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是我国远古时期就发现和利用的一种乔木型常绿植物，世界第一本药物书《神农本草》中就记载了“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原生长于古巴山峡川和云贵高原的密密树林之中，在亚热带林中度过了千年，战国时期茶从湖北向湖南、江西、浙江扩散到长江中下游。
据史料记述，诸暨种茶从东白山开始，早在唐代，东白山就有僧民上千，禅林香火不绝，僧民采茶待客，所产茶曰石笕岭茶，亦称“瀑布岭仙茗”，东白山与嵊州、东阳接壤，形成一个浙东“高山出好茶”的名茶区域。
诸暨茶文化源远流长
诸暨的茶，在1201年《会稽志》中就有记载：会稽之茶山茶，兰亭之花坞茶，诸暨之石笕岭茶。
宋朝高似荪在《剡录》中记载：越产之擅名者，有会稽之日铸茶，山阴之卧龙茶，诸暨之石笕茶。明《隆庆续志》载：茶产东白山者佳，今充贡。明朝岁进，新芽肆筋。《诸暨民报五周年纪念册》载：茶产于石笕岭太白山、宣家山、日柱山、五泄山、梓坞山、坑坞山、扁担山、鸡冠山，太白山产者最上，质味皆清。
唐代诗人、青莲居士李太白所作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是“名茶入诗”的诗篇，里面有“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丛老卷嫩叶，枝枝相接连。清境烛无盐，顾渐西子妍”的雄奇豪放诗句，在注释中点明“西子即西施，春秋战国越国苎萝人，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
唐代诗人，贞元进士刘禹锡，在《西山兰若试茶歌》中，就有“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欲知花乳清冷味，须是眠之跂石人”的诵咏，这首诗是描述在西山寺内的饮茶场景，全国西山甚多，像刘禹锡这样经常宦游在外的诗人，很有可能是东白山，因为“眠之跂石”，是眠于云间，坐于石上，东白山最高峰的一块石头就叫“跂石”。
至清代，东白山石笕茶已驰名海外，是达官显贵争相品尝的茶中珍品，清代诗人郭凤诏有《青梅词》一首。“黄白水桥好酒家，桥边开满水荭花，回舟即想康泉水，活火风炉斗岭茶”，斗岭茶即东白山的石笕岭茶。
名士王十朋(1112-1171)，在其《会稽风俗赋》中，引用欧阳修之语赞诸暨石笕茶：“欧阳公《归田录》曰：会稽产茶极多，佳品惟卧龙，日铸、石笕，得名亦盛”。
编篡于1672年的《康熙诸暨县志》载：茶产于石笕岭太白山、宣家山、日入柱山、五泄山、梓坞山、坑坞山，制法不同有长茶、圆茶、烘青之分，长茶圆茶皆绿茶也，又有红茶、黄茶，叶取粗，日下晒干之，茶糕则碾细成团成糕者，运向外国。
在清代，斯宅名士斯元儒(1752-1835年)利用山区资源，艰苦创业，建造斯宅千柱屋和笔峰书院。据《暨阳七林斯氏宗谱》记载，斯公在城关浣东设立茶局，按市场需求指导茶户生产加工红茶、绿茶、黄茶，收购分级分类装箱，运至辽海。茶户加工政府给执照，创建了对茶类品种按地域、按季节、按原料、按需求的多茶类加工模式和制作技艺，成为诸暨茶产业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民国时期，诸暨茶叶在市场上闻名遐迩，《诸暨民报五周年纪念册》载：诸暨著产名茶有白毫和红芽两种，白毫叶姿呈白色，红芽叶厚呈红色，量少，自清就作贡品而献于朝廷。据考证，白毫即西施银芽(石笕茶)，红芽即越红工夫茶。
1979年，县茶叶指导站科技人员对西施银芽(石笕茶)制作技艺，在恢复传统工序的基础上完善创新。1984年获浙江省首届十四大名茶之一。1989年在全国名优茶评比会上，获“全国优质产品”称号。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俞寿康先生赋诗赞曰：“貌似西施秀美，质似王冕清高。烘炒壁玉结合，别出一格其窍”。把诸暨的人文地理和传统文化，淋漓尽致地反映在“西施银芽”茶的品质特征和制作技艺上，展现了植根于东白山的西施茶文化在新时代的特征。
诸暨越红香飘五洲
新中国建立后，为完成中苏两国签订的贷款协定，中国茶叶公司决定将浙江绍兴的平水珠茶改制红茶，以茶叶偿还贷款而完成156个工程项目，诸暨成为全省“绿改红”的重点县，同时也孕育了位于全国十大红茶之列“越红”品牌的诞生。
据历史资料显示，诸暨在1953年底前全县改制任务完成，当年生产红茶7700市担，全县建立红茶初制所62个，生产小组741个。为提高红茶质量，在枫桥赵家举办六期“茶农培训班”，受训茶农548人。为贯彻落实浙江省人民政府提出的“长期打算、积极发展、稳定茶类、增加产量、提高品质”的茶叶生产方针，1958年，在客观上受到“大跃进”极左思潮的影响，为超额完成国家任务，在生产上盲目增加采摘批次和秋茶比例，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茶叶产量的增加满足了外贸以茶还贷的实际需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诸暨为国家创汇、推动工业化建设，提前二年还清苏联贷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从诸暨的茶产业统计资料中看到，在以计划经济为时代背景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诸暨一直是越红工夫外贸出口的重点基地县，在1975年就成为全国十八个年产五万担茶叶生产基地县之一，茶园面积和茶叶产量名列全国第六位。据统计，诸暨在1950-1980年三十年间，茶园面积从1950年的18750亩，至1980年增加到88746亩，茶叶产量从1950年的7795市担，至1980年达到99034市担，增长12倍。三十年间共向国家投售商品茶771159市担(即38555吨)，合计创造社会产值8062.54万元(按当时价计算)，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和外贸出口的骨干商品，这三十年中，加工的产品全部为越红工夫红茶。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茶叶生产体制上开始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茶叶产销体制上实行市场放开和多渠道经营以后，诸暨综合利用产业资源优势，及时引进先进技术，与时俱进应对千变万化的茶叶市场。以多茶类组合加工扩大消费，争取市场份额，以多渠道经营搞活市场流通，稳定销售网点，激活潜在市场，以多口岸贸易振兴传统产业，搞活外向型经济。利用当时外贸出口政策的灵活性和时效性，千方百计争取口岸公司的计划外自主贸易的需求，组织乡镇茶厂初精制连续加工越红工夫，提供广东等茶叶公司出口，为缓解茶叶产品滞销积压探索新路。在浙江省农业厅的支持下，引进红碎茶加工技术，在四家乡镇茶厂建立生产线定点加工，为大量的夏秋茶青叶资源利用寻找途径，这些经过付出辛勤劳动后而积累的经验，对茶产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型升级，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体现了诸暨在不同时期都具有“产业有特色、工作有气色、成绩很出色”的行业形象。
2011年，全国十大红茶品牌之一的“越红”在市场上重振旗鼓，把诸暨茶叶引入“一带一路”战略开启了新征程;“越红工夫”茶手工制作技艺被列入市第七批非遗文化目录;同时创建“越红博物馆”，实现茶产业文化代内和代际之间的知识传递，增强对茶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凸显茶产业非遗文化的教育和科普功能，进一步发挥茶文化在社会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讲好西施茶文化故事
茶是一种最古老而又消费量最多的饮料，地球上每天消费量在30亿杯以上，茶是从药用开始，再到食用和饮用，茶日长月久地与世界上各民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不同消费习俗，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属性和商品属性存在着明显差异。新中国成立后，茶叶前30年是重要的出口物资，商品率达到95%以上，产区人民根本喝不到好茶，要把最好的茶叶卖给国家，支援外贸出口。改革开放以后，茶的社会属性成为农业结构中的经济作物和商品属性中的大宗商品。新世纪以来，茶叶的消费属性悄悄地从一般的“解渴饮料”向天然的“保健饮料”提升，从单一茶类的消费形式向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模式转变。
财经媒体人吴伯凡说：用户不会再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而付钱了，却要成为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而付钱。前一个“茶”字是你生活空间当中的一个物件，而后一个“茶”字和周边的每一个字都代表着一段美好的时间，所以茶产品在新一轮消费潮流中不是炫耀品，而是体验品——消费者会愿意为一块点心里增加两朵玫瑰花瓣而付钱，为企业创始人的一念而付钱，为故事付钱，为一切让自己的生命、时间变得更美好的东西而付钱。所以，挖掘和利用诸暨茶产业的非遗文化，讲好美丽动人的故事，迎合大健康新时代的消费潮流，孕育着茶产品消费巨大的商机。
我以为，做好茶叶产业，首先要对传统加工模式继承和创新。诸暨在500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对茶树上产出的鲜叶资源综合利用，用朴素的生产经验体现在“生在山里，一色相同，泡在杯里，红绿白黄”的不同茶类之中，而且在不同季节灵活运用。在1736年的《浙江通志》中就有：“谓之黄茶，每年八月采焙售于关东口外”的记载。说明利用第三轮鲜叶制作黄茶，茶产品的特点就是原料相同，不同的工艺制成的茶类不同，在靠感官审评质量的年代，先辈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不断地摸索，积累了经验。在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不能再搞“同质化”竞争，而应该如科学家沈志勋所说：“创新是一个科技工作者的天职，你要想一想，能不能用自己的技术解决一个大问题，从而改变人民的生活”的时候了，这也是茶文化宣传和普及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其次，多茶类组合加工技艺的传承，顺应了“个性化消费、选择性需求”的茶样生活，“红茶暖胃、绿茶提神、黄茶祛疾、白茶养生”的饮茶功能性特征，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代表华夏民族阴阳二气调和平衡的哲学，更是充分体现饮茶促进健康的价值所在。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普及传播科学饮茶方法，以不同的产品适应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在倒逼茶产业供给侧改革中是一种强大动力，在提速茶产业转型升级中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诸暨千年的茶文化遗产，在沿袭中祖祖辈辈用虔诚的敬业精神和艰苦的工匠风格，给我们留下了绚丽多彩而又别具一格的宝贵遗产，为后代开拓了一条“怎样去洞察千变万化的市场、怎样去启迪人们的灵感”的思路，传承和发扬传统技艺，厚积薄发产业优势，补齐共性短板，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去完成历史使命，担当社会责任。
再则，植根于东白山的诸暨茶文化源远流长、历经弥新，西施的“尽忠报国”，王冕的“淡泊明志”清晰地体现在茶产品的风格之中。当人们仔细地去体悟诸暨这杯茶的时候，像一部栩栩如生的西施故事，像一口储满诸暨“三贤”灵魂的深井，清而不为、静而不滞、薄而不淡，西施这个名字像一根根血管一样，悄无声息地走进千家万户，串起一个个社会关系。使诸暨茶文化遗产中的精髓、使茶作为一种社交礼仪和健康饮品，引导人们以崇仰日常生活中的美为基础，以“和敬信廉”的中国茶德为标志，倡导人们“修身养性、规范德行、陶冶情操”，从而人人相敬，社会和谐，让西施茶文化的此种精神不断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来源：西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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