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茶究竟产生于何时
(三)
陶德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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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1796—1820年)、道光年间(1821—1850年)砖茶业得到继续发展。
嘉庆、道光年间，随着国外饮茶风习的转盛，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已有一定发展，国外尤其是俄罗斯对砖茶的需求增长，中国砖茶出口数量与日俱增。
据统计，1796年，中国茶叶自广州出口欧洲各国258348担，1832年达404320担，同时期，美国船只从广州出口茶叶由3450400磅上升至14637486磅。俄国自北方输出茶叶，1800年为311.1万磅，1838年达896.89万磅。鸦片战争后，茶叶出口更见发展。至1860年前，茶叶海上出口地点是广州、福州、上海出口，陆上茶叶出口地点是恰克图及新疆。仅从海上出口茶数量的攀升即可知国外对茶叶需求的旺盛。1843年，南方出口茶埠仅广州一口，当年出口茶叶17727750磅，1844年，上海始出口茶叶，广州、上海出口茶叶70476500磅，1850年，广州、上海出口茶叶78926500磅。1860年，出口数增为121388100磅。1844年，海上茶叶出口量是1843年的3.98倍，1850年，这一数量是1843年的4.45倍。
由此可见，嘉庆、道光年间茶叶出口增量之多，增速之快。正因为如此，砖茶出口量也水涨船高，1755年出口48048贯，嘉庆年间(1796—1820年)增至238499贯。
与此同时，晋商深入内外蒙古、新疆运销砖茶，也推动了砖茶边贸的发展。正是在砖茶内外发展的形势下，羊楼洞产区的砖茶生产日益兴盛。地方志真实记载了嘉庆、道光年间砖茶业的发展情况。最典型的材料有民国《湖广通志》卷二十一《风俗·蒲圻县》所载嘉庆贡生周顺倜《艮思棠集·莼川竹枝词》、同治《崇阳县志》卷四《物产·货类·茶》所载砖茶采制内容。《莼川竹枝词》载：“三月春风长嫩芽，村庄少妇解当家，残灯未掩黄梁熟，枕畔呼郎起采茶。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原注：每岁西客于羊楼峝买茶，其砖茶用白纸缄封，外粘红签，题本号监制仙山名茶等字。芙蓉山在西乡”。这个竹枝词生动描写了嘉庆年间晋商在羊楼洞采制砖茶的情况。这段文字不长，却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包括采茶、制茶、包装等砖茶业各个主要环节。
同治《崇阳县志》卷四《特产》记载：茶“今四山俱种，山民藉以为业。往年茶皆山西商客买于蒲邑之羊楼洞，延及邑西沙坪。其制，采粗叶入锅，用火炒，置布袋揉成收贮以竹篓，稍粗者入甑蒸软，用稍细之叶洒面，压成茶砖，贮以竹箱，出西北口外卖之，名黑茶。道光季年，粤商买茶，其制，采细叶暴日中揉之，不用火炒，雨天用炭烘干，收者碎成末，贮以枫枊木作箱，内包锡皮，往外洋卖之，名红茶”。
羊楼洞一带的砖茶生产时间早于红茶，晋商也早于粤商到羊楼洞采制红茶，因此可以推断，这条史料反映的砖茶制造时间早于“道光末年”，也就是说至少反映的是嘉庆年间(1796—1820年)的事。这两条史料均反映嘉庆年间砖茶生产的发展。
来源：茶道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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