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茶哪一种最便宜

一种茶，原本默默无闻，如何让它在几年之内做到全国爆红，又如何让它从几百块一斤的价格，飙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斤的？

没错，靠炒作！

炒作是那么容易的吗?那可是硬桥硬马的真本事，我们崂山茶因为产量稀少，价格比较高，所以很多网友经常在我文章和视频下方留言，说崂山茶价高不就是靠炒作吗？咚咚你也别在那又拍又写的，炒作什么？

一开始我没什么反应，后来看多了，发现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我这心态有点炸：这些“炒作炒作”张口就来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茶叶炒作吗？天真了吧？今天咚咚我就跟大家详细说说炒作茶叶的事。

炒作一种茶，比看战争大片还刺激，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徐徐渐进，环环相扣，惊心动魄，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事：大庄家发了，了事拂身去，深藏钱与名；炒客们惨了，崩盘如山倒，一朝解放前。

全国最开始炒作的茶，就是普洱，后来有大红袍、安化黑茶等等，而全国第一波茶叶炒作的始作俑者，就是一批台湾茶商，他们的招数眼花缭乱，到如今还被经常拿来用。

今天，咚咚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炒作一种茶，都需要做些什么？

普洱茶：噩梦开始的地方

2004之前，知道普洱这种茶的人寥寥无几，喝的人就更少了，原因很简单，普洱作为边销茶，主要供给西藏等地区的牧民们喝，同时边销茶过去受国家管制，价格也一直上不去，云南又地处偏远，内地绿茶情节严重，别说普洱，就是红茶也没几个人喝，再一看这粗枝大叶子做的茶，加工也粗糙，茶饼里还经常夹杂着鸡毛什么的，简直下不了嘴。种茶也不挣钱，很多茶农甚至把古茶树都砍了，改种水果。

说起那几年的普洱，可怜得能让人掉泪。

但普洱茶在80年代就已经在港台地区开始流行起来，最初因为便宜又耐泡，普洱成为香港茶楼的宠儿，后来这批港台茶商居然发现了一个门道：随着储存时间的延长，普洱茶的味道竟然上去了，普洱的储藏属性被这帮人挖掘了出来，众茶商欢呼：我的天，这不收藏价值就来了！

于是这拨人就开始在港台地区炒作普洱老茶，那几年确实弄得挺红火，但炒作注定长不了，更何况台湾香港才多点人，发展得又比较早，已经被各种营销手段教育过好几轮了，都精得跟猴似的，所以没几年功夫，大规模普洱炒作就在港台地区歇菜了。

于是台湾人盯上了大陆。大陆这个时候是个什么情况？刚加入WTO，第一波人也富起来了，但钱袋子鼓了，却没见过什么大阵仗，属于“人傻、钱多”的阶段，那是真·土豪，这不正是人家下手的机会吗？

阿哥，阿叔，速来！

炒作第一招：打文化牌

在中国，一种茶要想成为名茶，必须征服一类人——精英阶层，而且最好是皇帝，靠这些人带货是最便捷的路数。只有这群人说好，这茶叶才能出名，全国人民才能效仿精英们去喝，古往今来皆是如此，龙井、碧螺春、茉莉花、金骏眉不都是这样火的吗？

正因如此，茶叶必须具有文化属性，才能入得了精英阶层的法眼，要不然这群人聚在一起喝茶的时候，咽了汤之后就只能大眼瞪小眼了，顶多说句：这茶不错。

那能行吗？那不得瞎扯两句，显得自己有知识，有品位，有票子吗？

来，小王，喝了这杯82年的普洱，然后给我写个喝后感

所以这第一招，就必须凸显茶叶的文化属性，越古老越好，越高大上越好。

台湾人炒作普洱茶的第一步，就同时打了两张文化牌，搞了个大阵仗：在2005年的时候，上演了一出“马帮进京送贡茶”的好戏。

2005年5月1日，一支由120匹马、43名赶马人、20多名管理和后勤人员组成的马队，从云南向北京进发，打着旗号是：“云南普洱·瑞贡京城”。

整整5个月，大小活动相互配合，马帮一路北上，引起全国各地媒体的关注，成为当年最火的事件之一，一路走一路曝光，赚足了全国人民的眼球。

为什么是两张文化牌：第一张讲的是茶马古道，凸显了普洱茶的历史属性；第二张是贡茶，讲的是普洱茶的高贵身份，乾隆爷都喝过，还写了诗（“独有普洱号刚坚，清标未足夸雀舌”），那能错的了吗？

要说乾隆就是吃了活得太长、写诗太多的亏，一生写了三四万首诗，没一首能传世的，但一不留神就被别人给用来打广告了，而且连广告费都没有，从京城亏到爪洼国去了！

那个时候的国人，也是纯真可爱，哪见过此种手段，本来以为在路旁看热闹，当吃瓜群众呢，没想到自己早就被算计进去了。一帮媒体也跟着瞎起哄，本来以为能蹭人家点流量，结果却给人家抬了轿子，捧了臭脚。

这不就是现在的路演吗，想想也是可笑，就搞这么个前后矛盾的宣传手段，也能成为一个重大社会新闻。

要是放在现在的舆论环境，我估计很多媒体人和围观群众就要开始喷了：你们马帮是不是走错路了，贡茶是你们能送的吗？茶马古道是往京城走的吗？赶紧掉头，往西藏走，不务正业，没脑子也学人家炒作！

没办法，人嘛，都是从傻白甜过来的，被坑几次，就都精了。

还没完，除了送贡茶入宫，还有迎贡茶回家。

2007年，“在故宫中珍藏了百余年，被专家誉为普洱茶中的珍品的“万寿龙团贡茶”，3月19日离开北京故宫，途经天津、山东、上海、浙江、广东等地，返回云南省普洱市。”

当年为了这个真·宝贝疙瘩，相关部门还购买了保额1999万元的保险

据说当时场面非常火爆，大人物都站台了，市民为了一睹普洱茶老祖宗的风采，把现场挤得是水泄不通。

打文化牌这招也被咱们大陆这边学会了，以至于几年后宣传安化黑茶的时候，就借鉴了普洱茶的路数。

普洱不是有茶马古道吗？我们安化黑茶有万里茶路啊，清朝时候，晋商就是从我们安化出发，北上5千公里，将茶叶送到俄中边疆的蒙古恰克图，所以万里茶路是“纵贯中国、连接欧亚的国际商贸大道，是推动世界贸易发展的大动脉，其历史意义完全可与“丝绸之路”媲美”。

08年的时候，相关人士拍摄了《万里茶路》的纪录片，另外还请了当时名气极大的张纪中拍了一部以安化黑茶为线索的《菊花醉》，讲的是清朝咸丰年间的事，结果没上映，不知道什么原因。

大红袍当年炒作的时候就更方便了，连纪录片也不用拍，先把名字来源，“状元给茶树披红袍报恩”的故事炒一炒，然后直接亮明自己顶级国茶的身份：咱们是历代皇家贡茶，6棵树一年就产八两茶，也就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能给他四两，其他人玩蛋去吧，如今种植技术先进了，大家也能跟尼克松一个待遇啦。

母树茶到底啥味？

打文化牌，除了策划活动、拍摄电视节目，很关键的一招，就是写书。

咱们国人认一个理：一种说法如果要可信，必须成书，也就是“著书立说”，书上写了，那就可以用来辨别真伪，否则即使名声再大，也没有可信度，因为书上没说啊~

普洱茶就是吃了这个亏，古往今来的历史书籍中，对普洱茶的记载是凤毛麟角，台湾人甚至需要从朝鲜国的一些罕见的史料中，去寻找普洱茶在清代士大夫阶层中交往中的运用，以弥补普洱茶在汉语记录文字史料中的空白（2006年，韩国学者姜育发在台湾刊发了一篇论文《清代北京上流社会普洱茶海外史稿》，还是要走高大上的路数）。

这怎么能行？于是台湾人专门写了第一部介绍普洱茶的书《普洱茶》，客观地说，此书对推广普洱茶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之前没人写，所以被很多人誉为普洱茶的“圣经”，但里面的内容很多与事实有出入，甚至直接作假，把云南很多做普洱茶的老前辈们给气不轻，有的内行更是直接拆台，而更重要的是，此书的创作目的不纯粹，夹杂着卖茶的私货，重点描述了一些普洱老茶的流通过程，为炒作台湾茶商手里的老茶铺了路。

这招咱们的人也很快学了起来，就比如为了普及安化黑茶，也有很多书出版了，比如08年出版了第一部介绍黑茶的书——《安化黑茶》，以后还出了不少，现在很多的茶书，也有这个目的。

其实上文介绍的第一招文化牌，严格意义上还不能算炒作，只能说是营销，都是常规手段，没什么可指责的。炒作和营销的概念不一样，营销是指”企业发现或发掘准消费者需求，让消费者了解该产品进而购买该产品的过程。”，也就是说让别人知道我，了解我，然后购买我的产品，央视上天天打广告的，你不能说人家是炒作吧？

而炒作，是通过各种虚假的宣传和经济手段，不仅让别人知道了我，而且要花远高于产品实际价格的钱来购买我的产品，从而谋取暴利。但是炒作的前期铺垫工作，就是要靠营销的手段来完成的，铺垫完了，那就该动真格的了。

炒作第二招：拍卖

就算不喝茶的人，一般也听说过一些天价茶，网上一查比比皆是，什么2007年170万元/公斤的黄山毛峰，2009年200万元/公斤的太平猴魁，2012年1公斤67万的铁观音，现在大家都习以为常而了，但要说最早开始搞拍卖的，那还得说是普洱茶，人家2002年就搞拍卖了，搞这一手，当时很多人都懵了，咋的？茶叶也能拍卖了？

早在2002年11月广州春秋季优质茶评比会上，鲁迅先生收藏的20克普洱茶拍卖出16万人民币。后来更多了，2019年甚至在香港拍出了2311万元的天价。

拍卖茶叶这招，其实早就有了，1837年英国就成立了伦敦茶叶拍卖中心，当时拍卖的是阿萨姆、锡兰和中国产的当季红茶，是大宗交易，不是古董茶，后来被港台茶商学走了，放在大陆拿来用，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

为什么搞拍卖？因为人对钱其实是非常敏感的，天价茶的出现，一方面赚足了人们的眼球，另一方面可以拉高茶叶整体的价格水平，不管是新茶还是老茶，一般人看了会说：你看这50年的茶都拍出100万了，咱们这2年的不也得值个好几千，就算是新茶，放它5年不也值钱了？

这不跟理财似的，这买的人不就多了？

于是这招咱们也学会了，到了现在依然乐此不疲，你说这普洱、黑茶还有点储藏价值，沾了点古董的边，人家大红袍母树那几年就那几两茶，几个买家也是为了宣传自己，你绿茶顶破天了也就能放18个月，量还不少，拍这么高的价格，一泡下去，一条十几克的金项链没有了，给谁喝？到底谁买的？很多拍卖会其实有猫腻，左手倒右手，就是赚个眼球罢了，偏偏有人到现在还信，别妄想把他们往回拽，只能用血淋淋的现实来教育。

所以很多拍卖，就是以不正常的经济手段，来达到拉高价格进行炒作的目的。

不知道大家拍没拍过东西，我就拍过，那是真刺激，当然是小打小闹，就是购物中心里当年那些拍卖油画的小把戏，不过一旦参与进去，那种患得患失、不肯跌份，与人争胜的情绪，很容易就让人丧失了理智：我看上一幅画，跟人家较上了劲，一个劲地举牌，心脏怦怦直跳，血压也上去了，手心都出了汗，一副普通的半人工油画，从50元拍到1000元，我差点着了道，还好因为自己穷，最后顶住了，到了600就放弃了，就这样被别人拍了，我还直后悔。直到完全冷静下来，才感觉幸亏没买，本来就是凑个热闹，怎么就跟着了魔似的？

也不知有多少人当时也是着了拍卖的道，花了大把冤枉钱，其实你不买，大概率是有内部人接盘的。

炒作第三招：保健

很多人喝茶，是为了养生，茶叶也确实有一些保健功能，比如提神解酒什么的，就比如普洱和安化黑茶，过去销往牧区，主要就是由降低血脂血糖，解油去腻的作用，有一少部分幸运儿还能减几斤肉（降低血脂血糖并不等于减肥）。

但要炒作嘛，光刮油哪能行，还得能美容养颜抗衰老，明目健齿防中风，护肝养肾抗癌症，最不济，也得养个胃吧。

这茶到了他们手里，简直成了包治百病的万能良药，什么“神农尝百草，得荼而解之”，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搬出来了，再宣传些现实生活中的案例，这养生保健茶就出来了。

不良商家炒作普洱茶和黑茶，当年都走了这个路数，现在有些茶依然拿来用，只不过换成一些不知名植物做成的代用茶，花茶，把一些老头老太太忽悠的一愣一愣的，把养老的钱都拿来买茶了。

保健功能是炒作一种茶必须的一个招数，只有有了这个功效，才会让一些人动了尝试的念头，心甘情愿地掏钱，所以以后一旦有一种茶又再大张旗鼓宣传自己的保健功效，大家就要小心了。

炒作第四招：囤货

囤货其实是前期工作，在上面几个招数之前就要完成。一般炒茶，都炒大茶厂的茶叶，因为有品牌，可信度高。大茶厂是跟代理商合作的，代理还分割1、2、3级，大代理商给茶厂交保证金，从而垄断了茶叶的销售渠道，也就是说，这种茶只有我手里有货，什么时候发，发多少，全我说了算。

还有的台湾茶商直接收购茶场和茶园，直到现在，云南的很多茶园还是在台湾人手里。

不过有一说一，有些台湾茶商确实最早认识到了老茶树的价值，给保护起来了，也让当地人知道了茶树的价值，要不然由着茶农们这么砍，到现在还剩多少，那可真不好说了，并且也有台湾人是真喜欢普洱，也想一门心思做好普洱茶。

当然这是新茶，普洱这种越老越贵的茶，台湾茶商们早就提前派人到处去收茶，规模很大，加上过去在港台地区炒剩下的存货，然后在自己的书里宣传一下，这盘没多长时间就做好了。

炒作第五招：抬价

货也囤完了，营销也做了，那市场就该启动了。

怎么启动？首先大代理商先往市场放一小部分的货，这货还不是随便放的，一般都是比较熟的人，然后看看形势，如果价格涨得不厉害，那自己再高价收回去，给市场造成涨价的假象，来回几次，围观群众一看，这价格上来了呀，这么暴利的吗？前天一件（84饼为一件）普洱才4800，今天就涨到6800了，不靠谱，我观望观望，看看价格能不能下来？睡一觉起来，一看又涨了，一件已经到了12000了，再观望，这钱就赚不着了，那我赶紧进场吧，就这样，稀里糊涂当了韭菜。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都是逐利的，巨大的利益面前，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于是之前做房产的、卖水果的、开出租的、做家电的人都进来了，一点茶都不懂，也敢进上百万的货，每天盯着价格噌噌地往上窜，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前期出货挣了钱了，以为他们会罢手吗？不会的，挣了钱，接着进货吧，还想再捞一笔，这就是人性。

到最疯狂的时候，普洱茶已经金融化、期货化了，不见实物也敢买卖。

普洱茶之后的大红袍也是这样，但是大红袍没有像普洱茶那么疯狂，最关键的就是几个大茶厂比较理性，开始平价出货，拉低了市场的价格，最终保持了终端市场的稳定。

炒作第六招：放货

大庄家们左倒右手，这价格终于上去了，就比如普洱，2007年已经到了每件20000以上的高位，就要出货了。

当然这是个技术活，偷偷地出货，打枪的不要，几个大庄家约定好了出货顺序，今天你出点，明天我出点，就是不能让市场上大部分散客们发现，但出货往往伴随着价格的飙升，也就是说，庄家出货的时候，也就是茶叶涨得最猛的时候，但是他们不回购，不抬价了，价上不去了，但货在增加，买涨不买跌，这盘就崩了。

人家正出货大把捞银子呢，散户们还在花大价钱去进货，但像普洱，安化黑茶这种茶，每年的出货量巨大，都在几万、十几万吨，市场上根本就消化不了，供大于求，那崩盘就是迟早的事。

大红袍也是如此，真茶确实少，但假货横行，一旦市场到了饱和点，一样也要崩盘，那600万一公斤的普洱，据说跌成10万也没人要了。

崩盘之后的血与泪

其实大家发没发现，那几年炒作的手法，和炒股基本差不多：炒作一个概念，建仓，唱多，然后出逃。

最苦的是茶农，原本好不容易能看见钱了，这一棒子打下去，鲜叶无人问津，又烂在自己手里。

不过炒作普洱的人比炒股还是要强一些的，因为台湾庄家虽然走了，可咱们内地自己的人把招都学会了，不断积蓄能量，组织反扑，所以普洱的炒作是时断时续，这十年一直小炒不断，只不过进化了，比如讲山头、炒树王了，花样也是层出不穷，比如搞个认领野生茶树什么的。

如今台湾茶商的套路咱们都会了，玩得比他们还溜，要论耍心眼，他们台湾人还能玩过咱们吗？爷爷那一辈的时候就不是对手，这才“转进”，给圈在岛子里去了，所以这几年他们也基本都歇菜。

其实普洱这种茶，就算台湾人不炒作，以其自身的储藏属性，保健功效，再加上醇厚的味道，老百姓生活条件好了，它注定还是要火遍全国的，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频繁地炒作，是实打实地在砸普洱的招牌，同样的还有安化黑茶，大红袍，和普洱一样，文化和味道上都是有料的，被不良商家这么一搞，吃亏的是消费者，损害的是茶叶的品牌形象，肥了炒家，但这炒作的标签一贴上，十年二十年你是摘不下来的，让很大一部分人敬而远之。

我喷了普洱茶这么多，其实是对人不对茶，可不是对普洱有意见，相反，我非常喜欢喝普洱，除了绿茶红茶，就属普洱喝得多，但我喝普洱很简单：你别跟我说哪个山头什么年份，我觉得对我口味，我喜欢就行，其他的我一概不听，也不敢研究，因为全国的茶叶，没有哪一种跟普洱一样，有这么多道道和概念可以讲的，一旦钻进去，就停不下来了，而那些山头、年份、茶树、历史的概念会一股脑进了你的脑子里。

如果你不是一种茶的品茶行家和老茶客，对茶叶的概念认知会严重引导你对味觉的判断，有时候一个暗示就行，就比如有人送了你一份茶，当着你的面指着这红盒子说，"这茶是我送的啊，记住了，千万别送人，这是好茶"，有些人就跟着了魔似的，会倾向于认为这个茶喝起来就是好，就这么神奇，除非你是这个茶的绝对内行。所以研究上之后，这买的茶越来越讲究，价格也越来越高，“适口为珍”这句话，早就扔到姥姥家去了。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给崂山茶正个名：因为历史短，文化上也没什么料，没啥概念可炒的；宣传力度也不够，否则也不会成现在这样，出了山东没几个人知道崂山茶是个什么东西；也没啥收藏属性，大庄家游资们也看不上，倒是搞过拍卖，但因为不会宣传，知道的人也没几个，对整体的价格没产生什么影响。

也就是说崂山茶的品牌营销都没做好，更别谈炒作了。

所以大家以后也别说什么炒作、炒作的，崂山这边哪有这些手段和资本？先学学营销吧。

来源：崂山咚咚，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武夷茶（Bohea）一直是全球市场上最成功的商品之一。从产地闽北山区至海外的主要消费市场英国，随着武夷茶的跨洋流动，其对应的商品知识也在产地、通商口岸和消费地之间流通，并随之造成了武夷茶在不同时空中的意涵转变。武夷茶之所以能在早期的国际贸易中取得成功，既在很大程度上得利于其廉价耐泡的“物性”，同时也得利于在其价值链生成的各个阶段，不同的中间人对知识的选择、筛选和编辑，以及这些知识流通与消费者的需求之间互动调适的结果。

  

  

  

  

  

  

  

  

摘 要：

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武夷茶(Bohea)一直是全球市场上最成功的商品之一。从产地闽北山区至海外的主要消费市场英国，随着武夷茶的跨洋流动，其对应的商品知识也在产地、通商口岸和消费地之间流通，并随之造成了武夷茶在不同时空中的意涵转变。武夷茶之所以能在早期的国际贸易中取得成功，既在很大程度上得利于其廉价耐泡的“物性”，同时也得利于在其价值链生成的各个阶段，不同的中间人对知识的选择、筛选和编辑，以及这些知识流通与消费者的需求之间互动调适的结果。

引言：跨国商品贸易中的价值链

追溯武夷茶从闽北山区向海外的传播路径，从茶树上采摘下的嫩叶到最终抵达英国人的餐桌，中间经过了无数双手：武夷茶的茶农、制茶工人、茶栈和茶行的验货人、十三行的行商、东印度公司的大班、码头装卸工人、英国的批发商和零售商等。随着茶叶横渡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流通，中国与茶叶相关的知识也随之传播到西方国家。正如阿帕杜莱所指出的，商品的长距离跨文化流动是由相互关联的、小规模的、同质的、低技术的地点之间的商品流动组成的。虽然不同人群对此类商品的知识总是可能不均衡，且随着地点之间距离的增加，人们对特定商品的不同了解(或“无知”)造成了必须商谈的张力。这类知识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关于商品生产的知识(技术、社会、美学等)，一是关于商品流通中的如何“正确”消费的知识。这两类知识之间的差距随着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空间、时间和社会距离的增加而差异更大。因此，知识、信息和无知不只是从商品生产和消费的两极来界定的，它们也展现了在流通和交换的实际过程中的特征[1](P41-42)。同时，武夷茶作为一种在早期世界贸易体系中广受欢迎的商品，其价值的实现涉及商品在跨印度洋和大西洋的不同地理区间的交通运输，因此，本文借鉴了价值链这一概念，追溯了商品贸易中涉及的三个阶段，即商品的原材料、生产与组装和流通[2](P456)。具体而言，本文聚焦于武夷茶在长途贸易中需要经历的三个阶段：首先是在武夷茶的产地福建闽北山区;其次，茶叶经由水路、陆路运输以后到达沿海的通商口岸，在这里经过装箱由各国东印度公司——尤其是早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18世纪以后崛起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行商之间的磋商对茶叶进口有重要影响;最后，本文讨论了海外市场，尤其是英国人对武夷茶的消费。研究表明，尽管武夷茶具有多种特征，但它特殊的“物性”是促使其在跨文化流通中成为一种成功商品的关键因素。

产地：武夷茶的起源与外国买家对茶商业知识的搜集

在18—19世纪的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清单中，武夷茶对应的英文名为Bohea，但这一名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却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在印度及其周边产区，Bohea指的是等级最次的粗老叶。即使是在18世纪进口和消费中国茶叶最多的英国，很多英国人至今也并不知道“Bohea”到底指的是什么。而在中国，“Bohea”意为“武夷”。由于当时中国出口欧洲的茶叶大多为红茶，因此一般翻译为武夷红茶。但现在的武夷山同时生产两种不同的茶类：岩茶(乌龙茶)和正山小种(红茶)。因此，对于Bohea究竟是乌龙茶还是红茶是存在争议的[3]。红茶并非中国人的饮茶传统，国内生产的红茶一般都是出口外销。关于中国最早的红茶正山小种的起源一直缺乏文字记载，在武夷山当地依然流传着关于正山小种起源的传说：约在明末时期时值采茶季节，一支北方军队路过星村桐木村，见天色已晚，路边有一座茶行，士兵们直接睡在了茶行中的茶青上。当时茶行老板和雇工都逃到附近山中躲藏，待军队离开后，茶青发红，老板心急如焚，把茶叶揉搓后，用当地盛产的马尾松柴块烘干，烘干的茶叶呈乌黑油润状，并带有一股松烟味。因本地人一直不习惯喝这种做坏的茶，老板只好将茶叶挑到星村茶市贱卖。没想到荷兰商人收购去了以后，对这种带有烟熏味的茶叶味道特别喜欢，还愿意出2～3 倍的价钱第二年订购这种茶。从此，当地人就专门生产这种红茶专供外销[4]。

在当地广为流传的正山小种的起源故事很可能是杜撰出以“证明”红茶与英国之间的历史联系。黄华青的研究表明，桐木关当地加工正山小种的“青楼”是在集体制时期才形成的[5]。但它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茶的判断标准以及中国人想象的英国对红茶的狂热。当地人将正山小种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归功于一系列“意外”。当代史学家将明末出口的武夷茶明确归为红茶的一类：“明末崇祯十三年 (1640)，红茶(有工夫茶、武夷茶、小种茶、白毫等)始由荷兰转至英国。”[6]在这个传奇故事中，中外市场对这种茶的质量有不同的看法。正山小种(红茶)的价值实现得益于长距离贸易中的消费者对商品知识的“无知”和“误解”。外国人对茶叶这一中国特产商品的知识的缺乏使得中国本地的茶农和负责出口的行商在中间赚取了高额差价。经过中间人的间接反馈，武夷山当地的文人以“西方主义”式的想象描述了英国人对武夷红茶的“符号消费”：“英吉利人云：武夷茶色，红如玛瑙，质之佳过印度、锡兰远甚。凡以武夷茶待客者，客必起立致敬。”[7](P590)

在国际茶叶贸易中， Bohea和Lapsang Souchong 的交叉性或替代性使用，以及Bohea这一名称反映了武夷茶的原产地与出口港口城市(厦门)之间的联系。“Bohea”为“武夷”的闽南语发音，而武夷山在闽北，位于福建省与江西省的交界处，但这个流传于全世界的发音却是闽南人贡献的。这其实也反映了历史上闽南人曾大量涌入武夷山区贩茶的情况。此外，1684年，清政府解除对海上贸易的限制，厦门成为对外开放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大量武夷茶通过厦门港流入世界市场。因此，外商以闽南话将武夷茶叫做Bohea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任何商品的流通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对中间采购商和消费者都至关重要，即价格和质量。外商总是抱怨广州行商提供的茶叶质量差而价格高。为了突破清政府对内陆产茶区的封锁和行商对茶叶供应的垄断，东印度公司雇佣一些具有非凡胆识的冒险家和植物猎人深入中国内陆产区，企图和产地直接建立贸易联系，其中包括著名的茶叶大盗罗伯特·福琼[8]和塞缪尔·鲍尔[9]。他们都曾不顾清政府的禁令到达过武夷山并进行了专业的商业考察。有许多原因值得他们深入茶产区冒险：首先，外商需要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茶叶的专业知识，能够在与行商的谈判中获得一些主动权，而不是完全依赖中间人进行交易。其次，一些洋行希望与当地茶叶供应商(茶栈)或茶农建立直接的业务联系，从而避免利润流失到通商口岸的代理机构。最后一个也是最具挑战性的原因是，东印度公司企图将茶树移植到英国殖民地——气候条件与中国茶产区类似，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西南边疆接壤的印度。罗伯特·福琼对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武夷山发现了红茶和绿茶原来来自同样的茶树，只是加工方法不同而已[8]。实际上，早在福琼考察武夷山之前，1836 年就有一位法国旅行家到过武夷山，他也发现绿茶和红茶是产自同一种植物，二者只是通过叶子干燥的时间长短来区分。同时他还提到，炒茶的方法是一种国家机密。作为一个好奇的外国来访者，他记录了红茶加工的方法，包括在最后一步加入硫酸钙和靛蓝以加深颜色(靛蓝用于增色，而硫酸钙用于固色) [10](P102)。尽管这位法国冒险家将其记录为一种常规操作，但茶叶贸易链中的掺假行为显然从源头就已经开始了，随后在武夷茶的整个生产和销售的不同环节都有类似情况。

通商口岸：武夷茶的掺假与西方商人的应对策略

1757 年到1842年，由于清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广州是唯一一个保留开放的对外贸易港口，这一时期也被称为一口通商时期。这一时期，外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与中国垄断制度下的行商成为中西茶叶贸易中的两个关键性角色。

虽然购买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具有异国情调的奢侈品相当有利可图，但这种商业活动同时也是一种高度依赖专业知识的商业投资冒险。一方面，自18世纪以来，国外的茶叶采购商在与行商的反复交涉和经验积累上，逐渐学会了如何辨别不同茶叶品类、如何检验茶叶品质。另一方面，对西方消费者而言，茶完全是一种陌生商品，在本国市场销售茶叶不仅是直接向零售商和家庭主妇销售一种终端产品，还涉及教购买者备茶和饮茶的一系列知识。作为中间人，洋行的大班不仅负责从中国采购茶叶，还起到了传播专业知识的作用。洋行买家不得不向行商和茶行学习茶叶生产涉及的各个流程，以培养自己评估茶叶质量的能力，并仔细判断和选择哪些专业知识是必须局限在内部圈子中，哪些信息可以传播到货船之外(例如，某些涉及常规性掺假的拼配和打包的做法必须在公司内部保密)。这种学习并非单方面对知识的被动吸收，大班们也参与到了生产对(东印度)公司有利的茶叶相关知识的过程中。这部分知识是他们经过筛选后需要传递给终端消费者——通常是英国的家庭主妇。大班作为公司在每次航行中的代表，负责执行双方协议的条款，并由公司董事对运输货物细节的变化负责。一口通商体制对外商不利，但对可以直接获取茶产区信息的中国行商有利[11](P41)。通商口岸的外国买家既不了解中国市场也不了解这些茶叶的供应商(茶行)，对茶产区只有道听途说的非常模糊的概念[12]。这使得东印度公司在讨价还价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负责与中国行商打交道的大班，在处理一些非常情况时，必须表现出外交技巧，不仅要有勇气抵制苛刻的要求，还要有在有求于对方的前提下进行交易的能力[13]。因此，大班必须要掌握相关知识和对茶叶质量进行仔细评估，以便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茶叶中决定哪一种更有利可图，更值得购买。

1842 年 《中英南京条约》 签订后，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也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每年春天，无数满载茶叶的船只从武夷山出发通过内陆河道网络到达港口城市。随着西方国家对武夷茶的需求增加，一些外国公司不再满足于从中国中间商那里购买茶叶，开始向茶叶产区派遣商业间谍。受东印度公司雇佣的罗伯特·福琼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案例。除了向英属印度运送茶苗，他还带着合同制的几位中国茶工来到印度[8]。他敏锐地意识到，要把中国茶树移植到英国的殖民地，除了茶树苗以外，茶叶的栽培和加工知识也是确保成功的前提。因此，他的任务不仅仅是搜集植物，还包括搜寻、雇佣和运送那些带着专业知识的人横渡印度洋。

福州在1853年成为中西茶叶贸易中的一个重要通商口岸以后，一些外国公司，如旗昌洋行，开始派中国员工到武夷山直接从种植者那里采购。这种“内陆”系统很快成为大公司的标准程序。在内地产区直接购买的茶叶可以在“市场茶”上市前几周以较低的价格装船[11]。外国公司青睐武夷茶的关键原因当然是它的低价。1780年的数据表明，Bohea是当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购买的所有茶类中价格最低的。1780年，交易量占总交易量64.27%的Bohea价格仅为每磅0.36～0.5盾，而交易量仅0.12%的珠茶价格高达每磅2.16～2.23盾。从1757 年到1783年，与从中国进口的其他8种茶相比，每年只有武夷茶的订单是没有限额的，只是简单地描述为“越多越好”，而其他茶每年都有一个推荐预购量[14]。英国东印度公司1793年的合同还显示，与每担27两白银的工夫，每担25两白银的屯绿、和每担57两白银的熙春茶价格相比，武夷茶的价格仅为每担13.5两白银[1](P198)。来自西方世界的两大进出口公司的这些数据表明，吸引西方茶叶买家的主要是武夷茶的低廉价格和可观的利润空间，而不是其质量。乔治·西格蒙德在其广为流传的茶叶普及书中将武夷茶划分为低等级的茶，也进一步证实了这种经济合理性[15]。

中国与西方的茶叶买卖通常包括5个程序：谈判合同、签订合同、检验茶叶样品、包装茶叶、茶叶装箱和搬运上公司的船[14](P79)。合同程序是基于大班和行商之间的相互信任和长期合作(尽管来回谈判可能持续数月)，并且在合同中明确描述了交易条件。掺假行为通常发生在茶叶包装和装箱时。此外，船只的装载顺序也表明了武夷茶是作为廉价茶叶运输的，有时甚至用作压舱货[13](P364)。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每艘船都装载了一定数量的武夷茶作为压舱货，这些压舱货甚至只是为了保护更好的茶以“填补”空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也采用了类似的装载顺序：价值较高的瓷器被装在底部，其次是最便宜的武夷茶，用于填充装瓷器的箱子的空隙以保护瓷器。大多数时候，茶叶在港口装船时就已经被压碎，因为装运工人毫不关心，因此这些茶很难达到合同规定的质量。1764年11月3日的一份大班每日记录记载的装船过程显示，茶叶装箱的任务委托给了茶叶供应商雇用的中国“苦力”。装箱时，工人粗暴地用脚践踏茶叶，将茶叶塞进箱子里。“那些在码头装箱的负责人每天都在不断惊叫：‘不要把茶叶压碎了，要竖直地放!’”可能有100个已经装了一半的箱子被扔回到了尚未打包的茶堆上，因为这些茶已经被碎成渣了。”[14](P168)

西方的茶叶买家经常面临中国商人的掺假。西格蒙德指出，武夷茶的假货很多：有两种武夷茶都是从中国运来的，一种是来自福建的武夷茶，一种是在广州当地生产的劣质茶，因此被称为“广州武夷”。是一种将没通过验收的工夫和一种名为“Woping”的劣质茶混合在一起[15]。一份1830年的资料显示，该公司三分之一的武夷茶实际上产自粤北的Woping[16](P37)。这种商业欺诈在中西贸易早期更为频繁，当时西方负责采购茶叶的大班对中国茶知之甚少。然而，当西方买家逐渐掌握了判断茶叶质量的专业知识，就开始以错误打包、人工染色或没达到合约的质量标准为由，将大量茶叶退还给中国商人，并要求更换。在1783年，就有不少于1402箱的茶叶(其中包括很多武夷茶)，以1781年的货物的形式退回[13](P88)。

海外市场：包装武夷茶成为一种成功的商品

虽然武夷茶的进口价格是东印度公司进口的所有茶类中最低的，但海外的消费者对茶叶却一无所知。潜在的消费者对茶叶的生产、品鉴和挑选的知识高度依赖于茶叶公司的广告和零售商的解释。这些中介机构不仅销售产品，还筛选、编辑并有选择地与客户分享已获知的茶叶知识。人们也期待他们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指导家庭消费者如何正确地选择茶和泡茶。

18 世纪早期，武夷茶与松萝、大珠茶为英国主要向中国进口的三大茶类。与其他茶类相比，武夷茶有两个明显的优势：更能容忍长途航海(经过一年的航海，绿茶的新鲜口感几乎消失殆尽)，并且在备茶待客时被认为具有更多操作空间。绿茶只能用沸水冲泡一次，但武夷茶相对粗老的叶子可以承受重新加热甚至反复地煮[12]。对于普通的消费者，包括新兴的工人阶级，武夷茶更经煮耐泡，而且价格要比绿茶便宜得多，这些优势自然也带来了商业上的成功。此外，18世纪英国在加勒比群岛的殖民扩张直接导致了糖供应量的增加，也极大地刺激了红茶的消费。对于英国民众来说，“一杯好茶”需要两种必不可少的物质：茶叶和蔗糖。这两种商品都依赖于海外种植园的发展和全球贸易的兴起。正如明茨富有洞察力地指出的那样，英国人对糖和茶的依赖并不是“自然”口味偏好的结果，而是茶和糖的全球贸易为帝国带来的巨大财富所驱动[17]。

“Bohea”一词于1696年首次出现在西语世界中，约翰·奥文顿在1689年出版的《苏拉特航行》中，描述了三种茶：瓜片、松萝和Bohea[18]。前两种都是绿茶，只有Bohea是“红”茶。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在他编撰的词典中将Bohea定义为“一种特别的茶，比绿茶有更深的颜色和更涩的口味。”[19]1838年，查尔斯布鲁斯在《红茶生产报告》中虽然没有提到“Bohea”一词，但首次描述了红茶的制作方法，证明这种茶产品在当时最受英国人欢迎[20]。

到19世纪中叶，来自中国的茶叶变得比以往更加便宜实惠，产生的结果是茶叶消费从英国的上流阶级蔓延到千家万户。为了满足对中国茶还缺乏基本知识的普通英国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大众出版物和指南。西格蒙德的《茶：它的功效、药用和道德》以对进口的主要茶叶商品的详细描述的形式提供了辨别和认识茶叶的实用知识。该书成为19世纪在英国广为流行的茶叶消费指南。由于武夷红茶是当时销售最广的茶，因此西格蒙德用了比任何其他茶都更多的篇幅去描述Bohea。在承认中国人是茶叶行家的同时，他指出Bohea在其原产国(中国)并未被广泛消费，即使是最卑微的阶层也不会购买[16]。这种特别说明与武夷红茶/正山小种的起源故事是一致的。当武夷红茶刚出现在伦敦的市场上时，由于其稀缺性和更浓郁的味道使其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并使其能够以高价出售。但此后由于东印度公司的大茶商利用较小的零售商及其客户相对缺乏经验，开始销售从其他地区收购而来的假冒伪劣武夷红茶，尤其是广东Woping产的Bohea大量进入市场，从而导致武夷茶的声誉逐渐衰落。在18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Bohea逐渐作为一种红茶的特殊发酵方法固定下来，并传播到整个中国。在名称使用上，Bohea逐渐与红茶同义，乃至代指所有华茶。在17世纪90年代，茶商只在广告中将他们最好的产品描述为“极品特级茶”，但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茶名。然而到了18世纪的头10年，东印度公司的销售开始标明不同的“优质松萝茶”和“武夷茶”，并且对“绿茶”和“武夷茶”进行了区分。到1712年，销售记录将茶叶分为5类：武夷红茶、白毫、瓜片、工夫和松萝。这些对来自不同产地和不同加工方式的茶的区分，以及越来越复杂的口味、香气和外观的描述，反映了茶市场的日益复杂细分和消费者对茶的种类以及品鉴方式的专业知识的增加[12](P78)。这些知识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和零售商手里层层筛选过滤。尽管他们通过分发说明书和发布广告来引导当地消费者，但这种“知识共享”显然是必须有所保留的：茶商只愿意分享对他们的业务有益的知识，而不是公司内部的定级、拼配和包装的商业秘密，因为他们必须要比消费者更为博学和更具技巧性。

在Bohea跨洋贸易的价值链上，从源头中国武夷山到终端的西方消费者的茶杯，掺假和造假在各个阶段都有发生。中国的茶工、茶栈和行商，负责进口的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要么将其他杂质混进茶叶中，要么以其他方式欺骗下游的中间商。荷兰的国内进货商抱怨在拍卖会上，经过东印度公司粗包装的茶叶混入了大量尘土，但与此同时，这些批发商又把这些掺假的茶卖给零售商获利，零售商可能会在出售前进一步掺假再卖给终端消费者。

结论：跨国商品的价值链的生成

本文追溯17 世纪以来武夷茶从中国原产地到海外主要市场的流通路径，认为武夷茶之所以能够在早期国际贸易中成为一种成功的商品并非由于其声称的质量和口感，而更主要是来自它有利可图的物质性：武夷茶的叶子比其他茶叶采摘得更粗老，更能经受反复冲泡甚至可以煮，对于英国的工人阶级来说，它比任何其他茶都便宜得多，正是这些工人阶层逐渐成长为英国茶叶的主要消费者。作为一种真正的跨文化、跨语言和跨区域的商品，武夷茶不仅仅是一种来自中国的饮料。它是一种与中国风潮、贵族品位以及东方生活方式的物质体现紧密相关的产品。武夷茶的商品价值是通过各种代理与茶叶本身之间复杂的“纠缠”和“依赖”关系，通过社会构建而实现的。

武夷茶的本真性源于人与物之间的关联和依赖，而不是源于人类赋予的“事物的秩序”[21](P19-36)。正如阿帕杜莱所强调的那样，生产奢侈品所需的知识是无法标准化的，因为这些知识涉及到更主观和更具争议性的品位、判断和个人经验标准[1](P42)。武夷茶的价值链中涉及的中间人数量越多，对知识的解释的弹性就越大，获利机会也就越大。因此，不同层次的中间人通过收集、选择、编辑和传播茶叶的相关知识，在建构这种来自遥远国度的、异域情调的商品的价值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由于武夷茶的产地和消费地在地理和语言上的隔离，筛选和传播有关知识至关重要。最终出现在西方国家商业海报上的信息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和编辑后呈现的。武夷茶的流行显然远非一场意外事故——中国产地对正山小种起源的解释，而是一系列精心构思的促销策略的结果，该策略特别强调了武夷茶廉价和耐泡的优势。武夷茶在海外的商业“包装”成功是在中国供货商和海外进口商之间、质量和价格之间、新兴工薪阶层消费者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向往、普通家庭的购买能力与零售商的精准定价之间的博弈平衡的结果。在武夷茶的整个价值链生成涉及的诸多因素中，口味似乎一直是最不重要的因素。(作者：肖坤冰)

文章来源：万里茶道研究院

。原文刊于《贵州民族研究》2022 年第 5 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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