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重读/明清:茶文化的普及

旷达斋 录 原创作者:余悦

中国国际茶文化创始会长王家扬先生关于《大美中国茶》"图说"系列的序言推送后,引起了读者对这套丛书的极大兴趣。现征得丛书主编余悦研究员同意,特转发《图说中国茶》一书。该书出版于2014年,却写作完成在10多年前。今天推送的是该书第一章第四节:"明清:茶文化的普及"。这节用简要的文字,介绍了明清茶文化的发展状况与特点,明末清初文人使茶亊走向雅致、雅志。


 

明清:茶文化的普及

 

在中国历史上,明、清是两个各自独立的王朝,是一个建立起来的帝国。然而,站在茶文化史的视野来看,两个王朝却有相同相似的联系,那就是:明、清却是吃茶的朝代,都是茶文化的普及时期。当然,两者也都有各自不同的流光溢彩。



明代,在中国茶文化史上,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有两项重大的改革措施,一是制茶与品饮方法的改革,一是饮茶器具的创新。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时期,由于茶课(税)轻利厚,所以民间广泛种植茶树,茶饮之风日盛。明《农政全书》有这样的记载:“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缺。”可见,明代茶饮之兴盛。在制茶方面,明代由散茶代替了团茶。



关于原因,有一种说法是: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颇懂民间疾苦,他听说茶农很苦,耗资很大,于是提倡节俭,下令废除制造进贡茶饼改成冲泡散茶。其实,朱元璋的作用只是推动了制茶改革,而并非由制作困茶改为散茶。因为散茶的制作和饮用,宋元时期就是存在的,并且民间饮用散茶的风气越来越盛。早在北苑御茶场制造奢侈的茶饼的同时,民间制作就多为散茶,一般称为“草茶”、“山茗”等。


元代《王桢农书》中对饼茶说:“此饼惟充贡,民间罕见之。”可见当时只有宫廷少数士大夫阶层仍在用茶饼,一般都以饮用散茶为主了。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元璋诏罢团饼,“惟令采芽、茶以进”,只是顺应了当时散茶在民间普及的潮流。而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以皇权为核心,皇帝旨意自然影响朝野。自此,正式结束了唐以来团茶的饮用史,奠定了散茶的地位。



茶的制作以炒青为主,炒青法虽然在唐宋时即有,但普及定型却是在明代。明人许次杼在《茶疏》中有一段炒青的说明:


生茶初摘,香气未透,必借火力以发其香。然性不耐劳,炒不宜久。多取入铛,则手力不匀;久于铛中,过熟而香散矣,甚且枯燥,不堪烹点。炒茶之器,最嫌新铁,铁腥一入,不复有香;尤忌脂腻,害甚于铁,须预取一铛,专供炊饮,无得别作他用。炒茶之薪,仅可树枝,不用干叶,干则火力猛炽,叶则易焰易灭。铛必磨莹,旋摘旋炒。一铛之内,仅容四两,先用文火焙软,次加武火催之,手加木指,急急抄转,以半熟为度。微俟香发,是其候矣,急用小扇抄置被笼。纯棉大纸衬底燥焙,积多候冷,入瓶收藏。人力若多,数铛数笼,人力即少,仅一铛二铛,亦须四、五竹笼,盖炒速而焙迟。燥湿不可相混,混则大减香力。一叶稍焦,全铛无用。然火虽俱猛,尤嫌铛冷,则枝叶不柔。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时期采用的高温杀青的炒青制法,能更好地保存茶叶的色、香、味、形。



清人蒋伯超在《通斋诗话》中说:“明人以瀹茗相高,碾煨从遂废焉。”茶形由团茶变成散茶后,饮茶方式也有相应的变革,茶由原来的研末而饮变成了沸水冲泡的瀹饮法。茶叶冲以开水,然后细品慢啜,透过袭人的茶香、酽醇的茶味以及清澈的茶汤,而领略茶天然之品性。散茶的这种饮法,能使茶叶固有的芳香味得到更好的发挥。


明代陈师在《禅寄笔谈》中还具体提到:“杭俗用细茗置瓯,以沸汤点之,名曰撮泡。”我们现在常用的茶叶冲泡即是沿袭这种泡法,特别是明代朱权于人元1440年前后编的《茶谱》,对于散茶的饮用作了详细的介绍。这本茶书除绪论外,分品茶、收茶、煮茶、薰香茶法、茶炉、茶灶、茶磨、茶碾、茶罗、茶架、茶匙、茶笼、茶瓯、茶瓶、煎汤法,品水等16则。书中反对使用蒸青团茶杂以诸香,独倡蒸青叶茶的煮法,“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被称为“开千古茗饮之宗”。从明代开始至今约有600余年。



随着散茶冲泡饮法的兴起,崇尚盏、碗的唐宋茶具同样需要“崇新改易”,出现了瓷器与紫砂茶具,尤其是推崇“景瓷宜陶”。当时人们在泡茶时,茶壶茶具要用开水洗涤,并用干净布擦干,茶杯中的茶渣必须先倒掉,然后再斟。茶盏也由宋代的黑釉瓷变成了白瓷或青花瓷,上等的是“薄如纸、白如玉、声如罄、明如镜”,的景德镇瓷器茶具。如此考究的做工,艺术价值也相当高。然而,明人更为好壶,尤其是紫砂壶,饮茶器皿“以紫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文震亨语)由于特点明显,明人对紫砂壶的追捧几近狂热的程度,以致“明制一壶,值抵中人一家产”。



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叶加工和品饮方式的简约化,使得这种简便寻常的生活艺术更广泛地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明代饮茶在广大民众中的普及,最为重要的体现是茶馆、茶楼的普遍存在和茶俗的更为完备。如果说“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俗人的开门七件事,那么,“茶药琴棋酒画书”(清·樊增祥)就是雅士的七件事了。在“俗七件”中,茶居于末位,而在文人雅士和官宦世家的“雅七件”中,茶居首位,这和当时明代重科举、文风盛、喜风雅有关。文人雅士在吟风弄月的同时,好以茶助兴以茶雅志。袁宏道更是毫不隐讳地说:“茗赏者上也,谭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



明代茶事的繁荣,另一个体现是茶学著作的丰富,现在可见者尚共有55部。先后有朱权的《茶谱》,田艺蘅的《煮泉小品》,屠隆的《茶说》,张源的《茶录》,许次纾的《茶疏》等,这些著作极大地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从这些文献资料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人对品饮艺术的追求和鉴赏,包括茶叶本身的真味与清香,品水之学,品饮环境,甚至对饮茶之人的多少和人品、品饮时间和地点等,都有明确的要求。



所谓“一人得神、两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冯可宾的《茶芥》提出了“无事”、“佳客”、“幽坐”、“吟诗”、“挥翰”、“徜徉”、“睡起”、“宿醒”、“清供”、“精舍”、“会心”、“鉴赏”、“文童”这十三宜,还有“不如法”、“恶具”、“主客不韵”、“冠裳苛礼”、“荤肴杂陈”、“忙冗”、“壁间案头多恶趣”七禁忌。许次纾也有类似的见解,在《茶疏·饮时》中写道品茗时的最佳状态:


心手闲适,披咏疲倦,意绪纷乱,听歌拍曲,歌罢曲终,杜门避事,鼓琴看画,夜深共语,明窗净几,洞房阿阁,宾主款吧狎,佳客小姬,访友夜归,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肪,茂林修竹,课花则鸟,荷亭避暑,小院焚香,酒阑人散、儿辈斋馆,清幽寺院,名泉怪石。


上述两人都强调茶非饮而在品,即通过品茗达到精神上的愉悦,达到清心悦神,超脱凡尘的心理境界。



明末清初,茶风日趋纤弱,不少茶人以风流文事送日月,甚至皓首穷茶,一生泡在茶壶里,玩物丧志。而唐宋时期中国传统的茶艺形式趋于淡化,明代开始的清饮雅赏冲泡方式得以沿袭并占主导地位。通过茶馆的普及与家庭饮茶习俗,茶文化精神却在民间广为流传,与百姓的大众生活与纲常伦理紧密结合起来。


并且,明清时代,我国六大茶类生产已基本定型,除绿茶外,尚有黄茶、黑茶、白茶、以及红茶和乌龙,人们根据各地风俗习惯和民族嗜好选用不同茶类饮用。当时,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生产和出口国,成为生产多茶类、出口多茶类、饮用多茶类的茶叶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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