皇帝依据自己的口味对进贡的茶叶进行选择，这种有分别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采办贡茶的官员，地方官会根据皇帝的要求精选茶叶，甚至调整茶叶采摘的时间、加工的方法等，这种无形中的间接调控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茶叶的品质。如蒙顶茶，“名山之茶美于蒙，蒙顶又美之上清峰……其茶，叶细而长，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以其异，谓曰仙茶，每岁采办三百五十叶，天子郊天及太庙用之。”再如郑宅芽茶，“闽中兴化府城外郑氏宅，有茶二株，香美甲天下，虽武夷岩茶不及也，所产无几，邻近有茶十八株，味亦美，合二十株。有司先时使人谨伺之，烘焙如法，藉以数以充贡。间有烘焙不入选者，以飨大僚。”清人査慎行在《御赐武夷芽茶恭记》中有：“幔亭峰下御园旁，贡入春山采焙乡。曾自溪边寻粟芽，却从行头赐头纲。云蒸雨润成仙品，器洁泉清发异香。”除了精选茶叶之外，各地还在茶叶的加工等方面做足功夫。如湖南的安化茶在明代仅仅能加工成黑茶，但到清代经过茶农们的不懈努力，加工的安化红茶不仅成为贡茶，且名扬中外。乾隆在《观采茶做歌》中记述了龙井贡茶制作时的精细，“火前嫩，火后老。惟有骑火品最好。西湖龙井旧擅名，适来是一观其道。村男接踵下层椒，倾筐雀舌还鹰爪。地炉文火续续添，干釜柔风旋旋妙。慢妙细焙有次第，辛苦功夫殊不少。”正是在宫廷的干预下，贡茶地方官员和茶农精益求精的培育和制作茶叶，客观上促进了茶叶质量的提升，出现了一些影响至今的著名茶品。
贡茶带动了茶叶包装的进步。除了对茶叶本身的影响外，各个地方为迎合宫廷，在茶叶的包装等方面也不断提升。清代赵懿在《蒙顶茶说》中这样描述：“每贡仙茶，正片贮两银瓶，瓶制方，高四寸二分，宽四寸，陪茶两银瓶，菱角湾茶两银瓶，瓶制圆，如花瓶式，颗子茶，大小十八锡瓶。皆盛以木箱，黄签丹印封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贡茶主要是用银瓶和锡瓶包装，特别是锡瓶，更是被广泛的使用，这主要是因为锡瓶的密封性好，可以长久保持茶叶的原味。现在故宫博物院现存的茶叶文物也基本上是用锡瓶包装的。这些贡茶文物基本沿袭了前代贡茶的包装风格，材质以银、锡为主，锡器采用铸、錾等工艺制作出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主要有龙凤纹、暗八仙纹、八宝纹、水仙纹及花鸟纹等，造型有如意云、花瓶等各式。容器外一般包有黄色的布套或者黄缎套。此外还有一些大的包装盒，将茶叶放置在其中，这些盒也基本上以黄色或明黄色为主，显示出皇家独有的特性。这些贡茶的包装很多至今沿用，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贡茶对茶产业的影响实际上是政府机构对茶业的干预和引导作用的结果，贡茶由民间到宫廷经历了一个对茶叶品质不断求精的过程。同时，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代表着一切，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生活背景和审美情趣，决定了一个时代的产品特别是宫廷特殊消费品的品种和艺术风格。宫廷在对贡茶的评价、反馈和使用数量等都对茶叶生产技术和质量的提高带来了一个竞争和促进的机制。通过这样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交流，贡茶在保证宫廷使用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品质，使其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原标题：【古为今用】贡茶历史，被你忽视的营销资源！
注：内容来源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作者万秀锋，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浅谈唐代渠江薄片产地及
安化宋代以前茶叶历史
安化县万里茶道申遗办公室 王以
01
前 言
“渠江薄片”茶最早记载在唐代(856年)杨晔《膳夫经手录》中：“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以多为贵”。
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
公元 935 年五代十国时期，蜀毛文锡《茶谱》载：“潭邵之间有渠州，中有茶……"又载“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再次记录了“渠江薄片”这种唐代茶名。这也是以后各种书籍引用“渠江薄片”这一唐代茶名的出处所在。
“渠江”为地理名，明末哲学家方以智所著《通雅》中记载：“渠江之薄片……此唐宋时产茶地及名也”。
但是渠江薄片产地是四川还是湖南?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和五代毛文锡《茶谱》虽载有产地，但因是唐代地名，由于时代的变迁，后人在解读方面多有歧义，这为以后“渠江薄片”产地之争埋下了伏笔。
02
四川、湖南两地三县
“渠江薄片”之说的由来
1、四川渠江薄片之说
宋代吴淑的《茶赋》事类赋卷十七•饮食部•茶：“渠江薄片，《茶谱》曰：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该书写于北宋初期，吴淑认为渠江薄片产于四川渠州即今渠县。
明朝末年诸生刘源长，大约在清康熙八年(1669)前后著有《茶史》一书，书端题名称“八十老人刘源长介祉著”。《茶史》中记载：“薄片，产渠江今顺庆府渠县，汉曰：‘宕渠’，后魏曰：‘流江’，疑是渠江”。
1987年薛德炳在《茶叶通报》上发表的《渠江薄片产何处》上说：“ 1984 年陈椽编著的《茶业通史》和1985年著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载:'渠江产薄片。渠江即今渠县广安一带'(分别见原书末253 页和 35 页)”。
陈椽教授沿袭了吴淑《茶赋》与刘源长《茶史》关于渠江薄片产于四川渠县的观点。不过，陈缘教授在这之前的 1977 年关于渠江薄片产地的观点完全不一样(见本文中)。
2、湖南安化渠江薄片之说
毛文锡《茶谱》：“潭、邵之间有渠州，中有茶，而多毒蛇猛兽。乡人每年採撷不过十六七斤 ，其色如铁 ，而芳香异常， 烹之无滓也 ”。又载“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
有专家学者认为， 潭、邵之间有“渠州”是抄录有误，“渠州”应该是渠江。渠江为安化资江一级支流。
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乐史、王文楚撰写的《太平寰宇广记》载："潭、邵之间有渠江，中有茶，而多毒蛇猛兽。乡人每年採撷不过十六七斤，其色如铁 ，而芳香异常， 烹之无滓也 ”。
乐史、王文楚撰写的《太平寰宇广记》
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 6 •木部》介绍安化茶中说：《湘潭县志》载∶《茶谱》有“潭州铁色茶”，即安化县茶也，今京师皆称“湘潭茶”。有专家学者认为“潭州铁色茶”就是渠江薄片。
1977 年陈缘于安微农学院编写，并于 1982 年再改的《茶叶通史》255 页上载:"渠江产薄片。渠江即今湖南新化、溆浦、安化一带"。
1983 年《茶叶通讯》04 期，王威廉的《湖南资水流域 唐代的产茶地_益阳团茶校订》，论证了杨晔《膳夫经手录》中“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以多为贵。”中的“潭州茶阳团茶”校订为“潭州益阳团茶”，文中引用并认同了周靖民关于“渠江薄片茶”产地即为安化渠江的观点。
周靖民是一位从事茶叶事业及其研究几十年的老专家， 1987 年，周靖民编《陆羽茶经校注》，他认为唐代渠江薄片产地就是今安化渠江。“渠江主要流经安化县的渠江镇，源于新化县西北雪峰山麓，经溆浦在安化县渠江镇流入资江”。
1995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程启坤、姚国坤教授，在当年《农业考古》第二期杂志上发表了《论唐代茶区与名茶》，认为“安化、新化为唐代重点产茶地，渠江薄片在今湖南安化、新化”。
2010 年，刘祖生、刘岳耘主编的《中国茶知识千题解》，依据了陈缘、周靖民、程启坤、姚国坤对渠江薄片产地确定的观点，并进一步阐述了“渠江，即今湖南省安化县连里乡的渠江，源于新化西北雪峰山麓，经溆浦而安化入资江，唐五代时，安化地属潭州，新化地属邵州，均未建县，故谓谭、邵之间”。
3、湖南新化渠江薄片之说
2008 年，新化蒋幸东、陈晓阳、陈建华、陈建明的《唐代名茶——渠江薄片原产地之考证》认为渠江薄片产于新化县境内“奉家、双林、长峰、古台山一带”。
杨晔《膳夫经手录》及毛文锡《茶谱》中“渠江薄片”，要么是四川渠县，要么是湖南安化或新化(新化与安化，唐末五代都称梅山，在此不再单列说明)，只能是一处产地!目前，二地三县都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并且已有的证据常被人诟病。
03
否认
四川“渠江薄片”之说的理由
先说宋代吴淑的《茶赋》对渠江薄片介绍：“渠江薄片，《茶谱》曰：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
宋代吴淑的《茶赋》：渠江薄片
《茶赋》所说的《茶谱》，就是毛文锡撰写的《茶谱》。查毛文锡《茶谱》所有版本，仅有“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之说，并单列一条。
而《茶赋》所说“渠州薄片”的依据从何而来?原来《茶谱》中有另一条“潭、邵之间有渠州，中有茶，而多毒蛇猛兽。乡人每年採撷不过十六七斤 ，其色如铁 ，而芳香异常， 烹之无滓也 ”。
《茶赋》引用了潭、邵之间有“渠州”这地名，认为这“渠州”就是四川渠州，而渠州下属的渠县在唐代又称渠江县。
否定吴淑《茶赋》四川渠州薄片理由有三：
一是毛文锡《茶谱》中“乡人每年採撷不过十六七斤”的铁色茶，其范围是“潭、邵之间”，即唐代的潭州和邵州之间。 而后唐至五代时期，“潭、邵之间”是指梅山地区。安化、新化二县在建县(1072)以前称“梅山”。
《忠肃集》卷《直龙图阁蔡君墓志铭》、《肇域志》、道光《宝庆府志》载：“潭、邵间所谓上下梅山，其地千里，马氏以来，瑶人据之，号莫瑶。”因而《茶谱》中这个潭邵之间有“渠州”一定不是四川渠州!更不是四川渠江!
二是毛文锡《茶谱》中潭、邵间的“铁色茶”(铁色茶为安化另一种唐代茶名，本人会另撰文介绍)是一种茶名，这种茶的特点：其色如铁，少而精，食之无滓，为一种散茶芽尖类，产量少而质上乘。而《茶谱》中的“渠江薄片”这种茶的特点，在《膳夫经手录》中的介绍为：产量多且贵(多和贵)，有油、苦、硬，为一种紧压团茶类。 毛文锡在介绍这二种茶名时，中间还介绍了南平县(狼猱山，茶黄黑色，渝人重之，十月采贡。)茶，以及容州(黄家洞有竹茶，叶如嫩竹，土人作饮，甚甘美。)茶。
“铁色茶”是一种散茶，“渠江薄片”是一种紧压茶，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三是《膳夫经手录》与《茶谱》二本典籍中，根本没有“渠州薄片”这种茶名。
吴淑《茶赋》将《茶谱》中的潭、邵之间“渠州”铁色茶与“渠江薄片”茶，二者合二为—，组成“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之说，这显然篡改了原作。
由此知之，吴淑《茶赋》认定渠江薄片就是“渠州薄片”，是引用有误!
再说刘源长在《茶史》一书中，对渠江薄片产地介绍是“神泉、兽目、小团、绿昌明(名亦见建茶内载原始)，产东川，今顺庆府，元曰：‘东川’;薄片，产渠江今顺庆府渠县，汉曰：‘宕渠’，后魏曰：‘流江’，疑是渠江。”
刘源长《茶史》：神泉
四川渠江，是长江支流嘉陵江左岸最大支流，也称渠河，古称“潜水”，又名宕渠水。两晋(266-420)时称巴江、巴水。据郦道元(466 或 472—527)《水经》记载：“潜水出巴郡宕渠县，南入(长)江”，《汉志》亦记：巴郡宕渠县“潜水西南入江”。宋以后定名为渠江。
刘源长本人一定清楚这条汉曰“宕渠”，后魏曰“流江”的河，宋以后才定名为渠江。因此刘源长在《茶史》中特载明“疑是渠江”，“疑”就是怀疑!这就是说刘源长本人也不敢肯定渠江薄片产自四川顺庆府。
杨晔《膳夫经手录》是一部记载宫廷膳食的书籍，在茶叶一章节中，是按照消费群体及饮茶口味、适宜人群分别归类介绍各种产地名茶。“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由油苦硬)、江陵南木香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已上四处，悉皆味短而韵卑。惟江陵、襄阳，皆数千里食之。其他不足记也”。
江陵，又名荆州城。唐上元元年(760)设置南都，以荆州为江陵府，治所在江陵，今湖北荆州。辖地相当今湖北荆州、枝江、潜江、荆门、当阳县部分地区。
襄阳，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唐武德四年(621)，改郡为州。贞观初年置山南道，治所在襄阳城内。五代时期属山南道(实即山南东道)襄州。
施州在北周建德三年(574年)设置，治沙渠县(隋改清江县，今湖北恩施市)。唐朝辖区约今湖北省建始、五峰等县以西地。五峰县与湖南常德石门县相邻。
从唐代“惟江陵、襄阳，皆数千里食之”这一茶叶消费群体区域来看，当时的渠江薄片属一种本地产销。
1992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茶学家陈宗懋任主编，程启坤教授、俞永明教授和王存礼副编审任副主编的 《中国茶经》中认为渠江薄片等四种茶名：“惟江陵、襄阳，皆数千里食之。”是一种本地产销，即包括今长沙周围和湘 、 鄂、川 、黔接壤区域，即湖南、湖北范围，从而排除了渠江薄片产于四川渠县的可能性。
陈宗懋主编《中国茶经》
《膳夫经手录》中“潭州茶……，以上四处，悉皆味短而韵卑”这一句，高度概括了“潭州益阳团茶、渠江薄片茶、江陵南木香茶、施州方茶”四种唐代茶名的相同特点。这是一方山水的人们，因地域条件类似、制法相同、饮茶习俗相近，而形成相同口感的茶。由此，进一步说明了渠江薄片产地只可能在两湖之间。
陈宗懋主编的 《中国茶经》又说：“神泉小团，产于东川(现在云南东川); 昌明茶、兽目茶产于绵州四剑阁以南、西昌昌明(县)神泉县西山(现四川绵阳安县、江油)”。
《中国茶经》不仅否定了刘源长《茶史》中关于渠江薄片产于四川顺庆府渠县之说法，而且也否定了“神泉小团、昌明茶、兽目茶”产于四川顺庆府东川的说法。
《茶史》成书于清康熙八年(1669)前后，该书公开刊行百来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永瑢、纪昀(纪晓岚)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就对该书有评价：“卷端题名自称曰八十翁，盖暮年颐养，故以寄意而已，不足言著书也”。
查遍四川渠县产茶历史， 宋、元、明、清到民国再到现在，一直都不是茶叶的主产区，历史上四川渠县也无茶叶特产之记载，又岂能在唐末五代时期突然出现盛产茶叶呢?
综上所述， 渠江薄片并非由四川渠州所产!
04
明嘉靖年间
崔桐《崔东洲集》最早记载安化渠江茶
明嘉靖年间，辰沅兵备崔桐(1477-1556)，征剿平定安化山寇后，从安化回溆浦途中，乘舟沿资江逆流而上，进入渠江(连里)，并在当地一舒姓农家中寄宿一晚，写有一首《连里道中》：
渠江舍舟趋莲里，草间深入依山岻;
登登渐高路盈尺，飞藤丛棘刺人耳;
喷泉淙淙乱石斑，突兀卧木横道间;
失脚愁落溪百丈，夹面仰看天一弯;
有时下舆度危磴，苔滑仍防踏不正;
左持右翼步蹜蹜，一险百虑心始定;
日落聊宿舒老家，觧衣张榻烹新茶;
摘柑侑酒问风土，面热顿失天之涯;
明朝更发岂辞苦，百里崎岖入溆浦。
呜呼!吾辈乘轩食肉尚艰辛，奔逐更有尘下人。
《连里道中》收集在崔桐《崔东洲集》中， 安化县志中对崔桐及平定山寇之事有记载。同治《安化县志•卷之未•杂说》介绍崔桐：“《江南通志》：崔桐海门人，正德中湖广参议，备兵辰沅，平安化山寇，赐金币”。
当时，崔桐在渠江烹的新茶是一种散茶，或为一种芽尖。为什么不是渠江薄片?这与明太祖朱元璋有关。在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废除唐、宋、元时期的凤团茶，改芽茶为贡茶。
唐、宋时期，社会上主要流行团茶、饼茶、片茶等紧压茶，安化也不列外。
刘源长《茶史》载：“独行灵草、铁色茶、绿芽、片含、金名产潭州，今长沙府，唐曰：“潭州，有湘潭县亦产茶”。
刘源长《茶史》：独行灵草
清人江昱(1706～1775)《潇湘听雨录》说“湘中产茶，不一其地，安化售茶湘潭，即名湘潭(京师称为湘潭茶)，极为行远。邑土产推此为第一”。
江昱《潇湘听雨录》说，安化茶就是湘潭茶;刘源长《茶史》说，唐代湘潭产茶，湘潭茶就是潭州茶!综合俩人的观点，安化茶就是潭州茶。安化在唐代就产茶!
王存(1023～1101)、曾肇等共同编修的《元丰九域志》，其中介绍荆湖路•南路•潭州土贡，有“葛三十匹，茶末一百斤”。
潭州包括当时长沙县、衡山县、安化县、醴陵县、攸县、湘乡县、湘潭县、益阳县、浏阳县、湘阴县、宁乡县。该书于宋神宗赵顼元丰年间(1078～1085)成书，安化土贡茶末当属其中。这种土贡茶末就是一种凤团茶!
《元丰九域志》：荆湖路•南路
茶末一百斤，是指凤团茶一百斤。“茶末”或 “ 末 茶 ”之名， 元朝王祯《 农 书 》解释为： “ 末茶是先焙芽令燥，入磨细碾而成 。”
另明朱权著《茶谱》中也有解释：“盖羽多尚奇古，制之为末，以膏为饼。至仁宗时，而立龙团、凤团、月团之名，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
“渠江薄片”是一种片茶。
片茶在唐代称为腊面茶或凤团茶 ，有的地方称为研膏，属团茶和饼茶一类。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 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直金二两”。
“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比“一斤二十饼”的小片龙团茶，还要小而薄，按常理应该行销上层社会， 为什么在元代及以后就消失了呢?这是因为渠江薄片造法不精，其茶“由油、苦、硬，味短而韵卑。”而最终没有成为朝庭贡品或为朝庭所弃，仅“江陵、襄阳，皆数千(有人认为是‘十’字之误)里食之”。同时，渠江薄片因生产成本高，在宋以后就不再生产了，而改制叶茶即散茶。
【潇湘茶史】《考证》一文说：“渠江薄片产于唐朝时期至宋代，此后未见有关渠江薄片的记载，渠江薄片从此失传”。
元代以后，渠江薄片茶因味短而韵卑，无法进入上层消费群体而遭淘汰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到了元代，蒸青工艺技术进一步完整，其产品从唐、宋的大饼茶到小龙团，由团茶到叶茶已成为社会时尚，渠江薄片改为了散茶或其它品种。
元代王祯在《农书》中对当时制蒸青叶茶工序，说得很具体。他说:“采讫，以甑微蒸，生熟得所。蒸已，用筐箔薄摊，乘湿略揉之，入焙，匀布，火焙令干，勿使焦，编竹为焙，裹蒻复之，以收火气。茶性畏湿，故宜蒻收藏者，必以蒻笼剪蒻杂贮之，则久而不浥。宜置顿高处，令常近火为佳”(见卷十《百谷谱》)。
元代这个蒸青茶的工艺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黑茶制作，其中仅少了“杀青”和“发酵”的工艺，十分像安化农村偏远山区的老农自家制的挂在火坑上的烟熏茶。
到了明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完全废除了唐、宋、元时期的凤团茶，改芽茶为贡茶。
明代何孟春(1474-1536)《 馀 冬 序 录 摘 抄 内 外 篇 》 记载 ： “ 国初建宁所进，必碾而揉 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 ，如宋蔡君谟所贡茶例， 太祖(朱元璋)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一照各处，采芽以进 。 ”
这已经很清楚的表明，在明代以前，社会上主要流行团茶、饼茶、片茶等紧压茶。到了明代，朱元璋认为太“ 重劳民力 ”，才下令 “ 罢造龙团 ”，改造芽茶以进贡。
据明嘉靖《安化县志》和谈迁《枣林杂俎》中记载，明代安化贡茶的详细名目：“御芽二十二斤”和“长沙府安化县芽茶二十二斤 ”。
自明代开始，安化除了制作贡茶外，广大茶农改进以前制茶工艺，又重新大量使用粗老叶，生产价廉物美的黑茶，以此增加广大人们群众收入。
嘉庆《安化县志》卷之十一•风俗•七载录：“至于后乡，长江大河，上通宝庆、下通资江各都，产茶最多，远招引客”。到明万历年间，资江沿岸的渠江(神湾)、马辔市、东坪、江南等地，其大的茶厂每天拣茶工(捡去茶梗)上千人，小的茶厂也有数百人(“经纪窝留拣手拣茶，每厂多则千人、少亦不下数百人”引自林之兰《明禁碑录》)。
至嘉靖年间，辰沅兵备崔桐到渠江时，而渠江薄片早已经一、二百年没有生产了。
05
安化资江(萸江)段
为古时通溆浦要道
明代崔桐从安化资江舍舟入渠江去溆浦，途中并落宿在一舒姓农家。资江沿线一带是否有茶的记载?资江到渠江通溆浦，在唐代是不是一条古道?唐代资江、渠江、溆浦一带是否有舒姓?
1、安化地处荆楚腹地，称荆湖之间，又称荆巴之间
宋熙宁五年建县以前，安化称梅山。古梅山地处在辰、鼎、邵、潭之间，又称为“溪洞”之间。《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二《后周纪三》：“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为州县，著在图籍”。
所谓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为州县，著在图籍。说白了就是古代梅山，其地即属潭州，也属鼎州、辰州、邵州等。
《全宋文•卷六三》中《宋大诏令集》：“勅潭、邵等州管界梅山洞主首等：省本人奏……”这是公元 977 年翟守素征伐梅山时，其圣旨对梅山蛮的开头称谓。梅山为“潭、邵等州管界”，这“管界”显然就是割地。
同治《安化县志卷之二•沿革 》进一步对梅山其地来源进行了细说：“今一、二都原割自益阳之资江乡为之;三、四、五都割自益阳之东坪乡为之。而《王志》(康熙县志)、《赵志》(嘉庆县志)乃云：北割益阳、武陵地为后五都。若以武陵与后乡接壤即以为有割地，则桃源、沅陵、溆浦亦皆有割地矣。”
一都即为今安化县江南、龙塘(乡)、冷市、小淹镇。其中冷市、龙塘连桃源县;二都为今安化县羊角塘镇，连常德市(朗州、鼎州、武陵为旧时称谓);三都为今安化县东坪、田庄、柘溪镇。其中东坪、柘溪镇连桃源县;四都为今安化县马路、奎溪，分别通桃源，溆浦;五都为今安化县渠江、烟溪、南金、古楼、平口。其中渠江、烟溪与溆浦接壤。
资江塘头(塘头在今滔溪镇，又说羊角塘镇)李氏族谱中载：“宋熙宁六年朝廷置安化(县)废资江(乡)隶焉，故吾族为安化人”。这句话的意思，开梅山之前，安化属潭州益阳，羊角塘、滔溪等地属益阳资江乡。
李氏族谱进一步佐证了县志关于安化割地之说的可靠性，这与江南镇资福寺创建者、沩山密印寺三十三任主持智广禅师(《同治县志•沿革》)碑上的记载相同。
资江乡《李氏族谱》：李称之宋熙宁六年
综上所述，在唐末五代十国时期，今小淹、滔溪、江南三镇，原属益阳资江乡;东坪、马路、渠江等库区乡镇，属东坪乡无疑!东坪乡割辰州地。
2、萸江为安化资江代名词，古时为通义陵(漵浦)要道
资江又称资水，在今湖南省中部。《水经• 资水》：“东北过邵陵县之北。” 郦道元注： “县治郡下南临大溪，水径其北，谓之邵陵水……自下东北出益阳县，其间径流山峡，名之为茱萸江，盖水变名也。”《太平御览》 卷 65 引 《湘州记》 曰： “资水一名茱萸江”。
茱萸江包含新化、安化县段，旧时也称“萸江”。康熙年陶之典编辑《大沩山古密印寺志》时，宁乡密印寺当家主持大梅与峰智禅师(曾任安化大福浮山寺主持，“大梅”俗指安化)，写了一首《萸江远侄和尚同订沩志一日假还凤林赠之以诗嘱早就业》的诗，赠送参与修订《沩志》的远侄和尚。
萸江远侄和尚这个称呼，表明远侄和尚供职的地方为“萸江”，萸江为安化资江的代名词。另清代诗人，学者陶必铨(1755-1805)，因自己居住在安化小淹资江边，就以萸江为号，称萸江陶必铨。
远侄和尚具体在安化资江河边哪座寺庙供职，今无可考，但“萸江”作为资江的代名词已是久远，以致有些人认为《膳夫经手录》中的“渠江”就是“萸江”，这并不是说没有道理。
安化渠江历史又怎样呢?
渠江是资江一级支流，渠江发源于雪峰山余脉，源头分别是安化县的敷溪村和溆浦县的羊角山村，经渠江镇晏家村流入安化县境内。
清•嘉庆《安化县志•卷之四•山川》载录：“渠江溪左源界溆浦，右源界新邵至大塘湾敷溪口，入五都五十余里，西入资。”又载：“渠江渡在县西北三百里。”
安化的渠江、烟溪、奎溪、马路等镇，宋代以前属武陵地，也曾属衡阳郡。相传大禹治水经过安化的渠江和资江。
嘉庆《安化县志•卷之四•山川》载录：“禹履洪，在县西北三百里虎口崖下，石险而穿，相传禹治水履此，洪下四十里有禹庙。” 禹庙在神湾，今属柘溪林场范围。大禹治水在衡山南岳立有“禹王碑”。
安化资江通渠江，渠江通溆浦县至酉阳，是古代安化人经“川盐古道”到巴国采购食盐之路。巴国，周朝时期位处今中国西南、长江上游地区的一个姬姓国家，子爵，国都为江州，即今重庆市江北区。
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曰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小虫，与诸虫群飞，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积十馀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乎君于夷城，四姓皆臣之。”
安化苍场(与溆浦、沅陵接壤)出土的一件汉代青铜錞于(收藏于中国黑茶文化馆)，这是巴人的一种乐器。
1992 年，益阳地区博物馆征集到一件安化出土的青铜短剑，剑柄上装饰有高浮雕的几何纹图案，十分精美，这种风格的短剑是典型的濮人遗物。由此可以断定上古的安化有濮人生息过。巴为姬姓，是江汉诸姬之一，为周族。
巴与濮原为两族，后因长期杂居成为一族，故称巴濮。巴国或是巴文化从那时就深深影响安化 。
宋代开梅山置安化县以前，舒、向二姓在资江、渠江、溆浦一带为常居民。《连里道中》 “日落聊宿舒老家”中舒姓为古老姓氏，今安化舒、向二姓主要分布在烟溪、渠江、奎溪。
《宋史•卷四百九十三 •列传•第二百五十二•蛮夷》载：“辰州布衣张翘亦上书言南、北江利害，遂以章惇察访湖北，经制蛮事。而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之苏氏、诚州之杨氏相继纳土，创立城砦，使之比内地为王民。北江彭氏已见前。南江诸蛮自辰州达于长沙、邵阳，各有溪峒：曰叙、曰峡、曰中胜、曰元，则舒氏居之。”又载：“独田氏有元猛者，颇桀骜难制，异时数侵夺舒、向二族地”。
《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载：“唐僖宗光启二年(公元 886 年)潭州阅琐、衡州周岳、邵州邓处纳互相攻伐，石门峒酋向瑰趁机率武陵蛮(自称“朗北团”)攻占州县，陷澧洲，杀刺史吕自牧，自称刺史。召梅山十峒獠断邵州道，梅山遂为梅山蛮所据”。
06
安化山涯水畔、
不种自生，自古以来就产茶
安化位于资水中游，湘中偏北，雪峰山北段主干带，东与桃江、宁乡接壤，南与涟源，新化毗邻，西与溆浦、沅陵交界，北与常德、桃源相连。总面积 4950 平方公里，是湖南省面积第三大县。
宋熙宁五年开梅山置安化县，取归安德化之义，隶属潭州。北宋启疆之初，安化茶叶“山崖水畔，不种自生”，“唯茶甲诸州县”。
1、安化萸江，宋代就产茶!
《宋史地理志》载：“大率有材木、茗荈之饶……”说明安化宋代就产茶。
嘉靖《安化县志》、淸《天下郡国利病书》：宋茶法严甚，邑伊溪(在安化县北三十里仙溪)、中山、资江、东坪产茶，不种而生，味稍佳，民趋其利，奸者乘间啸聚至抗，廵尉习不黎、虎将赖文政，因而为乱，杀掠为患，大帅王侍郎奏于资江龙塘建寨，命将统之一易戍，民赖以安。宋诸寨栅皆险要地寨有团保守御，以备盗贼。
赖文政其人在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巻十二中有记载：“淳熈间(1174-1189)，江湖茶商相挺为盗，推荆南茶驵赖文政为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
“茶驵”即茶马交易的经纪人，宋代荆湖路•南路，包括潭州、衡州、道州、永州、邵州、郴州、全州、桂阳。
安化县于元佑三年(1088)在今龙塘乡资江边置博易场，这时的安化，刚建县还不到 16 年，说明茶叶在安化经济生活中，占据极其重要位置。
安化先有茶，后有县。宋神宗熙宁五年，朝廷派遣章惇(1093年，出将入相)、蔡奕、郭正祥等人开梅山。
在沩山密印寺三十四任主持颖诠长老(曾在今安化江南镇查里滩资福寺、仙溪镇芙蓉广化寺担任过主持，并创建冷市马桥观音寺，后改名桃梵寺)、兴化绍铣、宝理二禅师的协助下，与梅山峒主苏甘进行谈判。
桃梵寺
同治《安化县志•遗事》中说：“颖诠携营中二官先入见峒主，绐以从者。主一见遽曰： ‘此官人也。’颖诠曰：‘主眼高，认之不差，此官人之子。’乃使茶，失手，因而故掌之。”
“乃使茶，失手，因而故掌之。”说明当时苏甘峒主就是用梅山特产茶招待朝廷官方代表，这充分证明了安化产茶在建县之前。
因开梅山有功，湖南转运使副蔡奕升太常丞、直集贤院。蔡奕深感梅山瑶民茶税太重，请求朝庭减免。宋刘挚《直龙图阁蔡君墓志铭》述蔡奕开梅山之功绩说：“长沙诸邑，负茶租田税，积为缗钱四万，请如赦蠲除”。
2、安化萸江，唐代就产茶
山西祁县晋商文化博物馆内，有本长裕川茶庄的手抄本，其中就说到安化唐代就产茶。
该手抄本后收录为《平、祁、太经济社会文献丛录•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其中“预启，贵境(安化)智慧董事君子雅鉴：窃思近来世道，人心大变，不学孔孟，尽效墨翟。尝闻茶出唐朝贵地，宋属中国，产出茶叶，秦国原定引地。晋省历代谕旨招商，而两省商人来安采办黑茶”。
长裕川茶庄于清嘉庆年间来安化办茶，寄寓在江南镇边江刘进吉之生记茶行。
前面已经提到刘源长《茶史》、江昱《潇湘听雨录》、《本草纲目拾遗•卷6•木部》及《湘潭县志》的记载：说唐代潭州，有湘潭县亦产茶，湘潭茶就是安化茶!
安化唐代产茶无疑!但唐末至五代，渠江属东坪乡，东坪乡在唐代是否有具体案例记载产茶呢?这还须从神山(辰山)白云寺僧密禅师佛事活动中找答案。
清同治《安化县志》十四卷十二、十三页载：“白云寺，在县西北六十里三都辰山，唐僧密(‘密印’为误)禅师所建，明宣德间，谌三台(召)僧善明重修，后僧问石有‘深入白云根’之句，崇祯壬午挂锡于此，人以为谶语云”。
《赵志》，《周志》：“知县吴兆庆《白云寺记》：辰山去县治西北百六十里，由东坪、桥口而上，高远可四十里许。山经幽邃，涧道逶迤，中多怪石，嘉树茂草。昔汪真人尝炼丹于此，盖仙灵窟宅也。上有寺，曰‘白云’，创自唐僧密(印)禅师，中有田可耕，寺僧咸仰給焉”。
辰山又名“神山”。县志又云：“熊山之西十里有小支焉，曰‘长岭界’(在县西北百五十里一都)，西十里曰‘辰山’，一名‘神山’，一名‘白云山’(在县西北一百六十里三都，《一統志》作在县北百八十里，誤)。县西北有辰山，高四十里，上有白云寺，有田产、药材，春夏蟒蛇毒物出沒于中”。
白云寺
熊鱼山在《鱼山剩稿》里，有篇《潭州神山白云寺问石乘禅师塔院碑记》，介绍了僧密禅师于唐咸通(860-873)间来辰山。“过去，世不可考。自唐咸通间，僧密禅师行道于此，载在传灯，迄今垂千禩……”。
僧密禅师为何方人氏，已无从可考。但他的师父云岩昙晟禅师 (781-841)，师祖药山惟俨禅师(751-834)，及师弟洞山良价禅师(807-869)都为唐代高僧。其中洞山良价禅师与弟子曹山本寂(840-901)创立的曹洞宗，为中国佛教禅宗五大家之一。
潭州神山僧密与洞山良价，他们师兄俩关系特别密切，经常结伴游方参学，《景德传灯录》卷十五、《五灯会元》卷五皆有其传。
僧密本是洞山的师兄，但洞山却称僧密为师伯(《五灯会元》中洞山亦称僧密为师伯，《传灯录》则改)。师伯也指师兄，是对同门中年老有德者的尊称，足见神山僧密禅师其学问有多高。
辰山白云寺创建于唐代 860 年至 873 年间，与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的撰写时间相差只有几年。
神山僧密禅师有许多著名语录，《五灯会元》均有载。其中一则涉及茶事：神山僧密，一日，与洞山锄茶园，山掷下镢头曰：“我今日一点气力也无。”师(僧密)曰：“若无气力，争解恁么道?”山曰：“汝将谓有气力底是”。
茶禅一味，大道至简。唐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和茶文化发展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佛教也极为盛行。饮茶、品茶遍及全国，佛茶、禅茶、贡茶、礼茶也达到空前的高度。僧人广游天下，众多流传的名茶中，有不少最初出自于寺院僧人亲手种植、炒制。
从《五灯会元》中的记录看，潭州神山僧密与洞山良价，师兄二人一同去过南泉寺(常德)、沩山寺(宁乡)等寺庙参禅悟道。那时，采茶、锄草、种菜放牛、煮茶等劳作是寺庙僧人禅修的一种重要方式。而神山作为僧密禅师开基创业的地方，怎么可能缺茶?
唐代安化东坪乡属辰州地，《湖广图经志•湖广通志卷之十五•长沙》“辰山：在县西北一百三十里，其山盘旋起伏，远接辰沅界，故名”。而辰山又名“神山”，僧密禅师来神山之前，为汪真人炼丹于此。
《湖广图经志•湖广通志卷之十五·长沙》：辰山
神山最早名可能是“钟山”，而钟山又可能是“无射山”。
宋朝开梅山以前，安化为蛮人所据，安化第一任县令毛渐(1036--1094)在《梅山颂》中“惟此南方，夷俗杂处”;又宋吴致尧《开远桥记》中描述梅山蛮：“衣制斑斓(颜色错杂灿烂)，言语侏离(形容语言难辨)”。 “无射”在汉语释义中为钟名，无射山就是钟山，而钟山之名也许因蛮人言语侏离而发音读成“神山”。或许蛮人一直称神山，而传言者误为钟山即无射山。
唐朝陆羽《茶经》“七之事”章节引《坤元录》“辰州溆浦县西北三百五十里无射山，云蛮俗当吉庆之时，亲族集合于山上，山多茶树”。
《坤元录》为隋唐年间所著，已失传。除《坤元录》外，史籍没有“无射山”的记载。同治《溆浦县志》也以“无射山”不可考，否定了此事。
既然溆浦没有“无射山”，那《坤元录》中“无射山”也许就是指的隋唐属辰州的安化神山。至于方位，古人常常搞错，陆羽《茶经》中，也有多处方位的错误。
《辰州府志》载：“沅陵与安化交界处，地名‘界亭’产茶!岁以充贡”。界亭在今沅陵官庄镇与安化马路镇交界处，系辰山山系。宋代以前马路镇属潭州益阳东坪乡，割辰州地。界亭宗主山为神山，无射山多茶树，也就是神山多茶树。
3、安化萸江，三国时代就产茶!
唐、宋时代或更早，安化又称“荆湖”之间或“两湖”之间，两湖之间又处在“荆巴”之间 。三国时代，安化有段时期属蜀国，有段时期属东吴荆州，正夹杂在荆巴间。
三国魏时张揖的《广雅》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姜葱芼之”。 西晋的《荆州土地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荆巴间也好，荆州也好，安化当属之。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苏益馨、梅峰纂修的《石门县志•茶法》记载：“盖邑人所饮，半仰给于鹤峰各溪洞，而雀舌、龙团……悉购自他乡。安化佳品(指茶)，下裕民生者之克擅美利于无穷也。哉!此石邑茶法所由不设也”。
《石门县志》：茶法
道光三年(1823年)，谭震、方堃纂修的《桃源县志•物产》载：“惟南乡近安化界产者(茶)颇佳”。
石门、桃源为古代武陵七县之一，一千多年后还在说安化茶好，还要从安化购雀舌、龙团茶!显然，安化产茶历史与武陵七县一样悠久。
4、安化萸江，两汉时代就产茶
安化资江、渠江是古代马援将军征战五溪蛮的要道 。马援将军征战五溪蛮，其道取资江入沅陵、溆浦。《马援传》载：“初，军次下隽(今湖北通城西)，有两道可人，从壶头则路近而水险(湘、资、沅、澧以资水最险);从“充”(今桑植)则涂夷而运远。“当时耿舒主张从“充”道，而马援主张从“壶头”。
按耿舒的主张，应该是沿澧水而上，首先攻打五溪蛮首领相单程的老巢“充”，(相单程为桑植人);马援则主张逆资水而上，首先在沅陵、辰溪一带，打掉五溪蛮的主力，然后直捣溆浦，收复被五溪蛮所占领的武陵郡治义陵县城。
唐人李贤，李延寿注五溪蛮时说，当时的五溪蛮多在辰州界。汉代时期，今江南、东坪资江沿线等地属长沙国(郡)管控，因此，马援选择从安化资江进入，是为上策。
马援将军取道资江进沅陵、溆浦，征战五溪蛮，必过马路溪(今属马路镇)、马辔市、圭溪坪，因此县志有多处记载。
嘉庆《安化县志•卷之三•山川》载录：“试刀崖在县北二百里马路溪，有石如笋，高二丈，上有刀痕，相传马伏波平五溪蛮试刀于此。”
嘉庆《安化县志•卷之二•沿革》又载：“马辔市，东汉马援征五溪蛮，由此舍舟操辔踰沅故名”。
同治《安化县志•卷之十二•壇庙》载：“伏波庙在县西二百五十里四都圭溪坪，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五溪蛮驻兵于此，居民立庙以祀，康熙五十年重修”。
宋代推官吴居厚(1037—1113)的《梅山绝句十首》中云：
板屋依崖不记时，裹头今已就招携;
可憐马援贪残杀，空有虚名在五溪。
(嘉靖《安化县志卷之六》)
以上县志记载，足以说明马援将军征战五溪蛮是逆资江而上，取道与桃源、沅陵、溆浦接壤的马路、奎溪方向进攻溆浦，并病死于壶头山。
相传擂茶为马援将军征战五溪蛮时所发明，用来解毒消病。清嘉庆《常德府志》记载：“乡俗以茗叶、芝麻、姜合阴阳水饮之，名擂茶”。
《桃源县志》名“五味汤，云：伏波将军所制，用御瘴疠”。 擂茶是历史，也是传说。与安化相近的桃源、桃江、新化等县都有喝擂茶的风俗，那时的安化、桃源就产茶。
5、安化萸江，虞夏时代就产茶
安化古时为禹贡荆州之域。《尚书•禹贡》载：“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 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厥土惟涂泥， 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 金三品，杶、干、栝、柏，砺、砥、砮、丹惟菌簵、楛，三邦底贡厥名。包匦菁茅……”。
1791 年，清代名臣两江总督陶澍父亲陶必铨，是一位学者。他在主修旧治梅城南宝塔期间，往返小淹居地，夜宿洞市鹞子尖茶亭而作《鹞子尖茶引》。《鹞子尖茶引》中有“禹贡荆州之域，三邦底厥贡名，李安溪以为名茶类。”陶必铨认为贡厥名中“名”为茗，即茶类。同时陶必铨引用了清康熙年朝庭重臣李光地(又名李安溪)对“名”为“茗”的考究。陶澍在他的《试安化茶诗》中：
我闻虞夏时，三邦列荆境;
包匦旅菁茅，厥贡名即茗。
其见解与父亲的《茶引》观点一致，认为安化在虞夏时期就产茶。
甘露茶亭
(资料来源：安化黑茶传媒平台)
贡茶的发展历程
贡茶是中国茶文化中重要的一环，也是中国古代宫廷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古代贡茶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化的体系、一种文化的累积。贡茶不仅关乎宫廷生活，也对社会经济有重要的影响。历代地方官员为了迎合宫廷，费尽心思培育新的品种，改进制作工艺，逐步形成了国内相对统一又各具地方特色的贡茶体系，推动着中国茶叶不断向前进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几大产茶区。贡茶文化作为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中国茶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何为贡茶？
我国茶叶生产历史悠久，是世界主要的产茶国之一。陆羽认为茶始于神农，虽然关于中国茶叶起源的最终时间至今尚有争论，但秦汉之前四川地区早已经有茶叶种植的历史是明确的。其后，茶叶逐渐从巴蜀地区传播到全国。
贡赋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重要的国家制度之一，“国家权力对不同领土区域的控制，伴随着朝廷对版图内地方之间贡赋体系的建立，这个贡赋体系的架构与运行方式，体现了统治机构逐步建立的逻辑。”在中国古代，有“九贡”之制，九贡即祀贡、嫔贡、器贡、历贡、材贡、货贡、服贡、游贡、物贡。其中的“物贡”一类，专指地方向中央进献的土产实物。《钦定文献通考》中有“臣等谨按马端临做土贡考，谓古之土贡，即在赋税之中犹当其租入云耳。”茶叶作为重要的地方特产，一直都是“物贡”中重要的一类。关于贡茶的起源，现今见于确切文字记载的是晋代学者常遂的《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灭商后，巴蜀部落“鱼铁盐铜，丹漆茶密……皆纳贡之……园有芳蒻香茗”。这里的“香茗”即茶叶。同时，作为一种赋税形式，贡茶也是政治上君臣关系确立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特定历史阶段所具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如五代时，“江南国主李璟遣其臣伪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钟谟等，奉表来上叙，原以大国称臣纳贡之意，仍进……茶茗药物等”。现存文献中最早有具体数字的贡茶记载出现于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寇宗奭所著《本草衍义》中，“东晋元帝时，温峤官于宣城，上表贡茶叶一千斤，贡芽三百斤”。其后，贡茶数量逐渐增加，贡茶的品类和区域不断扩大。到唐代时，中国的贡茶制度最终确定下来。
今人在湖州长兴顾渚山大唐贡茶院遗址建起的纪念建筑。
唐代贡茶
唐代是中国古代贡茶制度最终形成时期，此后历代相沿，直至封建专制制度终结。唐代的贡茶有两种形式，一是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主要有常州阳羡茶、舒州天柱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洲鸠坑茶、宣州鸦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二十多个州的名茶。唐代湖州太守裴汶在其所著《茶述》中对唐代的贡茶进行了一番点评，“今宇内为土贡实众，而顾渚、蕲阳、蒙山为上，其次则寿阳、义兴、碧涧、邕湖、衡山，最下为鄱阳、浮梁。”在《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了唐代贡茶的区域，见下表。
除了地方纳贡外，唐朝政府还在一些名茶的重点产区设置贡茶院，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湖州长兴顾渚山设立的贡茶院。此处茶树生长环境优越，水路交通便利，适宜建立茶叶加工厂。唐代的贡茶院由中央政府派官员直接管理，“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茶园雇用由政府控制的茶农种植、采摘、制做贡茶。唐代贡茶院规模巨大，最鼎盛时有“工匠千余人，役工三万人”。诗人李郢在《茶山贡焙歌》中所描绘：”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旗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茶来。凌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研膏架动声如雷，茶成拜表奏天子。万人争看春山摧，驿骑鞭声砉流电。夜半催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诗歌抨击了贡茶给地方带来的沉重负担，也刻画、记录了唐代贡茶院的制茶过程和兴盛场面。
宋元贡茶
宋代的贡茶制度在沿袭唐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变化，随着顾渚山贡茶院的衰落，北宋政府在福建建安设立贡茶园，专门负责宫廷饮茶的供给。宋代学者赵汝砺在《北苑别录》记载：“建安之东三十里，有山曰凤凰，其下直北苑，旁联诸焙。厥土赤壤，厥茶惟上上。太平兴国中，初为御焙。庆历中，漕台益重其事，品数日增，制度日精，厥今茶自北苑者，独冠天下。”相较于唐代的贡茶院，宋代的贡茶园规模更加庞大，形成了“独冠天下”的贡茶。
在贡茶数量上，宋代贡茶园也远超前代。熊蕃在《宣和北苑贡茶录》中记载：“太平兴国初，贡五十片……累增至元符，以片记者一万八千，视初已加数倍，而尤未盛，今则为四万七千一百片有奇矣。”宋代北苑茶园不仅茶产量巨大，且从制作工艺，外部包装、保存方面，都比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这样描述北苑的贡茶：“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甲于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百废俱举，海内晏然。……近岁以来，采摘之精，制做之工，品第之盛，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达到了“草木之灵者，亦得以尽其用矣”的境界。元代的贡茶仍以建安的皇家茶园为主，规模相对小于宋代。除沿袭宋代在北苑德御茶园之外，元官府还在武夷的四曲溪畔开设新的御茶园，扩大了御茶的生产区域。“元大德间，浙江行省平章高兴始采制充贡，创御茶园于四曲，建第一春殿，清神堂，焙芳、浮光、燕宾、宜寂四亭。门曰仁风，井曰通仙，桥曰碧云。”宋元时期完备的贡茶园制度为明清时期贡茶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宋元时期除了贡茶园外，一些产茶地区也会向朝廷进贡一定数量的贡茶，这些产茶区域多数在唐代就已经贡茶。在《宋史·地理志》中记载当时贡茶的地区有：淮南东西路、南康军、广德军、江陵府、潭州、荆湖南北路、建宁府、南剑州、雅州、兴元府等，基本上囊括了当时重要的产茶区。
藏于北京故宫的普洱金瓜贡茶。
明清贡茶
明代，贡茶的数量急剧上升，除了规模较小的几个皇家茶园外，贡茶主要依靠5个主产茶省的进贡。明太祖时，全国的贡茶数额分配“南直隶500斤，江西405斤，湖广200斤，浙江520斤，福建2350斤。”其品种也不断发生变化，散茶取代原来宋元时期的“龙团凤饼”，成为贡茶的主体，“历代贡茶皆以建宁为上，有龙团、凤团、石乳、滴乳、绿昌明、头骨、次骨、末骨、京珽等名。而密云龙品最高，皆碾末做饼。至明朝，始用芽茶，曰探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笋及荐新等号，而龙凤团皆废矣，则福茶固甲于天下也。”从明代开始，贡茶主要以散茶为主，这种散茶的流行也带动了饮茶方式的变化。
清代承袭了明代的贡茶制度，并在其基础上扩大了贡茶区域，贡茶数量和品种也增加很多。清代的贡茶省份由明代的五省扩展到十三个省，品种也大量增加，基本囊括了主要的茶叶品类，其规模和数量也远超前代。从进贡时间上看，清代贡茶的品类基本涵盖了清代主产茶区的茶叶品种，具有数量大、品类全的特点，这种特点贯穿清王朝的始终。诸如龙井茶、武夷岩茶和六安茶等，这些茶品基本上在前代也是重要的贡茶品类，在清代，其进贡从清初一直延续到清末。也有一些贡茶品类是从某一朝开始进贡并延续到了清末。如普洱茶，大量的进贡是从雍正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还有一些茶叶品种，由于战乱或其他客观原因，在某短时间曾停止进贡，如六安茶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就曾数年未贡。此外，一些茶叶由于各类原因，进贡到宫廷的时间较短，如日铸茶，从《宫中进单》来看，其记载非常少，由此推断其进贡的次数相对有限，时间较短。从贡茶地域上看，清代贡茶的产地由明代的五省扩展到清代的十三省，将清代几乎所有的产茶省份纳入其中，特别是偏远的云南、贵州和前代并不进贡的山东、陕西等，在清代都成为重要的贡茶省份。究其原因，一是清朝统治区域的扩大，通过改土归流等措施将云贵边区纳入到清王朝的直接管辖范围内，使得诸如普洱茶等茶叶品种成为清代贡茶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清代全国经济更为一体化，不同地域间的茶叶贸易量不断扩大，进而衍生出一些新的贡茶品种，如山东地区，在清代开始移植、培育相关的茶叶品种，并出现了陈蒙茶这一贡茶品种。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的贡茶制度更加完备，不论是采买、包装、运输还是接收，清代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这些制度环环相扣，保证了清代贡茶的正常供应。清代贡茶涉及的部门不仅包括各地方政府官员、茶农，还包括到中央的礼部、户部、奏事处、茶库、茶房等机构。在贡茶的征缴、解运、接收过程中，各个部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这种完备的体系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成为清代进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茶叶的特殊性，年代久远的贡茶我们无法见到。目前我们所见的到的贡茶文物基本上都保存于故宫博物院，其品类包含清代十三省进贡的各类茶叶品种。这些贡茶虽然历经岁月的洗礼，依旧保存完好，特别是很多放置在锡瓶、银瓶内的茶叶，至今尚未开封，保存了清代贡茶的原貌。这些贡茶文物成为我们今天认识和研究贡茶文化最重要的文物载体，也成为中国茶文化重要的实物见证。清代十三省的部分贡茶品种，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进单》整理，见下表。
贡茶的历史影响
中国古代数量庞大的贡茶，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庞大数量的贡茶使产茶区的经济走向单一化，而且对质量的高要求也对茶农造成了很大的负担，甚至导致家破人亡，同时，对茶叶的高要求也推动了质量的提升，大量新的茶叶品种出现，又拓展了茶农的经济来源，丰富了茶叶文化的内涵。由于宫廷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当时社会的生活风尚，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贡茶之弊
庞大的贡茶数量，对于贡茶地方的官员和百姓来说，其负担是可想而知的。正如明代正德年间的官员曹琥列举了贡茶所带来的五大弊端，“有芽茶之征，有细茶之征，始于方春，屹于首夏，官校临门，急如星火，农夫蚕妇，各失其业……及归之官，又拣择去取，十不中一，遂使射利之家，先期采集，坐索高价……又官校乘机私买贷卖，遂使朝夕盐米小民，相戒不敢入市。”这种繁重的贡茶任务，使得茶农承受着沉重的负担。许多地方不得不放弃许多原来的产业而改种茶叶，这样一来生产的单一化，使得百姓难以承受天灾带来的危机，一遇荒年，则百姓衣食无着。在征缴贡茶的过程中，一些官员营私舞弊、低价强买的现象时有发生，且在贡茶的运输过程中各种耗费都被均摊在了茶农的身上，更加重茶农的负担。由于贡茶带来了各类社会问题，使得当时的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稳定贡茶区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保障茶农的基本利益。
清人陈章在《采茶歌》中记述了贡茶给茶农带来的沉重负担，“催贡文移下官府，哪管山茶芽未吐。焙成粒粒比莲心，谁知侬比莲心苦。”庞大的贡茶数量，且对贡茶的采摘时间和质量的严格要求，使得产茶区的茶农疲于应对。清人释超全在《武夷茶歌》中有这样描述采摘贡茶的辛苦：“往年荐新苦黄冠，遍采春芽三日内。搜尽深山粟粒空，官令禁绝民蒙惠。种茶辛苦甚种田，耘锄采摘与烘焙。谷雨期属处处忙，两旬昼夜眠飨废。道人山农难为粮，春作秋成如望岁。”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种茶之苦甚于种田，茶农辛苦一年都难以解决温饱，以致乾隆在看到民间采办贡茶时，也少有地发出慨叹“敝衣粝食真不敷，龙团凤饼真无味”。
被乾隆皇帝采过的“十八棵”茶树不是贡茶，但构成了中国茶的历史。
贡茶之利
虽然贡茶给产茶地方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由于贡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不能忽视的。各个地方官为了迎合宫廷，在茶叶的选材、包装、加工等方面都着实下了很多功夫。这种政府机构对茶叶的干预和引导作用，促进了茶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贡茶扩大了茶叶产区。以清代为例，贡茶使茶叶培植技术在明代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多个著名的产茶区，这些初具规模的产区对推动清代茶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如碧螺春，“洞庭东山碧螺峰石壁，岁产野茶……土人曰吓煞人香，康熙乙卯，车驾幸太湖，抚臣宋荦购此茶以进，上以其名不雅顺，题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有司，岁必采办矣。”在碧螺春成为贡茶后，原本的“野茶”一跃而成为名茶，其主产区洞庭山产茶区的茶叶产量逐年递增，最多时达到4360斤，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再如普洱茶在成为清宫贡茶以后，普洱地方“茶山极广，夷人管业。采摘烘培，制成圆饼，贩卖客商，官为收课，每年土贡，有团有膏。”“普茶名重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使普洱茶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收入，并带动了周围商业的发展。再如松萝茶，清代“歙北擅茶茗之美，近山之民多业茶，茶时，虽妇女无自逸暇。歙之巨商，业盐而外唯茶。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赊，其茶统名松萝，而松萝实乃休山。匪隶歙境，且地面不过十余里，岁产不多，难供商贩。今所谓松萝，大概歙之北源茶也，其色味较松萝无所轩轾。”从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信息，即所产松萝茶数量是有限的，大量的北源茶冒充松萝在外经销，从侧面反映了松萝茶在当时社会的认可程度，这是贡茶免费的广告效应之一。在贡茶产区，一批著名的茶叶商号的出现，标志着该地区茶叶产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如清末盛产普洱茶的地方出现了雷永丰、裕兴祥、鼎春利、恒和元、庆盛元、大吉祥、谦益祥、瑞丰号、均义祥、复和园、同和祥、恒太祥、大有庆、利华茶庄等一批商号，每年在此加工的毛茶达到500吨以上，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普洱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
仇英所绘《斗茶图》，斗茶的场地在山野间浓浓的松荫之下，雅士们在此斗茶比香，赋诗行茶令，一派悠然情趣。
贡茶提高了茶叶的品质。宫廷对贡茶的要求非常严格，皇帝依据自己的口味对进贡的茶叶进行选择，这种有分别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采办贡茶的官员，地方官会根据皇帝的要求精选茶叶，甚至调整茶叶采摘的时间、加工的方法等，这种无形中的间接调控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茶叶的品质。如蒙顶茶，“名山之茶美于蒙，蒙顶又美之上清峰……其茶，叶细而长，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以其异，谓曰仙茶，每岁采办三百五十叶，天子郊天及太庙用之。”再如郑宅芽茶，“闽中兴化府城外郑氏宅，有茶二株，香美甲天下，虽武夷岩茶不及也，所产无几，邻近有茶十八株，味亦美，合二十株。有司先时使人谨伺之，烘焙如法，藉以数以充贡。间有烘焙不入选者，以飨大僚。”清人査慎行在《御赐武夷芽茶恭记》中有：“幔亭峰下御园旁，贡入春山采焙乡。曾自溪边寻粟芽，却从行头赐头纲。云蒸雨润成仙品，器洁泉清发异香。”除了精选茶叶之外，各地还在茶叶的加工等方面做足功夫。如湖南的安化茶在明代仅仅能加工成黑茶，但到清代经过茶农们的不懈努力，加工的安化红茶不仅成为贡茶，且名扬中外。乾隆在《观采茶做歌》中记述了龙井贡茶制作时的精细，“火前嫩，火后老。惟有骑火品最好。西湖龙井旧擅名，适来是一观其道。村男接踵下层椒，倾筐雀舌还鹰爪。地炉文火续续添，干釜柔风旋旋妙。慢妙细焙有次第，辛苦功夫殊不少。”正是在宫廷的干预下，贡茶地方官员和茶农精益求精的培育和制作茶叶，客观上促进了茶叶质量的提升，出现了一些影响至今的著名茶品。
贡茶带动了茶叶包装的进步。除了对茶叶本身的影响外，各个地方为迎合宫廷，在茶叶的包装等方面也不断提升。清代赵懿在《蒙顶茶说》中这样描述：“每贡仙茶，正片贮两银瓶，瓶制方，高四寸二分，宽四寸，陪茶两银瓶，菱角湾茶两银瓶，瓶制圆，如花瓶式，颗子茶，大小十八锡瓶。皆盛以木箱，黄签丹印封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贡茶主要是用银瓶和锡瓶包装，特别是锡瓶，更是被广泛的使用，这主要是因为锡瓶的密封性好，可以长久保持茶叶的原味。现在故宫博物院现存的茶叶文物也基本上是用锡瓶包装的。这些贡茶文物基本沿袭了前代贡茶的包装风格，材质以银、锡为主，锡器采用铸、錾等工艺制作出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主要有龙凤纹、暗八仙纹、八宝纹、水仙纹及花鸟纹等，造型有如意云、花瓶等各式。容器外一般包有黄色的布套或者黄缎套。此外还有一些大的包装盒，将茶叶放置在其中，这些盒也基本上以黄色或明黄色为主，显示出皇家独有的特性。这些贡茶的包装很多至今沿用，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贡茶对茶产业的影响实际上是政府机构对茶业的干预和引导作用的结果，贡茶由民间到宫廷经历了一个对茶叶品质不断求精的过程。同时，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代表着一切，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生活背景和审美情趣，决定了一个时代的产品特别是宫廷特殊消费品的品种和艺术风格。宫廷在对贡茶的评价、反馈和使用数量等都对茶叶生产技术和质量的提高带来了一个竞争和促进的机制。通过这样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交流，贡茶在保证宫廷使用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品质，使其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资料来源：茶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