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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经·续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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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昊 徐吉军,论宋代茶文化的历史贡献和当代价值

内容提要 宋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发展长河中承上启下、创新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宋代“点茶法”在中华茶饮文化中独树一帜;宋代茶制利于军备并刺激了经济的发展;茶道文化促成了中华茶文化重教崇德传统;宋代全面开启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茶文学艺术珍宝,成就了中国茶器具文化的美学高峰,创造了宋茶文化促进中华民族融合的奇迹。当今,我们应吸收宋茶文化中的精华,传承其优秀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为当代发展所用,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和”韵,以茶和天下的胸襟,助推社会和谐,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德”韵,弘扬中华茶道文化和传统美德;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雅”韵,共筑文化供给侧精品化和大众化共同繁荣的新格局;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新”韵,鼓励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创新创造。

关键词 宋茶文化 历史贡献 宋韵文化 当代价值

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秉持高度的文化自信,传承优秀的文化基因,创造强大的文化力量,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备条件。

茶,源于中国,走向世界,为人类健康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博大精深的中华茶文化始终与中华文脉息息相通、休戚与共,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宋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发展长河中承上启下、创新发展,在转型繁荣中形成了独特鲜明的特色,不仅对中国后世的茶文化,而且对日本的茶道、韩国的茶礼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茶文化与宋韵文化气息相通,能量同向,在扬弃中挖掘和发现宋茶之韵在今天和未来发展中的宝贵价值,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国家强盛、社会进步、文化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作出贡献,这是我们深入研究宋茶文化和宋韵文化,传其精华流韵的真正目的。

一、宋茶文化的历史贡献

唐代陆羽《茶经·六之饮》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旧唐书·李珏传》有“茶为食物,无异米盐”的记载,说明唐代茶于民众生活已日益重要,这与宋人所谓“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同出一辙。至宋,饮茶之风风靡全国,连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民众也深受影响。在茶叶生产上,不仅技术有了很大进步,而且同其它经济作物生产一样,出现了很多专业园户,进行面向市场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其时的茶饮文化、茶器具文化、茶的文学艺术等也随之丰富和繁荣起来,并且渗透到思想学术、宗教信仰、生活生产习俗中来,从而使宋茶文化蔚为大观。故此,中华茶文化发展史上一直有“兴于唐、盛于宋”之说。(一)宋代“点茶法”在中华茶饮文化中独树一帜

人类用茶,从实用上升至文化,从吃茶开始(当食物、药物吃)进而到喝茶(当汤药、饮料喝)、品茶(当审美对象来品鉴香之美、色之美、味之美)兼顾。先秦两汉用的是“羹饮法”,即将茶饼或鲜叶捣碎后再拼入各种调料、食物,“和烹而饮之”。至唐代,“煎煮法”分流,煎煮的“羹饮”依然流行,同时煎煮的清饮开始得到重视,陆羽更是大力提倡,而百姓中直接用水冲泡茶叶的方法也开始露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法令推行散茶,使散茶在众多的制茶方式中脱颖而出,从此“全叶冲泡法”成为中国茶饮方式的主流。而宋代的“点茶法”,正处于中国茶饮发展史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

宋代“点茶法”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经碾茶、罗茶(以罗细筛)、候汤(烧煮用水)、熁盏(熏烤茶盏预热),然后点茶,宋徽宗《大观茶论》还将点茶细分为七个步骤。点茶法始于民间,是多种茶饮方法中的一支,而经蔡襄在其茶文化名著《茶录》中详加介绍之后,很快在民间广泛流传。之后,宋徽宗《大观茶论》再度详解点茶法。于是,末茶冲点饮法迅速成为宋代茶饮文化的主流,形成了中国茶艺的一大高峰。

宋人审美的精致,还进一步反映在点茶中的“分茶”技艺。唐代的“分茶”就是将煮好的茶汤让大家分而饮之,也称“均茶”。而宋代的“分茶”逐渐演化为在点茶过程中用茶匙(后用茶筅)拨弄、用汤瓶注水,形成文字和图案,犹如在茶汤上作书画,大约是宋人书画情节在茶艺上的一种延伸吧。

宋人还将“斗茶”普及开来。宋人斗茶不仅是茶叶品质的比赛,更是点茶技艺升级版的比赛。点茶是一种茶饮方式,日常在用;斗茶是点茶技艺的比拼,是游戏时或正式比赛中的“斗”,斗的是茶品、茶技和茶艺的高下。北宋陶榖《清异录》卷下记载:“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茶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幻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宋代“分茶”与前代传下来的“茶百戏”之间是否存在传承创新关系,需作进一步研究,但它们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赏心悦目的游艺色彩和雅俗共存的文化精神是相通的。

宋代的“点茶”“分茶”“斗茶”,是将茶饮注入精神和文化,使之实用和审美兼得的一种方式,彰显了茶艺活动的趣味性和生动性,在当时非常盛行普及,连边境内外的少数民族包括辽、金的茶饮方式都深受影响,习而用之。

宋代茶饮和茶艺之盛也促进了茶馆业之兴,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茶馆数量大增,经营方式有了新的突破,灵活多变,出现了一窟鬼茶坊、花茶坊、水茶坊、蹴踘茶坊等不同形式的茶坊,歌女献茶成为茶肆的行规。为了赢得丰厚的商业利润,甚至有专供仕女夜游吃茶的地方,提茶瓶者还主动送茶上门服务,有的还引入歌卖以招徕顾客。他们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通过热情周到、细致入微的服务留住客人, 通过行会组织实现茶馆的规范化管理。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开封城内的闹市和居民聚集之处,各类茶坊鳞次栉比。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也表现了北宋东京茶楼林立、酒肆繁多的市民生活图景。而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茶肆,“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向绍兴年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用银盂杓盏子,亦如酒肆论一角二角”。二是注重茶馆硬件设施的建设,装饰颇为精致典雅,并对饮茶环境的雅静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止用瓷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烘托出茶馆的艺术氛围。三是宋代茶肆的功能远比现在丰富,其时茶馆的功能主要有三种:(1)人们品茶、斗茶等茶事活动的重要场地;(2)除了作为行业聚会场所外,还是三教九流聚集之所,是人们在此沟通信息的交流空间和社交场所;(3)听书、看戏、放松、休憩的休闲娱乐空间和教坊习艺场所,例如“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保佑坊被朱骷髅茶坊”,这“一窟鬼”“朱骷髅”就是说书人经常使用的神魔鬼怪的话题题目,并结合题目组织相应说书活动,由此可以想象这些茶肆兼有听书的特色。由此可见,宋代是中国茶馆文化的定型期,自此以后中国茶馆文化便具有了市民性质,成为大众性、娱乐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结合体,其风貌和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

(二)宋代茶制利于军备并刺激了经济文化的发展茶叶在中国古代除了是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寻常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外,还是茶区百姓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茶叶又是重要的军需物资、茶马互市的要素,在一些特殊时期还是朝廷和平外交的纳贡物品,因此历朝历代都很重视用法令、政策对茶叶生产和流通进行严格管控。宋朝从开国之初就高度重视通过建章立制加强对茶叶的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垄断茶利的榷茶制度和保证皇亲国戚、大小官员享用或赏赐优质茶品的贡茶制度,使得宋代产茶从质量到数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外,茶马互市也有一整套法规制度,对自己是易马以充军备、生产之用,对外则希望起到削弱敌方军力的作用。甚至宋仁宗时期西夏对宋发难时,使西夏“饮无茶”也成为停战议和的重要原因之一。榷茶、贡茶、茶马互市等茶制是为了加强朝廷的政治集权、经济控制,对茶农、茶商都是加重了盘剥,但客观上也起到提升茶叶品质、刺激茶叶生产的作用,而且在文化上由于上之所重,刺激了皇亲国戚、文武官员对茶文化的消费,一方面对茶艺乐此不疲,另一方面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书画,对宋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

(三)宋代茶道文化促成了中华茶文化重教崇德传统

“茶道”用语始于与陆羽亦师亦友的诗僧皎然,而具有哲学意义的茶道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国茶道以茶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为基础,进而上升为文化的、社会意识的方方面面,如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道德伦理、教育、宗教、民俗、民间信仰等,再进一步就概括化、抽象化上升为“道”,也就是哲学层面了。“天人合一”看茶也好,“精行俭德”看茶也好,都是中华茶道茶哲学的内容。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和思想基础。中国古代哲学最发达的部分是人生哲学,伦理学和思辨学又是其中的重点。儒家的重心几乎都放在伦理上,思辨也多是对伦理的思辨,家国治理用的理论和方式也是伦理的底子,再以思辨阐释。道家的重心放在对生命思辨上。至于中国化的佛家,将人生和伦理放大到众生、放大到“三生”(前生、今生、来生),再用思辨驾驭。宋朝统治者喜作多元融合工作,文化树儒学领导地位,同时力纳佛道于一体。宋代茶文化在思想观念上同样受其深刻的影响,赋茶以德喻人德,赋茶以性喻人性,以茶的生命过程比喻人生,而诠释“德”“性”“人生”的重点仍是伦理内容,而且常常将佛道思想融合其中。这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乃至皇帝的茶文化思想上得到充分体现。

宋代文人将茶比作高雅正直的君子,将佳茗比作如花似玉的美人。而北宋强至更是首倡“茶德”,针对当时“茶生天地间,建溪独为首。南土众富儿,一饼千金售。公立须南官,好居众富右。俸钱未到门,已入园夫手。买藏惟恐迟,秘之逾琼玖”的奢靡现象,他感叹道:“茶品众所知,茶德予能剖。烹须清泠泉,性若不容垢。”说的虽是茶品、茶德、茶性,实际上指的是人品、人德、人性,其末句得出结论说:“古若有此茶,商纣不酣酒。”把茶上升到天人合一的高度,上升到品德品性的高度,上升到治国政德的高度,将茶和人生哲学、道德伦理结合起来,将饮茶、品茶融入到儒家思想中去,赋茶以教化功能,这在宋代是极具代表性的。还有一个典型的例证,那就是司马光与苏轼两位大师对茶与墨两种本不相关的物质进行了一场充满智慧的对话,将茶茗哲理化、人格化,这就是中国茶文化史上一个著名的典故“茶墨论”,深深拓展了两物的哲理境界,其别开洞天的哲理观照,深刻地反映出宋代茶道与人道的高度统一。

同时饮茶、品茶、玩茶毕竟也是放松身心、愉悦神志的事情,于是“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悠然淡忘归,于兹得解脱”,又是一种超脱尘世、心归自然的道家态度了。而“夜啜晓饮俱绝品,心源何处著尘埃”,已是禅意浓浓了。宋徽宗尊信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在《大观茶论》序言中表达他的茶思想的内核是“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提倡品茶的精神境界为“清、和、淡、洁,韵高致静”,俨然是以一种道家态度来看待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这种思想,用于识茶自然不错,用于治国便显消极,已经游离儒家轨道了。

中国茶文化饱含儒家思想内涵自不必说,也在与佛教、道教乃至民间信仰中的密切关系中汲取了大量营养。在宋代,佛道多居好山好水好茶之处,僧人、道士在寺观周围种茶,一可供奉于佛神之前,二可醒脑以事佛道,三可招待僧俗访客,四可打理寺观经济,将富余的茶换取庙观之资。许多地方名茶由此产出,杭州、越州、湖州、建州、岳州、泉州、瑞州、池州都有佛寺名茶受到时人追捧。武夷冲佑观是南宋名道观,培育制作武夷茶,终成气象。僧道出家人在传教之外,又往往成为茶艺茶道的传习人。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第二次任职杭州时去游西湖寿星寺,“妙于茶事”的老友南屏谦师,特意从南屏山赶去为他设茶。他再次目睹谦师炉火纯青的点茶技艺,品味了回味无穷的茶汤,写下《送南屏谦师》诗:“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吴则礼《同李汉臣赋陈道人茶匕诗》记录了北宋宣和年间已盛行用茶筅点茶,但陈姓道人仍用茶匙点茶,吴则礼由衷赞叹其高超的茶艺:“诸方妙手嗟谁何,旧闻江东卜头陁。即今世上称绝伦,只数钱塘陈道人。宣和日试龙焙香,独以胜韵媚君王。平生底处虀盐眼,饱识斓斑翰林碗。腐儒惯烧折脚铛,两耳要听苍蝇声。苦遭汤饼作魔事,坐睡只教渠唤醒。岂如公子不论价,千金争买都堂胯。心知二叟操钤锤,种种幻出真瑰奇。何当为我调云腴,豆饭藜羮与扫除。个中风味玉高彻,问取老师三昧舌。”

在宋代,茶不仅成为寺观供品和僧道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会成为佛道传教的媒介,佛教会举办助缘传道的“茶汤会”,道教会利用茶馆茶肆作为显现神迹的场所,僧人道人也常借茶会茶叙与文人士大夫交往。特别是佛教,“茶禅一味”成为传统,不仅有赵州从谂禅师“吃茶去”的法门,有的还列入宗门规式,如写入丛林制度的《百丈清规》。

受到茶道文化融入儒释道和民间信仰的思想内容,不仅对茶文化推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茶道在宋王朝的建立,奠定茶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至明清时期,宋代这种融入世间生活、赋予世俗以形而上意义的茶饮和茶文化精神真正走向了市民社会。

(四)宋代全面开启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中国茶文化成“学”,自唐代陆羽《茶经》始。《茶经》是茶学著作,也是茶文化著作,也可以看作茶教育著作,从茶的产地到茶的生产、效用、品饮、器具,再到茶的史料、当时的茶叶地理等等,收集、阐释之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开启了系统研究茶学和茶文化的先河,不愧为开山经典。至宋代,著茶书之风愈盛,远超唐代(12种,完整传世4种;宋代30部,完整传世11部)。究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茶叶生产、消费大增,产区已近70郡,国家重视、管理程度加大,研究、推广著述自然大增;二是由于宋代农业的专业种植和商品化程度大为提高,农学随之发达,也刺激和带动了茶学的繁荣;三是上层示范带动,宋徽宗赵佶成了古今中外唯一一位对饮茶著书立说的皇帝。“上之所好,下必从之。”一大批高官重臣不仅嗜茶,而且带头著书立说,如丁谓《北苑茶录》、蔡襄《茶录》、沈括《本朝茶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黄儒《品茶要录》、刘异《北苑拾遗》、吕惠卿《建安茶记》、唐庚《斗茶记》、叶清臣《述煮茶小品》、佚名撰《北苑煎茶法》、章炳文《壑源茶录》、审安老人《茶具图赞》等。无疑,这些文人士大夫对茶文化的传承发展和解读,自然会给茶注入他们的审美理念,使茶的文化形象日益提升,丰富了茶的精神内涵,提升了茶的文化高度,并引导了社会风尚,深刻影响着后世茶文化的发展。

宋代茶和茶文化研究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东溪试茶录》在我国茶叶史上第一次对北苑茶树进行了科学的、详细的分类,有白叶茶、甘叶茶、早茶、细茶、糟茶、晚茶、丛茶7个品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由三司使林特、李溥、刘承珪等编纂的《茶法条贯》,选录宋初以来有关茶叶诏令297篇,是中国最早一部成典茶法。《政和茶法》是我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史上完整保存下来的最早一部茶政法典。绍兴二十年(1115年)韩仲通等主编的《绍兴茶法》,是一部集大成的旷世茶法大典,全书105卷,汇编有关法律条文共3500件。

皇帝和文人士大夫带头撰写茶书有力地推动了茶生产的发展、茶生活的普及和茶文化地位的提高,不仅利在当时,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后世。这些茶书保存了宋代点茶分茶技艺和北苑贡茶生产工艺这样当时独有的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后世的活态保护和重现提供了详尽的资料和依据。开启了茶制茶法类著作进入茶文化领域的大门,拓宽了茶文化研究领域,为后世茶制茶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资料的参考。宋代茶书保持多元、严谨、精细的文化特点,重独创,自成体例,不袭唐人,也不循时人;重“入世”,不脱离社会坐而论道而是将茶文化与社会文化互为参照,紧密结合,所呈现的学术独立和联系实际的精神为后世所景仰。

(五)中国茶文化的宋代审美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文学艺术珍宝宋代是茶文化非常繁荣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们不仅主持茶业生产,为茶著书立说,而且热衷茶饮,精研茶艺,讴歌茶文化,写下了无数关于茶文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众多脍炙人口的诗词篇章,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茶文化艺术瑰宝。钱时霖等《历代茶诗集成》共收录宋代茶诗5297首(唐代茶诗665首);现存茶词始见于苏轼,此后有黄庭坚、舒亶、秦观、毛滂、周紫芝、赵鼎、张孝祥、吴文英、张炎等70余位词人都曾作有茶词,共计514首。这些诗词题材广泛,涵盖了几乎所有的茶文化内容;名家众多,大多数诗词名家都写过茶诗词。因茶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和“天人合一”内在联系,所以往往成为宋代诗词中的文化意象,以茶论人说事况物释典,无所不至。宋代的茶生产、茶生活、茶事、茶艺、茶会具有历史独特性,欧阳修《尝新茶呈圣俞》《双井茶》、范仲淹《武夷茶歌》、王安石《寄茶与和甫》、丁谓《北苑焙新茶》、林逋《烹北苑茶有怀》、王禹偁《龙凤茶》、苏轼《汲江煎茶》《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西江月·龙焙》、黄庭坚《品令·咏茶》《煎茶赋》、蔡襄《即惠山煮茶》、秦观《茶》《满庭芳·茶词》、梅尧臣《南有佳茗赋》《闻进士贩茶》、吴文英《水龙吟·惠山酌泉》、杨万里《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陆游《听雪为客置茶果》、刘过《临江仙·茶词》等茶诗词歌赋则生动地记录了这些饱含丰富、珍贵的文化遗产。有学者认为,“较唐代而言,宋代茶文学在体裁上有所出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在内涵上有所发展。”“文人士大夫们将茶提炼为一种高蹈脱俗的诗学意象,用茶来抒发政治理念以及对社稷苍生的关切与闵怀,在煮茶品茗的雅致之境中修身养性、锻铸灵魂,超越生存的困境与悲哀。中国传统‘士’的精神在宋代茶诗中得以彰显和进一步升华。”由此我们可以说,唐五代是中国茶文学的兴盛时期,而宋代则是中国茶文学的巅峰时期。宋代书画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家辈出,茶文化同样成为书画家们笔下生辉的对象。北宋书坛四大家蔡襄、苏轼、米芾、黄庭坚都有茶书法杰作;南宋陆游以诗名著称,兼工行草,嗜茶如命,“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宋代将茶饮上升到品赏文创的层面,点茶、分茶、斗茶之风盛行。一些宋代著名书画家都留下了珍贵的茶书画名作,流传至今的茶事书法、绘画珍品就有蔡襄楷书《茶录》《精茶帖》、苏轼行书《啜茶茗》、苏过行书《建茗帖》、黄庭坚《奉同公择尚书咏茶碾煎啜三首》、宋徽宗赵佶《文会图》、刘松年《卢仝烹茶图》《撵茶图》《斗茶图》《茗园赌市图》,以及宋元之交钱选《卢仝煮茶图》《品茶图》,这些都是我国茶文化的重要艺术品。宋代壁画墓中也有不少表现茶题材的生活图景,内容主要可以分为茶具、备茶、奉茶、宴饮和祭祀供奉五类。有学者认为,“在宋代之前,古人在绘画过程中对茶文化的引入较少,没有确切的体现出茶文化的意义以及情感,而宋代则是在这一基础上,很大程度地将茶画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创新。他们在绘画的过程中,以茶香、茶桌、饮茶器具等相关物品作为整幅画的绘画主题,而之所以茶文化能在宋代的绘画领域中如此盛行,这与宋代君王对茶文化的重视程度与喜爱程度是分不开的关系。”另外,在宋代小说、戏曲、民间故事和谚语中都有茶文化的身影出现,无茶则无文,成为宋代茶文化的一个奇观。

宋 刘松年《撵茶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六)宋代瓷韵成就了中国茶器具文化的美学高峰

茶器具因茶的生产、饮用而生。最早记录茶具的文献是西汉王褒的《僮约》,“武阳买荼”“烹荼尽具”短短8个字,却在茶的文献史上珍贵无比,因为这是中国也是世界最早书面记录茶叶买卖和专门茶具的茶文化文献,说明至少在西汉时期茶饮已成风尚、茶器具已从其它共饮器中分离出来了。至唐代,茶器具已经相当完备,陆羽将之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具,是茶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工具;二是器,是用茶所需的各种器具。后代讲茶器具,因生产用具太庞杂(特别用机器生产之后),已经不含在内了,讨论茶器具基本是在狭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又因为茶饮文化包括茶艺的内涵有很大的发展,所以茶器具已由茶壶、茶盏(杯)、茶桌(台)扩展到配合茶饮茶艺的花器、香器、水器、茶宠、布景(摆件、挂件等),成为一个非常丰富多元的体系了。

至宋代,茶器具的发展成为宋代茶文化的重要部分。朱弁《曲洧旧闻》说当时茶具“精丽极世间之工巧,而心犹未厌”。特别是因瓷器技艺高超、审美高雅而誉满天下,故也被称为“瓷的时代”。宋代对文化的推崇和工艺美术极致的要求,催生了瓷器的繁荣,而瓷器中的茶器又因茶饮的普及和茶文化的风行,反过来也促进了瓷器生产和美学的提升。宋瓷窑口数量多、分布广,先后以八大窑系为代表,北方四大窑系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各呈其妙;南方四大窑系越窑、建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各领风骚。未列入八大窑系的北方汝窑和南方吉州窑其实并不逊色,汝窑采定窑印花、越窑釉色之长,力拔头筹,后跃居五大名窑之首;吉州窑有玳瑁纹、剪纸纹、鹧鸪斑等显赫名品,最神奇的是将树叶与瓷釉融合烧制,高温后叶脉清晰完整,如在枝头。总之,宋代瓷窑烧造的茶盏造型各异,刻花印花,争奇斗胜,都体现出茶文化对茶具穷极工巧的要求,具有极其高雅的美学韵味和艺术享受,是中国瓷器史上实用与审美完美结合的典范。

文化消费和艺术审美永远呈现的是高端引领。在宋代,茶,培植了“上品茶”观念;器,保证皇宫需求的“官窑”和满足社会需求的“民窑”(精品也有进贡的),既各守其责,又相互辉映,共同成就了宋代茶文化、茶器具文化的繁荣和美丽。宋以前没有官窑,只有贡品。宋朝最初进贡的是定窑精品,后嫌“芒口”(口沿无釉露芒)而改用汝窑,还有景德镇的青白瓷,其它越窑、耀州窑、龙泉窑(最著名的是哥窑、弟窑)等也都有精品进贡。到北宋末年,宋徽宗干脆自己建窑烧制,这才有了名副其实的皇家窑口——官窑,产品身份也同其它贡品有了区别。

瓷器至唐代,南青北白;至宋,青愈青,白愈白,产地已不分南北。但忽然杀出黑马,黑釉大行其道。究其根本,还是茶局搅动了瓷局,黑釉茶盏的好处一是迎合了点茶、分茶、斗茶意趣,盏釉之黑充分衬出茶沫之白,更能凸显白沫上巧做的图文;好处之二是其粗厚,点茶之前有道工序叫“熁盏”,就是通过熏烤给茶盏预热,粗厚就有了保持温度的优势。最热门的是建盏,皇帝喜欢,大臣追随,民间热捧,成为中国瓷器史上的一朵奇葩。其实,南方的吉州窑、北方的耀州窑、磁州窑也都有黑釉茶器生产,也颇受时人欢迎。宋代海外贸易兴起,也进一步刺激了瓷器生产。宋瓷茶器具形制和釉色之美,深受当时日本、高丽的喜爱,对日本茶道、高丽茶礼和所用茶器具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宋代的审美既是精致的也是多元的。其它材质的茶器具也在宋代流行,如陶、木、竹、铜、金银、琉璃、玉石、玛瑙等等,或承继前朝,或变化创新,发挥各自的实用和审美功能,但在宋朝这样的“瓷的时代”都无法成为主流,只能起到众星拱月的作用。

(七)宋茶文化创造了促进中华民族融合的奇迹

宋代是多民族政权对峙并立的时代,北方先后面临辽金之困,西面受西夏之扰,但一面是交手交锋,一面是交流交融,加上南方大理一直与宋朝和平相处,所以宋代又是一个进一步向中华民族大融合发展的准备阶段。茶在多民族交流交融中发挥了特殊的、政治和军事不能取代的重要作用。

宋代茶叶贸易的边境市场,是中华民族茶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茶马互市满足了宋朝强军备马之需,也满足了边境少数民族的茶叶需求,中间虽有因官吏腐败引发过一些矛盾,但总体上取得了减少战争、发展经济和保持边疆和平的成效。发挥同样作用的还另有榷场互市,也是官府主导的茶叶与民族地区的互补性商品贸易,受到各方重视。总之,从政治方面来说,通过茶马贸易,既能增进汉族与游牧区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团结,又能推动畜牧业及茶叶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于此后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辽宋两国共存165年,相互间的关系以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时和时战,后期基本和平相处。辽人特别喜爱茶叶,在两国关系好时,榷场开放,茶的出口量和利润都很高;交恶时榷场关闭,走私不停;官方和民间来往也有数量不少的赏赐、馈赠;无论何时,茶都是主角。茶对于联系辽宋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民族融合都起到了桥梁作用。

茶在宋夏关系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茶叶逐渐深入夏人生活,以至到了“惟茶最为所欲之物”的地步。两方时战时和,茶叶都是重要原因。

金在灭辽和北宋之后迅速汉化,榷场贸易和场外走私都曾早严苛管控,但战火和严法都阻挡不了茶叶流通,因为金朝已是汉人大半,无论是汉人,还是女真人、契丹人等,茶都已经融入到他们的生活生命之中了。

宋朝建立后,南方的大理国可能不像北方的辽夏金一样常因恶劣气候的威胁和生活物资的匮乏而南下攻战抢掠,加上文化渐变的原因,不再像唐代南诏那样对中原虎视眈眈,而是一直采取与宋交好的政策,两国积极开设茶马互市,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也一直保持和平稳定的状态,茶依然是两方友好往来、民族融合的重要使者。

(八)宋茶文化的海外传播深刻影响了世界

宋代因为在陆地上受到外族的包围,对外贸易由陆路为主转为海路为主,除了官方鼓励海外贸易以外,造船业、丝织业、瓷业、茶业等都很发达繁荣,也为海外贸易创造了条件。中外茶叶贸易和茶文化交流的足迹,遍及东亚、东南亚,甚至远及中东、西北非。

茶文化向日本的传播从唐代已经开始。日本至今仍将留存于本国各个时期的中国古代文物统称为“唐物”。但独具特点的日本茶道,却主要是受宋代茶文化的影响(包括茶饮方式和茶器具)再加上自身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比如日本的荣西在1168年和1187年两度到天台、庆元府(今宁波)、临安(今杭州)等地的寺庙学习佛学,回国时将宋代盛行的点茶法以及茶籽带回日本,还写了一部《吃茶养生记》,大大推动了日本的饮茶之风。日本禅僧从径山引入日本的不仅是禅宗的临济宗杨岐派的禅法,还有对日本产生深远影响的茶道。前有日僧圆尔辩圆(1202—1280)初上径山拜谒时,不仅从无准师范(1178—1249)那里学习了佛法,还把径山寺茶宴带回去成为日本始祖。后来虚堂智愚(1185—1269)更是禅茶一味,为日僧南浦绍明(1235—1308)传授了中国的茶叶种植、炒制、烹煮和品茶问禅等法,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禅宗大师。南浦绍明于1259年到杭州净慈寺、径山万寿寺学佛,带回《禅苑清规》等中国典籍和数件中国茶器具,将中国佛门茶礼引入日本,对日本寺院茶礼产生很大影响;带回国的7部茶典中有一部刘元甫著的《茶堂清规》,其中的“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对日本后来形成的茶道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朝和高丽国之间茶文化的传播交流除受契丹干扰中断40年以外,均保持较为经常的关系。高丽虽也产茶,但高丽国人更喜欢宋茶。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朝廷派徐竞出使高丽,徐竞细心观察高丽的山川形势、民情风俗和典章制度,以及接待仪礼、往来通道等,写出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从其中记录的高丽国点茶法和茶礼、茶俗以及茶器具等,都可以看出高丽的茶文化深受宋茶文化的影响,“(高丽)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自赐赍之外,商贾亦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益治茶具,金花鸟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正如高丽太祖《训要》第四条所称:“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这里的“唐风”和日本一样,并非专指唐代风物,仍是对中国风的通称。

二、从宋茶文化看宋韵文化的当代价值

宋茶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久远的茶香、悠长的文韵,也赋予我们挖掘遗珍、保护遗产的责任,同时还激发我们对其当代流韵、当代价值的深入思考。

当代中国正重振大国雄风,傲立于世界之林,意气风发地从全面小康社会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迈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生长在封建社会转型时代的宋茶文化创造了流芳百世的辉煌,也铭刻了不幸历史的局限。如何在扬弃中吸收其精华、传承其优秀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让这样的宋韵文化为当代发展所用,我们在这里作些初步的探索。

(一)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和”韵,以茶和天下的胸襟,助推社会和谐,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

“和”向来被视为修身齐家治国的核心准则,内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和平、世界和而不同,内涵极其丰厚。宋代重文重和,注意吸纳包容,具有强烈的集大成意识,无论是总结前人文物典章制度,还是系统整理本朝史实文献,或是编修各种规范“法式”,无不如此。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新儒学的建构,特别是其中的理学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宋代树立儒学中心地位,但不排斥佛道,尽量融合吸纳,使儒学具有更广泛的思想和受众基础,使精致细腻的士大夫生活和文化同新兴的具有野俗活力的市民阶层生活和文化相安并存,有利于社会安定和谐。

在大中华版图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宋结束了“五代十国”之乱,实现了国家基本的统一和安定,然而又未能完全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疆问题,与辽、西夏、金少数民族政权先后并立而存,实行的政策是以和为主、和平为先,虽有交锋,更有交流交融,为后来的大一统中国打下了过渡性的基础,其功不可小觑。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宋朝虽然在地理版图上缩小了,但在文化文明版图上却极大地扩展,不仅影响了并存的辽、西夏、金、元诸民族的文化文明发展,也深刻影响到朝鲜、韩国和日本。在茶越来越多地成为边疆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共同需要的背景下,茶和茶文化对于多民族的交流交融,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包括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茶相对于丝绸与瓷器后来居上,自宋开始的海上茶、丝、瓷同行之路,极大地影响了世界,也同时反哺了自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弘扬茶和天下精神,借鉴宋茶“走出去”的经验,对于我们强化华夏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走好“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丰富的思想营养价值和深刻的历史经验参照。

以外交为例。习近平主席善于将茶文化应用于国际邦交,不仅在访问俄罗斯、法国、比利时、巴西、斯里兰卡、印度、英国等国家时以茶文化巧说外交关系,还开辟了茶叙外交的新境界,用茶叙方式会晤外国重要领导人,充分展示了协和万邦的胸襟、以和而不同理念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担当,有力地推进了和平外交的进程。

以民族大团结为例。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儿女,虽然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各显特色,但饮茶用茶成为同根同脉的一大标识,自古亦然。特别至当代,汉茶边(边疆少数民族)饮、边茶(黑茶)汉饮情况已很普遍,以茶文化的交流交融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增进民族大团结,茶文化能够彰显出它独特的魅力和功能。

(二)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德”韵,弘扬中华茶道文化和传统美德。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也是时代赠予我们的警语。宋代重文治的突出表现是极重“德治”,虽有用“存天理,灭人伦”“三纲五常”等思想理论培植封建顺民的消极作用,但也有激励爱国情怀、民族气节,尊崇德行修养的积极作用。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都是宋人心中的丰碑。宋茶文化也深受影响。中华茶道至宋,形成了浓厚的人格化特点,将唐代陆羽“精行俭德”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强调茶文化的教化作用,大讲茶品、茶德、茶性,实指人品、人德、人性,德行不佳,休言其他,连茶也是不配喝的。在宋代的传统礼仪和民俗习俗中也融入了大量的茶文化内容,宾主设礼,非茶不交。人们注重以茶待客、以茶赠友、以茶孝亲,这些都是以敬茶之礼,扬天人之德,彰心灵之美。今天,当建设美丽中国、追求美好生活成为新时代主题的时候,相遇茶和茶生活的美好,如何从宋茶文化中提炼出“德韵”精华,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为树人立国而凝神铸魂,其作用和意义,不可低估!

茶文化至当代,继承了重德崇教的优秀传统,既发挥茶助身体健康的作用,又强调茶文化的育人育德作用。比如,从茶的干净清爽的自然品性,延伸到茶饮、茶艺的清雅、清和标准,再上升到茶道层面的清静、清心、清平等生活态度和清白、清正、清廉等道德要求。从源于茶的“天人合一”本性而延伸到茶的礼敬功能,进而表现对自然、天道(规律)的敬畏之心,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的追求向往,又从敬茶等茶生活出发,来表现互敬和谐的人际关系。浙江各地广泛开展并走向全国的茶文化“五进(进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家庭)”活动,在科学传播健康饮茶知识的同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各有侧重地培德育人。茶文化进机关,彰显的是淡泊明志、清白做人、干净干事的特色,鼓励的是扬清弃浊、勤政廉洁的风气,培养的是敬畏人民、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道德情操;茶文化进学校,与“育人为本,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相契合,把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引导师生以茶文化的礼敬、和美内容,培养尊师爱生、尚德尚美、追求真善美的道德修养;茶文化进企业,可以传播“茶道”“商道”皆以“和”为文化理念,讲求诚信、和气、互惠,结合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呈现德行天下、义利并重的风貌,培植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的风气;茶文化进社区,可以结合和谐社区建设,彰显“和美心灵”“和谐社区”特色,密切邻里关系,促进人际交流,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营造相知、相助、团结、文明、和睦的社会关系;茶文化进家庭,以健康生活促进家庭和美,以礼敬文化促进家庭和睦,特别是让孩子从小就会喝茶、会泡茶、会用茶礼敬长辈,对他们一生的修身养性、涵养君子之风大有裨益。

(三)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雅”韵,共筑文化供给侧精品化和大众化共同繁荣的新格局。“雅”是文化产品的根本性标准之一,既要求“雅趣”充盈,也应该“雅量”满满。“雅趣”即高雅趣味,对立面是低俗趣味,与形式有关但绝非等同,决定性的仍然是“内容为王”。比如,在文学作品中,“雅词”也可以暴露出低级趣味,“俗词”也可以表现高雅情操,绘画、雕塑、音舞、工艺等等,皆是如此。“雅量”则是宽容、包容文化产品的多样性,鼓励创新。文化产品供给既要有促进提高的任务,也要有促进普及的任务;既需要“阳春白雪”,又需要“下里巴人”。在宋代,茶品、茶饮、茶器具、茶文艺都呈现了精致化和大众化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辉映成趣的局面。龙团凤饼和蒸青散茶同行,上层引领风气和大众饮用方便相结合;点茶、分茶、斗茶互动,饮茶、玩茶、赏茶结合;茶器具五大名窑贡品和南北上千窑口并肩,官窑和民窑相结合;茶文学艺术和茶民俗习俗互补,雅文化和俗文化相结合;这些都有效地加快了茶和茶文化的普及,共同把宋代茶文化推向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巅峰时代。今天,中国社会已进入全面小康,正在向全面现代化阔步前进,在人们物质生活有了极大进步的时候,精神生活的满足和提高显得尤为紧迫,从宋茶文化的文韵、艺韵、器韵等中提炼出“雅韵”,并以“雅量”带动“雅趣”,以“雅趣”成全“雅量”,如是,才能为大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有营养长精神”的文化精品,更多更好地促进文化建设,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时代精神去创造当代文化的新优势。

(四)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新”韵,鼓励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创新创造。

伴随着时代转型和内忧外患,宋代前中期在革故鼎新中求立足图发展的特点十分鲜明,在政治制度、思想学术、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创新举措和成果。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上,中国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中宋代占其三,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在宋代几乎都留下了重大的创新成果。宋代茶文化同出一辙。制茶上,从唐代的蒸青团茶发展到更为精致的压制花纹的龙凤团茶,成为后世砖茶、饼茶的始源;同时又发展出蒸青散茶,黄茶、黑茶也开始萌芽,这些都成为后代茶叶生产、消费多样化的先声。皇宫豪门追龙团凤饼,寻常百姓享散茶粗茶,创新包容,各得其所。在茶制茶法上,宋代承继前朝榷茶、贡茶,但制度设计更为精细,在加重盘剥的同时也刺激了茶叶和茶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在茶饮茶艺上,创造了“末茶”“点茶”“分茶”等独特精致的茶饮方式和审美情趣,大幅度促进了茶文化深入社会、走向民间。当代中国末茶以生态要求和资源充分利用为背景出现复兴之势,受到市场欢迎,堪称宋茶文化遗产的弘扬。在茶具上,开启了茶器具专门化生产的时代,像汤瓶、茶筅、建盏、木漆盏托等新的专用茶器具的出现,引领了茶器具生产专门化的历史潮流。在茶文学艺术上,茶诗词散文面貌一新,对当时和后世茶文化深入人心产生了巨大影响。宋代各方面的创新还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创新的实用性。无论是思想学术、经济制度,还是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创新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在茶叶生产、茶饮方式、茶叶贸易、茶制茶法等方面,莫不如此。宋代兴盛时期正是其创新力迸发的时期,随着王朝日趋腐败,社会创新能力被消磨殆尽,宋王朝也随之走向了衰亡。今天,当我们认识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国家兴旺的不竭动力的时候,我们应如何秉持文化自信,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解放思想、创新创造的精神,为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而持久的活力和推动力,宋代和宋茶文化的经验教训都是值得深思、值得下一番扬弃的功夫而为当代所用的。比如,在国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时,茶界积极响应,一方面深入茶叶做精茶叶,一方面跳出茶叶做大做强茶业,创新业态,拉长产业链,跨界发展,从传统的小“六茶共舞”(六大类茶),从传统的喝茶,创造出饮(料)茶、食茶、用茶(茶的生化产品)、玩茶(文创旅游休闲等)、事茶(各类茶事活动)的大“六茶共舞”来,共同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作出茶文化的贡献。去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武夷山燕子窠生态茶园,嘱咐大家“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坚持绿色发展方向,强化品牌意识,优化营销流通环境,打牢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三茶”统筹是非常重要的理念创新,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在茶产业发展上的具体运用。统筹就是强化集成意识,发挥整体效益,针对的是各自为政、分散主义。一方面,茶文化引领、推动茶科技,一起为茶产业赋能;另一方面,在很多时候,茶文化、茶科技本身就是产业,茶产业又为茶文化、茶科技赋能,这种互相渗透、互相助力、捏紧拳头打好组合拳的新理念就是茶道文化的创新,是新时代的新茶经。茶道如此,政道、商道、文道等,莫不如此,都需要改革,都需要创新。从古代的宋茶文化之河到当代的宋韵文化之河,在不断传承和创新中,面对时代生活,融入时代精神,肩负时代使命,奔涌向前。(转自《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来源: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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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古代贡茶概述

摘要:贡茶是茶叶发展史上的一种特定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催生下的产物,更是特定历史阶段所具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种赋税形式,贡茶是政治上君臣关系确立的表现形式,但是与此同时,贡茶对于扩大植茶面积,推动制茶技术进步,促进茶叶品质提升以及改善茶品包装并增加茶叶知名度等方面有着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本文将梳理安徽古代贡茶的历史,以借鉴历代贡茶在扩大产量,提升品质以及改善包装方面的可取之处。在继承、弘扬中国传统茶文化的同时,对现代茶产业的文化赋能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安徽;古代;贡茶;概述

1、唐代时期安徽贡茶

安徽贡茶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宋代的《本草衍义》中:“东晋元帝时,温峤官于宣城,上表贡茶叶一千斤,贡芽三百斤。”其后,安徽贡茶数量逐渐增加,贡茶品类及贡茶区域也不断扩大,有了宣州鸦山茶、池州九华山茶、舒州开火新茶等为“士大夫贵之”的贡品茶。[1]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安徽的贡茶区域有淮南道寿州(寿春郡)、庐州(庐江郡)、浙江西道歙州以及舒州、宣州、池州、和州等。

唐元和年间,李肇《国史补》记载,唐代舒州天柱茶,宣州鸦山茶,饶州浮梁茶,寿州黄芽茶均在贡茶品目内。此外尚有歙州“鸠坑”茶。据《太平寰宇记》卷126《淮南道四·庐州》记载:土产“开火新茶”。其时,寿春郡、庐江郡、凤阳郡每年都有固定的贡茶额。

唐元和十一年(816年),朝廷用兵淮西,宪宗“诏寿州以兵三千,保其境内茶园。”[2](卷493)《邦计部?山泽》可见淮南寿州境内也有较大的官茶园。与此同时,“茶膏”也沿着民贡的渠道出现,如歙州的新安含膏、先春含膏等。

唐元和十二年(817年),因讨伐吴元济,财政困难,曾“出内库茶三十万斤,令户部进代金。”[2]当时,进贡皇室的茶叶较多,除了赐给“功臣”、“父老”之外,还会变卖成现钞以支皇家的用度。

这一时期,安徽茶区不仅出现了许多名茶及贡茶,茶叶种类也在增多。如宣州鸦山茶、池州九华山茶、舒州开火新茶等等,均名贵一时且为“士大夫贵之。”[3](甲卷14《财赋一》,P303)唐武德三年(620年),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均向朝廷进贡茶叶。庐州,唐代时期茶叶皆为土贡。《太平寰宇记》卷126《淮南道四·庐州》记载:土产为“开火新茶”。[4](卷12《官政》)唐时,淮南道有四个州的茶叶被指定为贡品。其中“寿州寿春郡……土贡丝布、茶以及石斛。”另外,宁国、广德以及建平等茶叶产区,几乎都有贡茶且数量较大。

2、五代及宋时安徽贡茶

五代时期,安徽茶区进贡茶叶的文献记载较多。据《旧五代史》卷31《唐庄宗纪》记载:淮南杨溥于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向中原进贡“细茶五百斤。”[5](卷118,P432)同年四月,杨吴向后唐“献鸦山茶、含膏茶。”[6](卷232《僭伪部·称藩》,P2763)另据《周世宗纪》记载:显德三年(956年)三月,南唐李璟贡“乳茶三千斤。”[5](P1569)又载:显德五年(958年),李璟遣宰相冯延巳献犒“茶五十万斤。”[5](P1571)

据《旧五代史·梁书》记载:“五代十国宋辽元贡品”目录中,有“后梁太租乾化元年(911年)十二月,“两浙进大方茶二万斤”。[7]当时的“两浙”是指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其时,生产大方茶的产地除了歙州,还有毗邻的临安、昌化两县。新版《歙县志》(1995年)记载:“天福七年(938年)冬十月,吴越国文穆王钱元瓘遣使进贡物品中有大茶、脑源茶二万四千斤。”又载:“开运三年(946年)冬十月,吴越国忠献王钱弘佐,献晋谢恩的物品中,有脑源茶三万四千斤。”应该提及的是,“大茶”是指大的方茶,也是一种条形散茶。“脑源茶”则亦脑子茶,是一种加入植物香料的饼茶。五代时期,舒州天柱山产茶,亦为贡茶。据《太平寰宇记》卷125《舒州》云:舒州土产“开火茶”。[4](P2474)其时,潜山归怀宁管辖,开火茶为潜山所产。

宋《太平寰宇记》“舒州怀宁”条目下亦有:“多智山在县西北三百里……其山有茶及蜡,每年民得采掇为岁贡”。[4]由此可知,多智山产茶且为贡品。北宋仁宗时期,有《赐知舒州洪鼎敕书》文曰:“省所进奉新茶一银盒事具悉。汝辍于学馆,往布郡条。懿彼名区,育兹嘉荈,能采掇而来贡,应气序以惟新。”[2](卷423,第20册,P302)洪鼎知舒州,曾进献舒州茶而受到朝廷嘉奖。宣州鸦山产茶且质优,五代时期亦成为土贡茶。《太平寰宇记》卷103《广德军》记载:广德土产有茶。[4](P2052)《元丰九域志》卷6《广德军》亦载:“广德军土贡茶芽一十斤。”[6](P249)又载“广德军广德、建平:六万九千七百一十斤。”[8](食货二九《茶法-产茶额》,P6636)由此可知,广德军在宋代不仅产茶而且产量颇多。另外,北宋欧阳修《赐知舒州齐廓进新茶并知广德军浦延熙进先春茶敕书》,宋痒《赐知广德军龚会元进先春茶敕书》均为官方文书;从《敕书》内容可知,广德有先春茶且为贡品。池州九华“金地茶”在宋时已是土贡产品。周必大《九华山录》云:“至化城寺……谒金地藏塔……僧祖瑛独居塔院,献土产茶,味敌北苑。”[9](《游山录》卷2,P464-465)诗人将九华金地茶与北苑贡茶相提并论,足见其品质极好。

宋代,朝廷时有减免贡品额度的“恩典”。如“景德四年(1007年)闰五月,诏特减放诸郡六十六处贡物,而所贡七物在其数中,且殇官吏后不得以贡为名妄有配率”。淳熙《新安志》亦有记载,徽州免贡七物是表纸、麦光纸、白滑冰翼纸、乾预药、腊、芽茶、细布。[7]类似免纳贡物的情形,安徽其它茶区亦有。宋治平四年(1067年)朝廷诏令,减免舒州每年土贡“新茶一银合”的贡额。[8](《崇儒七》P2317)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宋仁宗景祐元年十一月”条载;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十一月“除滁州、舒城县赡军茶岁七千三百五十斤。盖沿江南伪主时课民所输,范仲淹使淮南,请除之”。[4](P2707)英宗治平四年(1067)朝廷诏令减免舒州每年土贡“新茶一银合”的贡额。[8](《崇儒》7,P2317)

3、明代时期安徽贡茶

明代开始,朱元璋有感于茶农的不堪重负和团饼贡茶的制作、品饮的繁琐,从而实施了废团茶兴散茶的举措。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朱元璋下昭,诏曰:“洪武二十四年九月,诏建宁岁贡上供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以进,有司勿与。天下茶额惟建宁为上……。”

皇权的干预,无疑使饼茶衰落,散茶崛起,加之制茶技术的改进,从而使炒青茶逐步取代蒸青茶。

据邱睿《大学衍义补》记载:“《元志》犹有末茶(饼茶)之说,今世惟闽,广用末茶,而叶茶之用,遍于全国,而外夷亦然,世不复知有末茶矣。”散茶、叶茶的流行,不仅改变了饮茶方式,同时也成为了贡茶的主体。茶叶加工技术的变革,使得茶叶品种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取代“龙团凤饼”以后,各地名茶数众,以致贡茶也在增加。然明太祖却是独重六安茶,以致六安茶成为了祭祀皇家祖先的祭品茶。

茶为祭祀品,唐宋有之,清代亦有。继六安茶之后,松萝茶也成为了皇家祭祀的茶品。

据史料记载,清同治十年(1871年)冬至,清廷举行大祭时即有“松萝茶叶十三两”;光绪五年(1879年),岁末祭祀祖陵的祭品中也有“松萝茶叶二斤”。六安、松萝茶不仅成为宫廷祭祀物品,更是成为进贡朝廷的必备之物。

明人汪应轸记载说:当时“日进月进御用之茶,酱房内阁所用之茶,俱是六安茶。”[10](卷四十)万历元年(1573年),黄守经为《霍山县志》作“序”并对六安茶赞曰:“其地与六安州界者,各产芽茶。孟夏之朔封贡圣天子,焚香拜表,龙文锦袱,专官驰驿使,竟达长安,而题其黄缄曰:‘霍山县守土臣某谨贡’。”[11](P260,卷之十三,艺文志)由此可知,六安州除向朝庭进奉贡茶以外,还有宁王府之贡,监守太监之贡。不仅要进贡芽茶,还要进奉细茶。据《霍山县志》记载:“明初规定年贡20斤。正德十年(1515年),贡宁王府芽茶1200斤,细茶6000斤。芽茶1斤买银1两,尤恐不得。”有诗可以佐证其真实性:“细篓精采云雾茶,经营唯供帝王家。”明万历时期,宫廷太监刘若愚记载宫中的“饮食好尚”曰:“茶则六安、松萝、天池、绍兴茶、径山茶、虎丘茶也。”[12]这足以见得六安、松萝茶在全国的知名度。

据《大明会典》记录:弘治十三年(1500年),朝廷规定地方府县需要交纳给礼部的芽茶数量为:南直隶(今安徽、江苏两省所属)府县的贡茶总额为五百斤,其中常州府宜兴县一百斤,内二十斤南京礼部纳,限四十六日;庐州府六安州三百斤,限二十五日;广德州七十五斤,建平县二十五斤,限四十六日。[13](卷113,“礼部71”,“岁进”)与此同时,六安州茶叶贡额很高,上贡时限却是最短,而贡茶额却是不断增加且无定数。

万历年间《六安州志》记载:六安茶贡额原为三百斤。弘治七年(1494年),增设霍山县,其地产茶采办人户多出自该县,遂定霍山贡额二百五十三斤,州贡芽茶四十七斤。[14]因此,六安州贡茶额四十七斤,霍山贡茶额是二百五十三斤,合计贡茶额为三百斤。针对贡茶额不断增加且无定数的情形,明臣汪应轸《分豁额外荐新茶芽疏》指出:“六安茶芽,岁额三百斤,正数之外不可加者,此其旧例也。光禄寺则以为供应有常规,如岁用六安茶约余四百七斤。此外多取毫厘,即为因公科敛。虽该部审据解吏,闻报三百袋,袋多四两有余,亦非勘合正数,且无批文查销,以后或轻或重,焉知谁公谁私?”[10](卷四十,“荐新芽茶”,P785)事实上,六安及霍山实际进贡的茶叶额还是超出了这个贡额。对此,汪应轸提出了“焉知谁公谁私”的质疑?!其实,官贡芽茶的贡额外加收耗损竟然高达四分之一多;这不仅是茶区的负担,也是一种额外的剥削。

明时,安徽各地的贡茶有新安松萝(又名徽州松萝),六安茶,小岘春茶,阳坡横纹茶,瑞草魁茶,黄山云雾茶,石埭茶等等。另据《徽州府志(贡品)》记载:歙之物产,无定额,亦无常品。大要惟砚与墨为最,其他则以北源茶、紫霞茶。”[7]这说明当时徽州产北源茶,紫霞山产紫霞茶,亦很有名。直至道光年间,紫霞茶依然被列作贡品。明《南京户部志》记载:“成化三年(1468年)奏准,朝中供库岁用茶。芽茶,坐派徽州府三千斤……。叶茶,徽州府二千斤,滁州二百斤,广德州三百斤……。”“秦淮南京库岁用茶,坐派滁州茶叶二百斤。”

明嘉靖年间,吏部尚书徽州婺源人汪鋐以大畈灵山茶进贡,获金竹峰金匾。户部右侍郎徽州婺源人游应乾以济溪上坦源茶进贡亦获银匾。明代《宁国府志》记载:“旌邑凫山茶(石豀贡茶)与宣城绿雪、太平云雾茶齐名”,均为贡茶。石豀贡茶产于旌德县凫山,亦为贡品。桐城椒园茶系明朝鲁山公(孙晋)植于龙眠山椒园,而后跻身“贡品”之列。太湖亦产茶,太湖南阳河茶亦在明时列入户部项下贡品。《潜山县志》记载有:“芽茶岁派供应库二百九十斤,今折价,谷雨前者,茶叶岁派供应府二百八十五斤。”可知进贡的茶大都是雨前芽茶。

4、清代时期安徽贡茶

清代安徽贡茶的数量以及贡茶品类,在各个时期也是不尽相同的。据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宫中进单》记载:安徽区域的部分贡茶有:珠兰茶、雀舌茶、银针茶、六安茶、雨前茶、松萝茶、黄山云雾、黄梅片茶、六安芽茶、黄山毛峰等等。当然,还有一些贡品茶未能被列入清单。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五月初二日,各省督抚所进土物清单(部分)记载:安徽贡茶品种主要有珠兰茶、六安茶、雀舌茶、银针茶(属六安茶)、雨前茶、松萝茶、黄山毛尖茶(黄山云雾茶)、梅片茶、六安芽茶等。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三月二十六日,安徽巡抚朱圭进贡:珠兰茶、松萝茶、梅片茶、银针茶、雀舌茶、涂尖茶各二箱。道光二年(1822年)安徽巡抚端阳进贡有:“珠兰茶一箱、松萝茶一箱、银针茶一箱、雀舌茶一箱、梅片茶一箱。”[15]清人查慎行在任翰林院编修官时,编撰《人海记》并对各地贡茶列有条目,十多个省的七十多个府县,每年向宫廷所进的贡茶即达一万三千九百多斤。其中有六安瓜片、敬亭绿雪、涌溪火青、霍山黄芽等。[16]清代徐珂《清稗类钞》(朝贡类)记载:安徽贡茶有六安茶、梅片茶、银针茶(属六安茶),雀舌茶、珠兰茶、松萝茶、黄山毛尖茶(黄山云雾茶)等。[17](P6312)清代安徽茶区被列入贡茶的还有六安瓜片、黄山云雾、敬亭绿雪、涌溪火青、霍山黄芽、梅片茶以及绩溪芽茶等。

据光绪《广德县志》载:广德、建平亦有贡茶;“以石溪,阳滩山、乾溪等处者为最”;“广德州芽茶七十五斤,建平(今郎溪县)芽茶二十五斤”。清人谈迁《枣林杂俎》和阿世坦《清会典》均有建平(今郎溪县)贡茶的记录。康熙年间(1683年),宁国张所勉《鸦山辨》一文记载:“宁国产茶不处,高峰、济川、千亩、龙潭诸池皆可入志”;“按一统志,鸦山产茶旧常入贡。”清人陆廷灿《续茶经》(八之出)记载:宣城石豀茶在明至清代的数百年间,一直为御用贡品。光绪十四年(1888年)《宣城县志》亦载:敬亭绿雪,贵真不贵多;“明、清之间,进贡300斤”。

新版《绩溪县志》记载:绩溪上庄“金山时雨”创于清初,原名“金山茗雾”亦入贡。[18]清廷还有将贡茶等物品作为赏赐品,以奖赏或抚慰臣子以联络君臣感情,使受赏者感受莫大的荣耀;如雍正时期,有两臣被派往云南,临行前雍正帝御赐六安茶二瓶抵滇。同时,还赋予了贡品礼仪的性质,如果、六安茶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乾隆十七年(1752)学士陈廷敬、叶方蔼,侍读王士正同入内直。其间皇上数回赐樱桃、苹果及樱桃浆、奶酪茶、六安茶等物,其中的六安茶以黄罗缄封,上有“六安州红印四月复”数字。

另外,皇帝行赏赐予外国使臣的礼品中,也有安徽贡茶。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之际,在诸多赏赐物中就有赏赐给英咭唎国王的六安茶十瓶、赏赐给英咭唎使团的六安茶八瓶。宫廷在临时特供饮食中,也会用到六安茶。

雍正八年(1730年),朝廷定文会试除了食物外,还有鸡和猪肉等副食品;

还供给六安茶20斤、北源茶30斤、松萝茶40斤。安徽六安、松萝以及北源茶作为赏赐物,不仅是承载着皇帝对臣民的厚爱,同时也印证安徽贡茶是一般人难以求到的赐予之物。

当时,在宫廷内能够享受到六安茶的,还有一些是在朝廷相关机构中效力的人。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按照皇帝谕旨,中正殿的画佛喇嘛绘制极乐世界长寿佛四轴,因为当时人手不够,新增添了画佛喇嘛一名。宫内给这位喇嘛的饮食份额中,就有每月用六安茶二两。此外,在景山学艺处效力的人也会得到赏赐的六安茶。[19]

清代贡茶的品类较多,基本涵盖了清代时期安徽茶区的茶叶品种,具有数量大、品类全的特点。同时,这种特点贯穿了清王朝贡茶制度的始终,如六安茶和松萝茶等。这些安徽贡茶在前代也是重要的贡茶品类,以致进贡时间从清初一直延续到清末。也有一些贡茶品类是从某一朝开始进贡并延续到了清末。还有一些茶叶品种,由于战乱或其它客观原因,在某个短时期间内曾经开始进贡或者是停止进贡。如六安茶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就曾数年未贡。

此外,一些贡品茶叶由于种种原因,进贡给宫廷的时间比较短,记载文字寥寥。从清廷《宫中进单》来看,一些产量较少的地方名茶,由于进贡数量少,进贡时间短,加之影响力不大,只是在方志中有简略记录。由此可以推断,一些地方名茶进贡的数量相对有限,进贡的次数或时间相对较短,可谓是不一而足。如六安州霍山茶,徽州松萝茶等,每年遇年节诸如万寿节(皇帝生日)、冬至日、元旦(春节)、端午节等节日,均由地方巡抚、总督等有身份的官员将茶进呈宫中。道光二年(1822年),安徽巡抚端阳贡中有:“松萝茶一箱、银针茶一箱、雀舌茶一箱、梅片茶一箱。”比较而言,年节贡茶相对岁进六安芽茶品种丰富,但入宫数量与岁贡相比却是微乎其微。两种形式的贡茶,在宫内的用途则是不尽相同。而各色人等享受贡茶的数量多少亦有不同。如皇贵妃、贵妃、妃嫔每月例用六安茶十四两、天池茶八两,贵人每月六安茶七两、天池茶四两。[20](卷十七)

清时,朝廷对于贡茶的品质也有要求,而且是“载之甚详”;如“旧系茶户各备茶交官起解。而色类错杂,驳换迟误”以及“粗茶不堪内廷应用”的具体要求,因此,地方官不敢掉以轻心。每每茶季,乃是小心翼翼,精心于“雨前极品。”贡茶鲜叶的采摘,亦有时间讲究。如六安茶采制则是在每年清明前后。当时,一些地方官吏为了保证贡茶的品质,还会亲自入山去亲督茶户,以保证采摘的芽茶一枪一旗在精心焙制加工后,能够按照礼部规定的要求装袋、装箱。

康熙三十年(1691年),知州王廷曾以士民之请,改为官征官买,茶户但纳税银。又因霍山茶胜六安之产,故知州将茶课之银,发交霍山并办一色芽茶。每岁茶户采摘雨前极品一枪一旗,依法焙制。官以黄绢为袋,袋盛茶一肋十二两,共四百袋,分储于箱,知州敬谨钤封,恭缮贡本。限谷雨后十日起解,其解官以州、县、巡检递年轮流详委。”[21](卷之十食贷志、茶贡)乾隆十四年(1749年)《霍山县志·茶考》记曰:“本县农户拣雨前极品,新芽一枪一旗,依法择制,以黄绢为袋封贮,共四箱,用龙旗龙袱恭进。”

据清代《词林典故》记载:“十七年闰三月,赐侍讲学士……上频赐樱桃苹果及樱桃浆、乳酪茶、六安茶等物,其茶以黄罗缄封,上有六安州红印。”[22]由此可见,贡茶的包装是十分讲究的。贡茶自谷雨后起运,要求55天内抵京。朝廷在接收的各省岁进芽茶中,对于六安芽茶却是有着特别的安排。清初,六安芽茶送进内库,其余各种芽茶移交珍馐署,给予外藩。贡品茶叶除了包装上有严格规定外,对上贡时间也有要求。对于各地贡茶,朝廷规定是每年自谷雨后的第十天开始起解,对各地送达的日期按路程远近而定。

顺治七年(1650年),礼部照会产茶各省布政司规定:“江南省常州府限四十六日,庐州府限三十五日。”虽然是路途遥远,运输艰难,但朝廷仍然规定“凡解纳,顺治初,定直省起解本折物料。守道、布政使差委廉干官填付堪合,水路拨夫,限程押运到京。”清代运送贡茶大都是由地方官委派专人负责押运,同时雇佣脚夫及交通工具等进行长途运送。

清《皖志辑要》对此有文字记载曰:“六安州并属霍山县解贡芽茶,如乙年芽茶即于甲年十二月内详请委员管解,一面由藩司填具连批,呈抚辕挂号,并移取勘合传牌,填给夫马,以便沿途应付解赴,礼部转交内务府收明,奉掣批回。其茶务须一旗一枪,装潢式样妥为备办,并先期于谷雨前将茶样照式装潢,专差赍省听候查验,饬委起运,以昭慎重。”[23]

另外,各地运送贡茶进京,都需要花费一大笔银两。如六安州霍山“始系户办纳本色交官起解,每茶一课,止徵水脚解费银二钱二三分不等。”按照这样的花费,通算下来,每年运送四百余袋六安茶就需要花费运送银近百两。各地贡茶运到京城以后,“解员事竣,由部给领司,任限照正印解员于引见后填给,经杂解员于发实后填给。”[23]如此严格的程序,对地方官运送贡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各地官员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各种手段,一定要想方设法地将茶叶在规定的时间内运到京城。安徽各地贡茶的额度,历朝历代各有不同,因为茶品不同以及区域经济等原因,以致各个时期的贡茶数额也是不尽相同,有些茶叶的进贡数量,也因环境或其它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5、结语

清代,安徽茶业进入了兴盛时期,其特点是形成了以产茶著称的区域和区域化销售市场。同时,商业资本逐步转化为产业资本。其时,安徽各地茶区制茶厂家不下千家,小者有数十人,大者有百余人,以茶为业者日众,业茶人数万之众,茶商茶号亦不计其数,以出口茶为大宗且效益颇丰。

因此,贡茶由民间到宫廷经历了一个对茶叶品质不断求精的过程。所以,贡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不能忽视的:如扩大了茶叶产区,提高了茶叶品质,带动了茶叶包装的改善,促进了茶叶经济发展。以清代为例,贡茶使茶叶培植技术在明代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多个著名的产茶区,这些初具规模的产区对推动清代茶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拉动作用。

与此同时,发端于汉时的贡茶至清代中叶,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的进一步增长,致使贡茶制度随之消亡。

总之,安徽是众多贡茶的发祥地,安徽贡茶有着厚重的历史沉淀。安徽贡茶所衍生出的徽茶文化,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因此,挖掘整理,保护、研究以及展示历代贡茶并做好传承和发扬,是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助推安徽茶产业发展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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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吴康霖编,安徽历代方志丛书,清同治十一年,六安州志(上、下)[M]合肥:黄山书社,2008.

[22](清)张庭玉.词林典故,[M]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79.

[23](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安徽历代方志丛书.皖政辑要,[M]合肥:黄山书社,2005

来源:《徽茶》2023年6月刊,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税茶与榷茶:唐宋时期四川地区茶业政策的演变

税茶与榷茶是唐宋王朝茶业政策的核心,茶业政策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莫不因它而立。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税茶与榷茶是国家茶业政策的具体贯彻,然而,唐宋王朝在四川地区的茶业政策又有自身的特点,其特点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四川地区税茶较早,榷茶较晚,税茶、榷茶的机构屡次变更;二是榷茶范围先从四川局部展开,逐渐向四川全境推行。唐宋王朝在四川地区的税茶、榷茶:一方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为巩固封建王朝边防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加重了四川地区茶农的负担,阻碍了四川地区的茶业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关键词:唐宋;四川;税茶;榷茶

引言

关于唐宋时期税茶与榷茶的研究,学界的研究视野聚焦税茶与榷茶制度在全国的发展变化,具有全局性①[1-4]。然而,学者们关注唐宋时期四川地区②[5-6]的税茶与榷茶侧重于梳理茶业政策的线索③[7-8],因此,学界在研讨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税茶、榷茶的变化及税茶机构的变迁存在诸多不足,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税茶、榷茶政策的演变及税茶、榷茶机构的变迁。

①贾大泉[1],黄纯艳[2]刊文探讨了唐代茶法;林文勋[3],黄纯艳[4]在其著作当中深入研究了宋代的茶业政策。

②本文界定唐宋时期四川地区根据《新唐书·地理志》[5]《宋史·地理志》[6]所记载的范围:唐代之剑南道,山南西道所辖区域在今四川省境内;宋代之成都府路,利州路所辖区域在今四川省境内。

③李敬洵专题讨论唐代四川地区的茶法[7];贾大泉,陈一石梳理了四川历代茶业政策[8]。

一、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税茶

1.税茶的源流

安史之乱给繁荣富强的唐王朝以致命打击。其后,藩镇割据“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7]5921。方镇割据,节度使擅自任命属吏,随意截留朝廷赋税。唐王朝国库空虚,财政面临举步维艰之困境。为缓解财政危机,开辟税源,提高税率,虽属治标,然在当时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仍不失为立竿见影的务实之举。

四川是茶的原产地,也是人工种茶、饮茶最早的地区。由于饮茶有解酒、止渴、提神祛疲劳、解闷等功效,故饮茶习俗迅速传播,历魏晋南北朝至唐宋竟蔚然成风。唐人封演云:“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9]47李珏亦云:“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10]4053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别贵贱老幼,都时刻离不开茶。社会需求刺激社会生产,古今皆然。种茶、制茶、贩茶便作为一种新兴产业骤然勃兴,发展迅猛,规模巨大,从业者众。“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11]5262歙州祁门县(今安徽省祈门县)“邑之编籍民五千四百余户。其疆境亦不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每岁二三月,賫银缗缯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12]3737。商人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众多商人云集茶叶市场,说明茶叶利润丰厚,引起财政面临困境的朝廷关注,开辟新税源,税茶势在必然。

建中元年(780),唐德宗即位的第二年,为应付财政危机,采纳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的核心是地税和户税......又融合了租庸调法而产生的新税法。”[13]119这里的地税主要是农业税,农业税调整(提高)了,工商税自然也得想法多征。于是在“两税法”实行两年多后,判度支赵赞以请为“署常平轻重本钱”为名,开征商税得到朝廷批准后,便“于诸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10]334。判度支赵赞税茶,需要注意三点:

第一,“于诸道津要置吏”收税,这其实是过税,过税在肃宗、代宗时期已经实行①[14],当时只是千文以上才收税,收多少没明文规定。

第二,收税对象是“商货”,这就包括一切商品,而不是专门针对某一种商品。

第三,规定税率。一般商品“每贯二十文”,即0.2%,而竹木茶漆的税率则是10%,比一般商品高4倍。

上述三点表明赵赞征税税目虽包括茶,但不是专门对茶征税,因此还难说这是税茶,如果一定要说是税茶,那也仅是税茶的先导而已。这次以“充常平之本”名义征税,只实行一年多。建中四年(783)八月“泾原兵变”,德宗出逃奉天(今陕西省乾县),面对叛军围攻,为笼络人心,改元兴元。兴元元年(784)正月制曰:“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赦下,四方人心大悦。”[15]7392处于逃难之际的唐德宗为获得民心,将赵赞征税项目,悉数罢停。

唐德宗贞元九年,茶税成为特种税。史载:“贞元九年正月,初税茶。先是诸道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仍委滂具处置条奏。”[10]2128“茶之有税,自此始也。”[10]376“贞元九年,张滂奏立税茶法。郡国有茶山,及商贾以茶为利者,委院司分置诸场,立三等时估为价,为什一之税。”[16]1886张滂以“遭水旱”为借口征税,建中三年(782)赵赞以“以充常平之事”为托辞征税,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征税对象、范围却有不同。赵赞征税对象是“商货”,税目众多,茶仅是其中之一;张滂征税对象只有一个,就是茶。赵赞在“诸道津要置吏”收税,而张滂还专对“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置吏收税,这不仅涉及茶商,还涉及茶农,这才是真正的税茶。《旧唐书》云:“茶之有税,自此始也。”[10]376其实就是说专门对茶征税,是从贞元开始的。贞元税茶之后,整个中晚唐、历五代至于宋初,并被后世王朝相继沿袭,其间因各种原因偶尔暂停,但旋即复征,总趋势是税率增高,穆宗时达到50%②[5]1382,茶税监管控制日益严密。

2.四川地区税茶机构的变迁

唐代四川地区税茶是全国税茶政策在当地的具体贯彻实施。安史之乱对河南、河北及中原地区冲击极大,但对四川的影响相对较小,朝廷对四川的统治较为稳定,地方官吏遵照执行中央政令。在税茶方面,有别于全国其他地区,主要是负责征收茶税的官员及机构屡次变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贞元九年(793)至长庆元年(821),盐铁司主管,张滂等人负责[17]153。

贞元九年(793)盐铁使张滂税茶之议被认可,并“委滂具处置条奏”,即令张滂主持全国茶税的征收,当然包括剑南三川,但此事进展并不顺利。因为在张滂税茶前一年的贞元八年(792),已有诏令将全国财富分为东西两大块,东南由户部侍郎为诸道盐铁转运使张滂负责,西部三川(剑南西、剑南东和山南西道)以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负责[16]1886。对于这样的分工,班宏、张滂都不甚满意。按职责区分,度支主要管支出,赋税征收归盐铁,而现在盐铁部分职权被侵占,张滂不高兴,因其本官户部侍郎,是班宏户部尚书的副手,对工作挑肥拣瘦,也有意见,故“互有长短”,后来由宰相出面上报德宗才最终定下来[16]1886。接着班宏去世,司农少卿裴延龄以“守本官,权领度支”。新官上任自然想有所表现,当自己所辖区内之事他人插手,也有所不甘,但面对官阶比自己高,又自知“不通殖货之务”[10]3720,自然不能与张滂对抗,因此“自裴延龄专判度支,与盐铁益殊途而理矣”[16]1886。度支与盐铁各负各自的职责,三川财富仍归度支(茶税除外),茶税则由盐铁主管,四川税茶遂得以顺利进行。从这以后,经顺宗至宪宗都执行张滂拟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一直到穆宗。

第二阶段:长庆元年(821)至太和元年(827),负责人牛僧儒、崔元略[17]359。

穆宗即位,税茶几经变易。先是“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接着改变以前由盐铁主管三川茶税而为“两川以户部领之”[5]1382。唐朝后期,“户部司已成为供给文武京官俸料,掌管国家后备经费,与度支司和盐铁转运司鼎足而立的财政三司之一,跻身于职事繁剧,地位轻重的官司之列”[17]292。以户部领四川茶税,显然与保证或提高文武京官俸禄有关,这正是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的手段之一。然而,户部一来“职事繁剧”,二来户部在地方没有监院、巡院,四川以茶税所征钱物,如何运往京师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于是便委托度支办理,而度支采取的办法,则是让巡院(度支在京城的下属机构)“于上都召商人便换”[9]4913。所谓“便换”,就是“飞钱”,召茶商来京师将货款交给巡院,由巡院开票据,茶商拿票据到产茶州县有关机构或商号取款购茶,而度支巡院以“便换”所得收入转交户部,这个办法对茶商交易提供极大方便。这样以户部领两川税茶,既增加了户部收入,对两川茶业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但是问题也不少,因“飞钱”只方便富商大贾,对中小茶商无任何作用,户部委度支代收茶税,难免从中截留。此法实行大约七年后到文宗即位便被停止。

第三阶段:太和元年(827)至开成元年(836),负责人李德裕、杜元颖等[18]17,20。

“太和元年,户部侍郎崔元略与西川节度使商量,取其稳便,遂奏请茶税事使司自勾当,每年出钱四万贯送省。近年已来,不依元奏,三道诸色钱物,州府逗留,多不送省。请取江西例,于归州置巡院一所,自勾当收管诸色钱送省,所冀免有逋悬,欲令巡院官李渀与(李)德裕、(刘)遵古商量制置。”[10]4913这是工部侍郎庾敬休给文宗的奏章,从中不难看出,西川茶税从太和元年(827)起由“户部领之”改为“使司自勾当”,也就是归剑南西川、东川节度使办理,西川“每年出银四万贯送省”。认为这样“稳便”。然而带来的问题也不少。其时,西川节度使杜元颖为求恩宠(东川、山南西道节度使史籍失载),巧索珍异进献皇上,军需粮食都敢克扣[10]4262哪里把国家税收放在心上,竟截留茶税所征财物,以致拖欠。于是决定在归州设置巡院,办理运送由茶税征收各种钱物,不使拖欠;但这是权宜之计而已,并未解决根本问题。“开成元年,李石以中书侍郎判收茶法,复贞元之制也。”[16]2121西川节度使主持税茶执行近十年终被停止,仍旧恢复贞元时的盐铁使掌管茶税。另,四川地区税茶归属几次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茶税收入的增减,具体数字史籍失载,不得详知,但从以下两个数字对照,或可知其大概。贞元九年(793),张滂“初税茶,岁得四十万贯”[10]376。这是全国的税额;太和元年(827),四川税茶由“使司自勾当”,定额为四万贯。由此可知,四川税茶为全国税茶的十分之一。其后,四川税茶的管理归属亦颇有变易。唐末剑南节度使拥兵自重,独霸一方,相互攻伐,在各自控制区域内任意征税(包括茶税),任意截留,乃至“全蜀赋税,不供天府”[12]410,仅在形式上与朝廷保持关系,“岁时但贡奉而已”[11]5120。

五代,四川地区为孟蜀窃据,实行榷茶直至覆亡。宋初仍税茶,正如宋人潜说友所说:“茶税起于唐。利日益滋,法日益详,县官因以佐大农、宽舆赋,遂为经常之制。国朝初,循唐旧”[19]478。“循唐旧”,是指全国,就四川而言,则另有措施。乾德三年(965),宋太祖灭孟蜀,“深知东南数路茶法之害,制诏有司一切弛放,任令通商”[20]1。宋初,“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卖”[6]4286。这是改孟蜀的榷茶为税茶,具体办法是:“茶园税每三百文折纳绢二匹,三百二十文折纳绸一匹,十文折纳绵一两,二文折纳禾草一束”[20]1。纳税之后,便可任令通商,不过只限于川峡数路,超越本区,“则禁出境”[6]4269。此法一直实行到神宗熙宁七年(1074),“川峡、广南州军止以土茶通商,别无茶法”[21]6547。据统计,唐五代四川地区茶叶产量大约在1000万斤左右[22]88,由此可见,四川地区茶税对封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二、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榷茶

1.榷茶的缘起

榷茶最先起于唐文宗时“上访以富人之术”。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李训、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乃以榷茶为对。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榷茶使。”[10]4400吏部尚书、检校司空王涯复领盐铁转运使,“表请使茶山之人,移植官场,旧有贮积,皆使焚弃,天下怨之。九年,以事诛。而令狐楚以户部尚书、仆射主之,以是年茶法大坏,奏请付州县,而入其租入户部,人人悦焉”[16]4400。这样,王涯榷茶之法施行五年后终被废止。不过,这次榷茶,对四川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从太和元年(827)起,到开成元年(836)间,四川茶税事是“使司自勾当”,由节度使主管,王涯虽为盐铁使、榷茶使,却管不到四川榷茶之事。五代时期,四川亦曾榷茶。苏辙云:“五代之际,孟蜀窃据国土,国用褊狭,始有榷茶之法。”[23]787孟蜀榷茶的具体作法,史籍失载,语焉不详,但榷茶之法亦随孟蜀之覆亡而被废止。

由此可知,唐时榷茶短暂,尚未波及四川;而孟蜀榷茶,虽在四川,但为时不久,未形成定制而影响后世或被后世沿袭,故只能说是榷茶先导,更谈不上正式确立榷茶制度。

2.四川地区的榷茶制度

赵宋立国不久,便开始在已控制的部分地区榷茶。《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祖乾德二年八月,初令京师、建安、汉阳、蕲口并置场榷茶。”[24]131接着“乾德三年(965)九月,以度支郎中苏晓为淮南转运使,晓建议榷蕲、黄、舒、庐、寿五州,置十四场,笼其利,岁入百万緍”[24]157。又《宋史·食货志》载:“宋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州之蕲口,为榷货务六。”[6]4447不难看出,赵宋榷茶始于乾德二年(964),最初只在局部地区,其后逐步推广,乃至全国。不过那时榷茶,并不涉及四川。

四川榷茶,始于神宗熙宁七年(1074),即“川茶之法,肇于熙宁甲寅”[21]6644。《宋史》亦载:“(川茶)旧无榷禁,熙宁间始置提举司,收岁课三十万。”[6]4510不过,熙宁七年榷茶只在四川部分地区,“只得于熙、秦、通远军及永宁寨茶场卖入官”[21]6645。熙宁榷茶之前,川陕境内茶叶虽是“任令通商”,但“禁其出境”;现在在熙州(治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河州(治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北、和政县西北)①[20]4、秦州(治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通远军(治通远,今陕西省环县)、永宁寨(通远军南120里[25]139),这5个茶场均在今甘肃、陕西境内,也就是对“禁其出境”开了一个口子,即川茶可以贩运到西夏王朝的边境交易(陕甘北临西夏)。神宗庆历四年(1044)与西夏重订和约,恢复双方商贩往来,“西夏对宋的出口物品有驼、马、牛、羊、玉、毡毯、药材、盐等,宋对西夏的出口物品有茶、丝织品、粮食、香料、漆器、铜钱、银等。特别是茶马贸易,对宋与西夏都至关重要”[26]302。开放川茶,去陕甘交易,无疑与此有关,然而事关对外出口,自然由政府直接控制,熙宁榷茶由此而起。

熙宁七年1074)榷茶,茶场主要设在今陕西、甘肃境内,凡5个,而在四川只有永康县场(在彭州)和名山县场(在雅州)两个茶场,这表明熙宁榷茶只榷输入陕甘的川茶,并不涉及全区。四川全境榷茶,是几年以后的事,川茶入陕甘道路艰险,运输困难,致使课利不足,李杞主营川茶时,经营布帛,欲以布息补茶利,“自后又恐买布亦难敷及元数,则乞却雇回脚车船,般解入川。洎至盐法难行,则又乞将川中有茶去处并行收买”[24]4233。元丰元年(1078),蒲宗闵亦上书“乃议川陕路民茶息收十之三,尽卖于官......于是蜀茶尽榷”[27]225。这才是四川全域榷茶,可见四川地区榷茶也是先局部而后全域的。

其后,哲宗时,四川曾一度废止榷茶。元祐元年(1086)八月辛卯令曰:“废罢成都府在城博卖都茶场,止令产茶州县元置茶场处依未置都茶场日任便贩卖。”[24]4233不过,没有几年,绍圣四年(1097)二月二十五日陆师闵奏请“复行榷买川茶,依元丰法不许通商”[21]4468。此后,直到南宋初期,川茶榷茶依元丰法再没更改。

为了保证榷茶的顺利开展,北宋政府在川陕地区建立了一整套榷茶机构。首先,宋政府在成都建立都大提举茶马司,统一管理四川及熙秦榷茶买马事宜。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佑邦用”。茶马司权力很大,“应产茶及市马之处,官属许自辟置,视其数之登耗,以诏赏罚”[6]6745。并且“有茶及搬茶郡县,知州、通判、知县,皆由茶司与转运司奏明差注”[20]32。其次,设置买茶场。榷茶事务由茶马司直属机构—买茶场办理,产茶区榷茶事宜由当地知州、通判兼提举。买茶场监官、专典、库称、牙人等专职办理茶叶交易,征收茶税事务。茶场监官是“茶场所在,州委都监、县委令、佐兼监”[21]6205。可见,宋政府在川陕四路榷茶是通过都大提举茶马司,买茶场及地方政府等官僚机构协同办理榷茶事务,但榷茶具体事务主要由各地买茶场经办。据徐松《宋会要辑稿》卷二九《食货》统计,北宋时期,都大提举茶马司在蜀地共建立24个买茶场,且24个买茶场均在成都府路,这是四川榷茶初始时三四年间的茶场数。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说:“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27]226但未详述41个买茶场的名称。因此,我们很难精确统计北宋各个时期买茶场的数目,但买茶场由24个增加到41个,表明四川榷茶也是先局部而后逐渐扩大到全域的。宋政府通过各地设置的茶场垄断四川地区茶叶市场,以确保政府获得高额利润。

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建立榷茶机构的同时,针对川陕四路实际情况制定了完备的榷茶措施及办法。其内容涉及买茶场职责、交易规则、触犯榷茶规章处罚、官员奖惩考核等各个方面都有详细、具体的规定,其措施及办法是:

(1)买茶场职责按照市价尽数悉买园户之茶,正斤之外,量加耗茶。每岁民间资金缺乏时,买茶场预先计量现钱、斛斗,召园户自愿结保请借,每贯出息二分;至茶出时,以茶赴官折纳。如过夏季仍不纳茶抵偿,依法追催。

(2)茶价政府制定茶价。通常情况下,官价茶叶一般是在政府收购价基础之上再加价二分至三分。此外,息钱、头子钱、税钱、打角钱由政府征收。

(3)交易原则茶园户不得在茶场之外买卖茶叶,茶商必须到茶场按官价买茶;官方发行茶引,按照茶引指定的地区销售,并缴纳住税和过税;商人与园户私相交易,或贩卖无引私茶,皆许人告捕,并依法断罪;告捕之人按一斤以上赏钱三贯文,每十斤加三贯,至三十贯止。

(4)奖惩考核按规定数额买卖茶叶,岁终审定,超额有奖、亏额有罚;茶场超额,官员相应加官进爵,并予以物质奖励。茶场监官、吏人,收息一百贯文,赏钱五贯文;若亏五厘以上,罚俸半月,公人笞四十;满一分,监官笞二十,公人杖六十;满二分,监官、公人各加二等,至三分,停止加罪。

由上可知,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榷茶机构,制定严密的榷茶法规,从制度层面确立北宋政府榷茶的权威性、合法性,保证榷茶机构的高效运行。榷茶机构垄断茶叶贸易,茶课收入急遽增长,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榷茶取得十分明显的效果。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初,蜀茶额岁三十万。至稷加为五十万。及师闵代稷百万。”[24]8045“初”指熙宁七年(1074)政府始榷茶,只是榷入陕甘的川茶,便茶课税息三十万贯;“稷”指李稷,元丰五年(1082)他将茶课增至五十万贯。“师闵”即陆师闵,“李稷殁于王事”以同提举成都府之职代稷领治茶事,将茶课增至一百万贯。事实上,北宋政府在蜀地榷茶的课息收入,基本上都超过政府规定岁额。据文献记载,李杞主管四川茶场公事的六年(1072-1077),“总入息税钱百二十二万九千余缗”[24]7381。每年平均茶课的收息三十余万缗;元丰元年至元丰五年(1078-1082),李稷主管四川榷茶,“稷领治茶事于五年间,除百费外收获净利四百二十八万余贯”[24]8045。每年平均茶课收息九十万贯,超过规定岁额五十万贯;陆师闵代李稷主管四川榷茶的二年时间,元丰六年至元丰七年(1083-1084),“增羡至一百六十万缗”[23]8045,到元丰末(1085),“今则岁献二百万贯”[20]33。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岁课川陕茶息,三百七十一万一千一百七十二贯”[21]4467。可见,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榷茶,所获茶课呈逐年递增之势。

①河州置场,“本路置场买茶往熙、河博卖”[20]。

三、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税茶与榷茶的作用及影响

税茶、榷茶都是正常赋税之外的额外征收,就其实质言,说是横征暴敛,未尝不可。不过唐税茶、宋榷茶初始时,国家内乱外患方殷;四川地处边防最前线,唐有吐蕃、南诏不时侵扰,宋有西夏、金、蒙古入侵。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郡将自擅,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10]720。由于“西川富强,只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12]175。宋则“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西夏)骄盛,寇盗横炽”[29]525。当此为难之际,为抵御外侮,增加军费,保障国防开支,即使是苛捐杂税,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必要性。然而,税茶与榷茶终属苛政,必然会随之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的是茶农。史载武宗时“盐铁取茶利,诏下,所在毋敢隐。(利州益昌)县令(何)易于视诏书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引厚赋毒之手?’命吏阁诏,吏曰:‘天子诏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窜邪?’对曰:‘吾敢爱一身,移暴于民手?亦不使罪尔曹。’即自焚之。观察使素贤之,不劾也”[5]5634。税茶将茶农逼至绝境,当然不只是利州益昌(今四川省广元市西南)一州一县,在三川一带有普遍性,利州益昌人有幸,遇上了何易于敢于舍身抗旨的好官,得免涂炭,然而,像何易于奉职守法的循吏不仅在四川,就是在全国也是寥寥无几,而税茶与榷茶给茶农的灾难何等深重,当不言而喻。

相对而言,宋初税茶较唐代宽松。据知彭州吕陶叙述:“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赋税一例折科,役钱一例出,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20]4茶农只要按一般农户缴纳夏秋两税之后,便可“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此外,“川陕、广南州军止以土茶通高商,别无茶法”[24]6686。可是,熙宁榷茶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北宋刘挚、苏辙均曾指出榷茶之弊:一是阻碍茶业的正常生产与发展。“又昔日未榷茶,园户例收晚茶,谓之秋老黄茶,不限早晚,随时即卖。榷茶之后,官买止于六月,晚茶入官,依条毁弃。官既不收,园户须至私卖以陷重禁”[29]787。二是导致大量茶园户破产,激化社会矛盾。“蜀茶之出,不过数十州,人赖以为生,茶司尽榷而市之。园户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额至数十斤......园户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已而其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地实生祸也。”[29]152三是榷茶导购价格低廉,茶法严苛。“自官榷以来,以重法胁制,不许私卖,抑勒等第,高称低估,递年减价,见今止得旧价之半。”[23]787“今民有以钱八百私买茶四十斤者,辄徒一年,出赏三十贯。”[23]786显然,苏辙对四川地区的税茶与榷茶当有客观分析,但总体来看是弊大于利。

四、

结语

唐宋时期中央王朝在四川地区实施的税茶、榷茶当然属于苛捐杂税,但它始于唐宋内忧外患方殷之际,为抵御外侮,征收茶税、施行榷茶的政策,亦有一定正当性。然而,税茶与榷茶的政策给四川地区民众带来的伤害也不容忽视,加重了茶农和茶贩的负担,阻碍了茶业的发展,其负面影响也极其深重。毕竟,唐宋政府税茶与榷茶是封建王朝的一项国家税收制度,它反映的是封建统治者的经济政治观,虽经屡次更改,但它始终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唐宋时期施行的税茶和榷茶为历朝沿袭,延续至明清。事实证明,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封建统治者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将茶叶由通商改为榷禁,原本在市场自由买卖的茶叶变成政府专卖之物,这种做法必然造成统治集团徇私舞弊,产生腐败,激化社会阶级矛盾,导致封建政府统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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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蒲应秋、潘艳芬

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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