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卡车一路颠簸，底盘不时被路上的砂石刮蹭出大大小小的声响。
这车刚新买一年，可已是伤痕累累，灰白的砂土覆盖了半个车身，车门上有道长达一米的深刻刮痕，刮痕底下还有数个碎石撞击留下的如米粒大的“弹痕”。如果我是车的主人，早就心疼得要命了，然而，这一切在茶农阿双的眼里，却是那么地稀松平常。从茶园运输鲜叶到初制所加工，或者将初制好的毛茶拉到镇上交付买家，家里的茶做得越好，她就越忙，有时一天就得在山路上折腾两三个来回，只因“地方太偏了，快递不常来”。
西双版纳十月份刚结束长达半年的雨季，一路上有许多山体因承受不住长时间的雨水冲刷而塌方，滑落的土石被推土机暂时推到一旁，让原本就不甚宽大的山路显得更加局促，容不得驾驶的丝毫大意。这种长距离又时时“命悬一线”的路况，自然将外人阻隔在险恶的山门之外，除了极个别的茶商或专业茶友，鲜有人能顺利“摸”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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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红茶的原料以制作普洱茶的云南大叶种茶树为主。我曾走访过云南几个盛产普洱茶的片区，大概总结出几个不同区域的大树茶风格：北边的临沧多树形高大，所制茶品香气高扬，但韵味稍欠，后劲不足；景迈茶同样高香，但总觉得涩口，底蕴也略弱；勐海茶多雄浑刚猛，醇厚带劲，但稍显苦涩，容易有汤感粗糙的毛病；而易武茶则是香高水柔，苦涩度低，韵味十足，唯开发较早，矮化的茶树偏多，近些年有的片区又有采摘过度、茶质较以往衰退的问题存在。
虽然几个大茶区各有优劣，但从选制大树红茶的角度来说，首先必须汤感醇、甜、柔、细，带有适度后劲，香气的表现也要显著，容不得稍有闷滞，韵味亦不可欠缺。相对更符合这些特性的，大概就属易武片区的大树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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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易武的弯弓，往往让热衷普洱茶的人眼前一亮。从进入易武镇的牌坊开始，途经落水洞、麻黑，往西可前往刮风寨，而往北继续深入便是弯弓。不管是刮风寨还是弯弓，都算是资深茶人极力追捧的著名茶区了，它们地处边陲、交通不便且生态完整，茶树多保留原始的姿态，未经人为矮化，产自这些茶区的大树茶具有高度的不可替代性。这种特殊原料做成的红茶，自然与市面上常见的“滇红”风格迥异，尤其是大树茶让人品饮之后通体舒畅、出汗、甚至微醺的身体感受，更是其他原料难以比拟的。
一路深入，皮卡车换成步行，绕过几百米因坍方而正在抢修的泥石路，在阿双的引领下终于走进茶园。行走在秋天的弯弓古茶园里，一株株两米多高的茶树依旧冒着肥壮的鲜芽，树与树之间挂着层层叠叠的蜘蛛网，仿佛宣示着“外人擅入”，以守护这片原始的王国。有人会觉得西双版纳的茶树矮小，不似北部的高大威猛，由此怀疑其树龄。实际上，一方水土养一方茶树，如人的个头一般，不宜脱离其地域特性来评断年龄。
茶树间结满蜘蛛网
每次走访云南的古茶园，我都会随身携带甘草片。生态越是原始的地区，各种昆虫、蜘蛛越是任性，有时候根本没碰到什么，单单在丛林里穿梭，就会觉得浑身微麻或者发痒，这时候口含一片甘草片，可以缓解症状。感受到了“原始林的体感”，我忙忙拿出甘草片放进嘴里。阿双对我的行为颇为讶异，作为这片丛林的常客，她的身体早已适应了环境，自是不能理解我这种“外人”的身体反应。
茶园中结满蛛网的茶树是我所喜爱的。云南的蜘蛛品种繁多，个头、大小、颜色各异，有时一棵茶树上爬着各色蜘蛛，而相邻的茶树却几乎没有。曾有机会在茶农引导下采摘嫩芽口嚼，往往爬有蜘蛛的茶树鲜叶，回甘生津更好，且花香、果香馥郁。蜘蛛更多的，香气滋味也更佳。就好像长虫的水果一般更香甜一样，动物似乎总是比人类更善于发掘大自然的美味。为了保持生态链的完整，当地人并不会刻意清理蛛网，只是在采摘时注意把蛛丝拨开，如果碰到整个被蛛网覆盖的叶子，就放弃不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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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于多数红茶使用电烘箱或炭火快速烘干的方式，这款大树红茶属于典型的“晒红”。如同普洱茶生茶的晒青毛茶一般，采取日晒至足干的方式来干燥、稳定品质。日晒似乎是最为原始的干燥方式，就像晒红薯干、萝卜干一样简单，似乎毫无技术可言。然而，鲜叶经揉捻破坏叶面结构之后，酶促、氧化、微生物等一系列“发酵”的化学反应开始启动，茶叶的香气、滋味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日晒干燥
日晒干燥是个漫长的过程，不似高温烘干可以将发酵到位的茶品迅速定型。在日晒的过程中，茶青的发酵依然持续进行着，若非经验老练的制茶师，晒红的品质往往难以稳定，发酵不足、夹生，或者发酵过度、出现烂薯味的毛病随之而来。
如同普洱茶一般，若是没有经过日晒而只采用高温快速烘干法制成的生茶，对身体的刺激性大，体质敏感者喝了容易有发冷、胃部不适、头晕等不良反应，而采用传统日晒干燥法制成的茶则温顺了许多。或许这与云南大叶种大树原料的特性有关，必须透过太阳的力量去其寒性，才适合人们饮用。原料上好又工艺到位的大树晒红，喝起来暖暖的，甚有后背微微发热如太阳晒一般的体感，有朋友曾乐称其为“阳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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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来自易武弯弓、长在与热带雨林接壤的古茶园中的大树红茶，在精准的发酵把控及日晒干燥之后，形成香、醇、柔、细的优良品质。如果投茶合适、冲泡得宜，会出现如同野蜂蜜水一般醇滑的口感。大树红茶的香气不如小树的高扬，但沉稳内敛、香沉汤中，且持久、耐回味；其滋味也不如小树的狂放、刺激、味道重，但更饱满、敦厚、有底蕴。这款大树红茶，茶汤不需刻意吞咽，便可顺着喉头滑落下行，可以感受到深沉的喉韵，及茶汤下行至胸口的体感。
冲泡大树红茶不需过多的讲究，可以用盖碗、茶壶，也能用保温杯、随意的一个喝水杯子来品尝。我曾做过几组冲泡比对，小树滇红宜降温、快出汤，而大树反而需要仰赖沸水来激发茶质，且可能在头两三泡的时候不如小树茶抓人，需稍稍耐心，待其徐徐发挥。投茶量比照普通红茶，不可似乌龙茶般多投，否则容易抑制其香气的表现。
在家、上班，或出行，来一泡大树红茶，为这个冬日添一抹暖阳。滋润的，是你，是我，还是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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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茶业，换外汇，救中国!
——年仅31岁的范和钧面对中国茶叶困境发出疾呼
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批优秀的士人挺身而出，投入到振兴国茶、抗日救国的运动中，著名的佛海茶厂(勐海茶厂前身)就是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在连一条毛巾都要去敌占区购买、一袋水泥都要从国外运回来的艰苦条件下，著名茶人范和钧在三年内完成了佛海茶厂创建、投产、畅销海外的壮举，开创了国家大宗机器制茶的先河，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年轻茶人，在乱世之中给中国茶业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技术财富和精神财富。
一、到西南去，振兴茶叶换外汇
1936年夏，南京举办全国手工艺展览会，而上海商品检验局则承办了中国茶叶特展。令观众莫不痛惜的是，展室悬挂的世界产国图表所示的中国茶叶出口数量已远不如外国。当时在上海商检局任茶师的范和钧也深有感触，发出了“振茶业，换外汇，救中国”的呼声。
次年春，时任中央经济部周贻春次长，在上海召开中国茶叶公司筹备会议。会议决定由皖、赣，湘、淅、闽产茶省份，每省各出资20万元，由中央经济部及各大私营厂商集资200万元，成立中国茶叶总公司，范和钧参与筹组工作。
几个月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国东南各省的茶叶产销相继停顿。面对日寇侵略，半壁江山尽失，中国的海上对外通道，除广西沿海外几乎尽丧敌手，各种物资无法运达，国府财政困难，军费和战略物资难以为继。
佛海实验茶厂首批职工合影
中国茶叶总公司与云南省政府合资，在昆明设立云南中茶公司，滇方代表为云南富滇新银行行长缪云台，中茶公司则委任郑鹤春为云南中茶公司经理。初步拟定在顺宁(今风庆)、佛海(今勐海)及宜良三地设立实验茶厂，全面推广机械制茶，目的是利用云南这个产茶大省的原料，提升制茶效率和茶叶品质，打开国际市场，为国家赚取外汇，为抗日战争赚取军费和战略物资。
佛海茶厂的创建人和第一任厂长范和钧
范和钧等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临危受命，离开繁华的东部城市，去到“瘴疠之地”佛海创办茶厂，可以说他们身上肩负着民族的存亡和国家的荣辱。
二、战时百日他们造出了整套制茶机器
1939年4月1日，范和钧偕同清华大学毕业的张石城，从昆明出发，4月3日到达大理，7日到芒市，8日抵达缅甸的腊戌，10日下午抵达仰光。途中，刚建成的滇缅公路路况太差，车门被颠开，范和钧的上衣和钢笔被刮走，皮箱被水泥桶磨破。在仰光他与佛海茶商李拂一会合，由李带他一起于5月27日到达佛海。
范和钧等人一边调查当地民情、茶情、商情，一边招工，同时征地盖房，制造各种半机械制茶设备。这个过程中，佛海复兴茶庄李拂一、可以兴茶庄周文卿给了他很大帮助。他和他的工人住在李拂一家，临时车间设在李拂一家斜对门的可以兴茶庄。
照片中间为佛海复兴茶庄李拂一
五月到八月，100天的时间，范和钧等人共制造：萎凋挂帘120张，可供500斤生叶之萎凋;牛力大型揉茶机一架，每次可容萎凋叶100磅……这些工具都是范和钧绘图，然后带领工人一起加工完成。
广东省茶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广东思普贡茗茶业有限公司·茗六福茶行创始人王蓝指出，从以上这些工具不难看出，它们都是为了制造红茶准备的，可见，当时的范和钧，尽管对佛海生产的藏销蘑菇头紧茶的生产工艺和销售路径、渠道以及大叶种茶的适制性作了细致的研究，但他的目标还是生产可以出口换取外汇、军火的红茶和老青砖。
范和钧于1939年9月开始制茶，经过18天努力，共制成“白茶一种、红茶三种、绿茶二种、砖茶二种、紧茶一种、老青茶三种，合计得一千一百七十斤。”
早期绿茶茶标
经过周密的调查和样茶制作，范和钧、张石城的结论是，佛海是大叶种茶的原生地，产量极丰，品质醇厚，制成的红茶足与印度大吉岭、安徽祁红相媲美，如大量制销，必能风行国际市场。但是要在佛海办厂，并非易事。因为佛海地区一向被视为“瘴疠之乡”。当地居民刀耕火种，生产原始，生活简单贫苦。社会环境、商业条件还很落后。
三、士人成为中国茶人的中坚力量
同年(1939年)冬天，云南中茶公司决定在佛海创办试验茶厂，委任范和钧为厂长。云南省政府为在佛海地区推行使用法币，委任华侨梁宇皋为佛海县县长，协助范和钧等人开展厂务。
1940年春，正式开始建厂。1940年4月，范和钧再次来到佛海。佛海茶厂的工人和傣族民工在张石城的带领下已经建起了几栋茅草房。范和钧除了任佛海茶厂厂长、建设佛海茶厂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经营刚刚成立的“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佛海服务社”。也就是说，他的任务是推广法币，“促进农业生产，提倡农村合作，协助归国华侨开发边区，改善地方人民生活，养成做事美德”。
范和钧通过佛海县政府，征得当地土司同意，选择了距佛海集市中心很近的一块80余亩大小的土地，他和工人们一起辛勤苦干，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砍树、打砖、割草、垒墙，仅用9个月时间，佛海茶厂初具规模。
范和钧白天忙茶厂、服务社的工作，茶厂工作为9小时，晚上还要给茶叶实习所分配到茶厂工作的实习生和厂里招收的技术工人在气灯下上课，范和钧承担的课程是制茶学、机械制图、三角、几何、房屋构造等。
茶山上的雲霧
没错，范和钧并非农学出身，他19岁因为成绩优异被公派出国留学，去到巴黎大学，学习的是“数学概论”和“高等物理”，后来为了勤工俭学，又去就读了“美术与工艺”专科学校并在巴黎的中国古董行中做漆画等工作。
学成回国后，恰好法国有位农业工程师来中国考察绿茶出口情况，范和钧一路陪同做翻译，才开始对中国茶业状况有所认识。返回上海后，他又认识了中国茶业先驱吴觉农先生，从而开始了自己二十多年的传奇茶业生涯，两人还合著了《中国茶业问题》一书。
跟范和钧一样，被任命为佛海实验茶厂副厂长的张石城也非农学出身，他在清华大学读的是高等物理专业。
广东省茶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广东思普贡茗茶业有限公司·茗六福茶行创始人王蓝指出，范和钧、张石城等人的情况，反映了中国茶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士人开始真正成为茶人的中坚力量并贯穿整个茶业始终。在此之前，士人作为茶人，几乎不涉及茶叶的生产和销售领域，全部都集中在品茗、茶道等赏玩阶段。
佛海茶厂
但到了这个时期，吴觉农、范和钧、张石城等知识分子，怀揣“振兴华茶、实业救国”的赤子之心，纷纷投身中国茶业复兴之路，一改之前以茶农、工匠、茶商为主的国茶模式，士人们成为了中国茶人的中坚力量。而且这些知识分子，是真的会跟茶农一起劳作、培育优良品种;跟工匠们一起制茶，改进茶叶生产工艺，发明新型制茶机器;奔波国内国外多地，联合各大茶商，为中国茶叶开拓市场、寻找出路。
四、车间未封顶就已为国家创造大量外汇
说回佛海茶厂，1940年，范和钧带领工人们边建设边生产，共制成红、绿茶132担，以服务社名义试制藏销紧茶1000担。
此时，范和钧发现，佛海生产量最大的是紧茶，于是将工作的重点从红茶转移到普洱茶。
紧茶
他们以中国茶叶公司的名义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当时范和钧等人有官方背景，通过重庆中央政府，一个电报就将缅甸、印度各个关卡摆平，两国都免收中国紧茶的过境税。因此，为了节省税费，佛海的十几个私人茶庄都加入了联合运销处，这些私人茶庄也就成了佛海茶厂的分厂和加工点，不仅佛海，连江对面的易武、思茅的私人茶庄也因茶运不出境也纷纷来找范和钧，要将茶交给佛海茶厂代卖。
勐满红茶初制所
易武的同庆号、同昌号、乾利贞、李联号，思茅的鼎春利茶号几十年、上百年的大茶号都来找范和钧联营。范和钧把车、佛、南、易武、思茅几十个私人茶庄调转过来为佛海茶厂加工紧茶(西藏专用茶)、饼茶。1941年5月佛海茶厂基建才搞了一半，车间还没有盖顶，范和钧已经卖出了13491包茶叶。短短时间就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换取了重要的战略物资，有力支援了抗日战争。
可以说，佛海实验茶厂首创了大企业带小作坊、带农户的经营模式，它冲破了西方国家对滇茶的封锁，毫不含糊地打通了从佛海经缅甸、印度，进东南亚、南亚和中国西藏的商道，曼谷、香港、上海、俄国、仰光、加尔各答、大吉岭、西藏，东西两线全面出击，取得全线获胜、八方告捷的好战果。
一张1941年景东办事处的销货报表让我们看到了刚起步的佛海茶厂灵活、高效的经营方法、旗开得胜的骄人业绩。这张表是佛海茶厂厂房都还没完全建好时的销售记录，可以看出佛海茶在国外颇得青睐。
五、佛海茶厂成为中国远征军驻地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略南洋，战火逐渐迫近缅泰。佛海地区遭日机轰炸扫射，人心惶惶，动荡不安。
1942年，范和钧又收购紧茶1万余担，由于日军攻入缅甸，他们抢运了数千担紧茶到印度以后，就将留在印度、缅甸的员工撤回佛海，2000余担未运走的茶留在缅甸景栋，3000余担在佛海分散到参加联运的十余个茶庄，这样即使被日机轰炸，也不会一次全部损失。
1942年十月，佛海茶厂已有相当规模：“厂地面积四十亩，厂房面积3521平方公尺……”
但这个时候，日本军机的轰炸更加频繁，云南中茶公司电令佛海茶厂职工全部撤退至昆明。范和钧无奈之下，请求延长10天转移时间，他带领全厂职工将机器拆卸装箱，托运思茅或寄存民间，全厂职工除护厂人员外全部撤退。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机械化制茶减少了人工，即使面对如此高频的轰炸，佛海茶厂仅仅预留3名员工即可，机器在、厂房在，每年还可以少量制作茶叶，维持基本开销。范和钧则带着茶厂的大部分员工撤回昆明，在烽火硝烟中为中国茶业保存下了一脉生息。
范和钧走时，云南中茶公司和富滇银行行长缪嘉铭任命李拂一接管佛海茶厂。
1951年，唐庆阳受中国茶叶公司云南省公司的派遣，负责佛海茶厂的恢复重建工作，重建后的茶厂改名为勐海茶厂，开启了另一段关于中国茶叶的传奇。
参考资料
詹英佩.普洱茶原产地—西双版纳.云南科技出版社，2007.04.杨凯.茶庄茶人茶事：普洱茶故事集.晨光出版社，2017.06.
范和钧.创办佛海茶厂的回忆.西双版纳州文史资料第四册
范贤庆.范和钧：茶界先贤鲜为人知的旧事.中华合作时报，2009(3).
来源：抱朴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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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涉及人物：
鲁顺友：1952年出生，革登古茶山新酒坊茶农
鲁小咪：革登古茶山新酒坊茶农
张春荣：革登古茶山新酒坊茶农
郭龙成：龙成号茶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革登古茶山守护人
李贵强：1988年出生，勐腊县象明乡安乐村委会主任，撬头山茶农
张金寿：1928年出生，革登古茶山石良子老人
从革登经过新酒坊好多次，却从没想过革登老寨就在新酒坊附近，也曾好奇：满地都有老寨、老街、大寨、旧寨，而历史上鼎鼎大名的革登为何不见老寨，甚至身边都没有人提及老寨?我与革登老寨最早的相逢，也只是在史料里，她陌生得如同不曾存在过。
谈及革登，绝大多数人都会说三个地方，即直蚌、新发寨、新酒坊，谁会去说革登老寨呢?他们都没有见过，可能他们都没有听过，仿佛革登老寨是凭空来的，不过，革登老寨倒很像凭空消逝——今天的革登人讲述起革登老寨来，或语焉不详，或模糊不清，或简短得不足以还原昔日的轮廓。不过，也不能责怪他们，毕竟年代久远，他们能将各自的茶园守护好就已是功德无量。
第一次近距离听到“革登老寨”这个词，还是在撬头山茶农的讲述中，后来，我就特意记着这件事，因为他们说革登老寨就在新酒坊附近，所以到新酒坊采访时我又问新酒坊的茶农，关于革登老寨的一切。
往事与当下总是交集的，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革登老寨与新酒坊，一个很老，一个很新，也是在这样的交集中，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无法将其割裂。所以，我们还是先从新酒坊说起。
新酒坊很新，也很小，总共只有30户左右的人家，就集中在新发公路两边，距离龙成号基地也很近，所以我们几次到革登，都跑到新酒坊吃饭——一个电话，说那边饭要做好了，我们才从基地出发，然后赶过去也来得及。鲁顺友说，新酒坊以前叫斑竹林，因为过往的人看到这里的斑竹比较多，就将名字定了下来;张春荣说，这里虽然名字叫新酒坊，但酿酒的人并不多，酿酒也没有形成产业，大部分人家喝酒还得买。
鲁顺友
鲁顺友说，新酒坊过去的农业种植相对多一些，旱稻、包谷、黄豆都种过，还种过水稻，主要是自己吃;粮食产量多的话就卖掉一些，这就是过去的经济收入，而过去还会去山上找药材(黄草，即石斛)，找野生竹笋回来出售，这也是一项收入。野生竹笋拿回来晒干，切成片，称为“干巴笋”;有的切成丝，称为“笋丝”，外面的人会进来收购，有商店会安排人来收。现在，新酒坊主要还是以茶叶为主。
新酒坊茶农现在的茶园，是过去村里安排抽签所得。鲁顺友说，以前茶叶不值钱，随意分，这块地50亩，那块地100亩，至于地里的茶树有多少棵，纯粹是靠运气，而他们自己也完全不在意，他们当时在意的是土地好不好、肥不肥，这样方便种植庄稼，有一个好的收成;是后来茶叶值钱后，才有了比较清晰的概念。
我们在鲁顺友家采访的时候，是2019年12月28日下午两点半;正在采访的时候，张春荣从他家过来鲁顺友家，因为郭龙成给他打了电话，说我们想见他，又补充说我们觉得他这个人好玩、特意叫他。11月来革登的时候，张春荣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可能是我们之前不太习惯龙成号基地的饭菜，而那次去张春荣家觉得饭菜合口，多吃了一碗，所以特别感激他。不过，张春荣也特别好相处，很平和，很亲切，也很真实。
张春荣
张春荣过来的时候，还有些许的醉意，看样子是中午喝了酒，他说：“哎，酒喝多了，喝了半天了。”
张春荣说：“新酒坊以前山里的生态茶，东有一棵、西有一棵，后来在稀疏的林地里补种了一些茶苗。如果把森林里的其他大树砍掉了，那就不是生态茶了。新酒坊最高的一棵茶树有十七八米高，岔枝很少，但只有45公分粗，主要是长得高;森林里的茶树，也不太可能长得粗。这棵茶树在采摘的时候，要搭架子才方便，费工费时。”
新酒坊的古茶树在过去也矮化过，鲁顺友说他们家有100多棵古茶树，不包括矮化过的，如果算，那就多了。好在，新酒坊的生态环境比较好，我们从龙成号基地过来，一路都是森林，而新酒坊也是被森林所围绕。我问过广州的几位朋友，他们说路过革登一带时，都被这里的森林所惊讶，居然还有这么好的植被，喜欢得不得了。
鲁顺友的女儿鲁小咪利用紧挨路边的优势经营着一家革登古茶山的茶宿，这对我们来说也不算新鲜事，但让我们佩服的是她的理念：竟然有浓郁的现代园林的风格，草坪、亭阁水榭、花鸟……非常专业的设计，且看起来比较协调，这在古茶山实在太难得了。
我们聊起革登老寨时，鲁顺友说过去种地的时候能挖到旧时的铜钱，能挖出很多;他自己还特意保留了一个烟锅头，是过去老人抽烟用的，最让我们好奇的是这个烟锅头是用石头雕刻出来的，算不上特别精致，但有形有韵，非常实用。鲁顺友当时觉得拿来也没什么用，也就没有意识去保护，只是随意放着，所以稍微有一点破损，很是遗憾。
虽然当天的天气比较冷，待在屋子里是最明智的选择，但对我们来说，前往革登老寨一探究竟更是最理性的选择，它是革登古茶山有迹可循的证据——革登大庙的遗址尚在，考古学中实物证据是最具说服力的，对于云南古茶山的溯源也是一样的道理，而大庙遗址是能够追溯革登古茶山历史较近的源头，是可以触摸的历史;其实，也是最感性的选择，提起无数次，它就在眼前，我们又怎能错过?
说去就去，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郭龙成特意将依维柯开回龙成号基地，换了一辆皮卡车开回来，他说还不是水泥路，皮卡车不容易侧翻，安全系数更高一些。鲁顺友特意带了一把砍刀，是为了森林里开路。就这样，我们一行满怀期待前往革登老寨的遗址处。
当心怀这样一份期待，便不再觉得寒冷。郭龙成开车，我与鲁顺友、张春荣以及同事一起乘车前往革登老寨大庙遗址。就像他们说的不远，从新酒坊到大庙遗址处只有两三公里，并且路况还算不错，全是石子路，不会滑。
车停下来，周围很普通，一座古茶山应有的样子，而鲁顺友说到了，革登老寨的大庙遗址就在旁边，就在我们的右手边。如果不是鲁顺友提示，我们往往会忽略掉，因为实在看不出来周围有何特别之处;如果不是他们带路，我们即使走上十遍，也会擦身而过，因为已身处大庙遗址附近，鲁顺友用手指着右边的树林处：“就在那里，就是那里，就是那块石碑!”他们看得到，我怎么努力也看不到。
要到大庙遗址处，需到停车时右手边的密林中，但因为修路，山坡边被挖得笔直，没有缓冲的余地;不算特别高，鲁顺友、张春荣先爬上去，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困难：无论如何努力都上不去，最后是张春荣使劲拉我，我才爬上去。
上去，又是一番景象。虽然时值深冬，对革登古茶山来说，绝大多数地方都是绿色，倘若抛开阴沉的天气，从眼睛所看到的万物来说的话，天地一片苍翠，丝毫没有萧瑟之感、深沉之气;但对大庙遗址这片树林来说，却让人恍然置身北国的秋天，有从高处低垂下来的枯藤，有铺满树林下方的落叶，褐色、黄色与绿色交织在一起，的确有秋冬的气息，但绝无悲凉、孤寂，相反，能感受到生命的交替与轮回，能感受到生命昂然向上的努力。
鲁顺友在前面用砍刀帮我们开路，从路边往里面走，100米左右即到。虽然之前对能看到大庙遗址并没有太多的惊喜，但当自己真正站在遗址处时，当石板墙的残痕、散落的石墩与砖块出现时，我依然难掩内心的平静，因为太过真实，真实到不敢相信。曾无数次用过“残垣断壁”这个词，可当真的面对时，却又不知该用什么言语来形容它、来还原它。
大庙遗址，颇像古战场，石板墙的残痕东一处、西一处，历经百年，仍然整整齐齐、很有规则。更多的是砌墙用的砖头，有大、中、小三种，最大的那种砖头确实如鲁顺友说的“像土墼一样大”，够大，也够重，我试着抱一块，还是很吃力;中型砖可以单手拿起来，也很有分量，小型砖拿起来要轻松一些。瓦片因为易碎，没找到一块完整的，多是破损的，并且比较少。
大庙遗址最醒目的是石碑，或许是太厚重，没人能搬运得走;或许是因为石碑上有文字的记录，多了些许的敬畏，石碑被保护得非常完整，背靠着一棵大树，方便人们参观、寻觅历史的踪影。
确实需要寻觅，且非常努力地寻觅，才可能获知零碎的片段信息，因为太过久远，历经风雨的冲刷，石碑上的小字多数已模糊，有些甚至是不再可能识别出来。好在，石碑正上方的“万善同缘”四个大字清清楚楚，方正刚劲，只是，“缘”字颇有争议，似“缘”非缘，似“绿”非绿，“缘”字右部的上部分是“绿”字的笔法，下部分又是“缘”字的写法，乍一看以为是“绿”，但结合中国功德碑的风格来看，应为“缘”。
如此，更符合传统的表述方式与刻碑的精神诉求，而“缘”与“绿”在古代刻碑时本就很像、很接近;捐款制作功德碑，虽然我们主观可以臆测为多为金主，而金主又有一部分人缺乏文化素养，即不识字，但作为当时当地的一大盛事，这样的盛事不可能缺乏乡绅、书生等有文化素养的人士，“缘”字与“绿”字还是分得清的吧。退一步讲，我们在阅读文言文时，便经常会遇到古人的错别字;再退一步，革登老寨大庙遗址的功德碑上即便真的将“缘”写成了“绿”，也错得恰到好处，错出了满山的绿意，错出了青山的诗意。
当然，我们也可以为古人掩饰一下，即：将“缘”与“绿”相融，既是善意的相逢与缘分，对同心同德、共同发展革登古茶山的美好心愿，更是表率、决心;也是对永葆革登古茶山青山绿水的期望。而不管是哪一种——“万善同缘”也好，“万善同绿”也罢，都蕴含着生活的智慧以及人类与大自然、时间相处的哲学，人与人相处的智慧;众人皆善，皆持一心，又何愁革登古茶山不兴盛、革登普洱茶不畅销?
这或许是大家都对革登古茶山的期望，其文明与发展史是有文字记载的，是有实物证明的，而不仅仅停留于诸葛亮的传说之中;也或许是革登茶人太期待有更多的人来关注革登了，难怪在石碑那里，张春荣兴奋地喊：“我们找到革登老寨的碑了，我们以后要发财了!”我想，我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与郭龙成一样，都是革登古茶山的守护人;在他们的守护下，革登古茶山虽遭遇历史的曲折，但终究年复一年在好转、在恢复，恢复成外界对革登古茶山想象的模样。
同事说：“我们能参与到历史当中来，真的很幸运。”谁说不是呢?
从大庙遗址处下来，回到停车处，有一个Y型路口，往右边，是通往倚邦，往左边，沿着路直走是通往革登老寨的旧址;往左走一小段路再急转下去，是通往莽枝的老路，即昔日的茶马古道。
而通往革登老寨旧址的路，有很大一段，在过去都是茶马古道的石板路;后来因修路，全部毁掉了石板路——这一段毁掉的石板路，正是革登过去的茶马古道。而通往莽枝的老路，多少还保留着一段茶马古道原来的石板路，现在听闻当地要重新修整石板路，要还原茶马古道。李贵强说，2003年、2004年左右的时候，有外面的人进来收购茶马古道的石板，后来村里就禁止了，有意识地保护起来。
郭龙成再次驱车带我们到革登老寨遗址处，当车停下来的时候，他们说到了，我依然吃惊，眼前的土地上种着玉米，玉米已经被收回去，只剩下玉米秆还留在地里。除了玉米外，郭龙成指着一种不算高的树对我说：“那是黄花梨。”玉米与黄花梨种植都比较均匀，路边上还有一棵长得极好的大青树。
革登老寨遗址是一块四五十亩的平地，即使现在来看——作为居住、生活的选址来看，依然是革登古茶山最好的位置，整体平坦，方便聚居，并且交通条件不算差：路况勉强过得去，从新酒坊到这里也不远。石良子的张金寿说，革登老寨过去有100多户人家，兴旺的时候没有来过，后来衰落后，反而来过一次。
现在，革登老寨已经没有人居住了，连残痕都没有;准确地说，革登老寨在1949年之前就没有人居住了，成了荒芜之地。李贵强说，革登老寨在过去成为这一带较早的茶园，后来就变成了粮食基地，成为新酒坊种植黄豆最多的地方。他还补充说，连同革登老寨一起消失的，还有革枝垭口，现在已成为历史名词了。
在过去，革登一带有很多古茶树，但革登与莽枝遭遇到了程度较高的破坏;现在，只有直蚌有成片的古茶树，成为古茶园，而新发寨、新酒坊、撬头山等地，古茶树分布较为稀疏。好在，他们觉醒，清醒地认识到了差距，正在努力挽回这一被动的局面——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使命，龙成号也早早植根于革登古茶山，或许是机缘，龙成号与革登各个小微产区茶农的命运连在了一起，与革登古茶山的未来连在了一起，背靠革登古茶山的厚重与丰富，一起追梦，追寻那个共同的梦：复兴!
复兴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词语，而是充满温度、责任，且具象的词语;复兴更不是一个口号，而是需要付出更多去落实一件件具体的事情，比如修复外界极为感兴趣的茶马古道。郭龙成说在新酒坊下方，过去的茶马古道上有一座石拱桥，桥上有一块石板，后来石板的保护墙——砖头被人撬开了，石板就掉下去了。李贵强说准备组织村民修复从革登老寨通往倚邦的老路，那正是茶马古道。
从革登老寨遗址返回新酒坊，到村头的时候，我们前往村里一户人家，女主人正在酿酒——蒸馏环节的滤酒，革登古茶山诱人的白酒正顺着管子一滴一滴的出来，通过滤斗，穿过纱布，最后汇聚在陶器酒壶里。
她家门口的陡坡上有很多茶树，多是2—3米高，茶园里有好几棵古茶树;因为坡度太大，我才敢试着走下去不算远的地方，却看到一棵小叶种茶树，与周围的大叶种茶树明显不同，太过醒目。
我们回到鲁顺友家，准备在他家吃晚饭，张春荣坚持要回自己家吃，说起某件事的时候，张春荣对鲁顺友说：“不耐烦讲”。“不耐烦讲”意思是不愿意说，更准确地说，是不屑于说。但我们都知道，这是关系极为熟络的朋友才会如此表达。
我们没有感受到尴尬，他们活得如此真实，关系又如此亲切，这是革登古茶山的勃勃生机，透着无限的简单的平实的乐趣，也是力量，也唯有真实的力量，才能支撑起复兴革登古茶山的重任。
鲁小咪正在做晚饭，新酒坊的炊烟渐起。
本文收录于茶业复兴【革登】图书项目，由龙成号资助出版，敬请期待
本文作者杨春：专注云南地方史15年，出版著作多部，现在研究方向为茶叶、非遗、传统建筑等云南特色文化。参与著作《易武与古六大茶山》《造物记：云南古茶园的秘密》等。
图：包琪凡编辑：包琪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