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扬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
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一种消费品像茶叶这样影响中国边疆历史。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边茶贸易作为中原王朝用汉地茶叶换取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马匹或其他商品的一种商业活动，贯穿了宋以来中国历史的每个阶段。在延续千年的边茶贸易过程里，围绕边茶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各民族自觉或被动地参与其中，在各个链条和环节上分工合作、利益共享，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商贸活动。可以说，边茶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各民族经济和文化交往、交流的历史，也是一部政治上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
关键词
边茶 中华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
正文
边茶，顾名思义，即为专门销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其原料、制作工艺、包装和运输方式等有别于销往内地的腹茶。边茶为黑茶类，中国的黑茶主要是老叶茶，一般为一叶三芽到五芽，并掺杂茶树梗，经过特殊加工过程(如渥堆工艺等)，专门供应北方、西北及青藏高原各民族。黑茶产地主要有四川(南路边茶、西路边茶)、湖南(安化黑茶)、湖北(老青茶)、云南(紧茶)、广西(六堡茶)、陕西(茯茶)等。其中四川雅安、天全、名山、荥经和灌县、什邡、崇庆、平武等地生产的边茶，以及云南佛海等地生产的紧茶主要供应西藏和四川甘孜阿坝、青海、甘南等涉藏地区，用以制作藏族人民喜爱的酥油茶;湖南安化等地的黑茶主要供应新疆和蒙古草原，湖北赵李桥的青砖主要销往内外蒙古和俄罗斯等地。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限制，茶叶并不产于秦岭淮河以北的非酸性土壤地区，因此边疆各民族对茶叶的获得必须依赖于与内地产茶区的交易。所以，边茶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交流史，也是一部政治上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
纵观中国历史，从来没有一种消费品像茶叶这样，在维系中央政权与周边民族关系方面起着如此重要和持久的作用。经济上，茶叶在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经济互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治上，它是历代中央王朝控制和稳定边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文化上，茶叶对边疆民族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边疆民族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使之成为自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茶叶由内地向北方草原地区和青藏高原的传播
中国人的饮茶习惯始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陕西咸阳原东端的西汉景帝阳陵外藏坑K15中出土的腐朽碳化的粮食遗迹中，发现有茶叶残留物，此为截至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茶叶实物。考古工作者推测这是皇帝的茶，但具体怎么饮用，是食物还是药物，茶叶来自何处等重要信息却无从得知。可以肯定的是，喝茶习俗在汉代尚未普及。南北朝时期，蜀地等南方地区的汉人已经普遍饮茶，均为粗放式的煎饮，将茶与米粥、橘皮、姜等混在一起煮沸后饮用，饮茶被称为“茗饮”。至于采摘下来的茶树叶片是否经过炒制等工序的加工，文献无明确说明。现有的考古材料也没有茶叶加工的确凿证据。有关唐以前人们的饮茶，由于史料不足，或传世资料可疑之处颇多，所以茶学界的争议较多。可以确定的是，到了唐代，饮茶已经发展为一门艺术，茶叶的加工、制作技术开始精细化，唐代茶圣陆羽所著《茶经》即为明证。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我们可以知道，茶叶在唐代已经开始规模化生产并成为了商品，也就是说茶叶在唐代已经开始普及，有了一定规模的消费群体。自细煎慢啜式的品茶出现后，茶叶的形制逐渐从大叶、片、饼团过渡到宋代的抹茶和散条形茶。到了宋代，中国南北的汉人社会中饮茶之风炽盛，从社会上层到普通百姓都将饮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王安石在《议茶法》中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
北方游牧民族饮茶的历史较晚，南北朝时期，饮，仍以加工过的奶制品——酪浆为主。根据成书于北魏的《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喜欢“茗饮”的主要是南朝汉人，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非汉民族和受少数民族生活习俗影响的汉人，日常饮用的大多是酪浆。南朝齐官吏王肃因政治斗争失败投奔北魏后，为了迎合鲜卑贵族，饮食习惯从“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到逐渐适应北方游牧民族的羊肉、酪浆。有一次在宴会中，他为了讨好北魏高祖拓跋宏，说茗饮只配做酪浆的奴仆。给事中刘镐对王肃十分仰慕，以至于每天都要喝茶。魏高祖之弟彭城王元勰对此十分不屑，讥讽他“好苍头水厄”，意思是喜欢平民百姓下贱之物。后来北魏人就将茶水贬称为“酪奴”“水厄”，以至在北朝的宫廷和贵族宴会中，官员以“茗饮”为耻。不过这也说明，当时的北朝，饮茶和饮酪浆的两种习惯同时存在。在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下，尽管汉人和鲜卑人存在差异，但也相互学习和适应不同的文化和习俗，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成为时代的趋势和特征，不断加入北魏的南朝人无疑会对统治民族鲜卑产生文化和风俗习惯上的影响。
唐代，开始有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进行茶叶贸易的记载。8世纪中叶崛起于额尔浑河并称雄于蒙古草原的回纥汗国与唐朝和平相处，并两次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回纥与唐之间的贸易十分频繁，主要为以马匹换丝绢。其间也会以马易茶，如《新唐书·陆羽传》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然而，回纥易茶的用途是什么?是用来转手与其他民族贸易?还是自己饮用?史书并无相关说明。因此唐德宗时御史中丞封演撰《封氏闻见记》中说，“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可见唐时北方民族饮茶并不常见，以致官至御史中丞的封演也对回纥来唐易茶感到奇怪。
至宋代，北方民族才开始普遍饮茶，茶马贸易成为当时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进行物资交换的重要形式。除了我们熟知的宋与西北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外，北方的辽、金等也与宋在互市中交换茶叶。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澶渊之盟前，宋辽之间沿边地区便有数个用于互市的榷场，其中包括茶叶贸易：
契丹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后有范阳之师，罢不与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与之贸易。
也就是说，宋辽之间在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期，并没有政府设置的正式交易场所，也没有贸易管理机构，这一时期的贸易应该主要为民间贸易。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才正式在宋与辽实际占领的燕云地区设立了雄州等5个榷场。不过直到澶渊之盟前，因为“累年兴师”，宋辽之间的战争与冲突不断，这些榷场都不固定，时设时罢。澶渊之盟订约的景德二年(1005)，北宋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三处设立固定的榷场，后来又增设广信军。“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
考古材料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据，呈现了当时辽、金、西夏的饮茶情况。河北省宣化下八里村的辽代张世卿家族墓中有大量反映当时饮茶内容的壁画，壁画中烹茶人既有汉人装束者，亦有契丹人装束者，画中茶炉、茶壶、茶杯、茶碾等茶具和烹茶用具，以及烹茶过程，说明当时辽朝南面官所辖燕云十六州饮茶之风的盛行。此与宋人苗绥所说“燕人衣服饮食以中国为法” 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辽代壁画所见烹茶的方式均为与宋相同的点茶法，而不是在茶水中勾兑鲜奶。烹茶者多为着汉装者，茶具也多来自北宋的官窑，这可能是当时辽国辖境内的汉人多饮茶，而辽朝契丹皇室和贵族也模仿宋人的饮茶方式。辽朝的契丹人饮茶仅限于士大夫阶层，一般百姓可能较少饮用。宋真宗景德二年订立的“澶渊之盟”是当时宋辽之间的一项重要盟约，其中规定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这其中物品并没有包括茶叶，说明茶叶对于辽国并不重要。宋仁宗时期，宋与西夏开战，党项羌的西夏因为经济消耗不堪重负，故而接受宋每年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两万斤的岁赐。这其中茶被作为岁赐之物值得关注，证明茶已经在西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生活物品。由于西夏占领着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长城南部沿线地区，与吐蕃相邻，因此茶叶到底是西夏自己消费，还是转卖给吐蕃部落，尚不得而知。
金朝饮茶之风亦盛，主要流行于金国辖境的汉人之中。泰和六年(1206)尚书省上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 “比岁上下竞啜”表明饮茶习俗已经开始在金国各阶层普及了，不过应该主要在从事农耕的汉人之中流行。作为金国统治者的女真官员认为，“茶本出于宋地，非饮食之急”，可见当时的女真人并没有将茶作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为“非必用之物”，属于奢侈品。而且为了节省国库开支，避免“费国用而资敌”，金朝曾数次禁止与宋的茶叶贸易，如《金史·章宗本纪》载：“(泰和六年十一月)初定茶禁。”甚至规定只有七品以上的官员才有饮茶的资格，而且严禁买卖和作为馈赠之物。“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财弥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平民阶层的女真人没有普遍饮茶的习俗，而且可能因为茶禁等原因导致茶价高企，因此只有在一些重要的节庆和婚嫁等场合才会饮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南宋礼部尚书洪皓出使金国，被扣押在金国腹地冷山十数年，熟知女真习俗，归国后所撰《松漠纪闻》中记有女真人婚宴中饮茶场景，“宴罢，富者溣建茗， 建茗即产于福建建宁(今福建建瓯)的茶叶，为朝廷的贡品茶，时人称之为“御茶”。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其中的“粗者煎乳酪”便是用粗茶与鲜奶或酥油熬煮在一起，这可能是汉文文献中最早关于奶茶或酥油茶的记载。
元代，入主中原的蒙古人与汉人杂处，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有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蒙古人将茶与奶制品结合在一起创制出适合自己口味的饮品。元人有多种煎茶和饮茶的方式，如枸杞茶、玉磨茶、金字茶、清茶、炒茶、兰膏茶、川茶、西番茶、藤茶、孩儿茶、酥签等，其中的西番茶、兰膏茶、炒茶、酥签为茶中加酥油搅拌或炒制而成，明显为北方民族的饮茶方式。这些饮茶方式不仅流行于蒙古人中，也为当时的汉人所接受，并在元曲中有所反映。李寿卿《月明和尚度柳翠》中第二折：“茶博士，造个酥签来。” 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二折：“(郭云)师父要吃个甚茶?(正末云)我吃个酥签。” 可见，酥油茶是元代茶饮的重要类型。元代汉人为什么接受了酥油茶，最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元代汉人为了迎合蒙古统治者而采取的做法，不过这也间接促进了蒙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到了明代，长城以南的汉人中便不再有喝酥油茶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元代以后茶叶便开始在蒙古等游牧民族中普及和流行。
茶叶何时进入西藏?以及茶叶何时在西藏普及而成为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学术界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吐蕃时期吐蕃人的饮食以青稞炒面(糌粑)和酪浆为主，未见有关吐蕃饮茶方面的史料， 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捻麦为碗，实以羮酪，并而食之。”也不见唐蕃之间茶马互市。宋代，由于北宋王朝与北方的辽、金、西夏长期处于战争对峙状态，因此需要大量的用作军事用途的马匹。于是便开始了与较少发生战争冲突，生活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吐蕃进行茶马贸易。这一时期的茶马贸易主要地点是宋朝与吐蕃相邻的西北地区的秦凤路、熙河路， 据《宋会要》记载，“(熙宁)十月十四日，太子中舍、三司干当公事、经画成都府利州路茶货李杞等奏，与成都府路转运司同共相度到于雅州名山县、蜀州永康县、邛州在城等处置场买茶，般往秦凤路、熙河路出卖博马。”而不在茶叶产地四川雅州。而且输入吐蕃的茶叶为生长期较长的“老茶”，而非汉人喝的“嫩茶”。北宋黄庭坚《山谷别集》卷八《叔父给事行状》记有：“产茶之地尽在川路，卖茶之地全占陕西”，“(川茶)茶色不等，盖汉茶食嫩，番茶食老”等语。可以确定的是，此时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吐蕃人已经开始普遍饮用茶叶，至于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在宋元时期是否开始普遍接受茶叶，藏汉文献阙如。元代，开始有了“西番茶”和“西番大叶茶”的叫法。元朝中期蒙古医学家忽思慧著《饮膳正要》卷第二《诸般汤煎》详细记录了西番茶的产地和煮法：“出本土，味苦涩，煎用酥油。” 元代的西番为宣政院管辖的与陕西行省、四川行省、甘肃行省、云南行省相邻的藏族聚居地区，西番茶的产地雅州元代亦属宣政院辖地，元政府在此设有西番茶提举司， 至大四年九月，“罢西番茶提举司”。因此《饮膳正要》说西番茶“出本土”不无道理。茶与酥油混煮，这已是酥油茶的做法。明初，大臣解缙对西番人煮茶的方法描述得更为详细：“盖夷人肥膻潼，则群聚穹庐中，置釜煮茶茗，调以潼酪，而济其肉食，其俗非一日矣。” 将煮沸的茶水与酥油搅拌，已与现在酥油茶的制作方法并无二致，而且至明初以前这种酥油茶的制法已延续了很长时间，说明元代酥油茶在西番人中十分普及。明朝嘉靖年间，边茶已经加工成了砖形，“私贩茶户每采新茶，屣成方块，潜入番族贸易”。砖茶既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茶叶的容积，也便于长途运输和保存。到了清朝前期，文献已经明确记载饮茶习俗已在卫藏地区普及。乾隆时期的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多喀尔·策仁旺杰在其自传《噶伦传》中至少6处提及在拉萨和日喀则向寺院僧人布施茶叶的情况。
外国学者大多认为茶叶传入西藏的时间在公元10世纪以后。葡萄牙耶稣会士安东尼奥·德·安德拉德(Antonio de Andrade)和曼努埃尔·马库斯(Manuel Marques)是最早进入西藏的西方人。1623年，他们到达西藏西部古格王国的首府查帕朗(Tsaparang)。安德拉德在他1624年的报告中提到从中国进口的粗丝绸和瓷器、茶经由卫藏到达古格。第一个提到砖茶的西方人是威廉·穆尔科夫特(William Moorcoft)，他详细描述了1819年在拉达克的列城见到的被压紧成方形的茶包：“这些茶包来自拉萨和叶尔羌，用牛皮包裹，上面覆有带着汉字的黄纸。” 总之，宋元至明清以来，随着饮茶习俗在青藏高原的传播和普及，茶叶逐渐成为藏族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茶叶从内地，从汉地向北方、西南民族地区传播的过程，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传播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北方、西南民族在这个过程中对茶叶并不是简单地被动接受，而是根据各自民族特点，结合自己的饮食文化习惯，把茶与奶制品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发展出具有自身民族特点的饮茶方式和习俗。
二、茶之于藏民族的重要性
对于北方和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来说，食肉和饮用兑有奶制品的茶是获取身体营养成分的必要途径。自古以来，牛、羊便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家畜，青藏高原分布着面积广阔的牧场，相当多的人口从事畜牧业。农区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带，受到灌溉条件和日照时间的制约，粮食产量很低，单靠耕作所获无法维持基本的生存，于是村庄周围不适宜耕种的空地常常被用来放牧牛羊，这里没有如中原地区那样的纯农业区，农区也呈现出半农半牧的特征。因此，奶制品是青藏高原最易获取的食物。牛奶是一种高热量的饮品，并富含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和膳食钙。虽然人们从深绿色的蔬菜也能获得膳食钙，不过需要食用大量的蔬菜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由于青藏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和高海拔，能够栽培的农作物尤其是蔬菜并不多。传统上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日常食用的蔬菜主要是圆根、豌豆等，缺少深绿色的蔬菜。摄取牛奶中的膳食钙便成为最便利的营养补充。另外，作为高热量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奶制品能有效地帮助生活在高原的人们抵御寒冷的天气。对一些人来说，由于体内缺乏分解牛奶中乳糖的乳糖酶，直接饮用鲜奶会造成腹痛和腹泻。医学研究表明，人类从婴儿时期断奶后，身体中分解人和牛、羊等动物奶的乳糖酶便会消失，从而出现乳糖不耐症，由于乳糖不能直接被人体所吸收，饮用动物奶后便产生相应的排斥，引起腹痛和腹泻。这一点在亚洲世界更加普遍，亚洲人100%都有不同程度的乳糖消化不良(LM)症状，对牛奶具有排斥性。根据笔者掌握的文献，未见民主改革前藏族直接饮用鲜奶的记载。20世纪40年代，俞湘文在对西北地区甘青川康四省涉藏地区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牧民)从不吃白开水或纯牛奶，必须喝茶或奶茶”。鲜奶或奶制品酥油与茶叶的结合能为身体所接受，巧妙地克服了亚洲人乳糖不耐症的问题，形成了藏族独特的饮茶方式。清人记载酥油茶的制作方法为，“以茶入锅，煮数十沸，去渣，入乳酥合盐各少许，盛以木桶，群取以食”。即将茶叶煮沸后加入盐，再倒入木制的酥油桶中用木棍进行充分的捣拌，使茶和酥油融为一体，成乳状即可饮用。这种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沿袭至今。
茶含有咖啡因，为轻微的成瘾品，但对人体没有危害。饮茶较之饮白水是一种享受，易于入口，茶叶可将寡淡无味的白水变为具有吸引力的饮品，还有降脂、解腻、提神的功效。茶叶含有人体所需的维生素、镁、钾等成分，这些成分能够补充绿色蔬菜摄取的不足。
此外，我们知道，人畜粪便等有害物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对水源的污染，人类在饮用受污染的水后，水中的病菌进入身体，会导致疾病的产生和传播。茶叶则要用沸水熬制后方能饮用，烧开的茶水可以做到相对无菌，因此饮茶习俗在藏地的普及，减少了当地人生病的概率和疾病的传播，使得寿命大大延长。目前虽然缺少这方面的史料加以确认，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茶在青藏高原普及后，其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由于藏族特殊的饮食习惯，即“饮食多糌粑、牛肉、羊肉、奶子、奶渣、酥油等物，其性燥烈，而茶为急需，故贵贱皆以茶为命”。另外，边茶适合熬制，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独特的饮食和烹饪方式十分契合。受制于高原的气候和环境，除了夏季和有日照的时间外，大多比较干燥寒冷，为了抵御寒冷，人们喜爱热食热茶。藏族最为喜爱的酥油茶用茶和酥油打制而成，酥油受凉便会凝结，需要趁热喝下。糌粑是藏民族最为日常的食物，用热茶或酥油茶挼糌粑最为理想。另外，藏地缺少木材和煤炭，随处可见的牛粪成为藏地最常用的燃料。牛粪燃烧的火力较弱，适合炖煮食物和熬茶。用慢火熬制不仅能充分激发出黑茶的香气，使茶水更加浓郁，其过程对喝茶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即便在野外，觅一避风之处，用三块石头支起简单的炉灶，将放入茶叶的陶壶或铜、铁壶放置其上，点燃牛粪慢慢熬煮，再用煮沸的茶水揉制糌粑，既能驱寒消解疲劳，也能饱腹。这也是茶为藏民族所喜爱并能在青藏高原迅速普及的重要原因。
三、边茶贸易的政治、经济作用和意义
中国历朝都清楚地认识到茶叶对藏人的重要性，北宋程之邵曾对宋徽宗说：“戎俗食肉、饮酪，故贵茶而病于难得。” 《明史·食货志》亦云：“番人嗜茶，不得茶则困以病。”正是因为茶在蒙藏等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因此茶叶被历朝中央政府视为“驭番”的工具，“视番情之向背，分别通禁”， 即通过调节茶叶的数量多寡来控制“不可一日无茶”的边疆民族，认为茶叶对制西番控北狄的作用胜过“数万甲兵”。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表达过茶叶对维系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关系重要性的看法：“朕岂为(茶)利哉!制驭夷狄不得不然也。” 这就使得茶叶不仅仅具有经济上的商品属性，还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意义。对历代中央政府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边茶的政治属性远大于商品属性，对维系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之间的联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出于“以茶驭番”和获取高额利润的需要，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茶马贸易实行专卖制度，制定了相应的律法和条规，并逐渐加以完善，这便是茶马法或榷茶制度。茶马法肇始于宋，终结于清，对维系中央政府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以前，由于北方游牧民族无饮茶习俗，因此对茶叶输出并无限制。唐代，尽管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但文献中鲜有关于以茶易马的记载，仅有回纥两次买茶的记录。唐与北方突厥、回纥等民族的互市贸易主要还是用金帛换取战马。如《新唐书·兵志》，“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旧唐书》亦云，“自乾元之后，(回纥)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另外，史籍中也不见唐与青藏高原的吐蕃和蒙古草原游牧民族以茶易马的明确记载。
从宋神宗开始便对茶马法加以系统管理，茶马贸易全为官营，由政府设立的茶马司管理和执行。但随着茶马交易数量的增大，政府无力掌控茶马交易的所有环节，于是便颁发茶引，茶商到官府领取茶引并运茶到茶马司，然后再由茶马司收购，茶马司用以以茶易马，由此开始了边茶贸易的官商合办。后来官颁茶引远远不能满足边疆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走私茶叶盛行，宋元两朝关于严禁私茶的规定层出不穷。由于宋与北方的辽金及西夏长期处于对峙状态，因此战争所需战马大都来自西北的吐蕃。宋朝设秦州、熙州为茶马互市之所，用来自四川的茶叶交换吐蕃的战马。
元代，长城内外均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统治范围，作为马背民族的蒙古族统治者并不缺马，因此茶马贸易在元朝近百年的统治期间不再继续，由茶商按引纳税后将边茶自由销往边疆各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蒙古族普遍接受了茶叶，并将其与游牧民族喜爱的奶制品结合起来，创制出称为“兰膏”“酥签”等的酥油茶和奶茶，发展了独具特色的饮茶文化，并延续至今。元朝覆灭后，蒙古统治集团退回到长城以北的蒙古草原，但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对明王朝形成威胁。为了防止蒙古与西番诸部结盟共同对付明朝，明朝政府采取了用茶叶进行分化控制的办法，同时为了取得所需的战马，建立了最为完备的茶马交易体系。明朝政府还扩大了官商合办的范围，准许茶商以部分茶叶易番货。
清初，由于战事频繁，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八旗官兵每人配备3匹战马)，仍然维持明代的茶马贸易。其后，随着清廷对全国的统一，特别是将蒙古各部纳入直接管辖后，战马不再短缺，更加适宜征战的蒙古马成为清朝军队的首选，“西马(西番的马匹)既不见重于时，从前以茶易马之制遂废”。另外，蒙古作为清王朝重要的支撑力量在统一全国和维护政权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笼络北方的蒙古，清王朝对其茶叶输入数量不再加以限制，任其交易。但是对于管理和控制相对松弛的西藏却仍然实行严格的茶引制度，控制茶叶的销藏数量，“其目的有二，即以存羁縻节制之意” 和“佐军储之急”。茶马贸易废止后，麝香、羊毛、皮革、沙金、硼砂、药材等土特产品取代了马匹的地位，成为藏地交换内地茶叶、布匹、丝绸、金属用品、杂货等的重要物品。
清代也曾通过对销藏茶叶的控制，对不臣服于中央政府的部分涉藏地区进行控制。康熙末年蒙古准噶尔部占领西藏，康藏一些土司和寺院归顺准噶尔，康熙五十八年(1719)议政大臣等议覆云：“至打箭炉外，最近者为理塘，遣官招抚，令营官造其所管番寨户口清册，配量定数，许其买运。巴塘以外，亦照此例。其打箭炉一路，当视番情之向背，分别通禁。” 清政府的禁茶之举引起这些涉藏地区的恐慌，于是相继归附。奥地利外交官罗斯通(Arthur von Rosthorn)，在其19世纪末出版的著作中也特别指出茶叶贸易作为清政府对西藏控制手段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清政府垄断了茶叶之后，便将开茶市与藏民贸易当做一种特许，这种特许曾因藏民不服从而停止过一两次。清政府将茶叶输藏的数量维持在求大于供的状态，以维护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权威和影响。
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在控制茶叶的同时，也采取了怀柔的手段。如明朝政府在严禁茶叶走私的同时，对前来朝贡的藏边僧侣、商队等夹带私茶出关采取宽容的态度。其次，借由开办茶市，分利给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寺院，达到笼络的作用。清前期，自雍正三年(1725)起，清世宗下谕，禁止达赖喇嘛再向康区茶商征税，免除达赖商队的税收。清廷还每年从打箭炉所收茶税中，赏给达赖喇嘛茶叶2500千克、班禅额尔德尼茶叶1250千克，并运茶脚费银10千克。此项措施既达到消减达赖影响力，由中央政府实施直接管理康区的目的，又起到了对达赖、班禅等西藏上层进行笼络和安抚的作用。乾隆年间，清政府又在打箭炉茶税中赏给达赖喇嘛每年白银250千克，由西藏商队在打箭炉取茶时一并带回。西藏大小寺院上千座，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寺院多参与到茶叶贸易中。由于藏地很多地方没有集市，寺院便成为茶叶的批发和售卖点，百姓和零售商贩不得不受制于僧侣，喇嘛便通过这种经济优势，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力。买卖茶叶是寺院的一项重要收入，也由此形成了寺院对清廷的依赖。
四、中华各民族共同参与和发展了边茶贸易
(一)边茶在农牧交换和互补中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共同开发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自古以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长城以南的农耕区和长城以北的游牧区，这两种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的经济文化类型，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内在的经济和文化的根源。历史上，游牧和农耕两种经济相互依赖、互为补充，但游牧经济具有更大的单一性和脆弱性，因此游牧区对农耕区的依赖程度更大，这也决定了游牧区必然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
在农牧互补的交换活动中，茶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宋元以来，北方游牧民族有了嗜茶之好，并在民间普及后，茶叶便成为刚性需求。茶叶从内地向北往西流动的同时，来自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的马匹、羊毛、皮革、药材、麝香、砂金等土特产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了内地，这种农区和牧区经济上的交往和联系，影响到各族人民生活、生产的各个部分，使得中国疆域内的农区和牧区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和补充的自然经济区域，这一自然经济区域的形成，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
(二)边茶贸易链条中各民族的分工与合作
边茶贸易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参与和创造的。从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到消费的各个环节上，我们都能看到各民族有序的分工与合作。边茶的生产和流通不但提供了大量的岗位，数十万人的家庭与此相连，许多与之有关的机构和家庭赖此为生，如茶农、茶商、茶庄、锅庄、背夫、骡马出租者，茶叶制造工人、包装工人，等等。他们有的将其作为职业，有的在农闲时节通过从事相关工作补贴家用。
边茶贸易所编制的庞大的贸易网络，将边疆与祖国内地，以及中国与俄罗斯、南亚国家等广阔的世界连接在一起。这一网络有相对独立的管理体系和交通网线，穿梭于其中的茶叶代理人和中间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西藏和涉藏地区经商的汉族、回族、撒拉族等，出于商业竞争和互助的要求，他们普遍以茶庄或茶号的形式构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并按照同乡关系结成了陕帮、川帮、滇帮等团体。从事茶叶贸易的康藏茶商，按照地域区分，有“康巴娃”与“藏巴娃”;以从事商业活动和资金来源而论，一般有寺庙、土司、平民三种经商者。藏商从批发到零售，也形成了庞大的经销茶叶的贸易网络。
(三)各民族共同筑就茶叶之路
边茶运输是一项长途贸易，从产茶地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雅安、云南的滇西、湖南益阳和湖北赵李桥，到茶叶的目的地西藏和蒙古草原。其间道路崎岖坎坷，要跨过无数的激流险滩，翻越雪山草甸，历经雨雪风霜，路途中随时可能遭遇盗匪。茶商们利用人背马驮的方式，络绎不绝地一站一站将茶叶运往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
以藏茶贸易为例，清末民国时期，雅安地区供应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的边茶引额多为每年11万担，需要背夫约10万人次，他们常年周而复始地往返于雅安到康定的崎岖山路之中。茶叶由雅安等地运至康定后，便转卖到往来于康藏之间的以藏商为主的商人手中。这些即将运往西藏的茶叶，还要经过第二次包装，也就是将竹篾从茶条上拆除，重新包裹上牛皮，以适合高原牦牛、骡子驮运，这些缝皮的工作通常都由藏族的“甲作娃”来操作。向关外运送茶叶的均为藏族牧民，他们被称为“驮脚娃”。从康定到拉萨往返一次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
从藏茶产地，即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雅安，以及云南滇西向西藏运输茶叶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如今大多数人所熟知乃至缅怀的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线路全长3000多公里;另一条线路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邦达、察隅或洛隆、工布江达、拉萨，线路全长3800多公里。
在这两条主线的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如从雅安到松潘、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邓柯(今四川德格)通往青海玉树、西宁、洮州(今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这些四通八达的茶叶贸易网络把川、滇、藏地区紧密连结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势最高、山路最险、距离最遥远的茶马古道。此外，还有一条从云南绕道东南亚、南亚入藏的滇茶之路，就是从茶叶产地西双版纳等地经缅甸，再用海船运至印度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转火车到大吉岭或噶伦堡，最后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进入西藏，这条茶道曾经是清代至民国时期“滇茶销藏”的主要通道之一。
(四) 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一个中华文化共享
历史记忆的形成与意义千余年的边茶贸易积淀了丰厚的由传说和故事缀成的历史记忆，形成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在民间，汉藏两个民族都将藏族饮茶的历史追溯到文成公主入藏，并对此深信不疑，赋予种种美好的传说，成就了汉藏民族友谊的一段佳话。
其实，根据文献记载，文成公主进入吐蕃时，所带物品中并没有茶叶。也就是说，史实与民间“常识”之间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的形成及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才是我们在本节所要探寻的关键所在。
我们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证，从学术的角度分析茶叶是否由文成公主最早带入吐蕃。唐代，内地茶叶的种植和生产与以前的朝代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茶叶产区也不局限于最初的江淮和巴蜀地区,扩大到了西北及西南其他地区。茶圣陆羽的《茶经》记载当时的主要产茶地区共有42州，即西北到陕西省境内的安康，北到淮河南岸的光山，西南到云贵的西双版纳和遵义，东南到福建的建瓯、闽溪，南到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其中与吐蕃相邻的川陕一带产茶的地区包括:峡州夷陵郡、归州巴东郡、夔州云安郡、雅州卢山郡及金州汉阴郡、兴元府汉中郡。在这种条件下, 茶叶流通流入到与之相邻的吐蕃地区并非没有可能，但当时茶叶在吐蕃并没有普及，如果有，也仅限于唐蕃交界地区或吐蕃的上层阶级和僧侣阶层的极少部分。目前诸多论著中所提及的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之事，引文出处均注明来自明代成书的《西藏政教史鉴》 此书为刘立千翻译。1940—1943年任乃强在《康导月刊》连载该书校注，书名为《西藏政教史鉴》。后刘立千将书名更改为《西藏王统记》，1985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可以明确的是，汉文史料并无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记载。如《旧唐书》和《新唐书》“吐蕃传”中关于文成公主的史料很少，未见关于茶叶入藏的史料。另外，依据明代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的记载，唐太宗赐给文成公主带入藏地的嫁妆有如来像、金玉制告身文书、经史典籍、玉片鞍翼黄金鞍、鸟织锦垫、工巧技艺制造术、四医方药、服饰和琵琶乐器等，但其中不见有关于茶叶的记载。目前能见到唐代茶叶入藏的史料，是任乃强先生在《文成公主下嫁考》一文中曾引用的德格版《汉藏文书》的相关记载：“松赞干布之孙，始自中原输入茶叶”。但是任乃强先生并未提供关于《汉藏文书》的版本详情。不过此《汉藏文书》有可能是《汉藏史集》的另一种译名。明代藏文史籍《汉藏史集》已由陈庆英先生翻译出版。全书共有三处提及茶叶：一是“上篇”中“吐蕃之王统”中讲到藏文创始人吞米·桑布扎梦到文殊菩萨化身的老太婆，他们之间的谈话提到茶叶;第二处是“上篇”中“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讲述了吐蕃赞普都松莽支布(679—704)因喝了小鸟口中衔来的茶叶而治愈重病的故事;第三处是“茶叶种类”一章中对汉地茶叶种类的描述。但是这三处讲的都是各种茶的药用价值，茶对身体的治疗作用。《汉藏史集》成书于明朝宣德年间，其时关于藏地饮茶习俗已经有了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此书讲述的公元7世纪吐蕃时期关于茶叶的故事是否真实，因所能资籍之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甚少，尚存疑。即使按照《汉藏史集》的记载，唐代时期吐蕃已有茶叶，但应该也并不流行，只是作为治病的良药，并没有作为饮品流行。
不论茶叶入藏源于何种说法，茶叶输入藏地并形成一定规模应该不是在唐代。到了宋代，汉藏茶马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原地区茶叶产量也大幅提高，宋代茶叶产量比唐代增长了二三倍，从而保障了吐蕃茶叶的供给，但是藏人饮茶还仅限于青藏高原边缘地区今四川、甘肃等处涉藏地区。藏汉文献中尚无关于卫藏地区藏族饮茶的记载。不过，明清以后有明确的文献记载表明，茶叶已经成为整个青藏高原藏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从上述史实来看，茶叶并非是由文成公主带入吐蕃的，唐代的吐蕃也没有形成普遍的饮茶习俗。但是，我们想说明的是，茶叶入藏始于文成公主的说法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传说建构的动机是什么?其背后所反映了怎样的观念、思想和情感的深层意义?文成公主是汉藏群众最为熟悉的历史人物，青藏高原各地都流传着她的传说，她远嫁吐蕃的故事成为汉藏民族友谊的佳话，她把内地的书籍、农作物、技术和工艺带到了青藏高原，丰富了高原人民的文化和生活，在增进两个民族的交流与了解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藏族人民把各种美好的事物都赋予在她身上便显得顺理成章，她汇聚藏族人民所能想象到的种种优良品行。基于此，人们更愿意相信是她把藏族人民每日不可或缺的茶叶带进了雪域高原。关于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传说不止于藏族，在藏茶的产地雅安的汉族中也同样流传着她与茶叶的故事。2019年笔者在雅安的藏茶厂和茶园调查时，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茶工们每逢对我说起他们知识体系中的藏茶起源，无不以文成公主为开端。当然，这其中不乏虚构的成分，但是他们对这些虚构的故事深信不疑，乐于传播，并将其当做历史事实，不断强化记忆和丰富故事内容，这同样反映出雅安的汉族群众对藏茶所传递的汉藏友谊的敬仰之情。
这个出自民间，广泛流传于汉藏民族之中的文成公主与茶叶的传说，无疑具有其存在的深厚历史基础和社会基础。它寄托了汉藏人民对民族友谊的理解和期盼，折射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体现了汉藏两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并演变为汉藏群众情感互通的集体记忆和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因而我们应该把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传说和由此而衍生的一套话语体系，放置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历史框架中去理解和加以诠释，如果这样来看，这种民间观念的表达又何尝不是一种真实的历史事实呢!
五、小结
唐宋以来，边茶贸易是连接和维系中原王朝与北方和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要方式和纽带，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明太祖朱元璋对边茶的作用有过精辟的评价：“夫物有至薄而用之至厚者，茶是也。” 也就是说，茶叶这种产量高、易于生长、价值不高的“山林草木之叶”，却在加强与边疆民族的关系中发挥了最大的功效。边茶之于历代中央王朝都有着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经济方面，边茶起到了农牧互补的作用，用以交换内地缺乏的马匹、药材、羊毛、皮革、硼砂等物;与此同时，茶税也成为国家财政和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政治上，边茶有着“以茶驭番”的功能，历朝中央政府通过调节茶叶输出的数量对边疆民族进行政治上的控制，加强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的联系。同时，边茶还间接地充当了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交流的中介和纽带。以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为例，他们饮食生活中有四个主要的食品，分别是糌粑、肉、茶叶和酥油，在这四项中，唯有茶叶需要从内地输入，其种植、加工完全由千里之外的内地控制。因此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对茶叶垄断，从数量的调控实现对青藏高原的控制。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那种物品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边茶贸易作为中原王朝用汉地茶叶换取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马匹或其他物品的一种商业活动，贯穿了宋以来中国历史的每个阶段。在延续千年的边茶贸易过程中，围绕边茶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各民族自觉或被动地参与其中，在各个链条和环节上分工合作、利益共享，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商贸活动。
维系一个共同体的基础，就是由共同的记忆、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故事所构成的为全体成员共享的符号、信仰与价值观，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承、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整合机制。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理解这个过程，就不能简单地只靠文献记载的“历史事实”，还要从具体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去寻找答案。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关系，除了文字记载的“大事”外，更多地体现在如小小的茶叶这样不起眼，但又无处不在的，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具体的物资交流之中。千百年来，朝代更替与世事变幻不断，但边茶贸易却从未中断。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前现代社会，物资交流的意义十分重要，即使一个人从来没有离开家乡，没有机会见到自己民族以外的人，但是来自外部世界的物品却传达了关于另外一个世界清晰的信息，通过茶叶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具体环节与体验，产地与消费地之间不同文化、不同区域和不同生活方式人们被联系在了一起。这些素未谋面，一生中可能也不会相见的人们，被纳入茶叶构成的贸易体系，结成了一个利益相关的有机体。与历史上民族之间、政权之间的对立、冲突相比，茶叶带给人们的是和谐、和平和友谊的美好记忆，是彼此间互助互惠、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具体呈现，是各民族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结果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而也是最有意义的记忆载体和共享符号。
以茶叶为纽带，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信赖、守望相助，结成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可以说，边茶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各民族交往交融的历史，它的产生和发展，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述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来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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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茶经，清代最大的一部茶书，也是我国古茶书中最大的。作者陆廷灿。
陆廷灿 ，字幔亭，嘉定人，曾任崇安知县（现武夷市）。在茶区为官，长于茶事，采茶、蒸茶、试汤、候火颇得其道。它洋洋10万字，几乎是收集了清代以前所有茶书的资料。之所以称《续茶经》，是按唐代陆羽《茶经》的写法，同样分上、中、下三卷，同样分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最后还附一卷茶法。《续茶经》把收集到的茶书资料，按10个内容分类汇编，便于读者聚观比较，并保留了一些已经亡故的茶叶之家消息,茶书资料。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自唐以后阅数百载，产茶之地，制茶之法，业已历代不同，既烹煮器具亦古今多异，故陆羽所述，其书虽古而其法多不可行于今，廷灿一订补辑，颇切实用，而征引繁富。
续茶经
清-陆廷灿
许慎《说文》：茗，荼芽也。
王褒《僮约》：前云“鳖烹荼”。后云“武阳买荼”。[注：前为苦菜，后为茗。]张华《博物志》：饮真荼，令人少眠。
《诗疏》：椒树似茱萸，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其叶以为香。
《唐书·陆羽传》：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之图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
《唐六典》：金英、绿片，皆茶名也。
《李太白集·赠族侄僧中孚玉泉仙人掌茶序》：余闻荆州玉泉寺近青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鸦。按《仙经》：蝙蝠，一名仙鼠。千岁之后，体白如雪，栖则倒悬，盖饮乳水而长生也。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馀岁，颜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茗，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余茶数十片，卷然重叠，其状如掌，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觏。因持之见贻，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俾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
《皮日休集·茶中杂咏诗序》：自周以降，及于国朝茶事，竟陵子陆季疵言之详矣。然季疵以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季疵之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俾饮之者除而去疠，虽疾医之未若也。其为利也，于人岂小哉？余始得季疵书，以为备矣，后又获其《顾渚山记》二篇，其中多茶事；后又太原温从云、武威段之各补茶事十数节，并存于方册。茶之事由周而至于今，竟无纤遗矣。
《封氏闻见记》：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太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起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色额甚多。
《唐韵》：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茶。
裴汶《茶述》：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烹之鼎水，和以虎形，人人服之，永永不厌。得之则安，不得则病。彼芝术黄精，徒云上药，致效在数十年后，且多禁忌，非此伦也。或曰多饮令人体虚病风。余曰不然。夫物能祛邪，必能辅正，安有蠲逐聚病而靡裨太和哉？今宇内为土贡实众，而顾渚、薪阳、蒙山为上，其次则寿阳、义兴、碧涧、湖、衡山，最下有鄱阳、浮梁。今者其精无以尚焉，得其粗者，则下里兆庶，瓯碗粉糅。顷刻未得，则胃腑病生矣。人嗜之若此者，西晋以前无闻焉。至精之味或遗也。因作《茶述》。
宋徽宗《大观茶论》：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惶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
而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百废具举，海内宴然，垂拱密勿，幸致无为。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咸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
呜呼！至治之世，岂惟人得以尽其材，而草木之灵者，亦得以尽其用矣。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后人有不知为利害者，叙本末二十篇，号曰《茶论》。一曰地产，二曰天时，三曰择采，四曰蒸压，五曰制造，六曰鉴别，七曰白茶，八曰罗碾，九曰盏，十曰筅，十一曰瓶，十二曰杓，十三曰水，十四曰点，十五曰味，十六曰香，十七曰色，十八曰藏，十九曰品，二十曰外焙。
名茶各以所产之地，如叶耕之平园、台星岩，叶刚之高峰、青凤髓，叶思纯之大岚，叶屿之屑山，叶五崇林之罗汉上水桑芽，叶坚之碎石窠、石臼窠[一作穴窠]。叶琼、叶辉之秀皮林，叶师复、师贶之虎岩，叶椿之无双岩芽，叶懋之老窠园，各擅其美，未尝混淆，不可概举。焙人之茶，固有前优后劣、昔负今胜者，是以园地之不常也。
丁谓《进新茶表》：右件物产异金沙，名非紫笋。江边地暖，方呈“彼茁”之形，阙下春寒，已发“其甘”之味。有以少为贵者，焉敢韫而藏诸。见谓新茶，实遵旧例。
蔡襄《进《茶录》表》：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谕，臣先任福建运使日，所进上品龙茶，最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鉴，若处之得地，则能尽其材。昔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烹煎之法，曾未有闻。臣辄条数事，简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录》。伏惟清闲之宴，或赐观采，臣不胜荣幸。
欧阳修《归田录》：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精绝，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缕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
赵汝砺《北苑别录》：草木至夜益盛，故欲导生长之气，以渗雨露之泽。茶于每岁六月兴工，虚其本，培其末，滋蔓之草，遏郁之木，悉用除之，政所以导生长之气而渗雨露之泽也。此之谓开畲。惟桐木则留焉。桐木之性与茶相宜，而又茶至冬则畏寒，桐木望秋而先落；
茶至夏而畏日，桐木至春而渐茂。理亦然也。
王辟之《渑水燕谈》：建茶盛于江南，近岁制作尤精。龙团最为上品，一斤八饼。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运使，始造小团，以充岁贡，一斤二十饼，所谓上品龙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虽宰相未尝辄赐，惟郊礼致斋之夕，两府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剪金为龙凤花，贴其上。八人分蓄之，以为奇玩，不敢自试，有佳客，出为传玩。欧阳文忠公云：“茶为物之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也。”嘉中，小团初出时也。今小团易得，何至如此多贵？
周辉《清波杂志》：自熙宁后，始贡密云龙。每岁头纲修贡，奉宗庙及贡玉食外，赉及臣下无几。戚里贵近，丐赐尤繁。宣仁太后令建州不许造密云龙，受他人煎炒不得也。此语既传播于缙绅间，由是密云龙之名益著。淳熙间，亲党许仲启官苏沙，得《北苑修贡录》，序以刊行。其间载岁贡十有二纲，凡三等，四十有一名。第一纲曰龙焙贡新，止五十馀。贵重如此，独无所谓密云龙者。岂以贡新易其名耶？抑或别为一种，又居密云龙之上耶？
沈存中《梦溪笔谈》：古人论茶，惟言阳羡、顾渚、天柱、蒙顶之类，都未言建溪。然唐人重串茶粘黑者，则已近乎建饼矣。建茶皆乔木，吴、蜀惟丛茇而已，品自居下。建茶胜处，曰郝源、曾坑，其间又有坌根、山顶二品尤胜。李氏号为北苑，置使领之。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建安北苑，始于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遣使造之，取象于龙凤，以别入贡。至道间，仍添造石乳、蜡面。其后大小龙，又起于丁谓而成于蔡君谟。至宣、政间，郑可简以贡茶进用，久领漕，添续入，其数浸广，今犹因之。
细色茶五纲，凡四十三品，形制各异，共七千馀饼，其间贡新、试新、龙团胜雪、白茶、御苑玉芽，此五品乃水拣，为第一；馀乃生拣，次之。又有粗色茶七纲，凡五品。大小龙凤并拣芽，悉人龙脑，和膏为团饼茶，共四万馀饼。盖水拣芽即社前者，生拣茶即火前者，粗色茶即雨前者。闽中地暖，雨前茶已老而味加重矣。又有石门、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隶于北苑，皆采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岁縻金共二万馀缗，日役千夫，凡两月方能迄事。第所造之茶不许过数，人贡之后市无货者，人所罕得。惟壑源诸处私焙茶，其绝品亦可敌官焙，自昔至今，亦皆人贡。其流贩四方者，悉私焙茶耳。
北苑在富沙之北，隶建安县，去城二十五里，乃龙焙造贡茶之处，亦名凤凰山。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城下，方与西来水合而东。
车清臣《脚气集》：《毛诗》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注：荼，苦菜也。《周礼》：“掌荼以供丧事。”取其苦也。苏东坡诗云：“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近世。”乃以今之茶为荼。夫茶，今人以清头目，自唐以来，上下好之，细民亦日数碗，岂是荼也？茶之粗者，是为茗。
宋子安《东溪试茶录序》：茶宜高山之阴，而喜日阳之早。自北苑凤山，南直苦竹园头，东南属张坑头，皆高远先阳处，岁发常早，芽极肥乳，非民间所比。次出壑源岭，高土沃地，茶味甲于诸焙。丁谓亦云：凤山高不百丈，无危峰绝崦，而冈翠环抱，气势柔秀，宜乎嘉植灵卉之所发也。又以建安茶品甲天下，疑山川至灵之卉，天地始和之气，尽此茶矣。又论石乳出壑岭断崖缺石之间，盖草木之仙骨也。近蔡公亦云：“惟北苑凤凰山连属诸焙，所产者味佳，故四方以建茶为名，皆曰北苑云。”黄儒《品茶要录序》：说者尝谓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盖前此茶事未甚兴，灵芽真笋往往委翳消腐，而人不知惜。自国初以来，士大夫沐浴膏泽，咏歌升平之日久矣。夫体势洒落，神观冲淡，惟兹茗饮为可喜。园林亦相与摘英夸异，制卷鬻新，以趋时之好。故殊异之品，始得自出于榛莽之间，而其名遂冠天下。借使陆羽复起，阅其金饼，味其云腴，当爽然自失矣。因念草木之材，一有负瑰伟绝特者，未尝不遇时而后兴，况于人乎？
苏轼《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黄君道辅讳儒，建安人，博学能文，淡然精深，有道之士也。作《品茶要录》十篇，委曲微妙，皆陆鸿渐以来论茶者所未及。非至静无求，虚中不留，乌能察物之情如此其详哉？
《茶录》：茶，古不闻食，自晋、宋已降，吴人采叶煮之，名为茗粥。
叶清臣《煮茶泉品》：吴楚山谷间，气清地灵，草木颖挺，多孕茶。大率右于武夷者为白乳，甲于吴兴者为紫笋，产禹穴者以天章显，茂钱塘者以径山稀。至于桐庐之岩，云衢之麓，雅山著于宣、歙，蒙顶传于岷、蜀，角立差胜，毛举实繁。
周绛《补茶经》：芽茶，只作早茶，驰奉万乘，尝之可矣。如一旗一枪，可谓奇茶也。
胡致堂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其急甚于酒。
陈师道《茶经丛谈》：茶，洪之双井，越之日注，莫能相先后，而强为之第者，皆胜心耳。
陈师道《茶经序》：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上自宫省，下逮邑里，外及异域遐陬，宾祀燕享，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又有功于人者也。可谓智矣。
《经》曰：“茶之否臧，存于口诀。”则书之所载，犹其粗也。夫茶之为艺下矣，至其精微，书有不尽，况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纸墨之间，其有得乎？昔者先王因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于人者，皆不废也。
吴淑《茶赋》注：五花茶者，其片作五出花也。
姚氏《残语》：绍兴进茶，自高文虎始。
王《野客丛书》：世谓古之荼，即今之茶。不知荼有数种，非一周高起《洞山茶系》：茶之尚于高流，虽近数十年中事，而厥产伊始，则自卢仝隐居洞山，种于阴岭，遂有茗岭之目。相传古有汉王者，栖迟茗岭之阳，课童艺茶，踵卢仝幽致，故阳山所产，香味倍胜茗岭。所以老庙后一带茶，犹唐宋根株也。贡山茶今已绝种。
徐《茶考》：按《茶录》诸书，闽中所产茶，以建安北苑为第一，壑源诸处次之，武夷之名未有闻也。然范文正公《斗茶歌》云：“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苏文忠公云：“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则武夷之茶在北宋已经著名，第未盛耳。但宋元制造团饼，似失正味。今则灵芽仙萼，香色尤清，为闽中第一。至于北苑壑源，又泯然无称。岂山川灵秀之气，造物生殖之美，或有时变易而然乎？
劳大与《瓯江逸志》：按茶非瓯产也，而瓯亦产茶，故旧制以之充贡，及今不废。张罗峰当国，凡瓯中所贡方物，悉与题蠲，而茶独留。将毋以先春之采，可荐馨香，且岁费物力无多，姑存之，以稍备芹献之义耶！乃后世因按办之际，不无恣取，上为一，下为十，而艺茶之圃遂为怨丛。惟愿为官于此地者，不滥取于数外，庶不致大为民病。
《天中记》：凡种茶树必下子，移植则不复生。故俗聘妇，必以茶为礼，义固有所取也。
《事物记原》：榷茶起于唐建中、贞元之间。赵赞、张滂建议税其什一。
《枕谭》：古传注：“茶树初采为茶，老为茗，再老为。”今概称茗，当是错用事也。
熊明遇《山茶记》：产茶处，山之夕阳胜于朝阳，庙后山西向，故称佳。总不如洞山南向，受阳气特专，足称仙品云。
冒襄《茶汇钞》：茶产平地，受土气多，故其质浊。茗产于高山，浑是风露清虚之气，故为可尚。
吴拭云：武夷茶赏自蔡君谟始，谓其味过于北苑龙团，周右文极抑之。盖缘山中不谙制焙法，一味计多徇利之过也。余试采少许，制以松萝法，汲虎啸岩下语儿泉烹之，三德俱备，带云石而复有甘软气。乃分数百叶寄右文，令茶吐气；复酹一杯，报君谟于地下耳。
释超全《武夷茶歌注》：建州一老人始献山茶，死后传为山神，喊山之茶始此。
中原市语：茶曰渲老。
陈诗教《灌园史》：予尝闻之山僧言，茶子数颗落地，一茎而生，有似连理，故婚嫁用茶，盖取一本之义。旧传茶树不可移，竟有移之而生者，乃知晁采寄茶，徒袭影响耳。
唐李义山以对花啜茶为杀风景。予苦渴疾，何啻七碗，花神有知，当不我罪。
《金陵琐事》：茶有肥瘦。云泉道人云：“凡茶肥者甘，甘则不香。茶瘦者苦，苦则香。”此又《茶经》、《茶诀》、《茶品》、《茶谱》之所未发。
野航道人朱存理云：饮之用必先茶，而茶不见于《禹贡》，盖全民用而不为利。后世榷茶，立为制，非古圣意也。陆鸿渐著《茶经》，蔡君漠著《茶谱》。孟谏议寄卢玉川三百月团，后侈至龙凤之饰，责当备于君谟。然清逸高远，上通王公，下逮林野，亦雅道也。
佩文斋《广群芳谱》：茗花即食茶之花，色月白而黄心，清香隐然，瓶之高斋，可为清供佳品。且蕊在枝条，无不开遍。
王新城《居易录》：广南人以为茶。予顷著之《皇华记闻》。阅《道乡集》有张纠《送吴洞绝句》，云：“茶选修仁方破碾，分吴洞忽当筵。君漠远矣知难作，试取一瓢江水煎。”盖志完迁昭平时作也。
《分甘馀话》：宋丁谓为福建转运使，始造龙凤团茶，上供不过四十饼。天圣中，又造小团，其品过于大团。神宗时，命造密云龙，其品又过于小团。元初，宣仁皇太后曰：“指挥建州，今后更不许造密云龙，亦不要团茶，拣好茶吃了，生得甚好意智。”宣仁改熙宁之政，此其小者。顾其言，实可为万世法。士大夫家，膏粱子弟，尤不可不知也。谨备录之。
《百夷语》：茶曰芽。以粗茶曰芽以结，细茶曰芽以完。缅甸夷语，茶曰腊扒，吃茶曰腊扒仪索。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琉球呼茶曰札。
《武夷茶考》：按丁谓制龙团，蔡忠惠制小龙团，皆北苑事。其武夷修贡，自元时浙省平章高兴始，而谈者辄称丁、蔡。苏文忠公诗云：“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则北苑贡时，武夷已为二公赏识矣。至高兴武夷贡后，而北苑渐至无闻。昔人云，茶之为物，涤昏雪滞，于务学勤政未必无助，其与进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类至义，则亦宦官、宫妾之爱君也。忠惠直道高名，与范、欧相亚，而进茶一事乃侪晋公。君子举措，可不慎欤？
《随见录》：按沈存中《笔谈》云：“建茶皆乔木。吴、蜀惟丛茇而已。”以余所见，武夷茶树俱系丛茇，初无乔木，岂存中未至建安欤？抑当时北苑与此日武夷有不同欤？《茶经》云“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又与吴、蜀丛茇之说互异，姑识之以俟参考。
《万姓通谱》载：汉时人有茶恬，主出《江都易王传》。按《汉书》：荼恬[苏林曰：荼，食邪反]，则荼本两音，至唐而荼、茶始分耳。
焦氏《说》：茶曰玉茸。[补]
【译文】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说：茗，就是茶叶。
东汉王褒的《僮约》在前面说“鳖烹荼”，后面又说“武阳买茶”。[注释：前面是苦菜，后面指茶叶。]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中说：品饮真正的好茶，能够使人解困少睡。
三国吴人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说：花椒树很像茱英，蜀人做茶、吴人做茗时，都要把花椒叶与茶一起烹煮，以增加其香味。
《新唐书·陆羽传》中说：陆羽嗜好饮茶，编撰有《茶经》上中下三篇，讲述茶的起源、采制工具、加工制造、煮饮器具、烤煮方法、品饮方式、茶事典故、产地、省略、图画等很详备，于是天下的人渐渐都知道饮茶了。
【唐六典】中说：金英、绿片，都是茶叶的名字。
《李太白集·赠族侄僧中孚玉泉仙人掌茶序》中写道：我听说荆州玉泉寺附近青溪等山，山洞里面往往有钟乳窟，窟里有很多交汇的泉水。里面有白色的蝙蝠，大的就像乌鸦一样。按照《仙经》里的记载：蝙蝠又名仙鼠。千年之后，其身体如雪一样洁白。栖息的时候就倒挂起来，就是因为饮用了这里的钟乳水才能够长生的。水边到处都有茶树丛生，其枝叶如碧玉一般。只有玉泉真人经常采摘并饮用，他到了八十多岁时，脸色仍如桃花一样。而这里的茶叶清香滑熟，不同于其他的茶叶品种，所以能够返老还童、防止衰老，增进人的寿命。我游览金陵，见到同宗的僧人中孚给我展示茶叶数十片，卷曲重叠在一起，形状就像手掌一样，故名仙人掌茶。这是玉泉山新近出产的，从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于是拿来赠送给我，并赠诗给我，邀请我酬答，所以才有了这首诗作，以便使得后世的高僧和隐士知道仙人掌茶发源于中孚禅子和青莲居士李白。
第一章 茶之源（二）
《皮日休集·茶中杂咏诗序》中写道：自从周朝以来，一直到我们唐朝的茶事，竟陵子陆羽（字季疵）讲得非常详尽了。但是在陆羽之前所谓的茗饮，一定是含浑而烹煮茶叶，与一般的煮菜而啜没有什么两样。陆羽在历史上第一次编撰《茶经》三卷，从此分析了茶叶的起源，制造了采制的工具，教给了制造的方法，设置了烹饮的器具，命名了烹煮的方式，从而使得品饮的人解除了消渴病与毒疮的痛苦，即使是专门治疗疾病的医生也比不上。其对于人们的益处，难道还小吗？我刚得到陆羽的著作的时候，认为已经很详备了，后来又得到他所编撰的《顾渚山记》两篇，发现其中也有很多关于茶的内容；再后来又看到太原人温从云、武威人段之各自补充的茶事十数节，与陆羽《茶经》并存于方册。那么有关茶的史事，从周朝至今竟然没有一点遗漏了。
唐朝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说：茶叶，南方人喜欢品饮，北方人起初并不多饮。玄宗开元年间（713-741），泰山灵岩寺有一位降魔师大力倡导禅宗。学习参禅务必不能睡觉，又不吃夜宵，只允许饮茶。人们各自携带茶叶，到处烹煮品饮。从此彼此之间相互仿效，于是逐渐就形成了饮茶的风俗。从邹州（今山东邹城）、齐州（今山东淄博）、沧州（今属河北）、棣州（今河北无棣），渐渐传到了京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城市里有许多人开店铺煎茶而卖，不问是僧徒还是凡俗的人，出钱就可以取来品饮。其茶叶则从江淮地区转运而来，名色和数量都很繁多。
《唐韵》中说：“荼”字，从中唐时期才开始减去一画变成了“茶”字。
唐朝裴汶《茶述》中说：茶，起源于东晋，盛行于唐朝。其本性精良清澈，其味道丰富纯净，其作用是消除烦恼，其功能是达到中和。即使在百种物品中也不会相混，而且会超越各种饮品而独具风味。以古鼎盛水烹煮，以虎形茶具调和，人人品饮，永远不会厌烦。得茶而饮就会身体安康，不得饮则会身患疾病。那些灵芝、白术、黄精等中药，徒称为益寿延年的上等药材，可是成效却在数十年之后，而且有很多禁忌，是不能和茶叶相类比的。有人说饮茶过多会令人体质虚弱、易于得风症。我说不是这样的。一般说来物品能够祛除邪气，就一定能够辅助正气，哪里有只消除疾病而无益于健康的呢？如今天下以茶叶作为土产贡献给朝廷的其实很多，而以顾渚（山名，在今浙江长兴境内）、蕲阳（今湖北薪春北山）、蒙山（山名，在今四川雅安）所产的茶为上品，其次则为寿阳（今安徽寿县）、义兴（今江苏宜兴）、碧涧（今湖北松滋）、湖（今湖南岳阳）、衡山（今湖南衡山）所产的茶，最差的是鄱阳（今江西波阳）、浮梁（今江西景德镇）所产的茶。如今其中的精品可以说没有比它们更好的了，即使得到其中的粗茶，那么下层的民众无不推杯换盏，纷纷品饮。一时之间得不到茶叶品饮，肠胃内腑就会产生疾病。人们如此嗜好饮茶，在西晋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考虑到如此天下最好的滋味，茶事的记载有时不免会被遗漏，所以我编撰了一篇《茶述》。
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说：至于说到茶这种植物，它占有浙江、福建一带的秀美之气，集中了山岭川流之间自然之灵性。饮茶可以使人开阔胸襟、涤除郁闷，进而达到精神清爽、心境平和，其中的韵味却不是庸人和孩子所能体会得到的。品饮时的那种淡泊高洁、雅致宁静的幽趣，也是无法在生计窘迫、兵荒马乱的岁月中体味和崇尚的。
自从宋朝建立以来，每年都要把福建建溪所产的茶叶作为贡品，这里所产的“龙团”、“凤饼”，美名甲于天下，而建安壑源的茶品也从此而日负盛名。发展到了今天（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年），我们的国家百废俱兴，海内晏然风清，朝廷之上君臣勤勉治国，幸而达到了无为而治、国泰民安的境地。无论是缙绅之士，还是平民百姓，都承蒙天地的恩泽，受到道德教化的熏陶，盛行高雅的生活风尚，竞相从事品茗斗茶之事。所以近年以来，人们采摘和挑选茶叶之精心，制作茶叶之工巧，讲究茶叶品级之优秀，烹点品饮技巧之高妙，无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啊！天下升平的至治之世，不仅仅是人们得以充分发挥其才能，就是像茶叶这样本性通灵的草木之类，也得以充分展示其功用。我偶然借着闲暇的日子，潜心研究茶道的精微之处，领悟到了其中的奥秘，考虑到后世之人不一定能自然通晓品饮的利害，所以我在这里详细地叙述了茶事的本末，共分为二十篇，取名为《茶论》。第一叫做地产，第二叫做天时，第三叫做择采，第四叫做蒸压，第五叫做制造，第六叫做鉴别，第七叫做白茶，第八叫做罗碾，第九叫做盏，第十叫做筅，第十一叫做瓶，第十二叫做杓，第十三叫做水，第十四叫做点，第十五叫做味，第十六叫做香，第十七叫做色，第十八叫做藏，第十九叫做品，第二十叫做外焙。
茶叶的命名，各按其所产之地而取。例如叶耕的平园、台星岩，叶刚的高峰、青风髓，叶思纯的大岚，叶屿的屑山，叶五崇林的罗汉山上水桑芽，叶坚的碎石窠、石臼窠[也叫做穴窠]，叶琼、叶辉的秀皮林，叶师复、叶师贶的虎岩，叶椿的无双岩芽，叶懋的老窠园。这些茶各自有其独具的美味，不曾混淆，无法一一列举。制茶工人生产出来的茶叶，本来就有先前质优而后来质劣的，或者是先前质量低劣而后来质量提高的，所以产茶园地并非一成不变的啊！
北宋丁谓《进新茶表》中写道：所进这件物产（惯例贡茶同时贡水），既不同于钱塘孤山的金沙泉水，其茶名也不是紫笋。江南边大地回暖，茶叶初发刚刚呈现出茁壮的样子；都城里春天依然寒冷，已经发出“其甘如荠”的味道。物以稀为贵，但我怎么敢独自收藏起来？我所进贡的新茶，其实也是遵循旧有的惯例。
北宋蔡襄《进《茶录》表》中写道：臣先前上奏言事，承蒙陛下颁发诏谕，说我从前担任福建转运使的时候，所进贡的上品龙团茶最为精妙。臣退朝之后私下感念茶叶作为一种微不足道的草木，竟蒙陛下的知遇和品鉴，如果使其得地利之便，就可以充分发挥其材用。从前陆羽的《茶经》，没有列举建安（今福建建瓯）的茶品，我朝丁谓的《茶图》，仅仅论述了茶叶采制的方法。至于茶叶烹点品饮的方式，还未曾听说过有专门的记载。臣于是就罗列了几个方面，简单而易于明白，分成上下两篇，取名叫做《茶录》。诚恳希望陛下举行宫廷清闲之宴时，能有机会予以观览和采纳，臣将不胜惶恐荣幸之至。
北宋欧阳修《归田录》中说：茶叶的品类，没有比龙团、凤饼更为珍贵的了，通称为“团茶”，八饼重一斤。庆历（1041-1048）中，蔡襄（字君谟）开始创制小片龙团茶进贡，其品质精致绝伦，称为“小龙团”，二十饼重一斤，价值黄金二两。然而，黄金易得，而小龙团茶却极其难得。每年因于南郊举行祭天之礼而进行斋戒，中书省和枢密院各赏赐一饼龙团，四人分之。宫人往往在龙团表面贴上镂刻的金色花纹，由此可见其贵重的程度。
南宋赵汝砺《北苑别录》中说：草木到了晚间更加茂盛，所以要引导其生长之气，渗透雨露之润泽。茶园的管理一般在每年六月开始兴工，修剪茶树枝条，以涵养嫩枝细芽，园中滋蔓的杂草，遮蔽茶树的树木，都要清除干净，这就是所谓的引导生长之气、渗透雨露之泽，也叫做开畲。只有园中的桐木予以保留。桐木的本性与茶树相适宜，而且茶树到了冬天就害怕寒冷，桐木到了秋天就先落叶；茶树到了夏天就害怕日晒，桐木到了春天就日渐茂盛。其中的道理也是这样。
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中说：建茶兴盛于江南，近年来制作尤其精妙。其中又以龙团最为上品，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襄（字君谟）担任福建转运使，开始制作小龙团，以充当年的贡品，二十饼重一斤，也就是所谓的上品龙茶。仁宗皇帝非常珍惜，即使宰相也不曾随意赏赐，只有到了南郊祭天大礼前斋戒的晚上，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府各四人合起来赏赐一饼。官人剪金为龙风花贴于其上。八个人分开珍藏，以为奇玩，不敢轻易烹点取饮，有高雅的客人到来就拿出来传阅把玩。欧阳修（谥号文忠）先生说：“茶是物产中的至精妙品，而小龙团则又是茶中的精品。”嘉（1056-1063）中，是小龙团刚刚出世的时候。到如今小龙团也容易得到了，怎么能到如此珍贵的地步呢？
南宋周辉《清波杂志》中说：自熙宁（1068-1077）以后，北苑开始制造和进贡密云龙。每年第一批所贡的茶叶，除宗庙祭祀和皇宫饮用之外，赏赐臣下的很少。皇帝的亲戚与身边亲近的人请求赏赐更多。宣仁太后下令建州不许再制造密云龙，就是因为受不了他人求索烦扰的缘故。这样的消息在缙绅士大夫之间传播之后，密云龙的名声从此就更加大了。淳熙（1174-1189）间，皇室的亲戚许仲启在苏沙（或为“麻沙”之误）做官，得到一部《北苑修贡录》，就为之作序并刊刻行世。其间记载每年进贡茶叶十二批，共三等，四十一个品种。第一批叫做龙焙贡新，只生产五十多。其贵重如此，其中独无所谓密云龙。难道是以“贡新”改易其名吗？或者是别为一种，又位居密云龙之上呢？
北宋沈括（字存中）《梦溪笔谈》中说：古人谈论茶叶，只说阳羡、顾渚、天柱、蒙顶之类，都没有谈到建溪。然而唐朝人很看重一种黏黑的串茶，已经接近于建溪的饼茶了。建溪的茶树都是乔木，而吴地、蜀地的茶叶只是丛生的灌木，品质自然居下。建茶著名的产地叫做郝源、曾坑，其间又有坌根、山顶两个品种更胜一筹。南唐李氏将其命名为北苑，并设置官吏管理其事。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说：建安北苑进贡茶叶，开始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朝廷派遣使者监督制造，取龙凤图像，以分别进贡。至道（995-997）间，添造石乳、腊面。其后又兴起大小龙团，起于丁谓而成于蔡襄。到宣和、政和年间（依顺序应为政和、重和、宣和年间，1111-1125），福建郑可简因为贡茶得宠，任福建路转运使，长期掌管漕运，不断增加新品种进贡，其贡品数量渐广，至今仍然承袭以前的做法。
细色茶五批，共有四十三个品种，形制各异，共计七千多饼，其中贡新、试新、龙团胜雪、白茶、御苑玉芽五个品种，乃是水拣茶，为第一等；其余都是生拣茶，质量次之。又有粗色茶七批，共有五个品种。大小龙凤茶以及拣芽，都要加入龙脑香料，调和为膏制成团饼茶，共计四万余饼。水拣茶就是春社之前采摘的茶芽，生拣茶则是火前即寒食之前采摘的茶芽，粗色茶则是雨前即雨水节气之前采摘的茶芽。福建气候温暖，雨前茶已经显老而味道浓重了。还有石门、乳吉、香口三个外焙，也隶属于北苑，都是采摘茶芽，送到官焙添造。每年花费白银两万多缗，每天动用上千的夫役采制茶叶，持续两月方才完成。只是所采制的茶叶不允许超过规定数目，进贡之后市面已是无货可买了，所以民间很少能够得到。只有壑源等地的私焙茶，其中的绝品也可以与官焙茶相提并论，从古到今，也进贡朝廷。而那些流贩四方的茶叶，全都是私焙茶罢了。
北苑在富沙的北面，隶属于建安县，距离县城二十五里，乃是龙焙制造贡茶的地方，又名凤凰山。那里有一条小溪，向南流到富沙城下，才与自西而来的水汇合一起向东流去。
南宋车若水（字清臣）《脚气集》中说：《诗经·邶风·谷风》记载：“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注：茶，即苦菜。《周礼·地官司徒》记载：“掌荼以供丧事。”就是取其苦的含义。苏东坡有诗咏道：“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近世。”乃是以今天的茶为荼。茶叶，今天的人们以其清心明目，自唐朝以来，上下阶层的人们都普遍喜欢品饮，即使百姓也每天饮茶数碗，难道会是荼吗？茶中粗糙的，叫做茗。
南宋宋子安《东溪试茶录序》中说：茶叶适宜高山的阴坡，而喜欢阳光普照的早晨。从北苑凤凰山，向南属苦竹园头，向东南则属于张坑头，都是地处高远而且先得阳光照耀的地方，每年发芽都较早，茶芽极为肥嫩，非民间茶山所可比拟。其次出壑源岭，山势较高，土地肥沃，所产茶味在诸焙中独占鳌头。丁谓也说过：凤凰山高不过百丈，也没有险峻的高峰和陡峭的山头，而是山冈环抱，满目苍翠，气势柔美灵秀，非常适宜嘉木灵卉的生长繁衍。又因为建安茶品甲于天下，所以有人认为山川之间最灵秀的草木，天地之间最和谐的气息，都集中在这里的茶叶当中。又有人议论说壑源岭的断崖残石之间有石乳生出，正是灵草嘉木的仙骨。近来蔡襄也说过：“只有北苑凤凰山相连的诸焙所产茶叶味道最好，因此天下四方以建茶为名的，都自称是北苑茶。”南宋黄儒《品茶要录序》中说：谈论茶史的人们常常责备陆羽《茶经》没有论列建安茶品，这大概是因为在这以前茶事还不很兴盛，上好的茶叶往往任其枯萎腐败，自然消失，而人们却不知道珍惜。自从宋朝初年以来，士大夫承蒙皇上的恩泽，歌咏升平盛世，已经很久了。他们风度潇洒脱俗，精神清静淡泊，只有品茶这种生活艺术与之相契合，成了他们修身养性的赏心乐事。生产茶叶的园户也争相采摘上好的茶叶，不断发现新奇的品种，精心加工制造出新茶珍品，以迎合士大夫的时尚。所以茶中的珍稀绝品才得以从杂乱丛生的草木中被发现和开发出来，从此就名冠天下。假使茶圣陆羽能够复生，观赏那色泽金黄的茶饼，品味那清香馥郁的茶汤，恐怕也会感受到自身的失落。由此使人想到，在普通的草木之中，一旦出现了瑰玮独特、新奇殊绝的名优品种，没有不遇到时机而后兴起盛行的，何况是人呢？
苏轼《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中说：黄道辅先生，名儒，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博学能文，淡然精深，是一位学养深厚的人。编撰有《品茶要录》十篇，洞其委曲，臻于微妙，都是陆羽以来谈论茶事的人们所不曾有过的。如果不是内心修为极度平和，一无所求，襟怀空阔，不滞于物，怎么能够体察事物的情状如此详尽呢？
《茶录》中说：茶，古时不曾听说饮用，自从东晋、南朝宋以来，吴人采摘其叶煮之，叫做茗粥。北宋叶清臣《煮茶泉品》中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山谷之间，空气清新，土地灵异，草木茁壮挺拔，多孕育生长着茶叶。大体说来，武夷山区所产最好的是白乳茶，吴兴地区（今浙江湖州）所产最好的是紫笋茶，会稽地区（今浙江绍兴）所产最好的是天章茶，钱塘地区（今浙江杭州）所产最好的是径山茶。至于说到桐庐（一作续庐）的山岩、云衡的山麓，都是名茶的产地，雅山茶著称于宣城、歙县一带，蒙顶茶则驰名于四川地区，这些名茶相比较而言，都颇具盛名，如果要一一列举实在是过于烦琐了。
北宋周绛《补茶经》中说：芽茶只是作为早茶，乘驿传进奉给皇上，品尝新茶就可以了。如果是一旗一枪（即一叶一芽），可以说是奇茶了。
胡致堂说：茶，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物品，其急切实用远远超过了酒。
南宋陈师道《茶经丛谈》（或当为《后山丛谈》）中说：茶，洪州（今江西修水）的双井茶、越州（今浙江绍兴）的日注茶（一作日铸茶），都是极品，无法确定先后次序，如果强行分出个等第来，那只能是心中品鉴的结果。
陈师道《茶经序》中写道：茶事的专门著作是从陆羽开始的，其为世所用也是从陆羽开始的，陆羽的确是茶文化的有功之臣。上自宫廷官府，下到城邑乡里，外到边疆异域，礼宾祭祀，宴会应酬，都要预先设置茶饮；山泽因茶叶而成为市场，商贾因茶叶而起家发财，陆羽又是人类的有功之臣，可以说是一位智者。《茶经》上说：“茶叶品质好坏的鉴别，另存有一套口诀。”那么书中所记载的，还是比较粗略的。饮茶的技艺是行而下者，至于其中的精深微妙之处，书中有不尽的馀味，况且天下的至理名言，如果想从文字纸墨之间求得，怎么能够得到呢？从前，古圣先王对不同的人实行不同的教育，根据人们想法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所以凡是有益于人的方法，都不会轻易偏废。
宋吴淑《茶赋》注释中说：所谓五花茶，其叶片呈现出五瓣形状的花。
姚氏《残语》中记载：绍兴进贡茶叶，从高文虎开始。
南宋王《野客丛书》中记载：世俗认为古代的茶，就是今天的茶。殊不知荼有很多种类，并不是只有一种含义。《诗经·邶风·谷风》所说的“谁谓荼苦，其甘如荠”中，荼指的是苦菜，如同今天的苦苣菜之类。《周礼·地官·司徒》所谓的“掌荼”、《诗经》毛注所谓的“有女如荼”，都是指的苕荼之荼，属于芦苇一类的植物。只有荼的荼，才是今天所说的茶。世俗的人都不知道加以辨别。
《魏王花木志》中说：茶叶与栀子树叶很相似，可以烹煮作为饮料。其老叶称为，嫩叶则称为茗。
《瑞草总论》中说：唐宋以来就有贡茶，有榷茶。贡茶，还可从中知晓人们有热爱君王的心思；至于说榷茶，则是对茶叶进行征税和专卖，利益归于官府，烦扰则归于百姓，其为害远不止一个方面。
元代熊禾《勿斋集·北苑茶焙记》（《勿斋集》当为《勿轩集》之误）中说：任土作贡，是一种古老的制度；贡茶，《尚书·禹贡》、《周礼·职方》都没有记载，而是开始于唐代，而宋代的北苑贡茶又是其中最为著名的。北苑位于建安城东二十五里，唐朝末年才有当地人张晖上表并贡茶于朝廷。宋初丁谓担任福建转运使，贡茶数额急剧增加，达到数万斤。庆历年间承平日久，蔡襄继任，贡茶的制造更加精巧，建茶于是成为天下最好的茶品。蔡襄名列四谏官（另外有欧阳修、余靖、王素）之中，正人君子都为之感到可惜。欧阳修虽然没有参与贡茶的实践活动，还是写下了诗文夸张铺排，吟咏贡茶。苏轼则直截了当指出贡茶的危害和错误。由此可见，君子创始法制必须考虑其可继承性，怎么可以不慎重呢？
《说郛》所收宋人杨伯《臆乘》中说：茶叶的生产，六经中都有详细记载，只是还没有形成独特、美好的名声。唐宋以来，诗文之中的记载尤其繁多，词藻和用典颇多疑似之处，例如蟾背、虾须、雀舌、蟹眼、瑟瑟、沥沥、霏霏、霭霭、鼓浪、涌泉、琉璃眼、碧玉池，这些都是茶事中天然的对仗词语。
五代毛文锡《茶谱》中说：衡州的衡山茶，封州的西乡茶，都是蒸青后研成膏状、压制成饼，成片、成团如同月亮。另外彭州的蒲村、堋口，当地茶园中有“仙芽”、“石花”等名号。
明初诗人高启《月团茶歌序》中说：唐人制茶，首先将茶叶碾成细末，以酥调和做成团状。宋代制茶方法更加精巧，发展到元代，这种饼茶制法就消失了。我曾仿效其法制茶，只得其形似，然而也因此才领悟了古人咏茶诗所谓的“膏油首面”、“佳茗似佳人”、“绿云轻绾湘娥鬟”等诗句的含义。品饮之余，于是作诗记录，并希望以此方式传播这件好事。
明代屠本《茗笈·评》中说：人们谈论茶叶的香，却不知道茶花的香。往年我曾经到大雷山中去拜访朋友，正值茶花盛开，童子采摘茶花以供欣赏，幽香清越，绝自可人，可惜并不能作为瓯中品饮之物罢了。因此，我在所著《瓶史月表》中，以插茶花作为书斋中的清赏之一。高濂《盆史》，也记载有“茗花足助玄赏”的说法。
明代屠本《茗笈·赞》上下篇共十六章：第一章叫做溯源，第二章叫做得地，第三章叫做乘时，第四章叫做揆制，第五章叫做藏茗，第六章叫做品泉，第七章叫做候火，第八章叫做定汤，第九章叫做点瀹，第十章叫做辨器，第十一章叫做申忌，第十二章叫做防滥，第十三章叫做戒淆，第十四章叫做相宜，第十五章叫做衡鉴，第十六章叫做玄赏。
明代谢肇《五杂俎》中说：如今茶叶中的上品，有松萝茶、虎丘茶、罗茶、龙井茶、阳羡茶、天池茶。而我们福建武夷、清源、彭山三个品种，可以与这些名茶一争高下。六安、雁宕、蒙山这三个品种，对于消除积食很有作用，可是色泽和香味却不突出，应当说是医家实用之物，而不是文人书房的清玩佳品。
明代谢肇《西吴枝乘》中说：湖州人对于当地所产茶叶，不推崇顾渚，而推崇罗。但是顾渚茶中的上品，风味已经远远超过了龙井。罗茶稍显清隽，可是叶粗而带有草气。丁长儒曾经赠送给我半角的罗茶，而且教导我烹煎的方法，等到我烹试之后，感到特别像羊公鹤（典出《世说新语·排调》），名不副实。这就是我有所理解而又没有完全理解的缘故。我曾经品饮天下名茶，以武夷茶、虎丘茶为第一，因为其茶冲淡而悠远；松萝茶、龙井茶次之，因为其茶馨香而娇艳；天池茶又次之，因为其茶味平常而饮之不厌。其馀的都比较平常，不值得加以评论。
明代屠隆（字长卿，号赤水）《考馀事》中说：苏州虎丘茶最称精妙绝伦，为天下名茶之冠，可惜这种茶并不多产，都被当地豪强势要所把持，寂寞无闻的山林之家没有办法购买得来。天池茶青翠芳香，品饮之下赏心悦目，即使闻一闻也能消渴，堪称仙品。其他诸山的茶叶都得退避三舍，无法相提并论。阳羡茶俗名罗茶，产于浙江长兴县的最佳，产于荆溪的稍嫌不足。其中精细的品种，价格两倍于天池茶，只可惜十分难得，必须亲自采摘加工才好。江北的六安茶品质也很精妙，入药最好，但是当地人不善于炒茶，不能使茶的真香充分发挥出来，从而略感味道偏苦，其实茶的本性非常好。龙井山不过十数亩，超过这一范围有茶出产，然与龙井外表相似却品质不及。大约大自然开辟了龙泓美泉（即龙井泉，在西湖凤凰岭下龙泓村），山中则特意生长佳茶与之相配。龙井山中只有一两家炒法非常精妙。近年来有山中和尚烘焙的茶叶也非常好，其真品即使天池茶也无法企及。天目山茶的品质略次于天池茶、龙井茶，也称得上是茶中佳品。
当地方志记载：“山中寒气来得早而且重，山中和尚到九月以后就不敢出山。冬天多雪，三个月以后才可以通行，所以茶叶较其他茶叶独晚。”明代包衡（字彦平，秀水人）《清赏录》中说：从前，人们以陆羽对饮茶的贡献与后稷教民种植谷物相提并论，等到读到韩《谢赐茶启》（即《为田神玉谢茶表》）中说：“三国吴主礼贤下士，才听说了置茗以代酒的典故；东晋王好客善饮，才有了分茶的品饮技艺。”于是知道饮茶艺术的开创之功，并不是桑苎翁陆羽。如果说从前茶叶的功效尚未普及，那么当时赐茶数量已经达到一千五百串了。
明代陈仁锡（字明卿，长洲人）《潜确类书》中说：紫琳腴、云腴，都是茶的名称。茶花呈白色，冬天盛开，与梅花相似，也清香异常。[按语：冒襄（字辟疆，号巢民，如皋人）《界茶汇钞》记载：“茶花味浊，没有香味，香气凝结在叶内。”这两种说法不一样，难道唯独界茶与其他茶不一样吗？〕明代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农政全书》中说：六经中没有茶字，荼也就是茶。《诗经》中说“谁谓茶苦，其甘如养”，是因为茶叶清苦而味道甘香。
茶叶是一种灵草，种植茶叶能够获得可观的利益，品饮茶叶则能使人神清气爽。上层社会中的王公贵族非常崇尚这一风习，下层社会中的夫役皂隶生活也都必不可少，茶叶的确是民生日用所依赖的，是国家赋税收入的一项来源。
明代罗廪（字高君，慈溪人）《茶解》中说：茶园之中不适宜混杂其他不洁净的树木。只有梅花、桂花、辛夷、玉兰、玫瑰、苍松、翠竹之类，可以与茶树间植，也足以屏蔽和覆盖冬日的霜雪，掩映秋日的阳光。茶树下面可以种植芬芳的兰花、幽静的梅花以及各种清新芳香的花草。茶树最忌讳与菜畦接近，不可避免会有污秽之气渗透进来，玷污茶叶的清香和自然之味。
茶地以向南朝阳的为佳，向北背阴的就较劣。所以即使在同一座山中，茶叶的品质好坏相差也会很悬殊。
明代李日华（字君实，嘉兴人）《六研斋笔记》中说：茶事在唐朝末年还没有很兴盛，只是幽人雅士亲自从荒凉的茶园或杂草丛生的地方采摘出来，选择其中的精华，以供物质和精神的享受，所以富有云水烟霞的自然之味。到了宋朝，形成了成批进贡朝廷的制度，茶叶充作皇室的美食，士大夫阶层更加推重，民间品饮之风也日渐推广，把它作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于是种植茶叶的人们灌溉培植，与管理种植蔬菜的园圃一样，这样就损害了茶叶的品味。人们知道陆羽到处品评泉水，却不知道他到处探访品味名茶。皇甫冉《送羽摄山采茶》（一作《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诗数言，只是仅存的故事罢了。
明代徐岩泉《六安州茶居士传》中说：居士姓茶，宗族众多，枝叶繁衍，遍于天下。其在六安的这一支脉最为著名，称为大宗；至于阳羡、罗、武夷、匡庐之类，都是小宗；蒙山则又是其另外一个支脉。
明代乐纯（字思白，号雪庵）《雪庵清史》中说：能够使人轻身换骨、消渴涤烦的，是茶叶的功用，堪称至妙至神。从前在唐朝的时候，我们福建的茶事尚未兴起，被誉为草木仙骨的茶叶还隐藏着其灵性。五代后期的南唐，开始在北苑采制茶叶，茶事从此兴起。到北宋至道（995-997）初年，有诏令造茶进奉，于是茶品日渐众多。到咸平（998-1003）、庆历（1041-1048）年间，丁谓、蔡襄相继任职福建，造茶进贡朝廷，于是建茶制造更加精致。到宋徽宗大观（1107-1110）、宣和（1119-1125）年间，建茶的品质达到了兴盛的极点。在山间的断崖残石之上，林木挺秀，云气氤氲，往往于此显灵。如果没有丁谓、蔡襄来我们福建，那么这种种的茶中佳品，不是也会丢弃不见、自然消失腐败了吗？即使如此，还是担忧没有佳品。其品质如果真好，那么即使没有丁谓、蔡襄来我们福建，而灵芽真笋的茶叶难道最终会丢弃不见、自然消失腐败吗？我们福建的物产能够使人轻身换骨、消渴涤烦的，难道只有茶叶这一种吗？这里我将揭示其灵性。
明代冯时可（字敏卿，号元成，华亭人）《茶谱》中说：茶叶，最关键的全在采摘制造技术。苏州茶之所以能饮遍天下，就是以采摘制造技术取胜的。徽州向来不产茶叶，最近出产松萝茶，最为时人所重。这种茶创始于大方和尚，大方和尚在苏州虎丘居住最久，深得虎丘茶的采摘制造方法。后来在徽州休宁松萝山结庵修行，采摘各山的茶叶，在庵中烘焙制造，远近的人们争相来买，价格飞快上涨。人们于是称为松萝茶，其实并非松萝山所出产的茶叶。
胡文焕（字德甫，号全庵，钱塘人）《茶集》中说：茶叶是至清至美的物品，世上的人都不能体味到这一点，而世俗的人又不足以谈论这一点。医家谈论茶叶，说性寒会伤害人的脾脏。只有我有各种疾病，必须借助茶叶来治疗，所以每每深得其功效。唉！如果不是自有缘分，怎么可能如此契合相得呢？
明代王象晋（字荩臣，一字康宇，山东新城人）《群芳谱》中说：蕲州（今湖北蕲春）的蕲门团黄茶，有一旗一枪之号，说的是一叶一芽。欧阳修先生有诗句咏道：“共约试新茶，旗枪几时绿。”王安石《送元厚之》诗中也有“新茗斋中试一旗”的句子。世人称茶叶刚发的嫩芽为一枪，生长期长而叶片大的茶芽为一旗。
明代鲁彭《刻茶经序》中说：以茶书而称经，说明其重要；如今重刻行世，是为了便于阅览；之所以在竟陵（今湖北天门）刊刻，是为了表明陆羽是竟陵人士。陆羽出生颇具传奇色彩，与楚国的令尹子文很类似，都是弃儿。世人都说令尹子文贤明而入仕，陆羽虽然贤明，却终身不仕。如今读《茶经》三篇，本来就是具备实用之学问。其中说到“伊公羹，陆氏茶”，取来作为比喻，其实是以自己作比。所谓改变地域都是一样的，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此后饮茶的风气，流行于中土和外国。而回纥也来以马匹交换茶叶，从宋朝至今，对于边疆防务大有助益。如此说来，陆羽的功劳，本来就流芳万世，是否出仕哪里值得争议呢！
明代沈周（字启南，号石田，长洲人）《书茶别论后》中说：古人吟咏梅花道：“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这种境界只有茶足以当之。例如福建的清源茶、武夷茶，苏州的天池茶、虎丘茶，杭州的龙井茶，徽州的松萝茶，庐山的云雾茶，名声虽然已经大噪，但是依然不能与茶相提并论。顾渚茶每年进贡三十二斤，说明茶在明朝初年已经受到重视。流传至今，其名声越传越远，更加为世所重。不仅得到圣人之清，而且还恭逢圣人之时，只是其蒸、采、烹、洗各道工序，都与古时的方法不同。
明代李维桢（字本宁，京山人）《茶经序》中说：陆羽所著有《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十卷，《占梦》三卷，都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于世的只有《茶经》，难道是因为其他书人们随时都能得到，此书是其特长，因而容易出名吗？司马迁说：“富有而显贵却名声磨灭的人，历史上不可胜数，只有奇特卓异而不同凡俗的人得以青史留名。”陆羽终身贫穷困顿，可是他留下的著作和遗迹，百代以下却备受人们的宝爱，成为山川所重的标志、乡里所传的遗产。其高尚的风操能够使顽者廉、懦夫立，奋发向上，怎么可以缺少呢？
明代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丹铅总录》（一作《丹铅杂录》）中说：茶，也就是古代的茶字。例如《诗经》所说的苦茶，《春秋》所说的齐茶，《汉书·地理志》所说的茶陵。到唐代颜师古注释《汉书》、陆德明编撰《经典释文》，虽然已经转入茶的读音，但还没有改变茶字的写法。一直到陆羽《茶经》、卢仝《茶歌》以及赵赞的茶禁以后，才以茶字取代了荼字。
明代董其昌（字玄宰，又字思白，华亭人）《茶董题词》中说：荀子说：“为人处世多有闲暇，那么其出入进退的自由就不远了。”陶弘景（字通明）说：“不做无益的事情，如何使有限的生命充满愉悦呢？”我认为饮茶之事就足以当之。高人隐士，摆脱权势、名利的烦扰，以此来消磨雄壮之心和打发悠长的时光。水源的轻清重浊，辨别起来就如同辨别淄水和渑水一样困难；火候的文武急缓，操作起来则如同调和炼丹的鼎炉一样不易。如果不是枕石漱流的隐逸之人，不能与茶亲近；如果不是文人之间的饮酒赋诗，不能与茶相比。当今天下的茶事，只有夏树芳（字茂卿）予以拈出，撰成《茶董》一书。顾渚茶、阳羡茶，都是做官的人往来采制，茂卿怎么能够禁止？正像强笑而不快乐，强颜而不欢汴，茶韵以此自胜罢了。我一向具有爱好山林的意愿，入山隐居十年，大概可以无愧于茂卿的说法。如今驱车来得福建，感念龙团凤饼，机缘巧合得以寓目亲见，难道一定如廉颇想为赵王所重用那样“士思为己用”？这是《绝交书》所谓的“心中不耐烦，而官事又烦杂无暇”，究竟有负于茶灶的中和之性。茂卿是否能以共同的感受谅解我呢？
明代童承叙《题陆羽传后》（一作《陆羽赞》）中说：我曾经过访陆羽故里竟陵，下榻于陆羽故寺，探访雁桥，参观茶井，慨然想见陆羽的为人。陆羽从小厌倦佛教僧徒的生活，而酷爱图书典籍，本来就不是出世忘世的人。最终寄号桑苎翁，隐居在苕、二溪，狂歌独行，继之以痛哭，其本意必定有其所在，当时人把他比作春秋时代的隐士接舆，怎么能算是理解陆羽呢？至于他生性喜欢茶叶，能够辨别水味，清风雅趣，脍炙千古。唐代张旭嗜酒，世称酒颠，韩愈认为他是有所寄托而逃避于此，陆羽也是这样吧。
明代于慎行（字可远，一字无垢，溢文定）《谷山笔》中说：茶事在汉代以前不见于文献记载，我想所谓的，也就是茶了。
李贽《疑谓》（当为《疑耀》，明张萱撰，旧本书贾托名李贽）中说：古人冬天就饮汤，夏天就饮水，并没有所谓的茶。李匡（唐人，一作李匡义，字文正）《资暇录》记载：茶事起源于唐代崔宁，黄伯思已经考辨其非，伯思曾经见到过北齐杨子华所作的《邢子才魏收勘书图》，其中已经有煎茶了。《南窗记谈》记载：饮茶开始于南朝梁天监（502-519）年间，其事见载于《洛阳伽蓝记》。等到阅读《三国志·吴志·韦曜传》，有赏赐茶叶以代替酒的说法，可知饮茶又不是开始于天监年间了。我认为饮茶也不是开始于三国吴国。《尔雅》中说：“苦荼。”郭璞的注释说：“可以作为羹饮，早采者称为茶，晚采者称为茗，也叫。”那么吴之前也已经以茶作茗了，只不像后世民生日用都离不开茶。大概从陆羽开始，才讲究品饮之法。自从宋朝的吕惠卿、蔡襄等人开始，饮茶之法才更加精巧。而茶叶也借此成为专卖商品，从而有利于国家。这些都是古人没有详细记载的。
明代王象晋《茶谱小序》中说：茶，是一种优良的树木。一经种植就不可移栽，所以婚姻聘礼中一定用茶，就是取其从一而终的含义。茶事虽然萌芽于《食经》，饮用自隋文帝，但喜爱的人还很少。到了后来，兴起于唐朝，鼎盛于宋朝，才为世人所推重。宋仁宗是个贤明的君主，每年南郊祭天斋戒前赏赐给中书省和枢密院的龙团，四个人合得两饼，一个人只分得几钱罢了。以至于宰相之家也舍不得烹点试茶，而珍藏以为宝，宋朝龙凤团茶贵重如此。近代四川的蒙山茶，每年进贡的仅以两计。苏州的虎丘茶，甚至于官府预先封上标记，统一组织采制，所得也不过数斤。难道天地之间人们喜爱之物本来就不会频繁出现吗？茶盏中泛着翠涛，茶碾上飘着绿屑，不借助佳茶，如何驱除睡魔？于是编撰了《茶谱》。
明代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人）《茶董小序》中说：范仲淹（字希文）曾写下诗句：“万象森罗中，安知无茶星。”我于是以茶星来命名馆舍，常常与客人斗茶，以茶的芽叶旗枪作为标志，使其天然的色泽和香味自相映发。如果是茶圣陆羽复生，怎么忍心再作《毁茶论》呢？夏茂卿先生叙述酒事，其言论非常豪气。我说：“酒事怎么比得上茶事，身着隐士的装束，悠游于山林泉石之间，采摘带露的茶芽，烹点茶中的佳品，一洗为百年尘土所污染的肠胃呢？热肠如沸，茶不胜酒；幽韵如云，酒不胜茶。酒事与侠客相类，茶事则与隐士相似。酒的内涵固然很广泛，而茶的品德也很高洁。茂卿先生就是茶中的良史董狐，于是编撰《茶董》一书。东余山陈继儒书于素涛轩。
夏树芳（字茂卿，号冰莲道人）《茶董序》中说：自从晋朝和唐朝以来，各种饮食之会纷纷纭纭，茶与其他饮食各有所长，品质如淄渑之水难分轩轾，要像南史、董狐那样秉笔直书，所以就以《茶董》来命名本书。俗话说：穷研《春秋》，推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的确很推重茶叶。如果认为此君面目严酷冷峻，而且认为饮茶是水厄，是乳妖，那么请仿效綦毋先生不要做此事。冰莲道人识。
《本草》中说：石蕊，又叫做云茶。
明末清初卜万祺《松寮茗政》中说：虎丘茶的色泽、味道、香气和韵致，都是无可比拟的。一定要亲临产茶之地，亲手采摘，并监督制造，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虎丘茶。况且虎丘茶难以长久保存，即便是千方百计加以珍藏保管，稍一过时立即丧失其初始的真味馨香，差不多就像天上的彩云容易飘散，因而没有列入上贡朝廷的品种。然而山岩之间的间隙之地，所产的真品虎丘茶没有多少；加上其地列为官府禁地，即使当地寺院的僧侣也习惯于掺杂赝品，如果不是精于赏鉴的行家终究分辨不出来。明朝万历（1573-1620）年间，当地寺院的僧人苦于官吏的需索苛求，忍痛将茶树铲除殆尽。文震孟（字文起，溢文肃，长洲人）曾为此写下《茶说》加以讥刺评论。时至今日，真正的虎丘茶更加难以得到了。
明代袁黄（字坤仪，号了凡，嘉善人）《群书备考》中说：茶之名称，最早见于东汉王褒的《僮约》。
明代许次纾（字然明，钱塘人）《茶疏》中说：江南名茶，唐朝人称道的是阳羡（今江苏宜兴）茶，宋朝人最推重的是建州（今福建建瓯）茶。影响至于今日，进奉朝廷的贡茶仍以这两地为最多。然而，如今的阳羡茶已是徒有虚名，建州茶也并非最上佳品，只有武夷山的雨前茶才是最好的。近来人们所崇尚的，是长兴（今浙江湖州）的罗茶，我怀疑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顾渚紫笋茶。但是罗茶产地原本有数处，现今只有峒山所出的最好。
姚伯道说过：“在明月之峡，出产有好茶。这种茶的韵致清爽悠远，滋味甘甜醇香，足可以称得上是仙品。至于在顾渚山出产的茶叶，也有比较好的品种，今人只是以水口茶来命名，与罗茶全然不同。至于歙县的松萝茶，苏州的虎丘茶，杭州的龙井茶，都与罗茶不相上下。”从前郭次甫极力称道黄山茶，黄山也在歙县，但是黄山茶的品质却与松萝茶相差甚远。过去的士人都很推重天池茶，然而天池所产茶叶饮用略微多一些，就会使人感到腹中胀满。浙江盛产茶叶的地方，还有天台的雁荡山，括苍的大盘山，东阳的金华，绍兴的日铸，所产茶叶都与武夷茶不相上下。
杭州附近的许多山中，产茶很多，其中生长在南山的茶叶品质俱佳，生长在北山的茶叶品质稍差一些。福建名茶，除了武夷茶以外，还有泉州的请源茶，如果请高手来加工制造，也可以与武夷茶相匹敌而略逊一筹。可惜大多被炒制得焦枯，令人扫兴。两湖地区生产茶叶的地方有宝庆（今属湖南）等地，云南盛产茶叶的地方有五华等地，所产茶叶都赫赫有名，品质甚至在雁荡茶之上。其余各名山胜地所产的茶叶，应当不止上述这些，有的是我不知道，有的则是名声尚未显著，因而我在这里没有评论和涉及到。
明代李诩（字厚德，号戒庵老人，江阴人）《戒庵漫笔》（一作《戒庵老人漫笔》）中说：从前人们论茶，以枪旗为美，而不取雀舌、麦颗（一作谷粒）之名，这是因为茶芽细嫩，就容易混杂其他树木之叶，从而难以分辨。所谓枪旗，也就是一个茶芽带一片嫩叶，形状如马蜂翅，即今人所说的壶蜂翅。
《四时类要》中说：茶子在寒露时收取晒干，用潮湿的沙土拌匀，盛于筐笼之内，以草秸覆盖，否则就会因受冻而无法生长。到次年二月中取出来，用糠和焦土播种下去。播种之时，要选择树下或背阴之地挖一个坑，方圆三尺，深一尺，反复刨掘挖好之后放进粪和土，每个坑中下六七十颗子，然后覆盖一寸左右的土，坑与坑之间相距二尺，每坑种植一丛。茶的本性害怕潮湿，又畏惧阳光直射，一般适宜种在山中的斜坡、较陡的山坡以及排水较好的地方。如果是平地，必须深挖沟垄以便泄水，种植三年之后才可以收茶。
明代张大复（字长元，一字星期、心其，号寒山子，昆山人）《梅花草堂笔谈》中说：赵长白作《茶史》，考订颇为详尽，主要是记载其事罢了。龙团、凤饼，紫茸、拣芽，这些决不可能在当今之世通行。我曾经谈论当今之世，毛笔价格腾贵，制笔技艺就更会失传，茶叶价格腾贵，其本色香味就更能生发出来。天下的事情，没有不亲身实践而能够有所成就的。
明代文震亨（字启美，长洲人）《长物志》中说：古往今来谈论茶事的，不下数十家，例如陆羽的《茶经》、蔡襄的《茶录》，都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之作。但是当时的制茶方法，是用茶碾碾碎，调和成膏，制成茶丸、茶挺，因而其名称有龙凤团、小龙团、密云龙、瑞云翔龙等。到宋徽宗宣和年间，才以茶色白者为贵。福建转运使郑可简开始创制银丝水芽，将茶叶剔除叶子而取其中心，以清泉浸泡，祛除龙脑等香料，只有新刻的小龙婉蜒盘旋在上面，称为龙团胜雪。当时以为不可变更的方法。我们明朝的风尚有所不同，烹点试茶的方法，也与前人不同。但是却非常简便，充分发挥其天然之趣味，可以称得上是穷尽了茶叶的真味。至于洗茶、候汤、择器也都各有其法，难道只是侈谈乌府、云屯等茶具名目罢了？
《虎丘志》中记载：冯梦祯（字开之，秀水人）说：“徐茂吴品茶，以虎丘茶为第一。”明代周高起（字伯高，江阴人）《洞山茶系》（当作《洞山茶系》）中说：罗茶被上流社会所喜爱，虽然是近数十年之间的事情，但是其出产之初，则从唐朝卢仝隐居洞山、种茶阴岭开始，于是就有茗岭的说法。相传古代有汉王居住在茗岭的南边，一边教育儿童读书，一边种植茶树，继承卢仝的清幽韵致，所以南山所产茶叶，香味远远超过茗岭。据说如今老庙后一带所产的茶叶，还出自唐宋时期的树木根株。贡山茶如今已经绝种。
明代徐（字惟起、兴公，闽人）《茶考》中说：考查《茶录》等书，福建所产的茶叶，以建安北苑为第一，壑源等处次之，武夷之名尚未为世人所知。但是范仲淹（谥文正）《斗茶歌》中有“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的诗句，苏轼（谥文忠）《荔枝叹》中有“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的诗句，可见武夷之茶在北宋时期已经著名，只是尚未达到鼎盛罢了。但是宋元时期制造团饼，似乎已经失去茶的正味。如今武夷茶灵芽仙萼，香味和色泽尤其清新，堪称福建茶中第一。至于北苑壑源等地所产，又泯然无人所知了。难道自然山川灵秀之气、造物生产繁衍之美，有时会随时势变易而形成如此局面吗？
清初劳大与（字宜斋，石门人）《瓯江逸志》中说：茶叶并非浙江南部地区的特产，但这里也产茶，因此旧时制度以茶充作贡品，至今尚未废止。明朝张璁（字秉用，赐名孚敬，字茂恭，号罗峰，瓯海即今温州人）执政时，凡是浙江南部所进贡的特产，都奏请蠲免，只有贡茶保留下来。也许是因为先春采制茶叶，可以作为祭祀用茶，而且每年所费人力和物力也不多，姑且保留，以便稍微用作向朝廷进献忠忱的礼仪吧！只是后世在具体实施的时候，不免会有恣意多取的情况，上定一分，下派十分，从而使得种茶的园圃成了怨声汇聚的地方。只希望在这里做官的人不要在规定的数额之外滥取无度，不至于造成民众的沉重负担。
明代陈耀文《天中记》中说：大凡种植茶树一定要先下子，移植之后就不可能成活了。因此民俗婚姻中的聘礼，必定以茶作为聘礼，也是取其从一而终的含义。
宋代高承《事物记原》中说：榷茶起源于唐朝建中（780-783）、贞元（785-805）之间。赵赞（建中三年）、张滂（贞元九年）建议按照每十税一的标准征收茶税。
明代陈继儒《枕谭》中说：古传注（郭璞为《尔雅·释木》所作的注释）认为：“茶树初次采摘的叫做茶，老者叫做茗，再老者叫做。”如今既然茶又称作茗，当是错用其事了。
明代熊明遇（字良孺，进贤人）《山茶记》（当作《罗茶记》）中说：产茶的地方，山中夕阳照射的地方要胜过朝阳照射的地方，罗产地的庙后山正好是西向，所以产茶上好；但总不如洞山南向，接受阳气最专，足可以称为仙品。
冒襄《茶汇钞》中说：茶叶产于平地，接受的土气较多，因而其品质重浊。界茶产于高山之上，全是风霜雨露清虚之气，所以值得推崇。
吴拭（字去尘，号逋道人，休宁人）说：武夷茶，其赏鉴从北宋蔡襄开始，认为其味道超过北苑的龙团茶，周右文极力贬低它。大概是因为山中不熟悉采制烘焙方法，一味追求量大利多的结果。我曾经试着采摘少许，以松萝茶的制法进行加工，汲取虎啸岩下语儿泉水烹煮，色、香、味俱备，带云石者还有甘软之气。于是我分出数百叶寄给周右文，希望使武夷佳茶能够扬眉吐气；同时又洒一杯于地，以告慰蔡襄的在天之灵。
超全和尚《武夷茶歌注》中说：建州有一位老人最初献上山茶，民间传说他死后成了山神，喊山之茶的习俗就是由此兴起的。
中原市语说：茶叫做渲老（倡优阶层中流行的秘密语）。
明代陈诗教（字四可，自号灌园叟，秀水人）《灌园史》中说：我曾经听山中和尚说，数颗茶子落地，只生长出一茎茶树，好比连理枝，因此婚嫁要以茶为礼，大概也是取其一个根本的含义。旧时传说茶树不可移植，终究也有移植而存活下来的，于是可知晁采寄茶，只是沿袭前人的影响罢了。
唐朝李商隐（字义山，河内人）《杂纂》以对花啜茶作为煞风景之事的一种。我苦于口渴病，每日饮茶何止七碗，那么花神能够体察的话，当不会怪罪我。
明代周晖《金陵琐事》中说：茶叶有肥瘦之分。云泉道人说：“大凡茶叶肥者味甘，味甘就不香。茶叶瘦者味苦，味苦就香。”这又是《茶经》、《茶诀》、《茶品》、《茶谱》等书所未曾阐发的观点。
野航道人朱存理（字性甫，明朝吴县人）说：品饮之用，以茶为首，可是茶叶却不见载于《尚书·禹贡》，大概是为了保全民生日用而不以此为利。后世榷茶成为制度，并非古圣先王的本意。陆羽编撰《茶经》，蔡襄编撰《茶录》，孟谏议寄给卢仝（号玉川）三百片月团，后来奢侈浪费以至于雕饰龙凤，应当责备蔡襄。然而饮茶清逸高远，上通王公贵族，下至山林隐逸，也可以说是一种雅道。
清朝佩文斋《广群芳谱》中说：茗花，也就是日常茶叶的花，色泽月白，中间黄心，隐然清香，插在书斋的花瓶中，可以作为清供佳品。而且花蕊在枝条之上，无不开遍。
清代王士祯（字子真，号渔阳山人，山东新城人）《居易录》中说：广南人以（即苦丁，又名皋卢）为茶。我将其写入《皇华记闻》中。阅读《道乡集》，其中有张纠的一首《送吴洞绝句》说：“茶选修仁方破碾，分吴洞忽当筵。君漠远矣知难作，试取一瓢江水煎。”大约是志完升任昭平时所作。
王士祯《分甘馀话》中说：北宋丁谓担任福建转运使，开始制造龙凤团茶上贡朝廷，总量不超过四十饼。天圣（1023-1032）中，又制造小团，其品质要超过大团。神宗时期，诏令制造密云龙，其品质又超过了小团。元（1086-1094）初年，摄政的宣仁皇太后说：“敕令建州，今后不许再造密云龙，也不要再造团茶，只选择上好的茶品吃了，就会生得甚好智慧。”宣仁皇太后一改熙宁（1068-1077）新政，贡茶的改制只是其中的一件小事。然而审视其言论，实在可以为万世所效法。士大夫之家，尤其是其膏粱子弟不可不知道其中的蕴涵。谨备录于此。
《百夷语》中说：茶也叫做芽。以粗茶叫做芽以结，以细茶叫做芽以完。缅甸少数民族称茶叫做腊扒，吃茶叫做腊扒仪索。
清代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中说：琉球称茶叫做札。
《武夷茶考》中说：北宋丁谓制造龙团，蔡襄制造小龙团，都是北苑的事情。武夷茶进贡朝廷，是从元朝浙江省平章高兴开始的，可是谈论此事的人们动辄称丁谓、蔡襄。苏轼诗说：“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可见在北苑修贡之时，武夷茶已经为两位先生所赏识了。到了高兴以武夷茶进贡之后，北苑就逐渐湮没无闻了。
从前有人说，茶叶作为一种物产，涤除昏昧，消化积滞，对于学习、从政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贡茶与进贡荔枝、桃花是不同的。然而，将此道理放在更高的大义层面来看，贡茶也不过是和宦官、宫女敬爱君王的表现类似。蔡襄直言敢谏，名高天下，与名臣范仲淹、欧阳修差不多齐名，可是因为贡茶一事却与号称贪婪小人的丁谓相提并论。如此说来，君子的言行举止，难道可以不慎重吗？
清代屈擢升《随见录》中说：按照沈括《梦溪笔谈》的说法：“建州茶都是乔木，而吴地、蜀地的茶叶只是丛生的灌木罢了。”根据我的见闻，武夷茶树都是丛生，起初并无乔木，难道沈括没有到过建安吗？抑或是当时的北苑与如今的武夷有所不同呢？《茶经》记载“巴山峡川中有两人合抱的”，这又与吴地、蜀地茶叶是丛生灌木的说法不同，姑且记述于此以便参考。
明代凌迪知（字稚哲，号绎泉，乌程人）《万姓通谱》中记载：汉朝的时候有茶恬，出于《汉书·江都易王传》。根据《汉书》所说的荼恬[苏林说：茶，食邪反]，则荼本有两种读音，到唐朝时，荼、茶才分开了。
明代焦周（字茂孝，上元人）《说》中说：茶叶，又叫做玉茸。
篇幅所限，精彩待续。
文/网络综合
品味生活，从茶开始。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与朋友分享,也是一种快乐。
文丨宋时磊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文化的发源地。茶叶之所以能够从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与咖啡、可可相并列的最受欢迎的三大无酒精饮料，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符号象征，离不开长江的滋养。长江与茶叶相伴相随，茶文化是长江文明中璀璨的“绿色明珠”，长江和茶文化丰富了世界文明样态。时至今日，长江流域的茶文化仍有蓬勃生命力。
一、南方嘉木：长江流域的茶叶经济地理
茶是山茶科山茶属植物，其生长需要一定的自然条件。一般认为，经济栽培茶树的地理环境不能过于寒冷，年平均气温要在13℃以上;雨水应充足，年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上;土质以酸性土壤为宜，唐代陆羽《茶经》认为以烂石(风化土壤)、栎壤(砂粒多、粘性小，有机质和矿物质丰富，透水和透气性好的土壤)为上，黄土最下;空气要湿润，相对湿度80%-90%最适宜;风速不能过大，光照不能太强烈，以较多的漫射光为宜，即《茶经》所言“阳崖阴林”;海拔要适中，宜多山、多云雾。
在中国版图之上，同时具备这些气候条件的地区，非长江流域莫属。长江流域以北纬30度为横贯中轴，大部分地区属副热带季风区，热量资源丰富，四季较为分明，春季万物萌发，最适宜采茶，夏秋也可采，这就确保了采摘周期和产量。地势以山地、盆地、峡川、平原为主，交错起伏，小气候较多;有蒙顶山、巫山、巴山、峨眉山、大别山、霍山、天柱山、天目山等名山，这些山区既适合茶叶生产，又在儒释道各家中享受特殊地位，实现山、茶、人的精神文化融合。长江流域的另一特点是面积大，干支流遍及19个省市区，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8.8%，容易形成茶叶经济带，产生聚集效应。
▲多云雾的产茶山区(宋时磊摄于湖北恩施市)
长江最裨益茶叶的是水。首先是降水，长江流域雨量充足、丰沛，这给茶叶生长提供了足够的水源，确保了茶叶湿润的生长环境。其次是水运，长江有岷江、赤水、沱江、嘉陵江、乌江、清江、汉江、湘江、沅江、赣江等众多支流，流域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的支流有49条，丰富的支流和水系给航运带来了便利，茶叶从茶山取水路以经济便利的方式运输到干流上的重庆、宜昌、武汉、九江、上海等大商埠交易。早在唐代人们就借助长江水系运茶，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言：“或乘负，或肩荷，或小辙，而陆也如此。纵有多市，必将大川，必先以轻舟寡载，就其巨蝗。”水运促进了商品和商人的群体流动，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三是水质，“水为茶之母”，长江给茶叶品饮提供了优质用水，唐代张又新《煎茶水记》出笼了两个天下之水的“排行榜”(一为刘伯刍版、一为陆羽版)，陆羽所列举的20种水，分布在长江流域的有15种。
借助长江，茶叶实现了物种的扩散和文化的传播，上演了一部“东游记”。茶树原产于中国西南，但因地处边陲，交通和人员往来有限，不为外界所知。自秦惠王兼并巴蜀后，这一带的饮茶习俗开始向外传播，顾炎武在《日知录》云：“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茶叶有两种传播方式。一是自然扩散，即通过雨水冲刷、河流漂流、鸟兽携带等，茶树种子可以从原产地云南传播到很远地方。二是人为传播，即茶树或茶籽通过人口的迁移被带到了新的生长地。这两种扩散方式，有不同的路线，其中较为主要的是从云南经四川、重庆、湖北、安徽到江苏、浙江，或者是从云南经贵州、湖南、江西、福建到台湾。两条传播路线都不同程度地借助长江水系的力量传播，从西向东传播。
茶叶的栽培和种植经历了从野生到人工的驯化过程，最早开始这项工作的或许是西南一带的边民，但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唐代在长江流域劳动的人民。晋代诗人杜育《荈赋》描绘，茶叶成片野生于山岗和山谷之中，“灵山唯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太平御览》引《续搜神记》，称晋时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采茗，王浮《神异记》也有“山中有大茗”的记载。可见，晋代长江中下游地区野生茶树比较常见，甚至不乏大茶树。即便到唐代，陆羽还指出在巴山峡川之中，有两人合抱的大茶树。到中唐时期，在人们的观念中，野生茶品质最高，茶园种植的茶要次之，这反映出一个问题：唐代人工茶园数量在增加，产量在提升，故野生茶物以稀为贵。根据文献资料判断，中晚唐时期唐代出现了众多茶园，类型包括官办茶园、寺庙茶园、私人茶园、小农茶园等，茶树也从数十尺的高大乔木被培育成一尺两尺的低矮灌木。这说明人类对茶叶的认识和驯化能力有了实质性提升，也反映出唐代茶叶消费不断扩大的社会现实，采摘野生茶的原始生产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于新型饮品日益扩大的需求。据万美辰等统计，唐代长江上游地区共66个州，其中有25个州及南诏地区产茶，共计60种茶;唐代长江中游地区共43个州，其中有27个州产茶，共计42种茶;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共28个州，其中有20个州产茶，共计47种茶。这大致可反映出茶叶沿着长江自上游向下游、自西向东的传播轨迹。
茶是“南方之嘉木”，是长江流域这片钟灵毓秀土地所奉献的绿色饮品。
二、绿色黄金：技术、器具和贸易
长江流域的劳动人民以茶为业，开山辟园，种茶、制茶、运茶、贩茶、饮茶，从生产到消费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衍生出了一套技术手段和管理制度。
茶叶本是一片普通的树叶，是中国人发现了其对人类身心健康的莫大价值，走上加工利用之路。从树叶到茶，需要一定的技术和工艺。魏晋南北朝时期，茶叶的加工方式比较原始，主要是制成茶饼或者混煮羹饮，并未有一套成熟的加工技术。这种方法处理的茶叶有着浓重的青草味，茶本身的香味并没有得到挖掘。唐代，长江流域的茶农创造出锅釜蒸汽杀青、拍压成饼的工艺，陆羽将其总结为“七经目”——采、蒸、捣、拍、焙、穿、藏。宋代延续了唐代的蒸青工艺并有所发展：北宋时期变饼为片，皇室崇尚蒸青片茶;南宋时期变片为散，开始流行蒸青散茶。明初罢造团茶，化繁为简，人民群众更注重追求茶叶的自然本真之味，元代初步兴起的炒青绿茶变得盛行。杀青工艺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已经掌握了控制发酵程度的奥秘，从蒸汽或锅炒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杀青工艺的提升：进一步降低青草气，激发和提升了茶叶内在香气。
明代后期，在绿茶杀青的基础上，安徽霍山的茶农发现增加闷黄工艺可出现“黄叶黄汤”的品质，创制出了黄茶(许次纾《茶疏》)。16世纪末期，又出现渥堆的后发酵工艺，创制出黑茶;人们又发现茶叶不杀青，先萎凋发酵，再后期处理还可以创制出不同的茶叶类型，于是在16世纪末期出现了黑茶，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出现了红茶，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了白茶和乌龙茶。新的茶类的纷纷创制，既说明长江流域劳动人民茶叶加工技术在不断进步，同时也不断丰富和满足着人民群众对丰富口感的需求。
加工茶叶需要一定的工具。蒸青工艺的七个环节，会用到采茶、蒸茶、捣茶、成型、焙茶、穿茶、藏茶等19种工具。宋代有所简化，常见的有甑、榨、布帛、竹皮、柯、盆、磨、棬模、笪等9种制茶工具。这些制茶工具多从长江流域盛产的竹、木等中取材。除了生产工具，茶叶的消费过程中还要用到“器”，即品饮茶叶的茶器(宋代后茶具和茶器已不严格区分)。唐代盛行煎茶饮法，在取水、炙茶、碾茶、罗茶、取火、烹煮等环节，要用到陆羽记录的“二十四器”。宋代盛行点茶之法，审安老人在《茶具图赞》中用白描手法绘出十二件茶器图形，称之为“十二先生”。明清以后，壶泡法流行，白瓷茶瓯、紫砂壶使用广泛。尽管品饮茶叶的器具互有出入，但都要用到茶碗、茶壶、茶则、茶夹、茶巾等，这些器物同样多用长江流域的陶土、矿泥、竹木、丝织品等制成。
▲《茶具图赞》中的“茶具十二先生”
随着饮茶风气的不断普及和扩散，茶叶消费“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到了“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封演《封氏闻见记》)的程度。茶叶的核心产区位于长江流域，而消费地遍及全国甚至海外，茶叶生产和消费地域的不匹配性带动了茶叶贸易的崛起。茶叶比较轻便、货值高，便于长途运输，于是大宗贸易快速发展。早在汉代，茶叶就被携至西藏阿里地区，唐代向边疆塞外贩卖茶叶的茶马贸易得到发展;宋代和明代茶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大量外销;清代万里茶道兴起，茶叶向俄罗斯等地售卖。借助这些贸易网络，长江流域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及世界各地。
以稻米为食，以茶叶、桑蚕等换取日用物资，是长江流域百姓安身立命的手段和理想化的生活方式。风俗所及，明清时期珠江流域也以这种生活为风尚，士大夫阶层则往往在山中构筑精舍讲学，茶叶收入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中有稻田茶丘十余亩，旁有人居七八村，皆衣食于茶”(屈大均《广东新语》)。茶叶贸易利润丰厚，早在敦煌文献《茶酒论》中就描述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茶商靠茶叶流通成为巨贾，“舒城太湖，买婢买奴。越郡余杭，金帛为囊”。茶叶是长江流域业者发家致富的“绿色黄金”。
产业和贸易的发展，又促进了政府推出茶叶行政管理及课税政策。唐朝政府创制了贡茶、茶税、榷茶等茶政制度。宋代茶政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出现了交引法、折中法、贴射法、现钱法等，在边疆设立了榷场贸易，设置了买马司等机构。长江流域出产的茶叶在换取战马、巩固边疆、促进民族融合等方面长期承担着独特的历史使命。
三、以茶为媒：族群、生活与艺术
人类学者肖坤冰曾以闽北山区的茶叶产业为例，研究了清朝到新中国成立前“茶叶流动”下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事。以大历史、长时段的视野观察，这种“流动”的故事不仅仅发生在闽北，整个长江流域皆以茶为媒介，促进了族群、生活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和变迁。
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得到充分开发，南方和北方发展呈现均衡之势。安史之乱后，北方藩镇割据、杀伐不断，大量人口被迫南迁，中国经济重心日益南移，形成了早期的“长江经济带”，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盛况。随着民族的融合和时代的发展，目前长江流域共同生活着汉族、土家族、苗族、彝族、侗族、藏族、回族等50多个民族，人口和生产总值双双超过全国的40%。在传统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下，这些人群多聚族而居，茶叶是他们的重要产业。茶叶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日益结合，孕育出丰富多彩的茶文化生活。
以茶为饮、为食，茶在长江流域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唐代的煎茶茶艺、宋代的点茶茶艺、明清以来的泡茶茶艺等，在长江流域孕育和诞生，并向全国传布。除了主流的品饮方式外，长江流域还有富有地域特色的饮茶文化，杭嘉湖一带有青豆茶、元宝茶等;西南有侗族、瑶族有打油茶，白族有三道茶，藏族有酥油茶等;华中有湖南擂茶，土家族的油茶汤等。
以茶为会，举办茶宴和茶事雅集活动，长江流域的人文往来频繁。唐代可稽考的茶会有刘长卿惠福寺茶会、武元衡资圣寺晚春茶会、钱起长孙宅茶会、李群玉等人的私人茶会。特别是浙江湖州多次举办茶会，主要参与成员有颜真卿、皎然、陆羽等。明清以后茶馆兴起，普通百姓有了日常的公共文化生活空间，可在其中从事下棋、听书、看戏等休闲活动。特别是在长江上游的四川，茶馆文化蔚为大观，这在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 1900-1950》书中有细致入微地呈现。
以茶为礼，人们寄茶、谢茶、赠茶、品茶等，都要赋诗，出现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李白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白居易的《萧员外寄蜀新茶》《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元稹的《一至七字茶》，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皇帝还会将从顾渚贡茶院得来的新茶，分赐群臣，以示恩宠;臣子上表申谢，谢茶表名篇纷出，较有代表性的是武元衡《谢赐新火及新茶表》。
以茶为俗，茶叶在长江流域的岁时节令、诞生礼仪、乔迁新居、婚丧嫁娶、宗教礼仪等生产和生活中，被赋予了多重功用。男女以借茶为由邂逅、以茶排遣忧思、以茶代酒凭吊逝者、以茶求子、以茶礼求婚，聚会饮茶并以茶事笑话取乐，僧人以茶待客、以茶筵作为宗教仪式还愿等。
以茶为娱，长江流域的茶农将茶与舞蹈、歌曲等结合，创造了劳动号子、采茶歌、采茶戏等娱乐形式。安徽皖西地区有《采茶》《锄茶歌》，黄山地区有《请茶歌》;浙江有建德有《顺采茶》《倒采茶》灯调曲目;湖北鄂西山区有劳动茶歌、抒情茶歌、仪式茶歌等;湖南辰溪茶山号子;茶歌在江西民歌中占有很大比重，并发展成了风格多样的采茶戏，演员多手执茶篮灯、扇子等道具，载歌载舞，劳动和欢愉尽在其中。
以茶为艺，茶是文学、书法、绘画、陶瓷等艺术形式热衷表现的对象。除诗词曲赋外，小说、散文等也经常描绘茶叶，如《三国志通俗演义》《红楼梦》《老残游记》等。当代作家王旭烽著有“茶人三部曲”，以家族叙事的方式勾勒了以杭州为中心的长江流域茶文化在近现代社会转型和发展的生动图景，并摘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桂冠。书法方面，唐代书僧怀素的《苦笋帖》、北宋名臣蔡襄的《十咏诗帖》等皆是茶与书法结合的名篇;茶画更是名品、名家频出，唐代的《宫乐图》、宋徽宗的《文会图》、明代唐寅《事茗图》等，都被视为珍品。茶与陶瓷艺术结合的典范是茶具，景德镇、宜兴等地出产了众多融实用与艺术为一体的茶碗、茶壶等，至今不衰。
以茶为媒，长江流域的茶叶和茶文化连接了个体与族群、物质和精神，是长江文明皇冠上的“绿色明珠”。
参考文献
陈文华：《长江流域茶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刘礼堂、万美辰：《唐代长江流域的茶叶种植与饮茶习俗》，《江汉论坛》2019年第11期。
刘礼堂、吴远之主编：《中华茶文化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宋时磊：《唐代茶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宋时磊：《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影响》，《人民论坛》2022年第19期。
吴觉农：《茶经述评》，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
袁祯清、宋伟：《宋元时期制茶工具考略》，《安徽史学》2022年第3期。
康健主编：《祁门红茶史料丛刊》，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黄柏权：《挖掘长江流域茶文化资源推进乡村振兴》，《新华日报》2022年9月6日第13版。
(作者简介：宋时磊，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汉语写作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阶段性研究成果)
来源： 澎湃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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