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茶的习俗4种习俗

范建华，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大益智库院长，云南省社科联原主席，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担任国家行政学院、云南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四川大学特约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特约研究员，财政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产业协作体专家委员会委员。

邓子璇，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乡土文化与乡村振兴。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村落影像文化志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成果，全文转载自《农业考古》2022年第5期

摘要

当前，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已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2022年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若申遗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茶为主题的文化遗产。因此，探究其价值内涵及申遗意义显得极为迫切而重要。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拥有种植年代久远、活态保存千年万亩人工栽培型古茶林，是中国西南地区世居民族延续至今的林下茶种植传统的典型例证和人类早期茶种植模式的活化石，拥有以布朗族、傣族为代表的山地民族在充分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基础上凭借智慧凝炼出的独特土地利用技术、村寨建设技艺和传统手工制茶技艺，是生态之真、人文之善、风貌之美协调联动的智慧山地人居新范本。充分挖掘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报世界遗产的意义所在，对于确立中国作为世界茶叶原产地地位、弘扬中华茶文化、充分发挥茶科技水平以及做大做强中国茶产业、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目标，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遗产价值；现实意义

作为当今活态保存最完整的文化景观，景迈山千年万亩古茶林被中国列为2022年首选推荐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全面综合考察研究景迈山古茶林的历史成因、文化价值、生态意义以及现实保护、开发利用等相关问题，无论是对于人类农业发展史还是古茶林自身的文化景观价值以及其隐含在景观表层下的民族植物学、文化人类学意义，都是十分重要的。本文正是基于上述思考而展开的探讨。

一、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的时代背景

茶，与咖啡、可可一样，并称为世界三大非酒精类饮料，在全球消费链中占据着重要的经济地位，据统计，全球产茶国和地区达60多个，茶叶产量近600万吨，贸易量超过200万吨，饮茶人口超过20亿［1］。当前全球已有咖啡、葡萄、龙舌兰种植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以茶为主题的文化景观遗产项目依旧处于空白状态。作为人类和大自然共同创造的杰作，茶不仅是最佳的植物饮料，更是中华文化的媒介符码，它承载着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是中华农业文明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中国是茶和茶文化的起源地，茶之于中国，就如同咖啡之于巴西，红酒之于法国，啤酒之于德国，作为一种日常的存在，可谓不可或缺。从上古时期神农尝百草发现茶的药用功能，到唐代饮茶之风蔚然盛行，到宋代茶艺、茶道已成为文人风雅标识和市井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明清时期茶叶通过大航海货船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茶穿越历史，跨越民族和国界，在中华文明与外域漫长的交往进程中扮演着外交使者的重要角色，是我国向世界传递和合文化、展示风雅形象的中华名片，也是以更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方式与世界对话的桥梁载体。

2019年12月，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5月21日确定为“国际茶日”，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茶产业、茶文化的高度认可和赞赏。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武夷山市星村镇燕子窠生态园考察时，强调“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以深化茶文化交融互鉴，实现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2021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向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时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是人类文明赓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全面、系统地开展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遗产申报工作，推动古茶树种植园林有机、可持续演进并传承中华茶文化，既是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之需，也是筑牢中国茶文化在世界茶种植、制作、品饮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提升我国茶产业竞争力和知名度的内在要求，更是保护全球生态、文化、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重温人类文明记忆的有效路径。

如今世界各地广泛种植的茶树属于山茶科、山茶属、茶组和变种，以及它们之间的杂交后代，是由野生茶树自然演化和人工驯化而形成的茶树类型，据科学证实，中国西南地区是全球著名的古第三纪孑遗植物庇护所，也是山茶属的分布中心和起源中心［2］。在云南澜沧江流域的普洱、西双版纳、临沧一带分布着大量的野生茶树、过渡型茶树和栽培型茶树，该地区栽培型茶树以乔木型、大叶种的普洱茶树为主，而景迈山古茶林就处于该区域的中心地带［3］。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位于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遗产申报区和缓冲区涉及惠民镇下辖景迈村、芒景村、芒云村以及糯福乡的勐宋村，留存着1180公顷的古茶林和15个由傣族、布朗族、哈尼族、佤族、汉族等多民族聚居的传统村寨，被誉为“茶叶天然林下种植方式的起源地”和“人类茶文化历史自然博物馆”。申报遗产区包含5片规模宏大的古茶林、分布其中的5个布朗族和4个傣族传统村落以及古茶林之间的3片分隔防护林，申报遗产区面积71.70平方千米，缓冲区面积119.28平方千米。当地世居民族在与自然动态调适过程中营建“茶在森林，村在茶林”的山地景观序列，在长期茶业生产生活实践中与族群原生性文化相糅合，形成“和、善、礼、诚”的茶文化体系，以及在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下坚守“人、茶、地和谐共生，圆融统一”的美学具象空间，是景迈山古茶林与全球普遍存在的现代台地茶种植园相比所具备的特殊价值特征，也是全球森林生态农业开发、土地和资源利用可供借鉴的活态发展范式。

自2010年启动申遗工作以来，普洱市澜沧县在国家和省文物相关部门的积极支持和业内有关专家的鼎力指导下，开展了大量申遗基础性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初步成效。景迈山古茶林陆续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遗产（GIAHS）保护试点”“世界茶源”“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2022年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若申遗成功，其将成为全球首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景观遗产。近年来全球诸多产茶及拥有悠久茶文化历史的地区，如与中国有着茶源地之争的印度阿萨姆和大吉岭茶区、日本宇治绿茶产区、韩国河东郡花开谷茶区、缅甸掸邦高原产茶区等，正在深度激活茶园独具鲜明地域特色的历史和景观资源，纷纷为可持续保护管理抑或申遗做足准备，在国际社会对茶业发展高度重视和投入支持的良性态势下，景迈山古茶林作为茶类文化景观的典型代表申报世界遗产，不仅是对遗产地多元价值的重新认知、传承延续与再创新，也是大力弘扬普洱茶文化、讲好民族故事和中国故事、做大做强茶产业的迫切需要，这于景迈山、于中国乃至全球茶界而言，都将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

二、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独特意蕴所在

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文化景观作为新的遗产类型正式列入世界遗产体系，文化景观代表着“自然与人类的联合工程”［4］，与以往单维度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自然与人文、物质与精神的有机融糅以及人地互动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是人类将自身生息需求、情感意志、审美趣向、精神信仰建构于真实的自然之中并通过实践参与形成的独特景观物象。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附录中，文化景观被划分为“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和“关联性文化景观”三种类型，其中“有机进化的景观”是指人类对土地及自然资源的智慧利用及催生的产业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5］,而景迈山古茶林便是体现人地之间长期而深刻的内在关联和双向互动关系的有机进化类文化景观的经典案例。其“林茶互生，人地共荣”的自然-文化复合生态系统，向世人展示出原始森林农业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彼此阐发、交相辉映的生动图景，它揭示了世居民族与茶相互依存的真实样态，传递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天人合一”的哲思理念及所蕴含的崇高生存智慧，因茶而衍生的物质财富、精神生活和伦理秩序映射出茶这一灵性植物对当地民族向上向善处世之道、知识系统及美好生活意景的正面形塑，是景迈山古茶林传承千年依旧保持鲜活生命力最本质的写照。

（一）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见证中国作为茶叶种植起源地的重要实物标识

我国产茶区域分布十分广阔，东自东经122°的台湾东岸，西至东经94°的西藏林芝，南自北纬18°附近的海南榆林，北至北纬38°的山东蓬莱山，在气候类型上横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三个自然特区，涵盖全国2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形成了西南、华南、江南和江北四大茶区。各地区广泛种植的栽培型茶树起源于野生茶组植物，是在人工选育、自然和人为杂交以及地理气候差异等诸因素交织作用下由山茶科树木向小乔木和灌木型茶树演变而来，据科学证实，中国西南地区是山茶属的现代分布中心和起源中心［6］。第四纪冰川时期，大量物种灭绝，而地处北回归线地带的澜沧江流域的茶组植物得以孑遗幸存，之后逐步被驯化并大规模栽种。在世界茶源的核心地带--普洱市，发现了从茶树始祖逐渐演化为人工栽培茶树的五个重要阶段的典型实物遗存，即茶树始祖（景谷3540万年前的宽叶木兰化石）—茶树远祖（多地发现2500万年前的中华木兰化石）—野生茶树（镇沅县哀牢山千家寨2700年野生茶树王）—过渡型茶树（澜沧县邦葳千年过渡型茶树）—栽培型茶树（景迈山千年万亩古茶林）。

作为当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年代最久远、成片面积最大的千年万亩栽培型古茶园，景迈山古茶林中现存着4条雌蕊花柱的大茶树，与拥有3条雌蕊花柱的普通栽培型茶树不同，其花瓣数、叶形也具有野生茶组植物的特征，其极有可能是景迈山上的野生大理茶与普洱茶的杂交后代，是野生茶组植物曾经生长在此的证据。公元10—14世纪，布朗族、傣族先民迁徙至景迈山时发现这里有大面积的野生茶树，便开始在此建寨定居并人工栽培茶树。明清时期茶叶贸易的兴盛直接推动了景迈山茶树种植规模的扩增，古茶林成为原住民重要的经济来源，19世纪中叶开始，陆续而来的瘟疫战乱导致西双版纳境内的易武、倚邦等清代贡茶山头的茶林资源被焚毁，而由于景迈山地处偏隅，古代交通位置又在茶马古道支线附近，因而侥幸躲避了这些灾难性的意外事件，使得景迈山古茶林得以保存并快速发展。在世居民族历经千余年的共同守护下，时至今日，景迈山依然留存着以大平掌古茶林和芒景山古茶林为典型代表的五片古茶林，被称为世界栽培型茶树的起源地。当前古茶林总面积达1180公顷，茶树种植密度超过1000棵/公顷，估算提名地古茶林内茶树数量超过120万株，其中树龄上百年的古茶树占比为9.8%［7］。景迈山千年万亩古茶林真实而又完整地阐释了茶树物种起源与早期驯化栽培之间的关系，是对从原始野生驯化到人工栽培型茶树形成的世界茶叶演化史的实物见证。

（二）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人类早期林下茶种植传统的当代缩影

布朗族、傣族先民定居景迈山以后，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大叶茶树耐荫、喜温、喜湿的生长习性，于是他们因地制宜采取了巧妙智慧的“林间开垦，林下种植”生产技术。林间开垦，是指在森林间有限度地片状开发种植茶树，在每片茶树林周围保留一圈森林作为第一道防护带，宽度40米左右，防护带内不得砍伐树木和种植茶树，从而形成连片的古茶林，同时在古茶林片区之间保留一定面积的森林作为分隔带和防护林，以有效防止大风、低温和病虫害传染等自然灾害。林下种植，是指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天然森林资源，在森林中选择性地在林间砍伐部分对茶树生长不利的乔灌木而保留一定的遮阴乔木和芳香植物以后，采用茶籽播种有性繁殖的方式栽种茶树，养护茶林，形成疏密有度、障透有序的乔木-茶树-草本植物群落的立体结构。上层主要生长茱萸、木荷、多衣、红椿等高大乔木；中层是本地种茶树优势群落，同时分布着樟科、杜鹃花科等植物；下层为禾本科和蕨类、药材、野生蔬菜等草本植物。这样一来，既能巧妙提升各层次植物群落对光能和养分的吸纳效率；还可以使自然植物的芬芳沁入茶叶，优化茶叶品质；更重要的是，古茶林自形成至今未施加任何化肥农药，只需充分利用森林生物多样性特性便可实现土壤肥力自我维系和病虫害自我控制，从而有效保持古茶林生态功能的完整性和稳定性［7］。

茶林内不得随意砍伐、拾捡树木、捕猎益虫益鸟和种植其他作物；一年一般仅采摘春秋两季茶叶、人工除草两次，禁止毁林开垦为农田或现代茶园……以政府出台的保护管理规定、传统乡规民约以及世居民族自觉护茶的伦理信仰三方协同之力维系着古茶林纷繁多样的生物生境与蓬勃生机。当地延续千年的林间开垦、林下茶种植传统和高效平衡的森林生态系统，在全球茶园普遍采取“台地化种植、机械化生产、农场化管理”的运作模式以打造现代种植园经济的大背景下尤显独特，展现了世居民族遵循野生茶树生理特性和生长规律栽培茶树的漫长历程中领悟积累的智慧知识，以及依托丰富物种群落之间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来实现森林-茶林良性互动、有机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景迈山古茶林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上为数稀缺、依旧活态传承早期茶种植方式和原始茶林风貌的特色农业景观，其“林茶并植，物种共生”的复合种养系统，能为现代台地茶园探究原生态立体有机循环发展模式提供可供借鉴的范本，为世界茶叶种植基地提供云南本地古茶树优质种源及引种繁育方案。

（三）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理想山地人居环境的活态范本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形成与发展是世居民族“天人相生，物我合一”以及“取材于地，取法于天”的生态智慧理念落地的表现，是本土原住民在特定的山地生态语境下谋取生产生活和生存繁衍、崇尚自然和审美追求，通过与自然持续互动实践将原始森林缔造成多元性文化具象场域的结果，真实刻画出千余年来傣族、布朗族等多民族求知求善、团结互助，在资源有限较为封闭的小社会中营造的极致与卓越的中华农业文明和理想人居意景。源于世居民族的自然选择、土地利用、环境营造以及山岳神灵崇拜追求，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将山地、森林、河流等自然空间，茶林、耕地、水田等生产空间以及民居、佛寺、茶魂台等生活公共空间纳入和谐统一的整体格局之中，形成了要素自发有序、功能有机融合的山地生态机理。布朗族和傣族先民在聚落选址时注重地域特征以及各空间节点之间的适配平衡，首先根据景迈山地形、水源分布和朝向等自然条件确定神山，作为景迈山一切生灵的保护神和胜地加以保护，如景迈的广景山和芒景的芒景山。其选择均为整个山脉中的制高点和向阳坡，神山既是神圣的宗教祭祀场地，也是村寨水源林所在，受到严格的保护管理；神山确定后便背山面水选择西坡或北坡搭建群落式布局的村寨，而将朝向较好的东坡和南坡留作耕地，村寨在海拔1400米左右，位于连绵云海之上。然后以村寨为中心，在其周边种植茶树以便于对茶林的管护；为避免开垦和种植过程中对古茶林造成的干扰，生产粮食和蔬菜的耕地选在距离村寨较远、水源充足的低海拔的地段。此外，傣族的迁入带来了先进完善的水稻农业耕作技术，同时结合景迈山的地势特点在河谷旁营建山地稻田。当地居民对土地巧妙的垂直利用和平面开发使景迈山形成具有深远延展性的独特文化景观界面［8］，呈现出“神山、森林-古茶林-村寨-耕地-水田-河流”自上而下的不同等高线的立体空间序列分布、“村寨-古茶林-森林”由点到面的功能圈层以及“寨心-干栏式民居-佛寺-寨门-神树”由内向外排列开充满信仰寓意的村寨建设布局，有效地实现了生态平衡、生产实践和生活美学的有机融入与完美糅合。从整体格局的营造到细部实物的雕饰，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处处展现着色彩、形态、线条、生物、地质、水文等构成的合规律性所给人的自然崇高美感［9］，它赋予了人类与自然一体同源性关系的全新表达并诠释出生态之真、人文之善、风貌之美协调联动的智慧山地人居新范本。

（四）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多民族汇聚、茶文化浓郁的人文福地

景迈山古茶林也是一座以茶为主题、具有鲜明地域风格和多民族特色的乡土聚落景观，遗产申报区内纳入遗产要素的传统村寨共9个，包含景迈大寨、勐本、芒梗、糯岗老寨等4个傣族传统村寨，以及芒景上寨、芒景下寨、芒洪、翁基、翁洼等5个布朗族村寨，还有1个以酿酒而闻名的汉族村寨—老酒房未被纳入遗产申报要素，缓冲区内包括1个水傣村寨—班改、1个佤族村寨—南座以及3个哈尼族村寨—笼蚌、那乃、芒云老寨。作为较早种茶、饮茶的族群，布朗族、傣族等世居民族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与茶相伴，以茶为生，并在共同守护古茶林生态、维护景迈山社会稳定、安居乐业的信念使命和自觉行动的支撑下，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族内和族际和谐关系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存方式。当地村落-政府-宗教三方协管的社会治理体系给予了村民充分的民主决策权和公平的交流发言权，例如村委会、村民小组及茶叶合作社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制定村规民约、建立群众性组织和参与遗产地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各村落“古茶林保护小组”注重吸纳德高望重、熟知传统文化的长者和宗教人士加入，以负责村落日常事务管理之中，这种和谐参与地方事务治理的共治机制发挥着教育村民、团结族群和维系基层社会秩序的积极效应［10］。传说中布朗族茶祖帕哎冷去世时曾留下遗训，嘱咐后人“一定要像保护眼睛一样爱护茶树”，作为世居民族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茶潜移默化且深远持久地形塑着民族精神气韵、维系着族内族际关系。当地民族在种茶、食茶、制茶、品茶、售茶等一系列与茶日常相处、对话的真实情境中，自然地习得了与茶精神内核相通的包容平和、温良恭俭的品格心性、质朴儒雅和崇尚自然的美学生活态度。村民们秉承茶祖遗训，一代代地守护茶林，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人在草木间，人生于草木，必将还原于草木”的茶文化精神。同时，茶也成为个体与个体、民族与民族之间传情达意、倾心交往、信息共享的灵动媒介，是乡里往来的待客礼物、提亲定亲的爱情信物、婚丧嫁娶的邀请信函以及宗教祭祀的必备净物，它作为物质实体抑或符号象征达成了村民和睦共处、和衷共济的沟通愿景［11］，连结起景迈山多民族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强化了群体成员的民族归属感、身份认同感和地方依恋情感。基于对茶的敬仰与崇拜之情，当地村民在长期乡土共同体的生产生活中融入原始宗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孕育出具有鲜明地缘生态特征和民族个性、与传统民俗相联系的茶文化事象，具体包含种茶文化、采茶文化、制茶文化、食茶文化、饮茶文化、品茶文化，以及与茶有关的祭祀活动、文学艺术等（见表1）。茶祖与茶魂（神）树祭祀是景迈山最独特最重要的仪式活动，布朗族和傣族分别将各自的祖先帕哎冷和召糯腊尊为茶祖，并结合民族节庆活动——布朗族山龛节、傣族泼水节在古茶林、茶魂台、茶祖庙等地举办神圣的祭祀仪式，各民族齐聚祭台表达出感恩神灵、祈求茶叶丰收和生活美好的精神夙愿，茶已然超脱出最初的物质功能，成为印入民族血液骨髓的精神图腾和沟通神灵、纳祥祈福的神物象征。

三、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阐释

景迈山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处于有机演进的历程中，它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中断，主体民族没有发生更替，古茶林的位置及茶树品种未曾改变，茶产业和传统民居建筑发展、原住族群茶树资源利用的每个历史阶段在此都有完整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例证，正是这些真实生动的人文印记、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才造就了景迈山多元化的文化遗产价值［12］。价值辨识是文化景观遗产认定的核心要义［13］，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符合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简称OUV价值）评估标准中的标准iii和标准v（见表2）。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景迈山的景观内容不断发生动态演化，景观价值也在不断地延续和沉积。全面、准确地厘清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既是深层次地诠释遗产所具备的突出普遍价值的有效方式，也是申遗成功之后实现遗产地长效、有序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所需。

（一）历史见证价值：完整清晰地勾勒民族迁徙、茶叶种植等漫长文明史

景迈山至今仍活态地保留着众多传承民族集体记忆与地方发展历史的民间文艺作品、林木群落和文物古迹，主要包括以神话、传说、故事、歌谣为代表的口传文学，以经文、典籍、诗书为表现形式的叙事文本，以社会风俗、节庆、礼仪为主的民俗传统，以古茶林、竜林、古寨、佛寺、祭台、古道为代表的物态象征，以传统村落为代表的乡土文化载体和人们生产生活的物理空间和文化空间，这些文化样态共同书写了景迈山族群生存繁衍、迁徙定居、英雄事迹、族际往来、茶祖祭祀、茶叶种植和贸易等千百年来未曾间断的文明发展史。当地关于布朗族祖先帕哎冷和傣族祖先召糯腊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也以傣文的形式记载在文本之中。据民族传承人口述和文史资料［14］记载，布朗族祖先最早居住在“勐些”（今昆明滇池一带），后来迁徙到勐卯毫法（今德宏瑞丽地区），因族群间资源争斗的爆发，以帕哎冷为首领的部族便继续往东南方迁徙，寻找生息繁衍之地。茶是布朗族祖先在迁徙途中因流行病侵袭而意外发现的，茶独特的解毒功效挽救了整个族群的生命，从那以后茶便成为布朗族先民神圣的药品，首领帕哎冷要求在迁徙途中，若看到茶树必须做好标记并有计划地将茶树进行人工移植栽培，因此凡是布朗族居住过的地方，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人工种茶的痕迹。经过漫长的迁徙，帕哎冷率族群来到了“芒景汪弄发”（今芒景山），茂密的森林资源和茶树资源让这一族群决定在此安家建寨，开荒种地，在狩猎的同时开始栽培茶树，他们从森林中带回野生茶籽和茶苗，种植在寨子周边、房前屋后，对野生茶树进行人工驯化，茶树从一棵到数棵，再到成片成山，数十代人的辛勤劳作与用心呵护，换来了千年万亩的古茶园景象。足智多谋的帕哎冷还以政治联姻的方式迎娶了景洪傣王的女儿——七公主“喃发”，为当地引入了先进的稻作农耕和纺织技术。这些古老传说后面所隐喻的则是布朗族和傣族两个族群体在景迈山相依互存，互学互鉴，种植茶叶共建景迈山的历史真实。景迈山还流传着傣族祖先的传说，部落王子召糯腊最早与族人生活在勐卯毫法一带，随着部落规模的壮大，食物供应愈发匮乏，召糯腊只好带着部分族人重寻新的生活之地，他们顺着澜沧江而南下，一路跋山涉水来到景迈山。在一次偶然的巧合中，茶叶治愈了妻子喃应腊的怪病，于是召糯腊便召集族人将茶种撒遍山间，世代种植以惠泽后人。虽然各民族信奉着不同的祖先，这些世代口承的神话传说却用生动的语言再现了景迈山世居民族的生存发展历程、漫长迁徙图景、族际结盟和亲以及最早发现茶的药用功效后逐步植茶成林的人茶际缘故事，反映了各族群面对艰苦卓地的生存环境不断调整、平衡与外部自然社会关系的历史实践逻辑。此外，从物态象征来看，千年万亩古茶林与现代有机疏林茶园和谐相融的共生场景，真实而完整地展现了早期野生茶树被人工驯化栽培等过程，同时也记载着20世纪90年代为了片面追求高产而利用现代种植技术在古茶林外围开垦高产台地茶园的历史以及人们在实践探索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台地茶园单一林种结构所带来的病菌感染、农残超标等局限性后，反思性地去模拟古茶树生长环境将其回归至“生态多样性+稀疏留养”模式的茶叶种植发展模式的现代有机茶林建设。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历史见证价值，还体现在融合佛道教及汉族文化的芒洪八角塔、景迈大寨西侧遗留的石铺茶马古道和过去茶商马帮留宿的撒拉房等文物古迹、遗址遗存，也客观地印证了景迈山早期民族对外文化交流、茶叶商贸往来的繁荣景象。

（二）自然生态价值：原生态的自然基底、农业景观环境以及古朴的自然崇拜生态观

从原生态基底来看，景迈山古茶林的形成离不开当地特有的自然形势和地理形态。景迈山地处横断山南延部分，北回归线附近，属亚热带立体季风气候，巍峨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阻挡了南下的寒流，因而景迈山气候温暖湿润，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只有旱湿两季，年平均气温18.4°C，年降雨量1689.7毫米，年均相对湿度79%，最低海拔1100米，最高海拔1662米，平均海拔1400米。由于环绕景迈山的南朗河、南门河输送充分的水汽，特殊的对流条件和气温分层现象让景迈山容易产生大规模云海，每年出现云海的天数180天左右。辖区内雨热同季，纬度低海拔高，昼夜温差明显，再加上常年云雾遮罩，形成了一个水土与水汽生态循环的局地小气候环境，十分适宜茶树生长，出产的茶叶往往翠绿多毫，持嫩度好，茶叶内含的氨基酸、叶绿素和含氮芳香物质更为丰富。从农业生态景观来看，景迈山古茶林是一处完美体现生态链主体性和整体性的农业活态遗产。当地族民因地制宜地利用茶树天然生长习性和森林生物多样性，在原始丛林中做有限度的斑块状开发古茶林，从而创造出一个依靠自身便能抵御自然灾害风险、规避生态脆弱环节，以及不断实现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具有稳态延续能力和生态韧性的农业生产系统，揭示出物种间正相互作用及资源互补利用的可持续的重要生态学机制。与此同时，原住民在森林里建寨，在村寨四周栽培茶树，营建了“茶在森林中、村在茶林中、耕地和其他生产活动在茶林外”立体复合的山地高效农业和特色人居景观，它深刻阐发了人与自然环境间非凡的和谐关系以及将人的生命、生养、生计、生业融入生态之中的传统农事经验与生存智慧［15］。

从世居民族的生态信仰来看，当地以“万物有灵”“天人合一”为核心的民间信仰和行为指向生动地传递出原住民们在特定生存环境下认识、顺应自然、与天地自然共生共存的集体智慧。世居民族的精神信仰体系是复杂的、多元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茶为象征符号的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与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相互交织、堆叠，从而促成了一系列对万物生命浓厚关怀、对自然取用有节等维系礼制秩序和生态节律的风俗禁忌、民俗仪式。例如，每个村寨都有着自己的竜林，一般选于寨子背后的一级水源林，竜林是不可侵犯的神灵栖息之地，林内不能随意进入、破坏一草一木，以超自然的神灵权威规范着当地族民对生态保护的实践行为，有效遏制了因水土流失和乱砍滥伐所带来的自然灾害和生态失衡；关门节和开门节是景迈山傣族、布朗族、佤族等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民族的共同节日，7月份关门节开始后人们必须集中精力投入劳动，不得进行恋爱嫁娶、起房建屋，尽量减少社交集会活动，直至10月份开门节到来。节日中有个重要的“苏玛”文化，“苏玛”是向老师、父母等年长者敬礼、道歉的意思，人们通过佛教戒律中强调的断恶修善、节制自律等伦理道德来约束自己向自然过度索取的欲望；此外，限制对资源持续开发的轮耕垦休制度，利用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事生产的习俗惯例，种茶采茶前祭祀茶神以及砍树前敬献树神等，都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神性心存敬畏的社会规范和文化自觉，对景迈山整个区域的生态平衡、自然运转及可持续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世居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缔造、凝结的传统生态信仰体系蕴含着人与自然之间朴素而深刻的辩证关系及生态哲学智慧，特别是其中将“万物平等”“和谐共生”等生态价值理念与民族社会的生活习惯及道德评价融合的诸多举措在当今仍发挥着效用［16］，为帮助我们应对伦理危机和生态危机、推动绿色发展和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三）传统技艺价值：智慧的土地利用技术、村寨建设技艺及手工制茶技艺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原始森林农业土地利用的典范，当地居民在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演化和动态适应的过程中，形成了因地制宜而又巧妙独特的土地利用技术，主要包括森林-茶林-村寨相互依存的土地平面利用技术。依据海拔差异高效配置资源空间的土地垂直利用技术以及背靠神山聚居、围绕寨心建寨、适应气候地势建屋的村寨建设技术。

在聚落居住空间布局上，寨心是整个村寨建设的基准点，也是村民进行宗教祭祀、公共集会的中心场地。寨内的佛寺等建筑和民居围绕着寨心紧凑布局，由内向外依次扩展而建，上下成行，左右成排，且每户的道路出口和门口都朝着寨心。排与行之间是整洁的巷道，顺次延伸至每户民居，直通寨心，构成完善的村寨内部交通网络。传统村寨向心式的围合布局，既象征着族群集体同心同德同前行的精神凝聚力，也彰显出先民基于深刻自然体悟对山形地势的巧妙规划和集约设计，其将各类生产生活土地利用功能耦合协调以达成统领空间的作用，通过在民居整体空间之中有规制地设立寨心、佛寺等公共文化空间节点，将祭祀祈福等集体文化活动与村民日常生活亲密联结，有效提升人们对文化功能空间的参与感。

世居民族为了适应气候炎热、潮湿多雨、山势崎岖等特殊自然地理环境，就地取材充分利用木竹草等天然建筑材料创造出极富地域特色的传统干栏式民居。屋顶被巧妙地设计成双斜面的“人”字形，即歇山式屋顶，防止积雨所造成的对建筑物的损坏。底层为架空层，过去一般用以堆放杂物或者饲养牲畜。二层由前廊、火塘、堂屋、晒台等组成，是一种与自然环境内外交融并集居住生活功能和茶叶晾晒、加工等生产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式民居形态。从先民定居景迈山至今，传统干栏式民居经历了从一代草木结构干栏式民居，到二代瓦木结构叶檐干栏式民居，三代瓦木结构高楼干栏式民居再到四代砖混结构高楼重檐干栏式民居的演变过程。虽然建筑材料、干栏层和二层板壁的高度、空间功能利用有所改进，但民居的整体风貌样式和空间肌理依旧能清晰反映民族和地域特征。当前芒景村、芒景村翁基村寨以及景迈山糯岗村寨已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传统民居（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建筑及新建的木构干栏式建筑）及与环境协调的现代建筑栋数占总民居建筑数量的80.35%，其中保存最好的糯岗老寨传统民居比例达100%［2］。

在制茶工艺方面，景迈山传统手工制茶技艺被列为市级非遗项目，其手工制茶的古法仍传承在族群记忆和生产实践之中。早期当地族民制茶方式较为简朴，将鲜叶用手揉搓后去涩味，再晒干或用火烘干即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尤其是明代茶饼制作技术传入后，典型的景迈山普洱生茶加工方式以手工制茶饼为主，流程包含采茶、摊凉、杀青、炒茶、揉捻、晒茶、拼配、筛分、压制等多道工序，火候的大小、炒茶的时长、揉捻的力度都很讲究，要靠制茶师傅的口传心授以及徒弟的悟性和长期实践才能掌握。

（四）艺术美学价值：诗意栖居的乡土景观和投射情感的文化表象

在传统村落日趋空置离散，乡土传统与记忆逐步消解的普遍现实景象下，景迈山古茶林仍呈现出一派“绿意盎然，鸢飞鱼跃，烟火人家”的生机之美，成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样本。也正是茶为当地村民构筑的丰裕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让村民们始终秉持着回归自然、简朴素雅的美学理念以追寻“诗意地栖居”这一审美化的生存境界。景迈山古茶林的核心气质是天人合一，体现为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内在同构，人文与自然的交融互动［17］，它是将真善美和谐地渗透于乡土肌理之中的大地艺术。“真”体现在林田、村舍、屋宇、古道、佛寺等节点景观与自然环境的形和势协调契合而展现出柔婉流畅的整体灵动性和韵律感；“善”体现在当地敦睦友邻、崇德向善的淳朴民风以及在尊重生命、善待万物等朴素生态伦理观滋养下所造就的生物多样性之繁盛；“美”体现在葱茏茶林与缥缈云海、万道霞光、静谧古寨交相辉映呈现出如诗如画、田园牧歌般的乡野图景。深邃幽远的茶林意境、青瓦木墙的民居样式、拜神祈愿的宗教信仰、弹性有序的空间布局以及原始质朴的风格基调，构成了景迈山隐逸出尘的独特神韵。从生活美学意向上看，景迈山古茶林可谓是一座“浓翠蔽幽径，花深掩柴扉”“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理想人居之境。

景迈山古茶林还留存着诸多叠加喻义诉求的文化景观物象和意象，当地族群将自身的审美意趣、情感体验、品格意志、倾注心灵的期冀以及对天地的感恩等主观意愿投射于自然之中，通过场所构建和文化内容填充等持续性的实践行为，形成了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化精神外化形式［18］（参见次页表3），包括芒洪八角塔、哎冷山茶魂台、翁基古寺、萨迪井等历史遗迹，竜林、蜂神树、茶神树等神化自然表征，节庆、舞蹈、音乐、文学等民俗艺术以及屋顶装饰、室内火堂等细部雕饰物……作为族群记忆保存和传递的载体，这些带有温度的物态空间和符号表征着特定的文化意义，如布朗族屋顶上的一芽两叶装饰映射出茶已然成为族群的精神图腾，同时也表达了他们祈福生活像枝繁叶茂的茶树一样蒸蒸日上的心愿；民居室内中心的火堂是家庭内部进行煮饭等日常活动、商讨事宜、招待客人的重要场所，其承续了保佑氏族繁衍兴旺的神圣意义；泼水节将傣家人对水的挚爱与崇拜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人们互相泼水以表达对幸福生活的祝愿和对生命的礼赞。这些凝结着时间厚重感、交织着多样化精神与情感认知的珍贵见证物，便构成了景迈山古茶林文化艺术价值表现的主要内容。

四、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的世界意义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一座以古老的林下茶种植传统为鲜明标识、以多民族聚居和多文化交融为特色标志，被全世界公认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自然和人类的共同作品”，作为全球首个以茶之名申遗的茶山，景迈山古茶林肩负着中国茶与世界不同地域文明交融互鉴的神圣使命，其申请世界遗产不仅能提升人们对遗产地多元价值的认知自觉、文化自信和保护实践，推动古茶林所承载的自然、文化与历史生命的当代延续，而且能为世人认识真实全面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展现悠久的中华茶文明和民族精神风貌提供独特而生动的窗口，更能填补茶叶种植园地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空白，为世界茶树种质资源多样性、特色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元性的维护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千年万亩古茶林、极具魅力的传统村落、干栏式民居建筑群、佛寺金塔、茶魂祭祀台、手工制茶技艺、节庆民俗等不同内容和形式的自然与人文历史文化遗存，共同构成了景迈山独具民族特色的茶文化。这些举世瞩目的生态和文化瑰宝，不仅仅是景迈山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一）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创新发展模式的有力探索

1.是对遗产地保护的延续与创新。申遗本身就是一场不断深化对遗产价值的理解认知、探索如何可持续地保护传承遗产的创新过程，也是一场需要科学谋划、统筹推进、分步实施的漫长系统性工程，景迈山古茶林从2010年启动申遗工作，到当前被批准为中国2022年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在申遗的10年时间里有序推进着如下工作：遗产突出价值和核心要素的提炼辨识、遗产地保存管理现状评估等勘测规划工作，以及古茶林和森林管护、民居古迹修缮、环境综合整治、地方性知识推广、风险监测预警等保护实践工程以对标世界遗产评定标准；景迈山古茶林的原始生态风貌、精神文化面貌以及乡土社会容貌也在有机持续更新之中，焕发出新的光彩与活力。伴随申遗而介入的现代知识理念、现代管理体制与传统的经验智慧、规制习俗之间交融互构、彼此共演，从而能够有效维护茶林生态建设、产业经济发展与乡土社会治理之间协调有序、高效统一的关系状态，有效推动景迈山地域内涵记忆和文化符号更深层次地凝炼、更广维度地传播，还能有效规避古茶林文化景观被遗忘、被边缘化、被解构的风险，以实现遗产地在当代情境下的传承延续并让其成为当今人们日常文化生活中熠熠生辉的鲜活成分。

另外，申遗凝聚着政府相关部门、当地社区民众、专业机构、专家学者等多元社会主体的智慧力量，其能在科学实现景迈山遗产地可持续保护与传扬大众美好愿景的同时，兼顾协调不同层面社会主体多样性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例如传统干栏式民居的历史风貌延续与村民现代居住需求之间的适配平衡、地域文化形象建构传播与民族传承人断代、稀缺的矛盾化解等。申遗过程中所给予当地民众的充分独立权、主体权、话语权和精神关怀，也能够鼓励和引导当地民众感知申遗意义、体验高远理想和增进族际认同，充分激发各民族的创造潜质和奉献热情，并有助于树立崇高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认同感和时代责任感，从而通过申遗的不断探索，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华文化之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2035年文化强国的建成，提供景迈山实践的创新发展之路的展示与经验。

2.是对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实践。景迈山古茶林是一个蕴含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完整的传统知识与系统、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的农业生产生活体，其传统的林下茶种植便是遵循大自然法则的农业生产方式，完全依靠茶林内物种群落之间的能量流动和养分输送，而无需喷药施肥便能实现茶林自我生态的良性循环，这是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和绿色发展农业的完美阐释。它对于当今以追求产量导向的单一化育种为显著特征，以喷洒农用药剂、重施化学肥料为常态的现代种植业而言，具有特殊而珍贵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从维系生态稳定的视角来看，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能够活态保护与传承这种绿色有机、低碳环保、循环可持续的传统农耕方式，引导生态环境继续向“提质增绿”的良性方向延伸递展。其申遗不仅是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美丽乡村建设、做实做强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重要抓手，也是对新时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决策部署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总体要求的生动性实践。

在茶产业已成为景迈山实现乡村振兴的支柱性产业的现实背景下，申遗能大幅提升景迈山茶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进而有助于依托地域生态环境、文化景观资源并围绕普洱茶这一核心主题，探索多功能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科普研学产业、健康养生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多元化的衍生产业，在最大限度激发产业造血功能的同时能规避因过度依赖单一茶叶售卖而造成的经济风险，形成产业有序发展、生态优美宜居、百姓生活幸福、走向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新景象。

（二）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弘扬中华茶文化、突显中国茶产业、提升中国茶科技的有力抓手

1.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对“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这一科学结论的有力佐证。现代作物学把特定作物近缘物种最多的地方作为该作物所属物种的多样性中心和驯化、起源中心，经多国专家的理论推演和实地证实，中国西南地区被认定为山茶属的现代分布中心、起源中心以及最早开始人工驯化栽培茶树的地区。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居民延续至今的“林下茶种植”传统的典型样本和当前世界上发现的连片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年代最久远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景迈山古茶林是古茶树天然基因库和茶文化资源宝库，它提供了研究茶树的起源、演化、人工驯化与传播以及理清茶树物种起源与早期驯化栽培之间关系的真实而强有力的证据，完善了中国作为茶树、茶文化发源地以及云南普洱作为世界茶树原产地中心地带的物证链，其申报世界遗产既是有效加深世人对云南澜沧江流域作为世界古茶树资源富集区、优质普洱茶原产地和集散地认知程度的重要途径，也提供了充足理据回应国际茶界关于茶树原产地的偏见及驳斥否定中国茶树在世界上产销的光荣历史等种种谬论，捍卫了中国在全球种茶、制茶、饮茶等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的客观需要，对复兴中国曾经拥有的辉煌茶叶软实力、盘活底蕴深厚的中华古茶文化，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2.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弘扬中华传统茶文化、彰显民族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景迈山世居民族在与茶相伴、与茶对话等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充满地域生活气息和民族艺术情调的茶事、茶礼、茶宴、茶俗、茶艺等茶文化样态，尽管自身拥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和宗教信仰，与中华传统茶文化一脉相承的景迈山茶文化，同样承载着以茶雅心、以茶养性、以茶待客、以茶行道的社会功能，饱含着糅合了中国传统儒、道、佛诸派思想、以“和、敬、怡、真”为核心的茶道精神［19］，涵养了宁静致远的茶境、含蓄内敛的茶修和敬意浓浓的茶情。借助申遗这一媒介窗口，可以跨越国界的藩篱、种族的隔阂和语言的障碍，充分激活茶在国际公共外交中的特殊使命和重大担当，既够将中华文化之国粹——茶文化更绵长而有力地播散和传扬，发挥其沟通心灵、开放共享、传递美好的独特价值，向世界传达仁爱、友善、谦逊、包容的中华礼仪精神和自信豁达、团结开拓、厚德载物的传统民族精神，也有助于提升中国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国际视野和世界价值，拓展中国同世界各国茶文化交融互鉴的空间，让传承千年历久弥新、千姿百态各具风采的中华茶文化之花在广阔的世界舞台上尽情绽放。此外，“以茶为媒、以茶会友”的中华茶文化还承载了中国人所崇尚的与世界和谐相处之道，因此通过申遗讲述中国茶故事的同时还能传递“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1］，将热爱和平、务实负责、追求共赢的中国形象展现在全世界面前，以不断增强中国外交话语的国际公信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为纷乱的当下世界提供一剂润心静气的良药，为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服务。

3.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不断提升茶科技水平，做大做强茶产业的重要抓手。中国是茶叶生产的原产地，是世界茶叶种植面积最大、茶农人口最多的国家；然而，由于长期形成的粗放式生产加工、农残超标严重、生产技艺落后、产品质量不高、品牌产品稀少、市场竞争不足等问题，在国际茶叶领域的地位远远落后于中国作为茶叶生产大国的实际。景迈山古茶林申遗，正是我们认真吸纳国际先进茶叶生产技术，引进茶类研发技能人才，借鉴国际市场营销模式，树立自主国际品牌，遵循国际市场规则，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与世界茶发展同步接轨，从而真正做大做强茶产业这篇大文章，使中国茶叶重振雄风，全面走向世界！这次申遗是个难得的良好契机。

（三）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维系世界生物多样性、坚持绿色和谐发展的有力支撑

1.它能为世界茶种资源多样性、民族文化多元性的维护以及人类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首先，作为漫长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相互交融、彼此互动下诞生的伟大杰作，景迈山古茶林呈现给世人最好的礼物不仅仅是传统手工揉制的普洱茶，而是一个包含物种资源、农耕技术、民俗文化、生态哲理等在内的可供全球农业借鉴经验的生态人文复合系统，是充分体现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的经典范本。其申报世界遗产，不仅能实现对人类早期林下茶种植传统模式的原真记录和现实功能的活态延续，还能保护、利用优质罕见的云南本地群体种古茶树资源，以维系世界茶树种质资源多样性、特色生物多样性；传承赓续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多姿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艺术瑰宝，以维系人类文化多元性。其次，申报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遗产时，从系统性和整体性视野来进行遗产申报区和缓冲区面积及内容的界定、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和核心要素的提取辨识等前期规划筹备工作，以及从景迈山古茶林成为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保护试点，到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民族文化保护区，再到被批准为2022年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完整申遗轨迹，均能为全球茶产区和具有活态遗产特征的文化景观申报世界遗产而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最后，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所具有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一体的智慧农业体系，自然、经济、社会协同演进的内在文明形态，人与自然相感相通、和谐共存的生态伦理规范，自洽合一、节制有度的人地和谐关系，有助于为全球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世界各地解决遗产环境保护和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景迈山的世居民族在与自然环境及万物生灵相处过程中一直躬身践行着“道法自然，万物平等”的朴素生态伦理观念，认为在天地人关系中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顺应自然，以至诚的态度去理解自然万物的本性和规律，所以他们从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通过一系列以真善美、有序和谐为旨归的神灵崇拜、民间信仰、禁忌规制和自觉行为，维系着千百年来古茶林的葱茏绿意和景迈山自然秩序的中正平和。近年来，世界范围内资源环境问题加剧，新冠疫情、蝗虫肆虐、洪涝灾害等突公共卫生危机和生态危机，促使人类重新反思自身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能向世界分享以天人合一理念为基础、以儒道佛生态伦理思想为主体的东方传统智慧，能为建立兼具环境责任感和关怀感的全球生态意识、建设互动共生的全球生态文明贡献注入“源动力”；对转变近代工业文明征服自然的思维定式，协调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以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具有极大的当代启示价值。此外，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多民族相互依存、温情和睦的相处样态，多文化彼此交汇、求同存异的真实格局以及茶本身的质朴、内敛与温和，生动地诠释出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高尚精神和处世哲理，对各国之间建立和衷共济、共建共赢的合作关系、以互利共赢取代零和博弈、以交流互鉴消弭文明冲突，形成各国人民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远的历史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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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益智库 范建华、邓子璇 ，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5月是乌龙茶的采制时节，也是福建安溪铁观音茶区茶农的劳动时节。2018年5月，当地却少了以往的热闹和轻松，多了一些紧张的气氛。笔者经过询问得知；地方政府正严厉打击压茶机、取缔压制茶。压茶机是一种集揉捻为体的茶叶成形机械，代替之前铁观音制作中半机械的包揉环节。压茶机制茶效率高、成本低，2010年进入市场后颇受茶农欢迎。但近年来，地方政府却认定压茶机制作的茶叶并非正宗的安溪铁观音，因此出台了相当严厉的整治措施，力图全面停用或销毁机器，没收所有压制茶。在严厉的政策下，许多茶农仍然偷偷使用压茶机制作压制茶。他们把尚未遭到毁坏的压茶机单独放置在一个房间里，锁着门以防政府官员的巡查。压茶机体积大，原来都放置在大厅，后来被禁得厉害，农民就把房间的墙拆了，把机器挪进去，再把墙砌起来，谁也想不到里面会有机器。此外，茶农会在村口放哨，一见有政府官员的车进来，就打电话报信，让农户把机器先停了，把压制茶藏起来。

地方政府认定压制茶并非正宗的铁观音，而作为生产方的茶农却仍偷偷生产压制茶。有关铁观音生产中压茶机去留的分歧，将我们引向了铁观音的“正宗性”（authenticity）问题，而正宗性之争又体现了地方政府产业治理与农民在地实践之间的张力。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如何界定铁观音的正宗性，又出于何等考虑坚决维护其正宗性？茶农为何违背政府以正宗性之名而出台的政策?他们各自的理据和逻辑是什么?上述问题是笔者探讨地方产业治理问题的经验起点。本文试图表明，地方政府和茶农关于铁观音之正宗性的冲突，并非基于对消费者口味偏好的认知差异，而是组织生产和销售之逻辑的不同。在地方政府的产业逻辑之外，还存在另一套农户基于自身实践发展出来的产销逻辑，后者不仅没有完全被前者取代，而且在应对市场波动方面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

二、文献评述：正宗性与地方产业治理

本文关注的虽是具体个案的问题，但却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现象息息相关，尤其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业转型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的转型着重表现为中央政策和地方政府均不断推进农业产业的现代化（严海蓉、陈义媛，2015）。随着大规模国家建设的开展，农业生产开始由原来的依靠乡村组织与小农对接，转变为以县为主进行产业规划和管理的模式（龚为纲、张谦，2016）。在这个过程中，受限于交易成本和体制框架内的政绩评估（程秋萍、熊万胜，2016；冯猛，2014），一方面，不同的治理主体（地方政府、农业部门、基层组织等）更加偏好规模化经营，越来越倾向于扶持龙头企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龚为纲、张谦，2016），并以这些新型经营主体“覆盖”小农户（严海蓉、陈义媛，2015）；另一方面，为了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地方政府积极发挥资源配置的职能，制定自上而下的工作流程引导农户的选择以打造地方典型产业，打造能够向上级发出良好政绩信号的“亮点工程”（叶敏，2016）。实际上，“规模化”和“典型化”是产业治理一体之两面，规模化发展通常也意味着单一典型产业的经营，反之亦然。

为了推动农业的规模化、典型化发展，地方政府常常采取建设区域品牌和申请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方式（胡铭，2008；沈鹏熠，2011）。地理标志认证便是构建产品正宗性的过程。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过程中，原产地自然环境、制造技艺和生产组织方式都是正宗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Barham，2003）。就茶叶而言，这意味着从品种、制作工艺、生产方式等方面定义某种茶叶品类的正宗性－而这一定义过程中蕴含着政府、在政府引导下的茶农、茶商与消费市场的深度互动。

在现代社会，随着市场的扩展，物品的生产地与消费地相互分离的情况广泛存在，远离物品生产实践的消费者关于产品正宗性的想象通常指涉“一个无可置疑的、关于起源的法则”（Hall，1990:226）。换言之，正宗性与原本的、原创的（originality）紧密相关，事物的正宗性有赖于其存在的单一性、独有性和不可替代性（Benjamin，1999）。就食物来说，正宗性意味着它属于一个特定的地方、采用了特定的工艺，二者都关联着一个独一无二的传统，因而物的价值就在于其与传统的联结（Pratt，2014）。这种非历史性的、本质化的正宗性想象，即认定存在唯一一种正确做法的“正宗”，虽然与真实的生产实践并不相符，但却常常与地方上某些行动者的利益不谋而合。例如，在法国葡萄酒的“风土”想象与建构中，勃艮第通过AOC（Appellationd＇OrigineControllee）认证和世界遗产地位的申请来为风土提供合法性，风土进而也成为本地精英保持其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有力武器（Demossier，2011）。由于地方政府在我国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尤为突出（周飞舟，2019），茶叶正宗性的建构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与市场的文化想象深度互动的结果。在不同案例中，这两个因素的重要性时有消长。例如，就云南普洱茶而言，主导其正宗性定义的主要是港台茶商和收藏家；云南地方政府则顺应市场形势，以出台普洱茶生产规范、定普洱茶地理标志等方式将其规范化（张静红，2016）。而在安溪铁观音的案例中，地方政府在铁观音正宗性的建构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以来，安溪县便通过在全国各大省市举办铁观音茶叶推介会和茶王赛，积极塑造市场对安溪茶叶的认知，提升安溪茶的文化形象和经济价值（TanandDing，2010）。也就是说，政府的规模化、典型化策略与消费市场的正宗性想象形成了自然的合谋关系，政府引导、利用并强化着消费市场的正宗性想象。

但是，市场的正宗性想象以及与之相结合的产业治理模式并不一定带来现代化与合理化，相反，二者均倾向于改造、限制乃至抹除生产者原有的生产和销售方式。在有关“物的正宗性”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消费群体（通常是占据优势地位的群体，如西方白人、社会精英）对正宗性的界定常常意味着对生产者实践方式的剥夺式重塑。历史学家斯波纳（Spooner，1986）在考察土库曼地毯在西方市场的流通时指出，西方人对地毯正宗性的需求反映的是其对神秘东方的想象，而不考虑地毯生产的具体社会条件。西方人的需求改变了土库曼人的艺术表达，本地人反而通过西方人来了解地毯的符号意义，这种正宗性的颠倒映射的是东西方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无论是在食物的制作上（Abarca，2004；Pratt，2014），还是在诸如葡萄酒和茶叶的消费上（Trubek，2008；张静红，2016；Zhang，2010），不同消费人群对正宗性的重新演绎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甚至抹除原有生产者的实践方式。与此同时，政府规模化和典型化的产业治理也挤压了中小农户的生存空间。黄宗智等人（2014）指出，地方产业政策偏好于规模化的大型农场，但是“规模经济”并不符合农民的生产经验和劳动力安排。产业治理的结果是地方干部和种植大户获得了国家项目提供的奖补，加剧了种植大户和小农户的分化。此外，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政策抬高了流转土地的地租，大大挤压了中坚农民的生存空间（谭林丽、孙新华，2014）。在制定政策时，地方政府设想龙头企业、合作社及专业大户可以带动中小农户生产，但是在市场竞争之下，龙头企业及合作社均难实现带动农户的承诺，即便是合作社也倾向于远离较为贫弱的农户（熊万胜、石梅静，2011）。在茶叶生产过程中，由于产品质量标准的确定更为精细和微妙，“企业＋农户”以及合作社的方式尤其面临生产经营的“组织困境”（付伟，2020）。

然而，本文想指出的是，面对政府产业政策和市场文化想象合力形成的正宗性要求，作为具体生产者的茶农并不是全然被动的。在安溪茶乡，地方政府是基于特定品种（铁观音）、特定工艺（球形乌龙茶工艺）和特定口味（传统观音韵）来定义正宗性的，这些被认为是铁观音乃至安溪茶“传统上”一直如此的特质，因而应当被传承和推广。但与政府正宗性的策略相对，茶农自有其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时变”的产销逻辑。政府的正宗性策略原本是因应市场需求提出的、与消费市场的想象合谋的产物，尽管一度相当成功，却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而茶农的生产实践反而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

三、研究背景与资料说明

本研究的调研在福建省安溪县茶叶产区展开，主要聚焦县域内的传统茶区。安溪地处福建省闽南地区的山地丘陵地带，素以茶叶生产闻名。在茶叶生产和销售的高峰时期，全县涉茶人口比重达80％，农民的收入中超过60％来自茶叶。全县24个乡镇中9个乡镇有较大规模的茶叶生产，分别为龙涓、祥华、感德、西坪、虎邱、大坪、芦田、蓝田、长坑。其中龙涓、祥华和感德被称为新兴茶区，其余则为传统茶区。新兴茶区是2000年前后才兴起的，产区普遍种植单一的铁观音品种。传统产区则有本乡镇具有代表性的原生品种，比如芦田的梅占、大坪的毛蟹、西坪的铁观音、虎邱的黄金桂等。由于传统茶区有更长的茶叶生产历史，更为完整地经历了安溪茶叶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到21世纪第个十年的高潮、再从高峰到2010年以来陷入低谷的市场变化。因此，本研究聚焦于传统茶区，以便梳理茶农与政府在不同市场条件下应对策略的差异，充分考察地方政府产业政策与农民在地实践之间的张力。

笔者最初关注到安溪茶叶的产销问题，源自当地自2016年以来的压茶机之争。铁观音制作工序繁琐，涉及采青、晒青、做青、杀青、揉捻、包揉、干燥、拣梗、筛分、拼配、焙火等流程（李宗垣、凌文斌，2006）。传统上，这些制作环节的机械化程度较低，但近一二十年来，安溪茶的制作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压茶机是最新引入的一种。在制作上，压茶机效率高，并且可以让茶叶更为圆结翠绿，颇受茶农欢迎。但2016年秋茶季前后，县委、县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把压茶机作为着重整治的对象。

近年来，我县部分茶农急功近利，用压茶机代替包揉设备进行茶叶塑形，严重颠覆了安溪铁观音传统制作工艺，与工匠精神和消费者需求背道而驰，制成的茶叶一泡即散、品质极差，严重损害了我县茶叶品牌形象和声誉。全面取缔压茶机，坚决抵制“压制茶”，事关百万茶乡人的民生大计，事关安溪茶产业长远发展大局。

这里对“传统制作工艺”的界定来自国家标准《地理标志产品·安溪铁观音》（GB19598-2004）。在该标准中，安溪铁观音特指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内（安溪县辖区范围）自然生态条件下，选用铁观音茶树品种进行扦插繁育、栽培和采摘，按照独特传统加工工艺制作而成，具有铁观音品质特征的乌龙。该标准虽然强调铁观音要用“传统加工工艺”进行制作，但对“传统加工工艺”却没有进一步说明。地方政府强调压茶机制茶背离传统工艺标准，导致安溪茶缺乏“韵味”，不能突出铁观音的品种特性。但不少茶农认为，只要懂得控制压力，压茶机做出来的茶叶反而更加翠绿，茶汤更加清澈，比传统包揉更能反映铁观音茶的鲜灵性。因此，茶农对于地方政府强调的“回归传统”并不买账。

茶（的制作）总是在变的，你看我爷爷和我爸他们做茶，我记得我小时候吧，家里摆个宽宽长长的大木板凳，用脚包揉茶叶的。到我可能上小学的时候，或者更大一些，才有我们后来的平板机和揉茶机。那现在包揉就是压茶机。你说传统传统，回到大木板凳算是传统？压茶机就是个做形的工具。（访谈资料180501LKS）

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所诉诸的“传统”意义上的“正宗性”与茶农在为压茶机辩护时所说的“变”，指向了颇为不同的产销逻辑。压茶机之争不只是一个孤立的制茶技术问题，而是这两套产销逻辑之间一次较为激烈的冲突。通过更为深入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地方政府的政策与茶农在茶叶种植、制作和销售等各个环节都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下文将就这三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

本文涉及的材料包括地方县志、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文件和田野调查资料。其中，田野调查资料包括三个部分。首先，笔者于2018年春天进入安溪传统产茶区的一个村庄，进行为期一个茶季的参与观察，实地考察了茶叶生产的全过程。彼时，地方政府正严禁压茶机和压制茶，笔者得以观察茶农如何应对政府的严打措施。第二，2019年暑期，笔者再次回到该村，对一部分茶农和本地茶商进行实地访谈。第三，2019-2020学年寒假，笔者将访谈的范围扩大到安溪全部9个产茶乡镇，并着重面向传统茶区的茶农收集了相关资料。笔者共对27位茶农茶商进行了32次访谈，这些访谈资料及此前的实地参与观察共同组成了本文写作的基本材料。

四、制造“正宗性”：政策的逻辑及其限度

在茶叶统销统购时期，安溪乌龙茶是国家外销创汇的重要产品，外销比例占80％以上（安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4:246）。此时，国内的消费者对乌龙茶知之甚少，除了福建、广东地区外几乎不饮乌龙茶，而福建、广东一带的人们能喝到的也多是粗茶劣茶（TanandDing，2010）。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成为地方政府施政的主导目标之一，各地政府都在寻找提升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对安溪当地政府来说，茶叶便成为提振经济的主要抓手。1984年，国家放开茶叶的生产和流通之后，当地政府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培育国人对乌龙茶尤其是安溪乌龙茶的认知和品饮习惯，以此打开安溪茶的内销市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地方政府致力于把多样的、混乱的、分散的、低效的家户生产，改造成标准化、成规模、品牌化的茶产业。这一策略一度非常成功，造就了铁观音在21世纪初的辉煌。不过这一辉煌未能持续，2010年铁观音市场开始由盛转衰。在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低迷的市场，地方政府的应对方式是延续及强化先前的正宗性策略。地方政府将铁观音市场的低迷归因为茶农对传统铁观音制作工艺的背离，包括压茶机的广泛使用。为了重振铁观音市场，地方政府强调回归“传统”，极力取缔压制茶，重提铁观音制作工艺标准，并不断提升茶园的规模化水平。具体来讲，地方政府采取了包括推广核心品种、制定标准制作工艺、缩短茶叶产销链条、扶持地方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等在内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无一例外都指向了茶叶的正宗性问题。

01

单一化：推广铁观音核心品种

安溪茶树品种资源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县域内共有64个茶树品种，原生茶树品种亦超过30个（吴垠，2018:85）。1984年11月，全国茶树良种审定委员会对全国茶树良种进行评审，审定了30个国家级良种，其中安溪有6个品种上榜。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安溪各大产茶乡镇除了生产铁观音之外，亦生产本地的原生品种，比如虎邱的黄金桂、西坪的奇兰等。如此多样和分散的茶树品种，显然不利于地方品牌的创立和推广。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地方政府便开始着力于铁观音基地的建设，推广单一核心品种。

茶（的制作）总是在变的，你看我爷爷和我爸他们做茶，我记得我小时候吧，家里摆个宽宽长长的大木板凳，用脚包揉茶叶的。到我可能上小学的时候，或者更大一些，才有我们后来的平板机和揉茶机。那现在包揉就是压茶机。你说传统传统，回到大木板凳算是传统？压茶机就是个做形的工具。（访谈资料180501LKS）

铁观音基地建设主要包括两个举措，一是新开的茶园全部种植铁观音，二是将茶园的其他茶树品种替换成铁观音。根据2015年版的《安溪县志》，铁观音基地建设政策一经推行，1996年8月就完成了该年度81.7％的种植和改植换种目标，其中改植换种的茶园面积占铁观音基地的12％。在传统茶区，除了新开辟的茶园绝大多数种植铁观音之外，政府也积极倡导茶农将其他品种替换成铁观音。

在这个过程中，铁观音被认定是安溪茶中最为正宗的一个品种。在茶叶专家看来，铁观音是个“认祖”的品种，出了安溪就做不出“观音韵”（访谈资料200304ZM）。其他品种如黄旦、梅占、佛手等虽然也是安溪原生种，但是这些品种在安之外仍然可以制作出具有品种特色的茶叶，甚至有些品种在其他产地比安溪本地表现更好。由此，铁观音相比于其他品种获得了更高的正宗性，在很大程度上，铁观音就等同于安溪茶。在铁观音脱颖而出后，其他安溪茶均为“色种”。由于地方政府对外大力宣传安溪铁观音，铁观音的市场知名度和价格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品种的茶叶收购价格与之相差三四十倍。2007年安溪茶厂的茶收购均价显示，特级的铁观音毛茶可卖150～600元／公斤，而特级色种茶只能卖13～15元／公斤。在铁观音市场的鼎盛时期，其他品种只作为三级或四级铁观音的拼配原料出售。

02

标准化：制定标准制作工艺

除了重新界定品种的正宗性、积极推广单一的核心品种之外，地方政府还积极推进茶叶制作和审评的标准化，将符合铁观音制作工艺标准的茶叶认定为正宗的安溪铁观音，把不符合制作工艺标准或采取其他工艺制作的茶叶排除在“正宗”的范畴之外。

20世纪80年代，安溪县农业标准委员会开始起草《乌龙茶标准综合体》，该标准的制定意味着在加工工艺上，安溪茶的制作标准是乌龙茶工艺，其他工艺如红茶工艺、绿茶工艺则不予考虑。1991年至1993年，《乌龙茶标准综合体》开始在全县示范点宣传和推广，2001年开始在全县生产、加工等各个环节贯彻实施。除了制定制作标准外，地方政府在2000年以后亦不断推进收购标准的制定，即规定茶叶的质量规格和等级设置，为茶叶收购和审评提供规范。2004年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委员会联合发布《原产地域产品·安溪铁观音》（GB19598-2004）。”在这份标准中，安溪乌龙茶工艺进一步被定为铁观音工艺，为球形与半球形的乌龙茶，与福建武夷岩茶和广东风凰单丛乌龙茶工艺区别开来。该标准不仅成为市场评判铁观音品质和等级的标准，也进一步规范了铁观音的生产和制作。在近几年地方政府“回归传统制作”、取缔压制茶的政策中，国家标准中规定的“传统加工工艺”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点。在地方政府及茶叶专家看来，安溪铁观音作为独一无二的品种，其最适合的制作工艺就是铁观音工艺，标准的工艺可以更为精准和科学地展现安溪的风土地域特色和茶叶特性（访谈资料190626ZM）。换言之，只有采用了标准化的制作工艺，安溪茶的特性才能得到最好的发挥，才能获得更高的市场价格。

03

规模化：变革产销模式

在推广核心品种及制定工艺标准的基础上，地方政府进一步推动安溪茶产业在横向上的规模化及纵向上销售链条的缩短，以实现茶叶的品牌化运营。

地方政府首先推行的是“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政府规定，茶企在安溪县域内建有茶叶基地200亩以上并且管控良好，才能申请安溪铁观音证明商标准用证书。拿到准用证书后，茶企生产的茶品才能得到原产地认证。该证书的有效期为两年，意味着茶企若想长期经营，需要长期与茶农合作，管控一定面积的茶园。在这种模式下，茶企直接向基地及相关农户提供生产资料、技术培训，生产符合标准的茶叶，再由公司统一经营出售。截至2017年，安溪有108家用标企业，管控茶园18万亩，政府计划在3年内实现管控基地面积及茶叶销售量占全县的60％以上（吴垠，2018:128）。同时，地方政府鼓励并引导茶企走集团化路线，从小规模的传统茶企走向联合兼并的大龙头企业。

“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只能覆盖一部分茶园，对于分散的个体茶园，政府的发展策略为成立茶叶专业合作社。合作社，顾名思义就是茶农联合生产和经营，在生产上实现茶园的统一管理、茶叶的标准化制作，在经营上则打造合作社品牌。合作社意味着将个体的小作坊生产打造成具规模的、有经济效益的产业。在茶叶合格审定中，“个体农户被排除在外，只有企业和合作社具有认证资质。理想的情况下，茶叶合作社相当于一个茶叶品牌，其面向的群体是终端消费者，目的是在标准化和统一管理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减少中间环节，提振铁观音市场。

变革生产模式、缩短产销链条可以更好地保证正宗铁观音的制作。因为只有在“公司＋基地＋农户”以及茶叶生产合作社的模式下，才能对茶园进行统一管理，实现茶叶的统一采摘和制作，最大程度地保证生产出标准化的产品。同时，公司和合作社的产品直接面向消费者，省去了小商小贩的中间流通环节，可以保证消费者所购买到的都是正宗的安溪铁观音。

04

政府产业政策的限度

地方政府的产业治理政策实质上是以“正宗性”为名，在种植、制作到销售的各个环节上规范和重塑铁观音的产销活动。首先，在核心品种的推广过程中，铁观音获得了高于其他品种的地位，作为一个“认祖”的品种，它几乎是安溪茶的代名词，其他品种所制作的乌龙茶只能作为三四级铁观音的拼配原料。其次，铁观音工艺标准的制定意味着只有标准化的工艺才能最大程度地体现安溪茶的地域和品种特性，采用其他工艺不仅使安溪茶丧失正宗性，甚至难以获得合法性（例如压制茶需要被没收和销毁）。最后，品种的单一化和工艺的标准化导向了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地方政府不断基于《地理标志产品·安溪铁观音》制定更多的标准认证（如IOS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绿色产品认证等），并规定具有认证资质的只能是企业与合作社，这大大挤压了个体茶户的生存空间。

但是，这一系列措施并没有完全达到其原定的目标。首先，就品种而言，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茶园改植换种运动，许多低产量、低产值的茶园被改造，但其他品种的茶树并未被完全替换。即便是在色种价格与铁观音相差数十倍的情况下，不少茶农家里仍留有色种的茶田。其次，在推广标准化的制作技艺方面，技能大师的评定和茶王赛“都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抓手。伴随着2016年以来的压茶机之争，地方政府再次通过技能评定和茶王赛引导茶农回归“传统”的铁观音制作（吴垠，2018:128）。技能考评除了考察参赛者对茶叶的审评能力之外，还需要考核参赛者的茶叶知识及对标准化制作技艺的理解，而后者涉及的科学话语实际上脱离了茶农的具体实践。同样，茶农也很少参加茶王赛，因为参赛茶需要有非常广泛的样品，只有中间商才能在众多茶叶中拼配出质量更高的茶。因此，这类比赛并没有真正达到激励和引导茶农对铁观音进行标准化制作的目的。与此同时，茶农并不认为存在唯一正确的制作工艺，他们总是根据生产条件的变化调整甚至改变自己的制作方式。最后，随着大量劳动力的外出，为了更加高效和全面地利用既有资源，地方政府目前以更为积极的姿态推进茶叶合作社的建立，并提供了大量的财政补贴和贷款。但是，面对铁观音市场相对低迷的现实，许多新建立的合作社仅靠贷款和财政补贴不足以维持稳定运作。合作社不仅无法消化掉所有社员生产的产品，更不能提供高于市场的收购价格（访谈资料200314ZYC）。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合作社名存实亡，即茶农只是在名义上加入合作社，但是生产销售都与合作社没有关联（访谈资料200307WLS）。

那么，在色种价格与铁观音相差十几倍甚至数百倍的情况下，茶农为何仍然坚持种植市场价值更低的色种茶？茶农如何看待制作工艺的“正宗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地方政府规划的产销路线并不能顺利实现茶叶的市场价值时，农户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销售自己的产品？这种方式是否更能抵御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接下来，本文通过分析农户自身的生产逻辑来进一步检视地方政府无法完全实现产业治理目标的缘由。

五、“色种”及其他：茶农的“时变”逻辑

地方政府力求通过塑造“正宗性”来打造地方产业，最终实现单一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的现代茶产业。但是，在地方政府的产业逻辑之外，还存在着具体生产者的生产逻辑。在品种的选择上，传统茶区的茶农因地制宜地进行多元化的种植，而非改植换种成单一的铁观音树种。其次，茶农大多因时因地制宜进行制作，除了铁观音乌龙茶之外，他们也根据市场需求制作小品种的乌龙茶和其他不同的茶类。此外，茶农还利用本地关系，根据不同“口味”，因人制宜调整生产。在这些灵活操作的背后，是茶农对于何为好的安溪茶的独特理解。这种理解并不拘泥于一个标准化的、单一化的公式，而是契合于他们的生产现实与生产经验。

01

品种选择：因地制宜

1984年茶叶市场开始自由经营时，分给个体茶户的茶田中色种占绝大多数，铁观音则很少。直到2000年前后，一些色种的价格与铁观音相差无几（访谈资料200313ZYP），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改植铁观音对茶农来说不见得是个经济的选择。

更为重要的是有关生产安排的因素。首先，色种茶的不同特性契合了茶农的农时生产安排。由于不同品种的茶叶成熟期不一样，比如黄金桂和毛蟹发芽比铁观音至少早半个月，茶农保有一定的色种茶园可以错峰采摘。此外，色种茶的制作工序比铁观音简单，茶农可以相对自由地调节摇青的遍数和炒青的时间点，制作出来的茶叶质量相差不大。而铁观音制作工序繁琐，制作失时或下手轻重不适宜，则可能变成缺陷茶。在制作效率上，一个家庭两个劳动力一天最多制作铁观音成茶几十斤，色种则可以制作成茶上百斤（访谈资料200303WZJ）。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地土”。虽然地方政府极力推广铁观音这一核心品种，但最开始这一品种只在发源地西坪有大面积的种植。其他传统茶区则大量种植当地的原生品种，在这些色种的源地，铁观音市场并不发达。譬如作为本山发源地之一的湖岭，茶园种植本山的面积超过80％，形成了一个本山茶市场，生产铁观音则可能无人问津（访谈资料200301ZK）。这是因为相比于铁观音，这些地区的原生品种质量更高。虽然安溪县域内均适宜种植铁观音，但在茶农看来，县域内不同乡镇的地土差异很大，比如大坪的铁观音很少有做得好的，而本地的原生种毛蟹则质量很高（访谈资料200313ZXY）。倘若改植铁观音，在市场火热的时候，价格固然能随着市场水涨船高；但是在市场低迷时，这些地区完全没有优势。芦田三洋（梅占发源地）的一位茶农说：“我们这边种植铁观音，可能因为地土的原因，做起来的质量不行。我当年把年产三百斤梅占干茶的茶园都换成铁观音，现在都荒掉了。”（访谈资料200313YJL）也就是说，虽然地方政府在推广铁观音这一单一品种，但茶农根据自己的生产经验认为，在特定的乡镇，其他品种更为适宜，原生品种的正宗性远高于铁观音。色种的保留客观上也为茶叶制作的因时调整提供了基础。

02

制作工艺：因时制宜

作为受制于气候和土地的农产品，茶叶在制作上的特点被茶农归结为“看天做茶、看茶做茶”。所谓“看天做茶”指的是茶青质量受到不同季节（春茶、秋茶、暑茶）、不同天气情况（晴天、阴天、雨天，乃至南风天还是北风天）的影响，需要根据当时的茶青来决定各个制作环节的强度和力度；“看茶做茶”指的是即便是同一天的茶青，其采摘自不同时间段或不同地块（茶园是处于阴面还是阳面、土地是黑土还是黄壤等）也会大不相同。制茶的人需要时刻根据茶青来调整制作工艺。基于上述两个因素，同一批茶青经手于不同的制茶师傅其成茶品质也会有所不同。制茶工艺是一个涉及“天、地、人”的体系，因此，现在有很多茶农对政府推行的“回归传统铁观音”的发展方向不以为然。这并不是因为茶农固守现有的轻发酵铁观音工艺，而是他们根据生产经验发现茶树的品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茶叶变得很薄，没有办法承受原来的制作方式。

除了根据茶青状况调整制作手法，茶农也会根据劳动力情况和市场需求来调整制作工序。近十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铁观音市场的相对低迷，许多茶农尤其是新一代的年轻人都出门另谋生计。许多家庭将自己的茶园托付或者转让给亲戚邻里照管，这意味着茶农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又增加了大量的茶田，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茶叶生产制作成了一大问题，压茶机应运而生。”压茶机的高效率正好契合了缺乏劳动力的茶农的需求。再加上压制茶茶形匀整鲜绿，受到市场认可，更给了茶农根据机器安排生产制作的动力。除了使用机器外，茶农还根据不同市场的消费者偏好改变制作工艺：面向广东及其他南方市场，茶农制作浓香型铁观音，即将铁观音毛茶进一步焙火；面向北方市场，尤其是山东、北京一带，消费者有喝高香绿茶和香片的习惯，茶农适当延长铁观音的发酵时间，制成颜色更绿、香气更加高扬的消青茶和拖酸铁观音；面向本地市场及其他市场，则制作发酵时间短的正味铁观音。

除了根据市场需求不断调整生产之外，茶农也会根据色种的特性和市场的偏好制作其他茶类。这是因为许多色种茶相比于铁观音有更好的“适制性”8。这些品种在铁观音被市场追捧的时候，以铁观音工艺制成，作为铁观音的拼配原料被售出；在铁观音市场低迷、消费者开始寻找差异性的茶饮时，便以其独特的面貌呈现。比如武夷肉桂流行，茶农可以利用与武夷山品种类似的小叶肉桂制作闽南肉桂；闽北红茶颇受市场追捧，茶农可以利用适制性较广的梅占鲜叶制作梅占金骏眉、梅占小种红茶。在地方政府的标准中，用压茶机制作的铁观音不是正宗的安溪铁观音，用其他工艺制作的安溪茶更谈不上正宗。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并不承认安溪茶农制作的其他茶类。那么，茶农如何看待茶叶产地的正宗性？

如果我们把茶农用安溪的树种、利用其他工艺制成的茶称为“仿制茶”，茶农并不认为自己生产的茶叶有“不正宗”的问题。许多茶农和茶商认为，人一旦“某一种东西吃久了就觉得无聊，想找找其他口味”，而茶农本来就应该生产适销对路的茶品，“人的口味变化了，制作自然要随之而变”（访谈资料200314ZYC）。比如用梅占制作红茶质量比乌龙茶更好，因此适当制作红茶是合理的。此外，“仿制茶”的正宗性源于安溪茶农制茶技艺的高超。虽然茶农认为外地、外省的“仿制铁观音”搞坏了整个铁观音市场，但安溪的“仿制茶”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外地仿制铁观音的人在制作工艺上比安溪差很多，而“仿制”其他茶类的安溪人，工艺要好于其他茶区（访谈资料200303WZJ）。在乌龙茶制作比赛中，武夷茶区、广东茶区的技师都比不过安溪的技师（访谈资料200304ZM）。在茶农看来，即便是制作肉桂茶，安溪人也比武夷山更具“工夫”。这是因为闽北的茶直接在做青机上发酵好再去炒，而安溪肉桂茶的制作不似闽北那么粗放，会在做青上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访谈资料200313ZYC）。也就是说，茶农并不是根据标准化的制作工艺来认定茶叶的正宗性，而是强调根据茶叶的适制性和市场需求调整制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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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销售：因人制宜

农户生产的产品能否顺利实现其商品价值是整个产销环节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对于传统农村的市场结构，施坚雅（1998）提出了具有等级体系的“基层市场一中间市场一中心市场”的市场交易模型，认为农产品通过地方集镇层层逐次向上流动到中心市场。不过，20世纪80年代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后，农产品的市场交易已突破了“施坚雅模型”，活跃的中间组织参与到农产品市场与全国性市场的交易中来，使得小农户也能对接大市场（艾云、周雪光，2013）。但是，小农户对接大市场需要克服农产品本身的一系列交易风险。茶叶作为农产品，不仅具有一般农产品交易时间短、价格不稳定、农户结构分散的特征，还面临着自身产品特性的限制。茶叶作为一种农产品的特殊之处在于，产品的质量没有统一、固定的标准，不仅每家每户的情况不一样，同一个茶农每天制作的茶叶也不一样，甚至同一天不同批次的茶叶质量都不尽相同，因此茶价也是因人、随时而异。但另一方面，面对市场终端的消费者时，茶商总是力图提供口味和价格都相对稳定的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讲，地方政府所规划的想产销路径，即“公司＋农户”与茶叶合作社的模式，一方面是为了服务规模化生产，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也能够降低茶叶市场交易的风险。不过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在市场波动的情况下，这种规模化生产的模式反而可能带来产品滞销的风险。那么，“茶农一中间商－终端市场”这种较长链条的交易模式，何以能够比“统一生产、品牌直销”的方式更好地应对市场风险？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拆解“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这一链条的三个部分。终端市场一般指的是直接接触消费者的个体茶叶店，也包括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和第二、三层级的中间商。”这些茶叶店遍布全国各个区域，面向全国各地不同的消费群体。一般而言，某一区域的消费者口味偏好相对一致，但不同区域则差别很大。以铁观音消费为例，东北、华北地区更加偏好消青铁观音，这种茶叶颜色绿、香气高，符合这个地区长期品饮绿茶的习惯；而广东和福建的消费者则青睐正味铁观音和浓香型铁观音。具体到个体茶店，每家根据消费者群体的不同又有诸多细微的差异。茶叶市场的顺利运转关键在于“口味”，只有“口味合宜”才能使茶叶适销对路。因此，作为茶叶提供方的中间商与茶农之间的互动机制就显得格外重要。

中间商一般指茶叶批发商，其中一些也面向个体消费者。中间商群体以安溪本地人居多（也有少部分其他茶区的商人），但他们的集散地不局限于本地，许多分散在各个省区的大批发市场。中间商通常在产茶季直接到村里收购茶叶。由于茶农生产的茶叶各不相同，中间商要对收购的茶叶进行一定程度的拼配，形成具有一定数量的不同等级和口味特点的茶叶。在“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的模式下，茶叶在中间商这个环节可以达至一定程度的标准化。更重要的是，由于中间商通常为本地人但生意又分散在县城或全国各地，他们一方面与整个茶区、农户有着密切的社会关联，另一方面又联结更广阔的市场，是联结茶农和大市场的关键节点。这些中间商长期深入地方社会或者本身就是村庄社区的成员，他们不仅熟知当地的社会关系、茶农的交易网络和交往方式，而且对县域内各个乡镇乃至各个村庄的茶叶生产特点了如指掌。中间商作为卖家时需要为终端茶叶店提供相对稳定的产品，因此，作为买家时他们大多会找固定的茶农去收购茶，以保证口味和价位的合宜。

像我们自己对茶叶的加工工序、品质、地理位置都非常了解，需要什么茶，我们就会去哪个区域拿，一个村的哪几个师傅会做，就跟他们常配合。（访谈资料200303WZJ）

那边（安溪某乡镇）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做茶，我就看几个会做的，适合我的胃口，适合我的客户，我基本上每次去都比较固定。质量比较稳定，价钱也比较合适。（访谈资料200311LQS）

茶商口中“会做的师傅”并不是指一个区域内做茶技术最好的茶农，而是指能够提供他们所需口味的茶农。同时，在定价上，茶农和茶商也有基本的默契和共识。在市场火热的时候，茶农会适当提高价格，但不会看谁出价高就全部卖给谁。“市场好的时候......茶农做茶都要很多人一起分......茶叶有一个基本价位，出入没多少，需要的客户就分掉，没有拍卖的，这样卖（拍卖）茶农也会没有客户。”（访谈资料200303WZJ）同样，在市场低迷的时候，茶商也不会过分压低茶价。如此，茶商和茶农在口感和价格方面都实现了目标。

最后，虽然茶农看起来仍然是独立自主的个体生产者，但是在“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这个体系下，他被卷入更大的市场中。他的生产深受外部市场供需和口味偏好的影响。由于中间商模式并不脱离农村社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因此生产者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市场交易当中（艾云、周雪光，2013）。前面提到茶叶制作是“天、地、人”的体系，其中可以调节的就是由人操作的制作环节。因此，茶农保持口味的方式就是“照工夫来做”（访谈资料200310ZK）。而所谓的“照工夫”并不是“按照程序”，也不仅仅是不偷工减料这么简单，还在于茶农要掌握固定客户的口味，根据每天每批茶青的状况，尽量调整自己的制作，使茶叶成品符合客户的需求。在此模式下，茶农不仅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生产产品，而且由于茶农掌握着生产的核心技术和环节，他们也能够通过对技术的改进提升产品质量；改进产品的口味，通过中间商影响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就铁观音来说，在安溪本地，虽然有些乡镇做更多的消青茶，有些乡镇做更多的正味茶，但具体到每个茶农，他们一般会生产多种茶叶口味。“茶商和茶农都是挂钩的，是很灵活的。茶农一般什么口味都会做。”（访谈资料200311LQS）“仿制茶”的制作也是如此，“红茶、大红袍都会做”（访谈资料200302LFS）。

农户、中间商和终端市场并非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互动的关联机制（艾云，2016）。“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的市场链条能够激发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网络，使“口味”与“行情”顺着这个链条来回传导。茶农作为交易链条的下游，一般而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虽然有学者认为农户在“中间商＋农户”的情境下面临更多的不稳定性，而“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和农业合作社的模式更能保障农民利益（武广汉，2012）。但就茶叶生产销售而言，以上诸多模式都无法为茶农带来长期、稳定的收购量，更无法提供高于中间商的市场价格。而在长期磨合的“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关系中，他们可以适时调整自己的生产、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实现更为长久且稳定的收益。地方政府设想的销售路线则难以达到这种灵活性，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铁观音市场低迷即市场口味发生变化的时候，规模化和品牌化的运作模式难以取得成功。

六、结论与讨论

随着农业现代化转型的推进，地方政府倾向于打造产业典型，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在安溪茶叶生产的案例中，地方政府用一种标准化的方式来塑造“正宗的铁观音”，并试图以之规范和约束茶农的生产、制作和销售，以达到产业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地方政府取缔压茶机，提倡回归传统，实际上是将传统的生产方式改造成更加单一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的生产方式。规模化生产和打造典型的产业发展策略适应了地方政府的治理需要，也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和市场境遇下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安溪当地政府的这一系列措施，曾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2000年，安溪全县茶园面积1.5万公顷，茶叶产量1.43万吨。到2007年，安溪全县茶园面积3.33万公顷，茶叶产量5万吨，分别比2000年增长了1.22倍和2.5倍。201984年茶叶市场刚刚开放流通的时候，安溪县还是全省最大的贫困县，2003年之后，随着整个茶产业的发展，安溪进入了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行列。但品种单一化、技艺标准化、经营规模化也使得地方产业在面对巨大的市场波动时，丧失了灵活性与可持续性。

2012年后，安溪铁观音市场不复当年的景气，地方市场也陷入了低迷。那些使铁观音获得成功的做法，成为其应对市场变迁的绊脚石。首先，品种的单一化影响了生态的多样性，导致更多的病虫害，因而茶农也增加了对肥料和杀虫剂的使用。2012年，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公布了《2012年茶叶农药调查报告》，几大品牌的铁观音样本被检出多种超标农药残留。2014年，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出包括铁观音在内的多种茶叶稀土超标。2由于消费者对茶叶的养生属性较为重视，这些调查和检测报告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并极大损害了铁观音在饮茶者中的声誉（访谈资料190630YJS、200302LFS）。如今，在很多消费者看来，铁观音就等于农残和伤胃（访谈资料190525LJC）。在铁观音的质量饱受诟病的同时，其他茶叶品类强势崛起。在茶农看来，人们饮茶与吃东西一样，“某一种东西吃久了就觉得无聊，想找找其他口味”（访谈资料200314ZYC）。而将安溪茶等同于（由特定品种、工艺和口味定义的）铁观音的正宗化策略恰恰拙于应对消费者口味的多变。工艺标准和原产地认证对产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但同时意味着其他茶类（“色种”乌龙茶、红茶等）被剥夺了发展空间。在清香型铁观音广受诟病的时候，地方政府所能做的便是提倡更为“传统”的铁观音制作工艺。显然，这更多的是基于路径依赖、不得不延续正宗化策略的无奈之举，而非客观考量全新市场局势后的创造性举措。最后，地方政府将铁观音的衰败归因于农户生产过程中的急功近利，试图用现代化的组织方式（企业、合作社）来规范茶叶生产。但在铁观音市场低迷时，即使知名的茶叶品牌也极少回旋的余地，遑论为了获得政府补贴而建立的茶农合作社，其应对危机的效果显然不尽如人意。这是基于“正宗性”的僵化的产业政策在应对市场波动时的弊端。

相比于地方正宗性策略的僵化，茶农的产销则表现为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的灵活性。已有学者指出，茶叶种植和采摘过程的技术细节以及根植于乡土社会特质的交往形态，决定了散户经营要优于“企业＋农户”及合作社等规模化的生产策略和组织形式（付伟，2020）。本文则进一步指出，茶叶的家户经营不仅有利于解决生产过程中的“组织困境”，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时也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首先，在品种的选择上，与地方政府遵循正宗化策略、极力推广单一核心品种不同，茶农根据自己的生产经验认定一些“色种”在特定产区的价值远高于铁观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维持品种的多样化。铁观音市场的低迷致使大量的铁观音茶园开始抛荒，茶农的多样化种植反而在新的市场需求下获得成功。其次，在生产工艺和销售方式上，茶农灵活地运用不同工艺和手法完成生产，并基于“口味”与中间商建立起稳固且灵活的关系来实现茶叶的商品价值。地方政府的产业策略未能成功应对新的市场环境，而地社会长期形成的“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消费者”的销售链条，配合以多样化品种和因时制宜的生产工艺，得以保证农民的产品适销对路，降低了茶叶滞销的风险。

王铭铭曾乐观地认为，安溪地方上回归“传统铁观音”的潮流，不仅是铁观音“传统的再创造”（霍布斯鲍姆、兰格，2004），而且可以守护铁观音带来的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恢复地方上多元的人文传统与自然景观（王铭铭，2016:6）。但从本文对两种生产实践的梳理来看，地方政府的回归“传统”，实际上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全新改造：当地政府迎合、引导和利用消费市场的正宗性想象，创造出一种单一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的“传统”。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敏锐地指出，在农业规划上，官僚关注的是更大的发展，而不是农民真实的、灵活的地方化实践（斯科特，2012:335）。因而，农民生产的实际逻辑与管理者的现代化农业逻辑－前者“对多变环境的富有创造性的、实践中的反应”与后者“改变环境使之尽可能适应集权和标准化的公式”（斯科特，2012:386）－-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通常情况下，由于管理者们掌握着专家性和现代化的知识，因此总是试图禁止或者改造那些相对“落后”的实践活动，以更好地促进地方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艾约博，2016；Stone，2007）。就此而言，安溪当地政府取缔压茶机、复兴传统铁观音的政策看似是一种反现代化的表现，但其所采用的逻辑仍具有现代化的内核，在这一逻辑看来，农民那些灵活、时变的生产方式被视为“落后的”和“目光短浅的”。

不过，政府自上而下定义出的齐一、本质性和非历史的“传统”与“正宗”并没有完全覆盖和抹除农民自发生长的、贯彻着“时变”逻辑的具体生产实践。如我们所见，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消费市场一时的正宗性想象远非多样、多层次、多变的市场的实际。自上而下的政府产业政策和定今于“古”的市场正宗性想象的联姻虽然能在一定的市场情境下取得成功，但长久来看，农民自然生长的“时变”逻辑终究更能适应复杂多变、多层次的真实市场。不少研究者认为，在规模化和现代化治理的驱动下，农户的生产特性和发展潜能面临着被压制与被剥夺的风险（贺雪峰，2015；吴重庆、张慧鹏，2019）。但在安溪茶叶生产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从最新的发展来看，当地政府对压茶机的禁令已不复一两年前的强硬，并且不再没收茶农所生产的机制茶。与此同时，茶农也在不断反思和改进自己的生产，地方上各种新兴的产实践层出不穷。茶农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的策略，虽然并不自称传统，但其实是真正依循习俗和传统的生产实践。在这些实践中，或许就隐藏着地方产业重新崛起的动力。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是基于茶叶生产的研究；茶农灵活性的产销策略之所以能够抵御单一化和规模化的产业政策，并通过自己的方式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取得成功，或许与茶叶生产的特殊性有关。陈义媛（2013）和黄宗智等人（2014）对水稻生产的研究发现，虽然规模化并不符合稻农的生产现实且并不经济高效，但是这种不经济的行为却在地方政府、龙头企业和农业大户的三方合力下成功推广，损害了更广大生产者的利益。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茶农相比于稻农拥有更加专业的技能，或者茶叶有着更加多元化的市场需求。不过，具体的原因还有待更多的研究。此外，茶农和稻农面对产业现代化逻辑的不同遭际也提醒我们在研究产业治理时应该考虑到不同产业的特殊性。

文章来源：社会2020·5CJS第40卷，《正宗与时变：基于安溪铁观音的产业治理与生产实践研究》，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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