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凤位于雪峰山脉中段的新化县西陲，红军长征时红二方面军曾在此驻扎，为娄底、怀化、益阳三市交界地，与溆浦、安化两县毗邻。这重重大山中，人烟稀少，出入都得翻山越岭。
金凤的土地总面积113平方公里，辖金凤、大湾、大通、光辉、魏家、坳坪、阳雀、岩山湾、架桥、马路、笋芽、竹林、凤凰、尧湾、命田、铁炉、滑板、雪溪、九龙山、大坪、坪油等二十一个自然村，茶叶等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开发潜力巨大。金凤的山林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五，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很好的前提条件。
新化女人似茶，新化红茶如江南女子般含蓄、柔情，既有新化雪峰山脉的淳厚，又有高山流水的清新，还有一丝梅山蛮劲的绕缠。著名新化籍女作家谢冰莹在她的《小桥流水人家》曰：“沿着溪岸向东行，还有一座长石桥，那是通到茶山去的。我曾经随着采茶女上山摘过茶叶，我喜欢欣赏茶树下面紫色的野花和黄色的野菌。至今一看到茶树，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当时的情景来。”新化山歌《敬茶歌》云：“高山岭上有好水，云雾山中有好茶，好井水，泡浓茶，既打口干又好呷，看完风景呜哇呜耶，我送包茶叶呜哇给你带回家。”
金凤产茶历史悠久，唐代就有茶树生长和采茶的记载。五代马殷时期，金凤的茶已通商旅，这些民茶由官运往唐、襄、郢、复州、河南等地销售，列为马殷换取军马和军费的资源。宋神宗熙宁五年，章悙开发梅山，新化置县，实际是掠夺茶叶作为军需物资，在资江中游设立博艺场吸纳茶叶，供蛮人生活的盐巴、大米等。金凤已有贡茶的雏形和一定的茶叶产量，全部集中到邵州，与新化其他地方的茶叶一起完成宋代朝廷规定缴纳的茶品。南宋及元代二百余年间，国家征收茶农的茶租，茶商的茶税奇重，茶叶生产、贸易衰落，金凤的茶叶产量却没有减少。
明代，全国茶树的种植、生产，茶叶的贸易逐渐恢复。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规定新化县进贡茶十八斤芽茶，并代替资江上游的邵阳县、武冈州准备贡茶。金凤也是新化进贡十八斤芽茶和代办邵阳县二十斤、武冈州二十四斤芽茶的产地之一。洪武末年，新化金凤岩山湾村已经有用干发酵做老红茶的记载，产量虽然不多，会做的茶农已经有一定的人群基础。明代嘉靖年间编修的《新化县志》记载，永乐年间，新化知县肖岐、蒋英教导新化人民种茶、开辟茶园，新化进入茶树人工栽培时代，金凤开始栽培茶树、开辟茶园，进行大面积人工种植，茶叶产量大增。当时，新化县、邵阳县、武冈州年产茶叶一万担，新化县是其主力。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朝廷在新化苏溪巡检司建立茶税官厅一所，额定岁收茶税银三千两，按《明史茶法》隆庆年间规定实际每年纳税茶叶达九千担，年产茶量当在一万担以上。新化的商茶顺资水下运至苏溪关纳税，再运往北方各省销售;明末农民起义峰起，急需补充马匹，将苏溪关纳税的商茶调往甘肃补官茶不足。茶叶课税苛刻，新化嘉靖时期进士邹廷望有《茶税论》一篇，他认为茶税过重，茶价低导致商困民不利，得到了当时的官吏重视。
清代道光八年，新化县苏溪关纳税商茶一万余担，全部运往西北销售。咸丰四年(1854)，广东商人来新化传播湿发酵采制红茶的技法，并经陆路、水陆的茶马古道运往广州、上海，销到欧美国家。咸丰六年，厘金分局在新化设分二卡，抽收红茶厘金。商贩将毛茶原料运至安化加工成箱，以“安化茶”名义运往销售口岸。光绪年间，新化年产红茶4600担，约四十六万斤。咸丰十一年，汉口开放为对外商埠，英、俄等国商人在汉口设立洋行收购红茶，新化红茶多集中于汉口外销，一部分运往广州、上海、恰克图等地出口。湘乡县沙塘乡朱紫桂在永丰及湖南各地设立封君茶庄收茶、加工、装箱红茶，安化县有封君茶庄分号，新化县有封君茶庄的收购点，运至汉口卖给外商。《清稗类钞》中《朱紫桂业茶致富》载：“湘乡朱紫桂，初赤贫，读书村塾，三月而辍，以樵采营生。成童，执爨于米肆，甚勤。巨商刘某委之司店事，尤干练。越数年，以所得薪资红利自设一肆，积千余金，遂业红茶，岁盈万金。时同治丁卯也。紫桂既小康，即以少失学为憾，而补读。既而逐岁贸茶，集资近百万，湘皋、汉浒，几无不知有朱紫桂名矣。”按1871年《英国领事商务报告》等称:“湖南湖北两省茶叶的种植扩张很快，较十年前几乎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后还在继续扩大，面积迅速增加。光绪初年，湖南红茶出口达到惊人的高峰，每年九十万箱以上(271670吨)，其中安化三十五至四十万箱，新化、武岗红茶包括在安化茶内。《新化之茶》载，新化最盛时期产红茶三万担，王彦调查的只是新化的主要产茶区，还有土桥、两下江、洋溪、筱溪、小南山、张家冲土居、毛易铺、谢泽山等次要产茶区四的千余担茶叶未计入其内。
1915年，新化宝大隆红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金奖。民国十九年(1930)，新化商人曾硕甫组织茶商在杨木州兴建有宝泰隆、丰记、宝聚祥、富华、裕庆、光华、富润、宝记等八家茶商号的联营茶厂，精制红茶16300担。其中光华即刘光华，为刘家吉蕴公的第二十六代子孙，即柳叶眉茶业董事长刘国仲的前辈，带领金凤人做红茶。国民政府在西城埠成立茶公所，征收茶税、管理茶事。民国十七年至三十二年，新化县茶园面积有三至七万亩，年产10000—35000担。民国二十二年，新化制红茶23286箱。民国二十三年，新化制红茶12143箱。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年，新化县二十余乡中有十七个乡种茶和产茶，主要产茶乡是中和、永安、遵义、镇梅，年产约12000担;其次是平山、罗江、鹅塘、古塘等乡，年产量约9000担;第三是礼智、太和、四教、镇资乡等，年产量约6000担;第四是安集、大陂、蜈赤、吉黄等乡，年产约3000担，以上共计30000担。金凤属于镇西乡，当时的产量稍差。从品质上看，杨木州、龙珠山、炉观、洋溪、沙江、土桥(潘桥)等地品质较佳。民国三十七年，新化产茶一万担，发放贷款二十万元。
1950年，中国茶叶公司在新化建立中国红茶厂，将精制红茶出口，后改为湖南省新化茶厂。1951年，发放贷款和稻谷扶助茶农恢复生产，茶叶生产量增加到21000余担，收购量达到17613担。1953年，在县财经办领导下由农建科、县粮局、县供销社、新化茶厂成立新化县统购办公室领导茶叶等特产的发展与统购统销。1955年，在县农村工作部的领导下成立茶叶办公室，领导茶叶生产发展。1957年，新化县试制红碎茶成功。1979年，在新化设立湖南省炉观茶叶研究所，主要从事功夫红茶、红碎茶生产研究，其红茶生产工艺获外贸部三等奖。1980年代，新化茶园面积十万亩，村村有茶场、家家做茶叶，年产功夫红茶、红碎茶3000多吨，其红茶产品先后被湖南省外贸局、国家外贸部、商业部评为优质产品，享誉全国。新化县红茶产品出口到英国、新西兰、美国、埃及、俄罗斯及东欧国家和地区，出口创汇占全县34.6%。1989年，新化县精制红茶2737吨，产值1539万元。金凤的红茶产量非常多，并有金凤红碎茶厂，各个村落所在区域都有茶园分布，生产和销售茶叶成为了金凤人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曾尧湾村现金凤村的戴哲琼老人曾带领三个村民小组做茶，年产二十多担;曾岩山湾村现竹林村的李为善老人一户年产三十担红茶，全村年产三十担的茶农达三十余户。金凤历年是县内的产茶、制茶重镇。
新化茶叶品种甚丰，主要是中小叶型群体种，占全县茶园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野生型野生茶多为小乔木，树姿高挺，荒野几十年的茶树高达三米以上。新化从明代开始茶叶的栽培，大叶型有笋芽岩茶、槎溪大叶、关王大叶、先进大叶;中叶型有荆竹群体、先进群体、留山岭群体、奉家群体等;小叶型主要有安化群体和地方品种。新化境内现存的野生种茶种主要分布在大熊山、金凤、猫面山等地，其中大叶种有大熊山大叶、猫面山大叶、竹林大叶，中叶种有大熊山中叶。金凤属于竹林大叶，相当于栽培茶的中小叶种，茶芽经过太阳日晒后，多为紫色芽茎和叶片，即我们俗说的紫鹃。栽培型野生茶以灌木或小乔木居多，树枝多开展或半开展，树高一点五至三米，因为有人工管理，茶叶产生变异较少，在同一茶区中，约有二三种变异茶种。嫩叶多银毫，叶缘细锐齿，半展未开支三级芽三至五厘米，成叶长可达六至十五厘米，叶身较乔木薄，毛茶颜色多呈深绿或黄绿色。主副叶脉明显。茶性较野生型强烈而品质相当，香气较扬，口感较野生型茶略薄而刚烈。坊间所认为的栽培型野生茶，多为民国初年以后或是建国后种植而野化的茶园茶，即常说的野化茶。
金凤群山环绕，山岚起伏，崇山峻岭，谷幽林深，溪河广布，常见潺潺流水的溪涧和山山油绿的竹林。多层叠加造就独特的山地气候，常年草葱树郁，四季鸟语花香。承蒙天地的恩宠与厚爱，翠蓝的树叶更加苍劲挺拔，生机无限的千年古松与星罗棋布、盎然勃发的竹林交相辉映。异质性强、兼容多元、丰富多彩的峰峦有棱，蔓披绿纱，随风飘舞，如幻如梦;水似有灵，婉转萦回，清波碧浪，柔情依依。村庄错落有致地点缀在翠绿之中，群山拥翠，浪影松涛，山美水美，更让人目不暇接而流连忘返。
时值初春，阴晴雨雾，樱花芳华，樱枝动艳，藻灼辉芳，缃叶花蕾，红花已发。漫山樱花，绚如云霞，极尽热烈，尧湾山景，四面丽景，美景惊艳，争斗不休，红白交映，悬于枝头，微风摇曳，布满浪漫，花瓣扬起，亭亭玉立，自在悠闲，不争不抢，身姿绰约。一樱凋零，铺满路径，赏心悦目，宛如仙境。樱花树下，春光十里，遇此实境，一见倾心，念念难忘。
携带惬意的心情走在茶丛中，看正在积聚力量的茶芽与花海相得益彰，那阵阵春风拂过，飞花如雪，白樱胜霜，粉樱如霞，纷纷扬扬地落到身上。满眼茶芽初绽放，开始动人，虽有寒冻，结局可爱，心驰神往，亦能感受到茶汤在口腔里舞动的美好青春，追溯着茶芽的行迹。
采茶人的到来，打破了山的寂寥。她行至山巅，山灵来迎，云山雾海，仙人之境。茶树错落散生于次生林中，采茶人要寻觅、挑选、采摘、投篓。林下茶芽正壮，茶人欢喜采摘。边走边采，竹篓渐沉，满篓的绿意绽开了唇角的浅笑。
金凤保存了很多老茶树和茶文化，他们视茶为生活的享受、养生的良药、友谊的纽带、文明的象征，彰显着人民享受自然的智慧与才能。金凤作家山珍的《梅山茶韵》云：“正月采茶是新年，背起粪肥进茶园。雪花卷得北风起，吹落眼泪滴腮边。二月采茶茶发芽，早进茶园摘细茶。只望今年茶价好，盐不欠账米不赊。在春风的引诱下，茶树们将温情嫩绿成一剑剑细芽，羞答答地躲在每一片老叶的脚边，尽情吸吮着阳光和雨露。三月采茶是清明，摘罢茶来绣手巾。右边绣起采茶女，左边绣起作田人。阳光开始为茶树补钙，硬挺挺的茶芽在茶树上靓丽着自己的青春和风采。妹妹在茶园里穿来穿去，闪电般的身子把过往的清风撞得踉踉跄跄，又将鸟雀的歌声搅得七零八碎。”新化山歌《采茶歌》：“正月采茶是新年，剥出茶种点茶园，点完茶畲十二亩，梳妆打扮去拜年，二月采茶茶发芽，织个背篓采春茶，左手织对阳雀叫，右手织双蝶采花。三月采茶是清明，姐妹双双绣围裙。两边绣起茶花朵，中间绣起采茶人。四月采茶正当最，又采茶来又插秧，采得茶来秧又老，插得田来茶又贵。五月采茶是端阳，茶蔸脚下恶蛇盘。纸剪大钱祭土地，吩咐恶蛇斟地方。六月采茶热难当，杨梅树下好乘凉，芭蕉叶子当蒲扇，口吃杨梅甜又酸。”
民国三十八年，刘助培之子道实出生在新化镇西乡的尧湾，即现在的金凤乡金凤村尧湾公园，也是柳叶眉系列红茶的茶园中心基地。那年湖南解放，父母又给他取名国仲，意思是国家重生，即有新中国的意思。那年，戴家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玉玲，后改为玉林。
刘家自刘国仲的祖父刘华球于清代咸丰八年就出生在尧湾。刘姓始祖源明公为尧帝第九子，经过历史的洗礼，扩展到全国各地。刘华球的祖先一百三十祖吉蕴公随父文斌公于宋神宗元丰八年由江西迁徙到新化坪底，称为坪底刘氏。后来有一支迁徙到金凤山，把自己的住地称为尧湾，意思是尧九子刘氏子孙生活的一块地方。发展到刘华球时，已经是坪底刘氏第三十代。
尧湾自刘华球记事起就是茶园，刘家茶园分为四片，大约六十余亩;周边还有魏定元家有二十亩茶园。自从粤商在湘乡、安化、新化传授湿发酵红茶即英式红茶的制作方法，刘家就从事红茶的制作。到光绪二十五年左右，汉口成为通商口岸，收购红茶的商人就来到汉口。新化人用毛板船从水上运输茶叶，在毛板船底层放木材和竹子，在最上层放茶叶。开始主要用蔑箩和布叉袋盛装，遇到下雨和毛板船下滩破碎落水，茶叶就会打湿浸水。长期随父亲跟船去汉口的刘助培发现这个问题，他一直在想办法，最后是就地取材，用农村杀猪后遗弃的猪尿泡为材料，去油、吹开、干燥等工序，等茶叶制好干燥后用土纸包裹起来，再套上吹开的猪尿泡，扎住猪尿泡的口子就不会淋湿和泡水了。就这一小小的防务措施在汉口的收茶界激起巨大波澜，只要是华球公的红茶，就会有固定的几家商号抢着收购。金凤当地的茶农也纷纷把自己的茶叶整理央求华球公运到汉口去出售。华球公用砸火机的方式标注木材以及各家的茶叶袋，方便出售和结算。
刘国仲五六岁的时候，已经非常勤快了，可以帮着爸爸妈妈做些家务。有年谷雨时节，父母忙于上山采茶，刘国仲与同伴们玩耍，在山上采了一些蘑菇，带回家清洗干净就做成菜，等父母回来吃。父母非常高兴，当看到端上来的是毒蘑菇，父亲非常生气，认真的教育他区分可食用蘑菇和毒蘑菇，并告诉他“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故事，告诉他茶可以解百毒、可以救命，刘国仲听得非常认真，开始对茶事极有兴趣。
六岁，刘国仲读私塾，先生叫刘神组，高度近视。最先教他们习蒙学《三字经》和《买卖交易》，半年后开笔，刘国仲写了第一篇作文，只有三十二个字，其中就有“茶，采茶，采好茶。”先生读了非常高兴，特意批了红圈，把他的作文给其父刘助培看，刘助培半开玩笑的说：“我还担心他以后只能去杀猪做个屠户，这样对茶感兴趣，以后可能是做茶的农民。”一年半私塾后，刘国仲就进入洋学堂，读完初中，进入生产队。他父亲去世，刘国仲还只有七十七斤半，挖土劳动手无缚鸡之力，他会写些材料，算数也快，生产队就安排他记工分，采茶时节做茶。生产队给刘国仲计一百个工，白天还可以继续去学校读书学习。刘国仲就继续读高中，与他玩得特别好的刘新邀是金凤茶站站长刘化行的侄孙子，刘化行非常喜欢刘国仲的文化好，也喜欢他来家里玩。刘化行把收购来的金凤茶分为三等，一等最高价，二等三等价格依次降低。刘国仲那年十七岁，常得到刘化行特许，允许他上楼参观茶仓，他常与这位刘爷爷交流茶叶栽培、种植、采摘、制作的技术，刘化行见刘国仲好学，就把他收购茶叶的诀窍和茶叶等级划分的标准告诉他，还让他参与茶叶收购的实践工作，并且邀请他帮忙精选茶叶。刘国仲他们尧湾生产队的队长见他与刘化行的关系很特别，邀请他到生产队指导茶叶筛选，并在刘化行收购时卖个好价钱。
戴玉林的母亲一年采三次茶做三次茶，清明一次，谷雨一次，谷雨后一次，年年如此。清明茶全部卖掉，收茶人不需泡汤必出高价;谷雨茶照卖，留一点点敬地王菩萨;她只喝谷雨后茶，而且只喝陈茶。这第三次的谷雨后茶茶形粗梗大叶，做出来的看相不好。这株茶清明时期采制为头道茶，谷雨时期采制的为二道茶，谷雨后采制的为三道茶。金凤农人有俗语云：一道苦，二道涩，三道四道实有味。谷雨后茶常放置在第三层的阁楼的粮仓里，保存两年或者三年，喝前用温水冲洗陈仓味，再焙至干。把有提梁的粗陶茶壶洗干净，不留滑腻、茶渣，冲烫后投入焙好的茶叶，烧水的大铁锅常年不能沾油腥，水烧至二沸倒入陶壶。一壶可以管自家人兼过往路人一天的量，杯具就是一只大瓷碗，也叫大碗茶，夏天喝清凉甜润解渴，冬天喝不冷不热，体感自然，咕咚两碗不胀肚，喝完暖暖生津，腋下清风。
刘国仲妻弟即戴玉林的亲弟弟戴前宽曾是金凤红碎茶厂厂长，任期是1987—1989年。戴前宽对茶特别珍爱，制茶时节，常通宵在加工厂，为了防偷盗，长居工厂，几乎不归家。在制茶技术上独树一帜，在他主导下生产的红碎茶颗粒匀齐，色泽油量乌黑，滋浓味强，汤色红艳，为高档二号红碎茶。湖南省内，现居长沙的很多老茶人犹记当时金凤红茶的优良品质，做出口茶拼配时，金凤红茶是上等拼配料。这之前的金凤红碎茶厂厂长戴光荣，任期是1984—1986年，也是金凤卓越的制茶人。改革开放以来，金凤生产的茶叶由于品牌开发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没有与时俱进。金凤红碎茶厂在20世纪90年代末破产，金凤的茶叶产业陷入了低谷。
刘家和戴家在此后的每年，还在清明、谷雨时做茶，他们从采摘到制茶都是精益求精，做自己的手工茶。受条件限制，产量不多，一般为自饮和馈赠亲朋好友的礼品，更多的是为每年来看望刘国仲和戴玉林老师的学生备礼，学生对他们做的茶情有独钟，有些同学不能亲自去刘家，特别叮嘱同学去刘家带茶叶。很多学生建言：这么好的茶，应该流传更广，让更多有缘人来分享。刘国仲就顺道而为，想自己的茶产量不多，没有经营压力，对自己的茶品质量有信心，尝试着开展运营。想通过平时的交往结识有缘人帮衬其传播、营销。
2012年，从小善于品茶和制茶的刘国仲看到家乡的茶叶产业落后于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心急起直追，实现后发赶超。他发动亲朋好友筹资近1000万元，组建新化县国仲茶业有限公司，在尧湾村海拔1000米的地段复垦和撂荒三十多年的茶园基地，完成水、电、路、办公场所等基础建设和茶园垦复，向百岁老人戴哲琼老先生和茶叶专业户李为善老人学习制茶方法和技巧，秉承他们独特的制茶工艺，研制开发出“柳叶眉”高山野红系列产品，完成了工商登记和产品“柳叶眉”商标注册，并向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想重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红茶伟业，振兴新化乡镇茶企，带动金凤广大农户脱贫致富。
2014年，刘国仲把尧湾这片老茶园确定为新化县国仲茶业有限公司的核心产地，定名为柳叶眉中心基地，另名为尧湾公园。主要生产柳叶眉系列红茶。并兼顾采摘七星伴月山、笔架山、九龙山、凤凰界、瓜禄山等地的撂荒茶。这些茶园的海拔均超过一千米，冰冻期超过一百天，茶树病虫害少，芽叶嫩厚。2014年三月，新化县国仲茶业有限公司和湖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对口成立了柳叶眉高山野生态红茶技术交流中心，为保障柳叶眉“原生态、最自然”的品质，制定了茶叶种植加工技术标准，适时监测中心基地光温水肥的变化，对茶园施行原始看护，科学检测。实验分析，柳叶眉红茶茶多酚、氨基酸、黄酮类等内含物显著高于市场红茶类;农残为零，达到欧盟卫生标准。五月，新化县国仲茶业有限公司获得经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成立了金凤乡有机茶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展金凤乡四十二个茶叶种植大户为社员。
新化县国仲茶业有限公司注重茶树的种植和栽培，2014年对尧湾这片老茶园进行去杂木后台刈处理，让其焕发新的生命力。茶园四周全是山，常年云雾缭绕，山高林密中，茶叶加快了蒸腾，形成芳香油。光照射时间短，空气湿度大，茶树生长缓慢，茶叶长得叶肉厚实又很柔软，增加果胶质的含量。高山烂石堆中的土壤土层深厚通气性好，酸碱度适宜，树林落叶为茶树提供优良天然肥料，增加茶叶的天然养分。茶园错落在竹林之中、花树之间、溪涧之傍，茶树物竞天择，绝无人工呵护。竹影婆娑、樱花争相竞放，山、水、茶、花、竹和人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生命共同体。遇上晴天，站在茶园高处，听山泉淙淙，观云浪涛涛，闻茶香阵阵，看仙雾袅袅，在这莺啼茶涛的翠绿环境中远离喧嚣，心情静好，人生的美好莫过于此。
柳叶眉的制作工艺师傅为世代祖传，广初公第十七代，光华公第二十六代，刘国仲第三十二代。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下，坚持独特技艺创新，秉承传统又讲究茶道自然。柳叶眉红茶的鲜叶全部实行手工采摘，集中在每年四月一日至六月一日期间采制，不同海拔高度和树篼生长分布严格分门别类。湖南《金鹰报》有公书的《慕上柳叶眉》云，老尖(刘国仲绰号)对采茶确是很讲究，下雨天不采茶,多云间睛也不采茶，往往在清晨冒着露水时开始采摘，这时茶叶好象薇蕨开始抽发的嫩芽一样柔嫩。在仙雾袅袅中，这样的采茶很是诗意。我想，老尖一定是读过陆羽先生的《茶经》，采茶方法就如“若薇蕨始抽抽，凌露采焉，茶之芽者,发于丛薄之上”的再现。由采茶师根据历代贡茶的原型纯手工采摘，挑拣出杂草和腐叶。采摘来的鲜叶要经过精挑细选之后才实施萎凋。秉承独特的制茶工艺，制成工艺中分、筛、剔、火、晒等各道工序均不着地，不含沙土粉尘，紧、撩、焙、晒、装等过程不添加任何物质，力求天人合一的纯手工工艺，摒弃香精香料成分，确保其香天然、其味自然。一直到开杯品茗，均讲究天然自然无污染。
柳叶眉的条索紧结匀称，色泽乌黑润泽，气质高贵优雅。还来不及开泡，隐隐的茶香如乡野的春风扑面而来，挑逗着茶客的嗅觉，仿佛闻到了山野的气息。小壶冲泡，汤色橙黄明亮，叶片红黄相间，能真正品尝到活、甘、清、香，茶香中夹杂幽幽花香。茶底如莲心，肥壮油润。入口清雅，无苦无涩，爽滑润喉，回味很是清新，我仿佛喝到了山泉的叮咚，野樱的花香,兰草的悠然。盖碗冲泡，汤红亮艳丽，滋味醇和，香气清雅馥郁，鲜爽醇厚，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
柳叶眉旗下有金豪、金湾、金旗等红茶系列。
金豪为柳叶眉的仙姿玉色，清明前采摘，选取一芽一叶，半机械化打造，贡茶工艺，条形紧秀，金色毛茸密布，茶香中夹杂幽幽花香，汤色明黄清澈，分杯时淡淡金晕缭绕，入口清雅，无苦无涩，爽滑润喉，回味清新，茶底如莲心，肥壮油润，叶底舒展呈古铜色，芽尖俊秀靓丽，像与轻风嬉戏，当触碰到她却又悄然溜走，失落时又轻抚你肩，茶叶黄黑相间，条索紧致，白毫密被，茶香、果香伴着甜香，香浓宜人，茶汤滢滢泛光，入口甜润丝滑，回味空灵，茶底修长如柳叶，犹如漫步春风沉醉的夜晚，对影成双，甜雅花香，一切恰好。
金湾为柳叶眉的名嫒美姝，谷雨时采摘，选取持嫩性好的长梗，带一芽三、四叶，半机械化打造，贡茶工艺，貌似弯月，汤色橙红靓丽，恰似一湾粼粼金光，茶底红润丰硕，醇厚甘滑，回味延绵。
金旗为柳叶眉的侠士风流，谷雨前采摘，选取一芽二、三叶，条索粗壮，茶汤橙红透彻，其香清清，其味百千。
金湖为柳叶眉的国色天香，清明后谷雨前采摘，选取一芽二、三叶，半机械化打造，贡茶工艺，烘焙独特，有焦香气息和家乡情怀，其香气如湖水般深幽沉厚而得名，茶汤橙黄透亮，焦香馥郁绵长，口感浓烈饱满，回味悠扬，久泡味不绝，茶底颀长健美，好似独坐湖边，看一片树叶飘零，泛起圈圈涟漪。
金源为柳叶眉的黑壮奔放，谷雨后采摘，选取一芽三、四叶，茶香优雅芬芳，汤色橙红明亮，入口甘甜爽滑，回味清凉，茶底肥厚壮实，恰如夏日午后泛舟，寻一隅荫凉。
银湖为柳叶眉的秋水伊人，谷雨时采摘，选取一芽二、三叶，经野生金银花花蕾窨制而成。茶香携着花香，清新淡雅，茶汤黄绿剔透，甘爽舒畅。
2014年11月17日至24日，中国中部(湖南)国际农博会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新化县国仲茶业有限公司的“柳叶眉”红茶摘得本届农博会金奖产品的荣誉称号。梅山四维居士《题国仲兄创制之茗茶——柳叶眉》有云：“出自天然远俗尘，雪峰山脉扎云根。形涵琼玉三分质，神蕴芝兰一缕魂。素雅常招仙客赏，清纯倍受士人尊。七杯饮罢风生腋，名缰利锁安足论。”《西江月·品刘国仲兄高山野红》：“汇聚山川灵秀，凝成天地精华。雪峰云雾毓奇葩，陆羽闻之返驾。雀舌养颜称最，金豪益寿尤佳。清风明月品新芽，隐隐风生腋下。”
2015年5月，新化县国仲茶业有限公司成立“柳叶眉”奖学金。每年，刘国仲和戴玉林都要在金凤乡中心学校为品学兼优的学子颁发“柳叶眉”奖学金和荣誉证书。
2017年5月，新化县国仲茶业有限公司成为湖南省农业委员会“2017年湖南省农产品加工企业价值提升行动试点单位”。提出深耕细作茶主题，以柳叶眉中心基地为载体，融合地理和历史人文，创新发展当地经济，提高本土居民生活文化水平为己任，致力将尧湾基地打造成富有浓郁茶文化和金凤特色旅游的尧湾公园。并追求“天地人心”为和谐，天即天然之成，自然之作，纯天然有机自然之品;地即源自高山之巅的野生产地，绝无污染的纯粹生境;人即秉承贡茶工艺，秉承好善为茶，独创于一律之外的茶品之人;心即宁缺毋滥的苛严标准，精益求纯的手造之美，用心做茶，慈心为茶。
柳叶眉从金凤飞出去，来到北京、上海、南京、广州、长沙等国内一线城市，广受爱茶人的欢迎，并给远在美国、德国的游子捎去家乡的味道。
刘国仲开始培养第三代茶人，教育他们采茶、制茶，说制茶要从娃娃抓起。并在茶马古道上的老茶亭处建了一栋住房，即现在居住地，成了刘国仲的藏茗阁。刘国仲还是喜欢守在他的尧湾老茶园，建一竹楼，泡一壶茶，看叠嶂层峰、看云开雾散。也许，他在守望一叶茶，也许，他在等待一个人。
【摘自2019年12月《吃茶去》杂志(总第72期);作者：巴陵(湖南长沙)，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茶文化随笔集《寻茶问道》《寻茶笔记》《黑茶军团的崛起(湖南黑茶、广西六堡茶、云南普洱茶、湖北洞茶、福建武夷山茶五卷)》《新化之茶》《娄底全茶书》《中国普洱茶品鉴报告》《中国红茶品鉴报告》等】
从“茶马古道”到“万里茶道”，在马王堆汉墓里，在盛唐宫廷中，在成吉思汗马背上，在大明王朝茶马司，在左宗棠的新疆行营里……穿越千年，在曾经兴盛繁忙的“茶马古道” 上，安化黑茶始终披着一层颇为神秘的薄纱。在“一带一路”倡议在多个领域被延伸的今天，沿着安化茶马古道在历史上的脚印寻觅，不难发现，安化茶马古道和黑茶在历史长河中所承载的不仅仅是跨区域的贸易往来，更是一种文化的输出与交流。
悠悠历史长河里，西北大地上嗒嗒的马蹄声，绵延千年，一个关于茶马古道的故事仍在继续……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分陕甘、陕康藏、滇藏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达西亚、西非红海海岸。
茶马互市图
但它的意义显然并不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
在湖南安化县（主要为洞市、江南）的崇山峻岭和山涧溪流之间，就绵延着多条神秘的茶马古道。千百年来，无数的马帮在这些道路上来往行走，成就了不同民族与文化的交融。
安化的山水，亦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凤凰：“青山一座接连一座，一条河水弯弯曲曲流去，山水互相环抱，气象格局小而美。”地处雪峰山北段的安化，是湖南面积第三大县。在这个静谧的小县城，资水穿城而过，水边矗立着一座中国黑茶博物馆，格外醒目。
安化人自己大碗喝煎茶，来客招呼也是以茶当见面礼。山坳、渡口广设茶亭。茶叶禁碑、古茶行、茶叶码头至今随处可见，民间广泛传唱茶歌，文化人创作的咏茶诗词不计其数，陶澍、左宗棠等近现代名人均与安化茶结缘，花鼓戏《烘房飘香》更是将安化黑茶的制作搬上了银幕……
茶比县早，穿越千年。今天，作为“万里茶路”起点之一的安化，古道、黑茶早已融入其传奇而神秘的历史与现实之中……
壹
神秘纬度带上的安化
安化与埃及金字塔、玛雅文明、百慕大三角同处于北纬30°神秘文化带，以安化为中心的这片区域，自古至今就属中华文明繁衍的重要地带，属于神秘的古梅山文化腹地。
安化茶的起源也注定是有故事的。安化梅城思游，是蚩尤成长的故乡，蚩尤一统梅山诸蛮，战败黄帝后身负重伤，遂流亡于山野尝百草而疗伤，有传说百草其一即为茶。据说在神农氏时代，湖南安化就有茶树生长，并被神农氏发现和利用。按照《神农本草经》的说法：“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古同“茶”）而解之。”这是一个与神农氏、炎帝共生的传说。
今天，沿着雪峰山脉，往东南400多千米就是神农的安息地“长沙茶乡之尾”炎陵。据说，神农生于历山（今湖北随州市境内），安化正好处于随州与炎陵之间，由此来推测，安化也是神农氏的重要活动区域之一了。
茶为国饮，发乎神农；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三湘。而关于黑茶功效的历史记载和传说在安化人的记忆里也从未间断：
西汉时期，张骞开通西域后，东西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一次，汉朝的商队无意中以被雨淋未及晾干致“发霉”的茶叶做药，使两个患“积食”病的蒙古族牧民起死回生。被问及何种灵丹妙药时，班超答曰：此乃楚地运来的茶叶。
安化境内有座辰山，此山被一些文史爱好者怀疑为清代顺治皇帝出家后的最终圆寂地，而顺治皇帝出家后从山西五台山来到湖南安化，正是沿着山西茶商开辟的安化茶道。
凡此种种，笔者走访安化老人后发现，当地人大多都信奉这些传说，坚信黑茶历史久远，养生保健，甚至能防御百病。住在资江边旧时水运码头边的张五妹（音同），她的母亲已经93岁，老人家有句口头禅便是：可以一天不吃饭，不能一天不喝茶。
在安化置县（1072）以前，这里地域荒野，人丁横蛮，不服当时朝廷的管制，被谑称“梅山峒蛮”。据史料，“梅山峒蛮”与越人梅娟有关，梅娟系越王勾践子孙，后为逃避楚王的逼害，改姓梅。汉高祖时，梅娟随长沙王吴芮来到湖南，在安化、新化一带繁衍生息，势力逐渐壮大。三国时候，“长沙益阳为山贼所攻”，山贼即为盘踞梅山的越人。
越人后因长期征战，官兵围剿，人马溃散，至隋唐时逐渐与当地汉人融合，再不见史籍。那时，马便是他们作战及生活的日常交通工具，马帮由此而生。从汉朝算起，茶和马，就是安化先民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
1972—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三号汉墓出土有“一笥”竹简，经考证为茶一箱。起初，箱内黑色颗粒状实物一时让人难以辨别，通过显微镜切片最终被确认为是茶。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围绕这箱茶叶从何而来，社会上产生了多种争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益阳市高级农艺师易梁生的考证，他从制作工艺、保存方式、历史人文等方面证明马王堆出土的茶叶来自湖南安化。
当然，安化黑茶的神秘不仅于此，从环境勘测的角度，安化境内的土壤、气候、云雾期的长短，都是种植、生产黑茶必不可少的条件。自古周围县域也有广泛种茶，但只有安化“惟茶甲诸州县”，这也是古往今来许多史料所记载的。
贰
官茶之争引发一场战争
安化先有茶后有县，宋熙宁五年（1072）开梅山置县“起疆之初，山崖水畔，不种自生”，属古野生茶生长的地方。而如果上文提到的马王堆汉墓里的茶叶来自安化，那么安化茶的历史，则至少可以追溯到2300年。
对安化茶最早的历史记载是在唐代。唐代饮茶之风盛行，饮茶习俗有很大变化，将生嚼解渴的粗犷饮用，变成了煮煎品茗的艺术，特别是陆羽《茶经》的问世使唐代“茶事大兴”，此时，安化黑茶开始引起世人关注。856年，唐代杨晔 《膳夫经手录》记载的“渠江薄片茶”，运销湖北江陵、襄阳一带，后进入长安，直至宫廷。五代毛文锡的《茶谱》记有：“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又说“谭邵之间有渠江，中有茶而多毒蛇猛兽……其色如铁，而芳香异常”。文中的渠江即现安化渠江镇，资水在此地的支流亦名渠江。
安化黑毛茶制作工艺流程，依次为采摘、杀青、揉捻、渥堆、干燥
但在民间，“渠江薄片”则名为“张良薄片”，相传为汉代名臣张良在安化渠江修道时初创，从汉代起便成为地方官员向朝廷进贡之物，而得“渠江皇家薄片”之名。
可以确定的是，在唐代湖南安化便已有“渠江薄片”生产，在当地还有些名气，而这种茶色泽为黑褐色，即典型的上等黑茶色泽，也就说明当时就有黑茶生产。
宋代以前，安化的茶树多为野生，到了宋代，在资江边上出现了大量茶场，还有“专官戍守”。朝廷就派专门的军队到安化收茶，再押运至西北，换成战马，这便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茶商军”。元明以后，安化开始大规模的人工种植茶：“深山穷峪，无不种茶。居民大半以茶为业，邑土产推此第一。”
黑茶作为正式称呼的起源，一般认为是始于16世纪初。据明嘉靖三年（1524） 御史陈讲疏记载：“商茶低仍，悉征黑茶，产地有限……”这是“黑茶”一词首次见诸文字。康熙年间的《湖广通志》载“长沙府出茶，名安化茶”，则是第一次在文献中出现“安化茶”一词。
安化黑茶问世后，西北茶商重点转入安化采购茶叶。据说，朱元璋的女婿欧阳伦，就是因私贩湖茶被皇帝杀了头。不仅如此，由于安化黑茶滋味浓厚醇和，而且量多价廉，深受西藏喇嘛的喜爱。以至于西藏喇嘛朝贡回藏时，拒绝朝廷所拨四川乌茶作为赏赐，而绕道湖广收买安化黑茶，这在当时是非法的。私茶业兴起，直接影响了明代边境的茶马交易，乃至引发了一场战争。
1572年，明首辅张居正即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一份诏书，下令关闭边境贸易。当时的茶叶贸易是由官方垄断的，但由于官方所制定的交易价格太高，导致民间包括黑茶在内的私茶兴起。黑茶产量多，质量也更好，这对官茶贸易冲击颇大。张居正发出的诏书就是旨在打击民间走私。
明王朝的本意是希望在关闭边贸茶市的同时严查贩茶私商、惩办违法官员，然而这些严厉的措施，却直接导致边贸茶叶供给完全被断绝。
一时之间，北方的蒙古及女真各部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中，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取消诏书内容，重开边境茶叶贸易。
在此期间，各部族也曾进行和平解决贸易问题的努力：建州女真首领王兀堂，向明朝辽东巡抚张学颜提出，只要能开放清河（中原边境军事要塞）茶马互市，他情愿“请得纳为质子”。但他的这个要求被断然拒绝，其他部落领袖向明朝提出互市贸易的请求则更不用提。
一场茶叶引发的“清河堡战争”最终爆发，3年的血战让当时的茶叶贸易几乎回到了原点。后来，随着明王朝宣布重开茶市，蒙古和女真各部的斗志被彻底瓦解，硝烟散尽后的清河堡再次成为茶马边贸重镇。
17世纪前期，四川边茶主要销康藏一带，西北边销茶逐渐由安化黑茶取代。万历二十三年（1595），御史李楠和徐侨为湖南茶叶在奏本中公然争吵，一个要求朝廷颁令禁运，免妨茶法马政；另一个认为湖南茶对西北游牧民族有利，不宜禁止。后经户部裁定，报请皇帝批准：自后销西北的引茶，以汉、川茶为主，湖南茶为辅。
至此，安化黑茶终于成为官茶。不过，清代乾隆以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上淡出，取而代之的是“边茶贸易”制度。
叁
陶澍、左宗棠与黑茶之缘
安化茶品质甚佳，口感极好，成为官茶之后更是一度出现“一茶难求”盛况。到了清代，安化“天尖茶”被奉为珍品，且被皇帝嘉庆、道光看上，成为贡品，赞誉“安化天尖雀舌”，也就有了“皇帝用茶为天尖，朝廷用茶为贡尖”之说。
安化籍名臣陶澍，作为道光朝的重臣，正好见证了家乡黑茶的鼎盛时期。作为一代名臣，他对家乡的茶叶感情至深，就因为《茶经》中并未对安化茶有所记载，他一度愤懑不平,“俗子诩《茶经》，略置不加省。岂知劲直姿，其功罕与等？”
陶澍还多次诗咏家乡茶，以此怀念故乡的同时，也把安化茶推向了全国。特别是在1815年的春节，陶澍邀请在京城的消寒诗社成员同集印心石屋，共品安化茶。在高朋云集的茶会上，陶澍吟五言长诗四首，详细介绍了安化茶的产茶历史、品质特征及艰辛的生产过程，简直就是一部“安化茶的述事史诗”。
后来，陶澍回家乡安化小淹镇，夜宿香炉山，又写下了历史上最长的茶诗。言辞之间，把黑茶归于他家乡的骄傲。
1836年，时任两江总督陶澍从江西经醴陵回安化省亲。醴陵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以一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乡，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弟子，翘首公归”赢得陶澍赞赏，两人成忘年之交，并约定结成儿女之亲。1839年，陶澍去世，左宗棠遵陶澍生前之托，于次年从岳阳湘阴赴安化操持陶家事务，抚教陶澍之子陶桄，并在此居住了8年。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左宗棠对安化黑茶有了深切的理解。
同治十三年（1874），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写信给湖南老乡、陕西布政使谭钟麟，回忆自己早年在安化小淹的所见所闻，涉笔成趣：安化后乡老小，届时打草充茶，踩成上篓，其中杂真茶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所谓草者，柳叶、茅栗之属，且并刈凡草入之。
安化永锡桥
当时，县志有云：“宁采安化草，不买新化好。”意思是说，当时有人宁可喝安化的杂草（粗毛茶），也不喝新化真茶。
由此可见，当年安化茶的抢手程度，茶里掺草，毫无掩饰，竟然不愁销路，连县志里面都有明确的记载，并且引以为傲。而左宗棠贵为封疆大吏，竟然也喝不到十成上品的安化黑茶。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这样写道：“上冬所库存陈茶一封，试看果皆草也。山、陕商贩不能办真茶，即高价所采亦多是粗叶，亦搀有杂草，但得真茶七八分，即称上品。至新芽初出，如谷雨前摘者，即小淹亦难得。每斤黑茶，至贱亦非二三百文不可得也。”
正是因为对安化茶的了解，收复新疆后，左宗棠便对安化黑茶实行“政府采购”，从而使得蒙古、俄罗斯和我国西北地区更加感受到了安化黑茶的神奇。
肆
“条条古道都是茶马古道”
当然，安化黑茶走向世界，离不开“一道一商”——茶马古道与茶商。最早来安化办茶的商人是陕商，但却是晋商把安化黑茶推向了其历史最高峰。
太平天国起义阻断了长江运输线路，中俄边境恰克图茶叶贸易受到了严重影响。虽然没过多久商路便得以开通，但是，福建地区的茶价却涨得很高。无奈之下，山西茶商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了开始生产红茶的湘西一带。
由于安化红茶产量的局限，无法满足恰克图市场的需求，山西茶商便把一部分安化黑茶也带到了恰克图。出乎意料的是，黑茶在恰克图也颇受欢迎，甚至还成了恰克图茶叶贸易中的主要品种。为了便于长途运输，茶商便把黑茶制作成砖茶和千两茶（千两茶也叫三和茶，因每棒茶重一千两而得名）。
晋商来安化办茶究竟始于何时，目前没有确切证据。但大多数人认为，晋商来安化办茶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以后，由于去福建的道路受阻所以才转道安化。安化黑茶研究代表人物、原安化县政协主席、县茶业协会首任会长伍湘安，和“万里茶道”湖南安化段申遗办主要负责人之一王以戬等人，则认为安化是“万里茶路”起点之一，理由是，除了茶马交易的历史和安化所处的地理位置及运输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物证——一口古茶钟。根据茶钟上的文字记载，这口茶钟是晋茶商在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铸造的。王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关于乾隆年间官方《茶叶章程》的文章，作为佐证。
为了方便收购和运输，茶商集资在安化县内又修建了一些茶马古道。与其他茶马古道路线不同的是，借助于资水横贯安化全境，茶商们在安化收购茶叶后，沿着这条茶马专道驮至江边集镇，再通过水运的方式销往外地。
这种“船舱马背式”的茶叶运输方式，也成就了安化与其他地区的茶马古道截然不同的一个特色——安化的这条茶马古道，如今已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在安化，其实条条古道都是茶马古道。”王以戬说，安化以茶叶立县是很多年以来的共识，很多人来安化总喜欢问一个问题：“安化当年的茶马古道是哪一条？想去走走。”但事实上，王以戬认为，只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是条古道，用马运过茶叶，运出后用来交易，就是安化的茶马古道。
安化前乡的茶，经过初制后，要运到后乡的资江边八大茶叶镇再加工，大都要走二三百里山路。以小淹、江南、黄沙坪等为中心，向全县各大茶山和茶乡辐射的大道，哪条能不载马和茶？
资江边八大茶镇加工出的茶叶，大都是走水路，由汉口中转，再向西北。连上川陕、川藏的茶马古道，再进入丝绸之路。但水运并不是安化茶的唯一选择。陆路走益阳，去长沙湘潭，500年里，安化走益阳的茶马古道，一样故事多多。
抗日战争期间，运茶通道被阻断，安化茶叶积压。黑茶理论之父彭先泽两次“西北万里行”，沿资江向上，从溆浦到黔阳，走贵州入四川，开辟新的茶马古道，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安化境内的茶马古道中，最具影响的是从洞市到高城一线。
洞市历史上是一个大乡，前些年在乡镇合并时才并入江南镇。在资江边的江南镇沿溪而上，有思贤溪风雨桥，桥上马蹄印迹历历在目。沿溪上去30里，是茶马古道上的驿站金田村。与金田相邻的茅坪村，有个接待过路茶客的“陶氏宗祠”。祠的西面，便是清代名臣、两江总督陶澍的祖坟山。
洞市上去30里就是高城村，这是洞市茶马古道上的一个神奇的景点。这个村历史上是宝庆、新化、安化、益阳等多个县之间的一个中转站，茶叶、盐、中药材等运输马帮都要在此住上一夜，有些货栈还在这里设有中转的仓库。村子背后，有气象万千、神秘秀美的“川岩江”，一条条茶马古道就在这条江边随山而行。
安化茶马古道上的茶亭——江南镇东风亭
古道上的安化黄沙坪古镇，建于北宋熙宁年间，背靠辰山，面临资江，是南方茶马古道的策源地。据当地人说，安化县第一支运茶马帮，就诞生在这里。马帮的首领，据说还是杨家将后代。
明清时期这里的茶叶从业人员达4万多人，茶号80多家。对岸资江一河相隔的唐家观，茶叶从业人员上万人，茶号20多家。“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是当时茶业兴旺的真实写照。那时，中国黑茶的70%产自这两个茶叶古镇。这条古道上的马帮至今尚存，被称为“最后的马帮”。
鸦片战争前，黄沙坪主产黑茶，清道光至民国初年，茶叶加工以红茶为主。鼎盛时期，清政府曾派军队保护茶商。民国时期，茶业仍然兴旺。据当地一位老茶农回忆，黄沙坪资江沿岸不到1.5千米沿线就有13个船码头，其中9个主要用来装运茶叶，有源生昌码头、三德玉码头、梅蓝货运码头、永泰福码头、福音堂码头、谦益盛码头、琦公码头……专门从事搬运的工人成立脚帮，帮众120人，常年靠此营生。
而在此过程中，许多人也靠薄本微利制茶卖茶起家，做成了大老板。山西人、陕西人、甘肃人，久已到此生根发芽，福建人、广州人也越过南岭北上，由湘江入资水，溯流而上黄沙坪开铺立肆，经营茶叶……成就了古镇昔日的繁华。
伍
万里茶路：一个祁县茶庄的贩茶之旅
目前，普遍认为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之乱，是安化黑茶崛起的一个重要契机。山西茶商通过安化茶马古道运输黑毛茶，到达资水沿岸的茶马古镇茶市（安化黄沙坪等），然后通过帆船经资江运往洞庭湖，再用大帆船转运到湖北沙市，经襄樊到老河口至泾阳或经襄樊后到山西晋阳、祁县。
山西茶商在湖南安化贩茶运往恰克图的路线，则为水陆两路：一路由常德、沙市、襄阳、郑州入山西泽州（晋城），北上抵张家口转恰克图；一路穿洞庭湖由岳阳入长江，下水至武汉，转汉水上抵樊城，起岸北上，经河南、山西抵张家口后转恰克图。
清代安化黑茶运输路线图（安化县文物所收藏）
1994年4月，祁县晋商文化研究所在进行文献整理时突然发现一本蓝皮旧书，扉页上用毛笔写有书名《行商遗要》，内容是为商之道总论。这本《行商遗要》是祁县渠家茶庄长裕川办茶厂、产茶、销茶的详细实录。这个小册子虽然不起眼，可却详细地描绘了当时晋商行走茶路的众多细节。
如记载从祁县到达湖南安化的路程：“祁30里至子洪。40里来远，打尖。”“60里至沁州，宿。60里至虎亭，宿。”“40里至交川沟，打尖。50里至鲍店，宿。”到达泽州府（今晋城市）住一宿后，即要出太行山、过黄河、经郑州，到达河南南部的赊旗镇（今社旗县）。文中还标明，从祁县到赊旗镇经过19站，总计陆路1355里。
到赊旗镇后，行程全部变为水路，要乘船。从赊旗镇沿唐河顺流而下，经湖北樊城，到达汉口，再南下过洞庭湖，到达湖南北部的益阳，至此水路基本上走完了。到益阳后，就要进山到产茶的安化地区了，从河南赊旗镇到湖南益阳，总计水路乘船共2655里。
《行商遗要》分别对南下采办茶叶、北上销售茶叶都有翔实的记载，并写有必须遵守的规则，其中，包括进入安化山区采办茶叶的准备，辨别茶叶品种和茶叶等级优劣的标准，加工各类茶叶的技术，运输茶叶通过各路关卡的税金比例，运送茶叶使用车、船或骡、骆驼的运费，甚至对伙友们进入安化后在各个茶行所用餐饮的费用是“行”内供给还是自备，均有规定。
到了张家口，茶商们将茶叶或卖出或改变包装、运输工具，继续北运至恰克图。由张家口到恰克图行程约2150千米，其中有400多千米是茫茫戈壁滩，常常是“绵绵斯道，几不逢人，自米盐薪水，无不咸备。百里不逢井，数日不见人为常事”。据《蒙古鉴》记载：“由张家口向西北逾阴山达沙漠，经察哈尔之察罕巴尔、哈孙固尔、梅章乌苏等地可到达恰克图和买卖城，山西茶商运茶多取此道。”有寒暑表以后，一官吏记下冬季严寒时的确切气温为-36℃，并记载人畜冻毙之情说：“本期京信，迟到五日，询知邮差，在途次第冻毙……沿途驼马，冻僵者亦不少。”
作家梅沽也曾做过这样的描写：
“
夏日酷暑，头顶烈日，足履灼沙，数日不见水源，如煎如炙；冬季，大漠高原，朔风呼啸，寒冷刺骨；春秋两季，时有风沙骤至，天地昧冥，填路埋人。间或遇骑匪出没，杀人掠货，死于天灾人祸的，时有所闻。黄沙埋白骨，风雪裹冻灵。旅途之艰险难以用语言形容。
”
到达恰克图，这是初期恰克图贸易的终点。“恰克图”的中文意思就是“有茶的地方”。1727年，中俄双方签订了著名的《恰克图条约》，将恰克图一分为二，旧城划归俄罗斯，新城归中国。清政府在恰克图另建新市街，名为“买卖城”。但没多久，旅蒙商就跨越国界到俄国经商。
清代茶引凭证
旅蒙商在茶路上打得最响的品牌是“川”字牌砖茶，它是由山西祁县茶商监制的。之所以被称为“川”字牌，是因为四家茶庄的号名叫：大玉川、大吕川、长裕川、长盛川。“川”字茶叶产地就在两湖，他们在湖南安化、临湘，湖北聂家市、羊楼洞都建有砖茶厂。
正是安化等地的茶把沿途上的中外各民族组织起来，从种植、加工、运输，到销售，跨国经营，于是就有了“万里茶路”。旅蒙商的茶叶之路并不止一条，但走恰克图是条主路。这条路也是整条陆上茶叶之路最为艰难的路程。当时人们把这条赴蒙古高原经商所走的道路，称茶马古道（又称草原丝绸之路）。
到达恰克图以后，茶商与俄商交换的主要是皮毛，“彼以皮来，我以茶往”。这种陆路运来的茶叶“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味反佳，非如海船经过南洋暑热，致茶味亦减”。到18世纪中期，茶叶已成为以食肉为主的蒙俄各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发展到“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程度。
至于俄国人、蒙古人如何嗜茶，俄国早有历史学家做过表述：“不论贫富、长幼都嗜饮砖茶，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
进入19世纪后，恰克图的茶叶贸易继续增长，迅速超过棉布和丝绸，牢牢地占据了第一位，茶叶也从恰克图向北向西延伸到欧洲。1820年，俄国西伯利亚总督斯彼兰斯基直言不讳地说：“丝织品已经结束了，棉布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
光绪七年（1881），一个叫乔治·凯南记者说：“几乎所有俄国消费的名茶都是由骆驼商队从中国北部经过蒙古带来的……这些茶叶从恰克图进入俄国，然后被重新包装，用毛皮包好，用线缝好，穿越西伯利亚大约4000英里的路程，最后到达圣彼得堡、莫斯科，或者下诺夫哥罗德一年一度的贸易博览会。”
1905年，横贯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竣工通车。从此，俄商由天津转口陆路运输到恰克图回国的货物，改由沿海北上海参崴，转铁路运输回国。加之印度茶和锡兰茶进入国际市场，逐渐打破了华茶独占世界茶叶市场的局面。
于是，在茶叶之路的起点，茶叶采集利益几被压尽，中途运输交通工具落后，课税林立，成本无法降低，终端由于俄商自行采办运输，质高价低，茶叶之路终究难以为继。
宣统元年（1909），俄国又突然对在俄华商课以重税，所征税额高出货价的数倍，借以驱赶窒息华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国内战争顿起，茶商损失无法计算。在亚欧大陆上繁荣了200年的茶叶之路，至此彻底消失。
陆
“喝酒就喝伊力特，喝茶就喝益阳特”
显然，明清两代，安化黑茶在边茶中的地位变化，是一个逐步由补充到主力、由配角到主角、由边缘到中央的重要过程。
由于黑茶在边疆民族兄弟日常生活中的特殊重要性，安化黑茶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及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推行“以茶治边”政策的重要手段。雍正十年（1732），云贵总督鄂尔泰以茶马互市控制云南边疆土司以及边境诸国战马数量，最后成功平叛并顺利推行改土归流就是一个著名案例。边疆少数民族以畜牧为业，以肉、乳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腻，涤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饮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至贵族，下至庶民，无不饮者。早在明万历年间，安化黑茶作为边销茶销往青海、新疆、内蒙古等省区，旨在稳定边疆、促进民族团结，故安化黑茶又叫民族茶、团结茶。
1885年，中俄边境重镇买卖城街头，满载货物的牛车
在新疆地区，民间流传一句俗语：“喝酒就喝伊力特，喝茶就喝益阳特。”不过他们对黑茶的印象，大多局限于“制作奶茶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并没有提升到近年来安化黑茶提倡的“保健茶、文化茶”层面。
成为钦定的“官茶”后，安化黑茶通过官营，逐步流入新疆等地。明清两代，朝廷在西北重镇设立茶马司，以茶叶换军马。进入新疆的茶主要由兰州茶马司供给。当时，黑茶加工技术日益成熟，此时已达到顶峰，出现了包装精美、紧致有型的“封茶”。“封茶”在特制的模具里筑紧成型，砖状有龟背，外封特制的皮纸，砖脊盖有五环标志的特殊印章，砖面有生产厂家（茶号）的名称，规格和重量一致。“封茶”是主要的“官茶”，毛茶原料主要由安化供应，在陕西泾阳生产，由陕西巡抚监制。
安化黑茶进入新疆的早期，是上等人家才能经常消费得起的珍重物品。特别是上等的天尖、封茶，一般牧民家庭一年难得一见。民国时期茶叶欠产的年份，一片重 2公斤的茶砖甚至可以换取7头羊。抗战时期，茶叶运输路线中断，新疆人民以炒熟的麦子、苦荞替代茶叶，没有功效，病茶者甚众。湖南省建设厅在安化设立砖茶生产厂，生产的砖茶绕道重庆运往兰州。从此安化成为国内最大的黑茶生产基地。
安化黑茶主要以砖茶的形式行销新疆全域，新疆人民通常把砖茶放入马奶、牛奶等奶液中煮沸，充作茶饮。据《当代青海简史》，到 1951 年年底，西北地区100%的少数民族喝上了茯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30 周年之际，中央代表团赠送给新疆人民的礼品，就是安化黑茶中的茯砖茶。
在历史长河里，从马王堆汉墓，到盛唐渠江薄片，船运马驮、大漠戈壁，安化黑茶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神秘之饮”、西北边疆民族同胞眼中的“生命之饮”，历史价值斐然。
而今，人们熟知的茶马古道早已淹没在历史烟云中，古道上的马蹄声已然随着历史的沉淀渐渐沉默。然而，茶马古道作为一条人文精神的承载之路，终为历史所铭记：一代代茶商马夫，既是贸易经商的生意人，也是开辟茶马古道的探险家；一条条茶马古道，既是运输通道，也是连接内陆与边塞、中国与世界的纽带。古道，瘦马，茶商，安化黑茶，共同制造了这段流传至今的神奇“茶马古道”文化。
（感谢安化县政协提供资料帮助。本文内容如有表述不当，概由笔者负责。）
伍秉鉴（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
世界首富伍秉鉴，2001年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刊登了一个《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了上几个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六位华人入选，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这六个人中，又唯独伍秉鉴是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所以伍秉鉴也是人们最关注的焦点 。
伍秉鉴（1769～1843年），字成之，号平湖，别名敦元、忠诚、庆昌，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
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也开始快速崛起，伍秉鉴成为了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总商。在经营方面，伍秉鉴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崛起。
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他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同时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成了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曾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天下第一大富翁”。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他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1843年，伍秉鉴在中国的动乱中病逝于广州，享年74岁。
唐廷枢
唐廷枢（1832年5月19日－1892年10月7日），初名唐杰，字建时，号景星，又号镜心，生于广东香山县唐家村（今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
清末洋行买办、洋务企业活动家。字景星。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1851年起，先后在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和上海海关担任译员10年。1863年进入上海怡和洋行充当买办，经理库款，经营丝茶出口贸易，开展航运，扩大洋行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的势力。同时，继续从事商业活动，大量附股洋行经营的保险、航运企业，并为洋行企业吸引大量的华商资本。
1873年任李鸿章主持的轮船招商局总办，成为洋务派官僚的有力助手。任职期间，招商局的营业状况颇有起色。1876年受李鸿章委托筹办开平煤矿。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到筹集资本、正式开采，都由他一手主持。开平煤矿的组成或附属部分，也都是在他的倡议或主持下兴办的。1892年10月7日卒于天津。
唐廷枢开始自己的商业活动和资本积累，是在担任香港殖民政府翻译时期，1858年以前他就在香港投资了两家当铺。其后在上海度出现的棉花出口贸易的高潮中，又从事棉花投机生意。他独自经营的修华号棉花行，成为外国洋行收买中国棉花的一个代理机构，并与怡和洋行发生业务关系。自担任怡和洋行买办后，唐廷枢的经济活动，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在担任怡和买办的10年中（1863～1872年），他除了为怡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以及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扩大洋行业务之外，还为他的老板投资当铺，经营地产，运销大米、食盐，甚至涉足内地的矿产开采。
他和怡和前任买办林钦合伙开设茶栈。为适应洋行收购茶叶的需要，他先后投资上海3家钱庄，以周转他的商业资金。为了买办业务和自营商业的两种需要，他又在洋行之中，设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为与整个对外贸易发生联系，他又建立起一套类似事务所的同业公所。上海丝业、茶业等3个与对外贸易关系密切的同业公所，在1868年以前相继建立。唐廷枢和徐润等人则是这3个机构的董事，是主持这些行业机构的核心力量。
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唐廷枢开始参加外国在华企业的附股活动。他在进入怡和以后的第五年，就附股于洋行经营的谏当保险行（Canton I nsurance Offi ce）。在华海轮船公司中，他是最大的股东之一。这个公司的第期股本1650股中，他一人购买400股，占公司股本的近1/4。他不但进入了该公司的董事部，而且担任了公司的襄理。他的附股活动，并不限于怡和洋行的企业，也附股于1867年成立的公正轮船公司（Union Steam Navigation Co.）和1868年成立的北清轮船公司（North China SteamerCo.）、美国琼记洋行（Augusti ne Heard andCo.）的苏晏拿打号（Suwonada）轮船和两家小洋行——马立司洋行（Morris Lewi sand Co.）和美记洋行（Muller H.and Co）的船队。
唐廷枢不但自己附股於外国企业，而且还为外国洋行吸收了许多买办和商人的资本，尽他最大的努力拉拢外国洋行在中国的生意。这些活动，不仅增加了他的额外收入，而且使他能对其所代表的中国股东，施加他的老板所希望发生的影响。对英商怡和洋行来说，“唐景星简直成了它能获得华商支持的保证”。美国旗昌洋行的老板说，唐廷枢“在取得情报和兜揽中国人的生意方面……都能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
徐润
徐润（1838—1911），又名以璋，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香山县北岭村（今珠海市北岭乡）人。父亲徐宝亭曾任清朝官吏，叔伯皆为洋行买办。清咸丰二年（1852），14岁时随叔父徐荣村经澳门抵达上海，在英商开办的宝顺洋行当学徒起直至工作16年。勤奋刻苦，悟性颇高，得洋行主管器重，成为领管各分行的总买办。其预见到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前景，决定购置江轮、船坞，将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作为洋行的主要业务，并将出口贸易拓展到日本，使洋行的进出口总值每年达数千万两白银，很快成为巨富。1863年，大量投资房地产业，在上海购地3000余亩，其中建楼宇占220多亩，年收租金12万余两，成为上海滩华商中有名的“地产大王”。今上海愚园路就是由其居住的“愚园”而得名。同时，其在广东旅沪商人组织的广肇公所中掌握财务权达20年，成为旅沪粤商的代表性人物。1866年李鸿章调兵镇压太平军余部时，其用自己运输茶叶的船只帮助李鸿章转运粮饷和军械，受到李鸿章赏识，后更捐资得授道员衔。1868年，离开宝顺洋行，结束买办生涯，在上海开设宝源祥茶栈，随后又在湖南、湖北等产茶区开设多家茶栈，向多个国家提供出口货源，并随时根据行情调整茶价以取得最高利润，成为“近代中国茶王”。1871年，受曾国藩委托，参与办理挑选幼童赴美国留学事务。
乔致庸
乔致庸（1818--1907），字仲登，号晓池，祁县乔家第三代人。他出身商贾世家，父亲是乔全美，幼年父母双亡，由兄长乔致广抚育长大。本欲走入仕途，刚考中秀才，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他是乔家门中最长寿的人，活了89岁，一生娶有6妻，因乔门中有不许纳妾的家规，都是续弦。6妻留下6子11孙。当国家到了国将不国的境地，大批银子流向海外时，他一改往日不治家宅的习惯，于同治初年耗费重金扩建祖宅，修建了著名的乔家大院，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
孟洛川
孟洛川（1851—1939.9.7） ，名继笙，字雒川，亚圣第六十九代孙，山东省章丘市刁镇旧军人，著名商人，祖辈为地主兼商人。1869年18岁开始经商时，即到北京负责庆祥、瑞生祥等企业的经营，从此一生掌管孟家企业。孟洛川一生多次举办慈善和公益事业，诸如设立社仓，积谷备荒；修文庙，建尊经阁；设义学，经理书院；捐衣施粥及捐资协修《山东通志》等。因此博得慈善家的称号，被誉为“一孟皆善”。有相关电视剧《一代大商孟洛川》。
他在涉足企业的最初20余年间，生意有较大发展。1893年(光绪十九年)和1896年，先后在北京大栅栏和烟台开设“瑞蚨祥”，经营绸缎、洋货、皮货、百货。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前门一带被焚，瑞蚨祥成为一片瓦砾，不得不迁至北京天桥设摊营业。1903年，北京瑞蚨祥新营业楼落成。后又在北京增设瑞蚨祥鸿记绸缎店、西鸿记茶店、东鸿记茶店、鸿记新衣庄。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青岛设立瑞蚨祥缎店。次年，在天津增设瑞蚨祥鸿记缎店。1924年，济南瑞蚨祥增设鸿记分店。所经营的瑞蚨祥、泉祥等“祥”字号商号，遍布京、沪、津、济、青、烟等大中城市。至1934年，已分别在北平、天津、济南、青岛、烟台、上海等地设立商号达24处，有员工1000余人，房产3000余间。1900年资本总额约40万两银子，到1927年时，年利润即达300万两白银。 他除投资于企业外，还广臵田宅。在章丘有田产2300余亩，另在山东沾化、利津、泰安、莱芜臵有庄田。章丘之住宅为六进院落，前厅后楼、左右厢房共近100间。为当时中国知名的民族商业资本家，京津及济南等城市报纸皆以“金融巨头”称之。
在他的每次捐赈之后，清地方大吏必为其奏请封赏。1891年(光绪十七年)—1894年，福润任山东巡抚期间，为他奏准江苏即用候补道之职；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山东受灾，巡抚毓贤委孟洛川为平粜局总办，孟洛川与其兄孟继箴认赈巨款，毓贤为其奏准知府补用道二品顶戴；1905年参与组建济南商务总会。1908年 (光绪三十四年) 山东劝业道成立后，被任为济南商务总会协理；1906年—1909年端方任两江总督期间，为其奏准头品顶戴；朝廷还诰封其为奉直大夫、诰授为光禄大夫。孟洛川善于结交权贵，其中最著名者为袁世凯。袁父死后，他作“三多九如”贡席，亲往路祭； 袁母出殡，他担任治丧总管。袁世凯于1914年7月18日任命孟洛川为参政院参政。晚年孟洛川无力驾驭诸代理人，各店号走向萧条。1939年9月7日病逝于天津。
唐翘卿
唐翘卿(1841—1925)，族名高亮，字国泰。唐家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少时到上海一茶庄当学徒。经十余年辛勤工作，由学徒、跑街升至坐茶庄，因常到各省产茶区洽谈茶务，使他不仅熟悉茶叶商务，并精通制茶工艺。清同治六年(1867)，唐翘卿在九江自设“谦顺安”茶栈，接着，在汉口与上海设立分号。
翌年，上海茶业公司成立时，他与唐廷枢，徐润均为该行董事。除茶业外，唐翘卿还投资于仁济和保险公司，池州煤矿及上海地产业与香港金融业。唐翘卿十分关心社会公益事业。他是上海广肇公所(广东商民在上海设立的同乡会馆)的创办人和会董；参与唐廷枢、徐润等建立仁济医院、普育善堂、辅元堂等慈善机构；资助上海格致书院及英华书馆。在家乡，创办翘卿家塾，发展教育；创议并集资购买“都益号”小火轮，航行于香港、唐家与上栅间，改善交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商为垄断国际茶叶市场，将其控制的南亚“西冷红茶”倾销中国，企图扼杀中国传统的制茶工业。民国8年(1919)，由唐翘卿出面，将分散经营的茶栈合并，成立了规模宏大的“华茶有限公司”，由其子唐季珊出任总经理。华茶公司向国外引进新式制茶机器，改进包装与焙制方法，积极培育推广良种，增加新的规格与茶叶品种，中国的制茶业不仅在国内击退英商的进攻，并远销海外，几乎垄断美洲市场。民国14年(1925)，唐翘卿病逝于上海。
吴荣寿
吴荣寿(1873—1934)，字永柏，号俊德。近现代著名茶商，著名徽商。又名俊德，字永柏。安徽歙县岔口乡人。吴荣寿童年时代随同父亲来到屯溪，学习茶叶经营，以精通制茶工艺和善于鉴别毛茶著称。1901年父亲病故后，他大胆拓展业务，在屯溪阳湖开办吴怡和茶号，专门制作外销高档茶。数年后，又创立吴怡春、吴永源、华胜等茶号，进一步扩大外销精品茶的产量，每年制销高档屯绿数千担，最多年份高达2万担，占屯绿外销半数以上，成为徽州现代第一大茶商。吴荣寿决心对茶业经营进行革新，企望创出新品名牌茶叶，他以重金聘婺源制茶名家汪汉梁为总管，在选料与配方上融婺、歙两家为一体，制成了色、香、味焕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特贡"等茶，在上海一举夺得绿茶评比魁首。1927年前后，茶叶价格狂跌，加上朱富润火烧屯溪商业街，几度大损失使吴怡和等茶号一蹶不振。
王相卿
王相卿，民族工商业家、山西著名商人、清朝晋商旅蒙商号“大盛魁”的创始人。“大盛魁”商号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跨国贸易商号，崛起于清代的内蒙古草原，绵延近三百年，几乎与清朝的历史同步。其鼎盛之时，拥有包括汉、蒙、回、满各民族员工近万人，国内外分号82家，骆驼2万多峰，资产超过白银1亿两，经商足迹遍及全国各省及俄罗斯和中亚诸国。在本土商业史上，一直流传着“南有胡雪岩，北有大盛魁”之说。
大盛魁商号，被誉为“草原第一商号”，这个由汉人在草原上建立起的巨大事业，堪称是蒙汉乃至中俄贸易的一座里程碑，也为民族交流、融合刻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大盛魁的创办人并不是什么富户大商，而是三个小贩。原来康熙年间，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中，由于军队深入漠北，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砂碛地方，运粮尤苦，遂准商人随军贸易。在随军贸易的商人中，有三个肩挑小贩，即山西太谷县的王相卿和祁县的史大学、张杰。他们三人虽然资本少，业务不大，但买卖公道，服务周到，生意十分兴隆。清兵击溃噶尔丹军后，主力部队移驻大青山，部队供应由山西右玉杀虎口往过运送，他三人便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称“吉盛堂”，康熙末年改名为“大盛魁”。
大盛魁总号设于归化城，以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为中心，活动于外蒙古和内蒙古西部地区。它拥有清廷所发的“龙票”，以放“印票”账为主要业务，经营日用百货、牲畜、皮毛、药材。
到嘉庆初年，大盛魁已发展成为称雄于塞外蒙古市场的垄断性大商号。同治到光绪初年为其极盛时期，已积累了两千万两的巨额资本，每年贸易金额达九百至一千万两银子。大盛魁做出如此令人瞩目的业绩，靠的主要是它独具一格的经营模式。
何一凤
何一凤（1887—1971），字晓楼。其父何为儒，字国候，乳名二狗，所以人称二狗财主。何为儒先经商，后在河南任七品县令。生有七子二女。何一凤是长子，故人称“大少”。他从小私塾读书，耳濡目染，受儒学思想影响较深。
永聚祥茶庄茶叶罐
清祁县晋商名门何家十三世鼎盛时期资本家、何家老字号永聚祥茶庄的创始人，也是集祥云集烟店、晋昌源铁铺、天禄园饭馆、复清当当铺、义生店油坊、聚珍店转运站等七大商号的总主管人。永聚祥茶庄开设于清道光年间，地址设在祁县城内东大街路北，由何一凤斥资4.5万两白银独资经营，在汉口、天津、西安、张家口、呼和浩特等地都设有分号，是个规模巨大的茶叶产运销一体化的商业集团。茶庄十分注重质量，讲究信誉，其还在祁县城内专设门市部，批零销售。何一凤开辟的万里茶路将富庶的江南与广袤的漠北乃至欧亚大陆连接了起来，促进了南北民族大融合，推动了中外贸易的交流。
渠映潢
渠映潢（1758—1832），字天池，渠同海第三子。
渠家大院
渠映潢长大后，在继承父业的基础上，于乾隆、嘉庆年间增设“长顺川”、“长源川”两大茶庄，从事国际茶叶贸易。从湖南、湖北采办茶叶，运往张家口、杀虎口，再转运至蒙古、俄罗斯等地。道光、咸丰年间，其子渠长发、渠长瀛又增开贩盐业务。传至其孙渠源潮、渠源浈时，渠家共开有五家票号（百川通、三晋源、存义公、汇源涌、长盛川），四家茶庄（长顺川、长源川、长盛川、诚记茶号），三家匹头、绸缎、夏布庄（长裕川、晋裕诚、集庆和），一家药店（永春园），一家古籍字画、文具店（书业诚），一家点心食品店（是盛楼）。渠氏商业达到鼎盛。据清人徐珂《清稗类钞》估计，渠家资产在三四百万两白银。
渠家发家后，历经数代，在祁县古城东半城大兴土木，营造宅院，人称“渠半城”。
范永斗
范永斗，祖籍山西介休。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张家口。早在明朝初年，范氏就在张家口和蒙古地区做生意，历经七代，传至范永斗成为张家口地区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富商，时人称其“贾于边城，以信义著”。当时，居于东北的女真族建立后金，由于和明王朝的敌对关系，他们所需要的军事、生活物质，只能通过张家口的贸易市场获得，也就是以张家口为基地运转过去，范永斗和其他七家商人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生意，“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据道光年间的《万全县志》记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
从十六世纪中叶起，物资丰富的张家口吸引着蒙古和俄国商人，他们千方百计打入张家口贸易市场，而在张家口经营茶叶的山西商人也想方设法与蒙古、俄国商人通商。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在张家口的山西茶商与蒙俄商人打开了贸易通道。为了扩大中俄贸易交流，康熙五十八年 （1719年），俄国彼得大帝命使臣叶马罗到中国商讨扩大通商办法。雍正五年（1727年），俄国沙皇加德麟遣使来中国，要求通商。清政府于同年八月与俄国商定了通商措施。中国派蒙古王郡策凌、内务大臣四格待郎与俄国使臣图理琛在恰克图 （中俄边界）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双方规定“恰克图为两国通商之地”。此后，这里变成了中俄两国商品交易市场。恰克图市场分为中俄两国两个贸易圈，俄国市场称恰克图，中国市场称买卖城。据后来一位清朝官员王先谦在一份奏疏中说：“从前，张家口有西帮（指山西商人）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
当时，在张家口经商的山西商人主要以经营茶叶为主。清乾隆末年，在张家口大境门外对俄国茶叶贸易商号有50余家。山西介休县张原村人茶商范永斗开设“大川玉”茶店，在福建购有茶山5000亩，茶场7座，成为晋商之首。茶商将茶叶由福建走水路运到汉口，加工后装车转运到张家口。张家口“大川玉”茶店有600余人细加工茶叶然后包装，用牛车、骆驼运到蒙古库伦和俄国恰克图贸易市场。据《山西外贸志》上说，从同治八年（1869年），山西商人向恰克图运送茶叶颇多，是年《汉口关册》中记载：“山西商人，由陆路运往恰克图的茶叶，估计有功夫茶48000箱，还有红绿茶计98500筐，即62760担。”两项合计约11万担。到同治十年（1871年），山西商人的输出能力已达202184担。
当时，山西人在张家口经营茶叶的商号有四大茶庄：长裕川、长盛川、大玉川、大昌川。这“两大”“两长”是山西祁县人的商号，所以称“祁县帮”。尤其是“大玉川”是清廷御贴备案的商家，持有“双龙红贴”，这红贴就是通行蒙古草地的通行证。俄蒙商人看到红贴后，就放心大胆地同他们进行贸易，“空口无凭，红贴为证。”当年清政府还赐给“大玉川”一块双龙石碑，上刻着这家茶庄在旅蒙、旅俄中的贸易活动，赞扬了山西商人们的功绩。大川玉茶店掌柜是介休县人范永斗后裔，清政府为了表彰范氏的经商活动，曾赐黄马褂、御食和牌匾等物。
资料整理：福茶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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