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贸易

从茶路变迁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时空契合点来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一变迁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492年到1840年，通过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茶路，中国向外输出丝绸和茶叶等大宗商品，东方文明与科技借贸易通道自东向西扩散，助推了欧洲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第二阶段从1840年到1900年，逐渐形成以汉口为中心的中俄茶路，欧洲国家通过全球殖民扩张取得支配性的经济优势，东方“朝贡贸易体系”被西方“世界贸易体系”取而代之，国际茶叶贸易的繁荣实际上加重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危机；第三阶段从1900年到1945年，以西伯利亚铁路为主线的中俄茶路，其特征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经济控制不断加强，此时的华茶在国际市场上被边缘化。

第一阶段，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茶路

地理大发现以后，以地中海体系、印度洋体系为中心的传统贸易格局被打破，欧洲人建立了大西洋体系，开辟了东西方海上航线，逐渐将世界连成一体。这种贸易空间范围的变化，对世界贸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7世纪，茶叶开始取代丝绸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流入的白银对中国明清两代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起了助推作用，加强了本应受到冲击的朝贡贸易体系的承受能力；在欧洲，亚洲的茶叶与非洲的咖啡、美洲的巧克力一起成为中产阶级的“兴奋剂”，酝酿着工业时代来临前的变革。

16世纪后半叶，俄国向亚洲的殖民扩张可视为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延续，所造成的地理和国际格局变化，包括俄国对西伯利亚地区的征服，以及与中国的接壤。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正式许可两国贸易往来。同年，俄罗斯西界对欧洲经济开放，东西方的贸易联系进一步加强。来到西伯利亚收购皮毛的俄商，发现中国的砖茶在这里可作货币使用，于是在边境大量采购砖茶；进京的商队也将为数不多的散茶带到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等地。随着俄国经济的发展，对中贸易需求不断扩大，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形成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边境互市。至18世纪末，“武夷茶”取代“南京布”成为恰克图市场上的主要商品，茶叶从武夷茶区运至恰克图市场交易，再穿越俄属西伯利亚，最终抵达圣彼得堡，甚至远赴欧洲。19世纪中期，茶叶占中俄贸易的比重一度高达94.9%，俄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华茶第二大进口国。面对白银外流的压力，俄政府曾在1800年颁布法令，规定恰克图市场上俄商只能进行易货贸易，从而实现了俄国由原料（毛皮）出口向工业制成品（呢绒、棉布）出口的产业结构升级。

与穿越地中海的丝绸之路，以及绕过好望角的海上商路相比，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万里茶道”是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延伸，而非东西方远距离贸易的组成部分。正如1792年《恰克图市约》所言，“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容尔国小民困窘，……是以允行”。这种带有恩惠性质的贸易是中国“以茶治边”政治逻辑的延续，更多具有外交特质而非经济属性。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打开了中国通商的大门，中国被卷入全球市场经济，俄国才得以摆脱贸易附属地位，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逐步掌握中俄茶贸的主导权，茶叶之路也随之变迁。

第二阶段，以汉口为中心的中俄茶路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和扩散，西方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领跑者，并在政治、军事方面取得世界霸权，将欠发达地区和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或附属国。当茶叶从中国源源不断地输往欧洲，欧洲的工业制成品也开始寻求进入中国市场的途径：英国商人在武力侵略过程中推进经商，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通商口岸；俄国商人则渔翁得利，利用条约体系，排挤华商，攫取贸易利权。

鸦片战争后，受到英国纺织品竞争的俄国商品在恰克图市场严重积压，太平天国运动又导致市场上的茶叶价格高企。1855年，俄政府终于放弃“以货易货”政策，致力于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贸易优势。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与《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签订，俄商得以长驱直入中国内地采购茶叶，在汉口、九江、福州就近制作砖茶回输俄国，并于新疆、内蒙古一带沿途洒卖，形成产业性垄断。19世纪70年代以后，绝大部分的输俄茶叶由汉口出发，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抵达恰克图。由于享有极优惠的税率，该线的茶叶出口额稳居输俄华茶总额的一半以上，1878年更是占到输俄华茶的81.9%。

俄国因航运能力不足，直到1870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才真正形成一条往返于上海—敖德萨的运茶航线，但“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味反佳，非如海船经过南洋暑热，制茶味亦减”，以汉口为中心的水陆联运是中俄茶贸的主要路线，“商队茶”也受到欧洲高端茶叶市场的欢迎。然而，茶叶作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在出口额不断增加的同时，却未促成国内的技术突破和工业革新。究其原因，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强化了中国经济的欠发达与依附症状，形成“没有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导致的结果则是中国朝贡贸易体系土崩瓦解，以及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伴随着全球贸易体系的变迁，中俄茶路也面临着新的变局。

第三阶段，以西伯利亚铁路为主线的中俄茶路

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通过向殖民地大量输出资本和技术，控制殖民地经济，在便利全球贸易的同时，也吞食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福利。19世纪70年代，英商退出汉口茶市，转而发展印度、锡兰等地的殖民地茶业，在国际市场上排挤华茶。至1902年，华茶出口萎缩到占世界茶叶市场总量的6.5%。与中欧贸易联系疏远相对应的，是中俄贸易联系的加强。1880—1914年间，中国输往俄国的茶叶增加了近两倍，占中国全部出口茶叶的一半以上，中国茶业对俄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

1869年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贯通，以及1885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铺设完成，打开了大陆经济开发的新大门，东西方贸易向北美太平洋一带分流。俄国位于欧亚之间，得益于欧洲经济技术的外溢，在亚洲享有一定的区域性优势。为了完成在远东地区的扩张，同时垄断欧亚贸易，俄国决意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并力图建立中俄同盟。时逢甲午战败，清政府迫于压力，与俄签订《中俄密约》，同意俄国在中国境内建造中东铁路。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贯通，华茶从临近中国产茶区的各港口海运到大连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再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到俄国和欧洲。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80%的输俄华茶都是经铁路运输。中俄茶叶贸易量虽再度增长，但中国领土主权遭到破坏，外缘依附属性进一步加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直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中苏茶路断绝。

与“丝绸之路”开通与发展的历程不同，中俄茶叶之路自诞生起就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生发展，并受其影响，以全球史的眼光重新探究中俄茶路的变迁历程，可看出其大体遵循经济全球化的运行轨迹，同时也反映了国际格局、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进入21世纪后，双边、多边组织的建立，国际合作理念的实施等，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提供了良机，茶叶亦成为亚洲区域经济的新纽带之一。

（作者：李灵玢，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灵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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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南亚地处‘一带一路’海陆交汇之处，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方向和合作伙伴。”历史上，正是西南茶马古道的开通为古代中国对外交流开拓了新路径，使中国人民同南亚人民的友谊成功跨越喜马拉雅；它还在“一带”与“一路”之间架起海陆交汇的桥梁，使青藏高原成为中外交流的枢纽和亚洲内陆的文化高地。可以说，西南茶马古道是中外交流的重要桥梁与纽带，挖掘、整理、研究、宣传西南茶马古道的历史，对我们今天讲好中国故事、为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中国经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开拓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新路径
　　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的一些主要通道如陆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等，早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得到了开拓，并在此后的两千年里保持大体稳定。隋唐以降，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对南方地区的开发，海上丝绸之路、西南茶马古道等一批新通道也逐渐兴盛起来，进一步塑造了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的格局。隋唐以前，从中国内地进入南亚地区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沿丝绸之路进入西域，翻越葱岭，然后南下印度；二是从四川、云南经缅甸到达印度。当时汉地的蜀布、丝绸、茶叶等物产流通到南亚，南亚的佛教、婆罗门教等文化传播到汉地，多是通过这两条路线。不过，这两条路线均绕过了地势险峻、高寒难耐的青藏高原，因此路程相对漫长，旅途中的不确定因素较大。到了唐代，吐蕃政权的兴起为青藏高原交通的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沿着新兴起的西南茶马古道，从中国内地到南亚的路程大为缩短，并且只需穿越吐蕃一地，因此这条通道在多数时间里都较为畅通，中国由此开拓出一条与南亚地区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全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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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茶马古道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就其国内部分而言，青藏线(也被称为“唐蕃古道”)开通最早，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入藏走的就是这条路线。而西南茶马古道的国际部分，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蕃尼古道”，开通于泥婆罗国(也称“尼婆罗”“尼波罗”等，在今尼泊尔)尺尊公主入藏前后，时间上与唐蕃古道相近而稍早。随着这两段道路在公元七世纪相继开通，一条完整的连接中国内地和南亚地区的国际大通道就此成型。不过，生活在青藏高原及其周边的人们并未止步于此，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持续探索、不断开拓，推动这条国际大通道走向成熟化和网络化。在国内，人们开拓出了川藏茶马古道、滇藏茶马古道以及众多毛细血管般的分支；在喜马拉雅地区，蕃尼古道也依地势演变为多条孔道，分别由达旺、亚东、聂拉木、吉隆、仲巴、札达等地进入南亚。此后，西南茶马古道的道路网越来越完善、交通规模越来越庞大，相关文献对线路、站点、里程等信息的记载也越来越详细，到了宋元时代，一个网络化的交通体系终于在中国和南亚之间建立起来。
　　促进中国与南亚的全方位交流互通
　　西南茶马古道交通体系的形成，促进了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全方位交流互通，这种交流互通既涉及政治、文化、宗教等层面，也涉及更为基础的经济贸易层面。
　　从现存记载来看，西南茶马古道的开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和南亚之间的政治交往和文化交流。唐、吐蕃与南亚诸国互派使者的往事，在汉藏史料中多有记载。就唐朝使者而言，唐初的王玄策、李义表等人都曾由泥婆罗入印度，不仅有史籍记载佐证，还留下了位于今吉隆县的摩崖题铭《大唐天竺使之铭》遗存。就吐蕃使者而言，松赞干布时期的名臣禄东赞曾至泥婆罗迎接尺尊公主入藏；吞弥·桑布扎则经由泥婆罗出使印度学习梵文，并据此创立藏族语言文字。就南亚地区而言，吐蕃迎娶尺尊公主时，泥婆罗也派出使臣护送，有途中行至芒域的记载(《贤者喜宴》)；而据《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等记载，唐太宗、唐高宗时期，泥婆罗也曾两次遣使入唐，虽未明言具体路线，但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及蕃尼关系，这些使臣经吐蕃入唐的可能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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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交流尤其是宗教交流是西南茶马古道开辟后中国、南亚之间的另一个主题。从现有史料来看，唐人所著《释迦方志》记录了蕃尼之间僧侣往来的几条路线；《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叙述了汉僧玄照、道方、道生、玄会，以及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僧玄太、玄恪等人的事迹和他们经蕃尼古道入南亚求法的经历。在唐和吐蕃相继衰亡后，这种宗教文化交流并没有中断，反而规模更加扩大。并且，伴随着宋、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区的联系加强以及统治阶层对藏传佛教的日渐重视，中国和南亚之间的政治交往和宗教文化交往越发呈现出合流态势。如宋太祖时期曾下诏派遣三百名内地僧人至天竺求法；明代沿西南茶马古道出使南亚的慧昙、宗泐、智光等僧人既承担着求法的宗教任务，也都兼具官方使节的身份，并在返程时带回了尼巴剌等国的使臣。政治交往与文化交流的融合，反映出随着西南茶马古道交通网络的日益完善，中国与南亚诸国的互联互通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
　　西南茶马古道同样也为古代中国开辟了一条重要的对外商贸通道。实际上西南茶马古道的跨境商贸交流应当比政治和文化交流开启更早、持续时间更长、规模也更大，只不过由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和古代史书记录的偏好等问题，今天我们对这些商贸交流的了解不多，但仍能从一些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中看到一些踪迹。目前来看，清代记录西南茶马古道对外贸易情况的文献资料相对较多，这主要得益于经贸规模的扩大和边疆治理的加强。据记载，当时汉地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西藏出产的盐、麝香、宗教法器，都曾沿着西南茶马古道进入南亚地区。有学者认为贸易导致的双边货币纠纷，正是乾隆年间第一次廓藏战争的起因，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与南亚经贸往来的巨大影响。除了民间贸易外，尼泊尔地区的廓尔喀政权与清王朝之间的朝贡贸易也是通过西南茶马古道实现的，廓尔喀派出的多达19批朝贡使团均是由吉隆、聂拉木入藏，之后经青藏茶马古道或川藏茶马古道前往内地。值得一提的是，跨境贸易的开展也带来了更加深入的经济交流形式，如四川炉霍县呷拉宗遗址发现的吐蕃时代的冶炼炉，其冶铁技术就是源于南亚的斯里兰卡，系经印度传入吐蕃，这说明中国与南亚之间很早就有了人员、商品和技术上的互通，也说明远在被纳入传世文献记录体系前，双方的经贸往来就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
　　架起“一带”与“一路”的桥梁
　　西南茶马古道的开通，也在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间，架起了一座彼此联通的桥梁。从地理上看，中国兼有陆海之利：自关中平原西行，经过河西走廊进入亚洲腹地，便可通达欧亚大陆各地理板块；由东南沿海众多港口出发，则可以航行至太平洋、印度洋沿岸各地。这种陆海之利，既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发展的地理基础，也是当代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打造国际交流合作共同体的前提条件。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古代中国和外国之间的主要通道，而西南茶马古道则促进了两个道路体系之间的有效沟通，使当时的中外交流连线成面，形成交叉联系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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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原本是相对区隔的，而在西南茶马古道开通后，人们充分利用青藏高原和南亚次大陆作为“一带”“一路”海陆交汇区的地理优势，探索出了更多、更便利的路线组合方案。举例来说，公元9世纪左右西藏和波斯之间的麝香贸易就充分反映了这点。当时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宫廷御医伊本·马萨瓦在《基本的香料》一文中记载了吐蕃麝香流通到西亚的路线，其中一条是从吐蕃翻越喜马拉雅山至印度中转，再从印度入海，经过海上丝绸之路运送到西亚地区；另一条则从吐蕃出发，向西北方向汇入陆上丝绸之路。由此，西南茶马古道成功地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
　　此外，出于季节变化、旅行时长、路途的便捷性和安全性等不同方面的考虑，旅行者有时也不会将自己局限于某一通道内部，而是兼取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茶马古道，在线路上形成闭环。如宋太祖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业预遣中，至开宝九年始归”，此行系绕道西域丝绸之路后南下印度；返程时该僧侣使团则行经西南茶马古道，“至泥波罗国，又至磨逾里，过雪岭，至三耶寺，由故道自此入阶州”(《吴船录》)。元末自印度来华的具生吉祥(萨诃咱释哩)大师也是经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进入内地，明朝建立后又曾至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的南京讲学传教，并在此遇到了得意门生智光法师；后来智光法师奉诏出使南亚，则是走西南茶马古道，由传统的蕃尼古道口岸吉隆一带进入尼泊尔。这些交流实践打破了不同交通体系之间的区隔，使当时的中国人可以在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等地区之间频繁往来。
　　造就中外交流枢纽和内陆文化高地
　　相比产生过众多古文明的大河平原地区，青藏高原终年严寒缺氧、高山大川密布、地形复杂多样，自然环境堪称严酷，但依然孕育了辉煌璀璨的藏文化。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根源于西藏人民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吃苦耐劳的敦厚品性，同时也受到了汉文化、南亚文化、波斯文化等周边文化的持续滋养。西南茶马古道的开通和兴盛，加强了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的往来互动，使该地区成为中外交流的枢纽，而各种文化沿着西南茶马古道不断涌入、汇集，也造就了青藏高原丰富多彩、开放多元的文化面貌，使之成为雄踞亚洲内陆的文化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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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对外交流之路的西南茶马古道，在藏文化发展史上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将外国文化“引进来”。佛教信仰是南亚输入西藏的最重要的文化内容，藏文史料《韦协》一书就记载了赤松德赞时期派使臣迎请寂护大师、莲花生大师等众多南亚高僧入藏讲经说法的史事，其他文献中的类似记载也数不胜数。伴随着佛教文化一起进入西藏的，还有南亚等地的器物工艺、造像艺术、建筑艺术、语言文字等。拉萨大昭寺所藏银壶，器型和纹饰兼有粟特(胡人醉酒形象)、汉地(反弹琵琶形象)与西藏本地(吐蕃服饰)元素；唐人《步辇图》中吐蕃大臣禄东赞所穿联珠纹长袍源自萨珊波斯，从今印度拉达克地区和西藏阿里地区的寺庙壁画来看，这种服饰风格应该是经过南亚从拉达克一带传入吐蕃的；此外，莲花生大师入藏后主持修建的桑耶寺，拉孜曲德寺现存的五方佛石窟和石塔，今吉隆县恰芒波寺的动物木雕等西藏地区文物遗存，均带有鲜明的南亚风格或南亚文化元素。更为重要的是，西藏引进的这些南亚文化内容，不仅使藏文化得到充实和发展，也有一部分传入其他地区，从而使西藏起到了中外交流枢纽的作用。比如藏传佛教信仰从西藏传入各地，在元、明、清三代得到上层社会的广泛接纳，形成了北京和五台山两个藏传佛教中心。再如南亚建筑艺术与西藏佛教艺术结合后，也对各地宗教建筑形成了深刻影响。元世祖时期，泥婆罗建筑大师阿尼哥在藏传佛教领袖八思巴的引荐下沿西南茶马古道进入中国，仕元四十余年，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遗迹，今北京妙应寺白塔以及五台山标志性建筑大白塔都出自他的妙手。
　　另一方面，西南茶马古道也使藏文化得以顺利地“走出去”。元代以后，随着藏文化尤其是藏传佛教文化的兴盛，西藏与南亚之间的宗教地位逐渐逆转；到了清代，西南茶马古道的向外求法功能已经大为弱化，藏族僧人由此进入南亚的主要目的变成了传播佛法、瞻仰圣迹和修缮塔寺，一定程度上反哺了南亚文化。此外，作为深受南亚文化影响的语言文字系统，藏语文在逐渐成熟后也开始沿着西南茶马古道向外扩散，不仅内地的青海、四川、云南等地生活着大量藏族人口，今天的不丹、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也分布着一些藏语文区域。可以说，西南茶马古道的开通，使青藏高原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天险，而是成为中外交流的重要枢纽和文化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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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刘礼堂陈韬，分别系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20&ZD229〕阶段性成果。
　　编辑：晓林
　　来源：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网、北京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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