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北京地区一直是中国北方的重镇，名称先后称为蓟城、燕都、燕京、大都、北平、顺天府等。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代帝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北京虽不产茶，而历代茶风盛行。特别是清代，京城达官贵人多，旗人多，闲人也多。再加上加之康熙、乾隆年间“康乾盛世”，经济繁荣、社会太平，因而茶事兴盛，喝茶的风气很浓。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都有每天喝茶的习惯。不过，由于地理环境及传统风俗的影响，北京人饮茶较南方饮茶更为粗犷。
老北京的茶叶铺一般都挂着一块幌子，上写“经营各种红绿花茶”。红茶虽然是现在世界上年销量最大的茶叶品种，可在北京茶叶市场中一直不是主流，最受欢迎的是被老北京人称为“香片”的茉莉花茶。
茉莉花茶属于再加工茶。中国花茶的生产，始于南宋，已有1000余年的历史。最早的加工中心是在福州，从12世纪起花茶的窨制已扩展到苏州、杭州一带。南宋赵希鹄《调燮类编》卷三记载：“木犀、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橘花、桓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诸花开时，摘其半含半放香气全者，量茶叶多少，摘花为伴。”
到了元代，花茶的加工则已较为完整典型，元代人喜欢以香花、果品等入茶。利用茶叶的亲异味性，使茶叶吸收花、果品的清香芬芳，这种方式加工制作的茶，不断被普及饮用。
大规模窨制花茶则始于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到1890年花茶生产已较普遍。茉莉花茶在清朝时被列为贡品，有150多年历史。它是将茶叶和茉莉鲜花进行拼和、窨制，使茶叶吸收花香而成的茶，有“人间第一香”的美誉。老北京人爱喝茉莉花茶，即使饮龙井，也要加香花，称为“龙哨鱼”、“花红龙井”。
老北京人喝花茶的历史可追溯到清代初期，当时北京居民喝的水大多来自水井，大多数水井的水味道苦涩。茶商用茶叶在热水中加入一些干燥的茉莉花，提升茶汤中的香气，中和苦涩味。此外，过去的物流运输并不发达。南方清明左右采摘的新茶，最少需要一个月才能运到北京，且运输途中茶叶很难保持干燥和原有的清香。茉莉花茶的加工过程经过窨花拼和，茶叶已经脱水，在封闭的容器中保存，不容易发霉还能保持茉莉花的浓厚醇香。
新中国成了以后，北京的茶庄或茶叶店里供应的茶叶依然以茉莉花茶为主，其他品种的茶叶即使有，销量也很少。那时候大家工资普遍不高，喝茶对不少家庭显得有些奢侈。顾客上茶叶店买茉莉花茶，一次大多只买二两，也有人就买一两花茶甚或高末。售货员会将称量好的茶叶，用纸折叠包好，再用纸绳捆扎牢固，上面要特意多留出一小段纸绳，打结编成环状，方便顾客用手提着茶叶包。
老北京人不管是沏茶待客，还是自斟自饮，大多数还是选择茉莉花茶。用的茶具主要是放在茶盘中的茶壶茶碗。用搪瓷缸子沏茶喝，也比较常见。只有个别讲究的人，用紫砂壶或者带盖的瓷杯喝茶。
客观地说，北京人之所以喜欢喝茉莉花茶，一是经济实惠，二是茉莉花茶香气浓郁，口感厚重，适合北京人的口味。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喝茶已经成为了一件平常事。北京人不仅只喝茉莉花茶了，春天喝绿茶，冬天喝红茶的大有人在，喜欢喝铁观音、大红袍、普洱茶的人也为数不少。喝茶用的茶具也变得精致讲究，搪瓷缸子早已经鲜见了。但茉莉花茶已然成为了北京人刻在骨子里面的味觉记忆，并依然是北京城里销量最大的茶叶品类。
张一元、吴裕泰、京华等老字号茶企和马连道茶叶市场的花茶产区经销商所售出的茉莉花茶在北京茶叶消费市场占比超过70%，而据“中华老字号”张一元公司的数据显示：该公司2021年全年茉莉花茶的销售量同比增长6.4%，销售额同比增长7.9%。
由此可见，茉莉花茶是北京人当之无愧的口粮茶，也或许是北京人一辈子都戒不掉的瘾。
文章来源：《中国茶全书·茶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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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茶道，指从1689年清朝和沙皇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开始，以茶叶贸易为主，连接欧亚大陆的国际商贸古道。它南起中国福建武夷山，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及现蒙古国境内，在当时的中俄边境贸易口岸恰克图进行交易，然后继续西行，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自圣彼得堡又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成为18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主要通道。
万里茶道的形成与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一带的游牧民族生活需求有直接的关系。他们长期生活在纬度较高的寒冷地带，日常饮食以食肉、饮乳为主，缺少水果蔬菜，难以补充人体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由于茶叶具有解腻、提神、增加热量、补充微量元素的作用，对他们来讲是须臾不可或缺的饮品，“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茶叶作为生活必需品，被誉为“健康天使”。
19世纪俄国茶炊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为双边贸易提供了制度保障，万里茶道就此开通。1728年，中俄又签署了《恰克图条约》，确定在边界两侧各设一个贸易圈。此年，沙俄市圈建成，称“恰克图”。1730年，中国市圈竣工，称“买卖城”。市圈内建有市场、商号、货摊以及贮藏货物的库房。中俄双方各派官员管理。1755年，清政府中止了沙俄商人来北京贸易，全部集中在恰克图进行。恰克图作为中俄贸易的重要口岸和基地发挥重要作用，日渐繁盛。中国输俄的商品以茶叶为大宗，1845年至1847年以前每年输出俄国的茶叶大约40000箱，1852年以后达到175000箱以上。其他商品有丝绸、布匹、铁器等。俄方出口中方的商品以毛皮、药材、工艺品等为主。
恰克图贸易给双方商人带来了巨额利润，俄商人将茶叶转贩至欧洲市场，获取厚利。同时，恰克图贸易还给沙俄政府带来了不菲的关税收入。1760年从恰克图收的关税已占俄全国关税收入的24%，1775年上升到38.5%。1821年至1850年，恰克图一处俄对华贸易额占俄全部对外贸易的40%—60%，最高时达到60%以上，而中国对外输出商品的16%和对内输入商品的19%是在这里进行的。这一时期的中俄贸易基本上是平等互利，双方商贸亦为公平贸易，并且年年呈现顺差，不少白银从俄国流入中国。
20世纪初，由于交通的发展，运输茶叶的路线改为以江海水路和铁路为主，通信事业的发展，有助于信息的传播，加快了流通速度，再加上俄政府对中国茶叶进口采取关税壁垒政策，以及印度茶、锡兰（今斯里兰卡）茶的竞争等原因，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山西祁县晋商老街，街道两侧遍布明清时期的茶庄、烟店、票号、钱庄、当铺等商铺旧址和商贾宅院
晋商是万里茶道的开拓者和经营主力军。山西商人历来有走出去行商，从事长途贩运的传统，足迹遍布全国各个主要商业重镇和码头。明清时期，晋商凭借区位优势、地利之便，成为长城沿线“九边重镇”和蒙古草原一带“茶马互市”等民间贸易的先驱者与经营垄断者，张家口、归化、包头、多伦、库伦、恰克图买卖城等商业区域均为晋商掌控。如恰克图买卖城清雍正八年（1730年）仅有4家晋商商号，至嘉庆初年发展到60余家；到道光年间，茶庄发展到100家左右，全部为晋商经营。茶叶贸易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旅蒙晋商”和伟大的国际贸易之路——万里茶道。
晋商为中国茶叶的国内外贸易乃至茶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是创造了“总号经济模式”，企业的最高决策层即东家与大掌柜坐阵总号，运筹帷幄，统揽全局；各分号在外独立自主，灵活经营。二是创造了茶票业兼营模式，实现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有机结合。三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形成产、加、运、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茶产业经营模式。四是创造了茶叶品牌化营销模式，在抓好茶产品质量的同时，注重茶产品的品牌打造和市场营销。晋商在湖北羊楼洞一带生产的“川”字牌青砖茶，在湖南安化生产的“千两茶”，至今都是蒙古国和俄罗斯市场的畅销货。五是创造了“顶生意”的身股激励模式，把东家的利益和员工的利益绑在一起，共同发展。六是树立了勇于开拓、艰苦创业、诚实守信、以义制利、善于经营、精于管理的精神，创造了茶通天下、货通天下、汇通天下、义通天下的丰功伟绩。
万里茶道是伟大的，也是辉煌的，它是中蒙俄三国人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它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与宗教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具有巨大的历史影响力。
河南省社旗县赊店镇是万里茶道上的重要驿站，图为晋商在此建造的山陕会馆（摄影/温飞）
从经济方面讲，通过贸易流通，满足了游牧民族对茶叶等生活物资的需求，同时也把牧民的牲畜、毛皮销售出去，增加了收入，有助于牧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中国茶叶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茶叶的品种与形制不断丰富，质量不断提高，包装更加考究，品牌效应更加突出，带动了制造业、包装业、运输业、服务业、金融业、建筑业乃至镖局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昌盛；带动了其他商品的流通，品种和数量大幅增加；吸引了大批的劳动力集聚，拓宽了就业门路和岗位；在造就了一大批大商号和大商人的同时也培养了众多的商业人才，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推动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开创了中国茶叶的国际贸易市场，促进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和繁荣，许多地方都是因茶而生、因茶而兴盛起来的。
从政治方面讲，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不仅勘定了边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贸易发展促进了政治的稳定。为了维护正常的贸易秩序，两国制定了一系列运行、管理和监督制度，而且特别规定禁止用鸦片与茶叶进行交易，有利于两国之间增进了解和沟通。
晋商在福建武夷山等地收购茶叶，经由航运及马匹、牛车、骆驼等陆路运输工具贩往恰克图等地
从文化方面讲，在进行经济贸易的同时，文化的交流也潜移默化地进行。在恰克图，中俄商人直接交流没有语言障碍，使用带有中国腔、俄国腔、蒙古调的“恰克图语”，各方商人相互都能听得懂；中国饮食文化在这里也得到传播，中国生产的红茶和砖茶受到商人青睐，包子、饺子、羊肉面、炸油饼在这里都能吃得到，做法和口味甚至食品名称的读音都带有山西味；富有民族特色的两国手工艺品很受欢迎；晋商与俄商在恰克图非常注重礼仪礼节，经常相互走动，相处和睦，每逢对方节日还要相互祝贺，互赠礼品。
从民族与宗教方面讲，行商的伙计都要学会中医的针灸拔罐，有的还随身携带药方和药品，方便给牧民治疗常见病；晋商非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途经敖包和寺庙要献茶并祭拜，并且善于处理当地政府官员、王公贵族以及寺庙僧侣的关系，如遇灾害、修路、寺庙维修或有重大祭祀活动等都要慷慨捐资，广做善事，多行义举。由此可见，万里茶道也是民族之间交流融合、文明传承的和睦大道。
作者简介
张维东，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万里茶道专业委员会主任。
在现有的典籍和传说中，易武地区对茶的利用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传说中易武茶山在汉朝已有茶，孔明来时才教授采茶饮茶的方法，因此易武人称孔明为茶祖。他们在每年农历7月23日，举行孔明生日集会纪念，称为茶祖会。而到了清嘉庆、道光年间，这里年产的干茶已达7万余担。尤其是到了乾隆年间，许多石屏人纷纷迁居易武种茶树，进一步促进了易武茶叶的种植，使易武成为一座著名的茶山。
因茶而兴，因茶而旺，茶叶让易武商贾云集，也让易武产生了一批在普洱茶史上名号极响的茶庄，留下了一批极具收藏价值的普洱茶珍品。当然，易武之所以后来居上，超越江北其他茶山，并非只是仰仗产量。这里山高雾重，土地肥沃，温热多雨，天然就是产上等茶叶的好地方。再加上外地客商到易武设厂制茶，带来了先进的制茶技术，自然就生产出让人难以忘怀的精妙茶品。
易武茶山所产的茶叶属大叶种茶，外形条索粗壮肥大，茶味浓郁，适宜于制成普洱茶，经久藏后，其汤色褐红，陈香活现。尤其是陈旧的易武春芽，汤色红润耐泡，叶底呈现褐红色，乃普洱散茶中之极品。
商业的繁荣与茶叶产量的猛增，还让易武成为了“茶马古道”的始发地，那一时期，以易武为中心的茶马古道朝四方散射开去，主要线路有：
北道-——由普洱经昆明中转内地各省、北京，称为“官马大道”。
北西道-——由普洱经大理、丽江、中甸进入西藏，由拉萨中转尼泊尔、印度等国。
南道-——由普洱、思茅分为三线，即：东出越南，南出老挝，西南出缅、泰。
20世纪70年代开创了“新茶路”，入缅后经曼德勒或景栋转运到仰光，海运到加尔各答，再陆运到西里古里-——葛伦保，最后由马帮驮运到拉萨。
欢迎您品鉴易武庆丰号普洱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