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近代中西茶叶贸易中，中俄茶叶贸易具有鲜明的特色。中俄茶叶贸易主要通过陆路进行，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界，恰克图和汉口分别成为两国茶叶贸易的中心。俄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主要是砖茶和红茶，是唯一在中国设厂加工砖茶的国家，从而建立了对茶叶加工和茶叶贸易的全面控制。到19世纪末，中俄茶叶贸易在中西茶叶贸易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近代中俄茶叶贸易恰克图汉口
作者：张应龙，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
一
广东十三行
当茶叶飘洋过海进入欧洲的时候，从中国北部入俄国的陆上茶叶贸易也逐渐发展。海上茶叶贸易以广州为中心，陆上茶叶贸易以恰克图为中心，广州与恰克图成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外销茶南北两大门户，中国茶叶通过海路和陆路这两条动脉源源不断地输向外部世界。
万里茶路
虽然古代兴盛的西北茶马贸易在清代前期渐趋衰亡，但饮茶习俗早已深深扎根于西北诸民族的生活之中。“塞外不用银线，专喜黑茶蓝青梭布，往往牵牛羊马驼来交易，宜多带以为盘缠”。茶叶不但是商品，而且还是交易的价值尺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往的扩大，饮茶习俗从中国西北地区向更西更北地方传播。1638年，奥利维（Olearius）发现波斯人喝的茶叶是通过乌兹别克（Uzbak）商人从中国贩运来的。中俄两国陆地接壤，受中国饮茶习俗的影响也是自然之事。根据有关材料，1616年哥萨克什长彼得罗夫在卡尔梅克汗尝到茶叶这种“无以名状的叶子”。1640年俄使瓦西里·斯达尔科夫（VasiliStarkaff）从卡尔梅克汗带回200袋茶叶（每袋重三俄磅），被称为茶叶首次入俄。
直至18世纪以前，中俄茶叶贸易处于非经常化的初始阶段。与同时代海上茶叶贸易发展水平相比，中俄陆路茶叶贸易显得较为迟缓些。所不同的是，中俄两国官方交往比其它欧洲国家更加密切，茶叶时常被用于招待俄国使臣和作为清廷馈赠俄国的礼品。1658年俄使阿勃林收到的清廷礼物中，有茶叶十普特。1676年，在清廷给俄使斯帕法里的礼物清单中，有送给俄皇的茶叶12箱，给他本人的茶叶2箱，另有4箱茶叶给俄国贵族。但在这个时候，茶叶还不是俄国人追求的商品，所以阿勃林在北京时就将十普特茶叶全部卖掉，换成红蓝宝石。虽然如此，在17世纪后期，在托波尔斯克市场已有少量茶叶上市，而在莫斯科，1674年茶叶每磅售价达30戈比。
《尼布楚条约》:满清开国前的重大外交胜利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此后俄国经常派庞大的商队来北京贸易。在商队贸易中，俄国商人也采办一些茶叶回国，但数量不多。直至恰克图开市时，俄国商队在北京购买的茶叶只250担。
恰克图条约
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次年恰克图正式开市。“恰克图名初不著，以互市故，始大显”。开市初期，恰克图贸易受北京商队贸易的影响还不很活跃，到18世纪40年代后才有起色。1755年俄国停止派商队到北京贸易后，中俄贸易便集中到恰克图。至此，“百货云集，市肆喧闹，恰克图遂成漠北繁富之区”。
俄国的饮茶在18世纪已很盛行。1764年俄国六等文官米勒在一篇报告中写道：“茶在对华贸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喝中国茶，很难戒掉。中国茶往往比从海外进口的茶要好些，也便宜些。只是希望能从中国向外国转售得更多些”。米勒这段话基本概括了茶叶对俄国的作用和意义，它反映出饮茶是“很难戒掉”的生活一部分。从陆路输入茶叶之所以比欧洲转来的强，“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叶反佳，非自海船经过南海暑热致茶味亦减”。同时，直接进口比从欧洲转买要便宜得多，有更大的商业利润。以18世纪80年代为例，直接进口的茶叶每普特11卢布，而从欧洲转售来的茶叶每普特高值52卢布。俄国进口的茶叶不仅用于本国消费，而且还向波兰等东欧国家出口，从中获取更多的利润。因此，茶叶自然是俄国“必不可少的商品”，而更多进口茶叶也是俄国的“希望”。
18世纪中俄茶叶贸易有较大的发展，在18世纪前半期，每年输入俄国的茶叶不过1万普特，到18世纪末便增加至每年56，000普特，增长5—6倍。恰克图茶叶贸易发展很快。1750年，经恰克图入俄的砖茶7，000普特，白毫茶6，000普特，从1762年至1785年，每年从恰克图输入俄国的白毫茶是8，000普特，红茶4，000普特，绿茶400普特，砖茶17，000普特，其它茶叶100普特，合共近3万普特，约占俄国进口中国货物总值15%。在恰克图互市中，由于俄国经常挑衅滋事，清朝多次下令关闭互市贸易，其中以1785－1792年这次闭市时间最长。俄国商务部于1788年3月写的一份报告沮丧地承认，这次闭市“不但毁坏西伯利亚的商业而且损害俄国所有的商业”。俄国被迫高价向欧洲列强购买茶叶，结果导致卢布汇率的削弱。1792年中俄订立《恰克图市约》，之后，恰克图茶叶贸易得到较快的发展。1792年茶叶贸易量是24，568普特，到1798年增加到46，977普特，1799年是52，313普特，1800年达69，850普特（参见上表）。俄国进口的茶叶主要分为砖茶、绿茶和白毫茶。西伯利亚人比较喜欢砖茶，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卡尔梅克人比较喜欢绿茶，白毫茶则在全俄都有销售，价格较贵。“茶渐渐成了每一个俄国家庭必备的饮料”。
19世纪前半期是恰克图贸易的繁荣时期，茶叶成为最大宗贸易商品。茶叶贸易在中俄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在1802—1810年是42.3%，1812—1820年上升到74.3%，1821—1830年占88.5%，1831—1840年占93.6%，1841—1850年更是高达94.9％。在19世纪40年代，俄国经恰克图进口的中国茶叶有三分之二是白毫茶，三分之一是砖茶。白毫茶主要行销中央俄罗斯地区和西伯利亚各大城市，砖茶主要行销中亚和西伯利亚农业区。饮茶不但在俄罗斯得到普及，而且在恰克图的贸易中茶叶贸易已到了绝对重要的地步，所谓恰克图贸易实际也就是茶叶贸易。
福鼎白毫银针
二
20世纪初的中俄边境口岸重镇恰克图，可见其市集之繁华
恰克图是中俄陆路茶叶贸易的中心。恰克图互市场所分二部分，在俄国境内称恰克图，在中国境内称买卖城。二城相距一百四十码，中间立有分界标柱。恰克图为正方形，设三门，内有教堂、官衙、税局、兵营、货栈、房舍，用木筑成。买卖城成矩形，设四门，十字街道横贯城中，18世纪末有房舍200余间，人口1，200人。
今恰克图全貌
恰克图老照片
清朝对买卖城的贸易活动采取类似广州公行制度的管理方式。“商集分设八行，选商良善殷实者为首，与众商会同估定货价。该司官按各商到集日期先后，令以次交易”。而在俄方恰克图，俄国命“萨那特衙门咭那喇尔监察，与俄商划一价格”。中俄双方的商人欲买对方货物须进入对方市场才可交易，即中国商人需进入恰克图，而俄商须来买卖城。互市活动在严冬季节，时间为每年“十一月开卡，来年二月闭卡”。
整装待发的骆驼商队
清朝理藩院统辖中国商民在买卖城的活动，中国商民须持有理藩院发的院票方能前往贸易。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规定：“凡各商到库伦恰克图者，皆给以理藩院院票。由直隶出口者，在察哈尔都统或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票。由山西出口者，在绥远城将军衙门领票。以该商姓名货物及所往之地、起程之期，书单粘合院票，给与其已至所往之处。又欲他往者，许呈明该处将军大臣札萨克改给执照。其各商领票后至库伦者，由库伦办事大臣理藩院司官稽查。至恰克图者，出卡伦时由卡伦上会哨之札萨克稽查。至商集由恰克图理藩院司官稽查。凡票商，令以现银现货交易，定限一年催回，不准藉索欠为名，滞留各部落，取妻立产，不准取蒙古名字。无票者，即属私商，查出照例治罪逐回，货物一半入官”。理藩院颁发的茶票与户部颁发的茶引性质相同，都是专卖的形式，只是颁发机关和行销对象不同而已。
工人将采摘的茶叶进行烘焙
工人将制好的茶砖进行打包
但是，院票制度日久生弊。清朝一向允许持有茶引的商人到西北边地卖茶，“至行销口外蒙古地方茶引，过关截角，至崇文门又复截去中间，给商随茶出口”。到边地卖茶的商人为谋厚利，不免出境私自贸易。地方官员贪图私利，也让商人以茶引代院票，从而破坏院票制度的执行。因此，嘉庆四年（1799年），清朝订立章程，规定“未及支领部票，由别衙门支领路引为凭贸易，一经查出，照无部票例治罪”。
行进在大漠中的运茶驼队
“彼以皮来，我以茶往”是中俄贸易的形象概括。到恰克图贸易的中国商民大都是著名的晋商。“其内地商民至恰克图贸易者，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种皮张、毡片等物”。中国茶商“向由张理厅开造请领茶票姓名字号，前经理藩院领取印票来口”。茶商领票出茶，除“交纳正税之外，到恰克图后，复交票规每张五十两”。按清朝的规定，每张茶票的准运量如按茶箱计算，每张茶三百箱。以武夷茶为例，“每茶一匝（箱），榖中国库平五十五斤，连包计算共榖八十斤”。如按骆驼计算，“每票一张，行商驮货以二百驼为率”，“每驼一只驮载茶斤，总以二百五十斤以下”。1850年，清朝发给茶商的茶票是268张，1851年至1855年在张家口的60家大茶商每年出票4至5百张。茶叶贸易无疑被大茶商所把持，在乾隆时，领有茶票的山西大茶商约60余家，依附的小茶商约80余家，未能取得茶票的小商只好附搭票商出口贸易，他们被称为“朋票”或“朋户”。到19世纪中期，张家口依然是60余家大茶商的天下，加上小商家，“有西帮茶商百余家”。而在买卖城，19世纪中期有商户100家，其中90家有铺面，但只有37家与俄商做批发生意，其余都是小商。
输往俄国的茶叶大都来自福建。据衷干《茶市杂咏》所述，“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至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福建茶叶输俄的历史，直至太平天国起义后因茶道梗塞，茶商改用两湖茶取代福建茶才有所改变。
太平天国起义
毛皮是俄国在恰克图换取中国茶叶的主要商品。俄国政府起初禁止私商贩卖毛皮，1762年始解禁。到1792年时，恰克图已形成六大商帮，即莫斯科帮、土拉帮、阿尔扎马斯克和伏洛格达帮、托波尔斯克帮、伊尔库茨克帮、喀山帮。俄美公司在恰克图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起初委托他人代理在恰克图的事务，1799年俄美公司正式成立后，遂派董事驻扎恰克图。俄国的毛皮来自北美、西伯利亚等地。仅俄美公司在1797年至1842年从北美等地掠夺来的各种毛皮达2453426张。这些毛皮除部分卖给美国人转至广州出售和部分送至莫斯科外，大部分被运至恰克图互市。
在皮茶互市中，俄商施展浑身解数，拼命压低交换的比价，以获取巨额商业利润。伊尔库茨克总督在1794年11月给女皇的报告中就盛赞俄美公司祖师爷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舍利霍夫（GrigoriiIvanovichShelikhov）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和“支持”。俄美公司利用手中掌握大量皮货，欺行霸市，抬高价格。在18世纪末的恰克图，一张海豹皮卖5卢布。一张海獭皮价值近100卢布，一张银狐皮值20卢布。到19世纪初，俄美公司通常用一张海獭皮换2箱茶叶或4匹土布，10张海豹皮换1箱茶叶。一张海獭皮换茶叶可赚110—124卢布，l张海豹皮换茶叶可赚5卢布13戈比至7卢布20戈比。俄美公司将换来的茶叶输往下诺弗哥罗德市场和莫斯科，售卖后扣除各种费用、运费、税收，一箱茶叶获利150—180卢布。到19世纪50年代，当毛皮已是销路不畅时，俄商在恰克图出售毛皮仍可获得暴利200%－300%。
清末运茶的“鸡公车”队伍
根据藏于列宁格勒档案馆一份写于十八世纪末的文件，“中国人带来的[商品]……，以及数量可观的绿茶。这种茶叶的质量远远胜过欧洲经过长途航海收到的茶叶，因此俄国人不得不以高达每斤二十法郎的价格收购，而他们转售时的价格很少超过十五或二十法郎。为了补这项损失，他们从不错过机会抬高皮货的价格，这几乎是他们唯一能为中国人提供的货物。不过政府在这个花招中比商人得到更多：俄国政府对每笔交易抽取百分之二十五的税”。
旧时万里茶道上的商人和“川”字青砖茶
茶叶贸易是俄国一大利源，俄国对进口茶叶采取高关税政策，税率达75%。单俄美公司1821—1841年间在恰克图缴纳茶叶关税达2365340卢布61戈比，占同期俄美公司总收入的61%。从1842—1849年俄美公司年均售茶6700箱，获利很多。另据披露，1839年俄商在恰克图用700万元买下的茶叶，一运至下诺弗哥罗德市场出售，便可卖到1800万元，得利一倍半。与这种巨利相联系必然是茶价高昂。以1830年为例，每磅花茶在伦敦的售价是4先令9便士到5先令3便士，而在圣彼得堡是7先令3.5便士到11先令11便士，差价达一倍。俄国茶市的厚利，引起欧洲其它国家眼红，他们以走私的方法向俄国西部和黑海沿岸贩卖茶叶。
俄国的毛皮贸易在19世纪30年代已趋疲软，俄国代之以毛呢和棉织品来交换茶叶。至50年代初，毛呢及棉织品已占俄国出口货65%，而毛皮只占27%。俄国向中国推销的毛呢和棉织品都属亏本经营，中国商人也不喜欢，因为销售呆滞。但俄国从茶叶贸易利润中补回这方面的损失，从而促进本国工业发展。“很显然，俄国对华出口贸易的利润以及俄国毛呢在中国市场上与英国及其它国家竞争的能力，完全依赖于茶叶的销售”。
尽管俄国从恰克图互市中捞到最大的商业利益，但这并不能满足其日益膨胀的胃口。俄国老早渴望能到中国沿海港口贸易，还在1787年4月，舍列霍夫向西伯利亚总督进言，要求派几只“挂某种合适的旗帜”的船到中国海港。1805年，俄美公司的涅瓦号和希望号终于驶进广州，并买走了2105箱茶叶。由于清政府的禁止，加上俄国也尚未具备强行打开中国沿海门户的能力，因此俄国到中国沿海口岸贸易的梦想迟迟未能实现。鸦片战争后，俄国人混水摸鱼，俄船多次驶至上海买茶。但对俄国来说，陆路贸易利益更大。1851年，俄国迫使清朝签订《伊犁塔台条约》，取得在这两个地方免税自由贸易的特权。次年，通过伊犁、塔台入俄的茶叶已有660000磅。伊犁、塔台成为陆路茶叶贸易又一重镇。到1858年，俄国强迫清朝签订《天津条约》，从此，俄国越过边界深入中国内地茶区买茶，以恰克图互市为特征的早期中俄茶叶贸易时代宣告结束。
1851－1860年中俄茶叶贸易统计
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中国对外茶叶贸易的格局因此发生重大的变化。位于长江腹地的汉口在1862年开埠后茶叶出口便显出蓬勃发展的势头。汉口茶叶或顺江而下至上海出口欧美市场，或经上海至天津改用陆路入蒙古和俄国，或溯汉水经樊城至大同入蒙古和西伯利亚，或南下达广州出洋。1861年汉口出口茶叶8万担，次年增至216351担，1870年达369166担。进入70年代，汉口年均输出茶叶50万担，到80年代更是达到60－70万担。汉口的突出特征，便是它是中国红茶和砖茶出口中心和中俄茶叶贸易的中心，中国80％的红茶和90％的砖茶是从汉口输出的。汉口从80年代末后便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输出港。
汉口俄商新泰大楼是俄商新泰砖茶厂的办公大楼,初建于1874。
英俄是汉口茶市最大的主顾。英国最先进入汉口，而俄国也于1863年在汉口设立顺丰洋行（S.W.Litvinoff&Co,）。英俄两国为控制汉口茶市进行激烈的竞争。俄国除通过中间商购买茶叶外，还直接到茶区设点收购，当茶叶还在树上时便从茶农手中买下。俄商在汉口常常出好价抢购质优的头春茶，英商起初与俄商竞争，终因无利可图而退出，转向质次价廉的二、三春茶。从总体上看，英国从汉口运走的茶叶多过俄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80年末。随着英属殖民地印度和锡兰茶业的发展，英国逐步退出中国市场，汉口茶市便成俄国一统天下。除英俄之外，其他国家在汉口茶市上微不足道，德国虽然也从汉口进口茶叶，但它是通过英国采购的。俄国从汉口输出的茶叶有红茶和砖茶，当中国外销茶在19世纪80年代未逐趋衰落时，汉口因中俄茶叶贸易而一枝独秀，因此中俄茶叶贸易对汉口茶市具有特殊的意义。
1863年，俄国商人在汉口设立顺丰砖茶厂，以手工制砖茶。到1865年，俄国商人在汉口一带共有三个砖茶厂。1873年，砖茶厂开始使用蒸汽机生产砖茶
中俄茶叶贸易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在恰克图进行，60年代开始便转以汉口为中心。俄国政府大力扶持在汉口的俄商，对从汉口输入的茶叶予以税收上的扶持。虽然1861年俄国为解决俄国欧洲边境的走私茶问题开放这段边境的茶叶贸易，但在1862年将设在恰克图的税卡迁至伊尔库茨克，并对贝加尔湖以东西伯利亚地区免征茶叶税，从而刺激陆路茶叶贸易的发展。1864年俄国又宣布禁止从欧洲边境地区进口茶叶，以保护陆路茶叶贸易。俄国政府还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清政府从1866年4月15日起免除俄国经天津转口缴纳的子口半税，此举使华商在中俄茶叶贸易中更处于劣势，而俄商的地位则进一步得到加强。俄商进入汉口后，一方面在茶区设立行口收购茶叶，排挤广东茶商，一方面建立茶叶加工厂自行制造砖茶，从而形成对茶叶贸易过程的全面控制，结果，“俄国人彻底地改变了茶叶贸易的结构”。
1863年间,俄国派俄商李特维洛夫来华投资,在羊楼洞兴办了“顺丰砖茶厂”,开创了中国近代第一个茶厂。
从汉口至俄国的茶路有三条。一条是汉口－樊城－大同－归化－蒙古；一条是汉口－天津－张家口－恰克图－西伯利亚；一条是汉口－敖德萨。第一条是传统运茶路线，第二条是汉口开埠后新辟的，习惯上将这二条路线称为陆路。汉口至敖德萨的海路是19世纪70年代才开通，1800年后俄国义勇舰队（RussianVolunteerFleet）经常川行敖德萨至汉口之间，汉口的小京砖茶全部由其运到俄国，而俄商阜昌洋行（Molchanoff，Pechatnoff&Co．）则充当其总经纪。此外，还有汉口至海参崴的海路，创于1873年，次年使停止。
在这几条运茶路线中，陆路是中俄茶叶贸易主干线。从1871－1880年，陆路茶叶贸易年均20.6万担，而海路年均2.6万担。1881年－1890年，陆路平均36万担，海路平均9.8万担，直至1890年，敖德萨海路的运茶量才首次超过陆路。在陆路贸易中，汉口樊城道在70年代后便衰落下去。以樊城道有海关统计的1871年为例，是年经此线运贩的茶叶是202185担，而天津道是100223担。1875年樊城道贩运量降为147019担，天津道增至197796担，樊城道至1879年起也被敖德萨海路所超过。在樊城道上贩运茶叶的是中国商人，它的衰落是俄国对华经济侵略的结果。天津道是中俄茶叶贸易大动脉，自1866年免除子口半税之后天津道的发展很快。天津道采用水路联运，从汉口至天津用船运载，从天津入俄用驼队，天津至恰克图的运费每筐砖茶3至3.7银两。俄国乌拉尔山下的伊尔比特（Irbit）大市场每年2月举行交易会，汉口茶必须尽早运出才能赶得上，否则就得等待来年。汉口茶一到天津，俄商首先将红茶运走，然后才运砖茶。正因赶时间，俄商才在汉口拼命抢购头春茶。天津由于这条运茶道的兴旺而成为中俄茶叶贸易最重要的中转站。
俄国所进口的茶叶主要是砖茶和红茶。1871年俄国进口的砖茶是83695担，红茶31698担，1880年砖茶340826担，红茶124135担，1890年砖茶307433担，红茶282919担。砖茶比红茶重要得多，而中国的砖茶几乎全部出口到俄国。
砖茶是17世纪末才开始行销西伯利亚。用工夫红茶做的砖茶销往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斯坦，用较粗的绿茶和茶梗做的砖茶销往蒙古和俄国的喀山及阿斯特拉罕（Astrakham）。1863年俄国顺丰洋行在汉口附近茶区设砖茶厂制造砖茶，1866年俄国新泰洋行（TokmakoffCo．）也在茶区设厂。俄国控制砖茶制造的步伐很快，1865年时经天津入恰克图的砖茶有一半是俄商制造的，到1866年则全部都是俄商制造了。
1866年俄商开设的砖茶厂增至3家，这些砖茶厂均设在汉口附近的崇阳、羊楼峒，它们沿用中国传统手工制作方法。1869年俄商从汉口运走的砖茶达73758担。随着砖茶贸易的扩大，手工生产已不能满足俄国的胃口，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俄商着手建立以蒸气机为动力的机器砖茶厂。
约1874－1875年，俄国在汉口租界内建立2家机器砖茶厂，次年又在租界外筹建第3家。俄商开始将设在茶区的砖茶厂转移至汉口，并以机器制作代替手工制作，每家机器砖茶厂的投资在100至200万元之间。但机器制作比手工制作优越，手工压机每天出茶砖60筐，废品率20％，而机器生产每天出砖茶80筐，废品率只有5％，每筐生产成本比手工省银一两，即每天可省80两。故19世纪80年代后，机器生产完全取代了手工生产。1893年俄国又新建一间机器砖茶厂。
汉口最著名的俄国机器砖茶厂有顺丰、新泰、阜昌三家。顺丰创办最早，年产砖茶150000筐，雇佣工人800－900人，日夜开工。阜昌规模最大，雇有工人约2000人。汉口4家俄国工厂共有15架砖茶压机，7架茶饼压机，日产砖茶180担，茶饼26担。在19世纪90年代10年间，俄商从汉口输出的砖茶总值26415574两。
福州俄商砖茶厂旧址
俄商还将砖茶制造扩张至福州和九江。1872年新泰洋行首先在福州开设第一家砖茶厂，接着在1873年和1874年分别在建宁和西芹创办2家砖茶厂。到1876年，新泰、阜昌等三家洋行在福州的南台（3家）、建宁的南雅口（2家）、太平（1家）、三门（1家）、延平的西芹（2家）等地共开了9家砖茶厂，出产砖茶53624担，俄国在福建的砖茶厂规模比汉口小，而且其扩张活动受到当地人民的反对。随着福州茶叶贸易在19世纪80年代末逐趋衰落，俄商在福建的砖茶厂也陆续歇业。在九江，新泰率先于1875年建立砖茶厂，几年后顺丰也在九江开厂。这两家砖茶厂产量约23000担。俄商在九江建厂的结果使九江砖茶出口大量增加，1882－1891年九江出口砖茶259268担，1892－1901年增至342760担。九江成为另一砖茶制造中心。
除了控制茶叶贸易和建立茶叶加工厂之外，俄国还逐步侵蚀中国的传统茶叶市场。1862年俄国与清朝签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使俄商拥有在中俄边境百里内“均不纳税”的特权，蒙古成为俄国“小本营生”的自由贸易区。同时，俄商运砖茶回国，每担只纳税银六钱，约等于一般茶税的四分之一。1869年，俄国又迫使清朝签订《修订陆路通商章程》，取消原来只准“小本营生”的俄商在蒙古自由贸易的限制。蒙古这块市场逐步落入俄商手中，导致华商“生计日穷，渐行萧索”。19世纪70年代后，俄国加快侵略新疆的步伐，出兵占领伊犁达10年之久。1881年，俄国通过《改订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将新疆变成俄商贸易免税区。俄商深感茶叶贸易的条件“很不错”。与华商受到清朝政府茶叶专卖政策的控制和沉重苛捐杂税的情况相比，俄商在“就地做茶叶生意”方面“有较多的自由”。到1906年《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签订后，“俄商贩运华茶在伊塔境内洒卖，此外影射偷运者，更不知凡几。私茶充斥，销场疲滞”。
俄国对中国外销茶的扩张和控制是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中国茶业的一个典型。俄国除了没有在中国划地种茶之外，对中俄茶叶贸易中的茶叶加工和贸易均建立全面的控制。在俄国的打击排挤下，原来从事中俄茶叶贸易的中国商人衰落下去，而中国边疆茶叶市场也被俄商所占领。
中俄茶叶贸易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发生重大的变化，战火纷飞造成的社会动乱使贸易活动难以为继，中俄茶叶贸易立刻落入低谷，而原来在中国设立的砖茶厂也歇业。1916年中国出口俄国的茶叶有634，999担，但在1918年便减为57，907担，到1920年只有6，995担。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中俄茶叶才有新的发展。
文章来源：李庆新主编：《学海扬帆一甲子——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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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谈人类走出非洲，经过西亚、南亚，再从东南亚进入东亚?因为这样可以搞清楚云南古代的四大族群——百越、百濮、氐羌、三苗是怎么回事。正是这四大族群，加上汉人，在云南数千年的迁徙融合，不但利用驯化茶树，还不断提升茶叶的种植、加工水平，并从事茶叶的运输与贸易，发展茶文化，从而构成了云南三千年茶史。
从大历史角度解读云南茶史
本文尝试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将云南置身于中华、印度、东南亚三大文明版块交汇之地，用大历史的方法，来梳理云南茶叶发展的深层次逻辑。也就是云南茶叶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三大文明版块交融影响之结果，是民族迁徙与融合的产物，是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军事等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其深刻地打上了不同时代的烙印。
也就是我们谈论云南茶事，不能脱离时代发展背景，要跳出专业主义的桎梏，将云南茶叶放在一个更恢宏的时空里加以审视与考量，不但要抚摸其关键性的细节，也要从整体上把握其全貌，不但要做静态分析，更要在历史长河中做动态分析，推演其是如何产生，如何发展，如何壮大。
它的前因要从“人类走出非洲”说起，而它的兴起很可能受到巴蜀先进农耕文化的加持，即从简单利用与驯化野生茶树之原始农业走出，进入了“濮人种茶”之全新境界，发出了云南茶叶文明的第一缕光。濮越人从靠近巴蜀大地的金沙江流域，南迁到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建立了古哀牢国。到了东汉，哀牢归汉，成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永昌郡。濮人种茶，横跨了金沙江故土、哀牢国、永昌郡三个时期。到了唐宋之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茶由濮人种茶时代，进入了银生茶时代，种茶的主体民族，由濮人，变成了濮人跟乌蛮两个民族为主。再就是明代兴起的普茶，标志着云南茶进入了普洱茶时代。
在濮人种茶、银生茶时代，云南茶叶深受巴蜀茶文化影响，濮人与乌蛮系民族是茶叶种植的主体。而到了普洱茶时代，云南茶叶深受江南茶文化的影响。元朝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越过澜沧江、哀牢山、元江一线，也即进入了云南茶叶的主产区，这些南下民族或多或少都跟茶叶有关，继濮人、乌蛮种茶后，汉人、三苗系、百越系等许多民族也种茶，从而将云南茶产业推向全新的高度。
文章还指出，明代中前期，滇西茶区要比滇西南茶区发达。明代后期滇西南茶区开始爆发，以“普茶”之名义登上历史舞台，但只是一种知名度高的“土茶”。普洱茶由“土茶”到“名茶”的关键一跃，是由清顺治到雍正年间完成的，其中吴三桂与鄂尔泰居功至伟!
濮越人南迁与“濮人种茶”的兴起
如果坚持人类走出非洲之观点，那么东亚的现代人就是外来的。东亚现代人来源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是北来说，二是南来说，三是西来说。近年的基因研究，以为南来说更靠谱，也就是从东南亚北上云南、四川，抵达黄河流域，或者从云南、越南东进珠江、长江流域。东南亚早期人类迁居东亚，有两个入口处，一是云南，二是云南东南部、越南、两广。从前一个入口处北上的东南亚人，到了金沙江流域，分两支，一支北上抵达黄河流域，成为汉藏语系诸族，另一支沿金沙江、长江东进，到了长江中游、汉水一带成为荆蛮，也就是百濮族群与三苗集团。三苗族群，很可能是从百濮族群中分化出来的。从后一个入口处东进的，占据了中国南方，成为百越族群。
中国文明之摇篮，其实是三个中心，除长江、黄河流域的古文明之外，还要加上巴蜀文明这个源头。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之所以灿烂，在于其是上古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印度文化西来、东南亚文化北上、南方的越人文化西进传播到金沙江流域、黄河流域文化南下，与古蜀原生文化相融合，从而诞生了高度发达的古蜀文明。根据中国史书记载，黄帝、大禹与古蜀国、古巴国渊源颇深，由此可见，上古时期中原与巴蜀大地的交流就非常深入。
云南在四千年前以百濮为主，两三千年前，古越人从两广迁居金沙江流域，与当地的土著民族濮人混生共长，成为濮越人。同时他们深厚巴蜀文化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中国北方建立了强大的商王朝、周王朝，形成了强大的压力集团，给中国西南地区带来强大的向心力与压力。其压力表现在，一方面商周，乃至其继承者秦汉，要向西南扩张。另一方面，西北的氐羌在华夏——汉人的打击下，纷纷沿横断山脉间，由北到南的河谷地带不断南迁，由青海、甘肃、陕西进入四川、西藏，再进入云南，直至缅甸、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在中原势力不断南下，氐羌一波接一波地南迁，原本居住在金沙江流域，洱海、滇池一带的濮越人，被迫放弃故土，迁居大理南部、保山、德宏、临沧、普洱、版纳，建立哀牢国。拥有较先进农耕文化的濮越人，来到遍布野生茶树的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他们发挥技术优势，利用与驯化野生茶树，从而让云南茶史由蒙昧进入了濮人种茶时期。
金沙江流域为古巴蜀文明的南部边地，而巴蜀大地是人类茶树种植文明的起源中心。很有可能，作为深受巴蜀文化影响的濮越人，其在离开金沙江流域故土之前，就掌握了较为先进的茶树驯化技术，并培育出较先进的茶树品种。
在濮越人南下之前，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的原住民是濮人的亲戚——吉蔑人(孟高棉族群)。吉蔑人也利用驯化野生茶树，只是水平很低，属于原始农业，野生茶驯化的重大突破是由后来南迁过来的客族——濮越人完成的。其带着先进的茶种与驯化技术南下，大幅度改良与提升了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的茶叶驯化栽培水平。
傣族主力南征，版纳成为茶叶重要产区
虽然濮越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建立了哀牢国，后改为永昌郡。但是直到公元7世纪之前，濮越是个尴尬的存在，北有中原王朝的压迫，南有强大的吉蔑人，濮越人主要称雄于永昌郡中部，北部是氐羌与汉人说了算，南部吉蔑人说了算。虽然有不少濮越人迁居永昌郡南部——临沧中南部、普洱中南部、西双版纳等地，但他们要依附当地强大的吉蔑人来生存。
公元七世纪起，濮越人中的傣族开始崛起，连带跟随其千年之久的小弟——布朗、佤、德昂之先民也受益。濮越人主力从永昌郡中部南下，征服永昌郡南部的吉蔑人。吉蔑人这个本地人(本人)要不战败南逃，要不融入濮越群体，这样一来濮越人真正成为了版纳、临沧、普洱的主人。
因此，七世纪是濮人种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之前是澜沧江中游为濮人种茶的核心区。之后茶叶种植文明随傣族主力南征而扩张到澜沧江下游，也就是版纳一带。
这样一来，唐代的《蛮书》所说的，“茶出银生城界诸山”就好解释了。为什么不是西双版纳，而是景东及其周边产银生茶?因为在唐代，云南茶叶种植的核心地带在澜沧江中游，并开始向下游转移。其南下步伐，跟傣族征服吉蔑人的节奏一致。从转移，到形成主产区，需要时间，唐代可能是版纳茶的酝酿时期，到了宋元才真正成为主产区之一。唐人樊绰写《蛮书》的时候，银生茶的核心产区还在澜沧江中游的景东一带，版纳茶处于发展的初期，不够有名。
七世纪起，傣族从澜沧江中游南下，征服了强大的吉蔑人，通过两三百年的扩张，到了南诏灭亡，大理国兴起的公元十世纪，傣族控制了保山、景东以下，乃至泰国北部、缅甸北部、老挝中北部、越南西北部之广大地区，形成了以德宏、缅甸掸邦高原为中心的西部，以泰国清莱、清迈为核心的南部，两大傣泰老掸民族集团。版纳、普洱南部属于南部傣族集团(大集团)，临沧、德宏、保山属于西部傣族集团(大集团)，普洱北部、元江，属于靠内地的景东傣族集团(小集团)。由傣族统治的重心可以看到，已经西移、南移。西移催生了强大的麓川王国(统治中心在德宏瑞丽)，南移诞生素可泰王国(泰国中部)、景迈王国(即八百媳妇国，泰北、缅甸景栋)、勐泐王国(西双版纳)、勐老王国(老挝)。
随着勐泐傣族王国的建立，澜沧江下游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其也将正在由澜沧江中游向下游转移的濮人种茶事业，推向了新高度。通过宋元的酝酿，到了明代，云南茶产业由唐宋的银生茶时间，终于进入了明清的普洱茶时间，澜沧江下游也于明代取代了澜沧江中游，成为云南茶的核心产区。
云南三大茶区及种茶民族来历
在谈及普洱茶崛起之前，我要说一下云南茶叶三大主产区——滇西南茶区、滇西茶区、滇南茶区。
滇西南茶区以澜沧江中下游为主，主产区为版纳、普洱、临沧东部、大理南涧，滇西茶区以怒江中游为主，包括保山、德宏、临沧西部、大理云龙等地，滇南茶区为元江中下游，包括红河、文山、玉溪的新平与元江。滇西、滇西南茶区的主要范围在阑沧江哀牢山以南，滇南茶区在元江以南。
在唐代以前，澜沧江、哀牢山与元江是云南两大族群——氐羌与濮越的分界线，北边是氐羌人为主，并与汉人结盟的天下，南边是以濮越人为主，并不断南征吉蔑人的世界。唐代起，氐羌血统浓厚的乌蛮系民族，开始大量越过澜沧江、哀牢山、元江南迁。
越过红河的乌蛮，以哈尼族、彝族为主，故滇南茶区的种茶人以哈尼族、彝族、壮族、傣族为主。明代起三苗集团由贵州迁入滇南、滇西南，故滇南、滇西南茶区有不少苗族、瑶族种茶。此外还有拉祐族的支系——苦聪人，迁到滇南茶区的新平、金平、绿春一带，也会种一些茶。
越过哀牢山、澜沧江进入滇西南茶区的乌蛮，以哈尼族、彝族、拉祜族为主，跟古哀牢国遗民——布朗族、佤族、傣族一起种茶。
拉祜族是宋元开始从洱海地区迁居滇西南、滇南。拉祜族可谓最后南迁的氐羌系民族之一。其来得最晚，好地方都被先来的傣族、布朗族、彝族、哈尼族占了，拉祜族只好住在山高、贫瘠、偏远的地方，而且还要接受先来的傣族土司统治。住坝区的傣族，将山地民族分三六九等，在山区最先来的傣族小弟——布朗族是老大，然后是后来的彝族、哈尼族，最后是迟到的南迁民族——拉祜族。由于处于被压迫的最底层，清代以来，拉祜族族的反抗也是最剧烈的，为追求生存权，其一次次在滇西南茶区起义。在双江、景谷、镇沅、墨江等地，拉祜人起义被残酷镇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被赶出了双江、景谷与镇沅，最终在孟连宣抚司的地盘做大，生生在孟连傣族的统治范围内，割下最大一块，作为拉祜族的核心统治区——倮黑大山。这就是如今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越过澜沧江进入滇西茶区的，以彝族、景颇族为主，其跟当地原住民德昂族、佤族、布朗族一起种茶。同为氐羌系的景颇族、傈僳族则早在汉晋南北朝就渡过澜沧江南迁腾冲到密支那一带的中缅边境，到了明代以后景颇人南下德宏，与傣族一起成为德宏的两大主要少数民族。景颇族及其小弟傈僳人也种茶。彝族在滇西的历史要更复杂一些。早在汉代前后，就有一些氐羌人渡过澜沧江，迁居滇西，他们构成永昌郡的乌蛮。南诏国蒙氏就是永昌乌蛮这一支别种，由永昌迁到巍山，建立南诏小国，再挥师北上灭了其他五诏，建立强大的南诏王国。因此，唐之前，滇西有一些彝族先民，但不多。彝族大量迁居滇西是元代以后的事。
明代“三宣六慰”与滇西茶区之兴衰
将三大茶区及种茶民族的来历介绍清楚了，就将进入本节的主题，即在明代中前期滇西茶区的份量，重于滇西南茶区，明代后期版纳的古六山茶区异军突起，普茶变成云南人的“士庶所用”，这标志着滇西南茶区开始超越滇西茶区。而滇南茶区一直是打酱油的，不过比起非主产区的滇中、滇东北茶区还是要强得多。
为什么滇西茶区在明代中叶以前要比滇西南繁荣?这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造成的，几千年来，滇西一直比滇西南发达，因为滇西是先进的印度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结合部，早在两千多年前，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将两大文化连接在一起，其连结的枢纽之地就是保山、腾冲、密支那一带，构成哀牢、永昌文化的核心地带。南诏国经略滇西、缅北，被称为“西开寻传”，建立了丽水(金生)节度、永昌节度，进一步提升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南诏文化与南印度巴利语文化的滋养下，随着南诏的衰落，缅人与傣族，相继在缅甸中部、北部、滇西崛起，汉藏语系的缅人建立了强大的蒲甘王朝。在元朝的打击下，蒲甘王国没落，德宏、缅甸掸邦高原的西部傣族势力崛起，在元朝后期、明朝初期，建立了强大的麓川王国。明朝通过三佂麓川，肢解了麓川王国，将滇西、滇西南、缅中、缅北、泰北、老挝中北部纳入中国统治范围，在边疆地区设立“三宣六慰”。明代对滇西、缅北的经营，要远大于对西双版纳等滇西南地区的经营。在明代的强力统治与大力经营下，滇西与缅北，甚至缅中连成一片，出现了永昌、腾冲、江头城、八莫等繁华的商贸中心，云南人、广东人纷纷跑到缅甸做生意。这其中就包括茶叶贸易。繁荣的边地贸易，必然带动滇西茶区的兴起。
滇西茶区的衰落，跟缅甸东吁王朝在16世纪中叶的崛起有关。东吁王朝是16世纪到17世纪的东南亚霸主，灭国无数。在东吁王朝的攻击下，中国在中缅边疆苦心营造的土司体系——三宣六慰体系崩溃，木邦、孟养不再属于中国，甚至有段时间西双版纳、孟连、德宏的一些地方都被缅甸占据。虽然后来，西双版纳与孟连回归中国，但还要对缅甸上贡——“花马礼”。也就是车里与孟连实际上由中国控制，但名义上两国共管。
明人朱孟震在《西南夷风土记》中说，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顷岁闻天兵(指明朝军队)将南伐，恐其人为内应，举囚于江边，纵火焚死，弃尸蔽野塞江。”
这段记载反映的是，中国人在缅甸江头城做生意的有几万人之多，东吁王朝与明朝打仗，给旅居缅甸的华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东吁王国的崛起，滇西缅北繁荣的中缅贸易不再，滇西也由沟通的枢纽之地，变成保守、封闭、落后的边地。滇西茶产业发展也因此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时代将接力棒交给了滇西南茶区——明代后期，普茶成为一种比较有名的地方特产。
普洱茶由“土茶”到“名茶”的关键一跃
明代的版纳茶虽然是云南之大宗——士庶所用皆普茶，但中原主流文化认为其太土，上不了台面。
明万历年间谢肇淛的《滇略》中说：“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
明代李元阳在《大理府志》载：“感通寺在点苍山圣应峰麓，有三十六院，皆产茶树，高一丈，性味不减阳羡，名曰感通茶。”
明代云南全省的茶叶种植加工总体落后，茶叶主产区滇西南，有普茶而无名茶。而非茶叶主产区的昆明、大理一带相反还出名茶。大理感通茶、昆明太华茶，都是没多少产量的寺院茶。也许僧侣种茶、制茶、饮茶文化，更容易与中原士大夫精神相通，于是被内地士子记下来了，当成云南名茶——“性味不减阳羡”。而普茶也被他们记下来了，说是大众不入流的茶，饮之，勉强比直接喝水强。整个明代，云南靠内地，文化相对发达的保山、大理、昆明、楚雄，乃至昭通、曲靖，产茶不多，但有名茶，多以寺庙茶闻名。滇西南产茶多，其中古六山的普茶名气最大，但不是名茶，而是土茶。
普洱茶由土茶变成名茶，是由清顺治到雍正年间完成的。
明朝后期到清朝，滇西南成为江西人后裔——石屏人西进南下的主要地区。为什么石屏人注重滇西南的拓殖，因为普洱、车里有盐矿与茶叶，孟连宣抚司及缅甸木邦有大银矿，都是利润丰厚的产业，从而掀起来了江西人、石屏人、湖南人、四川人到滇西南淘金的热潮。即所谓“穷走夷方急走厂”。
16世纪以来，滇西南茶区的强势崛起，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外来人口纷纷涌入，带来的淘金热，走的是以矿(盐、银)养茶之路数。二是国家的大力扶持。前文说过，中缅边境来自缅甸的压力太大，明代的东吁王朝，清代的木梳王朝，与明朝、清朝都发生大规模的惨烈战争，迫使中央帝国在中缅边境退守忍让，以和为主，保持现状。在滇西方面，来自缅甸的压力太大，故清代为稳固边疆计，要大力开发以前统治薄弱的滇西南。还有南明的残余势力在中缅边境一带活跃，甚至以开发银矿为名义，纠集了数万名矿工，跟木邦土司打联手，形成了势力强大的明朝遗民集团。这就是清政府经略滇西南的时代背景。
推动普洱茶由土茶变成名茶，有两件事起了关键作用。第一件是，经吴三桂争取，普洱茶纳入在云南永胜开展的与藏区的茶马贸易，这是普洱茶大规模进藏的开始。二是鄂尔泰在古六大茶山推行改土归流，并颁布茶法与贡茶制度。这加速了古六山的汉化进程，并将普洱茶带入了贡茶时代，从而“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杜文秀起义、中缅棉花贸易与普洱茶产销地区的扩大
最后谈一下，杜文秀起义、中缅棉花贸易与澜沧江中游茶区的崛起及销区的扩大。
杜文秀起义，应该是云南多民族集体起义，回族以杜文秀为首，彝族以李文学为首，哈尼族以田政为首。杜文秀起义对滇西、滇西南茶区的主要影响有三：
一是起义冲击了汉族、傣族两个统治民族，造成澜沧江、哀牢山以南的傣族土司纷纷南逃，而逃避战乱南下的汉人，以及以政府军面目出现的汉族官员与军队，深入夷方，取代傣族，成为滇西南、滇南的统治民族。也就是说，滇西、滇西南的土司地迅速汉化，新来的汉人将当地已经存在的，小规模的茶产业做大做强，这就是清朝同治年间以后，除古六山之后，云南越来越多的地方产普洱茶的原因。普洱茶种植由澜沧江下游向中游扩张，由滇西南茶区向滇西、滇南茶区扩张。
二是南洋商道的开辟。杜文秀起义，造成古六山北上贸易通道受阻。因祸得福，普洱茶的南洋市场开发出来了。
三是回族茶商的崛起。回族善经商。杜文秀是回民，手下许多回民参加起义军，深入滇西、滇西南茶区，其中一些人搞懂了普洱茶之后，肯定要做茶叶加工、运输与贸易。杜文秀起义被镇压后，一些回民部下逃到缅甸、泰国、老挝，许多就做滇缅、滇泰贸易，这样回族就构建了一张国际贸易网，也将茶叶带到四方。
云南回民，跟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也就是西北的回民渊源颇深。云南回民做茶叶生意，除了开拓南洋、西南三省，对西北市场的开拓有何贡献，尚待研究。以如今的甘肃回族茶商，把持云南绿茶的西北市场来看，回族控制滇茶的西北通道，可能跟清末、民国陕甘与云南回族商人的互动有关。这些甘肃现代回族茶商，其先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做滇青为主，90年代转向滇绿为主。其在滇西南、滇西收购绿茶，在楚雄禄丰广通茶叶批发市场集中交易，然后上火车运到兰州，再分销到西北诸省。由现在推及晚清，滇茶西北市场的打开，回族是否立一大功?
滇西南第一次淘金热，是盐银，带动了澜沧江下游古六山的兴起。这是石屏帮的贡献。第二次是中缅棉花贸易的淘金热，云南的腾越帮、鹤庆帮、喜州帮、玉溪通海帮，乃至四川商帮参与，以棉花纺织业构建了西南三省之商业贸易版图。
缅甸盛产棉花，而中国西南地区缺棉。四川盛产丝绸，云南产茶叶。这样一来，缅甸与西南几个省份围绕棉花、丝绸、茶叶，以及其他的特产，就构建了一张庞大的商贸网。
这些商帮除了经营棉花、棉布、丝绸之外，也做茶叶、玉石、毛皮、大烟、日用品、土特产、五金生产生活工具等赚钱生意。为什么西南三省喝不发酵的沱茶、方砖、散茶，就是这些商帮的功劳。从缅甸进口棉花，川销滇茶，缅销川丝，是当时一些大商帮的经营重点。
下关沱茶的创始人为大理喜洲“四大商帮”之首的严子珍(镇圭)，他于1902年与江西商人彭永昌、北城商人杨鸿春合资创立了“永昌祥”商号。在国内主要做滇藏、滇川贸易，在国外主要做滇缅、滇印贸易。其经营方针是：滇茶销川藏、川丝销缅、缅棉销滇、滇藏药销川。主要靠长途贩运，调剂余缺获利。
最后总结一下，清代以来普洱茶几大市场的开拓及种植区域的扩张：
吴三桂：让普洱茶大规模进藏。
鄂尔泰：普洱茶瑞贡京城。
杜文秀起义：南洋商道的开辟，普洱茶种植由澜沧江下游向中游扩张，由滇西南茶区向滇西、滇南茶区扩张。
棉花国际贸易：让沱茶走向繁荣，普洱茶开辟四川、重庆、贵州北部新市场。
回族商人介入茶叶：跟滇茶西北市场的打开有何关系，尚待考证。西北市场，是建国后普洱茶边销的主要市场，相反销往西藏的不多。计划经济年代，云南的滇青主销西北;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西北人喜欢喝云南的烘青绿茶，成为滇绿的三大核心市场之一。另两大为云南的本土市场、北方市场。北方人喝的花茶，其百分之六十的原料来自云南的烘青茶。
文/白马非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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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茶路
下梅当溪
中俄“万里茶道”
“万里茶道”途经两百多座城市和集镇，中国的茶文化就是通过此路传遍世界各地的。
由于主要经营者是山西商人，所以也称为“晋商万里茶道”。
“万里茶道”的由来及发展
俄国饮茶风尚的形成
17世纪初期
中国的茶文化正处于发展的高峰期，随着中俄两国贸易的开展，茶叶经由西伯利亚直接传入俄罗斯，据史料记载，茶叶第一次走进俄罗斯是被作为皇室礼品的形式，由此足见茶叶在古时候的珍贵性。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
中国公使携数箱茶叶，经过蒙古，穿越西伯利亚，历经18个月的路程，将茶叶赠送给俄国沙皇，由于当时俄国从未有人饮茶，并未引起重视。
公元1638年
一位俄国贵族从蒙古商人手中换得两大桶武夷山的茶叶，作为礼物送给了沙皇，沙皇品尝之后如获至宝，于是，武夷茶的大名在俄国上流社会中迅速传播开来。当时，茶叶十分昂贵，只有王公贵族、地方官吏才买得起。
直到18世纪50年代
武夷茶产量增加了，而且逐步走向了市场，曾经神秘的东方饮品，已经不仅是上流社会的钟爱，也开始出现在大多数平常家庭的餐桌上。而且，俄罗斯比较寒冷，蔬菜缺乏，相对而言吃肉比较多，武夷茶发酵度比较高，咖啡碱(咖啡因)、茶多酚比较高，有利于俄罗斯人的饮食消化，也有利于提高人体需要的热量，饮茶逐渐成为俄国风尚。
“万里茶道”的开辟
山西的地理位置“极临北边”，北靠广阔的蒙古草原，南接中州，位于蒙古草原游牧经济区域与中原农业手工业经济区域的中间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南北区域物资交流的重要通道。山西商人(以下简称晋商)的商贸活动历来十分活跃。清康熙时起，以晋商为主的旅蒙商为清廷驻守边疆的军队提供粮草给养，取得在边境地区做边贸生意的权利，大量做起了以货易货的草原生意，以烟茶粮棉、盐铁制品换取毛皮牲畜。
18世纪中期，茶叶已成为以食肉为主的蒙古、俄罗斯各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晋商在长期的草原边贸活动中了解到蒙古、俄罗斯各民族“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习惯，对茶叶有巨大的需求，开始做起了茶叶生意。
清雍正六年(1728)《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打开了中俄的贸易壁垒，双方同意在恰克图中方一侧建买卖城，开始大规模的茶叶贸易。早就在张家口做草原生意的以榆次常家为代表的晋商常万达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这一商机，以超常的胆识和魄力，和其他晋商一道开始了开拓“万里茶道”的漫漫征途。常万达联手下梅邹氏在武夷山购买茶山，在下梅设茶庄，精选、收购茶叶，建厂制茶，建立了稳定的茶叶生产基地。
同时，还与沿途的经销商和船帮、车帮、驼帮精诚合作，由下梅茶市为起点，通过梅溪水路汇运岩茶至崇安县城，验押之后，雇佣当地工匠千余人，用车马将茶运至江西铅山河口(治今铅山县河口镇)，再由船帮改为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社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 km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再贩运至伊尔库茨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万里茶道”的变迁
万里茶道可分前、后两个时期
前 期
起点下梅
前期路线：雍正、乾隆朝(1723—1795)，晋商将闽北茶叶先集中到武夷山下梅村，至汉口装船至恰克图。
后 期
起点两湖地区
后期路线：咸丰朝
(1851—1861)，改以两湖就地加工茶砖，抵张家口转恰克图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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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期
清康熙、乾隆年间，下梅村曾是武夷山的茶市，兴盛一时，下梅，由于该村在梅溪下游，故名。据《崇安县志》载：“康熙十九年间，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行筏三百艘，转运不绝。”
由此可见，当年以茶叶交易为中心的经贸活动在下梅十分活跃。下梅村中央有条人工运河当溪，有 8个码头，装卸繁忙。当溪的水面宽不过8m，长1000m，自公元1680年开通后就被当作一条水运通道，四方商贾通过这条水运通道在下梅进行商贸活动。衷干在《茶市杂咏》中记述：“清初茶市在下梅，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三百辆，转运不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
这段时期的茶路不仅带动了沿途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国际贸易交流和文化的发展。多数茶商与各地经常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们之间互惠互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传统的农耕经济时代，茶路成为一扇面对外界的窗户，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黄河两岸的风俗传统，大江南北的人情百态，甚至俄罗斯的奇闻轶事，都沿着这条茶叶之路传播开来。这条路不仅是一条经济之路，更成为一条连通欧亚的文化之路，此外，万里茶道还推动了运输业、餐饮业、住宿业，以及与其他产品互市互换的发展。
现今的下梅村仍保留具有清代建筑特色的古民居 30多幢。这些集砖雕、石雕、木雕艺术于一体的古民居建筑群，清代茶市风貌街，是下梅村最具代表性的一道风景，是武夷山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作为万里茶道历史见证的下梅村，今天已经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每天吸引着大量游人的观光。
后 期
清咸丰年间(1851—1861)，受太平天国战事的影响，福建茶区遭受兵燹，茶路一度中断，但是俄国市场对砖茶的需求未减。精明的晋商决定将茶源转移到同样也是产茶区、水运更加便捷的两湖地区。晋商选择了湖南洞庭湖边的安化和湘鄂赣三省交界的羊楼洞，这里的地理位置在北纬 30°，有利于茶叶生长的气候、土壤、水质，这种地理环境具有不可取代性，所以茶叶质量优良。
晋商在两湖地区投资茶叶种植加工，运茶的路程较武夷山减少了500km，运费大大降低。由陆水湖运往汉口集中，再从襄河运到樊城，登上陆地后改用畜驮，经河南、山西进入内蒙古，再换上驮队，在沙漠行走1000km，到达中俄边境恰克图交易。继而，俄商将其贩卖到莫斯科、圣彼得堡。
同时，随着鸦片战争的到来，俄商也开始直接深入中国内地采购、制作、贩运茶叶。
1863年
俄国商人也来汉口和羊楼洞开设茶厂，羊楼洞成为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的茶叶集散加工中心，商业繁荣，人口有3万多人，有“小汉口”之称。茶厂采用工业化机器制造砖茶，俄商没有走晋商取道汉江北上的运茶路线，他们认为这条路线路途漫长而艰险，路上耗费的时间长，成本高，他们改走长江的黄金水道，从汉口顺流而下到上海，再北上天津，从紫竹林登陆走海河，到北京东南的通州(治今北京市通州区)，将砖茶再通过 1400 km的张库大道，北上300 km至恰克图，从路程和时间上比晋商的运茶路线节省了许多。相比之下，俄商制造出的茶叶物美价廉，运输成本低，因而垄断了茶叶的对外贸易，也抢了晋商们的生意。
19 世纪后半叶
随着海上路线的开通、边界口岸的增多和天津港的对外开放，通过张家口运往库伦、恰克图的货物逐渐减少。
1903年
西伯利亚铁路建成通车，中俄商品运输经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转口，进一步夺去了张家口至库伦、恰克图的运输业务，彻底改变了“万里茶道”的格局。俄国的茶商不再走汉口—襄阳—赊店(治今河南社旗赊店镇)—晋中—归化城—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恰克图的路线，而选择了汉口—上海—天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圣彼得堡的路线，此后传统的“万里茶道”逐渐衰落。
“万里茶道”在经历 200余年的辉煌后开始了不可避免的衰落。首先，客观上是列强的侵略、清政府的腐败，使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俄蒙社会的变革(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92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又使在蒙俄的晋商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次，经长江出海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海运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通大大降低了茶叶的运输成本，“万里茶道”失去了原有的优势。
再次，俄商在华的机械制茶(仅在汉口就开设六家机制茶砖厂)效率远远高于手工制茶。此外，南亚(印度、锡兰等)茶叶的竞争也对华茶形成巨大的压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晋商面对困境，缺少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应是晋商衰败及万里茶道衰落的主要原因。
海上茶叶之路
海上茶叶之路与海上对外贸易的拓展密切相关，其历史萌芽、发展、演变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几乎同频共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即海上茶叶之路，二者实为一体。而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大通道。
两千多年前，一条以中国徐闻港、合浦港等港口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世界性的贸易网络。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的交流与共同发展。
据史料记载，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名称源自唐代，即“广州通海夷道” 的海上航路。宋元时期，由于航海技术大幅度提升，古代中国已经同世界 60 多个国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海上丝绸之路”商贸往来，伴随丝路贸易网络的不断拓展，海上茶叶贸易也愈发旺盛。
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香药之路”“陶瓷之路”，其形成、发展与演变自有历史源流，迄汉唐至明清，流脉清晰可辨。
两汉时期
自两汉时期岭南地区被纳入中国版图而得到初步开发伊始，中国渔民便在南海上作业活动，从事渔业生产。
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中原汉族的南迁和北方战乱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破坏，使得海上丝绸之路空前活跃。而东晋法显大师西游古印度后从南海回国，更是说明此一历史时段，海上丝绸之路已经从中国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发展到了南亚次大陆。
隋唐五代时期
西域战争频繁，“陆上丝绸之路”受梗阻而不得不将更多贸易转移至海上，而经济重心逐渐东迁南移，又促使南方经济进入一个迅速发展时期，加之航海技术的进步升级，诸多此类外部因素使得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获得新的发展际遇。
唐代很多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从海上来到中国，居住在广州，说明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了西南亚和东北非印度洋沿岸。而福建海外贸易的发展在唐五代时期亦可算作一高峰期，港口趁机迅速新兴崛起，这就为福建此后海上茶叶贸易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唐代
唐代是我国古代社会鼎盛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多元，科技发达，为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此时，福建沿海诸区域的对外交通和贸易也快速发展，通商地区不断扩大，海上贸易网络的国家也日益增多。福建海外交通除了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诸国的传统航线之外，还开辟了多条新航线，主要有新罗(位于今朝鲜半岛)、日本、三佛齐(位于今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南部)、印度、大食(阿拉伯帝国)等。当时的福州异国商人云集，且南海诸国使臣从福州上岸朝贡唐廷更是非常频繁的事情。
唐嗣圣元年(684)
漳州还未建制[唐垂拱二年(686)分泉州置，治漳浦县(今福建云霄县)]之时，一个名叫康没遮的胡商便来到了此地。由此可知，漳州港作为泉州港的外围港，在未成为正式对外贸易港的情况下，自唐初就显现出了对外航运活动迹象。五代时期，闽国创建人王审知实行“保境息民”的政策，重视海外贸易，开放了泉州、福州甘棠等港，东南各港随之兴起。
此时，泉州人凭借中原文化和刀耕火种的古越文化融合而产生的勇于奋斗的精神，充分利用“负山跨海”的自然条件和优良的港口条件，耕海牧洋，使泉州发展为当时中国的海船制造中心、丝织业中心和陶瓷生产的重要基地，泉州港也逐渐成为一个闻名海内外的贸易大港。福建泉州港、漳州港的兴起与发展，是福建海上茶叶贸易发展的前提保障。
海上丝绸之路在两宋时发展稳定、成熟，福建海上港口贸易也达到发展巅峰时期。
两宋时代
由于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宋政府更加重视对外贸易经济发展，制定了许多鼓励政策，海外贸易往来遍及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地。阿拉伯商人也从印度洋来到西太平洋，将市场延伸到中国沿海各港口，“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兴起并逐步发展成熟。一个以这条商路为纽带的国际性东方市场逐渐形成，不仅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西交通的主要通道，且经由此路的贸易竟上升为南宋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
北宋时期
漳州是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海外贸易已十分活跃，为此宋政府曾在漳州置“黄淡头巡检”，维护航道安全并负责招徕海商，于每年夏天下海“招舶”。
直至南宋后期
“泉、漳一带，盗贼屏息，番舶通行”，有许多漳州舶商到海外诸国贸易，他们必领先到泉州市舶司领取“官券”才能出海，漳州由此成为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外围口岸。
从北宋后期开始
由于中央政府在泉州港设置了“市舶司”，福建对外贸易中心转移到了泉州。
南宋时期
闽浙的地缘优势，使得福建经济贸易发展更为迅速。“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发展与繁荣，为泉州港的崛起与兴盛提供了契机。彼时的泉州接近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出口货物以丝绸为主，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中国至西洋航线的起始港和东端枢纽港口，在海上丝绸之路上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璀璨的东方明珠。
南宋时
福建与亚洲、非洲乃至欧洲、拉丁美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有贸易往来，船舶所至，北抵高丽、日本，南达麻逸(位于今菲律宾)、爪哇，西到大食(阿拉伯帝国)诸国，其范围之广袤，蔚为壮观。
至宋末元初
“货物浩瀚”的泉州港远超于广州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被誉为“梯航万国”的“东南巨镇”，其也由此成为中外友好往来的一个重要门户，达到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为了适应中外海船停泊，泉州的 12支港，择要建造了港口码头，其中最主要的有后渚、法石、安海、围头 4个支港。
武夷茶贸易茶票
元明清时代海上丝绸之路最终成型。元人汪大渊远航非洲东南部莫桑比克海峡，使海上贸易伸展至非洲东南沿海区域。
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
郑和七下西洋，由江苏刘家港(在今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出发，经海路到达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印度、伊朗、阿曼、也门、沙特阿拉伯和东非的索马里、肯尼亚，用携带的中国丝帛、瓷器、陶器、铜器、铁器、漆器、金钱、药品及棉布等输出到欧亚非，换回珠宝(象牙、犀牛角、珍珠、玳瑁、琥珀、玛瑙)和香料(宋朝又称“香药”，泛指胡椒、檀香、麝香、龙脑、乳香、丁香、沉香、木香、肉豆蔻、安息香、苏合油等)等奢侈品。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东非赤道附近海岸，说明这一时期中国已经掌握了航行到东非，甚至好
望角的技术。
清代
清代中国更是同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建立了海上航线的联系，这意味着海上丝绸之路已经通向七大洲、四大洋。明清海上对外贸易的最终成型，意味着中国诸多沿海港口贸易吞吐量的增大，贸易物品更为丰富多样，贸易交流更加频繁。不容置疑，福建海上港口贸易亦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并随之发展、壮大。
海上贸易繁荣的背后，也带来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层面的社会问题。
明、清两代政府为控制对外贸易和防范海外势力入侵，对民间的海上贸易实行时禁时开政策。结果事与愿违，明朝“海禁”造成东南沿海倭寇和海盗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商品成风，明政府只好开禁。
清朝施行“闭关政策”，西方国家在输出大量银圆购买中国商品的同时，因无法建立平等互利的自由贸易关系，而出现了巨额贸易差额，于是英国方面违背中国官方的禁令，非法大规模向中国倾销鸦片以追逐高额利润，扭转贸易逆差，最终引发了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代表的禁烟运动。
而后鸦片战争的爆发致使“海上丝绸之路”彻底走到尽头。福建海上贸易也在明清禁海政策的作用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覆灭而湮灭。
中国茶叶海上贸易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茶叶具体何时开始外销，由于史料的阙如尚待进一步考查，南朝刘宋时期，陆上对外贸易已显痕迹，彼时土耳其商人至中国西北边境以物易茶，可以视作陆路对外贸易的开始。而海上贸易，则据《汉书》记载，中国与南洋诸国海路通商，西汉时期就已开始了。此时中国在茶叶生产上有较大的发展，四川武阳是茶叶初级市场，成都是茶叶中级市场，茶叶从海上输出南洋诸国有一定的可能性。茶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外传，最先到达朝鲜、日本，其次是东南亚，最后才传到欧洲。
唐五代时期
很多新罗(位于今朝鲜半岛南部)遣唐使、商人来唐贸易，足迹至登州、莱州、楚州(治今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扬州，商人们带来土特产品，从唐朝贩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日本高僧、遣唐使把中国的文化、佛教、典章制度带回国的同时，也把中国茶籽、种茶法、吃茶法、茶礼仪一同带回了日本。扬州、明州(治今浙江宁波)是通往日本的海上航线的主要起点。广州、泉州、明州、扬州、交州是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通过这些港口，茶叶不但传到了东亚的朝鲜、日本，还传到了东南亚甚至西亚。
671年
从扬州到广州转苏门答腊岛的室利佛逝国(都城浡淋邦，英式下午茶位于今巨港)赴印度求法的中国高僧义净，曾把茶带到印度作为平时饮用养生之物。广州港输出物中也已有茶叶。
9世纪
到过中国和印度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描写了广州阿拉伯人的居住情况、瓷器和茶叶，他是最早提到中国茶的西亚人。文称：“国王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全国的盐税以及泡开水喝的一种干草税。在各个城市里，这种干草叶售价很高，中国人称这种草叶叫‘茶’(Sakh)。此种干草叶比苜蓿的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喝，治百病。”此资料不足以证明阿拉伯人已饮茶并从事茶叶贸易，但却能表明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人第一次知道了茶，并把茶的知识传播过去。
从茶叶贸易的角度来看。
至少到 15世纪初期
茶叶并非对外贸易的主流。虽然为了发展对外贸易，郑和曾七次下西洋，使中国与南洋之间的贸易更为发达，联系更为紧密，但当时茶叶还是以侨销为主。
16、17世纪之间
海盗猖獗，官府实行海禁政策，禁止与南洋贸易，茶叶侨销受到很大影响，输出减少。侨销茶类包括绿茶、黑茶、白茶、青茶和红茶，其中以青茶为主，青茶则又以福建省为最多，其次是广东省和台湾省。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泰国等地，都以消费福建青茶为主。这就使得闽粤台等地的茶叶贸易遭受巨大损失。
17世纪40年代前
中国出口贸易仍以丝绸、瓷器、药材等为主要输出物。直至 1727年，南洋贸易禁令废除，允许福建广东商船前往南洋各国贸易，从此中国输出的货物主要是陶器、茶叶等，此时茶叶一跃成为中国对外出口贸易结构中的重要对象甚至核心商品。
18世纪末
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茶业兴起，对中国茶叶的需求进一步增强。
19世纪中期
侨销青茶仍很旺盛，1869年仅厦门口岸输出侨销青茶最高达到 4298吨。清代茶叶贸易的最显著特点是海外市场的大起大落。17世纪前，饮茶习俗主要集中在亚洲，中国茶叶外销量并不大，1000余年的总销量绝不会多于鸦片战争前约240年的总销量。
鸦片战争后至1900年止中国茶叶外销数量
抗日战争时期，茶叶还可从香港出口，输出量下降不多。到太平洋战争发生，海运中断，1946 年茶叶输出只有 7 千吨。抗日战争胜利后，茶叶外销有所转机，存茶大量出口，输出量回升到 2.1 万吨。但是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断绝了邦交，使苏销中断，茶叶输出量又很快减少，不及 7 千吨。其后由于北非绿茶市场逐渐恢复，茶叶输出稍有回升。但因内乱，茶叶外销受阻，到1949 年惨跌至 700.4 吨。与茶叶输出最巅峰时期相比，尚不及百分之六。
武夷茶的海上茶叶贸易
武夷茶的海上贸易是中国茶叶海上贸易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武夷茶的海上贸易亦有其自身发展的特点，这一点也不容忽视。宋明时期，茶禁政策甚严，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云：“绍兴十三年(1143)诏，载建茶入海者斩。”明初还规定：“铢两茶不得出关。”(见陈继儒《茶小序》)由此可见，当时武夷茶的地域传播十分受限，海上贸易更是无从说起。
直到郑和下西洋，打开了海上贸易之门，武夷茶的海上贸易之路才初见曙光。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从澳门收购武夷茶，经爪哇输往欧洲试销，武夷茶销量明显上升。到了明末清初，茶禁松弛，朝廷允许民间进行茶叶贸易，武夷茶出口大量增加。但由于当时还在实行海禁政策，海路不通畅，相较之下，其时陆路贸易十分兴盛，出现了由山西商贾组成的茶帮，专赴武夷山茶叶市场采购茶叶运往关外销售。
武夷瑞芳号茶叶账本
1842 年，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此后，北上茶叶之路被海上茶路代替。
光绪四年，福建口岸出口建茶 4 万吨，约占全国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武夷茶占十分之一。
1886 年全国茶叶出口最高达到 1.34 万吨。17 世纪末，武夷茶出口量约为 13.61 吨
18 世纪后50年武夷红茶出口量达到 9175 吨
19 世纪中叶武夷红茶出口量达到顶峰，最高达到 1.5 万吨。
1879 年后红茶市场被印度、斯里兰卡及印度尼西亚所侵夺，武夷茶销量锐减。
1918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茶叶输出急速下降，武夷茶也受到重大影响。之后因内乱，茶叶外销受阻。
1941年
整个武夷茶的对外出口量下滑到 0.5 吨。此后的数十年里，海上贸易的茶叶之路基本中断，武夷茶海上贸易亦遭受重创。
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渤 侯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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