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秉鉴（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
世界首富伍秉鉴，2001年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刊登了一个《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了上几个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六位华人入选，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这六个人中，又唯独伍秉鉴是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所以伍秉鉴也是人们最关注的焦点 。
伍秉鉴（1769～1843年），字成之，号平湖，别名敦元、忠诚、庆昌，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
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也开始快速崛起，伍秉鉴成为了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总商。在经营方面，伍秉鉴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崛起。
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他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同时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成了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曾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天下第一大富翁”。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他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1843年，伍秉鉴在中国的动乱中病逝于广州，享年74岁。
唐廷枢
唐廷枢（1832年5月19日－1892年10月7日），初名唐杰，字建时，号景星，又号镜心，生于广东香山县唐家村（今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
清末洋行买办、洋务企业活动家。字景星。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1851年起，先后在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和上海海关担任译员10年。1863年进入上海怡和洋行充当买办，经理库款，经营丝茶出口贸易，开展航运，扩大洋行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的势力。同时，继续从事商业活动，大量附股洋行经营的保险、航运企业，并为洋行企业吸引大量的华商资本。
1873年任李鸿章主持的轮船招商局总办，成为洋务派官僚的有力助手。任职期间，招商局的营业状况颇有起色。1876年受李鸿章委托筹办开平煤矿。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到筹集资本、正式开采，都由他一手主持。开平煤矿的组成或附属部分，也都是在他的倡议或主持下兴办的。1892年10月7日卒于天津。
唐廷枢开始自己的商业活动和资本积累，是在担任香港殖民政府翻译时期，1858年以前他就在香港投资了两家当铺。其后在上海度出现的棉花出口贸易的高潮中，又从事棉花投机生意。他独自经营的修华号棉花行，成为外国洋行收买中国棉花的一个代理机构，并与怡和洋行发生业务关系。自担任怡和洋行买办后，唐廷枢的经济活动，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在担任怡和买办的10年中（1863～1872年），他除了为怡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以及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扩大洋行业务之外，还为他的老板投资当铺，经营地产，运销大米、食盐，甚至涉足内地的矿产开采。
他和怡和前任买办林钦合伙开设茶栈。为适应洋行收购茶叶的需要，他先后投资上海3家钱庄，以周转他的商业资金。为了买办业务和自营商业的两种需要，他又在洋行之中，设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为与整个对外贸易发生联系，他又建立起一套类似事务所的同业公所。上海丝业、茶业等3个与对外贸易关系密切的同业公所，在1868年以前相继建立。唐廷枢和徐润等人则是这3个机构的董事，是主持这些行业机构的核心力量。
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唐廷枢开始参加外国在华企业的附股活动。他在进入怡和以后的第五年，就附股于洋行经营的谏当保险行（Canton I nsurance Offi ce）。在华海轮船公司中，他是最大的股东之一。这个公司的第期股本1650股中，他一人购买400股，占公司股本的近1/4。他不但进入了该公司的董事部，而且担任了公司的襄理。他的附股活动，并不限于怡和洋行的企业，也附股于1867年成立的公正轮船公司（Union Steam Navigation Co.）和1868年成立的北清轮船公司（North China SteamerCo.）、美国琼记洋行（Augusti ne Heard andCo.）的苏晏拿打号（Suwonada）轮船和两家小洋行——马立司洋行（Morris Lewi sand Co.）和美记洋行（Muller H.and Co）的船队。
唐廷枢不但自己附股於外国企业，而且还为外国洋行吸收了许多买办和商人的资本，尽他最大的努力拉拢外国洋行在中国的生意。这些活动，不仅增加了他的额外收入，而且使他能对其所代表的中国股东，施加他的老板所希望发生的影响。对英商怡和洋行来说，“唐景星简直成了它能获得华商支持的保证”。美国旗昌洋行的老板说，唐廷枢“在取得情报和兜揽中国人的生意方面……都能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
徐润
徐润（1838—1911），又名以璋，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香山县北岭村（今珠海市北岭乡）人。父亲徐宝亭曾任清朝官吏，叔伯皆为洋行买办。清咸丰二年（1852），14岁时随叔父徐荣村经澳门抵达上海，在英商开办的宝顺洋行当学徒起直至工作16年。勤奋刻苦，悟性颇高，得洋行主管器重，成为领管各分行的总买办。其预见到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前景，决定购置江轮、船坞，将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作为洋行的主要业务，并将出口贸易拓展到日本，使洋行的进出口总值每年达数千万两白银，很快成为巨富。1863年，大量投资房地产业，在上海购地3000余亩，其中建楼宇占220多亩，年收租金12万余两，成为上海滩华商中有名的“地产大王”。今上海愚园路就是由其居住的“愚园”而得名。同时，其在广东旅沪商人组织的广肇公所中掌握财务权达20年，成为旅沪粤商的代表性人物。1866年李鸿章调兵镇压太平军余部时，其用自己运输茶叶的船只帮助李鸿章转运粮饷和军械，受到李鸿章赏识，后更捐资得授道员衔。1868年，离开宝顺洋行，结束买办生涯，在上海开设宝源祥茶栈，随后又在湖南、湖北等产茶区开设多家茶栈，向多个国家提供出口货源，并随时根据行情调整茶价以取得最高利润，成为“近代中国茶王”。1871年，受曾国藩委托，参与办理挑选幼童赴美国留学事务。
乔致庸
乔致庸（1818--1907），字仲登，号晓池，祁县乔家第三代人。他出身商贾世家，父亲是乔全美，幼年父母双亡，由兄长乔致广抚育长大。本欲走入仕途，刚考中秀才，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他是乔家门中最长寿的人，活了89岁，一生娶有6妻，因乔门中有不许纳妾的家规，都是续弦。6妻留下6子11孙。当国家到了国将不国的境地，大批银子流向海外时，他一改往日不治家宅的习惯，于同治初年耗费重金扩建祖宅，修建了著名的乔家大院，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
孟洛川
孟洛川（1851—1939.9.7） ，名继笙，字雒川，亚圣第六十九代孙，山东省章丘市刁镇旧军人，著名商人，祖辈为地主兼商人。1869年18岁开始经商时，即到北京负责庆祥、瑞生祥等企业的经营，从此一生掌管孟家企业。孟洛川一生多次举办慈善和公益事业，诸如设立社仓，积谷备荒；修文庙，建尊经阁；设义学，经理书院；捐衣施粥及捐资协修《山东通志》等。因此博得慈善家的称号，被誉为“一孟皆善”。有相关电视剧《一代大商孟洛川》。
他在涉足企业的最初20余年间，生意有较大发展。1893年(光绪十九年)和1896年，先后在北京大栅栏和烟台开设“瑞蚨祥”，经营绸缎、洋货、皮货、百货。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前门一带被焚，瑞蚨祥成为一片瓦砾，不得不迁至北京天桥设摊营业。1903年，北京瑞蚨祥新营业楼落成。后又在北京增设瑞蚨祥鸿记绸缎店、西鸿记茶店、东鸿记茶店、鸿记新衣庄。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青岛设立瑞蚨祥缎店。次年，在天津增设瑞蚨祥鸿记缎店。1924年，济南瑞蚨祥增设鸿记分店。所经营的瑞蚨祥、泉祥等“祥”字号商号，遍布京、沪、津、济、青、烟等大中城市。至1934年，已分别在北平、天津、济南、青岛、烟台、上海等地设立商号达24处，有员工1000余人，房产3000余间。1900年资本总额约40万两银子，到1927年时，年利润即达300万两白银。 他除投资于企业外，还广臵田宅。在章丘有田产2300余亩，另在山东沾化、利津、泰安、莱芜臵有庄田。章丘之住宅为六进院落，前厅后楼、左右厢房共近100间。为当时中国知名的民族商业资本家，京津及济南等城市报纸皆以“金融巨头”称之。
在他的每次捐赈之后，清地方大吏必为其奏请封赏。1891年(光绪十七年)—1894年，福润任山东巡抚期间，为他奏准江苏即用候补道之职；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山东受灾，巡抚毓贤委孟洛川为平粜局总办，孟洛川与其兄孟继箴认赈巨款，毓贤为其奏准知府补用道二品顶戴；1905年参与组建济南商务总会。1908年 (光绪三十四年) 山东劝业道成立后，被任为济南商务总会协理；1906年—1909年端方任两江总督期间，为其奏准头品顶戴；朝廷还诰封其为奉直大夫、诰授为光禄大夫。孟洛川善于结交权贵，其中最著名者为袁世凯。袁父死后，他作“三多九如”贡席，亲往路祭； 袁母出殡，他担任治丧总管。袁世凯于1914年7月18日任命孟洛川为参政院参政。晚年孟洛川无力驾驭诸代理人，各店号走向萧条。1939年9月7日病逝于天津。
唐翘卿
唐翘卿(1841—1925)，族名高亮，字国泰。唐家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少时到上海一茶庄当学徒。经十余年辛勤工作，由学徒、跑街升至坐茶庄，因常到各省产茶区洽谈茶务，使他不仅熟悉茶叶商务，并精通制茶工艺。清同治六年(1867)，唐翘卿在九江自设“谦顺安”茶栈，接着，在汉口与上海设立分号。
翌年，上海茶业公司成立时，他与唐廷枢，徐润均为该行董事。除茶业外，唐翘卿还投资于仁济和保险公司，池州煤矿及上海地产业与香港金融业。唐翘卿十分关心社会公益事业。他是上海广肇公所(广东商民在上海设立的同乡会馆)的创办人和会董；参与唐廷枢、徐润等建立仁济医院、普育善堂、辅元堂等慈善机构；资助上海格致书院及英华书馆。在家乡，创办翘卿家塾，发展教育；创议并集资购买“都益号”小火轮，航行于香港、唐家与上栅间，改善交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商为垄断国际茶叶市场，将其控制的南亚“西冷红茶”倾销中国，企图扼杀中国传统的制茶工业。民国8年(1919)，由唐翘卿出面，将分散经营的茶栈合并，成立了规模宏大的“华茶有限公司”，由其子唐季珊出任总经理。华茶公司向国外引进新式制茶机器，改进包装与焙制方法，积极培育推广良种，增加新的规格与茶叶品种，中国的制茶业不仅在国内击退英商的进攻，并远销海外，几乎垄断美洲市场。民国14年(1925)，唐翘卿病逝于上海。
吴荣寿
吴荣寿(1873—1934)，字永柏，号俊德。近现代著名茶商，著名徽商。又名俊德，字永柏。安徽歙县岔口乡人。吴荣寿童年时代随同父亲来到屯溪，学习茶叶经营，以精通制茶工艺和善于鉴别毛茶著称。1901年父亲病故后，他大胆拓展业务，在屯溪阳湖开办吴怡和茶号，专门制作外销高档茶。数年后，又创立吴怡春、吴永源、华胜等茶号，进一步扩大外销精品茶的产量，每年制销高档屯绿数千担，最多年份高达2万担，占屯绿外销半数以上，成为徽州现代第一大茶商。吴荣寿决心对茶业经营进行革新，企望创出新品名牌茶叶，他以重金聘婺源制茶名家汪汉梁为总管，在选料与配方上融婺、歙两家为一体，制成了色、香、味焕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特贡"等茶，在上海一举夺得绿茶评比魁首。1927年前后，茶叶价格狂跌，加上朱富润火烧屯溪商业街，几度大损失使吴怡和等茶号一蹶不振。
王相卿
王相卿，民族工商业家、山西著名商人、清朝晋商旅蒙商号“大盛魁”的创始人。“大盛魁”商号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跨国贸易商号，崛起于清代的内蒙古草原，绵延近三百年，几乎与清朝的历史同步。其鼎盛之时，拥有包括汉、蒙、回、满各民族员工近万人，国内外分号82家，骆驼2万多峰，资产超过白银1亿两，经商足迹遍及全国各省及俄罗斯和中亚诸国。在本土商业史上，一直流传着“南有胡雪岩，北有大盛魁”之说。
大盛魁商号，被誉为“草原第一商号”，这个由汉人在草原上建立起的巨大事业，堪称是蒙汉乃至中俄贸易的一座里程碑，也为民族交流、融合刻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大盛魁的创办人并不是什么富户大商，而是三个小贩。原来康熙年间，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中，由于军队深入漠北，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砂碛地方，运粮尤苦，遂准商人随军贸易。在随军贸易的商人中，有三个肩挑小贩，即山西太谷县的王相卿和祁县的史大学、张杰。他们三人虽然资本少，业务不大，但买卖公道，服务周到，生意十分兴隆。清兵击溃噶尔丹军后，主力部队移驻大青山，部队供应由山西右玉杀虎口往过运送，他三人便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称“吉盛堂”，康熙末年改名为“大盛魁”。
大盛魁总号设于归化城，以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为中心，活动于外蒙古和内蒙古西部地区。它拥有清廷所发的“龙票”，以放“印票”账为主要业务，经营日用百货、牲畜、皮毛、药材。
到嘉庆初年，大盛魁已发展成为称雄于塞外蒙古市场的垄断性大商号。同治到光绪初年为其极盛时期，已积累了两千万两的巨额资本，每年贸易金额达九百至一千万两银子。大盛魁做出如此令人瞩目的业绩，靠的主要是它独具一格的经营模式。
何一凤
何一凤（1887—1971），字晓楼。其父何为儒，字国候，乳名二狗，所以人称二狗财主。何为儒先经商，后在河南任七品县令。生有七子二女。何一凤是长子，故人称“大少”。他从小私塾读书，耳濡目染，受儒学思想影响较深。
永聚祥茶庄茶叶罐
清祁县晋商名门何家十三世鼎盛时期资本家、何家老字号永聚祥茶庄的创始人，也是集祥云集烟店、晋昌源铁铺、天禄园饭馆、复清当当铺、义生店油坊、聚珍店转运站等七大商号的总主管人。永聚祥茶庄开设于清道光年间，地址设在祁县城内东大街路北，由何一凤斥资4.5万两白银独资经营，在汉口、天津、西安、张家口、呼和浩特等地都设有分号，是个规模巨大的茶叶产运销一体化的商业集团。茶庄十分注重质量，讲究信誉，其还在祁县城内专设门市部，批零销售。何一凤开辟的万里茶路将富庶的江南与广袤的漠北乃至欧亚大陆连接了起来，促进了南北民族大融合，推动了中外贸易的交流。
渠映潢
渠映潢（1758—1832），字天池，渠同海第三子。
渠家大院
渠映潢长大后，在继承父业的基础上，于乾隆、嘉庆年间增设“长顺川”、“长源川”两大茶庄，从事国际茶叶贸易。从湖南、湖北采办茶叶，运往张家口、杀虎口，再转运至蒙古、俄罗斯等地。道光、咸丰年间，其子渠长发、渠长瀛又增开贩盐业务。传至其孙渠源潮、渠源浈时，渠家共开有五家票号（百川通、三晋源、存义公、汇源涌、长盛川），四家茶庄（长顺川、长源川、长盛川、诚记茶号），三家匹头、绸缎、夏布庄（长裕川、晋裕诚、集庆和），一家药店（永春园），一家古籍字画、文具店（书业诚），一家点心食品店（是盛楼）。渠氏商业达到鼎盛。据清人徐珂《清稗类钞》估计，渠家资产在三四百万两白银。
渠家发家后，历经数代，在祁县古城东半城大兴土木，营造宅院，人称“渠半城”。
范永斗
范永斗，祖籍山西介休。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张家口。早在明朝初年，范氏就在张家口和蒙古地区做生意，历经七代，传至范永斗成为张家口地区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富商，时人称其“贾于边城，以信义著”。当时，居于东北的女真族建立后金，由于和明王朝的敌对关系，他们所需要的军事、生活物质，只能通过张家口的贸易市场获得，也就是以张家口为基地运转过去，范永斗和其他七家商人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生意，“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据道光年间的《万全县志》记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
从十六世纪中叶起，物资丰富的张家口吸引着蒙古和俄国商人，他们千方百计打入张家口贸易市场，而在张家口经营茶叶的山西商人也想方设法与蒙古、俄国商人通商。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在张家口的山西茶商与蒙俄商人打开了贸易通道。为了扩大中俄贸易交流，康熙五十八年 （1719年），俄国彼得大帝命使臣叶马罗到中国商讨扩大通商办法。雍正五年（1727年），俄国沙皇加德麟遣使来中国，要求通商。清政府于同年八月与俄国商定了通商措施。中国派蒙古王郡策凌、内务大臣四格待郎与俄国使臣图理琛在恰克图 （中俄边界）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双方规定“恰克图为两国通商之地”。此后，这里变成了中俄两国商品交易市场。恰克图市场分为中俄两国两个贸易圈，俄国市场称恰克图，中国市场称买卖城。据后来一位清朝官员王先谦在一份奏疏中说：“从前，张家口有西帮（指山西商人）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
当时，在张家口经商的山西商人主要以经营茶叶为主。清乾隆末年，在张家口大境门外对俄国茶叶贸易商号有50余家。山西介休县张原村人茶商范永斗开设“大川玉”茶店，在福建购有茶山5000亩，茶场7座，成为晋商之首。茶商将茶叶由福建走水路运到汉口，加工后装车转运到张家口。张家口“大川玉”茶店有600余人细加工茶叶然后包装，用牛车、骆驼运到蒙古库伦和俄国恰克图贸易市场。据《山西外贸志》上说，从同治八年（1869年），山西商人向恰克图运送茶叶颇多，是年《汉口关册》中记载：“山西商人，由陆路运往恰克图的茶叶，估计有功夫茶48000箱，还有红绿茶计98500筐，即62760担。”两项合计约11万担。到同治十年（1871年），山西商人的输出能力已达202184担。
当时，山西人在张家口经营茶叶的商号有四大茶庄：长裕川、长盛川、大玉川、大昌川。这“两大”“两长”是山西祁县人的商号，所以称“祁县帮”。尤其是“大玉川”是清廷御贴备案的商家，持有“双龙红贴”，这红贴就是通行蒙古草地的通行证。俄蒙商人看到红贴后，就放心大胆地同他们进行贸易，“空口无凭，红贴为证。”当年清政府还赐给“大玉川”一块双龙石碑，上刻着这家茶庄在旅蒙、旅俄中的贸易活动，赞扬了山西商人们的功绩。大川玉茶店掌柜是介休县人范永斗后裔，清政府为了表彰范氏的经商活动，曾赐黄马褂、御食和牌匾等物。
资料整理：福茶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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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砖茶属黑茶种类，以老青茶作原料，经压制而成青压青茶，其产地主要在湖北省咸宁地区的薄圻，咸宁、通山、崇阳、通场面等县，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青砖茶外形常为长方砖形，色泽青褐，香气纯正，滋味尚浓无青气，水色红黄尚明，叶底暗黑粗老。
青砖茶系采用湖北老青茶和黑茶毛茶原料加工而成。鄂南地处长江流经湖北留下的一个条形地带，背靠幕阜，北饮长江，大部分属微酸性黄红壤土。年平均气温13-18℃,，年平均降雨量750-1500mm，无霜期达220-300天。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有发展茶叶生产的良好条件。
历史记载
鄂南地区茶事甚早，传说三国时东吴士燮、庞统、神医华陀曾在此采茶作药，医护将士。魏晋时，采茶叶已在鄂南地区初步发展，如晋代陶潜的《续搜神记》中所载：“晋武帝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晋代著名道学理论家、医学家、炼丹家葛洪曾在赤壁葛仙山、黄葛山、随阳山等处修行十余年，采茶煮茶，潜心著述，写成道家著名典籍《抱朴子》，对中国古代化学和制药学的发展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到了唐代，“长江中游的茶叶在唐代取得空前的发展，这种发展得助于当时迅速兴起的饮茶之风”。鄂南茶叶不仅列为贡品，还加入国家商贸，采茶叶空前发展，茶叶种植亦在民间广泛出现。今赵李桥所辖羊楼洞松峰山上的一株千年老茶树，相传植于唐太和年间（公元827年前后），它见证了唐代鄂南茶叶的辉煌。《太平寰宇志》载：“鄂州蒲圻、唐年（今崇阳、通城）诸县，其民……唯以种茶为业”。茶圣陆羽在《茶经·茶之出》中云“江南出鄂州、袁州、吉州。”
鄂南各县唐时统属鄂州，唐时鄂州以江夏郡产茶为最，而鄂南各县则是江夏的主体辖地且是最适宜种茶区域。毛文锡在《茶谱》中说：“鄂州之东山、蒲圻、唐年县，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治头痛。”可见鄂南在唐代就以药用大黑茶而蜚声茶界了。唐时鄂南的茶叶还为民族之间的文化友谊沟通作出了贡献，据《唐国史补》记载：唐中央政府赏赐给附马都尉吐蕃王松赞干布之茶叶即采自岳、鄂、赣三州。
宋代实行茶马交易及榷茶（茶叶国家专卖）之制，鄂南产茶更盛，《宋史·地理志》载：“岳鄂（今鄂南地区）处江湖之都会，全邵屯兵，以扼蛮獠，大率有材木、茗诧（诧即茶）之饶……”。随之国家定“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将荆湖北路之岳州、鄂州定为榷茶之地，年定上交国库榷茶247万斤。《宋史·食货志·下五·茶上》载国家规定茶叶主要品种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实卷模中串之”。这种所谓的“片茶”，系将茶叶蒸后压成饼状，即今洞庄砖茶之雏形。
元明时，鄂南已成为湖广区域最重要的产茶区域。《明史·食货志》载：“产茶之所，湖广以武昌为首，然当时以兴国军（今通山、阳新一带）为最著。”《湖广通志》：“武昌茶出通山者上，崇阳、蒲圻者次之。”明代中期，为了茶马贸易的需要，当时产于蒲圻、咸宁、崇阳、通山、通城及湖南临湘一带的老青茶，运至羊楼洞（今赵李桥）加工后，大批销往蒙古等边疆地区。羊楼洞成为鄂南茶产销集散中心即从是时起。当时，羊楼洞一带出产的茶叶为了降低运费，减少损耗，便于长途运输。改变了宋代以来用米浆将茶叶粘合成饼状的办法，采用先将茶叶拣筛干净，再蒸汽加热，然后用脚踩制成圆柱形状的帽盒茶。这种“帽盒茶”，即今赵李桥青砖茶之滥觞。
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在亲征噶尔丹后，废除了明代的茶马司和马市，开放了汉蒙民族的民间贸易，羊楼洞供边销的帽盒茶制造业更加兴盛。乾隆五十一年至六十年间（1786-1795），山西茶商进入羊楼洞设茶庄制茶，当时著名茶叶生产厂家有三玉川、巨盛川，每年生产帽盒茶约40万公斤。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际市场对红茶的需求，鄂南的“蒲邑四乡皆产之，而种植较盛、获利颇多者，厥惟南乡，以其近羊楼峒（洞）茶市也。”而鄂南的崇阳，这时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茶叶产区：“筛茶之男工，拣茶之女工，日夜歌笑，市中声成雷，汗成雨”。“同郡邻省，各处贩客云集，舟车肩挑，水陆如织。”成为湖北著名的茶市。道光年间，广东帮茶商到羊楼洞收购精制红茶。1840年，羊楼洞有红茶号50多家，年制红茶5万担，供出口欧洲。
清中后期，随着制茶技术的改进，现代真正意义上的青砖茶开始出现了。嘉庆二十年蒲圻贡生周顺倜所作《莼川竹枝词》云：“三月春风长嫩芽，村庄少妇解当家，残灯未掩黄梁熟，枕畔呼郎起采茶。”“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原注：每岁西客于羊楼洞买茶。其砖茶用白纸缄封，外粘红签，题‘本号监制仙山名茶’等字。芙蓉山在西乡）”关于青砖茶正式生产的时间，学术界一般认为始自咸丰末年即1861年。根据查证，我们认为青砖茶出现的时间应该还略早一点。宣统年间修订的《崇阳县志》记载：“今四山俱种茶，山民借以为业。往年山西商人购于蒲圻羊楼洞，延及邑西沙坪，其制采粗叶，入锅火炒，置布袋中，揉成，再粗者，入甑蒸软，取捎细叶洒面，压做砖。竹藏贮之。贩往西北口外，名黑茶。道光季年，岁商麇集，采细叶曝日中，揉之不用火。阴雨则以炭焙干。”可见在道光末年已有成形的青砖茶出现。
砖茶巨大的销售量和丰厚的利润也引起了外国资本家的注意，19世纪60年代，俄商率先在汉口开办茶庄（厂），收购毛茶，使用蒸汽机压制茶砖（红茶压制的米砖）。“在汉口及九江一带之俄办砖茶厂，制造砖茶之方法简单而有效。有一笨重之模型，上有精细花纹，放于水压机中，不论红茶或绿茶，经过平常制造过程后，再加蒸热而放入模型中，其程序为先放一层上等茶，然后放一厚层之粗劣茶叶、再加一薄层上等茶于面上。俟复以模型后，再用水压机重压之。旋去压力，取出模型，即得砖茶。经三星期之干燥，即告完成”。 仅仅几年间，“汉口烟筒林立者，即俄商以机器制茶之屋也”。
1863年以后，汉口成为世界茶叶港，沙俄皇族财阀、茶商巴洛夫，开始从汉口深入鄂南羊楼洞开设加工毛茶、制造砖茶的茶庄。俄商李特维诺夫亦直接来华投资，在羊楼洞兴办了“顺丰砖茶厂”，开创了中国近代第一工厂。随后几年，俄商又先后在羊楼洞开设了“阜昌砖茶厂”和“新泰砖茶厂”。不仅如此，羊楼洞的茶种还在俄罗斯繁衍生根，1893年，清政府派遣刘峻周赴俄国种茶，临行，从羊楼洞运走10万棵茶苗至俄国格鲁吉亚种植成功。
同治光绪之际（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羊楼洞进入茶事极盛之期，年销往西北砖茶可达30万担以上，镇上茶庄近百家（由俄商、晋商，粤商等分别开办），工人计日或计件取值，最大的茶厂有十七个分庄，雇工总数达数百人。运茶的独轮手推车川流不息，小镇上制茶从业人员多达二万多人，有“小汉口”之称。今日羊楼洞之青石板街道尚留存独轮碾压所成深槽，当日之繁荣可见一斑。
羊楼洞所产砖茶压制初期主要供蒙古、新疆、俄罗斯西伯利亚及欧洲等地，因为路途遥远，且为了便于驼运，砖茶的外包装是用衬以厚纸和叶子的篾篓。其主要运输路线是用独轮车将砖茶从羊楼洞运至新店，再由新店装船运汉口，溯汉水而上至襄阳和谷城，然后从襄阳到唐河，或从谷城到邓县，再用畜力陆运河南社旗，经洛阳渡黄河，走山西晋城、长治、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包头，经张家口转销各地的称东口货，经包头转销的称西口货。东口货再从库伦（今内蒙国首都乌兰巴托）至当时的中俄边界重镇恰克图，恰克图成为当时欧洲与俄罗斯的茶叶集销中心，茶叶之路由此西延至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德和西伯利亚最大城市伊尔库茨克，经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秋明、叶卡捷琳堡、彼尔姆、柯斯特洛马、雅罗斯拉夫、莫斯科、终抵圣彼得堡。
十九世纪上半叶，经恰克图转口的鄂南茶叶出口额达到了中国对俄出口总额的40%。在贩茶运茶的过程中，刘姓的一支发现谷城西南山区适合种茶，就在谷城落户，这支茶商的后人，就是现在的汉家刘氏茶坊家族。当时以鄂南赵李桥为起点的这条在历史上存在了二个多世纪的茶马古道，总长近万里，行程需数月，成为沟通中国与欧洲茶叶贸易的桥梁和纽带，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砖茶北上运输的路线，直至民国七年（1918年）才开始改变，那时粤汉铁路（今京广线南段）与京汉铁路通了车，在西距羊楼洞4公里的地方设了一个赵李桥火车站，青砖茶可直接由赵李桥上火车北运，而不再经水路中转。
米砖茶的生产也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初，羊楼洞的晋商“聚兴顺”将牌坊图案印于米砖茶之上，用作产品标识，“牌坊”商号诞生。俄商将德国报废的蒸汽机火车头拉到鄂南羊楼洞，将其蒸汽锅炉部分改造用来蒸茶和烘干砖茶，利用其动力压轴原理改作压机压制砖茶，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工业革命，俄商将“火车头”图案压印至米砖茶表面上，“火车头”商号诞生。
抗战爆发后，羊楼洞被日军铁蹄践踏，日军国人韩弼臣、王致中两老板创办的著名大茶庄“聚兴顺”、“义兴”强令更名为中日合资的“武汉制茶株式会社”下属第一厂、第二厂，侵我民族资本。 1945年8月15日，日军无条件投降，民国政府接管日伪资产，成立民生茶叶公司下属鄂南砖茶厂。
1949年7月中旬，中南军政委员会派遣军事代表率员接收国民党湖北民生茶叶公司鄂南茶厂。10月初对国民党湖北省银行复兴茶厂、民族资本义兴茶行、聚兴顺茶行进行接收，成立“中国茶叶公司羊楼洞砖茶厂”。
饮用方法
饮用时需将茶砖破碎，放进特制的水壶中加水煎煮，茶汗浓香可口，具有清心提神，生津止渴，暖人御寒，化滞利胃，杀菌收敛，治疗腹泻等多种功效，陈砖茶效果更好。
青砖茶的饮用方法很多，共有十道程序：喜闻陈香（赏茶） 黑茶在冲泡前应先闻干茶香，以陈香明显者优，有霉味异味者为下品。赏茶后将茶荷里的黑茶倒入煮茶用的同心壶中。活火煮泉（烧水）冲泡黑茶要100摄氏的开水，在烧水时应急火快攻。
茶品特点
青砖茶属黑茶类，以老青茶作原料，经压制而成青压青茶，其产地主要在湖北省咸宁地区的薄圻，咸宁、通山、崇阳、通场面等县，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青砖茶外形长为长方砖形，色泽青褐，香气纯正，滋味尚浓无青气，水色红黄尚明，叶底暗黑粗老。
青砖茶主要产于湖北的咸宁地区。已有一百多年的生产历史。它以老青茶为原料，经渥堆发酵、筛切制坯、蒸压成型、烘干压制而成。青砖茶的压制分三四面、二面和里茶三个部分。其中三四面，即面层部分质量最好。
青砖茶色泽为棕色，茶汁味浓可口，香气独特，回甘隽永。最外一层称洒面，原料的质量最好，最里面的一层称二面，质量稍差，这两层之间的一层称里茶，质量较差。
青砖的外形为长方形，色泽青褐，香气纯正，汤色红黄，滋味香浓。饮用青砖茶，除生津解渴外，还具有清新提神，帮助消化，杀菌止泻等功效。
作为安化黑茶中的王者，千两茶也被称为"黑色黄金"。它是安化黑茶文化的经典，更是历史的浓缩，工艺传承的极品，被誉为“世界茶王”和“中国茶文化的化身”，一度在茶人圈中享有着至高的地位和声誉。
千两茶因每支茶净重1000两，直观地被称为“千两茶”。但如果从品质工艺上命名，千两茶又被称为“花卷茶”。因其外形类似于卷紧的布匹形状，外面再用竹篾编织成花格型篾篓包装，称为“花”;制作时由人工踩制并包装裹卷如布匹，称为“卷”。千两茶(花卷茶)是安化黑茶历史发展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相当浓厚的黑茶文化底蕴。
据考证，2021年从故宫回归安化的两截“树形花卷茶”的生产时间大约是在1796年至1820年之间，这说明清朝嘉庆年间安化千两茶便已出现。
在清朝道光(公元1821年)以前，就常有陕西的茶商到安化以羊毛、皮袄等物换购黑茶，因他们当时资金不充足，进货量也较少，人称“滚包商”。他们所采购的茶叶经蒸、揉、干后踩捆成包，叫“澧河茶”。为了骡马驮运方便，随后又将茶改为小圆柱形，每支重100两，称为“百两茶”。
清朝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山西茶商在“百两茶”的基础上，选用更好的原料，增重为每支1000两，广泛被称为“千两茶”。
千两茶每支长1.5米，周长0.65米。因为计量算法的差异，千两茶有重36.25千克的，也有重31.25千克的。茶的外形都延续传统风格，又粗又大，堪称茶中巨无霸，无与伦比。包装为独特的花格篾篓，原始、古朴、大气、独具魅力，既有浓重的历史感和地域特色，又具有粗犷、阳刚之美。
千两茶在历史上曾一度为官茶，茶商都一致强调采摘完全成熟的安化大叶种芽叶用以制造千两茶为佳。原料经发酵、烘焙、筛分、拣梗、拼配、踩制、凉置(49天)，缓慢的制作过程才得到最终的成品，保证其优良的品质口感。
千两茶的精制、包装同时进行，茶叶与包装紧结成为一体。千两茶的包装材料从外到内依次为楠竹篓、棕片、蓼叶三者组成，蓼叶直接接触茶叶。包装全为天然绿色材料，有利于千两茶的存放和转化，保证茶叶的纯正性。
作为传统手工艺产品的干两茶，其生产工艺复杂而独特。传统生产环境和季节要求严格，7、8、9月为最佳生产黄金期，生产周期长。因独特的工艺形成其特殊的品质，关键的“日晒夜露”工艺，利用日光和室外高温进行自然的发酵干燥，历时七七四十九天，纳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从而造就了千两茶的独特品质。
千两茶色泽黑褐，茶卷紧实，内质香气纯正，茶汤橙黄明亮有活性，香气醇正清爽，滋味甜润饱满，品饮生津回甘，回味无穷，极耐冲泡。
千两茶工艺特殊，踩捆是一道关键工序，不仅体力消耗大，更需要一定技巧。安化本地刘姓人家视踩制工艺为绝活，“传男不传女”，对外严格保密。
1952年，为了传承千两茶的制作技艺，白沙溪茶厂专门聘请了刘姓族人进厂带徒传艺，继续生产千两茶。这使得千两茶的技艺被一部分外姓人所掌握，遂得以流传下来。1952年至1958年期间生产了少部分千两茶，其中大多用于边销外流，以不同的渠道和形式一部分被各地博物馆收藏，还有一部分流至海外地区，内地存量很少很少。
1958年，鉴于千两茶的制作人工劳动强度大、工效低、季节性强，在不改品质的前提下，白沙溪茶厂始创了以机械生产花卷茶砖进而取代千两茶，至此停止了对千两茶的生产。此后二十余年间都没有再生产过千两茶，千两茶从此在市面上几乎绝迹。
1983年，为不使千两茶技艺失传，湖南省白沙溪茶厂聘请技师回厂带领一批青年参与制作并传艺，试图恢复千两茶的生产。在技艺极其生疏的情形下，白沙溪遍访民间艺人，克服重重困难，职工们更是经受了一次强有力的技术突破，逐渐培养出少许技术精英骨干，齐心协力之下终于生产了300余支千两茶。但终究因技术和需求原因，千两茶再度中断生产。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经济迎来蓬勃发展新时代，千两茶的需求日益迫切。为了满足茶叶渐趋繁荣的对外贸易，湖南省白沙溪茶厂恢复了传统的千两茶生产，使濒临失传的千两茶技艺得以传承。
2008年，国务院将“千两茶制作技艺”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至此，有“世界茶王”之称的千两茶真正成为了中国传统黑茶文化的瑰宝，为黑茶文化的发展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