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巢县县令杨晔撰写的《膳夫经手录》，成书于大中十年(856年)，原书四卷，今仅存一卷。《宋史·艺文志》所登四卷，与王尧臣崇文总目四卷手录本基本相同。两个版本可能都是收集转录而成的。其中只有“茶”的内容很详细，分产地、销区、品质优劣等内容，与《茶经》、《茶录》等有同样的考证和研究价值。
现存《膳夫经手录》全文近1500字，分豆类、蔬菜、禽、羊、鱼、肉类及水果、茶等，无目次，无标点。其中茶的文字最多，是全书重点。
所载全文源于《续修四库全书》，文中有个别缺字，以“”代表，为了保证全文的真实性，先录原文，加注标点符号，再作释译。《膳夫经手录·茶》原文如下：
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採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茗丝盐铁，管榷存焉。今江夏已东，淮海之南，皆有之。今略举其尤处，别为二品总焉。
新安茶，今蜀茶也，与蒙顶不远，但多而不精，地亦不下。故析而言之，猶可以首冠诸茶。春时，所在吃之皆好。及将至他处，水土不同，或滋味殊于出处。惟蜀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变，由此尤可重之。自谷雨已后，岁取数百万斤，散落东下，其为功德也如此。
饶州浮梁茶，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猶得，不得一日无茶也。其於济人，百倍於蜀茶，然味不长於蜀茶。
蕲州茶、鄂州茶、至德茶，以上三处出处者，并方斤厚片，自陈、蔡已北，幽、并已南，人皆尚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於浮梁矣。
衡州衡山，团饼而巨串，岁取十万。自潇湘达於五岭，皆仰给焉。其先春好者，在湘东皆味好，及至湖北，滋味悉变。然虽远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功亦不细。
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江陵南木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己上四处，悉皆味短而韵卑。惟江陵、襄阳皆数十里食之，其他不足记也。
建州大团，状类紫笋，又若今日大膠片。每一轴十片余，将取之，必以刀刮，然后能破，味极苦，唯广陵、山阳两地，人好尚之，不知其所以然也，或曰疗头痛，未详(以上以多为贵)。
蒙顶(自此以降，言少而精者)。始，蜀茶得名蒙顶也，于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虽非蒙顶，亦希颜之徒。今真蒙顶有鹰嘴、牙白茶，供堂亦未尝得其上者，其难得也如此。又尝见书品，论展陆笔工，以为无等，可居第一。蒙顶之列茶间，展陆之论，又不足论也。
湖(州)顾渚，湖南紫笋茶，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
峡州茱萸簝，得名近自长庆，稍稍重之，亦顾渚之流也。自是碧涧茶、明月茶、峡中香山茶，皆出其下。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虽所出至少，又胜于茱萸簝矣。
舒州天柱茶，虽不峻拔遒劲，亦甚甘香芳美，可重也。
岳州浥湖所出亦少，其好者，可企於茱萸簝。此种茶性有异，唯宜江水煎得，井水即赤色而无味。
蕲州、蕲水团黄、团薄饼，每斤(捆)至百余斤，率不甚麄弱。其有露消者，片尤小，而味甚美。
寿州霍山小团，其绝好者，上于汉美。所阙者，馨花颖脱。
睦州鸠坑茶，味薄，研膏绝胜霍山者。
福州正黄茶，不知在彼，味峭上下，及至岭北，与香山、明月为上下也。
崇州宜兴茶，多而不精，与鄂州团黄为列。
宣州鹤山茶，亦天柱之亚也。
东川昌明茶，与新安含膏，争其上下。
歙州、婺州、祁门、婺源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入，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其先春含膏亦在顾渚茶品之亚列，祁门所出方茶，川源制度略同，差小耳。
注释：
茶，在古代没有听说有饮食(茶)的事情。到晋、宋(南朝)[1]以后，吴人[2]采其叶煮食，称为茗粥。到唐代的开元(713-741)、天宝(742-756)之间，才稍稍有了饮茶之事。至德(756-758)、大历(766-779)的时候渐渐多了，建中(780-783)以后，就繁盛起来了。茶、丝、盐、铁，都实行管榷[3]即专卖制度。今江夏(今湖北武昌)以东，淮海(今秦淮河)以南，都产茶。现在简单列举重点如下，并不是茶的全部。
新安茶[4]，现在的蜀茶，离蒙顶不远，但多而不精，产地生态好，从总体分析来说，还是可以说高于其他的茶。春茶季节，在产地吃时很好，但运到其他地方，因水和环境不同，其滋味与产地有区别。唯有蜀茶能销往各地，南边走到百越(今华东诸地)，北边到达五湖(指地域宽阔)，皆能保持固有的芳香，滋味不变，所以特别珍贵。自谷雨以后，每年有数百万斤，分别运往东边各地，这是为大家做的好事。
饶州浮梁茶(今江西饶州浮梁县)，今关西(潼关以西)至山东(太行山以东)，闾阎(乡里)村落皆吃之。可以多日不吃粮食，但不能一日不喝茶。当地人对这种茶的依赖性高于蜀茶，但是茶的滋味比不上蜀茶。
蕲州茶(指湖北蕲州蕲春蕲水所产团黄、饼茶)、鄂州茶(指湖北蒲圻、崇阳所产团黄)、至德茶(指安徽池州至德县所产饼茶)，以上三处出产的茶，是方形的厚片饼茶。销售到陈(河南东至安徽一带)、蔡(河南上蔡地区)以北，幽(京津等地)、并(山西太原)以南。人人都喜欢，引为时尚。其济生(对身体的作用)、收藏、纳税，都成倍超过浮梁茶。
衡州衡山(指湖南衡阳、衡山等地)茶，团饼成巨串，年产十万斤。自潇湘(潇水、湘水地区)到五岭(泛指湘、赣、粤、桂等省区边境)都希望得到这些茶。其中有先春好茶，在湘东味道很好，到湖北就变味了，该茶虽然远销交趾(今越南)，当地人都经常吃，但茶叶做工不是很精细。
潭州茶，阳团茶(今长沙、湘潭、益阳、株洲等地)，茶粗质劣。渠江薄片茶(湖南新化县)，有油、含苦梗。江陵南木茶(今湖北江陵县)，品质偏下。施州方茶(今湖北恩施县)，味苦、饼硬。以上四个地方的茶，都是味短，韵味不高。只有江陵、襄阳附近数十里范围才食用，其余可以不记载了。
建州大团茶(福建建州今建瓯)，形状类似紫笋，又近似当时的大胶片，每一轴有十余片。要取食时，先用刀刮(削)，然后才能弄碎。茶味极苦，只有广陵(今江苏扬州)、山阳(今淮安)两地比较喜欢。不知什么原因，有的说该茶能治头痛，详情不知。
蒙顶茶[5]当时的产量减少，但做得精致。最初，蜀茶出名也是因为蒙顶茶。元和年(806-820)以前，一束锦帛﹙捆起来的五匹帛﹚还交换不到一斤早春蒙顶茶(价格很高)。所以蒙顶附近的人都争先恐后地种茶，来获得丰厚的利益。没有数十年的时间，使当地农村市场上，每年出现千万斤(形容数量多)的销售。还有虽然不是真正的蒙顶茶，也还有人冒充蒙顶茶去销售。真正的蒙顶茶有鹰嘴、芽白茶(不研膏茶露芽饼茶)，供堂[7]，就是提供给当地官府，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其难得的情况就是这样。又经常见到书上评议、讨论陆羽的观点，认为不可比拟，没有可以与蒙顶茶同时并列第一的。蒙顶茶和其他茶排列起来比较，再看陆羽的观点，是不足以论的。
湖(州)顾渚、湖南紫笋茶，除了蒙顶茶之外，没有比它们更好的了。
峡州(今宜昌)茱萸簝茶，出名的时间较近，在长庆年间，即唐穆宗执政时(821-824)，稍稍受到重视，属于顾渚茶一类。从此碧涧茶(湖北宜昌产)、明月茶(湖北宜昌明月峡产)，峡中香山茶(四川夔州云安郡奉节产)，名气都在茱萸簝之下。
夷陵(今湖北宜昌西北)最近还有小江源茶，虽然产量很少，名气又胜于茱萸簝茶。
舒州天柱茶(今安徽岳西县潜山)，外形虽不峻拔好看，味道也甘香芳美，得到很大的信任。
岳州浥湖茶(今湖南岳阳)所产也少，其中好的可以与茱萸簝相比。这种茶比较特别，只适宜江水煎煮。用井水煎煮茶汤泛红，而且没有味。
蕲州、蕲水团黄、团薄饼(产于湖北蕲州蕲春，今稀水。《唐国史补》常鲁公使西蕃...赞普曰我此亦有...此蕲门者，即此茶)。每捆(原文“斤”有误)至百余斤，茶叶粗薄，只有畅销品，片特别小，而味很美。
寿山霍山小团(安徽寿州、霍山产，此茶同舒州、顾渚、蕲门、昌明、浥湖远运西蕃)，其中最好的茶，上贡给朝廷。所缺者如奇异馨香脱颖。
睦州鸠坑茶(浙江睦州淳安县产)，味薄，只有研膏类胜似霍山茶。
福州正黄茶，滋味厚薄有优劣之分，销至岭北即今蒙古、俄罗斯西北利亚及我国内蒙、黑龙江一带，与香山(四川奉节)、明月(湖北宜昌)茶相似。
崇州宜兴茶(宜兴属江苏常州府，此处称“崇州”有误)，多而不精，与鄂州团黄(湖北鄂州蒲圻、崇阳产)并列。宜兴是地名，汉代称阳羡县，隋改称义兴，唐代同。宋代太平兴国初，因避太宗赵匡义之讳，改称宜兴。《膳夫经手录》是唐书，不应该出现宜兴地名，明显此条目为后人改加，有嫌贬低该茶之疑，而后又称与鄂州团黄(《茶述》列为第一流贡茶)并列，不好解释。
宣州鹤山茶(又称鸭山茶，安徽宣州宣城丫山产)，位置次于天柱茶。
东川昌明茶(四川绵州昌明县，今江油县北兽目山产。白居易《春尽日》诗“渴尝一碗绿昌明”指此)，品质可与新安含膏[8] 茶比上下。
歙州(今安徽歙县，新安江流域)、婺州(今浙江武义江、金华江流域诸县)、祁门(安徽)、婺源(江西)等地方产的茶，制作精细，不含杂质树叶，自梁(四川)、宋(江都南京)、幽(京兆长安)等地，人们都崇尚、喜欢。税赋收入、商人所赍[9] ，数千里道路上都可以看见。前边说的先春含膏茶，位置排在顾渚茶品的后边。祁门产的茶，和四川茶的渊源基本相同，差别不大。
体 会：
唐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和茶文化发展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茶叶品名多，《茶经》也说：“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列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饮茶、品茶遍及全国，佛茶、禅茶、贡茶、礼茶也达到空前高度。茶书、诗歌、艺文不断涌现，琳琅满目。在学术上最有价值的文献首推《茶经》，但也有一定局限性。
《膳夫经手录》成于晚唐，有关茶叶的记载，从时间、空间而论，可以概括全唐面貌，内容丰富，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
《膳夫经手录》对各地茶叶名品评价，总体上比较客观，特别对蒙顶茶少而精，情有独钟，评价甚高，超过了当时的官贡顾渚茶。综合其他文献，应该也不过份。反而陆羽《茶经》对四川茶的评价有些偏颇。
陆羽没有到过四川，他写《茶经》时蒙顶茶仅以“雅州芦山郡”之名上贡，尚未成名。“蒙顶茶号第一”时，陆羽已经逝世。《膳夫经手录》成于公元856年，在《茶经》(758年)成书约一百年以后，后世与前代的情况变化很大，作者应当是在《茶经》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文章开始说：“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此说不可苟同。
全书评价茶名时，特别强调本地与异地环境变化、人群差别，滋味不同，如衡州衡山茶……等，再有茱萸簝茶只能用江水，不能用井水，可见决定茶叶品质、口感，还有其他环境因素的重要性。
《膳夫经手录》从唐至今已经一千二百多年，有些茶品继承下来了，有些没有了，外形品质变化更大，历史上的评价有当时条件，不能作为现代茶叶品质标准。
茶叶古代史料考证困难很多，虽然有些茶的基本知识，而古汉语水平有限，误读、误解难免，仅供参考，恭候赐教。
注释：
1.晋宋：晋代-南北朝宋，即公元265-420年间。
2.吴人：俗称江苏曰吴，吴人即江苏之人。
3.管搉：搉与榷通假，管搉即专利。
4.新安茶：唐时雅州芦山有新安乡，邻近蒙顶。古代蒙山范围很大，邛崃天台山、芦山罗纯山包括雅安上、中、下里，雅安飞仙官帽山(又名漏阁山)、七盘山和名山蒙山都在其中。新安茶：属于大蒙山境内产品。
5.蒙顶：为了有别于其他蒙山，蒙顶仅指蒙山主峰周围，即今蒙顶山。“降”即以下，蒙顶茶少而精，与大蒙山新安茶有别。
6.希颜之徒：颜回字子渊，孔子弟子，天资聪睿，仁慈，德高望重，后世尊称“复圣”。“希颜之徒”指希望学习颜回之人，此处指学习仿造蒙顶制茶之人。
7.供堂：官府治事之地曰堂，“供堂”指上级官员。
8.新安含膏：唐代饼茶制造有研膏(压膏)，即捣后榨去部分茶汁和不研膏(含膏)不榨去茶汁之分。新安含膏仿造蒙顶不压膏露芽茶制法，故名。
9.赍：音zi，通资钱财。
(发表在2012年第6期《吃茶去》杂志;作者：李家光)
如果说“汇通天下”票号是晋商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顶峰的话，那么万里茶路正是开创了晋商在贸易领域的全盛时期。茶叶贸易所带来的贸易结算问题，甚至直接推动了晋商在金融领域的探索。
正如《茶叶之路》作者邓九刚所说，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衰落后，东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路，虽然其开辟时间比丝绸之路晚了一千多年，但是其经济意义和巨大的商品负载量，是丝绸之路无法比拟的。
“经营茶叶路途遥远，需要建立一支完整的队伍，商业的运作周期也比较长，这要求经营者必须实力雄厚，并不是所有商家都做得起来。”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成艳萍教授告诉记者。以山西常家为例，最早就是靠经营粮食起家，有了一定基础后开始涉足茶叶生意。
实力强，只是第一道门槛，对于想走茶路的晋商而言，能吃苦，也是必备的要素。从武夷山到恰克图，一条茶路走下来，即便万事顺利，也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南方的汛期、北方的风沙、路途中的疾病、茶道上的匪患，无疑不考验着商人的精神和体魄。据曾经走过茶路的老人回忆，晋商贩茶，经常几里路不见人烟，米不粘牙，饿死、冻死都可能发生，是非常艰苦、心酸的过程，不像品茶来得那么休闲、高雅。为了保证商旅安全，随着茶路的日益成熟，山西的镖局业务也随之兴起。 关于晋商贩茶的利润问题，学界上一直存在争议。以武夷山收茶价为成本价计，刨去经过简单的加工、包装、运输、人工成本等等，一般认为，能够保持200\%-300\%的利润。
“这是一个高利润的生意，这也是晋商甘冒风险、背井离乡、南下购茶、北上贩茶的根本动力。”晋商研究所所长刘建生告诉记者。
在茶叶之路兴盛的两百年间，能在茶叶市场与晋商比肩的只有徽商。
在明清时期，晋、徽两大商帮同样依靠长距离贩运、突破了区域界限。然而，与徽商所具有的丰富的茶叶资源相比，晋商却身处本身并不产茶的山西。事实上，对于茶叶，山西商人并没有理所当然的优势。
成艳萍告诉记者，一般而言，人们往往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解释和分析一个区域的贸易结构，通俗而言，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西外贸志》曾经做过这样的研究，明清山西的物质资源大致分为四大类：矿产类资源、药物类资源、畜产类资源、土产类资源。中国虽然是茶叶大国，但山西本身并不产茶，从晋商的资源禀赋来看，并不具备经营茶叶贸易的资质。
然而，正是晋商这一不具备茶叶资源的内陆省份，却在18世纪的亚欧茶叶贸易的历史上独占鳌头。
有研究表明，在17世纪中叶，俄国人只知道茶叶是“又苦又涩的树叶”，并不了解其提神、克食、有利于消化的功能，一直到乾隆二十年以前，对俄贸易仍以丝绸为主，茶叶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在刘建生看来，茶叶贸易逐步兴起，其背后是山西商人逐步发现机遇，创造市场，引导消费的过程。
“一开始山西商人运到恰克图的是布匹之类的货物，当发现了欧洲市场的特点后，他们开始有意识的引导消费。”刘建生说。
蒙、俄地区多是肉食民族，三餐吃肉，自然就会有消化问题，而茶叶之中，红茶暖胃，绿茶帮助消化。中国商人发现并有意识的引导这一市场的消费，迅速打开了茶叶在蒙、俄地区的销路，并借由俄国商人之手，将茶叶运到整个欧洲。据记载，在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了当地人日常必备的饮品，“不喝茶，不上工”，可见茶叶受欢迎程度。
全盛时期的茶叶贸易，撑起了恰克图的半壁江山。在成艳萍看来，山西商人能够抓住茶叶贸易的机会，主要依靠其以需求为导向，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资源的能力。而且，在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过程中，先是进行茶叶的长途贩运，然后又转入到茶叶的生产基地进行实地考察，直到茶叶的生产、加工、包装和运输，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已然从流通环节进入到生产环节。
砖茶，是晋商为了适应流通需要而设计加工的产品形态，也是茶叶贸易之中的一大发明，不但易于运输存放，因为砖茶上贴有晋商商标，写有“晋商监制”字样，也帮助晋商打响了品牌。
据了解，山西长裕川茶庄在当时经营的“红梅牌砖茶”久负盛名，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苏两国的商业往来中，对方的采购名单上仍列有“红梅牌”的砖茶。一时在山西传为美谈。
好景不长，晋商对茶叶贸易的垄断最终因为国力的衰落而出现动摇。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的陆续签订，俄国茶叶商人在中国拥有了远较晋商优厚的政策条件。由于政府限制，晋商贩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和减免税的便利，统算下来，需要交付比俄商多10倍的税金。最重要的，是俄商已经直接插到了晋商的大后方，抢占了晋商凭借的最后一个茶叶基地和市场堡垒——汉口。
处于被动局面的晋商开始反击，一场历时多年的中俄茶叶大战拉开了序幕。
其时，俄国茶商已经将茶厂开到了汉口，截至清末，俄商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出口茶，在这场肉搏战中，晋商开始改变路线布局，将此前的武夷山办茶转移到了700里以外的湖北安化，缩减了运输成本，此外，为了缩短与俄国茶厂技术上的差距，晋商开始改进加工方法，从英国进口烘干机，制成质量更好的砖茶，扳回了一局。
“打到俄国去”。同治六年，晋商程化鹏、余鹏云、孔广仇代表商界提出了削减茶税和直接赴俄售货的要求。清政府鉴于恰克图商业已经衰败，俄商又要求在张家口设领事馆，危及京师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与中国商人利益受损的现状，批准华商返恰克图并转赴俄境内贸易的呈请。
很快，退守归化的华商纷纷返回已然冷清的恰克图，在归化通司商会的统一调动下，数以万计的驼队踏上了赴俄之旅。 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商人开设的商号就出现在俄罗斯的东部以及西伯利亚各地，这样的速度，超过了对手的想象。据统计，在晋商踏出国门、将商路拓展到俄国的第一年里，向俄国输出茶叶11万担，到了第三年，每年向俄输出茶叶已经达到了20万担，数字达到了俄商贩茶的一倍。
事实上，在国事衰微的清朝末期，中国商人手中仍有三大法宝：凭借着对茶叶产地的有力控制、对国内市场的牢固占领，再加上运输配套的强大的驼队，使得晋商依然把持着一定的资源，在与俄商的不平等较量中苦苦维持。然而，随着更多的科学技术手段被俄商带入中国，加之清政府的日益衰微，晋商手中紧握的绵延了200年的茶路，终于走向了尾声。
“这是一场山西商人的信狗与俄国的电报之间的比赛，驼队和火车轮船之间的赛跑，东方商人的智慧和俄商的特权之间的较量。”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说。
而后，赊销款的无果而终，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晋商赴俄贩茶期间，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晋商对俄国的中小商人实行赊销，双方约定，茶叶售出后再行结账。对俄国商人的集体赖账，加之缺乏清政府支持，山西商人在跨国官司中最终落败，给予了晋商沉重的打击。根据高春平的统计，经此一役，晋商在恰克图贸易中一落千丈，大多数店铺倒闭，商号数从全盛时期的140多家，下滑到清末的20多家。清外务部的一份资料显示，当时17家华商，因此损失白银达62万两，当时，晋商整体所遭受的损失，可见一斑。
“覆巢之下无完卵，输在弱国不在商。”高春平感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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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8日，来自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八省（直辖市、自治区）的40余位万里茶道领域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参加了由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和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联合主办的首届“万里茶道申遗”学术研讨会。北师大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公众号近期陆续推送研讨会上专家发言整理。
张跃
湖南安化县万历峰茶文化研究所所长
大家下午好！我谈一点自己的理解，请大家批评指正。
既然我们这个研讨会讨论的是万里茶道申遗，我就想谈一谈自己理解的研究对象的问题。
首先，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对万里茶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我认为特别还要重视精神文化层面的研究。从我们以前了解的研究情况来看，最容易忽视的一个方面就是茶歌、茶谣、茶舞等方面的研究，另外就是茶礼、茶俗等方面的研究。中国是礼仪之邦，且“茶为国饮”。每个地方的茶礼、茶俗是不一样的，张维东老师上午已经讲过中、蒙、俄茶俗方面的差异。
另外，从万里茶道变迁这个角度而言，为什么研究中国茶类的演变？我们安化县万历峰茶文化研究所基本的初衷是品好茶、推好茶、弘扬茶文化。那么什么是好茶？适合自己的就是好茶。中国的六大茶类就是按发酵的程度区分的。完全不发酵的绿茶，我原来是不能喝的，因为绿茶是寒性的，而我的肠胃是寒凉型，但是后来喝安化黑茶就调理过来了。同理，天寒地冻的中国牧区，牧民一般也不喝寒性的绿茶，只喝温性的黑茶。安化是“中国黑茶之乡”，而安化黑茶种类演变就和万里茶道变迁相互影响。最早的安化黑茶实际上只有黑毛茶，安化黑毛茶首先运到陕西的泾阳，再从陕西泾阳运到牧区，而现在的很多人把安化黑茶就理解为砖茶，但陕西泾阳最早做的是有金花的“茯砖茶”，所以一般人就认为安化黑茶就只有长金花的“茯砖茶”。实际上安化黑茶从历史的演变的角度来说，是分为“三尖”、“四砖”、“一花卷”几大类的。最早的安化黑茶是散的黑毛茶采成一个布袋包或者一个篾篓包再运输到牧区。2005年CCTV2经济频道“鉴宝”栏目报道的那一篓50斤的安化黑茶，就是用篾篓踩紧的安化黑茶中的“天尖茶”，当时估价好像是48万元人民币，安化黑茶也就是从这期“鉴宝”节目开始在我国内地出名的。安化黑茶运量最大的是晋商，比山西晋商还早的是陕西商人。
据史料记载，在明朝万历年之前，安化黑茶就做得有树形的“花卷茶”，也就是先用竹篾片做出花格篾篓，再把安化黑毛茶蒸软，然后把蒸软的安化黑茶装进篾篓，最后把装了安化黑茶的树形篾篓踩紧、晒干。把安化黑茶做成树形的“花卷茶”的主要目的就是便于运输：到沙漠就用骆驼运输；在安化山区则用马运输。安化黑茶中的树形“花卷茶”，因为以老称为一千两重的种类最多，所以，安化黑茶中的树形“花卷茶”又被叫做“千两茶”。
安化黑茶“花卷茶”中的“千两茶”，在1958年曾经停止生产过，因为当时的运输方式改为了汽车运输，所以安化黑茶“花卷茶”就都改成了“花砖茶”，因为“花砖茶”是一箱一箱的，便于汽车运输。当时的花砖茶，好像是三公斤一块。我们安化县从宋朝开始就一直做叫做“边销茶”的安化黑茶。所谓“边销茶”，就是主要是中国边疆牧民喝的安化黑茶；改革开放前的安化人，因肚子里没有油水又吃不饱饭，大家都不喝特别能“刮油”的安化黑茶，只做给餐餐吃肉的边疆牧民喝；现在的安化人男女老少都喝安化黑茶预防“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高”等“富贵病”。
所以，研究茶类地演变，就能更准确地研究茶道变迁，因此我就有一个建议：万里茶道上各个节点的城市或市镇，要特别注意收集当地历代的各种茶类和各个时代茶道变迁史资料。安化黑茶，一般人认为都是经过安化资江，再经过汉口这条水路往北运的。事实上，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不是这样，当汉口被日本人侵占之后，安化茶从汉口运不出去了，从南边的广州也运不出去了，安化茶就先运往四川，再往新疆等边疆牧区和蒙古、俄罗斯。所以，我要重点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万里茶道”的变迁与“中国茶类演变”的关系，我上午就想到了一个课题的题目：“万里茶道的变迁史”。
安化县作为我国茶叶的主要产茶县，应该是万里茶道的主要起点之一。1915年的“环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即现在所说的“世界博览会”在美国举行，安化红茶，当时就获得金奖，其后安化红茶畅销到整个欧洲，在当时的欧洲红茶市场，甚至有“非安化红茶不买”的说法。但是真正的红茶起源不在安化，安化红茶起源于福建。1840年的鸦片战争，有人说，实际上是因为英国人喜欢喝中国红茶，把英国的国库都掏空了，缺德的英国才向中国贩运鸦片，把中国的国库掏空，把中国的国民变成“东亚病夫”，才导致了中英“鸦片战争”，所以，有人说“鸦片战争”的实质是“茶叶战争”。
总之，研究万里茶道，还是要研究一下中国茶类，并要把万里茶道与时代的变迁等方面要结合起来研究；还要特别注意研究这方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他的东西我就不在这里多讲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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