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一夜长灵芽。又是一年的春暖茶萌!
繁忙的茶季，早已在江南地区缓缓铺开，而武夷山却还在绵绵的春雨里沉睡，等待着谷雨后的厚积薄发。
这个以出产武夷岩茶和正山小种而闻名海内外的古老茶区，历代有无数文人墨客为之搜尽诗肠。而在77年前，因为一个人的到来，变得更加与众不同。
他，就是著名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现代茶叶事业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被誉为“当代茶圣”的吴觉农。
虽然只有短短3年多的时间，但在近代中国茶业史上却深具里程碑意义。
在这里，他创立了中国首个“国家级”茶叶研究所，开启了“实业救国，科技兴茶”之路。他始终倡导“爱国、奉献、团结、创新”的茶人精神，带领科研人员对武夷茶的栽培、采摘、制作、化验等领域开展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并编撰了《武夷茶讯》《茶叶研究》《整理武夷茶区计划书》《战后茶业建设计划草案》等学术专著，为武夷山乃至中国茶业的发展与振兴指明了方向。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闪烁着思想与智慧的光芒。
时光蹁跹，茶香依旧。就在他离开我们的第30个年头，在他曾生活工作过的碧水丹山间，建起了一座纪念馆。除了延续茶缘，寄托思念，还承载了一段值得铭记的峥嵘岁月。当我们回望、走近这段岁月时，能真切感觉到他的身影及思想与精神，从未走远，且历久弥新。
从万川说起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让“二战”的硝烟弥漫到大半个亚洲及南太平洋地区。随着香港的沦陷，抗战大后方的出海口也被封锁。此时，由吴觉农、孙寒冰等人创办的复旦大学茶叶系(科)才刚刚迎来一周岁的“生日”。
然而，愈发艰难的时势，加之日益险恶的政治处境①，重庆恐怕不宜久留。
海上通道的堵塞，茶不再是“那些无止境地贪婪地发国难财的官商们的争夺对象了”。销路阻滞，茶园荒芜，茶业凋敝，不论目睹，还是耳闻，对于视茶业为自己“第二生命”的吴觉农来说，心情是无法平静的。时任民国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邹秉文正拟筹设外销物资增产委员会和茶叶、桐油、蚕丝三个研究所，为战后扩大外销奠定基础。邹氏曾为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与吴觉农亦师亦友。吴觉农在商检局工作期间，就深得邹的赏识。无疑，筹建茶叶研究所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在邹氏的鼓励下，吴觉农将复旦大学茶叶系(科)托付给胡浩川②后，就动身离开重庆，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施展他“振兴华茶，造福农民”的抱负。
其实，早在1941年春天，吴觉农就曾带领他的技术团队，一路跋涉到浙江衢州，在一个叫万川(今属柯城区航埠镇)的山村里设立了“东南茶叶改良总场”。他们的到来，给这个美丽宁静的浙西小村庄带来了勃勃生机。技术人员一边开展茶树更新运动，一边联合“中茶公司”③、“国家银行”茶贷部门开展制茶合作运动，让茶农们实实在在地受益。
也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吴觉农兴奋地向大家宣布：东南茶叶改良总场已获准改组为财政部贸易委员茶叶研究所，由他担任所长，所址就设在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武夷山麓的企山。
青年时代的吴觉农
天赐“良缘”结武夷
偌大的中国茶区，为何独钟武夷?
殊不知，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所址，吴觉农也是煞费苦心。当时，作为抗战后方的云、贵、川西南三省都有生产少量茶叶，云南的佛海(今勐海县)、顺宁(今凤庆县)及四川灌县已设有茶厂，贵州湄潭县还设有茶业改良场，而且以大叶种制作优质红茶的技术也颇为成熟，因而后方是较为理想的选择。然而，当时出口茶几乎来自东南各省，而佛海、顺宁又地处边境，交通很不便利。更关键的是，盘踞一方的地方军人势力也不允许设置中央性质的机构。几经比较权衡，吴觉农还是把目光转向了东南茶区。
都说一泡好茶的诞生，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茶叶研究所也不例外。1941年，当他再到东南接洽推行茶树更新计划并联系勘定所址时，一个机遇的出现，让困扰已久的所址问题得以迎刃而解。其时，正值崇安“福建示范茶厂”改组。该茶厂成立于1939年9月，由福建省政府与中茶公司联合创办，张天福任厂长，庄晚芳任副厂长、吴振铎等任茶师，林馥泉王学文和陈椽分别任武夷所、星村所和政和所主任。下设岩茶制所2个、内山岩厂12个，并建有机械初、精制茶叶加工厂。
这，无异于天赐良机。
武夷山产茶历史悠久，自唐代起，就产有腊面茶，宋时成为北苑贡茶的主产区之一，元代朝廷曾在此处设“御茶园”。明清时代，以武夷岩茶为代表的乌龙茶、以正山小种为代表的红茶也是在这里滥觞。而且，这一带茶场众多，奇种、名丛品种资源也非常丰富。
望着巍峨的厂房、散落于山的岩厂和企山广阔的茶场，吴觉农的心中早已有了明确的答案。经省府同意，茶厂厂址及所属茶场、设备均由茶叶研究所接管。“在烽火遍地的当时，确实是一个十分理想和非常适宜的所址。”回想起当年的情形，他在字里行间仍掩饰不住欣喜之情。
接下来的事件，就更充分地证明了吴觉农的慧眼独具。1942年春，日军发动浙赣战役，铁蹄踏遍了浙西，金华、衢州等地相继沦陷。万分危急之中，研究所的人员、资料与设备都已安全地转移到了武夷山而免于战火。
6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茶叶研究所，终于在武夷山落地。
王泽农
困难重重
场地有了着落，人才引进与设备购置这两个问题又摆在了吴觉农的面前。
1941年，张天福与崇安福建示范茶厂部分职工登上大王峰(右二为林馥泉，曾任示范茶厂武夷山制茶所主任)
设备尚可因陋就简，而人却是万万不可缺。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交通险阻的情况，从各方邀请各学科的专家来建设研究所根本不可能。
就当吴觉农为此一筹莫展时，许多师友、学生纷纷向他伸出了援手。譬如，浙大老教授蒋芸生，在吴觉农的敦请下，毅然辞去福建永安园艺改良场的职务，来崇安任副所长。曾留美的农学界老前辈，也欣然前来加盟，担任研究员。还有叶作舟、汤成、王泽农、朱刚夫、陈为桢、向耿酉、钱梁、刘和洲、庄任、许裕圻、陈舜年、俞庸器、尹在继等一大批有志于复兴中国茶业的专家、教授，在战事日渐扩大、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来加入研究所的科研团队，令吴觉农甚为感动。曾是科研骨干之一的钱梁在追忆这段经历时，将吴觉农比作“三顾茅庐”的刘备，其求贤若渴之心，可见一斑。
茶树是任何一种茶的最初形态，也是最令吴觉农魂牵梦萦的嘉木
研究所创立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推行茶树更新运动。茶树是任何一种茶的最初形态，也是最令吴觉农魂牵梦萦的嘉木。早在1922年，他就对国外学者信口否认“中国是茶的原产地”的谬说表示愤慨：“在学术上最黑暗、最痛苦的事情，实在无过于此了!”他还深情地说道：“茶和中国是形异而义同的，中国当然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茶的国了。”(《茶树原产地考》)
武夷山“中央茶叶研究所”纪念亭
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其目的有二：建设现代化茶园和救济茶农。尽管在实施过程中遭遇战事吃紧和经费缩水两重困难，但茶树更新还是在浙、闽、皖、赣4省的11个茶区，20多个县的147个乡镇得到了推广。3年时间里，共更新茶树1000多万丛，培育茶苗200万株，并完成4省外销茶区的土壤调查。然而，这项计划终因负责经费的中茶公司当局的贪腐与漠视而不幸夭折。
点燃科技的星火
《茶叶研究》
从研究所创立的第一天起，吴觉农对它就充满了信心：“讲到本所所负的使命，比较别的更有前途。因为别的研究机构和业务机构都没有配合，工作都是单独进行，我们的事业则在中央实施茶业编制以来，已形成了直的一个体系……现在则是集体研究，一有结果，便可交各省的研究及业务机构推行，所以这是最进步的，最合乎联系性的。”(《茶叶研究所的工作方针》，1942年9月28日)
吴觉农的自信来自他背后那批总是默默支持他的老战友们。在吴觉农主持下，科研骨干们卯足了劲，拧成了一股绳，在战火纷飞的危境中点燃了中国茶业科技的星火。1942～1944年，研究所从栽培、制造、化验和推广四个方面展开，在武夷茶区名丛培育、新品种推广、茶园建设、土壤化验、生产制作等方面成果颇丰，为武夷山乃至中国近代茶业科研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1943年，吴觉农在走遍武夷山山水水后，撰写了《整理武夷茶区计划书》 (1)
1943年，吴觉农在走遍武夷山山水水后，撰写了《整理武夷茶区计划书》 (2)
1943年，吴觉农在走遍武夷山山水水后，撰写了《整理武夷茶区计划书》。书中，他对武夷茶区的环境、武夷茶业兴衰进行系统的概括和详致的阐述, 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武夷茶区整理的目标与实施办法。对于武夷山茶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他还高瞻远瞩地提出“光大武夷”的构想。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可谓相当超前，且鲜活依旧，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如倡导茶与旅游相结合(“修建胜迹”、“招揽游客”)、保护茶园生态(“培养林木”)等等。
副所长蒋芸生带领研究人员，通过品种观察、单株选育的方法确定了不少茶树品种和名丛，以杂交、压条、扦插等方法繁育了多个茶树良种，并针对茶树遗传因子及茶花杂交方法等做了大量工作。
茶叶研究所出版发行的学术刊物及专著
武夷所主任林馥泉经长年调查、走访、收集资料，编写了《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1943年)一书，成为研究武夷岩茶的经典力作。
茶叶研究所的学术成果，《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武夷茶岩土壤》、《武夷山的茶与风景》
吴觉农还组织土壤专家王泽农深入武夷岩茶产区对土壤进行了调研。王氏的研究成果《武夷茶岩土壤》，至今对武夷茶岩土壤、茶树生长、岩茶品质差异等方面的研究仍有重大的学术价值。陈舜年、徐锡堕、俞庸器、向馨合著《武夷山的茶与风景》(1943年)，则以优美的语言向读者们展现了武夷山水茶交相辉映的风采。
研究所创立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推行茶树更新运动
在武夷山工作期间，吴觉农还请钱梁、陈舜良筹备世界茶叶巨著——《茶叶全书》(《All About Tea》，美国威廉•乌克思著)的翻译工作
除开展试验研究外，吴觉农亦是笔耕不辍。由他衢州创办的《万川通讯》，迁往崇安后更名《武夷通讯》半月刊，成为向全国介绍茶界新动态的信息窗口。研究所还编辑出版了《茶叶研究》《茶叶研究丛书》《科研报告》等学术刊物刊登最新科研成果，并有不定期刊物6种、研究报告7种、调查报告12种，宣传小册子6种。应特别指出的是，1944年秋，他邀集了全所研究人员对战后茶业建设进行了深入研讨，在建设方针、生产、制造、贸易、茶业经济和茶业金融、茶业行政、茶叶研究与推广七个方面做出了全面细致的规划，写成5.4万字的《战后茶业建设计划草案》，刊发在《茶叶研究》第3卷上。这为后来新中国茶业的恢复与发展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让武夷山及武夷茶在中国茶业复兴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这也再一次突显了他思想、行动之超前，令人钦佩。此间，吴觉农还请钱梁、陈舜良筹备世界茶叶巨著——《茶叶全书》(《All About Tea》，美国威廉·乌克思著)的翻译工作。
武夷一家人
虽然日寇肆虐，但崇安还是颇为安宁的。除本所职工和少数家属外，日常生活几乎被科研所占据，可在茶研所这个大家庭中一起生活工作，大家并没有什么落寞之感，更何况搞科研本身就要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
身为茶研所一把手的吴觉农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非常关心职工的业余生活。据吴觉农次子吴甲选回忆，因为生活单调，吴觉农规定，全体职工每两三周就组织一次晚会活动，并邀家属参加，“清唱京剧、越剧、说笑话讲故事及其他的即兴表演，欢歌笑语各显其能。在这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年代，有这样一处祥和安定的‘世外桃源’，大家‘相濡以沫，相煦以湿’，形成了一个友爱的大家庭。”
吴甲选在参观纪念馆时，在一张老照片前凝视了许久，照片勾起了他当年在武夷山生活的美好回忆
在照顾“大家”的同时，他也不忘“小家”。自抗战开始，夫人陈宣昭和吴家四兄妹④就跟着吴觉农四处奔走，居无定所。吴觉农在崇安建所安定下来后，家小也从上海出发，通过无锡、溧阳一带日军哨兵林立的封锁线，经安徽屯溪等地抵达，团圆。
这个坐落在碧水丹山间的新家，给吴甲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母亲带我们到达崇安后，我们同叶作舟伯伯同住一座房，房屋前有一条小溪，后面竹篱笆外是通往赤石镇的小路，房屋旁的山岗上有一棵百年的大松树，山风吹来，松针哗哗的响声，发出像潮水一般的松涛。我们很爱这个重新团聚的家。”
吴甲选张素娟夫妇在吴觉农纪念馆武夷山馆
然而，现实生活并不像风景那样田园牧歌，尤其是在战时，条件还是颇为清苦的。且不说伙食简单，还缺医少药，一般的头疼脑热都要到赤石“供销总社东南分处”去看。如果遇到大问题，就要跨省去医治了。1943年，在邵武中学读书的吴甲选放寒假回家，不小心被狂犬咬了。吴觉农深知，这片刻都不能耽搁，立即动身带儿子搭车去桂林治病。返闽时，吴觉农把两个儿子托付给了学生陈君鹏。临别前夜，他对儿子们说：“抗战就快胜利了，但日寇必然要做最后的挣扎，不排除他们会大举进攻广西，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后来，果不其然，日寇一路向西逼近，兄弟俩随着陈君鹏沿漓江下游逃避，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上海。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响彻了全国，而茶研所及如火如荼进行的科研却在喧腾的凯旋歌声中戛然而止，曾二度更名的《茶叶研究》(前身为《武夷通讯》，再前为《万川通讯》)也宣告停刊。短暂的武夷岁月，令“大家”和“小家”的所有家庭成员都难以忘怀。在《茶叶研究》的暂别词中，吴觉农依然热情饱满地说：“本所结束了，但不是死亡，而是更新。我们的研究工作是不会停顿的，我们这个刊物也不会终止的……这不是永别，我们还会相见的，我们一定会重见的。”
后记：不止于怀念
位于星村镇的吴觉农纪念馆
吴觉农纪念馆武夷山馆开馆仪式
中日韩茶道联合会咨问为吴觉农纪念馆武夷山馆开馆题词
2019年3月18日，历时三年的筹备，当代茶圣吴觉农纪念馆武夷山馆在星村镇福莲生态茶庄园正式开馆。吴甲选张素娟夫妇同沪闽两地的茶人，出席了开馆典礼。这是位于上海的吴觉农纪念馆在全国开设的第一家分馆。
晚年的吴觉农
上海吴觉农纪念馆馆长许四海说，“在中国，至少有三位与茶有关的人物被当之无愧地誉以为圣者一一神农、陆羽和吴觉农。他们分别引领着源远流长的中国茶叶文明之历史进程的三个阶段——茶的发现、茶的兴盛和茶的现代化。”
纪念馆里的吴觉农塑像
纪念馆内景
展览馆设了武夷山专区，来呈现吴觉农及科研人员在武夷山的峥嵘岁月
诚然，以吴觉农为代表的现代茶人展示了与以往传统茶人不一样的文化面貌，是他们开启了中国茶业的现代化进程，而“科技兴茶”正是茶业现代化的标志与核心所在。
92载的馨香人生就像一本厚重的书，一页页被缓缓打开，供我们细细品读
反映吴觉农事茶人生的重要节点时间轴
循着吴觉农一生的时间轴，漫步纪念馆。92载的馨香人生就像一本厚重的书，一页页被缓缓打开，供我们细细品读。当读到武夷山这一“章”时，仿佛时空发生了错落交织：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吴觉农和他的战友们也一定走过!
上海吴觉农纪念馆馆长许四海向武夷山馆馆长魏莉宁赠送珍贵的《茶叶研究》
吴觉农当年用过的随身钢笔
吴觉农的茶学思想与茶人精神，具有跨时代甚至跨国界的影响力。武夷山馆馆长、“80后”茶人魏莉宁在接过吴甲选馈赠的吴觉农随身钢笔时说：“吴觉农在武夷山生活工作过四年，这段历史恐怕鲜为人知。我们创设纪念馆的初衷不只是为了呈现这段历史，让人们去了解去铭记。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让他的茶学思想和茶人品格，在这里得到传承，并且发扬光大。”而远在法兰克福的“茶道——中国茶与艺术中心”创始人、德国中国茶文化国际交流会会长盖哈德·塔姆也在第一时间发来的贺电中满怀崇敬地说：“在推广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我深深地被吴觉农先生的思想所吸引，被吴觉农先生的精神所鼓舞。”
茶人精神，代代相传。
吴甲选夫妇同武夷山茶人在纪念馆前合影留念
链接1：吴觉农隽语
中国茶业如睡狮一般，一朝醒来，决不会长落人后，愿大家努力罢!——《中国茶业改革方准》(1921年)
茶叶在中国，是具有最大前途的，不要说世界的茶叶，我们是唯一的母国，而我们生产地域之阔、茶叶种类之多、行销各国之广，以及特殊的品质之佳，是各产茶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复旦茶人的使命》(1941年)
要养成科学家的头脑，要有宗教家的博爱，要有哲学家的修养，要有艺术家的手法，要有革命家的勇敢，要有对自然科学、文艺和社会科学的综合能力。——1942年11月30日在茶研所的演讲
链接2：“当代茶圣”吴觉农人生的九个“第一”
1921年，撰写《茶树原产地考》，首次权威论述了中国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1921年，撰写《中国茶业改革方准》，首次提出振兴华茶的改革方准1931年，编制了中国第一部出口茶检验标准《出口茶叶检验标准》1940年，在复旦大学设立了中国第一个高等院校的茶叶专业系科1942年，在武夷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茶叶研究所1949年，自费出版了世界茶叶巨著《茶叶全书》的中文版1949年，出任新中国第一家国营专业公司——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1979年，编著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研究《茶经》的权威著作——《茶经述评》1987年，首倡创建了中国第一家茶叶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
注：①吴觉农对共产党一直很拥护，这种“左派”作风为国民党所不容，孔祥熙曾怀疑他是共产党。②胡浩川(1896-1972)茶学家、制茶专家，中国现代茶业奠基人之一。曾参与筹建祁门茶叶改良场并任场长，助推祁红国际市场，并与吴觉农合著有《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他也曾任复旦大学(重庆)茶叶系教授和系主任，培养了首批茶学高级技术人才。③即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37年5月，是我国最早的官商合办公司。吴觉农曾先后任该公司协理、总技师及技术处处长。④吴觉农陈宣昭夫妇育有二子二女，长子吴重远，次子吴甲选，长女吴谷茗，次女吴肖茗。两个女儿皆以“茗”取名，可见吴觉农对茶的深爱。
(注：本文为“只此青绿 觉农·翠茗，一杯新茶敬茶圣”主题征文活动三等奖作品。)
来源：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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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叶的上千年历史中，涌现了无数茶学家，他们同劳动人民一起创造了丰富绚丽的中国茶文化，中国茶文化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是中华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时间到了20世纪，在1988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业卷》中，中国茶学界公推出20世纪的十大茶学家，这十大茶学家就是我们所说的“二十世纪中国十大茶学家”。他们分别是吴觉农、胡浩川、冯绍裘、蒋芸生、方翰周、王泽农、陈椽、庄晚芳、李联标、张天福。今天，让我们一起对吴觉农老先生的生平事迹进行一次回顾。
少年：出身农家，立志“觉农”
吴觉农（1897——1989），著名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茶业的奠基人。著作甚丰，所著《茶经述评》是当今研究陆羽《茶经》最权威的著作，被誉为当代“茶圣”。最早论述了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等院校的茶业专业和全国性茶叶总公司，又在福建武夷山麓首创了茶叶研究所，为发展我国茶叶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原名吴荣堂，生于浙江省上虞丰惠镇，自幼家境贫寒，从小就体会到农民的疾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形势风云突变，维新变法失败，辛亥革命兴起，有志之士正探索一条追求民主与科学、追求真理的救国之路。少年时代的吴觉农已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农民问题，遂改名“觉农”表示自己振兴农业的决心。
青年：思想进步，抗议暴政
1919年吴觉农公费留学日本，在静冈茶叶试验场学习期间，撰写了两篇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的论文《茶树原产地考》、《中国茶业改革方准》。在留日期间，他认识了后来成为其妻子的陈宣昭女士（后来成为我国早期的蚕桑专家）。
吴觉农和胡愈之是同乡、同学，自幼来往密切。二十年代初期留学日本时，吴觉农认识了夏衍（沈端先）。通过胡愈之、夏衍等人，吴觉农认识了许多进步文化人士，并与他们成为一生的朋友。
1925年12月吴觉农与陈宣昭女士结婚，两人一起切磋一些社会问题和专业问题，并在《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1926年吴觉农与胡愈之、章锡琛等人开创“开明书店”，凝聚了当时很大一部分进步文化人士，如沈雁冰、巴金、夏衍、王任叔、叶圣陶、夏丐尊等都为开明书店译书、撰文或担任编辑，其出版物鼓舞了大批知识青年。1927年吴觉农、胡愈之、郑振铎等七人联名抗议国民党在上海制造的“四一二”暴行。周恩来称赞这一行动为 “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在这一时期，他担任了当时农学界的学术组织“中华农学会”的司库和总干事，办公地址就设在上海宝山路三德里他的家里。由此他与中国农学界的前辈陈嵘、许璇、梁希、邹秉文及许多后起之秀，建立了更广泛深入的联系。
1922年他写的《中国的农民问题》与肖楚女的文章同编入《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为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采用为培训教材。由于他的建议，1926年农学会年会在国共合作的革命中心广州召开，并得到广州政府的支持。毛泽东曾到会讲话。
从日本回国后吴觉农曾担任过上海市园林试验场场长，浙江省建设厅合作事业管理室主任等职。1931年他应邀负责上海检验局检验工作，他创建了产地体验处，制定了一整套的检验标准、细则与实施方法，为我国制定了第一部出口茶检验法典。实业部于1931年6月20日颁布了该法令。
壮年：抗日图存，振兴农业
“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上海各界救国会，与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等七君子有紧密联系。并曾营救在南京被捕的救国会重要成员孙晓邨、曹孟君。
1933年同陈翰笙、薛暮桥、钱俊瑞、孙冶方、王寅生等人组织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选陈翰笙为理事长，吴觉农为副理事长。日常工作负责人是薛暮桥。会内建立党的秘密小组，发行《中国农村》月刊。该刊发表了大量农村调查资料，并与各种歪曲中国农村情况的谬论进行论战，响应党的团结抗日的主张。当研究会受到迫害时，常由吴觉农以农学家的身份出面周旋。如1936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勒令《中国农村》停刊，他挺身而出向市党部书记长潘公展据理力争，使刊物得以恢复出版。该会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完成历史任务后才宣布解散。
旧中国茶叶生产相对落后，栽培、制造粗放，为进一步了解产茶国和销茶国的生产和出口进口情况，1935年吴觉农去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尼、日本、英国、苏联等国进行考察，回国后写了《印度锡兰之茶业》、《荷印之茶业》等调查报告，对我国茶业复兴和开发起了很大影响。
抗战开始，吴觉农带领一批年轻的茶叶工作者，去三界茶埸准备一面辅助茶农搞生产，一面发动当地的游击战，但为环境所不容。这时他得到武汉贸易委员会邹秉文电邀，即带领一批茶人去武汉着手筹备对苏易货(以茶交换抗战军火)。双方达成协议．在香港与苏方交易．同时他在东南和西南各省茶区设立机构，实行茶叶统购统销．一度使我国出口茶叶得到恢复和发展。
为了适应形势，培养茶叶生产和贸易的专业人才，1940年在吴觉农的提议下，得到复旦大学的领导孙寒冰的支持，在重庆复旦创立了中国第一所高等院校的茶叶系，吴觉农自任系主任兼教授。授课的还有经济学家毕相辉，农业化学家王泽农等，培养出一大批茶叶专业技术人才，从此茶叶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建国后，安徽农大、浙江农大、四川农大、湖南农大、华南农大等院校均先后设立了茶叶系。
抗战中期，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茶叶外销的通路被阻断，吴觉农为了茶叶事业的长远发展。1941年10月到福建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茶叶研究所，他担任所长，邀请了许多专家、学者，如蒋云生、叶元鼎、朱刚夫、王泽农、叶作舟等展开茶树栽培、机械制造、茶叶化学分析及茶叶贸易史等项研究。为了防止因外贸中断，茶叶无人采摘，以至茶树老化，于是发动茶树更新运动，由政府向农民发放更新贷款。
抗战胜利后，茶叶研究所得到却是一张撤消令，吴觉农携家回到上海，政府大员忙于“劫收”，对茶叶毫不重视。吴觉农受孙晓村邀请担任兴华茶叶公司总经理，孙任副总经理。因国民党外汇政策不合理，公司经营失败。吴觉农夫妇又在上海和冯和法经营之江机械制茶公司，翻译出版了《茶叶全书》。这一时期他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政治活动上。
中年：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
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反共，1941年吴觉农参加了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阳翰笙、屈武等人发起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这一非公开的组织，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和关注，对团结和影响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士联合抗日起了积极作用。抗战胜利后，吴觉农是该同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中共谈判代表团撤回延安前，周恩来召集王昆仑、金仲华、闵刚侯、吴觉农指示该同盟工作。上海解放前吴觉农还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推动上海科协团结科技人员；掩护党在上海的经济、文化组织，合众贸易公司、国际经济新闻社；营救被捕的张锡昌、陈四维等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联络马寅初、梁希、竺可桢、茅以升等知名人士免遭国民党挟劫；策动国民党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起义（未成功）。
1949年吴觉农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建国后他任农业部副部长兼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在农业部任职期间，他经常深入基层，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1949年由农业部吴觉农与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商定成立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这是建国后国家设立的第一个进出口公司，他兼任总经理，商订了生产和国内外销售的通盘规划，并建立了各省的分支机构，逐步实施。他还积极推动茶叶生产、制茶合作化；大力开辟新式茶园，改造老茶园；实行机械化制茶；创办国营精制茶厂；提倡在西南茶区大规模发展优质红茶，为国家创汇。
建国初期，吴觉农主要做了以下工作：1951年吴觉农参加中国人民第二界赴朝慰问团，任中央分团团长，去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指战员。1951年与冀朝鼎去丹麦哥本哈根参加国际经济会议筹备会。同年与郭沫若、茅盾、萧三、吴耀宗等人去维也纳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1955年与茅以升、陈翰伯、范若愚等人参加中国科普代表团访问苏联。1956年3月参加由陈毅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出席4月22日在拉萨举行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任分团团长，代表各民主党派在自治区筹备大会上发言。任全国政协付秘书长时期，他先后负责科技、文史组、政协会刊等方面工作。
“四人帮”被粉碎，党的实事求是路线、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得以实现，吴觉农精神振奋，积极参加各种调研活动，特别是有关茶的活动，他一生都十分重视教育与科研，他建立了高等学校第一个茶叶系，创建了第一个茶科所。晚年他依旧注重教育与科研，他著书、立说，与他的学生们一起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严谨的治学学风，终于在生前完成了《茶经述评》，为后代茶人留下了一份宝贵财富。
《茶经述评》是吴觉农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当今研究《茶经》最权威的著作。《茶经述评》出版之际，陆定一特地为之作序，他说：“吴觉农先生的《茶经述评》就是‘20世纪的新《茶经》’，吴觉农先生毕生从事茶业，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态度严谨，目光远大，刚直不阿。如果说陆羽是‘茶神’，那末说吴觉农先生是当代中国的‘茶圣’，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这也是吴觉农被誉为当代“茶圣”的由来。很显然，吴觉农得到了茶界和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
晚年：不遗余力弘扬中国茶文化
吴觉农一生广交朋友，团结同志，追求进步，为祖国农业发展、经济振兴、茶业复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早年与胡愈之、杨贤江、夏衍等文化界人士交往密切；30年代结交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经济学家；农业界的老前辈如陈嵘、许叔矾、梁希等也是他的好友并是中华农学会的老会员。他热爱生活，兴趣广泛，除读、写茶叶文章外，还爱读书、看报、听音乐、下棋、打桥牌、弹琴，还特别爱好体育。
1987年4月，中国茶叶学会在北京为吴觉农90寿辰和从事茶叶工作70周年举行庆祝大会。与会人员对吴老一生为中国茶叶事业作出的丰功伟绩给予高度评价。各地茶界团体、茶人也向他祝寿。外经贸部长郑拓彬，农业部长何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起孟以及外国朋友也都为他祝寿。
吴觉农晚年不遗余力弘扬中国茶文化，他倡议筹建中国茶叶博物馆，并为中国茶叶博物馆题词。他一生中最后参加的大型茶文化活动是1989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
1989年10月28日，吴觉农因病在北京逝世。人民日报发布了吴觉农逝世的消息。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追悼会实况。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邓颖超、田纪云、薄一波、丁关根、陆定一、习仲勋等都送去了花圈。他生前各界好友也都送了花圈。国家领导人姚依林、钱正英、周培源、赵朴初、孙晓村、费孝通、经叔平等亲来悼唁。
吴觉农去世后，他的同事、学生们在继续完成他未尽的茶叶事业。1990年吴觉农墓碑落成仪式在浙江上虞举行。在他生长、工作过的地方，茶人为了纪念他雕刻了他的塑像。如中国茶叶博物馆、三界茶厂、他的家乡上虞、上海宋园等。经过茶界及各界人士的倡议，并得到吴老故乡上虞市党和政府的支持。“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于2001年5月21日在浙江省上虞市成立。全国各地茶界人士云集此地，纷纷表示要在吴老奠定的现代茶叶事业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前进。
结语
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继承和发扬吴觉农的茶学思想是我们当代茶人的重任，他的爱国、奉献、务实、创新精神和为振兴华茶奋斗终身的茶人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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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茶界泰斗中，撰写过蒙顶山茶文章的大家不在少数，著名茶学家陈椽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在其主编的《茶业通史》中写道：“我国最早的茶事记载都在四川……；西汉甘露祖师姓吴名理真，手植茶树……；是我国植茶最早的证据”。这一论断奠定了蒙顶山是世界茶文化发源地、世界茶文明发祥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地位，对蒙顶山、蒙顶山茶产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椽（1908年 -1999年），别名“陈愧三”，福建惠安人，近代著名茶学家、茶业教育家 、制茶专家、教授，中国六大茶类划分理论的奠基人，是我国近代高等茶学教育事业的创始人 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从事茶叶高等院校教育、科研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茶学科技人才，在开发我国名茶生产方面成就显著。1934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农学院，先后担任浙江省茶叶检验处主任，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宁波分处主任，福建省茶叶管理局技正、福州办事处代主任，福建省贸易公司茶叶部襄理，英士大学农学院讲师、副教授、复旦大学茶叶专修科副教授、科主任；曾担任中国茶叶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安徽省茶叶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和《茶业通史》主编。
陈椽教授是一代茶学宗师，他对制茶学、茶史学、茶业经济学等学科有着重要的开拓和奠基作用。１９７９年，他系统提出茶叶分类的理论和方法，根据制茶过程中茶叶化学成分的变化，具体阐明了绿、红、青、黄、黑、白六大茶类的品质特性；提出“中国云南是茶树原产地”的观点，纠正了茶树原产地在印度阿萨姆的说法。他先后出版《制茶技术理论》、《茶业通史》、《茶药学》、《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茶树栽培技术》、《安徽茶经》等教材和专著30多部，撰写论文上百篇。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由他主编并于1984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的《茶业通史》。该著作初稿完成于1977年，后经修订，定稿于1982年，又于2008年陈椽教授百年诞辰之际修订再版，是国内外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茶史专著，共15章、48个专题、44万字，内容十分翔实，阐明了茶的起源、茶叶生产的演变、制茶技术的发展与传播、中外茶学、茶与医药、茶与文化、茶叶经济政策、茶叶对外贸易、中国茶叶今昔等主要内容。
1978年冬，陈椽教授受命国家教委，带领十余人的专家队伍，走遍全国重点茶区，为撰写《茶业通史》收集一手资料。当他千里迢迢到达蒙顶山实地考察，在目睹有关蒙顶山种茶的史料、碑记、遗址遗迹时，兴奋地说：“我走遍了各省产茶区，未见到有时间、地点、有名有姓的记载”。后来，他在《茶业通史》中写道：“我国最早的茶事记载都在四川……；西汉甘露祖师姓吴名理真，手植茶树……；是我国植茶最早的证据”。这一论断，掷地有声，从此奠定了蒙顶山是世界茶文化发源地、世界茶文明发祥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地位，不可撼动。2004年9月，世界茶叶界的“奥林匹克盛会”在雅安隆重举行，来自欧盟、美国、韩国、日本、英国、法国等２８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2800名茶业界专家、学者参会，于9月20日在第八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高峰论坛会上，一致通过发表了《世界茶文化蒙顶山宣言》，确立了蒙顶山是“世界茶文明发源地、世界茶文化发祥地、世界茶文化圣山”的历史地位，其依据还是源于陈椽教授的客观论断。
《茶业通史》中收录了陈椽教授撰写的《蒙茶》一文，非常具有权威性，后来很多茶学专业教材也都普遍收入。全文为：
关于四川茶树栽培历史，《四川通志》说：“名山之西十五里有蒙山，其山有五顶，中顶最高，名曰上清峰……即种仙茶之处。”汉时（公元前53年），甘露祖师姓吴名理真手植茶树7株于山顶，树高1尺上下，不枯不长，称曰“仙茶”。因其品质优异，自唐朝即列为贡茶，建立御茶园，遗址至今尚存。”历代诗人文士都竞相称颂，如黎阳王《蒙山白云岩茶》云：“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至于“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更为古今群众广为吟诵。
王象之《舆地纪胜》也载：“西汉时有僧从岭表来，以茶实植蒙山。”据蒙山茶场李家光考证，蒙山茶就是本地茶，吴理真就是本地人，不是从外地来的和尚（见四川省雅安地区茶叶学会1977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据此推论，蒙山一带栽培茶树远在西汉以前，与常璩《华阳国志》中“园有芳翡香茗” 有联系。
蒙山有我国植茶最早的文字记载。该山原任僧正祖崇于雍正六年（1728年）立碑记其植茶史略，石碑至今尚在，是我国植茶最早的证据。碑文中有“ …… 灵茗之种，植于五峰之中，高不盈尺，不生不灭、迥异寻常”；“蒙山有茶，受灵气之精、其茶芳香”；“栽蓄亿万株”等语。
据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公元前1135年）联合四川各民族共同伐纣之后，巴蜀所产之茶，已列为贡品。诸民族首领就带茶叶去进贡。
李肇《唐国史补》：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产于雅州蒙顶），或小方，或散芽（谷芽），号为第一。
唐·刘禹锡《试茶歌》：“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这说明四川蒙顶茶和江苏顾渚茶，是唐王朝的重要贡品，还未到春天就加紧催制，快马进贡登程了。
雅州蒙山产石花、谷芽。雅州即今雅安县，蒙山在四川名山雅安之间，属名山界内。蒙山在汉朝种茶制茶，唐代开始作贡茶。历史上生产的名茶有团茶：龙团、凤饼；散茶：雷鸣、雾钟、雀舌、白毫等。十二世纪生产甘露，比石花、黄芽要晚些。名茶石花、黄芽，都属黄茶类，在唐朝已驰名全国。石花每年入贡，列入珍奇宝物，收藏数载其色入故。《名山县志》载 “蒙顶茶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幂覆，凝结不散。因此，自古以来有蒙顶石花，天下第一之称。每岁采贡茶360叶。”
宋政和二年（1112年）创造玉叶长春，宣和二年（1120年）创造万春银叶，都是贡茶，属蒸青团茶。
1951年，蒙山设立茶叶试验场，1959年恢复名茶生产。仿古传诸名茶特点，结合现代制绿茶技术，生产甘露（又名米芽）、 万春银叶、蒙顶石花、玉叶长春和蒙顶黄芽，列为省内名茶。品 质特征是细嫩多毫，全芽整叶，香高味醇，汤色清澈。
这里特别指出，文中所提到的蒙山茶场李家光，是已故知名茶学、茶文化专家、四川农业大学茶学系资深教授、新中国60周年茶事功勋人物，生前一直致力于茶树育种、栽培、茶文化研究，特别在茶树育种、蒙山茶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出版了《茶树修剪》、《蒙山名茶的形成和历史演变》、《蒙顶山茶文化说史话典》等专著，还先后在《中国茶叶》、《浙江茶叶》、《福建茶叶》、《安徽茶业》、《大自然探索》等刊物发表有关文章100余篇。陈椽教授对蒙顶山、吴理真的论断，正是源于他的考证，可见陈椽、李家光两位教授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陈开义，男，47岁，现任四川省茶叶行业协会副会长、雅安市名山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主任（先后担任过名山县文体局局长、名山区文联主席、雅安市茶办副主任）。先后在《中华茶文化》、《茶博览》、《茶周刊》、《中国茶叶市场》、《中国茶业》、《走遍中国》、《星星诗刊》、《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四川人大权力报》、《四川政协报》、《圭臬诗刊》、《调查与决策》、《四川三农》、《农村建设》、《四川茶叶》、《四川省情》、《四川文学》、《四川旅游》、《四川画报》、《四川文艺》、《县域经济》、《茶缘》、《四川水利报》、《深圳特区报》、天天快报和今日头条、北京茶叶网、亚太茶业网、凤凰网四川、网易、快资讯、一点资讯、名茶网、中华名茶网、茗边、手机搜狐网、手机新浪网、新茶网、茶旅世界、四川茶报等50余家媒体发表各类文章400多篇（件）。参与主编名山抗震救灾专著《撼魂》，参与编辑《茶祖故里行》、《吴之英评传》、《丰碑》等著述，作品曾多次入选《蒙山雅韵》、《蒙山春来早》、《撼魂》、《茶祖故里行》、《品味》、《蒙顶山》、《二郎山》等专辑，著有个人文集《杯中岁月》。先后有10多篇作品在省市各级征文比赛中获奖，先后参与主编《蒙顶山茶文化读本》、《蒙顶山丛谭》》等茶文化书籍，主编名山区文艺刊物《蒙顶山》和《雅安日报。今日名山》蒙顶文苑文艺副刊和编辑《蒙顶山茶》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