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
茶界尚在凡间，自然也有大师。
凡大师者，必有几样赖以谋生的技能。
大师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殊技能，称之秘籍，大师们仗此秘籍纵横江湖间游仞有余，少有失手。
如何玩转茶界？
提起茶，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与人喝茶时，茶人之间都是有一套自己的“暗语”，若听懂了其中的梗，便能愉快融入其中。
关于茶，人们热门讨论的话题都有哪些？关于茶，大大小小的各类排行榜，有哪些上了榜？关于品评的词汇又有哪些？
今天我们就来仰望高端玩家，教我们如何玩转茶界。
茶界大师必杀技：适口为珍
适口为珍原话是"茶无上品，适口为珍”，是指选茶和品茶时的一种说法，意思是说“茶没有好坏之分，适合自己的口味就可以了”。这句话原本没毛病，却被大师们如获至宝地拿来滥用，居然成为他们百试百灵无往而不利的必杀技。
适口为珍，看似至理名言，试想身为大师，若主人要你对两种以上的茶作鉴别，当然套用：“每个人对茶的爱好口味不同，你喜欢重泡他喜欢轻沏，你喜柔甜他爱苦甘，你好鲜爽他重醇厚，你陶醉于花香，他沉迷于陈味……”一句“适口为珍”则恰到好处不偏不倚，哪款茶都不明确，哪边茶主人都不得罪，似是而非却也合情合理，于是蒙混过关，还博得高深莫测和合善宽厚的美名，大师忽悠成功。
普洱茶，到底是什么茶？
“普洱茶是什么茶？”
这个问题的导火索源于近日茶界，xx专家将普洱生茶定性为晒青绿茶。
一石激起千层浪，于是乎，最近这几天关于“普洱茶是什么茶”的文章几乎刷爆朋友圈，这些文章的观点可谓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有人认为是绿茶，有的认为是黑茶，有的认为是黄茶，还有提议单独分类…当然，作者们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还列举了大量的“理论依据”和“事实例证”。
云南十八怪，这五种茶最怪
云南有五种名茶，共性都很奇怪，它们都珍稀、罕有，甚至独一无二，有的是晒、炒、烘大杂烩，有的是只闻其名不见其影，有的是似茶非茶，似药非药…...
品茶十大恶行排名榜
喝茶品茶是一件文雅之事，但我们在品茶过程中，却常常碰到品茶或泡茶之人举止无礼、行为言语令人异常讨厌的尴尬场面，不但茶没喝好，还引来一场不快！
茶品如人品，与品形恶劣之人一起品茶，如同一杯淡雅清香的洁物被玷污，气氛也被破坏，还有心情留下来品茶么？
文中列举十种品茶恶习，以后见到此类茶品格调低下之人，还是避而远之为好。
普洱茶热门话题大讨论
近几年来，云南普洱茶越来越受世人瞩目，其原始的生长环境、深邃的历史文化、独特的保健功效、存放升值的概念...…是主因，当然，普洱茶定义、类属、生熟茶标准上的争议话题也是原因之一。
普洱茶热门话题大讨论（二）
真理越辨越明，我们就从普洱茶的树种、原料、工艺、储存、品饮、保健等不同角度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争议话题与广大茶友进行探讨、辩论，旨在希望茶友们在云南普洱茶发展进程中少走弯路,让这一生态、环保、时尚、养生的稀世臻品在人们追求的健康生活方式中更加光彩夺目。
喝茶的六种条件反射，你有过几种？
条件反射是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经典理论，其核心是人类经过后天的学习建立了某些认知，在受到言语方面的刺激后下意识的反应。
经常喝茶的人，偶尔听到有人说“茶”或看到有关“茶”的文字或画面时，下意识也会有很多反应，这些反应包括思考、联想或行为等等。
总结一下我在听到较为敏感的六种不同类型“茶”的言语后，通常有的条件反射，与茶友们分享。
(《吃茶去》杂志)《茶声》半月刊创刊于抗战时期的1939年，是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安徽办事处主管，《茶声》半月刊社主编;社址在屯溪(今安徽黄山市)交通路49号;其办刊的经费主要是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安徽办事处、安徽茶叶管理处和祁门茶业改良场予以津贴、资助。《茶声》半月刊于1939年6月20日正式创刊，在第一期的创刊号封面上注有：本刊已依法呈请登记。每月五日、二十日出刊;定价为每期五分，全年一元。
《茶声》半月刊的办刊宗旨如编者所言：“是我们茶叶界同志讨论茶叶产制运销问题的一角园地”;其主要栏目有：社评、代评、调查、本社本刊、茶区漫游、工作实录、行情市况、专载、茶叶小品和诗歌等。编者在“本社本刊”中说：“本刊以后除讨论茶业各项问题为主外，并得刊载有关农村经济文字，以求茶业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贯通研究;本刊刊载文字，务求生动实际，以激发大众读者的兴趣”。
《茶声》半月刊的内容十分丰富，从茶叶的栽培管理到加工制作，从茶叶科技到茶市行情，从安徽到全国各地茶区，从沦陷区茶情到国外茶叶销售概况都有涉及，特别是其刊载的《茶行登记管理规则》、《外销茶箱包装管理办法》、《统一制茶业者品名及商标办法》等，都是研究抗战时期茶业经济的珍贵史料。而其时《茶声》半月刊的撰稿者大都是著名的茶叶专家和茶界的工作者，如吴学农、范和钧、程铸新、傅宏镇、张堂恒、袭览耕、施平、郑铭之、向耿酉和方君强等人。
《茶声》半月刊第一期刊发了题为“茶政与茶人”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摘录邹秉文先生在茶业技术人员训练班训话中的一节;邹秉文先生在指出：“……夫贸易调整之后，人各言殊，当时本会所持者，则为扶助商人，使滞销之货，得以出口销售而已。然仅此项工作，成效已巨，如调整汉口存茶，扶助各省茶叶出口，以及收购桐油，远销丝茧推广牛羊皮毛，价值均在数千万元以上。迄后交通日艰，抗战又于持久倾向，国计民生，更须通盘妥筹，本会之使命，日形艰巨，前后调整范围，已不足目前只运销，进而为谋国营产销统筹，其计划之大要，乃以政府在金融上及特典上之援助，刺激生产之增加，扩展国外市场之需要，以增加大量之出口，加厚抗战时期经济之基础。此项工作，最有成效者現为茶叶。今年计划本会不仅同伴销售，且作大规模之产地贷款，指导生产，务期于不久期内，茶叶之出口由二千数百万，扩大至一万万元，并将遍设茶农合作社，提倡茶农自产自制，规定毛茶山价，增进农民利益。以安定后方，此种计划，不仅茶叶为然，其他产者，均将以此推进。茶叶之以成效较著者乃主持者吴觉农先生，辛勤谋国有以致之。惟办理茶叶行政，决非普通商业之行为所可比拟，在战时为抗战之动力，在战后为建国之基石。吾同人之工作，犹之前线之作战。原有同事，不论在重庆总会或香港、温州等分办事处，均多夜以继日，競业从事，一扫过去公家机关因循敷洐(应该是衍吧)之积习，盖均深知本会工作之性质，与夫个人所负责任之綦重。诸君乃后备之劲旅，在此难能可贵之短促时间，更应养精蓄锐，培养能力，以供国用，其应注意之点，为体格之健强，常识之丰富，思想之正确，以及技术值熟炼，其获有缺，则均不能視为非常时期条件之战士，亦即不堪胜任艰巨之任务。”
《茶声》半月刊第一期还刊发了吴觉农“为什么要统销茶叶”的讲话，这篇讲话稿是吴觉农在屯溪的一次谈话记录，记录者是张堂恒……。吴觉农说：今年三月里，我过祁门到屯溪来的时候，安徽省茶叶管理处还没有成立，但后来到江西浙江去了两个月，这回重来，看到茶叶管理处在短短的时间中已经成立，而且做了不少的工作，像各地红綠茶厂的登记贷款，捡验指导和维持山价等工作的积极进行，祁红已有一万多箱运到屯溪，屯綠亦将登场，心中觉得非常高兴，現在乘《茶声》创刊的时候，来谈一谈为什么要统销茶叶的问题。吴觉农先生就“为什么要统销茶叶”谈了三点，一是过去华茶产销的无政府状态;二是茶叶在国内和国际的重要性;三是抗战时期中茶叶统制的必然性;四是建国和茶叶统制等等。
《茶声》半月刊第一期还刊登了《安徽省茶叶管理处規則》，《規則》共分甲、乙、丙、丁、戊五个部分共二十三条;分别是(甲)关于生产部分，(乙)关于精制部分，(丙)关于运输部分，(丁)关于推销部分，(戊)关于其他部分等。同时，还刊登了《安徽省茶叶管理处公司厂号、合作社登记規則》;《規則》称：依据本处组织規則第二条第一项之規定，凡在本省境内经营茶叶之公司厂号合作社或类似组织(后称制茶者)悉应遵守。《規則》共十一条、若干款项。另外，《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皖赣办事处收购皖茶评价委员会组织規則》也在这一期刊发。这个《規則》是依据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与安徽省政府所订茶叶合约第十一条之規定订定文;《規則》对“评价委员会”的“当然委员”、“参加委员”资格、名额、相关工作职责以及“评价”程序等都作了明确規定。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皖赣办事处收购皖省箱茶办法》，则是分“总則”、“评价”、“给分”、“收货”、“付款”、“規則”等共二十九条。
《茶声》第一期在《论著》栏目刊发了署名为“秀灵”的文章，从“茶农年”说到“茶业年”;刊发了张祖声的“关于祁红植制之一得”的文章;在“研究”栏目刊发了署名为“成之”的“皖南茶厂与合作社之現况”一文。在“信箱”栏目，“给茶业同志的一封信”很值得一读：“亲爱的同志们，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在最剧烈搏斗的今日，你们在敌人的多放破坏中和严重威胁下，须强硬守着自己的岗位，为着祖国的生存，民族的自由，勇敢地担起了生产运销指导等工作，这是多么使人感奋愉快啊!回顾战前的茶业界，因为茶栈的把持，洋行的垄断，生产同志的认识不清，学识不够，领导者们的奋力苦斗，只能使没落中的吾华茶叶，不致钻向坟墓。而現在显然地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表現着蓬勃有生气的现象，大家在一个目标之下，紧张地工作着，献出了每个人所有的力量。尤其是在政府统一运销给与华茶的刽子手们茶栈和洋行，以无情的致命打击，而华茶在国际市场中的不安状态亦取得了强有力的稳定力量。不过，因为我国科学文化的过于落后，茶叶界以往的恶习积深过甚，现在的蓬勃气象只是在复兴期中初期的萌芽，要达到复兴的更盛需要更大的努力奋斗和自身改进。而首先最(重，应该是少了这个重字)要的，我们同志间，必须确立起密切的联系，恳切坦白的交换意见，毫无颜忌的讨论政策上的疑问，工作上的困难，技术上的怀疑及报告工作中的心得，生活中认识等，务使官方、民方、官民双方，互相了解，相互策励，互助自助，知彼知己。本刊特辟‘信箱’一栏，就是想使它成为各方联系的中心。亲爱的同志们，大家来努力参加这项工作吧。”
《茶声》在第一期的“消息”栏目中，编辑选发了“贸委会茶叶评价委员首次会议”、“安徽綠茶商标统一”、“祁场見闻——浙江省农业改进所派员考察”、“婺源茶市活跃，山价提高”以及“皖西设立茶业指导所”等消息。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茶用颜料大批运屯”的消息。文章说：昔日洋商初与吾国交易茶叶时，因不知茶之为味，不明品饮之道，吾国取巧商人，每以粗老枝茶，染着色料，混充上品，诈图厚利，一商获利，百商承袭，遂相沿成风，以至于今。当时因洋商莫名着色之所以，未加推究。今者，经化验之结果，知往往所用之色料，大都含有毒质，此风一闻，洋商莫不裹足，今之綠茶欧美市场，所以惨落至今，此其要由也。(近)年来吾国政府，对此颇多注意，如创制无毒色料，取缔有害着色，不遗余力。本年贸委会，皖赣办事处，一承政府往旨，除转请茶管处严密捡验外，并特向上海茶用颜料厂购到大批无毒色料，以备休歙各县茶商采用云。
《茶声》第一期刊发的“祁红首次开盘：最高价二百八十五元，祁红顶盘亿同昌号——汪经理访问记”文章;对于研究抗战时期的祁门红茶经营贸易情况，是有着参考价值的;记者在文中称：“今年贸委会在屯溪收购红茶，首盘最高价格为祁门历口亿同昌茶号，所制大德大面四十四箱。记者闻讯后，特往汪经理(汪经理即汪在宽)私邸访问，承殷勤招待，并畅谈该号详细情形。兹略述如次二亿同昌茶号开设迄今，已有七十余年之历史，自汪经理经营以来，锐意改良，前二年首批红茶问世，售价均为三百元，考其旺销原因，不外：一是早收鲜嫩之草，该号在谷雨前即收齐嫩茶。二是各次所收茶草，分别初制，各次所收茶草品质不一，若混合初制，则必发生发酵不足或过度現象。三是每次发酵量少。四是毛火适度，打毛火不使太低，以达停止发酵为度。五是足火须柔火，不宜过急，补火更加注意。关于包装方面，该号亦力求符合标准，如所用铅罐糊裱后，均经烘干;箱外更加钉铁皮，此次荣获顶盘，决非倖致;特为介绍，以供茶业者参考。”
《茶声》半月刊对于作者的投稿，也是十分重视的;编者说：“在过去我们已经刊布关于酬劳投稿者一些稿酬的话，本刊虽然在经费十分困苦情形下，自后务求增加，以答谢作者的厚意”。编者还特别强调说：“在内容及版式方面，我们尽力加以整理与改进，但因印刷条件，太差，一时尚难达到理想的地步内容方面，我们增加了社评短评、茶界消息和茶人动态各项……。”《茶声》半月刊的编者还坚定地表示：“但我们不愿在困苦情形之中，抛弃这块小的茶叶园地，而使‘茶声’中途夭折，所以在短期休刊期中，我们已经干了许多奠定本刊基础的工作;如调整各部干事，增实编辑内容等，好似在这荒芜的茶园，耕耘了地，施下基肥，播下种子，期待着这种子的繁荣，不能不说这短期休刊期中的收获。”其时，《茶声》半月刊的境况甚是尴尬，一方面是茶叶工作者编辑刊物的热情很高，一方面是办刊的经费十分紧张，况且印刷条件差和刊物纸张低劣的状况也难以改变。虽然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安徽办事处、安徽茶叶管理处和祁门茶业改良场每月给予《茶声》津贴一百三十元，但是，《茶声》半月刊每期仅印刷费就需要七十元;而在《茶声》创刊不久，印刷费用就涨到了每期需九十五元。所以，编者在《茶声》半月刊上公开承认：“筹措经费，颇费时月”，如是，《茶声》半月刊也就出现了延期出刊和合刊的现象;同时还在创刊至第9期后，因人员和经费等问题而进行了短期的休刊调整等。
1940年1月20日，《茶声》半月刊还推出了“新年号”。编者为了庆祝新年还特别举办了征文活动并刊出了征文启事：“‘新年号’本社为提倡茶业之研究讨论，及发挥政府战时茶叶政策起见，特举办新年征文，征文办法如下……。《茶声》半月刊征文的题目范围是，以讨论茶叶产制运销之改进，茶叶生产成本之调查、研究等;征文的体裁不作限制，文言文或白话皆可，惟字数要求在二千字以上，用毛笔或钢笔缮写清楚，并加新式标点。征文的评判工作是由《茶声》半月刊聘请茶叶专家组成评判委员会来评判等级，他们是吴觉农、程铸新、陈公亮、胡浩川、费鸿年、刘庆云、冯和法、冯晓钟、向耿酉和傅幼文等”。
1940年7月20日出版的第24期《茶声》，编者将其定为“内销茶特辑”;编者可能没有预料到，这竟然会是《茶声》的最后一期;虽然不知道70年前《茶声》突然销声敛迹的原因，但在那样艰难困苦的岁月里，《茶声》能够坚持在两年时间里出版、发行24期刊物;已实属不易……。在这期“内销茶特辑”上，编者刊发了《安徽省本年度内销茶概况》、《财政部管理全国内销茶叶办法大纲》和《财政部管理全国内销茶叶实施办法》;同时还刊载了中国茶叶公司安徽办事处、安徽省茶叶管理处共同制定的《会同办理内销茶叶简则》等;为了保证内销茶有关规章的顺利执行和内销茶平衡费用的缴纳，《茶声》半月刊“内销茶特辑”还刊登出《安徽省内销茶叶现金保证缴纳平衡费办法》和《安徽省内销茶叶运闽窨花保证在闽结缴平衡费办法》等。据《茶声》半月刊介绍;征收内销茶平衡费，一为调节内销茶叶量，二为稳定国内外茶叶市场，三为维护茶商利益，四为防止走私资敌……。为此，《茶声》还专门刊载了茶界专业人士撰写的“释内销茶平衡费”的文章。所以说《内销茶特辑》对于研究抗战时期的茶叶经济、尤其是内销茶的产、供、销等都有很好的参考作用或研究价值。
《茶声》半月刊自1939年创刊，至1940年7月停刊，共出印刷出版了二十四期;然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茶声》这类专业刊物都是印量小、发行量少，加之时间的流逝而散佚等原因，所以，能够保存至今的可谓是凤毛麟角，所以也更显是弥足珍贵。但是，它所经历的挫折和磨难，它所记载茶人的含幸茹苦以及那微苦而甘的茶香，唯亲历者与收藏书人方能体味与同享……
【摘自2015年第4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郑 毅(安徽黄山)】
摘要：流传广泛的圆悟手书“茶禅一味”之说是查无实据的臆测，被日本奉为国宝的圆悟印可状和一休授予珠光的圆悟法语两幅墨迹往往被人混为一谈，“茶禅一味”在日本确立后先后两次传入中国，现在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概念，但纠正茶文化领域的错误认识也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茶禅一味 圆悟克勤 墨迹 一休宗纯 村田珠
一、圆悟手书“茶禅一味”之说查无实据
我国茶文化研究者中有人认为“茶禅一味”最早的资料是宋代禅门巨匠圆悟克勤的手书真迹。如丁文在其论文《论“茶禅一味”》中说：“‘茶禅一味’，其说源于宋代，系禅僧圆悟克勤手书赠送参学的日本弟子的四字真诀。(1)”再如江静、吴玲编著的《茶道》也说：“‘茶禅一味’的说法最早是由我国宋代著名禅师圆悟克勤(1063-1135)提出的。据说，克勤曾手书‘茶禅一味’四字真诀，赠予高徒虎丘绍隆。(2)”杭州作家王旭峰也说：“宋代有个叫圆悟克勤的禅师，手写‘茶禅一味’于日本弟子，回国时翻船，装在竹筒中的字幅儿辗转到了一休大师手中，据说一休以此得道。这四个字便成了镇寺之宝，至今仍收藏在日本京都大德寺里。(3)”三者都断定圆悟克勤曾手书“茶禅一味”四字真诀，不同的是有的说这四字真诀是赠给日本弟子的，有的说是赠与中国弟子虎丘绍隆(1077-1136)的。
显然，赠送给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圆悟克勤究竟是否手书过“茶禅一味”的四字真诀?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人们至今未能出示圆悟克勤手书过这四字真诀的史料证据。不仅如此，我们在圆悟克勤的《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以及圆悟弟子虎丘紹隆编录的《圆悟佛果禅师语录》、《佛果克勤禅师心要》等史料中也没有发现圆悟克勤的有关茶禅关系的言辞。圆悟克勤禅师是中国禅林的一代宗师(图1)，著有“宗门第一书”《碧岩录》，在佛教界有着崇高的地位，但要断定“茶禅一味”出自圆悟之手，是必须具备可靠的相关史料的，不能仅仅凭他的禅学建树和地方饮茶习惯进行主观臆测。
其实，在汉语里，“茶禅”或“禅茶”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才被作为一个固定词语而广泛使用。据学者研究，我国古代将“茶”和“禅”二字组合起来，构成“茶禅”或“禅茶”一词的文献资料，最早出现于清代。有人通过《四库全书》和佛教典籍的电子检索，发现中国古代并不存在“茶禅”或“禅茶”这样的概念，至少不是一个重要概念(4)。
不仅是古代，即使在1990年代之前，“茶禅”或“禅茶”也是几乎无人使用的词语。1990年，葛兆光在《读书》杂志发表《茶禅闲话》一文时说：“古人以禅意入诗入画，尝有‘禅诗’、‘禅画’之称，似无‘茶禅’之名，”于是便自己杜撰了“茶禅”一词用于文章的题目(5)。翌年，葛先生又在《读书》发表《茶禅续语》，说“自家不识金镶玉，大言不惭以为‘茶禅’是可以抢个专利证的杜撰，谁料无意中读一书，云克勤禅师赠日本僧珠光语中便有‘茶禅一味’，今尚藏于日本奈良寺中，不觉脸皮无光，只得连叫‘苦也苦也’。(6)”葛先生给自己的文章起了个名叫《茶禅闲话》，以为自己杜撰“茶禅”一词，有首创之功，可以拿个“专利”，没想到某书写着“茶禅一味”语出圆悟克勤之事，顿觉脸上无光，叫苦不迭。
我们无意考究葛先生是从哪本书上得知“茶禅一味”语出圆悟克勤的，我们想说的是，博识如葛公尚且不知有“茶禅”一词，可见至迟到1900年代初，该词在现代汉语中尚未成为一个习用的词语，更不用说“茶禅一味”了。大概由于这样的原因，1992年5月上海文化出版社的陈宗懋主编的茶文化词典《中国茶经》中没有“茶禅”、“禅茶”和“茶禅一味”之类的词条。不仅如此，2002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朱世英等主编《中国茶文化大辞典》也没有“茶禅一味”的词条。
国内学者早已有人对圆悟手书“茶禅一味”的说法提出过质疑。例如，在2007年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茶事通义》中，陈香白指出：“笔者查阅了《大藏经》等相关资料，尤其是《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并翻遍《中日高僧书法集》(江苏美术出版社1990年7月版)均找不到‘茶禅一味’出自圆悟克勤之证据。(7)”可惜的是，这样学术态度严谨的质疑没有被很多人接受，认为“茶禅一味”出自圆悟克勤之手的臆说至今依然在我国茶文化领域十分流行。
二、海上漂流的圆悟印可状
江静、吴玲的《茶道》还说：“这四字真迹后来被来华的日本僧人携带回国，临抵海岸之际，风急浪高，船体粉碎，所幸四字真迹已经漆制装裱，未被海浪吞没，漂至岸边，为人拾起，最终辗转传至一休宗纯手中，成为日本代代相传的国宝。(8)”靳飞《茶禅一味——日本的茶道文化》一书也说：一休“他能把自己老师华叟宗昙的印可状烧掉，但却精心保存着圆悟的一幅墨迹，可见其对圆悟的尊敬。后来一休把这幅墨迹传给茶道开山祖村田珠光。由珠光下传，此墨迹遂成茶道重宝。可惜的是，在流传中有半幅被人截走后神秘失踪了，余下的半幅今藏于东京的国立博物馆，更被列作国宝。(9)”这不符合事实。
遭遇风浪漂流海中的圆悟墨迹，既不是“茶禅一味”的四字真诀，也和一休宗纯没有任何关系。根据相关资料我们知道，经历过海上漂流最后被定为国宝的圆悟墨迹是宋宣和六年(1124)十二月圆悟写给其弟子虎丘紹隆的印可状，日本茶道界称之为“流れ圜悟”，意思是“经过漂流的圆悟墨迹”。因为是圆悟给紹隆的印可状，我们不妨称之为“圆悟印可状”。据传，一名叫尧甫的僧人在萨摩(现鹿儿岛县)的坊之津海边捡到了装在桐木筒里的这幅印可状，后献给大德寺大仙院的古岳宗亘(1465-1548)，成为大仙院的“什物”。所谓“什物”，是指“个人不能随意处理的寺院所有之物”，也就是说这“流れ圜悟”成了大仙院的庙产，物权不归私人所有。后来，大概由于享德2年(1543)的火灾和应仁之乱(1467-1477)给大德寺造成了巨大损失，需要复兴的资金，天正8年(1580)前后，大仙院将其卖给了堺市富商·茶人谷宗临(1532-1601)。宗临的儿子宗卓又把这印可状裁剪为两半，把后半幅卖给了仙台藩主伊达政宗(1567-1636)。剩下的前半幅后归祥云寺所有。位于堺市的祥云寺是谷氏家族的“菩提寺”，即供奉谷氏族祖先的寺院，应该说是檀越对祖庙的捐赠吧。文化元年(1804)，这半幅墨迹又转而为大名茶人松平不昧(1751-1818)收藏，成为松平家祖传的宝物。1938年，松平家族将其捐赠给帝室博物馆，而原先卖给伊达政宗的后半幅至今下落不明。
帝室博物馆即现在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因此，现存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圆悟克勤墨迹，即“流れ圜悟”，只有前半幅19行字。纸本墨书，尺寸为43.9×51.4厘米，因为是现存最古的圆悟克勤墨迹，昭和26年(1951)被定为国宝(图2)。虽然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人对这半幅“流れ圜悟”的真伪提出过质疑(10)，但至今依然没有动摇其“国宝”的地位(11)。
(图注：圆悟印可状(选自京都国立博物馆《日本人和茶》)
圆悟克勤的这幅印可状，原文见于《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四和《佛果克勤禅师心要》卷上，全文约900字，只有“赵州吃茶去”一句中有个“茶”字，此外没有一个“禅”字，更不用说“茶禅一味”了。可见，所谓“茶禅一味”四字真诀经海上漂流或被裁剪为两半最后被定为国宝的说法，不能不说是某些人根据一鳞半爪的信息而主观杜撰的动人故事。
三、一休授予珠光的圆悟法语
再说一休宗纯授予村田珠光的圆悟墨迹。在日本茶道界，通常把一休授予珠光的圆悟墨迹特称为“圜悟の墨跡”，以区别于上文所述之“流れ圜悟”。“圜悟の墨跡”是宋建炎二年(1128)二月，圆悟克勤写给虎丘绍隆的法语，为行文方便，我们暂且把称作“圆悟法语”。
现存的“圆悟法语”，纸本墨书，长61.2厘米，宽29.7厘米。现藏畠山纪念馆，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图3)。原文收录于《佛果克勤禅师心要》卷上《示开圣隆长老》，全文347字，内容是回忆师徒之谊，赞赏紹隆才干，勉励禅途精进之类，与禅茶无涉。
(图注：圆悟法语(选自京都国立博物馆《日本人和茶》)
关于这幅“圆悟法语”，千利休的弟子山上宗二《山上宗二记》有所记载，文中说：“又有用禅宗之墨迹于茶汤者，是珠光得圆悟之墨迹于(一)休和尚，以是为一种(饰物)而乐。(12)”又云“圆悟墨迹一幅，……是昔珠光得赐于一休和尚之墨迹也。(13)”另《宗湛日记》也说：“所谓圆悟墨迹，乃珠光得之于一休而装裱者也。(14)”据此，日本茶道史家一般都认为，村田珠光曾从一休宗纯获得过圆悟克勤的墨迹这一历史事实是基本可信的。
被称为日本茶道开祖的村田珠光(1422-1503)11岁出家入奈良称名寺为僧，因怠慢寺役而被逐出寺院，过着四处流浪的生活。19岁时进入位于现京都府田边市酬恩庵成为一休宗纯的弟子。酬恩庵即现在的一休庵，是大德寺的“末寺”，属临济宗。珠光师从一休修禅，悟出“佛法就在茶汤里”的真谛，一休以圆悟墨迹作为印可状授予村田珠光。珠光将其挂在茶室。《山上宗二记·墨迹》认为此举为“挂墨迹之初也。”，说明开茶室挂禅僧墨迹之先河者为村田珠光。之后，随着日本茶人和禅宗寺院关系的日益密切，茶式挂禅僧墨迹的做法逐渐成为惯例，成为茶会的点睛之物。
挂于壁龛的字画在日本被称为“挂物”，而把茶室里挂的字画特称为“茶挂”。茶室里挂字画，并非单纯为了装饰点缀，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些字画表现茶会主题，统合主客心境，被视为“一座建立”、“一期一会”的“本尊”，是茶会最要紧的物件。日本茶道圣典《南坊录》云：“无若挂物之第一道具者，乃客、亭主共茶汤三昧，一心得道之物也，以墨迹为第一。敬其文句之心，赏玩笔者之道人、祖师之德也。(15)”说明茶会以“挂物”为第一，“挂物”以“墨迹”为第一。而日本茶道界所称的“墨迹”，主要是指禅僧，尤其是临济宗禅僧的墨宝。从这个意义上说，圆悟墨迹在日本茶道史上是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的。
堀江知彦《茶挂之书》提出了作为“茶挂”的四个条件：一、能表现“侘び”“寂び”境界;二、能让人明显地感觉到季节感;三、具有禅意;四、传承路径明确(16)。从传承途径来说，这幅圆悟墨迹也是传承有序，曾辗转于名流大亨之间。珠光去世之后，珠光的养子村田宗珠继承了这幅墨迹，后经武野绍鸥、千利休、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之手，无一不是声名显赫之人，因此，这幅圆悟墨迹自古以来被视为日本茶道的顶级“茶挂”。
四、“茶禅一味”在日本的确立
我们有必要简述一下“茶禅一味”在日本的确立过程。日本在早在16世纪就有反映茶禅一味思想的资料，但“茶禅一味”作为一个语词的确立却是上个世纪的事。
临济宗禅僧大休宗休(1468-1549)语录《见桃录》引松源和尚诗句“茶兼禅味可”(17)，被认为是“茶禅一味”的萌芽。堺市南宗寺开山大林宗套(1480-1568)在武野绍鸥的肖像上所题诗中亦有“料知茶味同禅味”的句子，表达了茶禅同味的认识。记录千利休孙子千宗旦(1578-1658)茶语的《禅茶录》曾被改为《宗旦遗书茶禅同一味》、《茶禅同一味》等书名流布坊间，茶禅一味的概念进一步明确。1905年，大日本茶道学会创始人田中仙樵出版了《茶禅一味》一书，被认为是“茶禅一味”始见于文字的首例，标志着“茶禅一味”概念的确立。
但是，“茶禅一味”并没有很快成为一个社会习用词语(日语称为“熟語”)，笔者查阅手头的辞典发现，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在日本出版的相当于我国的《辞海》规模的大型国语辞典，例如小学馆的《新版·言林》(1963年)、岩波书店的《广辞苑》第二版补定版(1975年)、小学馆的《国语大词典》(1981年)中均未出现“茶禅一味”，而只有“茶禅一致”一词。说明那个时代在日本社会习用的是“茶禅一致”，而非“茶禅一味”。
1988年三省堂出版了松村明编《大辞林》，其中的词条仍为“茶禅一致”，但在词义解释之后列出了同义语“茶禅一味”。三省堂的《辞林21》(1993年)也是如此。可见，大约在1980年代中后期，“茶禅一味”一词才开始成为日本社会习用的四字格习语(日语称为“四字熟语”)。在此之前，也许主要在茶界或禅界使用。例如， 1956年日本出版的桑田忠亲编《茶道辞典》(东京堂出版)、1975年出版的井口海仙等主编的彩色版《原色茶道大辞典》(淡交社)，均有“茶禅一味”词条，而没有“茶禅一致”。后来，作为茶界和禅界用语的“茶禅一味”，随着日本经济增长，习茶修禅人口不断增加而逐渐渗透到社会民众之间，最后定格成为一般民众熟知的四字格习语。
五、“茶禅一味”传入中国
“茶禅一味”作为四字格习语传入中国应该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1937年，日本大东出版社出版了医学博士诸冈存的《茶とその文化》一书，书中有一节专门讨论了茶和佛教，尤其是和禅宗的关系，并用“茶禅一味”和“茶佛一味”来说明茶和禅宗以及佛教的密切关系。1939年12月，诸冈存的《茶とその文化》的中文编译本由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茶叶出版部作为《茶叶丛刊第一种》出版发行，题为《茶与文化》，编译者吕叔达。原书共有两处“茶禅一味”，中文编译版删除了一处。但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知道的最早出现“茶禅一味”的中文资料吧。
大概是由于吕叔达编译的《茶与文化》是浙江省茶叶行业的出版物的缘故吧，该书并未在社会上产生多大的影响。“茶禅一味”第二次传入中国便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的事了。
众所周知，我国的茶文化热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百废俱兴，经济热独占鳌头，文化热不甘落后，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了当时文化发展的抓手，时代潮流滚滚，泥沙俱下在所难免。就茶文化角度而言，1977年，台湾民俗学会理事长娄子匡等人提倡弘扬茶文化，在“茶道”和“茶艺”的用语选择上引起了争论。为了避免和日本茶道的混淆，人们选择了“茶艺”作为代表中国茶文化的概念，形成了中国茶艺、韩国茶礼和日本茶道等反映东亚三国不同茶文化特质的三个概念，为大陆的茶文化热增添了助力。与此同时，我国茶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对邻国日本、韩国的茶文化的关注也与日俱增，各种译介邻国茶文化的专著和文章不断问世，“茶禅一味”亦随之见诸各种书刊，成为人们谈茶说禅时津津乐道的一个概念。
但浮躁的时代难免因浮躁而产生的各种问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当时我国茶文化研究者对日本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因此，在1980年代，有人会把“南浦绍明”当作南浦和绍明，认为是两个人;也有人把“堺”翻译成“边境”，不知道“堺”是日本的一个地名。关于中日茶文化交流历史的知识，当时也大多是通过日文资料获得的，但由于资料欠缺、读解能力、治学态度等诸多原因，造成了这样那样的知识性错误。圆悟克勤手书“茶禅一味”的臆说，以及混淆“圆悟印可状”和“圆悟法语”的错误应该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正如我国经济经过迅猛发展其以后，现在已经步入了稳步发展的新常态那样，我国的茶文化研究也应该由快速发展而转为扎实、严谨的阶段，逐渐纠正茶文化领域的一些广为流传、以讹传讹的错误观念和错误知识，已是茶文化研究者的当务之急。愿和全国茶文化研究者共同努力。
【摘自2017年《吃茶去》杂志(总第67期);作者：曹建南(上海)，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专家)】
参考资料
(1)郭天成主编《上海国际茶文化节论文选集(1994-1997)》，上海国际茶文化节组织委员会，1984年，第78页。
(2)江静、吴玲编著《茶道》(《日本文化丛书》第一辑)，杭州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3)王旭峰《爱茶者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4)宣方《茶禅一味：传说、历史与现实》，沈立江主编《盛世兴茶——第十三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精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5)陈平原、凌云岚编《茶人茶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65页。
(6)同注(5)，第72页。
(7)陈香白《茶禅一味》，竺济发编《茶禅东传宁波缘——第五届世界禅茶交流大会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第18页。
(8)同注(2)
(9)靳飞《茶禅一味——日本的茶道文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91页。
(10)千宗左等监修《新修茶道全集》卷二《器物篇上》，春秋社，昭和30年，第43页。
(11)《千利休ー‘侘び’の創造者》(別冊太陽ー日本のこころ155)，平凡社，2008年，第47页。
(12)林屋辰三郎等编注《日本的茶书(1)》(东洋文库201)，平凡社，昭和46年，第141页。
(13)同注(12)，第189页。
(14)熊仓功夫《茶の湯歴史ー千利休まで》(朝日选书404)，朝日新闻社，1990年，第106页。
(15)中村直胜《茶道圣典·南坊录》，浪速社，昭和43年，第115页。
(16)堀江知彦《茶掛けの書》(东方选书13)，东京书籍株式会社，昭和52年，第9页。
(17)松源和尚，有人认为是宋代禅僧松源崇岳(1132-1202)，但查《松源崇岳禅师语录》无此句，待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