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经淮南茶

本文将梳理安徽古代贡茶的历史，以借鉴历代贡茶在扩大产量，提升品质以及改善包装方面的可取之处。在继承、弘扬中国传统茶文化的同时，对现代茶产业的文化赋能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安徽；古代；贡茶；概述

1、唐代时期安徽贡茶

安徽贡茶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宋代的《本草衍义》中：“东晋元帝时，温峤官于宣城，上表贡茶叶一千斤，贡芽三百斤。”其后，安徽贡茶数量逐渐增加，贡茶品类及贡茶区域也不断扩大，有了宣州鸦山茶、池州九华山茶、舒州开火新茶等为“士大夫贵之”的贡品茶。[1]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安徽的贡茶区域有淮南道寿州（寿春郡）、庐州（庐江郡）、浙江西道歙州以及舒州、宣州、池州、和州等。

唐元和年间，李肇《国史补》记载，唐代舒州天柱茶，宣州鸦山茶，饶州浮梁茶，寿州黄芽茶均在贡茶品目内。此外尚有歙州“鸠坑”茶。据《太平寰宇记》卷126《淮南道四·庐州》记载：土产“开火新茶”。其时，寿春郡、庐江郡、凤阳郡每年都有固定的贡茶额。

唐元和十一年（816年），朝廷用兵淮西，宪宗“诏寿州以兵三千，保其境内茶园。”[2]（卷493）《邦计部?山泽》可见淮南寿州境内也有较大的官茶园。与此同时，“茶膏”也沿着民贡的渠道出现，如歙州的新安含膏、先春含膏等。

唐元和十二年（817年）,因讨伐吴元济，财政困难，曾“出内库茶三十万斤，令户部进代金。”[2]当时，进贡皇室的茶叶较多，除了赐给“功臣”、“父老”之外，还会变卖成现钞以支皇家的用度。

这一时期，安徽茶区不仅出现了许多名茶及贡茶，茶叶种类也在增多。如宣州鸦山茶、池州九华山茶、舒州开火新茶等等，均名贵一时且为“士大夫贵之。”[3]（甲卷14《财赋一》,P303）唐武德三年（620年），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均向朝廷进贡茶叶。庐州，唐代时期茶叶皆为土贡。《太平寰宇记》卷126《淮南道四·庐州》记载：土产为“开火新茶”。[4]（卷12《官政》）唐时，淮南道有四个州的茶叶被指定为贡品。其中“寿州寿春郡……土贡丝布、茶以及石斛。”另外，宁国、广德以及建平等茶叶产区，几乎都有贡茶且数量较大。

2、五代及宋时安徽贡茶

五代时期，安徽茶区进贡茶叶的文献记载较多。据《旧五代史》卷31《唐庄宗纪》记载：淮南杨溥于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向中原进贡“细茶五百斤。”[5](卷118，P432)同年四月，杨吴向后唐“献鸦山茶、含膏茶。”[6]（卷232《僭伪部·称藩》,P2763）另据《周世宗纪》记载：显德三年（956年）三月，南唐李璟贡“乳茶三千斤。”[5]（P1569）又载：显德五年（958年），李璟遣宰相冯延巳献犒“茶五十万斤。”[5]（P1571）

据《旧五代史·梁书》记载：“五代十国宋辽元贡品”目录中，有“后梁太租乾化元年（911年）十二月，“两浙进大方茶二万斤”。[7]当时的“两浙”是指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其时，生产大方茶的产地除了歙州，还有毗邻的临安、昌化两县。新版《歙县志》(1995年)记载：“天福七年（938年）冬十月，吴越国文穆王钱元瓘遣使进贡物品中有大茶、脑源茶二万四千斤。”又载：“开运三年（946年）冬十月，吴越国忠献王钱弘佐，献晋谢恩的物品中，有脑源茶三万四千斤。”应该提及的是，“大茶”是指大的方茶，也是一种条形散茶。“脑源茶”则亦脑子茶，是一种加入植物香料的饼茶。五代时期，舒州天柱山产茶，亦为贡茶。据《太平寰宇记》卷125《舒州》云：舒州土产“开火茶”。[4]（P2474）其时，潜山归怀宁管辖，开火茶为潜山所产。

宋《太平寰宇记》“舒州怀宁”条目下亦有：“多智山在县西北三百里……其山有茶及蜡，每年民得采掇为岁贡”。[4]由此可知，多智山产茶且为贡品。北宋仁宗时期，有《赐知舒州洪鼎敕书》文曰：“省所进奉新茶一银盒事具悉。汝辍于学馆，往布郡条。懿彼名区，育兹嘉荈，能采掇而来贡，应气序以惟新。”[2]（卷423，第20册，P302）洪鼎知舒州，曾进献舒州茶而受到朝廷嘉奖。宣州鸦山产茶且质优，五代时期亦成为土贡茶。《太平寰宇记》卷103《广德军》记载：广德土产有茶。[4]（P2052）《元丰九域志》卷6《广德军》亦载：“广德军土贡茶芽一十斤。”[6]（P249）又载“广德军广德、建平：六万九千七百一十斤。”[8]（食货二九《茶法-产茶额》，P6636）由此可知，广德军在宋代不仅产茶而且产量颇多。另外，北宋欧阳修《赐知舒州齐廓进新茶并知广德军浦延熙进先春茶敕书》，宋痒《赐知广德军龚会元进先春茶敕书》均为官方文书；从《敕书》内容可知，广德有先春茶且为贡品。池州九华“金地茶”在宋时已是土贡产品。周必大《九华山录》云：“至化城寺……谒金地藏塔……僧祖瑛独居塔院，献土产茶，味敌北苑。”[9]（《游山录》卷2,P464-465）诗人将九华金地茶与北苑贡茶相提并论，足见其品质极好。

宋代，朝廷时有减免贡品额度的“恩典”。如“景德四年（1007年）闰五月，诏特减放诸郡六十六处贡物，而所贡七物在其数中，且殇官吏后不得以贡为名妄有配率”。淳熙《新安志》亦有记载，徽州免贡七物是表纸、麦光纸、白滑冰翼纸、乾预药、腊、芽茶、细布。[7]类似免纳贡物的情形，安徽其它茶区亦有。宋治平四年（1067年）朝廷诏令，减免舒州每年土贡“新茶一银合”的贡额。[8]（《崇儒七》P2317）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宋仁宗景祐元年十一月”条载；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十一月“除滁州、舒城县赡军茶岁七千三百五十斤。盖沿江南伪主时课民所输，范仲淹使淮南，请除之”。[4]（P2707）英宗治平四年（1067）朝廷诏令减免舒州每年土贡“新茶一银合”的贡额。[8]（《崇儒》7,P2317）

3、明代时期安徽贡茶

明代开始，朱元璋有感于茶农的不堪重负和团饼贡茶的制作、品饮的繁琐，从而实施了废团茶兴散茶的举措。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朱元璋下昭，诏曰:“洪武二十四年九月，诏建宁岁贡上供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以进，有司勿与。天下茶额惟建宁为上……。”

皇权的干预，无疑使饼茶衰落，散茶崛起，加之制茶技术的改进，从而使炒青茶逐步取代蒸青茶。

据邱睿《大学衍义补》记载：“《元志》犹有末茶（饼茶）之说，今世惟闽，广用末茶，而叶茶之用，遍于全国，而外夷亦然，世不复知有末茶矣。”散茶、叶茶的流行，不仅改变了饮茶方式，同时也成为了贡茶的主体。茶叶加工技术的变革，使得茶叶品种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取代“龙团凤饼”以后，各地名茶数众，以致贡茶也在增加。然明太祖却是独重六安茶，以致六安茶成为了祭祀皇家祖先的祭品茶。

茶为祭祀品，唐宋有之，清代亦有。继六安茶之后，松萝茶也成为了皇家祭祀的茶品。

据史料记载，清同治十年(1871年)冬至，清廷举行大祭时即有“松萝茶叶十三两”；光绪五年(1879年)，岁末祭祀祖陵的祭品中也有“松萝茶叶二斤”。六安、松萝茶不仅成为宫廷祭祀物品，更是成为进贡朝廷的必备之物。

明人汪应轸记载说：当时“日进月进御用之茶，酱房内阁所用之茶，俱是六安茶。”[10]（卷四十）万历元年（1573年），黄守经为《霍山县志》作“序”并对六安茶赞曰：“其地与六安州界者，各产芽茶。孟夏之朔封贡圣天子，焚香拜表，龙文锦袱，专官驰驿使，竟达长安，而题其黄缄曰：‘霍山县守土臣某谨贡’。”[11]（P260，卷之十三，艺文志）由此可知，六安州除向朝庭进奉贡茶以外，还有宁王府之贡，监守太监之贡。不仅要进贡芽茶，还要进奉细茶。据《霍山县志》记载：“明初规定年贡20斤。正德十年（1515年)，贡宁王府芽茶1200斤，细茶6000斤。芽茶1斤买银1两，尤恐不得。”有诗可以佐证其真实性：“细篓精采云雾茶，经营唯供帝王家。”明万历时期，宫廷太监刘若愚记载宫中的“饮食好尚”曰：“茶则六安、松萝、天池、绍兴茶、径山茶、虎丘茶也。”[12]这足以见得六安、松萝茶在全国的知名度。

据《大明会典》记录：弘治十三年（1500年），朝廷规定地方府县需要交纳给礼部的芽茶数量为：南直隶（今安徽、江苏两省所属）府县的贡茶总额为五百斤，其中常州府宜兴县一百斤，内二十斤南京礼部纳，限四十六日；庐州府六安州三百斤，限二十五日；广德州七十五斤，建平县二十五斤，限四十六日。[13]（卷113，“礼部71”，“岁进”）与此同时，六安州茶叶贡额很高，上贡时限却是最短，而贡茶额却是不断增加且无定数。

万历年间《六安州志》记载：六安茶贡额原为三百斤。弘治七年（1494年），增设霍山县，其地产茶采办人户多出自该县，遂定霍山贡额二百五十三斤，州贡芽茶四十七斤。[14]因此，六安州贡茶额四十七斤，霍山贡茶额是二百五十三斤，合计贡茶额为三百斤。针对贡茶额不断增加且无定数的情形，明臣汪应轸《分豁额外荐新茶芽疏》指出：“六安茶芽，岁额三百斤，正数之外不可加者，此其旧例也。光禄寺则以为供应有常规，如岁用六安茶约余四百七斤。此外多取毫厘，即为因公科敛。虽该部审据解吏，闻报三百袋，袋多四两有余，亦非勘合正数，且无批文查销，以后或轻或重，焉知谁公谁私？”[10]（卷四十，“荐新芽茶”，P785）事实上，六安及霍山实际进贡的茶叶额还是超出了这个贡额。对此，汪应轸提出了“焉知谁公谁私”的质疑？！其实，官贡芽茶的贡额外加收耗损竟然高达四分之一多；这不仅是茶区的负担，也是一种额外的剥削。

明时，安徽各地的贡茶有新安松萝(又名徽州松萝)，六安茶，小岘春茶，阳坡横纹茶，瑞草魁茶，黄山云雾茶，石埭茶等等。另据《徽州府志（贡品）》记载：歙之物产，无定额，亦无常品。大要惟砚与墨为最，其他则以北源茶、紫霞茶。”[7]这说明当时徽州产北源茶，紫霞山产紫霞茶，亦很有名。直至道光年间，紫霞茶依然被列作贡品。明《南京户部志》记载：“成化三年(1468年)奏准，朝中供库岁用茶。芽茶，坐派徽州府三千斤……。叶茶，徽州府二千斤，滁州二百斤，广德州三百斤……。”“秦淮南京库岁用茶，坐派滁州茶叶二百斤。”

明嘉靖年间，吏部尚书徽州婺源人汪鋐以大畈灵山茶进贡，获金竹峰金匾。户部右侍郎徽州婺源人游应乾以济溪上坦源茶进贡亦获银匾。明代《宁国府志》记载：“旌邑凫山茶（石豀贡茶）与宣城绿雪、太平云雾茶齐名”，均为贡茶。石豀贡茶产于旌德县凫山，亦为贡品。桐城椒园茶系明朝鲁山公（孙晋）植于龙眠山椒园，而后跻身“贡品”之列。太湖亦产茶，太湖南阳河茶亦在明时列入户部项下贡品。《潜山县志》记载有：“芽茶岁派供应库二百九十斤，今折价，谷雨前者，茶叶岁派供应府二百八十五斤。”可知进贡的茶大都是雨前芽茶。

4、清代时期安徽贡茶

清代安徽贡茶的数量以及贡茶品类，在各个时期也是不尽相同的。据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宫中进单》记载：安徽区域的部分贡茶有：珠兰茶、雀舌茶、银针茶、六安茶、雨前茶、松萝茶、黄山云雾、黄梅片茶、六安芽茶、黄山毛峰等等。当然，还有一些贡品茶未能被列入清单。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五月初二日，各省督抚所进土物清单(部分)记载：安徽贡茶品种主要有珠兰茶、六安茶、雀舌茶、银针茶（属六安茶）、雨前茶、松萝茶、黄山毛尖茶（黄山云雾茶）、梅片茶、六安芽茶等。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三月二十六日，安徽巡抚朱圭进贡：珠兰茶、松萝茶、梅片茶、银针茶、雀舌茶、涂尖茶各二箱。道光二年（1822年）安徽巡抚端阳进贡有：“珠兰茶一箱、松萝茶一箱、银针茶一箱、雀舌茶一箱、梅片茶一箱。”[15]清人查慎行在任翰林院编修官时，编撰《人海记》并对各地贡茶列有条目，十多个省的七十多个府县，每年向宫廷所进的贡茶即达一万三千九百多斤。其中有六安瓜片、敬亭绿雪、涌溪火青、霍山黄芽等。[16]清代徐珂《清稗类钞》（朝贡类）记载：安徽贡茶有六安茶、梅片茶、银针茶（属六安茶），雀舌茶、珠兰茶、松萝茶、黄山毛尖茶（黄山云雾茶）等。[17]（P6312）清代安徽茶区被列入贡茶的还有六安瓜片、黄山云雾、敬亭绿雪、涌溪火青、霍山黄芽、梅片茶以及绩溪芽茶等。

据光绪《广德县志》载：广德、建平亦有贡茶；“以石溪，阳滩山、乾溪等处者为最”；“广德州芽茶七十五斤，建平（今郎溪县）芽茶二十五斤”。清人谈迁《枣林杂俎》和阿世坦《清会典》均有建平（今郎溪县）贡茶的记录。康熙年间（1683年），宁国张所勉《鸦山辨》一文记载：“宁国产茶不处，高峰、济川、千亩、龙潭诸池皆可入志”；“按一统志，鸦山产茶旧常入贡。”清人陆廷灿《续茶经》（八之出）记载：宣城石豀茶在明至清代的数百年间，一直为御用贡品。光绪十四年（1888年）《宣城县志》亦载：敬亭绿雪，贵真不贵多；“明、清之间，进贡300斤”。

新版《绩溪县志》记载：绩溪上庄“金山时雨”创于清初，原名“金山茗雾”亦入贡。[18]清廷还有将贡茶等物品作为赏赐品，以奖赏或抚慰臣子以联络君臣感情，使受赏者感受莫大的荣耀；如雍正时期，有两臣被派往云南，临行前雍正帝御赐六安茶二瓶抵滇。同时，还赋予了贡品礼仪的性质，如果、六安茶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乾隆十七年（1752）学士陈廷敬、叶方蔼，侍读王士正同入内直。其间皇上数回赐樱桃、苹果及樱桃浆、奶酪茶、六安茶等物，其中的六安茶以黄罗缄封，上有“六安州红印四月复”数字。

另外，皇帝行赏赐予外国使臣的礼品中，也有安徽贡茶。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之际，在诸多赏赐物中就有赏赐给英咭唎国王的六安茶十瓶、赏赐给英咭唎使团的六安茶八瓶。宫廷在临时特供饮食中，也会用到六安茶。

雍正八年（1730年），朝廷定文会试除了食物外，还有鸡和猪肉等副食品；

还供给六安茶20斤、北源茶30斤、松萝茶40斤。安徽六安、松萝以及北源茶作为赏赐物，不仅是承载着皇帝对臣民的厚爱，同时也印证安徽贡茶是一般人难以求到的赐予之物。

当时，在宫廷内能够享受到六安茶的，还有一些是在朝廷相关机构中效力的人。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按照皇帝谕旨，中正殿的画佛喇嘛绘制极乐世界长寿佛四轴，因为当时人手不够，新增添了画佛喇嘛一名。宫内给这位喇嘛的饮食份额中，就有每月用六安茶二两。此外，在景山学艺处效力的人也会得到赏赐的六安茶。[19]

清代贡茶的品类较多，基本涵盖了清代时期安徽茶区的茶叶品种，具有数量大、品类全的特点。同时，这种特点贯穿了清王朝贡茶制度的始终，如六安茶和松萝茶等。这些安徽贡茶在前代也是重要的贡茶品类，以致进贡时间从清初一直延续到清末。也有一些贡茶品类是从某一朝开始进贡并延续到了清末。还有一些茶叶品种，由于战乱或其它客观原因，在某个短时期间内曾经开始进贡或者是停止进贡。如六安茶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就曾数年未贡。

此外，一些贡品茶叶由于种种原因，进贡给宫廷的时间比较短，记载文字寥寥。从清廷《宫中进单》来看，一些产量较少的地方名茶，由于进贡数量少，进贡时间短，加之影响力不大，只是在方志中有简略记录。由此可以推断，一些地方名茶进贡的数量相对有限，进贡的次数或时间相对较短，可谓是不一而足。如六安州霍山茶，徽州松萝茶等，每年遇年节诸如万寿节（皇帝生日）、冬至日、元旦（春节）、端午节等节日，均由地方巡抚、总督等有身份的官员将茶进呈宫中。道光二年（1822年），安徽巡抚端阳贡中有：“松萝茶一箱、银针茶一箱、雀舌茶一箱、梅片茶一箱。”比较而言，年节贡茶相对岁进六安芽茶品种丰富，但入宫数量与岁贡相比却是微乎其微。两种形式的贡茶，在宫内的用途则是不尽相同。而各色人等享受贡茶的数量多少亦有不同。如皇贵妃、贵妃、妃嫔每月例用六安茶十四两、天池茶八两，贵人每月六安茶七两、天池茶四两。[20]（卷十七）

清时，朝廷对于贡茶的品质也有要求，而且是“载之甚详”；如“旧系茶户各备茶交官起解。而色类错杂，驳换迟误”以及“粗茶不堪内廷应用”的具体要求，因此，地方官不敢掉以轻心。每每茶季，乃是小心翼翼，精心于“雨前极品。”贡茶鲜叶的采摘，亦有时间讲究。如六安茶采制则是在每年清明前后。当时，一些地方官吏为了保证贡茶的品质，还会亲自入山去亲督茶户，以保证采摘的芽茶一枪一旗在精心焙制加工后，能够按照礼部规定的要求装袋、装箱。

康熙三十年（1691年），知州王廷曾以士民之请，改为官征官买，茶户但纳税银。又因霍山茶胜六安之产，故知州将茶课之银，发交霍山并办一色芽茶。每岁茶户采摘雨前极品一枪一旗，依法焙制。官以黄绢为袋，袋盛茶一肋十二两，共四百袋，分储于箱，知州敬谨钤封，恭缮贡本。限谷雨后十日起解，其解官以州、县、巡检递年轮流详委。”[21]（卷之十食贷志、茶贡）乾隆十四年（1749年）《霍山县志·茶考》记曰：“本县农户拣雨前极品，新芽一枪一旗，依法择制，以黄绢为袋封贮，共四箱，用龙旗龙袱恭进。”

据清代《词林典故》记载：“十七年闰三月，赐侍讲学士……上频赐樱桃苹果及樱桃浆、乳酪茶、六安茶等物，其茶以黄罗缄封，上有六安州红印。”[22]由此可见，贡茶的包装是十分讲究的。贡茶自谷雨后起运，要求55天内抵京。朝廷在接收的各省岁进芽茶中，对于六安芽茶却是有着特别的安排。清初，六安芽茶送进内库，其余各种芽茶移交珍馐署，给予外藩。贡品茶叶除了包装上有严格规定外，对上贡时间也有要求。对于各地贡茶，朝廷规定是每年自谷雨后的第十天开始起解，对各地送达的日期按路程远近而定。

顺治七年（1650年），礼部照会产茶各省布政司规定：“江南省常州府限四十六日，庐州府限三十五日。”虽然是路途遥远，运输艰难，但朝廷仍然规定“凡解纳，顺治初，定直省起解本折物料。守道、布政使差委廉干官填付堪合，水路拨夫，限程押运到京。”清代运送贡茶大都是由地方官委派专人负责押运，同时雇佣脚夫及交通工具等进行长途运送。

清《皖志辑要》对此有文字记载曰：“六安州并属霍山县解贡芽茶，如乙年芽茶即于甲年十二月内详请委员管解，一面由藩司填具连批，呈抚辕挂号，并移取勘合传牌，填给夫马，以便沿途应付解赴，礼部转交内务府收明，奉掣批回。其茶务须一旗一枪，装潢式样妥为备办，并先期于谷雨前将茶样照式装潢，专差赍省听候查验，饬委起运，以昭慎重。”[23]

另外，各地运送贡茶进京，都需要花费一大笔银两。如六安州霍山“始系户办纳本色交官起解，每茶一课，止徵水脚解费银二钱二三分不等。”按照这样的花费，通算下来，每年运送四百余袋六安茶就需要花费运送银近百两。各地贡茶运到京城以后，“解员事竣，由部给领司，任限照正印解员于引见后填给，经杂解员于发实后填给。”[23]如此严格的程序，对地方官运送贡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各地官员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各种手段，一定要想方设法地将茶叶在规定的时间内运到京城。安徽各地贡茶的额度，历朝历代各有不同，因为茶品不同以及区域经济等原因，以致各个时期的贡茶数额也是不尽相同，有些茶叶的进贡数量，也因环境或其它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5、结语

清代，安徽茶业进入了兴盛时期，其特点是形成了以产茶著称的区域和区域化销售市场。同时，商业资本逐步转化为产业资本。其时，安徽各地茶区制茶厂家不下千家，小者有数十人，大者有百余人，以茶为业者日众，业茶人数万之众，茶商茶号亦不计其数，以出口茶为大宗且效益颇丰。

因此，贡茶由民间到宫廷经历了一个对茶叶品质不断求精的过程。所以，贡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不能忽视的：如扩大了茶叶产区，提高了茶叶品质，带动了茶叶包装的改善，促进了茶叶经济发展。以清代为例，贡茶使茶叶培植技术在明代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多个著名的产茶区，这些初具规模的产区对推动清代茶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拉动作用。

与此同时，发端于汉时的贡茶至清代中叶，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的进一步增长，致使贡茶制度随之消亡。

总之，安徽是众多贡茶的发祥地，安徽贡茶有着厚重的历史沉淀。安徽贡茶所衍生出的徽茶文化，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因此，挖掘整理，保护、研究以及展示历代贡茶并做好传承和发扬，是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助推安徽茶产业发展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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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徽茶》2023年6月刊，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关键词：唐宋;四川;税茶;榷茶

引言

关于唐宋时期税茶与榷茶的研究，学界的研究视野聚焦税茶与榷茶制度在全国的发展变化，具有全局性①[1-4]。然而，学者们关注唐宋时期四川地区②[5-6]的税茶与榷茶侧重于梳理茶业政策的线索③[7-8]，因此，学界在研讨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税茶、榷茶的变化及税茶机构的变迁存在诸多不足，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税茶、榷茶政策的演变及税茶、榷茶机构的变迁。

①贾大泉[1]，黄纯艳[2]刊文探讨了唐代茶法;林文勋[3]，黄纯艳[4]在其著作当中深入研究了宋代的茶业政策。

②本文界定唐宋时期四川地区根据《新唐书·地理志》[5]《宋史·地理志》[6]所记载的范围:唐代之剑南道，山南西道所辖区域在今四川省境内;宋代之成都府路，利州路所辖区域在今四川省境内。

③李敬洵专题讨论唐代四川地区的茶法[7];贾大泉，陈一石梳理了四川历代茶业政策[8]。

一、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税茶

1.税茶的源流

安史之乱给繁荣富强的唐王朝以致命打击。其后，藩镇割据“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7]5921。方镇割据，节度使擅自任命属吏，随意截留朝廷赋税。唐王朝国库空虚，财政面临举步维艰之困境。为缓解财政危机，开辟税源，提高税率，虽属治标，然在当时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仍不失为立竿见影的务实之举。

四川是茶的原产地，也是人工种茶、饮茶最早的地区。由于饮茶有解酒、止渴、提神祛疲劳、解闷等功效，故饮茶习俗迅速传播，历魏晋南北朝至唐宋竟蔚然成风。唐人封演云:“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9]47李珏亦云:“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10]4053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别贵贱老幼，都时刻离不开茶。社会需求刺激社会生产，古今皆然。种茶、制茶、贩茶便作为一种新兴产业骤然勃兴，发展迅猛，规模巨大，从业者众。“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11]5262歙州祁门县(今安徽省祈门县)“邑之编籍民五千四百余户。其疆境亦不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每岁二三月，賫银缗缯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12]3737。商人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众多商人云集茶叶市场，说明茶叶利润丰厚，引起财政面临困境的朝廷关注，开辟新税源，税茶势在必然。

建中元年(780)，唐德宗即位的第二年，为应付财政危机，采纳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的核心是地税和户税......又融合了租庸调法而产生的新税法。”[13]119这里的地税主要是农业税，农业税调整(提高)了，工商税自然也得想法多征。于是在“两税法”实行两年多后，判度支赵赞以请为“署常平轻重本钱”为名，开征商税得到朝廷批准后，便“于诸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10]334。判度支赵赞税茶，需要注意三点:

第一，“于诸道津要置吏”收税，这其实是过税，过税在肃宗、代宗时期已经实行①[14]，当时只是千文以上才收税，收多少没明文规定。

第二，收税对象是“商货”，这就包括一切商品，而不是专门针对某一种商品。

第三，规定税率。一般商品“每贯二十文”，即0.2%，而竹木茶漆的税率则是10%，比一般商品高4倍。

上述三点表明赵赞征税税目虽包括茶，但不是专门对茶征税，因此还难说这是税茶，如果一定要说是税茶，那也仅是税茶的先导而已。这次以“充常平之本”名义征税，只实行一年多。建中四年(783)八月“泾原兵变”，德宗出逃奉天(今陕西省乾县)，面对叛军围攻，为笼络人心，改元兴元。兴元元年(784)正月制曰:“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赦下，四方人心大悦。”[15]7392处于逃难之际的唐德宗为获得民心，将赵赞征税项目，悉数罢停。

唐德宗贞元九年，茶税成为特种税。史载:“贞元九年正月，初税茶。先是诸道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仍委滂具处置条奏。”[10]2128“茶之有税，自此始也。”[10]376“贞元九年，张滂奏立税茶法。郡国有茶山，及商贾以茶为利者，委院司分置诸场，立三等时估为价，为什一之税。”[16]1886张滂以“遭水旱”为借口征税，建中三年(782)赵赞以“以充常平之事”为托辞征税，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征税对象、范围却有不同。赵赞征税对象是“商货”，税目众多，茶仅是其中之一;张滂征税对象只有一个，就是茶。赵赞在“诸道津要置吏”收税，而张滂还专对“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置吏收税，这不仅涉及茶商，还涉及茶农，这才是真正的税茶。《旧唐书》云:“茶之有税，自此始也。”[10]376其实就是说专门对茶征税，是从贞元开始的。贞元税茶之后，整个中晚唐、历五代至于宋初，并被后世王朝相继沿袭，其间因各种原因偶尔暂停，但旋即复征，总趋势是税率增高，穆宗时达到50%②[5]1382，茶税监管控制日益严密。

2.四川地区税茶机构的变迁

唐代四川地区税茶是全国税茶政策在当地的具体贯彻实施。安史之乱对河南、河北及中原地区冲击极大，但对四川的影响相对较小，朝廷对四川的统治较为稳定，地方官吏遵照执行中央政令。在税茶方面，有别于全国其他地区，主要是负责征收茶税的官员及机构屡次变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贞元九年(793)至长庆元年(821)，盐铁司主管，张滂等人负责[17]153。

贞元九年(793)盐铁使张滂税茶之议被认可，并“委滂具处置条奏”，即令张滂主持全国茶税的征收，当然包括剑南三川，但此事进展并不顺利。因为在张滂税茶前一年的贞元八年(792)，已有诏令将全国财富分为东西两大块，东南由户部侍郎为诸道盐铁转运使张滂负责，西部三川(剑南西、剑南东和山南西道)以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负责[16]1886。对于这样的分工，班宏、张滂都不甚满意。按职责区分，度支主要管支出，赋税征收归盐铁，而现在盐铁部分职权被侵占，张滂不高兴，因其本官户部侍郎，是班宏户部尚书的副手，对工作挑肥拣瘦，也有意见，故“互有长短”，后来由宰相出面上报德宗才最终定下来[16]1886。接着班宏去世，司农少卿裴延龄以“守本官，权领度支”。新官上任自然想有所表现，当自己所辖区内之事他人插手，也有所不甘，但面对官阶比自己高，又自知“不通殖货之务”[10]3720，自然不能与张滂对抗，因此“自裴延龄专判度支，与盐铁益殊途而理矣”[16]1886。度支与盐铁各负各自的职责，三川财富仍归度支(茶税除外)，茶税则由盐铁主管，四川税茶遂得以顺利进行。从这以后，经顺宗至宪宗都执行张滂拟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一直到穆宗。

第二阶段:长庆元年(821)至太和元年(827)，负责人牛僧儒、崔元略[17]359。

穆宗即位，税茶几经变易。先是“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接着改变以前由盐铁主管三川茶税而为“两川以户部领之”[5]1382。唐朝后期，“户部司已成为供给文武京官俸料，掌管国家后备经费，与度支司和盐铁转运司鼎足而立的财政三司之一，跻身于职事繁剧，地位轻重的官司之列”[17]292。以户部领四川茶税，显然与保证或提高文武京官俸禄有关，这正是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的手段之一。然而，户部一来“职事繁剧”，二来户部在地方没有监院、巡院，四川以茶税所征钱物，如何运往京师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于是便委托度支办理，而度支采取的办法，则是让巡院(度支在京城的下属机构)“于上都召商人便换”[9]4913。所谓“便换”，就是“飞钱”，召茶商来京师将货款交给巡院，由巡院开票据，茶商拿票据到产茶州县有关机构或商号取款购茶，而度支巡院以“便换”所得收入转交户部，这个办法对茶商交易提供极大方便。这样以户部领两川税茶，既增加了户部收入，对两川茶业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但是问题也不少，因“飞钱”只方便富商大贾，对中小茶商无任何作用，户部委度支代收茶税，难免从中截留。此法实行大约七年后到文宗即位便被停止。

第三阶段:太和元年(827)至开成元年(836)，负责人李德裕、杜元颖等[18]17，20。

“太和元年，户部侍郎崔元略与西川节度使商量，取其稳便，遂奏请茶税事使司自勾当，每年出钱四万贯送省。近年已来，不依元奏，三道诸色钱物，州府逗留，多不送省。请取江西例，于归州置巡院一所，自勾当收管诸色钱送省，所冀免有逋悬，欲令巡院官李渀与(李)德裕、(刘)遵古商量制置。”[10]4913这是工部侍郎庾敬休给文宗的奏章，从中不难看出，西川茶税从太和元年(827)起由“户部领之”改为“使司自勾当”，也就是归剑南西川、东川节度使办理，西川“每年出银四万贯送省”。认为这样“稳便”。然而带来的问题也不少。其时，西川节度使杜元颖为求恩宠(东川、山南西道节度使史籍失载)，巧索珍异进献皇上，军需粮食都敢克扣[10]4262哪里把国家税收放在心上，竟截留茶税所征财物，以致拖欠。于是决定在归州设置巡院，办理运送由茶税征收各种钱物，不使拖欠;但这是权宜之计而已，并未解决根本问题。“开成元年，李石以中书侍郎判收茶法，复贞元之制也。”[16]2121西川节度使主持税茶执行近十年终被停止，仍旧恢复贞元时的盐铁使掌管茶税。另，四川地区税茶归属几次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茶税收入的增减，具体数字史籍失载，不得详知，但从以下两个数字对照，或可知其大概。贞元九年(793)，张滂“初税茶，岁得四十万贯”[10]376。这是全国的税额;太和元年(827)，四川税茶由“使司自勾当”，定额为四万贯。由此可知，四川税茶为全国税茶的十分之一。其后，四川税茶的管理归属亦颇有变易。唐末剑南节度使拥兵自重，独霸一方，相互攻伐，在各自控制区域内任意征税(包括茶税)，任意截留，乃至“全蜀赋税，不供天府”[12]410，仅在形式上与朝廷保持关系，“岁时但贡奉而已”[11]5120。

五代，四川地区为孟蜀窃据，实行榷茶直至覆亡。宋初仍税茶，正如宋人潜说友所说:“茶税起于唐。利日益滋，法日益详，县官因以佐大农、宽舆赋，遂为经常之制。国朝初，循唐旧”[19]478。“循唐旧”，是指全国，就四川而言，则另有措施。乾德三年(965)，宋太祖灭孟蜀，“深知东南数路茶法之害，制诏有司一切弛放，任令通商”[20]1。宋初，“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卖”[6]4286。这是改孟蜀的榷茶为税茶，具体办法是:“茶园税每三百文折纳绢二匹，三百二十文折纳绸一匹，十文折纳绵一两，二文折纳禾草一束”[20]1。纳税之后，便可任令通商，不过只限于川峡数路，超越本区，“则禁出境”[6]4269。此法一直实行到神宗熙宁七年(1074)，“川峡、广南州军止以土茶通商，别无茶法”[21]6547。据统计，唐五代四川地区茶叶产量大约在1000万斤左右[22]88，由此可见，四川地区茶税对封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二、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榷茶

1.榷茶的缘起

榷茶最先起于唐文宗时“上访以富人之术”。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李训、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乃以榷茶为对。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榷茶使。”[10]4400吏部尚书、检校司空王涯复领盐铁转运使，“表请使茶山之人，移植官场，旧有贮积，皆使焚弃，天下怨之。九年，以事诛。而令狐楚以户部尚书、仆射主之，以是年茶法大坏，奏请付州县，而入其租入户部，人人悦焉”[16]4400。这样，王涯榷茶之法施行五年后终被废止。不过，这次榷茶，对四川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从太和元年(827)起，到开成元年(836)间，四川茶税事是“使司自勾当”，由节度使主管，王涯虽为盐铁使、榷茶使，却管不到四川榷茶之事。五代时期，四川亦曾榷茶。苏辙云:“五代之际，孟蜀窃据国土，国用褊狭，始有榷茶之法。”[23]787孟蜀榷茶的具体作法，史籍失载，语焉不详，但榷茶之法亦随孟蜀之覆亡而被废止。

由此可知，唐时榷茶短暂，尚未波及四川;而孟蜀榷茶，虽在四川，但为时不久，未形成定制而影响后世或被后世沿袭，故只能说是榷茶先导，更谈不上正式确立榷茶制度。

2.四川地区的榷茶制度

赵宋立国不久，便开始在已控制的部分地区榷茶。《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祖乾德二年八月，初令京师、建安、汉阳、蕲口并置场榷茶。”[24]131接着“乾德三年(965)九月，以度支郎中苏晓为淮南转运使，晓建议榷蕲、黄、舒、庐、寿五州，置十四场，笼其利，岁入百万緍”[24]157。又《宋史·食货志》载:“宋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州之蕲口，为榷货务六。”[6]4447不难看出，赵宋榷茶始于乾德二年(964)，最初只在局部地区，其后逐步推广，乃至全国。不过那时榷茶，并不涉及四川。

四川榷茶，始于神宗熙宁七年(1074)，即“川茶之法，肇于熙宁甲寅”[21]6644。《宋史》亦载:“(川茶)旧无榷禁，熙宁间始置提举司，收岁课三十万。”[6]4510不过，熙宁七年榷茶只在四川部分地区，“只得于熙、秦、通远军及永宁寨茶场卖入官”[21]6645。熙宁榷茶之前，川陕境内茶叶虽是“任令通商”，但“禁其出境”;现在在熙州(治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河州(治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北、和政县西北)①[20]4、秦州(治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通远军(治通远，今陕西省环县)、永宁寨(通远军南120里[25]139)，这5个茶场均在今甘肃、陕西境内，也就是对“禁其出境”开了一个口子，即川茶可以贩运到西夏王朝的边境交易(陕甘北临西夏)。神宗庆历四年(1044)与西夏重订和约，恢复双方商贩往来，“西夏对宋的出口物品有驼、马、牛、羊、玉、毡毯、药材、盐等，宋对西夏的出口物品有茶、丝织品、粮食、香料、漆器、铜钱、银等。特别是茶马贸易，对宋与西夏都至关重要”[26]302。开放川茶，去陕甘交易，无疑与此有关，然而事关对外出口，自然由政府直接控制，熙宁榷茶由此而起。

熙宁七年1074)榷茶，茶场主要设在今陕西、甘肃境内，凡5个，而在四川只有永康县场(在彭州)和名山县场(在雅州)两个茶场，这表明熙宁榷茶只榷输入陕甘的川茶，并不涉及全区。四川全境榷茶，是几年以后的事，川茶入陕甘道路艰险，运输困难，致使课利不足，李杞主营川茶时，经营布帛，欲以布息补茶利，“自后又恐买布亦难敷及元数，则乞却雇回脚车船，般解入川。洎至盐法难行，则又乞将川中有茶去处并行收买”[24]4233。元丰元年(1078)，蒲宗闵亦上书“乃议川陕路民茶息收十之三，尽卖于官......于是蜀茶尽榷”[27]225。这才是四川全域榷茶，可见四川地区榷茶也是先局部而后全域的。

其后，哲宗时，四川曾一度废止榷茶。元祐元年(1086)八月辛卯令曰:“废罢成都府在城博卖都茶场，止令产茶州县元置茶场处依未置都茶场日任便贩卖。”[24]4233不过，没有几年，绍圣四年(1097)二月二十五日陆师闵奏请“复行榷买川茶，依元丰法不许通商”[21]4468。此后，直到南宋初期，川茶榷茶依元丰法再没更改。

为了保证榷茶的顺利开展，北宋政府在川陕地区建立了一整套榷茶机构。首先，宋政府在成都建立都大提举茶马司，统一管理四川及熙秦榷茶买马事宜。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佑邦用”。茶马司权力很大，“应产茶及市马之处，官属许自辟置，视其数之登耗，以诏赏罚”[6]6745。并且“有茶及搬茶郡县，知州、通判、知县，皆由茶司与转运司奏明差注”[20]32。其次，设置买茶场。榷茶事务由茶马司直属机构—买茶场办理，产茶区榷茶事宜由当地知州、通判兼提举。买茶场监官、专典、库称、牙人等专职办理茶叶交易，征收茶税事务。茶场监官是“茶场所在，州委都监、县委令、佐兼监”[21]6205。可见，宋政府在川陕四路榷茶是通过都大提举茶马司，买茶场及地方政府等官僚机构协同办理榷茶事务，但榷茶具体事务主要由各地买茶场经办。据徐松《宋会要辑稿》卷二九《食货》统计，北宋时期，都大提举茶马司在蜀地共建立24个买茶场，且24个买茶场均在成都府路，这是四川榷茶初始时三四年间的茶场数。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说:“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27]226但未详述41个买茶场的名称。因此，我们很难精确统计北宋各个时期买茶场的数目，但买茶场由24个增加到41个，表明四川榷茶也是先局部而后逐渐扩大到全域的。宋政府通过各地设置的茶场垄断四川地区茶叶市场，以确保政府获得高额利润。

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建立榷茶机构的同时，针对川陕四路实际情况制定了完备的榷茶措施及办法。其内容涉及买茶场职责、交易规则、触犯榷茶规章处罚、官员奖惩考核等各个方面都有详细、具体的规定，其措施及办法是:

(1)买茶场职责按照市价尽数悉买园户之茶，正斤之外，量加耗茶。每岁民间资金缺乏时，买茶场预先计量现钱、斛斗，召园户自愿结保请借，每贯出息二分;至茶出时，以茶赴官折纳。如过夏季仍不纳茶抵偿，依法追催。

(2)茶价政府制定茶价。通常情况下，官价茶叶一般是在政府收购价基础之上再加价二分至三分。此外，息钱、头子钱、税钱、打角钱由政府征收。

(3)交易原则茶园户不得在茶场之外买卖茶叶，茶商必须到茶场按官价买茶;官方发行茶引，按照茶引指定的地区销售，并缴纳住税和过税;商人与园户私相交易，或贩卖无引私茶，皆许人告捕，并依法断罪;告捕之人按一斤以上赏钱三贯文，每十斤加三贯，至三十贯止。

(4)奖惩考核按规定数额买卖茶叶，岁终审定，超额有奖、亏额有罚;茶场超额，官员相应加官进爵，并予以物质奖励。茶场监官、吏人，收息一百贯文，赏钱五贯文;若亏五厘以上，罚俸半月，公人笞四十;满一分，监官笞二十，公人杖六十;满二分，监官、公人各加二等，至三分，停止加罪。

由上可知，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榷茶机构，制定严密的榷茶法规，从制度层面确立北宋政府榷茶的权威性、合法性，保证榷茶机构的高效运行。榷茶机构垄断茶叶贸易，茶课收入急遽增长，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榷茶取得十分明显的效果。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初，蜀茶额岁三十万。至稷加为五十万。及师闵代稷百万。”[24]8045“初”指熙宁七年(1074)政府始榷茶，只是榷入陕甘的川茶，便茶课税息三十万贯;“稷”指李稷，元丰五年(1082)他将茶课增至五十万贯。“师闵”即陆师闵，“李稷殁于王事”以同提举成都府之职代稷领治茶事，将茶课增至一百万贯。事实上，北宋政府在蜀地榷茶的课息收入，基本上都超过政府规定岁额。据文献记载，李杞主管四川茶场公事的六年(1072-1077)，“总入息税钱百二十二万九千余缗”[24]7381。每年平均茶课的收息三十余万缗;元丰元年至元丰五年(1078-1082)，李稷主管四川榷茶，“稷领治茶事于五年间，除百费外收获净利四百二十八万余贯”[24]8045。每年平均茶课收息九十万贯，超过规定岁额五十万贯;陆师闵代李稷主管四川榷茶的二年时间，元丰六年至元丰七年(1083-1084)，“增羡至一百六十万缗”[23]8045，到元丰末(1085)，“今则岁献二百万贯”[20]33。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岁课川陕茶息，三百七十一万一千一百七十二贯”[21]4467。可见，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榷茶，所获茶课呈逐年递增之势。

①河州置场，“本路置场买茶往熙、河博卖”[20]。

三、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税茶与榷茶的作用及影响

税茶、榷茶都是正常赋税之外的额外征收，就其实质言，说是横征暴敛，未尝不可。不过唐税茶、宋榷茶初始时，国家内乱外患方殷;四川地处边防最前线，唐有吐蕃、南诏不时侵扰，宋有西夏、金、蒙古入侵。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郡将自擅，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10]720。由于“西川富强，只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12]175。宋则“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西夏)骄盛，寇盗横炽”[29]525。当此为难之际，为抵御外侮，增加军费，保障国防开支，即使是苛捐杂税，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必要性。然而，税茶与榷茶终属苛政，必然会随之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的是茶农。史载武宗时“盐铁取茶利，诏下，所在毋敢隐。(利州益昌)县令(何)易于视诏书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引厚赋毒之手?’命吏阁诏，吏曰:‘天子诏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窜邪?’对曰:‘吾敢爱一身，移暴于民手?亦不使罪尔曹。’即自焚之。观察使素贤之，不劾也”[5]5634。税茶将茶农逼至绝境，当然不只是利州益昌(今四川省广元市西南)一州一县，在三川一带有普遍性，利州益昌人有幸，遇上了何易于敢于舍身抗旨的好官，得免涂炭，然而，像何易于奉职守法的循吏不仅在四川，就是在全国也是寥寥无几，而税茶与榷茶给茶农的灾难何等深重，当不言而喻。

相对而言，宋初税茶较唐代宽松。据知彭州吕陶叙述:“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赋税一例折科，役钱一例出，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20]4茶农只要按一般农户缴纳夏秋两税之后，便可“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此外，“川陕、广南州军止以土茶通高商，别无茶法”[24]6686。可是，熙宁榷茶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北宋刘挚、苏辙均曾指出榷茶之弊:一是阻碍茶业的正常生产与发展。“又昔日未榷茶，园户例收晚茶，谓之秋老黄茶，不限早晚，随时即卖。榷茶之后，官买止于六月，晚茶入官，依条毁弃。官既不收，园户须至私卖以陷重禁”[29]787。二是导致大量茶园户破产，激化社会矛盾。“蜀茶之出，不过数十州，人赖以为生，茶司尽榷而市之。园户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额至数十斤......园户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已而其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地实生祸也。”[29]152三是榷茶导购价格低廉，茶法严苛。“自官榷以来，以重法胁制，不许私卖，抑勒等第，高称低估，递年减价，见今止得旧价之半。”[23]787“今民有以钱八百私买茶四十斤者，辄徒一年，出赏三十贯。”[23]786显然，苏辙对四川地区的税茶与榷茶当有客观分析，但总体来看是弊大于利。

四、

结语

唐宋时期中央王朝在四川地区实施的税茶、榷茶当然属于苛捐杂税，但它始于唐宋内忧外患方殷之际，为抵御外侮，征收茶税、施行榷茶的政策，亦有一定正当性。然而，税茶与榷茶的政策给四川地区民众带来的伤害也不容忽视，加重了茶农和茶贩的负担，阻碍了茶业的发展，其负面影响也极其深重。毕竟，唐宋政府税茶与榷茶是封建王朝的一项国家税收制度，它反映的是封建统治者的经济政治观，虽经屡次更改，但它始终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唐宋时期施行的税茶和榷茶为历朝沿袭，延续至明清。事实证明，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封建统治者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将茶叶由通商改为榷禁，原本在市场自由买卖的茶叶变成政府专卖之物，这种做法必然造成统治集团徇私舞弊，产生腐败，激化社会阶级矛盾，导致封建政府统治危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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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蒲应秋、潘艳芬

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浉河区委书记、区长赵军华（右）接受大河报·豫视频记者专访钟紫涵摄影

浉河区建设高标准茶叶加工基地受访者供图

河南茶产业要实现更好的发展，关键看信阳毛尖。

信阳种茶至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陆羽《茶经》载：淮南茶，光州上。苏轼遍饮诸茶后亦赞誉云：淮南茶，信阳第一。

作为信阳毛尖的原产地、主产地、核心产区，浉河区牢牢占据着信阳毛尖的C位。在全国重点产茶县，浉河区以102亿元的涉茶综合产值位列全国前列。

为实现茶产业更好的发展，浉河区在“三茶统筹”方面积极实践，成效不断显现。

为传播信阳毛尖文化他们建起一座博物馆

信阳市浉河区浉河港镇有一座嘉木饮毛尖博物馆。近日，大河报·豫视频记者在此探访时注意到，博物馆300余平方米，共设置9个展厅，每个展厅都有相应的实景实物展示，通过不同的视角展示信阳茶文化以及信阳毛尖发展历史。

博物馆外万亩茶园，美不胜收，馆内茶香四溢、各种展览不胜枚举，采访期间，不少游客前来，驻足端详，拍照留念。这里已然成为网红打卡地。

“整个博物馆的核心内容就是对信阳毛尖底蕴的挖掘。不了解信阳毛尖的人可以通过信阳毛尖博物馆对信阳毛尖有一定的认知，了解的人可以通过游览博物馆加深印象，同时也能把信阳的茶文化更好地推广出去。”信阳市嘉木饮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曦介绍。

这些年，陈曦在从事茶产业的过程中发现，尽管信阳毛尖的名气很大，但有些客商对信阳毛尖的了解并不是特别深刻，更多是一种模糊的概念，作为茶人后代的他，有责任有义务大力推广信阳毛尖文化。

不光信阳毛尖博物馆，嘉木饮在企业产品外包装上也融入了信阳茶文化元素，有体现采茶、制茶的图案，有展示茶园形态的图案，有毛尖生长状态的图案等，用产品带动文化，用内容突出品质。

在电商平台上，关于嘉木饮的商品下方常常有网友留言，表达对毛尖文化的欣赏。“以前以为毛尖是一种特产，没想到有这么多文化内涵在里面，从产品包装到很多细节处，处处体现着文化心思，可以给家人朋友看看。”一位网友称。

嘉木饮对茶文化的推广，是浉河区提升茶产业发展水准的一个缩影。

“三茶统筹”指明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2021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察看武夷山春茶长势时明确指出，要把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做好！

茶文化研究学者、香港国际茶协会理事吕剑认为，“三茶统筹”是新时代我国茶产业的努力方向，在现今及未来茶产业发展中都具有指导意义。

三茶统筹，茶文化打头，抓住了核心和灵魂。茶从诞生那一刻，就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仅仅从茶名，就有意象，有联想，有画面，有韵味。“纵观历史，从唐代的点茶到现在的茶饮料，中国茶文化的变化从来没有停止过，同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吕剑说。

做大做强茶产业，关键靠科技创新驱动。茶科技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工艺创新、品质提升、产品包装三方面。同时，在研发新产品、适应多元化个性化消费、产品营销等方面也至关重要。

对于河南茶特别是信阳毛尖来说，“三茶统筹”尤为重要。

2022年2月15日至17日，省委书记楼阳生在信阳市调研时，其中一站走进信阳农林学院茶学院，与信阳毛尖非遗传人、科研人员、教师学生亲切交流，了解茶叶炒制工艺、茶树品种改良、特色课程设置等。他说，茶为国饮，不仅要把传统工艺传承得炉火纯青，还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运用生物技术培优品种，深入挖掘茶文化内涵精髓，把小茶叶做成富民大产业。

对照上述要求，茶文化、茶科技的重要性清晰可见。

若论茶文化，信阳毛尖源远流长。信阳种茶始于东周，名于唐，兴于宋，盛于清，至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是古代著名的淮南茶区。唐，陆羽《茶经》载：淮南茶，光州上。宋时，苏轼遍饮诸茶后亦赞誉云：淮南茶，信阳第一。

地处我国茶叶生产的江北茶区，信阳毛尖产业质量全国名列前茅。早在1915年，信阳毛尖茶获得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当时同时获得金奖的还有贵州茅台。多年来，信阳毛尖一直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

信阳毛尖的主产区和核心区是信阳浉河区，全区现有茶园面积63.5万亩，约占信阳全市的1/3，域内“五云两潭一寨”八大名茶山头，均在300—800米之间，生态优良，云雾弥漫，牢牢占据信阳毛尖的C位。

浉河区“三茶统筹”的实践更加引人关注。

信阳毛尖主产区浉河区

积极践行“三茶统筹”

近日，浉河区委书记、区长赵军华接受大河报·豫视频记者专访时介绍，浉河区将“三茶统筹”作为茶产业发展的根本方针，全方位指导工作实践。

在茶文化上，比如立足自身悠久的茶文化历史，打造茶文化广场、生态茶庄园、茶博馆等多个茶主题建筑，坚持茶文化与全域旅游相结合，积极筹办信阳茶文化节、信阳毛尖开采仪式、信阳毛尖手工炒制大赛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打造“茶旅融合”文化品牌，弘扬浉河红色茶乡的名号。

在茶科技上，比如积极发挥科技与人才引领力量，深化与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及涉茶高校的产业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茶产业上，持续推进“改良、提质、赋能”三大工程。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培育推广“信阳10号”茶树新品种改良茶叶。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了解到，浉河区本地传统的老旱茶品种只有14.8万亩，仅占现有茶园面积的23%，其余大都是乌牛早、福鼎大白、白毫早等品种。浉河区近三年持续投入1500万元，用于“信阳10号”的培育推广，努力从源头上抓好品种改良的问题。

抓好生态有机茶园建设，八大名茶山头实现了统防统治。抓好生产方式转变，倡导一芽一叶、一芽两叶的采摘生产，既提升茶叶产量，又提升质量。

“浉河区茶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不能仅仅把茶叶当成一产来做，需要围绕一产，拉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赵军华说。

对此，浉河区坚持运用产业化思维，依托信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等项目，做大做精茶产业，加快全产业链条打造和升级。提升茶企精深加工水平，支持生产经营主体建设高标准茶叶加工基地。

“信阳毛尖521”溯源码

精准提供用户画像

“三茶统筹”之茶科技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山水浉河云赏毛尖”信阳毛尖521（五云两潭一寨）区块链溯源体系建设。

来自信阳毛尖“五云两潭一寨”产区的每一盒茶叶都拥有了“身份证”，每一片茶叶都能溯源。

据介绍，“五云两潭一寨”即车云山、集云山、天云山、连云山、云雾山，以及浉河港镇的黑龙潭、白龙潭和何家寨，是信阳毛尖核心中的核心，从生态环境、气候特点到炒制技艺、口感滋味均别具一格，是信阳毛尖高端绿茶的典型代表，“山水浉河云赏毛尖”区块链溯源体系推广，是浉河区茶产业发展和信阳毛尖品牌建设新的突破。

茶叶质量可追溯体系与数字化农业平台，茶产业和茶科技统筹，通过包装标识制度，用上具有防伪溯源功能的专用实物标识或电子标识，实现对茶叶种植、生产加工、销售环节的全链条、全流程追溯，这不仅是茶科技的重要体现，还对浉河区更加精准地把握茶产业市场、做好用户画像、指导企业下步发展，都提供了权威依据。

据了解，该溯源码体系从2022年9月开始动议，今年3月正式推广，通过溯源体系建设，浉河区已经实现了300米以上高山茶园的全覆盖，是西湖龙井茶叶（溯源体系覆盖面积）的两倍。

赵军华还提到，“溯源体系运行以来，通过看点击率，发现浙江地区有很多人扫码，一方面说明西湖龙井的溯源体系已经建立，当地这方面开展得比较好，同时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我们的溯源体系建设，业内很关注。”

做大做强茶产业

信阳被寄予厚望

《河南省“十四五”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中，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优势特色农业方面明确提出，以信阳等茶叶优势区为核心，辐射带动桐柏、内乡等县（区）发展优质茶叶，建设一批千亩以上的集中连片高标准茶叶示范基地，改造老茶园，发展无性系茶园、生态茶园等，加快茶叶产业结构调整，做大做强茶叶企业品牌，推进茶文化、茶体验、茶旅游融合发展。

近日，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处室介绍，多年来，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领导下，我省茶产业快速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产量、产值提高迅速。截至2022年底，河南省茶园面积240.24万亩，产量9.25万吨，产值180.26亿元。

对信阳茶产业发展，河南省寄予期望。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2022年省财政已累计筹措资金21525万元，支持信阳市打造5个优质产业基地、1个产业强镇、4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着力改善茶产业生产设施条件，健全产业链体系。

其中，2022年省财政支持信阳市浉河区成功创建以茶产业为主导的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争取到中央财政资金3000万元。接下来，省财政将积极帮助指导信阳市浉河区做好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